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人文精神 >>>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字體    

自然語言語碼轉換研究的若干方面
自然語言語碼轉換研究的若干方面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圖分類號:H0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544(2001)04-0009-06
  1.引言
  隨著不同民族之間交往的不斷擴大和民族融合的逐漸增強,世界上的雙語社區也日益增多。在每一個雙語社區中,勢必存在兩種(bilingual)或多種語言(plurilingual)的交互使用,這種不同語言系統在使用中的交互轉換現象稱之為“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對語碼轉換,語言學家要試圖回答一些相關問題:為什么在某種特定的情境下選擇語言A而不選擇語言B?語碼轉換的心理理據和目的如何?語碼轉換是否受語言內部句法限制規則的制約?語碼轉換是否受語言使用者的性別、年齡、社會身份、地理背景等社會諸因素的影響?從大量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語言學家們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也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管見,以見教于各位專家。
  2.雙語現象的類型和語碼轉換相關概念的界定
  雙語現象應首先作為一種個體現象來看待。那么,在個體的組織結構和行為方式中是什么因素使其稱之為操雙語者的呢?這里存有兩種不同觀點。其一認為,該個體除了他的第一語言外,對另一種語言能達到同樣熟練的程度,并能夠在任何場合中同樣有效地使用其中任何一種語言;其二認為,該個體除了第一語言具有自發的技能外,對第二語言只需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與掌握。奧斯古德(Osgood,1965)將前者稱為并列雙語現象(co-ordinated bilingualism),將后者稱為復合雙語現象(compound bilingualism)。雖然此種分類已廣為接受,但同時也有不少人對這樣的分類提出異議,感到復合雙語者的提法難以接受。他們認為,只有并列雙語者才是真正的操雙語者。很顯然,他們指的是一種理想化的雙語現象。作為衡量個體的雙語熟練程度的標準,這個定義是有效的,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個體或多或少都不那么理想和完美。
  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說,操雙語者的大腦中擁有兩套不同的語言編碼,并能根據不同的環境使用其中的任何一種編碼。當他在使用語言A時,只是依據這種語言的規則來發音、用詞和造句,而不必在兩種系統中進行選擇,兩種語碼保持各自的獨立性。只有在語境不同或必要時,才從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進行兩種語言系統編碼的交互使用和轉換,即語碼轉換。
  然而,若要真正給“語碼轉換”下一很確切的定義并非易事。或許最為概括的(如上所述)是指同一語言使用者對兩種語言的交互使用,更具體地說,兩種語言的交互轉換可在詞、短語、從句乃至句子的平面上進行。津拉思(Gingras,1974)指出,語碼轉換涉及語碼的交替使用,但和形態、音位無關。他同時指出,此種語言行為模式是受某種規則制約的。狄琵夫勒(Di Piefro,1976)認為,語碼轉換指在語言交際行為過程中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的使用。在論述語碼轉換的特性時,甘伯茲和赫內特(Gumperz & Hernandez,1969)指出,說話人按照語義規則和句法規則的語境限制條件選擇不同語言的詞義和語義特征。例如,一個操西班牙語者在其話語中可能使用英語的pies一詞,而不使用西班牙語中pasteles,因為西班牙語的pasteles還含有"cakes"的意義。當說西班牙語時使用英語pies一詞,不違反語義限制法則。
