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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知識分子·文學話語
知識·知識分子·文學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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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代社會,科學知識通常體現為一種特定的話語系統,它具有相當嚴格的規則。知識分子則是一批使用這種話語系統的人。
  商業社會的驟然降臨迅速暴露出知識分子的尷尬,在金融與商品的巨大聲勢面前,知識分子的音量微不足道。使他們能以仍舊保持情懷的,恰恰是其所使用的話語系統,這一話語系統所包含的理性原則就會成為知識分子階層的職業人格。
  理性原則并非完美無瑕。但這一話語系統內部包含了自我調節的功能。這種功能的承担者便是作家,歷史上稱之為文人。作家有必要意識到,在人格的意義上,“知識分子”是他們不可放棄的一個稱號,他們需要接受這一話語系統為知識主體所規定的位置。
  知識分子的主題再度浮出話語的水平面,在某些刊物、報紙和某些圈子的聚談會之間流行。不難察覺,目前這一主題的再現不是來自思想資料的長足積累或者學術邏輯的必然引申,而是對知識分子的處境作出回應,換言之,歷史布景的急劇變換驅使知識分子重新為自己定位,或者重申這個階層的社會職責進行自我鞭策,或者為這個階層傳統角色所遇到的難題深感迷惘。
  這樣的現狀可能暗示了另一個處理這一主題的維面。這里,我打算暫時避開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根據知識與知識主體的關系談論知識分子。這種關系是分析知識分子處境的一個重要參照。現代社會,神學式微之后的許多知識均歸附于科學的名義之下,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科學知識通常體現為一種特定的話語系統。這個話語系統具有相當嚴格的規則。從學科邏輯、大師的榜樣到實驗室操作程序,這一話語系統的規則得到了層層貫徹,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知識分子首先是一批使用這種話語系統的人,這意味了什么呢?
  這樣,我有理由對不少知識分子所感到的危機作出分辯:這場危機來自話語系統內部,還是來自使用這一話語系統的主體?最后,這一話語系統是否也存在著阿喀琉斯之踵?
    一
  知識分子再度從中心位置滑向邊緣,這個事實通常是作為一個危機的表征被認識的。許多現代知識分子可以毫無惋惜地放棄謀士或者幕僚的身份,放棄參預政治運作的機會,但是他們卻不能輕易地拋開文化中心,不再充任一個社會的精神領袖、啟蒙者或者公理代言人。通常看來,失去了文化中心顯然得導致知識分子傳統的中斷——他們亦將失去注視公共事務、關懷人類命運的制高點,失去担當社會良知的精神高度和號召力。可是,商業社會的驟然降臨迅速暴露出知識分子的尷尬。“士”所棲身的歷史環境已經徹底過去;在金融與商品的巨大聲勢面前,知識分子的音量微不足道。股票行情與廣告奪取了大眾視域的時候,知識分子的艱深言辭又有什么吸引力呢?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喪失了召喚對象以后,類似的追問遲早要出現:如果不是傳統的精神殘跡或者個人的道德修養,知識分子社會關懷的真實依據是什么?知識分子的日常起居無法脫離塵世的供給系統,知識分子所贏得的個人待遇與他們的注視范圍形成一個反諷形象;除了他們所使用的話語系統,知識分子還有什么異于常人的秉賦?什么使他們仍舊保持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
