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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早期實用主義思想述評
胡克早期實用主義思想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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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克是繼杜威之后當代美國實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我國學術思想界對胡克的哲學思想曾作過不少介紹評述,但大多偏重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和批判,而對其實用主義哲學基本觀點,尤其是早期的實用主義思想,則缺少全面系統的介紹評述。本文看重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方面對其早期的實用主義思想作一簡介。
  作者翁東,1933年生,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悉德尼·胡克(Sidney Hook 1902-1988)是當代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他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為他全面而系統地用實用主義去解釋和批判馬克思主義,發展實用主義的馬克思學,從而不僅使他在當代實用主義者的行列中贏得了特殊的地位,而且也聞名于美國和西方哲學界。不過,胡克是在接受了實用主義之后,才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發展實用主義的馬克思學的,因此,要了解他是怎樣從實用主義出發來研究和批判馬克思主義,發展實用主義的馬克思學,還須首先了解他在一系列哲學根本問題上究竟繼承和發揮了實用主義的那些傳統觀點。本文對胡克的早期實用主義思想所作的初步考察,目的即在于此。
    一、實用主義是偉大的哲學主題
  胡克的早期實用主義思想,集中闡發在他于1927年出版的由杜威直接指導下而寫成的博士論文《實用主義的形而上學》一書中。胡克在這部書中直言不諱地承認他的主要論點深得杜威的幫助,并得到杜威的莫大鼓勵。杜威也特地為此書寫了一篇序,強調胡克的這部著作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他有意識地和深思熟慮地”在以實用主義和工具主義為名的新運動和古典思想的主要部分之間保持了一種平衡,并認為正由于胡克對新運動和古典思想的主要因素都有“深刻的理解”,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具有“綜觀大要的識見”,因此“他的論述就遠遠超出在考慮實用主義時所常常出現的爭論的水平”。[(1)]胡克更是忠實于自己老師的哲學,公開聲明他在這部書中所講的實用主義“既不是席勒的個人的和安慰性的實用主義,也不是詹姆士的神秘的和唯名論的實用主義,而自始至終是皮爾士和杜威的社會的和科學的實用主義”。[(2)]所以,他認為,完全可以把實用化主義,工具化主義和實驗主義這三個名詞看作是同義語。
  不過,胡克走上實用主義道路有一個過程。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通過最非實用主義的方式轉而相信實用主義的”。[(3)]據他說,他早年在紐約市立學院就讀時,由于受莫里斯·柯享的影響而接受了自然主義,因而在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生的初期,曾是“杜威的公開的反對者”。然而不久,在杜威的精神感召下,他就完全改變了態度,并由此轉向了實用主義。因為這時在他的心目中,實用主義已不是丑陋不堪的名詞,而是“思想史中偉大的哲學主題之……登峰造極的表現”。[(4)]所謂偉大哲學主題,乃是指把人的活動這一重要問題引進了哲學,并作為哲學的基本課題來加以研究。胡克認為,盡管實用主義是在一個復雜的工業時代成熟的,然而它的起源則可追溯到古代,因為實用主義這個術語本身就是從希臘語“行動”這個詞派生出來的,而今實用主義首先把這個詞用到哲學中來,并把它當作主要的哲學原則來加以研究,這就說明它是思想史中偉大哲學主題的表現。不過,法國哲學家柏格森曾經分析過所謂“勞動的人”這樣一個關于人的概念,并把它規定為:(1)制作記號的動物;(2)使用工具的動物;(3)“有腦子的”動物。胡克認為,不管這些看法是否恰當,但就其突出人的活動、實踐這一點,卻可接受作為實用主義的出發點。