  如上所述,在迥然不同的兩種語言交替使用時,都具有某種轉換模式。但是,麥納敏(Mc Menamin,1973)卻持有不同觀點,他聲稱,操雙語者對語言的選擇和轉換是任意的,不受某種情境的限制,這里當然不清楚何謂“某種情境”。麥納敏進一步指出,在對所使用的兩種語言都很流利者來說,語碼轉換現象十分普遍(這與那些屬于不同語言社區成員在某種情境下選擇使用語言A或語言B是兩碼事)。他在研究了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奇卡諾人(Chicanos)后指出,奇卡諾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頻繁快速地從西班牙語轉換到英語,而不是從英語轉換到西班牙語。在用第一語言(L1)談話時,使用了第二語言(L2)的一個詞或短語就稱為一次語碼轉換。倘若第一次轉換后用L2交談了一段時間,再轉回到L1,這就構成了第二次轉換。由此可見,麥納敏所說的語碼轉換特點只是指轉換的體態行為(physical act),而忽略了所用語言的內部語言結構和該雙語社區成員的心理和社會規范等因素。
  畢爾思雷和依斯特曼(Beardsley & Eastman,1971)則認為,語碼轉換可以在話語中的不同位置出現,如:1)在句子中間;2)在一些語言標記(linguistic marker)之后(指無語義內容和句法作用的詞,象英語的"mmm"、漢語的“嗯”、西班牙語的"pues"等);3)在話語標記和停頓之間;4)所談論的話題對另一種語言有更密切之聯系;5)在詞的平面上,說話人特別是兒童對兩種語言在熟練程度上存有差異;6)在對話的連接處或對話者話輪轉換處。
  此外,在語碼轉換的研究中,語言學家們對一些與之有著密切關系的術語進行了界定。如“干擾”(interference)一詞,常用于第二語言習得時,指學習者還處于初等階段,經常受到母語的干擾。雖則如此,一些語言學家仍把“語碼轉換”行為歸屬為語言干擾問題,他們認為語碼轉換是語言應用的結果,而不是語言能力所致。另一個術語“結合”(integration)首先由郝根(Haugen,1956)提出的,是指在使用母語A時經常性有規律地使用語言B中的詞或短語,因此除了歷史意義之外,并不存在語言之間轉換和交替問題,語言B中所借用的語言成分已在形態或音位上“結合”于所使用的語言A中了。
  當我們說這種“結合”現象和“語碼轉換”可能具有不同的特點時,它好象與另外兩種語言行為,即“混合”(mixing)和“借用”(borrowing)具有相似性,但通常認為“混合”和“借用”與語碼轉換具有密切關系。語言學家對“混合”有不同的描寫和論述。依思賓歐薩(Espinosa,1917)在解釋“混合”現象時指出,語言之間常用詞語的混合是隨意性的,不受規則制約的。然而,普發夫(Pfaff,1979)在研究了英語和西班牙語“混合”現象后指出,“混合”包容了“借用”和“語碼轉換”的意義,她認為“混合”不只指單一詞匯或詞素的混合,還可指更大語言單位的混合。對“借用”同樣有不同的解釋。郝根(Haugen,1950)聲稱,“借用是試圖對在其它語言中存有的某種語言模式的再運用。”但普發夫(Pfaff,1979)指出,借用在具有單語或雙語語言能力人的話語中都可能出現。不論是哪種情況,從語言B中借用的單個詞匯不一定都能在語素形態上與語言A相適應,在音位上至少如此。“借用”和“語碼轉換”不同之處在于,在“語碼轉換”中轉換都在限定的句法連接處開始,并具有它們自己的內部句法結構;而詞匯借用并非如此。在這里,普發夫顯然忽略了詞的基本特點之一,即:每一個詞匯項(lexical item)都具有它自己的語法結構。她把“借用”和“語碼轉換”區別開來的作法可能是正確的,但“借用”可不受從源語(source language)中所借詞項的句法結構和借語(borrowing language)的句子或短語結構的限制的說法顯然失之偏頗。
  對于同種現象,津拉思(Gingras,1974)不用“借用”,而使用了“詞匯化”(lexicalization)這個術語。他認為,被借用的詞匯項在音位和形態上與借語相適應(雖然不一定總是產生形態變化)。津拉思之所以用“詞匯化”這一說法,可能是因為它體現了言語社團的整體言語行為的特點,與說明該言語社團成員的個體言語行為(通常稱為“替換”substitution)區別開來。
  然而,上述對“借用”現象的討論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借用”現象的產生有其歷史根源,因此,要對此進行準確的闡述,不僅要進行共時性分析,還要就所借詞項的歷史淵源進行歷時性研究。與此不同,“語碼轉換”是在同一雙語社區的兩種或多種語言的交互使用中實時產生的,因此,“語碼轉換”所涉及的語言的關系只是共時性的。由此可見,“借用”和“語碼轉換”的過程應屬于兩種不同的語言現象,雖然有時兩者之間的界限是難以確定的。
