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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小說語言研究思路的細化
白話小說語言研究思路的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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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談論白話小說的語言時,不僅要注意它與文言小說不同的語言特點,而且還應注意到白話小說在小說實際創作中的多體式特點。也就是說,白話小說語言除了有著與文言小說語言不同的共性外,還有著內在的差異或者豐富性。如果說文言小說的語言也可能存在著風格上的差異,那么白話在小說中的運用還會隨著時代、地域、文體以及創作者的不同產生更大的變化。簡而言之,白話小說語言的諸多差異可以從三個層面來把握:
  一、與文言區別的白話文學語言
  二、因時代、地域、文體而有所不同的白話文學語言
  三、同一時代、文體因創作者而不同的白話文學語言
  第一層面的白話文學語言可以作為一個整體來審視;第三層面的白話文學語言則必須作為無數的個體來審視;比較而言,第二層面的白話文學語言是第一層面的細化,但又偏于概括,還沒有分解到第三層面的純個體語言上去。在我看來,對白話小說語言的研究應建立這樣的由粗到細的立體思維,而相對來說,第一、三兩個層面是研究者討論較多的,我這里主要想談談第二個層面的問題。
  如上所述,第二層面的白話文學語言至少包含著時代、地域、文體等三個影響其特點的因素,它們有著不同的表現與意義。
  首先,白話的發展及其在小說中的運用有著一定的時代特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從北宋話本到《紅樓夢》,在文學史上是文學發展的過程,從語言學的角度講,則是由近代漢語走向現代漢語的過程。”①在近代漢語的研究中,有不少論著探討了白話的不同時代特征,北京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徐時儀著《漢語白話發展史》就將白話的發展史分為先秦至魏晉南北朝的白話,即白話的露頭期;隋唐至元代的白話,即白話的發展期;明清時期的白話,即白話的成熟期。還有一些論著進一步探討了近代漢語在宋元明清更為細致的演變,如有學者指出,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四個不同時期,近代漢語的副詞處于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②由于這些論著所采用的語料主要來自白話小說,因此它們所揭示出的語言變化與白話小說的發展歷程有著某種一致性,值得我們認真參考。
  大體上,唐代說唱文學中,白話語言的運用還相當粗陋,這既是白話本身發展的反映,也是白話作為一種文學語言初起階段的結果。宋元時期,白話在不同場合得到運用,顯示出它正在成為一種社會公認的正式表達與交往方式。如在一些語錄體著作中,白話的運用很突出,宋代普濟著《五燈會元》中有這樣的對話: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于市肆行,見一客人買豬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個不是精底?”師于此有省。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腳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個甚么?”宗曰:“似個貓兒。”宗卻問師,師曰:“似個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個大蟲。”③
  其中的對話用語,很容易使人想到后來《水滸傳》中所寫魯達對鄭屠說:“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差撥對武松道:“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你敢來我這里,貓兒也不吃你打了。”
  在宋元的文言小說中,白話的運用有時也超出了以往作品中只是口語詞匯的插入,如《夷堅丁志》卷十《建康頭陀》敘一“頭陀”面對一批學生驚訝地說:“異事!異事!八坐貴人都著一屋關了,兩府直如許多,便沒興不唧溜底,也是從官。”其中一位學生一向鄙視外號“秦長腳”的人,便說:“這長腳漢也會做兩府?”而頭陀說:“諸君莫笑,總不及此公”,“他時生死都在其手”④。這個“秦長腳”就是后來的太師秦檜。這里的對話有著極為鮮明的白話色彩。