  但與此同時,胡克又特別強調“要注重方式和手段,方法和工具”。因為人的活動、實踐總是同方式和方法、手段和工具結合在一起的。不過,胡克一再說明,實用主義“這樣著重中介性的事務,并不是由于對一項特定的所產生的成果感興趣,而是為著一個一般性的結論”[(5)]。這就是說,實用主義之所以注重中介性的東西,是要從它出發來探討哲學上的各種問題,并作出自己的回答。所以,他說:“不管詹姆士多么重視感覺,實用主義之首先致力于探索的方法,意味著必須與唯名論學說的各種激進形式斷絕關系,意味著相信客觀存在和習慣、趨向以及普遍的東西的物理效能,還意味著必須把感官印象解釋為事物被說成和被看成是什么的驗證和記號,而不是事物本來的是什么的顯示”。[(6)]并強調“對人類思維的創造能力和可能性的強烈興趣,是實用主義的偉大生命力的主要源泉”。[(7)]可見,胡克這里所講的實用主義并不是詹姆士式的實用主義,而是杜威式的實用主義,亦即工具主義。工具主義重在工具,因此他所注重的中介性事務也主要是指的工具。所以,工具主義理論是他的基本哲學理論。
    二、工具主義的形而上學
  胡克公開承認他接受的主要是杜威的實用主義。但是,鑒于杜威本人“并不承認他有一個形而上學”,而把實用主義僅僅當作只是一種“最廣泛意義上的科學方法的邏輯”,于是,胡克企圖進一步發展這一理論,創立一種實用主義的形而上學(關于存在的理論),并使之具有更多的客觀色彩。
  胡克解釋他之所以要創立實用主義的形而上學,是因為人們通常都把“實用主義”和“形而上學”看作是兩個互不相關、彼此獨立的理論。而他之選定“實用主義的形而上學”作為這部著作的名稱,把兩個一般認為含義相反的名詞聯在一起,為的就是要加重這樣一個信念:“所謂方法,后面總綴著一堆形而上學的結論;與關于存在的理論絕無關連的所謂‘純粹’方法是毫無意義的”。[(8)]但是,實用主義命途多舛,常遭人攻擊。他說,當實用主義被看作是一種方法時,常被認為“它是以無視哲學問題的辦法來探討和解決哲學問題”,以致它在現代哲學的語言交易所中竟變成一個貶義詞,甚至成為精神病學的一個名詞。[(9)]胡克認為,這完全是一種誤解。因為實用主義并不象孔德的實證主義那樣公然地反對形而上學,相反,它在分析擁有一個方法的含義的同時,也必須考察一下存在的一些一般特性,以便使得這個方法在揭示這些特性時成為一個有效的方法。所以,胡克宣稱:實用主義“并不是回避形而上學,而是向形而上學挑戰”。[(10)]也正因此,他受到了杜威的稱贊,說他“對新運動和古典思想的主要因素都有深刻的理解”,其論述“遠遠超出在考慮實用主義時所常常出現的爭論的水平”。[(11)]不過,胡克認為,既然人們通常都把實用主義與僅僅是工具性的東西等同起來,因此它就必須以對“工具”的考慮為起點,并隨著它的引導進而探討工具性化了的題材。這又一次說明,胡克所講的實用主義就是工具主義,他所要創立的實用主義的形而上學就是工具主義的形而上學。
  然而,胡克所講的工具主義的形而上學,并非古典意義上的那種探討世界本源問題的形而上學,相反,他同杜威等先行的實用主義者一樣,繼承了實證主義傳統,反對這種形而上學,認為把哲學的一個主要問題歸結為一種“存在的二律背反”的問題,即思維與存在何者是本源何者是派生物的問題,除了導致本體論上的分立和無謂的爭論之外,是不會有任何其他的意義的。但是,他也不贊成實證主義那種絕對拒斥形而上學的極端立場,認為形而上學只要經過科學方法的改造,并使之符合經驗的檢驗,那它還是有意義的。于是,胡克繼他的老師之后,對形而上學進行了改造,并把它規定為關于存在的一般特性的描述,而不再是關于思維與存在孰是本源問題的探討。由此可見,胡克所要創立的工具主義的形而上學乃是一種既與傳統哲學不同,又與一般實證主義有別的形而上學,實即一種以工具證明為基礎的關于存在的理論。
  胡克關于工具主義的形而上學的論述,是從分析工具的一般含義開始的。在他看來,工具的最一般方面是作為記號的功能,它和任務一般的記號一樣,具有三種不同的所指:一、工具對某些促成其構造、支配其運用和解釋其意義的設計、范型和心中的藍圖來說是一種工具,因此它與思想或直覺相關聯;二、工具對其所適用的對象或關系來說是一種工具,因此它同它的使用和活動領域處于不可分割的聯系之中;三、工具就其自身的形狀和結構來說是一種工具,并且正由于其自身的形狀和結構是一種工具,因為它的形狀和結構決定它在題材中起杠桿作用的范圍和程度。對工具的這三種所指,胡克用實例加以說明:一把鑰匙之所以是工具,是因為:(1)、它是為了使人達到一定的目的而存在的;(2)、它只有對以一定方式發揮功用的鎖才是有效用的;(3)、它是以自己的特殊的形狀去適應世界上居住在不同房間并有著不同意圖的人們的需要,并同其他的鑰匙區別開來。[(12)]胡克這里所指的作為記號功能的工具,不僅包括各種機械工具,諸如物理的機器、儀器、裝置和用具,而且包括人的感覺器具、思維、推理乃至語詞。