  3.語碼轉換的心理和語用理據
  語言學家對語碼轉換研究興趣的另一方面是語碼轉換的動機,即轉換的心理理據和目的。普發夫(Pfaff,1979)認為,語碼轉換是一種中立策略。甘伯茲和赫內特(Gumperz & Hernandez,1969)則認為轉換是表明相互之間關系改變的信號,使彼此之間更為親密融洽、不拘禮節。姆可羅(Mc Clure,1977)則聲稱,語碼轉換可具有以下語用目的:1)強調,特別是在兒童之間,通常在祈使句中使用,先講L1,然后用L2翻譯一遍,如"Stay here,Roli.Te quedas aqui!";2)突出話題,也就是把句中的某一部分通過轉換,使其成為焦點(而在上一點中強調的是整個句子)如"Este ernesto,he's cherting.";3)作更詳盡闡述,說話者重復已知信息,然后再增添新的信息。如"Roli,you stay here.Tu quedate jito con Suzy."("...stay with Suzy,Honey.");4)消除疑惑或歧義,以求正確理解,如:
  ——Donde fuiste?(where did you go?)
  ——A school.(to school)
  ——Huh?
  ——A(la)escuela.(to school);
  5)吸引聽者的注意力,常伴隨提高嗓門、身體和目光的相互接觸等,以避免因對方心不在焉而對已說過的話語進行冗長乏味的重復,如:
  ——"Yo me voy a bajar,Teran,look!"
  ("I'm getting down...")
  ——"Aver,a ver...Let me see.Let me see.";
  6)表明在陳述、發問、祈使等話語語氣類型間的轉換;7)引入新的話題,或表明對正在討論的話題不感興趣;8)介紹引見新的話語參與者。Mc Clune煞費苦心從語體和語用出發對語碼轉換動機作了調查研究,很有借鑒作用。問題在于他選擇的對象大多為兒童,而兒童時期第一語言的習得因年齡不同存有很大差異。另外,兒童的語言應用能力和社會身份、閱歷等因素也大大限制了他們的語碼轉換動機。
  4.句法規則系統的制約
  除心理和語用因素可以影響語碼轉換言語行為外,對所涉及的每一種語言句法限制規則也可以對語碼轉換產生影響。誠然,語碼轉換較易發生在兩種語言在表層結構都受到同樣限制之處,但轉換模式中兩種語言句法特點卻不盡相同,從中可以發現它們在形態、語序和深層語義關系在表層結構的表現方式以及詞匯內部結構等方面的諸多不同(Pfaff,1979)。普發夫認為,在轉換中,根據需要兩種迥然不同的語言系統要么截然分開,要么合成一體,形成“第三語法”,構成有序轉換。而津拉思(Gingras,1974)對所謂“第三語碼轉換語法”之說持反對意見。他認為,轉換必須遵守L1或L2中原有的語法規則,倘若一個句子基本結構是L1的,那么,就應在L1深層結構有關成分上使用L2的句法轉換規則,生成語碼已經轉換了的句子。無論遵循什么原則,語言學家們已經注意到某些語碼轉換的句法限制規則和條件。
  在研究了墨西哥裔美國兒童的雙語行為后,溫特茲和姆可羅(Wentz & Clure,1975)發現疑問和陳述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語碼轉換,例如:一個孩子問:"Quien tiene hambre?"("Who's hungry?")另一個孩子可能答道:"I do!",而不是"I am."。Wentz和Mc Clure認為,這是由“語碼混合”引起的,而不是“語碼變化”的結果。而有的研究人員則認為,對發問作出不正確反應,違反語碼轉換句法限制規則的情況是由于回答者采取了錯誤的言語策略(linguistic strategy)。Wentz和McClure還發現,自發敘事(Spontaneous narratives)比誘導敘事(elicited narratives)語碼轉換的頻率較低。而且在自發敘事時,語碼轉換基本上只限于名詞或名詞短語平面上,而誘導敘事中,轉換大都在句子的平面上進行。
  Wentz和Mc Clure(1975)對操雙語兒童的句法也作過一番研究,發現了一些頗為有趣的現象,比如,在語碼轉換的會話中,帶有冠詞的語言和有動詞的語言相一致,也就是說,如果句中的冠詞為L1,那么句子的動詞也通常為L1,見下例:
  1)The gato scratched the muchacho.
