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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大時期沈從文的知識分子觀
聯大時期沈從文的知識分子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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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1946年,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所屬的師范學院任教期間,對現代知識分子及與此緊密相關的現代教育、現代思想進行了一系列的思考。
  一
  沈從文對知識分子的關注,并非始于聯大時期。自1928年到達上海后,他就開始了對現代知識分子生存形態的思考,其最為注目的就是他對當時上海文壇商業化和政治化傾向的批評。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強調文學不依賴商業、政治的獨立性,并非僅僅是從文學的獨立性出發,其根本則是對作家思想獨立的強調——“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作家,能夠追究這個民族一切癥結的所在”[1](P204)。上海時期沈從文對“海派”文人的看法,尤其是對文學家與政治關系的批評,幾乎影響到他一生的知識分子觀。此后沈從文回北平后對“海派”的批評,反對文壇“差不多”現象以及作家從政等,都可在這一時期看出端倪。不過,早期沈從文對現代知識分子的思考,基本還是囿于作家范圍。真正體現沈從文思考的獨特性和深刻性,是在后來的西南聯大時期。聯大時期沈從文對知識分子的思考,其具體所指有一定的改變,主要對象由文學家轉向專家學者、思想家。與對象的改變相一致的是,沈從文主要是從思想層面對現代知識分子進行“鄉下人”式的審視,并進而對現代思想的形成機制產生深刻的懷疑。
  聯大時期沈從文對知識分子的審視,與他身處知識分子集中的學院空間關系密切。聯合大學是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在戰時合并組建而成。學校匯聚了眾多國內一流的專家學者,是當時國內知識分子精英的集中地。聯大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史上具有代表性意義,以至有人稱,“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群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2](P392)。更為重要的是,聯大較沈從文以往所任教的大學,有著特殊的學院化氛圍。這里有必要先追溯聯大前身即三所大學的相關背景。1898年,京師大學堂設立。1912年10月,教育部頒布《大學令》。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前身是游美學務處,1909年成立。它是所留美預備學校,1925年設立大學部,1928年國立清華大學正式成立。南開大學則是1904年建立中學,到1919年成立大學。因此,到抗戰時期,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大學已經出現十年,現代大學教育體制也基本形成。三校也在長期實踐中形成各自的風格,如北大的自由,清華的民主。這些無疑都成了后來西南聯大的重要傳統。再看后來出任西南聯大常委的三所大學的校長:1930年接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獲博士學位。羅家倫曾評價,蔣任北大校長后,“北京大學更有意識的向著近代式的大學方面走”。陳平原曾對此解釋:“這里所說的‘近代式大學’,其實是指逐漸占據主流的美式大學理想。”[3](P19)主長清華的梅貽琦也曾留學美國。自任清華校長后,梅貽琦就基本采取美國式大學教育體制,其中包括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等良好制度。南開大學的張伯苓雖未在國外獲學位,但他于1917年赴美,并入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研究教育,后為名譽博士。南開大學同樣具有嚴重的美國化傾向,據說南開大學聘請的教員是美國人或留美學生,除國文和中國歷史外其他課程均用英文講授,直接使用美國學校課本等。[3](P20)可見,三所大學基本上都傾向于美國式大學教育。抗戰期間聯大不設校長,由三位大學校長組成一個常委會。