  胡克在分析工具的一般含義之后,就進而考察工具的形而上學的意義。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先從一幅畫講起。他說,他見過一本書上有一幅畫,畫著上帝從天上傾身用金色的園規在劃定地球的界線。胡克認為,無論這幅畫象征著其他什么狂想,它形象地表明一種深刻的形而上學的意義。因為,從這里可以看出最初的神是用這樣一種工具在創造題材,這種工具是只有在那個題材的范圍以內才能可理解地被使用或應用,并且邏輯地預先假定這個題材的。胡克借用這幅畫,主要在于說明:工具要發揮作用是不能離開它所作用的對象的,因為工具的作用就在于改變對象。換句話說,工具總是以某種被作用的事物為條件的。對此,他曾列舉了許多實例來加以說明,強調工具要發揮功效必須具備為其提供活動的機會和限度的物質條件和自然秩序。正因此,他一再聲稱:工具“已經預先假定宇宙的存在,不然的話,它的理智地構造的效用就會是完全不可能的”。并強調說:“如果工具是起改變作用東西,它就既不能產生也不能消滅它所改變的東西的存在;如果心靈是工具性的,而且是在一個留有變動不息的事物和事件的痕跡的世界中發生作用的,它就不可能是曾經創造出這世界的”。[(13)]這就是胡克所說的科學的實用主義的根本論旨,也是他從工具的一般含義中所揭示出的工具的形而上學的意義。無疑,胡克的這些議論具有一定的客觀色彩,與主張心靈派生出客觀世界的一般唯心主義觀點的確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某些自然科學和常識的唯物主義因素。
  但是,對胡克的這些具有客觀色彩的議論卻不能估計過高,因為這些議論并沒有真正使他的工具主義的形而上學具有了客觀的物質基礎。在胡克看來,雖然工具在活動過程中并不創造被作用的事物,賦予它以生命和職能,但是工具卻以特殊的活動方式改變著被作用的事物,“使它獲得職能的有組織的生活和活動”,亦即使它的“職能成為可利用的、并使之擴大和得到解放”,從而成為“可理解的和有意義的”東西。[(14)]因此,他一再強調:“如果沒有工具,就不可能有與無目的的欲望和冥然有別的客觀化的意義,……凡是工具不適用和無用的地方,就永遠找不到意義,在一個混亂和含糊不明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有工具的,--我們就會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控制;在一個不變性和僵硬性的世界里,我們是不需要工具的,--我們會能夠理解,但不能控制。每一用具、器械或裝置都重述世界的性質的一課,……當工具運行無阻時,那是由于在那看來是凝聚的或流動的東西中有秩序的反復和承續;當工具停滯和受到阻礙時,某些新的事物就引起我們的注意,……或感覺到新問題的開端”。[(15)]總之,外部世界是不能離開工具的,離開工具,它就既不能被理解,也不能被控制,從而它的存在就沒有意義。換言之,工具賦予外部世界的存在以意義。
  在這里,胡克強調工具的重要作用,這本身并沒有什么錯。因為在人們從事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中,工具的確是不可缺少的手段。然而,胡克卻片面夸大了這種作用,以致否定了外部世界本身的獨立存在的意義。眾所周知,工具本身具有兩重性。從其結構和內容來說,工具具有客觀性,但從其創造和使用來說,工具又具有主觀性。因為工具畢竟是由人制造并供人使用的,而人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目的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胡克雖然表面上并不否認工具具有客觀性的一面,但他實際上又過分強調了其主觀性的一面。例如,他在談到工具的有效應用時,強調“要依靠一定的客觀環境的特質,也要依靠生活于那個環境并對環境作出反應的人的一時需要和目的”[(16)]但與此同時,他又強調客觀環境的因素只是“必要條件,而決不是充足條件”。這正如驗光技師究竟為配眼鏡的人配哪種鏡片完全取決于后者打算如何使用他的眼睛一樣,因為一個人如何使用眼睛必須適合光的本性,但光的本性并不必然決定一個人非如何如何使用眼睛不可。[(17)]這就是說,工具的有效應用主要取決于人的需要和目的。由此可見,胡克夸大工具的作用,實際是夸大人的作用,夸大人的主觀意愿的作用。這樣,工具賦予外部世界的存在以意義,歸根到底是使用工具的人賦予外部世界的存在以意義。顯然,胡克的這些議論與杜威所鼓吹的自然只是我們所經驗的自然、經驗之外的自然是沒有意義的觀點是定全一致的,本質上都屬于主觀唯心主義,不過,為了與露骨的主觀唯心主義區別開來,胡克有時也承認在人之外的世界的存在。但是,他仍認為在人之外的世界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種世界只是一種混沌不清、頑冥不化的存在。這種存在只能作為一種“須加注意和避開的對象”,而不能作為哲學和科學的對象。作為哲學和科學的對象只能是人化了的世界,亦即人通過工具所塑造過的世界。這樣,胡克最終仍然沒有超出主觀唯心主義的范圍。這也正是胡克所力圖建立的工具主義的形而上學的實質所在。
    三、工具主義的認識論