  在我看來,恰恰是知識分子所使用的話語系統產生了巨大的作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一個基本觀點即是,主體并不是自由和自足的:主體僅僅是語言結構之中的一個成分,主體的位置是由語言結構設定的。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所使用的話語系統同樣體現出一種強大的規約力。盡管科學的話語可以按照不同的學科類別顯示種種的差異,但是,這種話語的基本規則是統一的。進入這個話語系統首先必須遵循理性原則。這個話語系統內部,人們有義務堅持真理,懷疑權威,寬容異見,舍棄獨斷和迷信。為了有效地保持上述特征,這個話語系統通常在邏輯、論證、追問——而不是想象或者臆測——的軌道上運行。眾所周知。這種理性原則是科學工作者的紀律,所有服從這一話語系統的人都不能任意違背。事實上,這也就是知識對于知識主體的基本規定,許多知識分子的性格原型——例如理性、嚴謹、精確乃至刻板、保守——無不可以在這種基本規定之中得到解釋。  
  如果將知識分子看作這一話語系統下面的共同體,那么,這一話語系統所包含的理性原則就會成為知識分子階層的職業人格,眾多知識分子的社會來源不同。他們可能出自書香門第,出自官宦之家,也可能出自窮鄉僻壤;同時,每一個和知識分子的經歷、修養和氣質也千差萬別,一些人可能風趣、豪爽,另一些人可能拘謹、嚴厲。盡管如此,知識分子的職業人格卻是一致的。這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向社會出示的特征。
  顯而易見,這種職業人格的意義遠遠超出了職業的范圍。它可能在職業范圍之外成為一種倫理規范。C·S·皮爾士談及科學的客觀與公正時認為,觀察性科學所使用的邏輯上推理是結合在一起的,它意味了一種合理知識公正的倫理學。[(1)]默頓從四個方面表述了科學的精神氣質:普遍論——真理必須接受非個人的標準檢驗;共產論——科學發現屬于共同體和社會協作的產物;無偏見的公正態度和有組織的懷疑精神。[(2)]這種精神氣質甚至在科學家之間形成了制度。如果將這種制度延伸到公眾社會之中,它將顯示出一個理性和自由的模型。庫恩從科學的理性活動之中看出了某種民主倫理學的內容。在他看來,那些忠于科學真理的人們之間可能形成一個小小的民主社會。這里的公民參預所有的決定。他們選擇某些人的思想、理論或者建議,同時又不斷地予以檢驗,去偽存真。此外,這種科學的民主還具有另一種需要尊重的品質:“我曾經強調過的社會協作是同對個人工作的特別尊重結合在一起的。假如古典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古典社會主義的沖突性主張將在一個完全健康的社會中得到調和,那么我相信,它將反映出科學內部的獨立性和相互依存性的這種美妙的合法性……”[(3)]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知識分子的職業人格同時暗示了這個階層的社會功能。換句話說,職業人格不僅是知識分子從事專業活動的基石,而且,知識分子在職業范圍之內批判什么,贊許什么,倡揚什么,他們的基本立場同樣依賴于職業人格的規范。
  一個社會的話語譜系之中,知識的話語系統不可替代。它不會為其他話語系統吞噬或者融化。一批深奧的概念、術語和范疇,種種嚴密的分析、歸納、證偽,檢驗、辯駁,不懈地指向真理與逼近真理的主題,這一切都抵御著其他話語系統的侵蝕。種種日常的話語無法截斷它的邏輯之鏈,真理的主題撇開了政治話語的權力集聚或者商業話語的利潤追逐。于是,除了表述專業結論,知識話語系統的另一個功能即是,頑強地抗拒世俗的包圍。這個意義上,知識話語系統對于其他話語系統具有制衡作用,它的基本立場無形地遏制了其他話語的系統的過分膨脹,從而為一個社會的話語譜系帶來必需的平衡。作為這一個話語系統的使用者,知識分子迅速推到異于世俗的位置上。職業人格導致知識分子天然地反抗迷信,拒絕盲目,避免輕率地皈依什么或者膜拜什么。即使在政治社會或者商業社會,真理的主題同樣規約他們不至于輕易向政治權威屈服,或者為商業利潤所誘降。這可能是一種激進,也可能是一種保守。總之,知識分子常常在公眾眼里扮演了一種不合時宜的形象。這是他們的骨氣,也為他們制造了數不清的悲劇情節。或許可以說,知識這一話語系統與其他話語系統的差距難以消弭,這使許多悲劇成為宿命。