但由于蔣夢麟和張伯苓常年在外,聯大事務基本是由梅貽琦管理。從聯大知識分子整體看,教授中出身清華的也較多。有人做過統計:從1909—1929年間,清華留美學生中幾乎每一年度都有成為聯大教授的。[2](P396)在1945年聯大學生所編的《聯大八年》中也有這樣的統計,“聯大179位教授,97位留美,38位留歐陸,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學。三位常委,二位留美,一位未留學。5位院長,全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及二位留歐陸,3位留英外,皆為留美”[4](P2)。可見,聯大在教育體制上受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影響是深厚的。1942年,費正清在訪問聯大后就說:“這些曾在美國接受訓練的中國知識分子,其思想、言行、講學都采取與我們一致的方式和內容,他們構成了一項可觸知的美國在華利益。”[5](P223)
  進入這樣一個學院氣息濃厚的現代大學,對雖在創作上有名但在學術上并無突出建樹的沈從文來說并不容易。1938年,沈從文到達昆明后,并沒有在西南聯大任教,而是繼續與楊振聲等編教科書。但到了1939年,教科書因為不合需要停止編寫,由此,負責編寫教科書的楊振聲向朱自清推薦沈從文去聯大任教。朱自清由此向當時任中文系主任的羅常培推薦,羅最后答應聘請沈從文為師范學院的副教授[6](P28,P31,P32)。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所担任的是有關新文學方面的課程,包括各體文習作(白話文)、中國小說等。當時西南聯大主持國文系的多為新文學參與者,如朱自清、聞一多、楊振聲等[7](P92),聯大國文系并不排斥新文學。但盡管如此,新文學在國文系的地位還是遠不能與傳統國學相比。對此,沈從文其實是深為不滿的,他曾多次就大學國文系重視“考證研究,章句訓詁”,而忽視新文學提出意見。在一信中他這樣說:“因照目前大學制度和傳統習慣,國文系學的大部分是考證研究,重在章句訓詁,基本知識的獲得,連欣賞古典都談不上,那能說到寫作。這里雖照北方傳統,學校中有那么一課,照教部規程,還得必修六個學分,名叫‘各體文習作’,其實是和‘寫作’不相干的,應個景兒罷了。寫作在大學校認為‘學術’,去事實還遠。”[1](P220)同時,在學問研究上聯大國文系所重的也是在國學方面的成績。不說年齡較大的陳寅恪、劉文典所治的主要是在國學方面;另外一些與新文學關系密切的教師,如聞一多、朱自清,甚至較為年輕的陳夢家等,他們在大學任教所憑借的同樣并非新文學,也是在國學方面的治學成就。從聞一多“致清華大學聘任委員會”的信中,要求給許維遹、陳夢家評副教授所列舉的有關學術成績也可以看到這一點。[8](P370)沈從文盡管在創作上有成績,但在學問上較其他人顯然薄弱。
  從教育背景上看,沈從文與中文系其他教員相比差別就更大。如參看1946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全校教職員名單冊”[7](220)就可發現,在中國文學系(包括師范學院國文系)中,年齡較大的(50歲左右)的如陳寅恪、劉文典一代知識分子,早年接受了完整的傳統教育,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基,而后又留學日歐美,中西學兼而有之。中間一代(45歲以上)的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浦江清、王力等,多數也受過傳統教育,其后又接受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教育,并多有游學歐美的經歷。更為年輕的一代(45歲以下)如陳夢家等則是在五四的熏陶下成長的,與現代大學教育的關系更為密切。相形之下,沈從文在教育背景上無疑與他們存在甚大的差異。
  二
  可以看出,在西南聯大這樣一個學院氣息濃厚的現代大學里,沈從文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邊緣人。但正是這種邊緣人位置和對此的自覺意識,給他提供了另一種視角觀現代知識分子,使他從知識結構、教育背景及思維方式幾個方面對其進行了獨特的審視。