  (The cat scratched che boy.)
  2)La cow se comio el grass.
  (The cow ate the grass.)
  據說,這樣轉換語碼的句子對操雙語的兒童來說應該容易重復,而若對以每隔一個詞的方式進行的語碼轉換的句子進行重復是幾乎不可能做到的。Wentz和Mc Clure證實,在他們的調查中,兒童難以重復這樣的句子:"Yo foundun good libro in la library."。他們的這種見解與蘭思(Lance,1975)的觀點大相徑庭,后者認為在語碼轉換中根本不存在任何句法的限制規則。
  普發夫(Pfaff,1979)在研究語碼轉換的句法限制時,提出了“動詞混合”這一概念。她指出,動詞混合現象可能發生在動詞形態對兩種語言都具適應性時,如:"Nopuedo taipiar(type)muy bien."。在當動詞不具適應性時,因受其它因素的影響,如時態、語氣等,也可能發生動詞混合現象,例如:"Anda feeling medio niceand start blowing again."。普發夫在研究中曾涉及到多種類型的句法限制,但她很少試圖將語言實證和句法理論聯系起來,但凡有聯系的地方也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勉強為之。
  麥納敏(Mc Menamin,1973)對語碼轉換行為的句法限制的研究雖無多建樹,但在他的帕杰羅峽谷的研究中發現,凡是涉及到短語、從句或更大結構單位的語碼轉換通常伴隨著某些語句停頓或標志詞,如:
  /uh /huh
  /ay /eh
  /ooh /pues
  /mmm /mmm
  /yeah /ya
  /este
  /pues
  對于同樣情況,畢爾思雷和依斯特曼(Beardsley & Eastman,1971)則認為,語碼轉換應與語句的停頓和標志詞同時出現。如果標志詞和語句停頓不同時出現的話,通常不會發生語碼轉換行為。
  誠然,對語碼轉換所涉及的語言受到的句法限制規則的研究遠比語碼轉換行為所受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的研究要容易得多,但是,問題在于后者在很多方面對前者的研究起作用,有時甚至可起到前提和條件作用。因為迄今為止對語碼轉換的研究,特別是涉及到會話參與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雙語水平、地理背景和社會域等,社會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在數量和范圍上仍很有限,所以在有些方面妄下結論或為時過早,或失之偏頗。
  5.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
  語碼轉換不僅在語言學上難以下一確切定義,在社會學上也同樣如此。甘尼什(Genishi,1976)把語碼轉換分為兩種,即情境語碼轉換(Situational code-switching)和會話語碼轉換(conversational code-switching)。他認為,情境語碼轉換涉及到言語環境、話題和會話者對所談論事件的感受等方面的某一變化,而會話語碼轉換則是在單一言語活動中產生的,此時兩種語言可能混合在同一語句中傳遞單一信息。甘尼什還注意到,成人和兒童言語模式的主要區別在于是兒童會話語碼轉換的頻率低于情境語碼轉換。
  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出發,溫特茲和姆可羅(Wentz & Mc clure,1975)提出了兩種不同的語碼轉換。他們把語碼轉換進一步分為兩類:“語碼混合”(code-mixing)和“語碼變化”(code-changing)。“語碼混合”通常發生在說話人一時難以用L1的詞語來表達某一概念,但用L2的詞語可以輕易做到時,也可指說話人所使用的L1中缺乏表達某一概念的語匯,而在L2中用以表達完全等同概念的語匯則可信手拈來。比如在“語碼混合”的句子"No van a aceptar a una mujer que can't talk business"中,由于西班牙語沒有表達和英語在文化意義上相對應的語匯,"can't talk business"就自然插入,產生了語碼混合現象。從上例也可看出,語碼轉換發生在L1的語言基本框架中結構成分的交界處。而“語碼變化”是指兩種語言在主要的結構成分平面上交替使用,如名詞短語、動詞短語、從句等,而且所有的功能詞,甚至形態、句法都完全隨之而變。下例就說明了此種現象的特點:
  1)"I put the forks en las mesas."("...on the tables.")