  胡克在其工具主義的形而上學的基礎上建立了工具主義的認識論。他的工具主義的認識論,主要在于說明和論證思維的工具性,并揭示思維在其中進行活動的客觀環境的某些特征。這是對杜威的工具主義理論的進一步論證和發揮。 
  正如在本體論方面,胡克反對傳統哲學把哲學的一個主要問題歸結為一種“存在的二律背反”的問題,即思維與存在、主觀與客觀何者為第一性何者為第二性的問題一樣,在認識論方面,他也反對傳統哲學把哲學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歸結為一種“認識的二律背反”的問題,即主觀能否認識客觀、思維能否反映存在的問題。正因此,他一方面反對有些人把思維看作是存在的機械反映,看作是“隋性地反映著物理形象的隋性的動作”,認為這實際上是把存在看作是一個已經完成了的機械裝置,是一個業已結束了的體系,從而把思維活動看作只是發現事物現成是什么,而不是發現事物會變成什么。然而,存在并不是一個完結了的結構,而是尚在生長中發展中,而從思維的活動也并不是發現事物現成是什么,而是發現事物會變成什么。因此,把思維看作是與物理的“反映”相類似的機械反映,就是把思維的活動當作是預先命定下來的,只是實現著早已潛置在一個潛存的胚胎之中的東西。這樣一來,思維也就成了一種卑不足道的復制品,或一個無所謂的附帶現象。另一方面,也反對有些人把心靈看作象是女巫的一個大釜,把世界和世界萬物看作是在這個大釜的蒸汽中出現的幻影,認為這實際上是把思維看作是超越的或先驗的。然而,“如果把思想看作是超越的或先驗的,那么,所有討論都要在思想怎么能夠是實踐的這一問題上掉進陷坑了”。[(18)]所以,不論是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還是諾伐里的魔術唯心主義,都是在不同的形式下把認識的條件和條件的認識二者混為一談了。胡克聲稱,與上述這兩種傳統的錯誤看法相反,實用主義是一種介乎中間的看法,和一切妥協的方案一樣,必須同時在多條戰線上作戰。
  應當承認,胡克在這里看到了傳統的機械唯物主義把思維看成是照像式的機械反映的錯誤,也看到了傳統的絕對唯心主義把思維看作是先天的理性真理的荒謬。然而,他在反對這兩種錯誤時,并沒有使他的認識論真正成為“一種介乎中間的看法”,成為一種超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外的理論。因為他在批判傳統唯物主義的消極被動的直觀反映論的時候,把反映論的一般原則等同于這種直觀反映論而一起否定掉。如前所述,他強調實用主義“把感官印象解釋為事物被說成和被看成是什么的驗證和記號,而不是事物本來是什么的顯示”,[(19)]又強調“所有科學的和形而上學的解釋,都是對一個自然事實的窮盡無遺的描述,因此,無盡無休地問‘為什么’,與其說是一個真正理智的需要或實踐上的需要,毋寧說是一種有害的語言習慣。”[(20)]這就是說,科學只能描述事實,而不能揭示事實的本質,只能問“是什么”,而不能問“為什么”。也正因此,他把科學發現的初步邏輯看作是“一種碰撞、一種摸索、一種猜測、一種回憶和一種習慣化”,因為“我們對自然的結構或秩序的認識是在震驚中誕生、靠猜測而加強、并通過習慣而固定的。”[(21)]所以,盡管胡克有時也公開反對傳統的唯心主義的先驗論,但實際上他所反對的主要是把思維看作是存在的反映的唯物主義哲學。
  正是從上述觀點出發,胡克把思維看作是一種工具。在他看來,既然思維不可能是一種附帶現象,也不可能是一種超越的或先驗的東西,那么,它就“必須毫無異議地承認自己的身份就是一種工具--一種在特定情況下不斷力求達到更大功效的工具”。[(22)]胡克認為,只有對思維的性質作這樣的理解,才能避免“認識的二律背反”,從而也才能克服以往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片面性。
  為了說明思維的這種工具性質,胡克詳細地考察了思維活動的特點。他認為,思維活動和機械工具具有許多非常類似的特點,即它們都是為了排除疑難而產生,都是一種中介,都具備某些先前的知識,都具有某種一致性,都存在著一種“有生的契機”,都體現著經驗的社會特性,都可以轉而為審美和享受的目的服務,等等。因此,思維和機械工具一樣,“本質上也是一種工具”,只不過它是“一種更高的特殊類型的工具”,一種運用符號進行操作的工具。
  為了進一步說明思維的這種工具性質,胡克還著重考察了思維的一般所指。他認為,正象機械工具一樣,思維作為一種工具也具有三種所指:(1)思想對某種非認識的經驗來說是一種工具,這僅僅意味著,認識的經驗是在某種成問題的情境中及其預期能得到的解決之間最卓越地起中介作用的經驗,是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2)思想就其本身的機能活動方式來看,并且正由于其機能活動方式是一種工具。思想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機體反應,就在于記號是它的適當刺激,引出結論是它的特殊反應。懷疑、推測、有控制的操縱事物等,都是進行證實時隨之產生的過程。思想之所以比物理的工具更具有適應性,就在于它能迅速而自動地調整以適應事先未預見到的困難。(3)思想是這樣一種工具,它的運用是由自然中一定的結構組織來決定的。這些結構組織對思想的關系,也正是光的規律和物理媒介物的特性對光學工具的關系。但是,自然的決定因素是必要條件,而決不是充足條件。因為自然結構的事實雖然指導著人的一連串思維活動的發展方向,但是人的思想究竟選擇那個方向發展,卻不是自然結構的事實所能決定的。