  這種審視,首先表現在他對“讀書人”的生存方式如“玩牌”、“跑銀行”這類現象的特殊思索。他將“讀書人玩牌的嗜好”看作是“一個‘懶惰’現象,而且同時還是一個‘自然’現象”[9](P19)。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這里所說的“懶惰”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懶惰”,而是逃避“將生命與生活來作為各種抽象思索”,“不大愿因幻想理想而受苦”的結果。“把這些人的有用腦子轉移到與人類進步完全不相干的小小得失悲歡上去。這么一來,這些上等人就不至于為知識所苦,生活得很像一個‘生物’了”[9](P18)。除外,沈從文還特別刻畫了知識分子為“法幣”奔忙的情形。在1940年所寫的《云南看云》中他說道:“大部分優秀腦子,都給真正的法幣和抽象的法幣弄得昏昏的,失去了應有的靈敏與彈性,以及對于生命較高的認識。”[9](P312)在對知識分子精神狀態的審視中,沈從文表現出深深的失望。“知識階級”僅僅只是這些人的名號,并不含有屬于真正知識分子的任何特殊的責任和意義。他們的生存“很像一個生物”:只有目前,沒有理想;只有生活,沒有生命。
  需要注意的是,當時聯大知識分子對自我的反省不在少數,并非沈從文一人所為。如對于知識分子玩牌,吳宓在日記中也多次表示不滿。[10](P263)這一時期的《吳宓日記》中還可發現不少他談及當時聯大同人的細節,從中也可看到他對同處一陣營的知識分子的反思。[10](P259-360)在10月13日的日記中還稱“頗贊同《云南時報》中沈從文《知識階級應反省》一文”[10](P259-360)。而同為聯大國文系的聞一多在致張奚若的信中,也略帶戲謔道,要寫詩“和教授階級算賬,除你外,還有潘光旦,馮友蘭,錢穆,梁宗岱,沈從文,卞之琳,和聞一多自己等七個冤家,題名曰八教授頌”[8](P397)。不過,相比較,沈從文的反省還是顯得與眾不同。他對知識分子“懶惰”、跑銀行的審視,是從他所認為的知識分子應然責任即“思想”上出發的。敢于“思索”和“惑疑”是沈從文所認為的知識分子的最重要使命。而“玩牌”、“跑銀行”意味著的是知識分子“倦于思索,怯于惑疑”,也就喪失了他們賴以存在的最基本特征,與“生物”無異。那么,為什么沈從文要將“思索”與“惑疑”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基本責任呢?《讀書人的賭博》從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因緣出發,對讀書人這種“‘集團自殺’方式的娛樂”進行了解析,也揭示了知識分子“倦于思索”、“不大愿意為知識所苦”的真正本質:“細想知識階級的過去,竟忽有所悟。這類人大多中產家庭出身,或襲先人之余蔭,或因緣時會,不大費力即得到當前地位。這些人的環境背景,便等于業已注定為‘守常’,適宜于在常態社會中過日子。才智聰明,且可望在一有秩序上軌道的國家中作一有用公民,長處是維持現狀,并在優良環境中好好發展。”[1](P371)也就是說,這種知識階級是更適合“守常”,而不適合對現狀作任何改變。沈從文敏銳指出:“他們夢想‘民治主義’,可是卻更適宜生活在一個‘專制制度’中,只要這種專制不限制他們的言論,并不斷絕他們的供給。”換言之,這類知識分子看起來“贊同改變一切不良現狀的計劃,可是到實行時,卻又常常為新的事實而厭惡”。他們是很可能成為“專制的‘擁護者’,甚至‘阿諛’。”而其本質就在于“這些人在某一點上,常常是真正的‘個人主義者’,對國家的‘關心’相當抽象,對個人生命‘照常’卻極其具體。書本知識多,人生知識實不多”。沈從文無疑與上述“守常”類知識分子具有本質上的差異,他由此一再提出:“在日光之下能自由思索,培養惑疑和否定的種子,這是支持我們情緒的唯一撐柱,也是重造這個民族品德的一點轉機!”[9](P160)
  也是從這點出發,沈從文多次對“專家”類知識分子進行了反思。他說:“這些人大部分是因緣時會,和襲先人之余蔭,雖在國內國外,讀書一堆,知識上已成‘專家’后,在作人意識上,其實還只是一個單位,一種‘生物’。”[9](P18)沈從文認為,“讀書人”在“知識”上的專家化并不意味著“作人”意識的“向上”,相反,他們在“作人”上也許還是與“生物”無異:“知識僅僅變成一種‘求食’工具,并不能作為‘做人’的張本。”[9](P127)而之所以要將知識分子的“作人”與他們在知識上的專業化聯系起來,則是因為,“知識”不應是“讀書”的唯一目的,知識分子更需在“做人”目的上有較高的理想,“讀書若在求知識以外,還有點意義,應當是從書本接受一個健康堅實的做人原則。”[9](P161)但是,沈從文并非否定專門“知識”的價值,他反對專門家以“知識”為生存的憑借,是以他所理想的知識分子的責任,即“重造經典”、“敢于惑疑”為準繩的,也是針對現代知識分子在“思索”和“做人”上的根本缺失而言的。他說:“學術知識可尊重,因為一般學術知識的發展,正可表示這個民族的進步。至若知識與做人氣概脫了節,對國家無信仰,對戰爭逃避責任,這種人的知識,平時既造成了他過多的特權,戰爭時且做成他一種有傳染的消極態度,在學校既使大學生受壞影響,在目前社會,真可說是毫無用處的!”[1](P349)