  通常,人們往往將知識分子所承認的社會責任同他們的專業知識結合起來。這樣,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仿佛負有特殊使命,他們必須立即實踐他們所談論的內容;同時,另一些知識分子有理由置身于局外,他們的化學、生物學或者醫學與社會事務無關。這是一種錯覺。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用源于他們所共有的職業人格,即使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可能對于人文精神”或者“人文關懷”有著更多的理論沉思。同樣的理由,一個經濟學家可能縱談投資和利潤,一個政治學家可能分析權力與國家機器,一個營養學家可能考察城市居民的飲食結構,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崇拜利潤、投身政界或者追求口腹之樂。只要他們的談論使用的是知識話語系統,不同專業的知識分子仍然從屬共同的職業人格,并且因此站在知識分子的社會位置上。
  到目前為止,知識分子所意識到的危機是否導源于這一話語系統的危機?人文學科內部,德里達為首的解構主義也許正在制造一場前所未有的顛覆。在德里達他們那里,傳統形而上學等成為理論的打擊目標,終極或者本源這些概念逐一被宣判為譫妄。這有力地搖撼了傳統人文學科的基礎,使之陷入一個莫大的困境。然而,德里達的解構主義闡述并未逃出這一話語系統,概念、推理、邏輯、駁斥仍然主宰了德里達話語的基本運行,至少他的論述過程并未成為理性崩潰的標本。德里達的叛逆是一種知識分子的叛逆,這不僅使德里達與街頭文盲劃清了界限,同時還顯出這一話語系統在理性原則之下的充分彈性。這樣的彈性足以承受解構主義的沖擊。既然如此,這樣的疑問必將在下一個驛站提交討論:如果知識的話語系統并沒有遭到致命的威脅,那么,為什么許多知識分子卻感到進退失據呢?
    二
  知識分子失去了中心位置,這個事實的原因可以簡單地表述為:知識分子的職業人格在很大范圍內遭到了遺棄。對于知識分子說來,這是一個精神事件;盡管這一精神事件常常是通過知識分子的待遇低下表現出來。在許多人眼里,知識分子所得到的待遇令人鄙視的時候,他們的言論也就同時喪失了回聲。當然,反過來說也一樣;由于他們的言論被視為徒有其表的書生之見,所以他們不配享有更高的待遇。這再度證明一個事實:文化的權力并不是獨立的;目前而言,很大一部分文化權力依附于經濟背景,參照注冊資金沉浮起伏。知識這一話語系統內部的規則一如既往,可是,大眾的接受程度卻取決于這一話語系統的經濟聲勢。許多專業知識一旦與稅后利潤失去了明顯的聯系,知識分子的職業人格亦即顯露出了堂吉訶德式的可笑。
  解釋這種狀況的原因時,一些人某種程度地套用了后現代主義理論。“后新時期”這一概念顯然可以視為后現代主義理論的某種翻版。按照后現代主義的眼光,現在已進入一種“無深度”的平面;現代主義的整體性消失之后,個體選擇可以任意而為。這個時候,“啟蒙”理所當然地成為一個昔日的古董,知識分子應當明智地走下“精英”的圣殿,匯入大眾的世俗狂歡。超級市場、電子游戲機、MTV、卡拉OK、電視肥皂劇、高爾夫球場、海濱度假村雨后春筍般涌現。處于祥和的商業和消費力氣氛中,大眾享有了充分的文化空間。這種快樂的時刻,誰還需要知識分子不識時務的諄諄教誨呢?