  總之,胡克和杜威一樣,把思維看作只是一種工具,一種“在特定的情況下不斷力求達到更大功效的工具”。既然在胡克的工具主義理論中,思維僅僅是這樣一種工具,那么它的使命自然就不在于如實地反映客觀實在,而在于有效的操縱事物,改造環境,使之服從于人的目的。因此,他反復強調,思維的作用并不是呆板地去復制外在的對象,而是“把分散的暗示貫穿起來,操縱事物,在心中重構情境,以便發現那些在空間上遙遠難及和在時間上過去很久的東西。”[(23)]顯然,胡克對思維的這種解釋,同杜威把思維歸結為控制環境的工具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既然思維、認識只是一種操縱事物、改造環境的工具,那么真理當然也是一種操縱事物,改造環境的工具,一種更好的或更有效的工具。正是基于這種觀點,胡克和杜威一樣,認為判斷一種觀念、命題、思想是不是真理,不是看它是否能夠正確反映客觀實在,而是看它在操縱事物、改造環境中是否能夠產生預期的效果。如果它能夠產生預期的效果,便是真的、好的;否則,便是假的、壞的。因此,他說:“我們不問工具怎樣能和它施用的對象相一致,因為,唯一可以理解的答案,只能從結果和成就的角度提出。堅持任何其他答案都將是十分虛妄的”。[(24)]“就觀念來說,正如就工具來說一樣,……答案就在工具和觀念同樣產生的后果和結果中”。因為“觀念的最后力量和意義是表明或存在于它的指示作用中。觀念遭受排斥,是和工具被人丟棄或替換出于同一原因的,那就是,或者因為它們引向絕境,或者因為它們有產生我們既不企求,也不期望的結果的趨勢,而且,如果我們想要解決問題,而不僅僅是空談,我們就不能接受這種結果”。[(25)]就命題來說,也是一樣,“凡命題都視其最后效果如何而或被接受或遭拒絕”。[(26)]由此,胡克強調,觀念、命題的“形式上的一致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形式上的一致性,自以為強調顯著的事,對確定真理來說,雖然永遠是必要的,卻永遠是不充分的,”[(27)]甚至“認真說來,……一致性也許沒有客觀存在著的標準”。[(28)]總之,在他看來,效果是真理標準,是鑒別真理的尺度。只要一個觀念、命題、思想能夠指導實踐,產生預期的效果,它便是真的、好的;反之,便是假的、壞的。所以,“真理是一件觀察結果的事”。顯然,胡克的這種觀點,同杜威的“真理即效用”的真理觀是完全一致的。
  應當承認,胡克肯定真理能夠指導實踐,產生預期的效果,這本身并不能算錯。因為唯物主義也承認,真理的功用,就在于它能指導人們的實際行動,使之取得成功。胡克的錯誤在于他把真理的這種作用和效果同真理的客觀基礎割裂開來,片面夸大了前者而抹殺了后者,以致于陷入了唯心主義。這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在唯物主義者看來,人類實踐的‘成功’證明著我們的表象和我們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觀本性的符合。在唯我論者看來,‘成功’是我在實踐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實踐是可以同認識論分開來考察的”。[(29)]胡克正是這樣的唯我論者。
    四、工具主義的方法論
  胡克在其工具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工具主義的方法論。他的工具主義的方法論,主要在于探討思維作為工具來運用的一般規則及具體過程。這基本上是繼承和發揮皮爾士和杜威的思想。因此,他的方法論亦稱為科學探索方法或科學邏輯。
  胡克在闡述其工具主義的方法論時,首先強調把思維作為工具來運用主要在于指導行動和探索,確立行動和探索的,并供認他的這種觀點是承襲皮爾士關于指導原則一般規則。他稱這種一般規則為指導原則,并供認他的這種觀點是承襲皮爾士關于指導原則的理論。胡克認為,皮爾士同大多數現代邏輯學家一樣,把人們在作出結論時多少自覺地遵循的原則稱為推理規則,但他對這些推理規則作了新的解釋,即他不是象大多數現代邏輯學家那樣把這些推理規則解釋為與經驗內容無關的抽象原則,而是把它們解釋為“經驗過程中發展出來的引導或指導原則”。換言之,“它們不是被解釋為直覺,而是被解釋為思想習慣,經證明對調整、改變和改造我們的環境有效后,在實踐上成為固定的和標準的。”