  與這些散見的白話相比,宋元話本中的白話,已經開始顯現其作為一種敘事文學語言的獨特表現力與藝術魅力,無論是《快嘴李翠蓮記》中出口成章、酣暢淋漓的韻文,還是《西湖三塔記》《鬧樊樓多情周勝仙》等中的人物對話,白話的運用都充滿了不假雕飾的市井生活氣息。當然,宋元時期的白話與后來通行的白話還有不小的距離,有些當時的白話文獻,今人閱讀起來,并不比標準古文更容易懂。而話本小說中的白話固然生動豐富,但同時也還帶有過于樸拙、粗陋的特點。
  明中葉是白話小說發展的高峰,這一時期的白話語言也更為成熟。我在《奇特的精神漫游》一書中,曾粗略地分析了《西游記》的語言特點。可以說,《西游記》《金瓶梅》的文學史意義,很重要的一點就體現在白話敘事文學語言的成熟。一方面它們比此前小說中的白話更接近現代漢語;另一方面,又顯示了更富有文學價值的語言個性,這種個性與它們在題材、旨趣等方面的不同有關,也與小說家運用語言的能力與旨趣有關。當白話文學語言開始有了個性化的特點后,它才有了區別于或者超越于文言的可能性與實質意義。正是在此基礎上,清代的小說如李漁的作品、《儒林外史》《紅樓夢》《兒女英雄傳》乃至某些二三流的作品,在白話語言的運用上,才更全面地展示出它作為敘事文學語言的成就。
  如果上述粗略的描述可以成立,那么,到晚清之前,白話在小說中的運用也許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唐代說唱文學階段、宋元話本階段、明中后期白話小說成熟階段、清前中期小說繁榮階段。這樣的劃分至少有兩方面的小說史意義,一是我們可以確認這樣的觀點,即伴隨著白話的發展,小說家對白話的運用也越來越嫻熟,越來越具有個性化的特點,顯現出一種由樸質到純熟的演變,因此,有必要細化對各個階段白話文學語言特點的總結;二是隨著我們對小說白話語言階段性特點認識的逐漸清晰,我們對每一部小說的語言成就與價值可以作出更準確的評判。錢玄同曾經從“國語的文學”發展的角度評價《儒林外史》是一部較早采用“普通話”(亦即“國語”,俗稱“官話”)寫成的文學作品,是“國語的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⑤。其評價當否,可以討論,但在小說史研究中著眼于白話文學語言的發展,卻是必要的思路。
  其次,地域性的不同對白話小說的語言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文言作為一種書面語,有著超地域性特點,而白話的方言差別卻極為明顯,這必然在小說中有所反映。而方言作為一種文學語言或文學語言的因素,同樣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從方言詞匯的偶然出現,到有意識地采用方言作為小說塑造人物、展現環境的一種手段,再到方言小說的產生,方言在小說中使用量逐漸增多。
  在古代小說研究中,方言經常被作為考察作者情況的依據,但這些還遠不足以說明方言的意義。從文學語言的角度看,方言在小說中至少有如下三個作用:一、作為寫實性描寫的一部分,方言有助于復現原生態的語言情景及其對人物關系的影響。二、方言有助于強化人物語言的個性化,從而展現人物的身份、性格等特征。三、方言經過不斷的嘗試與提煉,充實小說的文學語匯。事實上,方言俗語不僅表現在人物語言上,同時也大量融入了作者的敘述語言。
  這并不是說方言使用得越多,越代表著小說語言的進步,方言的運用顯然有一個度的問題。有關小說中用方言的問題,吳組緗先生曾經寫過一篇題為《文字永遠追不上語言》的文章⑥,在這篇文章中先生充分肯定了方言的表現力,又指出在小說中運用方言有種種困難,他特別提到《金瓶梅》、《海上花列傳》、《九尾龜》等運用了吳、魯方言的作品,指出這些小說的作者“想來他們的運用土語也曾經過選擇,并且受了文字的限制,未必能夠純粹,更未必與其口語符合一致,但我們讀者已經感覺許多地方不能懂”。也就是說,方言可以使特定區域的接受者產生親近感外,也可能在更大范圍內形成一種接受障礙。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小說家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如果拿也是馮夢龍搜集整理的《山歌》與“三言”對比,我們很容易發現,前者的語言可能由于音樂方面的原因,更接近原生態的吳方言口語,較之“三言”里面用到的吳語更難懂些。換言之,馮夢龍在編創“三言”時,對方言的選擇與使用更為慎重。其他白話小說也多是如此,《豆棚閑話》第十則中,作者在引述蘇州竹枝詞時就說過“略帶吳中聲口,仍是官話,便于通俗”的話,這大致也可以反映不少明清小說拿捏方言與官話時的態度。這就提示我們,白話小說家在運用方言增強地域色彩、豐富語言的表現力的同時,又努力兼顧著更廣大的讀者群,他們的成功與不足也是小說史研究應予關注和總結的。