  很難解釋的是,諸如“后新時期”這種歷史分期或者歷史定位的概念是否已屬利奧塔德所形容的宏大敘事?而且,如果考慮到中國目前的特殊語境,無論如何不該輕視一只看不見的手——經濟。經濟不僅體現為人們存折上的貨幣數目,同時,經濟還將在它所派生的一切方向——例如商品、廣告、消費、娛樂、私人財富乃至個人生活方式等等——造成一種特定的價值尺度,特定的意識形態。這只看不見的手將在幕后有力地控制人們,操縱人們,沒有人能夠輕易地逃脫。至少在現在,經濟的巨大聲勢業已籠罩了所有的方面——從企業、政府機構、大眾傳播煤介到學院、藝術團體、職業和伴侶選擇以及種種流行時尚。這種聲勢之下,“整體性”依然非常明顯,那種后現代式的零散和徹底的多元并未如期而至。大眾的欲望似乎正在得到廣泛的滿足,然而,又有哪一種欲望不受物質誘惑呢?或許,這就是“后新時期”與后現代的貌合神離之處。如果說后現代主義的主題詞是“怎樣都行”,那么,我寧可選擇肥皂劇中的一句俏皮話形容“后新時期”:“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或許,這種狀況即是人文環境的一種寫照。面對這種人文環境,知識分子有必要意識到他們的職責。這恰好是一個知識分子站出來的時刻。知識的話語系統將在這種環境之中產生一種反抗的姿態,知識分子將通過他們的職業人格證明商品或者物欲以外的另一些意義。當然,這不是意味著知識分子揮戈討伐商品和物欲。商品和物欲的歷史合理性難以否認。知識分子的義務在于說明,商品不是社會文明的唯一標志,物欲不是人的唯一尺度。必須存有另外一些標志和尺度與之抗衡。這將使人避免成為純粹的經濟動物,同時使社會文化保持一種必要的彈性和豐富程度。然而奇怪的是,不少知識分子恰在這個時刻感到了貧乏無力。一片紛紛揚揚的嘲笑和自嘲聲中,他們喪失了向社會發言的信心。他們所得到的待遇同時使他們相信,這種可憐的人不配有指點江山的資格。這才是知識分子的危機所在。表面上,他們似乎屈從了世俗的標準,深深為那些無法產生利潤的知識而感到內疚和理虧;在另一方面,這無寧說是知識分子職業人格的萎縮——他們已經沒有勇氣讓職業人格支持自己的社會立場。不可否認,多數知識分子仍然在知識的專業范圍內嚴格地堅持理性原則,但是,這種良好的品質無法超出書桌和實驗室,延伸到社會事務的判斷之中。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的職業人格僅僅為專業而存在,這種職業人格不再具有更大的社會意義。對于社會而言,知識分子的聲音消失了,對于每一個知識分子說來,承担社會職責的維度中止了。表面上,似乎是商業與消費瓦解了知識分子的職業人格,可是,在更為深刻的意義上,多少知識分子曾經意識到他們的職業人格呢?在許多知識分子那里,學以致用的傳統已經深入人心,他們僅僅習慣于考慮種種知識的應用價值,知識這一話語系統在話語譜系之中獨特位置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視。如果說,某些知識分子由于這一話語系統的規約而不知不覺地維持了他們的職業人格,那么,經過政治風暴的強襲,知識分子在專業之外的基本立場已不復存在。政治話語統治了一切領域,無論是人品鑒定、選擇愛侶、服飾打扮還是外交關系、生產決策或者教育方針。政治定性成為一切領域的終極判斷。某些時候,政治話語甚至雄心勃勃地闖入特定的專業,成為專業的至高圭臬。人們可以在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許多醫學、物理學或者化學教科書中看到,政治領袖的語錄強行嵌入教科書的每一章節,充任這些章節的政治導讀。我在另一個場合曾經指出,無所不在的政治話語造成了人文環境的極度貧困,人們的精神僅僅維持在政治層面上。如今進入了經濟或者商業時代,但是,相似的情況依然可見:人文環境的貧困仍將使經濟和商業缺乏必要的文化合作,人們依然以崇拜政治的方式崇拜經濟或商業:
  政治獨尊的時代取締了一切異己的標準,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只能在政治天平上標出重量。除此之外,人們不知道還可以有其他尺度。于是,一旦政治驟然為經濟騰出主位,人們的內心又有什么能夠對抗強烈的物欲?
  不可否認,較之政治獨尊的時代,經濟和商業賦于個人更為充分的自由。然而,從另一種意義上說來,個人對于自己位置的選擇更嚴峻了。政治不再是一種脅迫左右人們的所有言行,這時,自由迫使個人無可推卸地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個人被迫追問每一個選擇的依據。這個時候,知識分子還能無視職業人格的巨大意義么?