[(30)]這就是說,在皮爾士那里,人們在作出結論時自覺地遵循的推理規則被解釋為指導原則,即“決定著從一個判斷過渡到另一個判斷的思想習慣”,[(31)]或者說“決定這個推理或那個推理的特殊的心靈習慣”。至于“習慣是好是壞,要看它是否從真前提中得出真結論”,而一個推理是否被認為確實可靠,也要看決定推理的習慣一般是否引向真的結論。[(32)]皮爾士把這樣的公式稱為“推理的指導原則”。由于皮爾士所說的指導原則是一種思想習慣,而思想習慣是一種引導或指導行動的規則,亦即信念,所以習慣決定推理也就是信念決定推理。換句話說,推理是為了確立引導或指導行動的信念。這樣,確立推理的指導原則歸根到底也就是確立引導或指導行動的信念。胡克接受了皮爾士的上述觀點,即“把推理規則當作活躍于實際探索中的指導原則的解釋”,[(33)]并同皮爾士一樣把確立指導原則或者說確立指導行動的信念看作是思維的唯一功能。他說:“當實際的思維不能引導我們到我們要去的地方時,或者用皮爾士的話來說,當它不傾向于信念的建立和固定時,它就走入岐途。”[(34)]
  由于胡克把尋求指導原則看作是思維的唯一功能,所以他十分重視對指導原則問題的研究。在《實用主義的形而上學》一書中,他幾乎用了一半的篇幅來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現就其中最主要的觀點作一扼要介紹。
  首先,指導原則并不是主觀設定的,而是有其客觀基礎。胡克說:“‘指導原則’并不是我們通過意志的努力養成的習慣,正如我們不能憑思想使身長增加一腕尺一樣。它們具有那種反映著并隨后改變著自然環境的組織的生長的性質”。[(35)]換言之,“任何一個習慣,都涉及特定刺激和特殊反應的性質,而指導原則是從一系列分散的、初步的有機體反應中結晶出來的某些習慣。因此,指導原則,即任何邏輯理論機體的解剖,不能和環境的結構特征分開,如繼續用這比喻的話,這個機體就在這個環境中滋長,并且能夠從事選釋和變形。邏輯規律是以某種方式同存在世界中某些機能的和結構的不變因素聯系著的。”總之,“思想的指導原則是和事物的行為分不開的”,[(36)]是以外部世界的客觀存在為前提的。為此,他反對脫離實際的邏輯直覺主義,認為它不能把我們帶到任何地方去,不能解釋任何事情。顯然,胡克的這些議論具有一定的實在論的傾向。
  胡克還認為,承認指導原則所依據的客觀基礎,承認它要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物的支配和制約,用他話說,承認“存在”的強迫或“自然事實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對確定可能的科學探索領域來說是最重要的。因為“科學本來是研究那些可能取得普遍的同意的判斷的”[(37)]在他看來,科學家們在從事科學研究時,雖然各個人的出發點不同,所遵循的理論原則不同,但是只要他們按照科學方法,共同協力,最終必然會得到一致的意見(即與實在符合的真理)。因為科學研究的過程必將用一種外在的力量,引導他們達到同一個結論,他說:“無論初步的發現是多么的各不相同,無論輔助的假設是多么截然相反,科學家們自認的信念是,共同協力的探索將借著潛在于他們遵循的科學方法中的前進的力量使他們得出相同的最后結論來。”[(38)]他并引用皮爾士的話說:“注定(即一定)為所有從事研究的人最后同意的意見,就是我們所說的真理,而在這種意見中所表現的對象就是實在”。[(39)]胡克宣稱,這個關于某種最后實在性的概念,不僅是一個規范性的理想,而且能夠使我們突破意識的法則或“自我中心的范疇”的魔術圈子,對科學的客觀性寄予信心。在這里,胡克肯定科學研究必須憑借外在的力量,并且正是這種外在力量才引導持不同觀點的研究者得出一致的結論。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真理的客觀性。  
  但是,由于胡克把真理界說為所有研究者普遍同意的意見,因而他所說的“在這種意見中所表現的對象就是實在”,也只能是把大家都同樣感覺為實在的對象當作是實在的。其實,胡克自己就明確說過,雖然最后的意見的對象并不依存于任何個人的意見,但卻并不必然不依存于一般的意見。這樣,他就背離了他在論述指導原則和科學研究中所具有的實在論的立場,表現出唯心主義的傾向。實際上,這與他在認識論上的唯物主義反映論是相一致的。也正因此,他把思維的唯一功能看成僅僅是確立指導原則或者說確立指導行動的信念,而否認思維的根本任務在于正確認識客觀世界,從而改造客觀世界。