  沈從文的這些思考,實際上已經觸及到有關知識分子定義中“專家”與“知識分子”的分野。在西方知識分子史上,對于“知識分子”的定義一直是眾說紛紜。其中最為著名的有葛蘭西關于知識分子兩類的劃分:有機的和傳統的。另一極端則是如班達的定義: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L.Coser更明確宣稱,大學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必須是“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們也向來主張,知識分子應該是每一時代的批判性良知。顯然,沈從文心目中理想的知識分子并非標準學院派知識分子,更傾向于葛蘭西所講的“傳統知識分子”以及“人類的良心”。他所看重的是知識分子對現存體制內思想的“思索”、“惑疑”和“否定”,真正知識分子應是“為了思想而不是靠思想而生活的人”。
  三
  沈從文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審視,與他身處學院的特殊境遇密切相關。同時,沈從文的審視又并不囿于知識分子本身,他進一步深入思考了這種現象的根源,即與他們密切相關的“現代教育”。不管是上述在對知識分子玩牌、跑銀行這類現象的批判,還是對知識分子在“知識”上的專家化與作人意識上的“生物”表現的審視,沈從文都特別提到,這些讀書人是“近代教育制度或社會組織”培養出來的。沈從文為什么要將“知識階級”的特征說成是“近代教育”培養的結果呢?與其說這與他個人特殊的知識結構有關系,不如說是與他對“近代教育”缺失的思考聯系在一起。在《談保守》中,他談到,“少數優秀知識分子……順天委命的人生觀,正說明過去教育有一根本缺點,即是:只教他們讀書,從不教他們如何作人。”[1](P256)由于現代教育“從不教他們如何作人”,現代知識分子所獲得的就只有“知識”。他們也就容易形成以“知識”為唯一憑借的存在方式。沈從文認為,這種只有“知識”而無作人目的的教育方式,對當前民族存在著一種隱在的危險。在分析當前知識分子生存方式時,他就一再指出,這種生存若在普通社會尚有它存在的價值;然而,一旦處于當前一個一切需要“重造”的社會,這種“知識家”就容易形成一種阻礙進步甚至淪為反動的保守風氣。而由于這類知識分子又多把持著“國家設計部門”,把持著教育機構,那么,這種弊病也就更為嚴重。在對近代女子教育反省時,他這樣描述到:“她也學美術,歷史,生物學,這一切知識都似乎只能同考試發生關系,決不能同生活發生關系。也努力學外國文,最大目的,只是能說話同洋人一樣,得人贊美,并不想把它當成一個向人類崇高生命追求探索工具。”[9](P12)沈從文進而指出:“如果我們不宜把這問題牽引到‘上帝’方面去,那就得承認這是‘現代教育’的特點,只要她們讀書,讀什么書?有什么用?誰都不大明白。”[9](P12)
  在對“現代教育”根本缺點的反思時,沈從文的關注點集中在與他密切相關的“文史哲”方面。在《歡迎林語堂先生》一文中,他說:“然就近二十年教育發展說,習哲學偏重于書本誦讀,文學更偏重章句知識,人雖若不離‘書本’思索卻離了活生生的那個‘人’。”[1](P171)由于文哲教育重在“章句知識”,不離書本,卻不能在“作人”上有何努力,這種教育對于“經典之重造”就失去了應有的意義。由于對現代教育忽視“作人”的不滿,而“人”又是沈從文所致力的“重造”的根本動力,沈從文才失望于與此關系密切的庸俗“思想家”,同時將“經典重造”的重任交付給文學作品。他提出,一個好作品應“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能引導讀者“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9](P74)。他甚而更為明確地指出這種“生命的深度”只可望從好作品中產生,而不能從現代大學教育中培養。[9](P74)
  沈從文對“現代教育”的反思,是與他個人的知識背景緊密相連的,內含著他與現代教育背景下知識分子(主要指人文知識分子)在思想源頭上的根本差別:一是主要接受“人事”教育,一是主要接受書本教育;一為“實生活”,一為學院。沈從文所意識到的這種差別表面看來只是一個顯在事實,其實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那就是它直接指向了現代知識分子從事知識生產中不可避免的一個弊病,即遠離了“活生生的人”。為什么說是遠離了“活生生的人”呢?卡爾·曼海姆在論知識分子時曾敏銳的指出:“學者是在圖書館內了解思想而不是在實際環境中。書本向研究者展現了他無法直接面對接觸的環境,因此書本就創造了一種錯誤的參與感,這是一種分享了人生活卻無需知曉其甘苦的幻覺。”[12](P223)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所接觸和創造的書本“知識”實際是一由符號建構而成的世界,盡管這一世界源于現實,與現實生活具有某種比附象征關系,但是前者并不能等同后者,甚至符號世界往往通過它的抽象和仿真抽空了真實的生命所在。