    三
  現在,我想指出問題的另一面:相對于人類理想的生存景況,理性原則是完美無瑕的嗎?理性之中同樣隱含著壓抑乃至專制的因素。人是社會之一分子,同時又是自然的一個類別;如果僅僅依賴源于人類智力的理性,人類無法承担生命的全部意義。理性原則將在很大程度上壓抑沖動,摒棄激情,輕視感覺,放逐個性;置身于理性設計的堅硬墻模之中,生命將逸出自然的秩序而喪失造化所賦予的生動。這種機械和僵硬就是人類的理想形象嗎?作為一個理性的楷模,人們很容易聯想到康德。康德的理性思辨是眾所周知的;同時,康德的生活習慣也以刻板著稱。他的起居飲食幾乎一成不變,他的散步規律甚至可以成為鄰居鐘表的校對。也許,人們可以從這位哲學大師身上意識到一個問題:強大的理性思辨背后,生命之樹還能不能保持天姿和生趣?
  在個人與集體、個體與類之間,理性判斷天然地傾向于后者。這是理性的概括、共識、公理、普遍這些特征所決定的。當然,這無法證明個別、獨異、私人、特殊均為貶義詞,但是,理性的一個基本涵義就是超越個體。種種不同學科均企圖說明個體后面的規律。理性考察的計量單位通常不是個體,而是類。理性的視域之中,諸多不可重復的個人特征遭到了漠視,這些特征的意義被忽略不計。理性將類的和諧、合理作為最終目標,并且不惜為此抑制乃至犧牲個體的自由、利益乃至生命。這一切常常遭到個體的反抗。人們如果將尺度調節到某一個體的存在處境之內,考慮個體的感官快樂、私欲、隱秘的激情、瞬間直覺、本能、潛意識、內心之流,這時,理性所給定的許多結論都顯得比例失調,對不準焦點。于是,類與個體之間一旦出現了分裂,理性僅能代表前者發言,理性很難成為兩者之上的一個共同的調度,也許,理性對于個體本能的防范暗示了一種歷史的進步,人類即是通過理性將自己從原始狀態之中升華,進入輝煌的現代。但是,到了今日,人們已經有理由提出兩個問題:首先,理性是否必然完善?其次,理性是否已經完全抑制了個體的本能沖動?
  理性投入現實的成就之一體現為技術的運用。技術對于人類的意義無庸置疑,人類許多局部的理性正逐一由技術予以實現。交通工具、電腦、醫療設備、家用電器、人類日益舒適、安逸,并且有了更高的效率。從茹毛飲血、刀耕火種到機器人或者通訊衛星,理性的功績是無可比擬的。然而,在另一方面,理性所產生的技術是否可能最大限度地閹割了人類內心勃然而起的激情與沖動?這樣,人類將安于現狀,并且日益平庸;而整個社會不再激動人心,從此陷入一種富足的無所作為。這就是馬爾庫塞從發達社會之中看到的技術的負面作用:“技術的進步擴展到整個統治和協調制度,創造出種種生活(和權力)形式,這些生活形式似乎調和著反對這一制度的各種勢力,并且擊敗和拒斥以擺脫勞役和統沾、獲得自由的歷史前景的名義而提出的所有抗議。當代社會似乎有能力遏制社會變化——將確立根本不同的制度,確立生產發展的新方向和人類生存的新方向的質變。這種遏制社會變化的能力或許是發達工業社會最為突出的成就……”[(4)]技術以其不可辯駁的合理性取消了批判,然而,在一個更為深刻的意義上,這種合理是否隱含了理性所難以解釋的不合理?