  其次,指導原則并不是抽象原則,而是控制原則,胡克認為,雖然思維不能脫離自然,但它的出現是必要的,以便把某些存在的操作方式或用形象表示的自然型式納入意識中,并且按照它必須承認和決定其運用的可能性的規律改造情境和重新引導環境的流動。[(40)]因此,“當那種思維引導我們或曾經引導我們達到滿意地解決一個問題時,我們的思想必須遵循我們確在思考或曾經思考的形式。[(41)]換言之,“當實際思維比起任何其他想法來更時常地導致全面改造一個經驗時所具備的那些形式,就是我們在同類的個別事例中所應當遵循的思維原則。”[(42)]胡克這里所說的思維原則就是指導原則。他強調,思維的指導原則既不是超驗的,也不是先驗的,而是從經驗過程中發展出來的,用以解決經驗中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把思維的指導原則看作是改造和控制環境的工具,并且認為這種改造和控制是通過行動而完成的。他說,如果我們對環境刺激發生反應的習慣顯示著“考慮到”一個計劃在我們對之發生反應的東西之中,那么,隨著作為必然結果的是“任何關于自然是什么的問題,……都要求參照我們的某種‘作為’或‘行為’來解決。”[(43)]又說,“凡是思想的結果對有機體產生重大影響的地方,我們總是通過最后所做的而不是通過所說的來認識思想的要旨的。”[(44)]由此,他宣稱,“在生活事務中,指導原則就是控制原則”。[(45)]胡克在闡述中十分強調思維的指導原則不是脫離實踐活動的抽象教條,而是人們操作事物時在理智上所運用的工具,是人的行動的工具。他宣稱,“實用主義實在論堅持,必須把心靈理解為事物和事情自然聯系中行為的方式或結果”,[(46)]而“把思想看作某種在事物和事情之中進行的東西,當著一種充滿著影響欲望和目的的悲劇性或喜劇性的后果的過程,能使我們闡明邏輯的工具理論的主要立場。”[(47)]在談到作為邏輯思維形式的范疇時,胡克也強調范疇是工具性的,是經驗的輔助手段,借著它們的操作事情可以得到安排和控制,并且認為“它們之所以享有特權,并不在于它們比那些不被選擇的特性居于更高的地位,而在于它們對解決問題、表示興趣以及為促進那些興趣而重建情境來說可更有效地用作工具。”[(48)]總之,思維及其指導原則是改造和控制環境的工具。顯然,胡克的這種觀點是對杜威的思維是控制環境的工具主義理論的一種描述,不過,這是在吸取皮爾士的信念理論的基礎上的一種描述。
  胡克的上述觀點,突出了思維與行動的聯系,強調思維的作用在于指導行動,為行動確立指導的原則,這對于批判形而上學的抽象思辯,反對理論脫離實際,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由于他否認思維是對于外部世界及其客觀規律的反映,因而他所說的思維及其原則對人的行動的指導作用,就不是指人們根據正確的認識來指導自己的行動,而僅僅是一種應變的對策。同時,他又把思維及其指導原則歸結為有機體對環境刺激發生的一種反應,抹煞了其社會特性,從而也抹煞了人的實踐與動物的行為的根本區別,把人在正確認識指導下的實踐與動物的本能地適應環境的活動混為一談。這樣,那里還談得上思維及其原則對實踐的指導呢?
  第三,指導原則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經驗而發展的。胡克認為,思維的指導原則不是絕對不變的教條,而是“隨著我們從一種題材轉到另一種題材而有所改變”,[(49)]因此它必須“斷然放棄自以為是最后的定論的主張”,[(50)]放棄“設定一個絕對的保證,認為它適合于所有的時間和地點。”[(51)]在他看來,既然思維的指導原則不是最后的定論,也不提供絕對的保證,那么它在實際運用中就只能看作是一種假設。然而,任何一種假設都不可能是絕對的真,而可能包含有錯誤,因此都要接受經驗的檢驗,他說:“只要科學是在成長中,就沒有一個假設整個的可以說成必然是真的”。[(52)]“從科學的實用主義的觀點來看,我們不把一個推論當作確實可靠的結論,除非通過對事物的性質的檢查而最后得到證實”。[(53)]同樣,“我們怎樣確定一個命題是否假的呢?并不是靠直覺的一跳,而是靠……,在某種被經驗到的周圍聯系中得到證明”。[(54)]因此,他宣稱,指導原則的實用主義實在論是“通過概念的具體的和外在的效應的級數來達到概念的明確性”。[(55)]但是,胡克認為,實際運用中作為假設的指導原則,一旦經驗檢驗認定它為無效的,那就得修正它或拋棄它;即使經驗檢驗認定它為有效的,那它也得隨經驗的發展而改變。總之,任何作為指導原則的概念、命題、思想、理論,都不是絕對可靠的,“它們成功的可能性蘊涵著它們失敗的可能性”,這就是它們“可以被補充、限制和拋棄的原因。[(56)]因此,他聲稱,“沒有絕對的和普遍的確實性,因為存在并不是整塊的”,[(57)]科學的實用主義“使尋求第一原因和最后結果的努力歸于無效。”[(58)]胡克的上述觀點,是對皮爾士的“可錯論”思想的進一步論證和發揮。
  胡克的上述觀點,主要在于說明作為指導原則的思想,理論并不是最后的定論,不變的教條,而要隨著經驗的發展而改變,從而強調科學知識需要不斷進步和發展,反對固步自封和停滯不前。顯然,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胡克同皮爾士一樣過分強調思想、理論的可錯性,因而他在否定它們的絕對的確實性和普遍性的同時,也往往否定了它們的相對的可靠性和穩定性,否定了絕對真理的存在,走向了相對主義。
  胡克在闡述其工具主義的方法時,繼而又強調把思維作為工具來運用還在于確立行動和探索的一般模式或程序。他稱這種一般模式或程序為科學探索的基本模式或合理的程序。