  第三,白話的運用與小說的文體也有很大的關系,這當中至少也包括兩方面的重要問題,一是由于白話小說體式與作者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特點的白話文學語言風格或范式;二是文言與白話在語言層面和小說文體層面都存在著廣泛的交融,淺近文言與高雅白話的語言風格使得小說家在創作中顯得更靈活多變。
  從白話的發展史來看,首先是在某些特定的文體中運用的,除了小說、戲曲,語錄、書信、某些公文(如公案)中,也常見白話的運用。這些不同文體中的白話有某些共同點,如都力圖保持或有意呈現思想與敘事的本真狀態,都與書寫者擬想的接受者有關,也都與這些文體的特定功能有關。但對白話小說而言,還有一個關鍵性的因素造成了白話語言的不同面貌,也形成了不同的文體風格,那就是作者或敘述者。比較明顯的差別也許可以劃分為藝人體和文人體兩種。
  所謂藝人體,主要指源于說書藝人的敘述風格,這種風格的白話文學語言主要有這樣幾個特征:第一,敘述樸質無文,以傳達情節為基本目的,相對來說較少雕飾的。有之,則多為詩詞之類的引用,文白的結合是外在的。這里不妨以《簡帖和尚》為例,頭回之后,“說話人”(敘述者)說道:
  下來說底便是“錯下書”。有個官人,夫妻兩口兒正在家坐地,一個人送封簡帖兒來與他渾家。只因這封簡帖兒,變出一本蹺蹊作怪底小說來。正是:“塵隨馬足何年盡?事系人心早晚休。淡畫眉兒斜插梳,不忺拈弄繡工夫。云窗霧閣深深處,靜拂云箋學草書。多艷麗,更清姝,神仙標格世間無。當時只說梅花似,細看梅花卻不如。”
  東京沛州開封府棗槊巷里有個官人,復姓皇甫,單名松,本身是左班殿直,年二十六歲;有個妻子楊氏,年二十四歲;一個十三歲的丫環,名喚迎兒,只這三口,別無親戚。當時,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襖上邊,回來是年節第二節……⑦
  在這一段敘述中,“說話人”先引了一首詩,這應該是寫女主人公外貌的,但敘述中并未明言,其優雅從容的詩歌語言與情節若即若離,而接下來對主人公家庭的介紹,轉為散體白話,則極其簡單明了,略無描寫。
  藝人體的另一特征是不但在人物對話中使用接近原生態的口語,敘述語言也如此。這方面的文字材料雖不多,但也有一些小說保留了這方面的痕跡。如《小五義》第五十回開頭有這樣一段:
  且說張豹上樹林找徒弟。他本來沒本事,誰還肯拜他為師哪?皆固有個便宜,拜他為師,跟他學本事,一家無論有多少口人,娶兒嫁婦,紅白大事,吃哈穿戴,全是師傅供給。這個徒弟就擠破了門了。可有一樣:得他如意才收,他不如意不要。總得像他那們(么)渾他才要哪!⑧
  我這里引用的是金藏、常夜笛校點的本子。此本有意保留了《小五義》原來說書人的口吻,其中“那們”即“那么”的口語語音,“吃哈”應為“吃喝”的語音,至于感嘆詞“哪”及整個講述風格也都是藝人的口吻。
  藝人體還有一個特征就是較多運用敘述套語,這與通俗文藝的創作、傳播特點有關,藝人間的經驗積累與繼承、接受者(“看官”)欣賞習慣的穩定化,都使得敘述套語的形成和運用成為一種早期白話小說的語言標志。這當中包括敘述節奏的把握(“說時遲,那時快”等)、結構的展開(“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等)、敘述可信度的建立與評論的發揮(“有詩為證”等)、描寫的引入(“但見”、“正是”等)。對這些作品來說,套語不只是幾個簡單的詞語,它是與整個體制聯系在一起的,因而一定程度上也決定著作品的語言風格,例如藝人提到“說時遲,那時快”時,接下來的描寫往往相當詳盡瑣細。
  再說所謂文人體,這主要指明代中后期文人獨立創作小說日益普遍以后所形成的白話小說的語言風格。其中有兩點最為重要,一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語言的個性化問題。由于早期藝人體的小說有著不同程度的藝人共說性、傳承性,在語言上,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普遍的共性特點。而文人小說家的創作主體意識不斷強化,語言的個性色彩也逐漸鮮明起來。《西游記》的豪邁、《金瓶梅》的直露、《儒林外史》的深沉、《紅樓夢》的細膩,等等,千差萬別,豐富多彩。即使有些小說家偏向藝人體或者有意模仿藝人體,但模仿的角度、程度不同,也會顯現出某種差異。以《兒女英雄傳》為例,語言相當俗白,接近藝人的敘述,但作者文康有較高的文學素養,對《紅樓夢》這樣的較為雅化的小說同樣有所借鑒。同時,在題材上,他又力圖糅合“兒女”與“英雄”,使言情小說的委婉和俠義小說的豪爽相互補充,創造了一種頗具特色的語言風格。
  文人體語言的另一個特點是在白話敘事語言的基礎上,將文言語匯及其審美特點,更自覺、更全面地融匯進來,通過雅俗相兼,進一步提高了白話的表現力和文學化程度。不言而喻,這種文白、雅俗相兼的程度也是各不一樣的,如果說《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代表了這種融合的最高境界,還有一些則更偏向才學的顯揚,形成了一種高雅的白話,或許可以將其作為文人體的一個支派稱之才子體。如在才子佳人小說中描寫才子佳人的語言高雅華麗自不必說;就是描寫卑俗小人,其語言也往往與整體雅化的語言風格一致,如《玉嬌梨》中第八回敘張軌如到客廳坐下,白公見他生得形神鄙陋,骨相凡庸:
  ……禮畢,張軌如又將贄見呈上。白公當面就分咐收了兩樣,隨即看坐。張軌如又謙遜了一會兒,方分賓主坐下。白公說道:“昨承佳句見投,真是字字金玉,玩之不忍釋手。”張軌如道:“晚生末學菲才,偶爾續貂,又斗膽獻丑,不勝惶恐。”白公道:“昨見尊作上寫丹陽,既是近縣,又這般高才,為何許久倒不曾聞得大名?”張軌如道:“晚生寒舍雖在郡中,卻有一個小園在前面白石村中。晚生因在此避跡讀書,到了城中住的時少,又癖性不喜妄交朋友,所以賤名不能上達。”白公道:“這等看來,到是一個潛修之士了。難得,難得。”說不了,左右送上茶來。⑨
  從這一引文,我們可以感受到與前面所引藝人體完全不同的敘述風格。這種白話風格明顯受到文言的影響,即使是不學無術的財主張軌如,說起話來也是文縐縐的。當然,這也是作者所要諷刺的裝腔作勢。
  除了作者的因素,題材類型也會影響小說家采用怎樣的白話,演義體、公案體以及上面提到的才子佳人體小說,語言的差別也是很大的。例如明代中后期的一些公案小說集《詳情公案》、《新民公案》之類,語言質實簡明,幾乎沒有任何描寫,這與才子佳人體的語言風格迥然不同,這種不同并不一定是由作者的文學水平決定的,它還與特定題材及其讀者對此一題材的欣賞習慣有關。而各種題材類型作品中的白話,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公案體中,主要作為讀物的上述作品,與《施公案》等的語體風格就存在明顯不同,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既與后者在書場上的流行有關,也與公案小說與俠義小說的合流有關。同樣,演義體初期的經典作品《三國演義》采用的淺近文言,清初的《隋唐演義》則因融合了英雄傳奇的內容,轉向了較為俗白的語言。遺憾的是,我們還很少看到對不同題材類型中白話語言進行分門別類研究的論著。
  以上從三個方面簡單概述了白話文學語言的復雜特點,如果說時代所造成的變化主要具有語言學方面的意義,地域所帶來的更多是一種文化上的差別,而文體所形成的不同語言風格則是文學的區別。這種種不同表明,當我們討論古代小說中的白話時,有必要細化思維的角度,以一種小說史的眼光深入到白話文學的發展與具體運用中去。
  收稿日期:2007-11-06
  注釋:
  ①顏景常:《古代小說與方言》,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頁。
  ②參見楊榮祥:《近代漢語副詞簡論》,《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
  ③以上兩條均見《五燈會元》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49、159頁。
  ④《夷堅志》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20頁。
  ⑤《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9頁。
  ⑥載《苑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
  ⑦程毅中編:《宋元小說家話本》上冊,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版,第316頁。
  ⑧《小五義》,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頁。
  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頁。

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08~11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勇20082008
劉勇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博士。北京 100871
作者: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08~11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勇20082008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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