  于是,知識分子的職業人格同樣也顯出了背陰的一面。也許,沒有哪一種職業完美無瑕,任何一種職業都需要來自其他職業的陽光。有趣的是,知識這一話語系統內部包含了自我調節的功能。這一話語系統內部時常回旋著另一種超理性或者超邏輯的話語,這種話語將有效地瓦解理性原則堅硬的骨架棱角,恢復生命所應有的柔軟和彈性。操持這種話語的人是知識分子之中的一批特殊人物——我指的是作家,歷史上稱之為文人。
  考慮到更高的歸屬,文學應當匯入美學。從詞根上可以知道,“美學”包含了感學的涵義。這同時暗示了文學的基本指向:感性、情緒、本能、直覺、沖動、潛意識。這是與理性原則相反的基本指向。
  顯然,文學在于將個體從強大的理性原則下面解放出來。這種解放時常體現為一種自由,一種歡樂,甚至一種放縱。這使作家獲得了許多意趣相近的評語:“風流名士”、“放蕩不羈”、“文人無行”、“超凡脫俗”,如此等等。這一切無不顯明了作家對于個體的關注。他們可以因此無視理性所制定的種種公共戒律,甚至不惜作出一副矯飾的叛逆姿態。無論是名士風度,放誕言行、縱酒長醉還是風流倜儻、吟風弄月、寄情山水,他們都仿佛置身于禮俗之外,特立獨行。這是個性向理性原則的大膽挑戰。文學話語的運行不再追求公論,它們有意回避了普遍而歸返一時一地的個別。文學話語的結構同時訓練了作家,使之成為性情中人。個性仿佛成為辨別作家的傳統標志。即使在服飾方面,作家也決不像一般知識分子那樣嚴肅古板。感性生活致使作家某種程度地脫出書齋和實驗室,他們更易于接近世俗,接近民間,接近活生生的口語。作家對于文學的愛好類同于知識分子對于專業的態度,在另一方面,反叛理性又使作家異于通常的知識分子,成為知識分子群落之中的異己分子。
  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對于公眾社會的責任承担似乎比通常的知識遜色。文學是非現實的,小說的故事或者詩的音節很難原封不動地鉚入某個局部的社會實踐,充當一個零件使用。文學更多地作用于分散的個體,并且在心理學的范疇之內起作用。然而,這是否意味了文學從另一種意義上承担社會責任?按照馬爾庫塞的看法,某些心理學范疇可以變成政治范疇,至少美學所產生的心理意義是如此。馬爾庫塞如此論述美學:“在這個歷史上,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美學的基礎抵抗著理性的壓抑性統治:由于想要證實審美功能的核心地位并使之成為一種生存范疇,結果使感覺的固有真理價值在盛行的現實原則下沒有發生退化。美學這門學科確立了與理性秩序相反的感性秩序。”[(5)]在這里,感性的解放通向了人的解放。當理性、技術在合理的名義下形成桎梏的時候,感性的解放尤為重要。這是破除理性專制的最后一陣沖擊。通過理性分析可以看到,貨幣和金融行業對于近代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沒有貨幣和金融行業所造成的經濟奇跡也就沒有今天的繁榮。然而,人們可以從文學史上發現,無論是莎士比亞、莫里哀、巴爾扎克還是卡夫卡、艾略特、福克納,他們都沒有對貨幣產生應有的崇拜。這似乎不太公平。這些大師必定察覺到了貨幣和金融行業的意義,可是,他們的藝術本能卻阻止了他們的贊美之聲——“可以為少女失去的愛情而歌唱。”沒有人認為,作家的批判乃至詛咒可以阻遏商業時代的來臨,但人們不得不承認,作家為社會保存了另一種聲音,另一種精神向度,另一種尺碼。這時可以說,作家的感覺甚至比理性更堅決地指向了自由。這亦即通常所說的無用之用,或者“無目的的合目的性。”
  盡管如此,人們還必須意識到另一種危險:某些環境之中,感覺、情緒、本能、直覺、沖動、潛意識很多可能投奔到“自私”的范疇之中。這個意義上,個體的感覺可能成為一柄雙刃劍。“文人無行”的實例并不罕見。對于作家說來,知識這一話語系統的倫理意義過于薄弱。也許,作家有必要意識到,他們可能不需要很多的理論和概念,但是,在人格的意義上,“知識分子”卻是他們所不可放棄的一個稱號。為此,他們需要返回知識這一話語系統,接受這一話語系統為知識主體所規定的位置。
  (1)(2)(3) 均參見《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P580——586
  (4) 《單向度的人》P4
  (5) 《愛欲與文明》P132
  
  
  
上海文化022-029J1文藝理論南帆19951995 作者:上海文化022-029J1文藝理論南帆19951995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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