  胡克認為,人們在成功地解決人類經驗中的問題和困難時,采取了一些合理程序,而實用主義作為一種哲學就是對這些程序的系統思考和加工的結果。他把這些程序概括為三步:(1)理解觀念想要闡明或調整的那些問題和任務中的要點和困難;(2)覺察到從哪里開始,知道觀念假定適用的方向;(3)至少隱約地預想所希望的終極目的或解決,因而有充分的可能去檢查觀念的最后的適當性。[(59)]他后來在《自然主義與第一原理》一文中對此又作了進一步的描述。他說:“如果我們想獲得新知識,自然主義者說,我們必須遵循科學探索的基本模式--看出問題所在,陳述假設,作出推論,執行實驗,并進行觀察。”[(60)]這實際上是對杜威的實驗探索方法(思想五步法)的復述。也正因此,他并沒有作更多的解釋和發揮。不過,有幾點須要加以說明。
  第一,胡克認為,他的科學探索方法是以先進科學的方法為模式的科學方法,因而是“一個可能的探求關于事物本質的真理的方法”。[(61)]盡管遵循這種方法并沒有使我們獲得新知識的邏輯必然性或保證,但卻能說明這樣的行動是合理的。哲學這個理智事業的最根本的問題,就在于回答人的行為是合理的或理性是什么意思。為此。胡克建議應當把這種方法推廣到一切學術領域里去,特別是推廣到那些還沒有能滿意地解決任何事實問題的學術領域里去。因為這種方法將為它們提供進行探索的途徑。
  第二,胡克認為,思維的產生是為了排除疑難,把有問題的情境轉變為問題解決了的情境。然而,思維在排除疑難的過程中,即各個階段或各個步驟中,則須遵循它所確立的原則,即指導原則。胡克這里所說的思維排除疑難的過程就是科學探索的過程。因而,科學探索的過程也就是指導原則具體應用的過程。
  第三,胡克認為,任何一個習慣,都涉及特定刺激和特殊反應的性質,而指導原則是從有機體的一系列反應中提煉出來的某些習慣。這樣,思維排除疑難的過程就是人這種有機體適應環境的過程,從而科學探索的過程也就是人這種有機體適應環境的過程。胡克繞了一個圈最后又回到了杜威的老路。
  應當承認,胡克的這種源自于杜威的科學探索方法,特別是其科學探索的基本模式或程序,包含有某些合理因素。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學研究中的一些必要的思維過程,與近代以來的自然科學發展相一致,同時,對于批判從先驗原則出發的唯理論和把經驗等同于感覺的經驗論也有積極作用。然而,他的這種方法是建立在工具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之上的,其認識論排斥了認識的客觀性,因而他所提出的這種方法也失去了客觀性。所以,盡管胡克的科學探索方法包含有某些合理因素,但還不是真正的科學方法。
  注釋:
  〔1〕〔11〕胡克:《實用主義的形而上學》序言,載《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第1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4〕〔6〕〔7〕〔8〕〔9〕〔10〕〔12〕〔13〕〔14〕〔15〕〔16〕〔19〕〔20〕〔23〕〔26〕〔28〕均見胡克《實用主義的形而上學》,載《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第12輯,第一章。
  〔17〕〔18〕〔22〕〔24〕〔25〕〔27〕〔34〕〔41〕〔42〕〔44〕〔47〕〔49〕〔50〕〔51〕〔59〕均見同上書,第二章。
  〔21〕〔30〕〔31〕〔32〕〔33〕〔35〕〔36〕〔37〕〔38〕〔39〕〔40〕〔43〕〔45〕〔52〕〔53〕〔54〕〔55〕均見同上書,第三章。
  〔46〕〔48〕〔56〕〔57〕〔58〕均見同上書,第四章。
  〔3〕胡克:《杜威-“生長”的哲學家》,載美國《哲學雜志》第16卷,第26期。
  〔29〕《列寧全集》第14卷,第139頁
  〔60〕〔61〕胡克:《自然主義與第一原理》載《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第1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8頁。
             (責任編輯 閻韜)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039-049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翁東19951995 作者: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039-049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翁東19951995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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