作為一個最先受“人事教育”并由此形成基本人生觀念的人來說,沈從文是明確意識到的“書本”——符號世界與“實生活”——現實世界之間的重要差別,那就是前者抽空了本真的生命存在,“離開了活生生的人”。在《從文自傳》中,他曾說:“我同任何一個下等人就似乎有很多方面的話可談,他們那點感想,那點觀念,也大多數同我一樣,皆從現實生活取證來的。可是若同一個大學教授談話,他除了說從書本上學來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說從報紙上學來的他那一分感想,對于一個人的成分,總似乎缺少一點什么似的。可說的也就很少很少了。”[13](P330)之后,他更為明確地談到“人事教育”與“書本教育”的不同,他這樣說:“大多數人受過‘學校教育’,我受的卻是‘人事’教育。受學校教育的人,作人觀念似乎就不大宜于文學,用功地方也完全不對。”[1](P378)盡管沈從文是從創作角度談及兩者的差別,但40年代身處學院環境顯然深化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在一信中,他更明確地說道:“可是當于一個思想家而言,很顯然會比別的書齋學者對中國有較深刻理解,提出重造意見時,也具體而切實。”[13](P451)
  聯大時期沈從文對知識分子的審視,其實也是從另一角度對現代文化思想的審視。如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中所說,五四以來“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思想模式,決定了現代知識分子的特殊使命,現代知識分子成了參與建構現代思想文化的主體。他對現代知識分子存在的反思,甚而對其根源現代教育的反思,更深一層地指向現代思想的形成機制。換言之,他對現代知識分子主要從現代教育獲取知識,而缺乏對作人更深一層的理解的反思,內含著他對現存文化思想的反思。這一現狀導致的結果就是他一再所提及的“鄉愿陋儒點綴思想家”,他所希冀的“經典之重造”也就無法從這類“思想家”中產生。在對兩者不同知識背景、思維方式的審視中,他深刻意識到自身思想與以現代教育體制為背景,以現代知識分子為主體所形成的現代思想的根本差異;由他個人獨特的人生經歷和知識背景所形成的“由實生活取證”的思維方式,促使他對當時一般社會所承認的“思想家”的思想進行全面的反思甚至否定。40年代沈從文一再強調自己“始終還是個鄉下人”,在《水云》中他說,我是個鄉下人,走向任何一處照例都帶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會權量不合。一切臨近我命運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來證實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我用不著你們名叫為“社會”制定的那個東西。我討厭一般標準,尤其是偽‘思想家’為扭曲壓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鄉愿標準。這種思想算是什么?……一般社會把這種人叫作思想家,只因為一般人都不習慣思想,不慣檢討思想家的思想。[9](P94)這段話正是沈從文40年代作為一思想者,在用“自己的尺寸和分量”,對現代知識分子尤其是“思想家”進行審視的生動寫照。
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122~12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凌宇/張森20082008
沈從文/西南聯大/現代知識分子
Shen Congwen's View on the Modern Intelletinals  LING Yu, ZHANG Sen聯大時期沈從文對現代知識分子及與此相關的現代教育進行了一系列的思考。沈從文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審視,從一個側面體現了20世紀40年代他作為思想者的自覺性和獨特性。
作者: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122~12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凌宇/張森20082008
沈從文/西南聯大/現代知識分子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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