  2)"Let's see que hay en el dos."("...what there is on two.")
  在上例中,由兩種語碼交互成句是以情境和語體因素為其動因的,它們涉及的是句子內部語碼變化,但這并不意味著語碼變化不能在話輪(turns of speaking)之間發生。無論是哪種情況,都存在著語法形式的完全轉變。
  特依姆(Timm,1975)區分了“語碼轉換”和“語碼混合”之間的不同之處。他認為,前者在轉換過程中存在著某些句法規則,換句話說,語碼轉換涉及到一些模式化行為,但后者只是一個相對非正式的過程。人們習慣于把它同混合語(hybrid)和混雜語(pidgin)聯系起來。另外,特依姆把語碼轉換分為兩種類型:隱喻轉換(metaphorical switching)和情境轉換(situational switching)。在隱喻轉換中,語碼轉換行為受到個人的感情、文化和言語社團生活諸因素的影響,而在情境轉換中,語碼轉換是由說話者對相互間受社會情境所支配的權利和責任的理解上的變化而引發的。
  普發夫(Pfaff,1975)通過對操英語和西班牙語雙語社區的調查,試圖從形式和功能出發把語碼轉換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指同一社會階層者、親朋好友或有著密切社會關系的人之間的偶然接觸,且談論的話題集中于日常生活,這時語碼轉換通常發生在表層語句或獨立從句的停頓處,一兩個詞匯的語碼轉換出現頻率較低;其二指偶然的或較為正式的相互接觸,這時,在完整句子平面上的語碼轉換比在獨立從句或附屬從句平面上的轉換更為常見;其三為操西班牙語者的較為隨便的日常會話,從西班牙語向英語轉換只限于單一的名詞、動詞、形容詞或固定短語。這時普發夫把“語碼轉換”和“借用”混同起來。
  所有上述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對語碼轉換所下的定義和分類對與此現象相關聯的某些言語行為作了闡釋,但都不夠全面。比如對成人和兒童的語碼轉換行為未加區分,對會話參與者的雙語程度對轉換的影響亦未作陳述。發莉思(Valdes-Fallis,1976)對有關語碼轉換的解釋提出了問題,她設想,從抽象意義上講,一句話可能在說話者確定將用哪種語言說出之前就已構成。此設想可以對下面的情形作出解釋,為什么有些操雙語者在開始用一種語言講話時很快就遇到了句法障礙(因為違反了句法限制條件),所以不得不用含有這種句法模式的另一種語言重新開始他們的會話。
  姆可羅(Mc Clure,1977)指出,在語碼轉換中,三種話語參與者所具有的特點尤為重要:1)語言水平;2)語言的傾向性;3)社會身份。通過對兒童語碼轉換現象的觀察,她發現當兒童受到傷害,年長者安慰他時同樣用西班牙語,但以前,他們在此種情況下一直使用英語。她還指出,用語碼轉換來標示自己社會身份的改變在較年長兒童中比在年幼者中居多。另外,隨著社會身份的變化和閱歷的增加,他們的英語知識也隨之提高,與英語有聯系的社會關系也隨之增多,使用英語的傾向性亦趨明顯。再者,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喜歡使用英語,這是因為婦女更多地與家庭連系在一起,并且受到是在社交場合緘默少言的教育,比如在拉美或加勒比海長大的操西班牙語的西班牙裔美國人(Hispanic),由于他們和父輩深受拉丁傳統習慣的影響,情形大都如此。但是,許多在美國北部學校讀書的年長兒童卻不一樣,他們(包括女孩)大都對父輩保守的傳統觀念和行為具反叛精神,而Mc Clure的論述對他們言語行為并不能作出準確的闡釋。
  關于語言的選擇問題,Mc Clure和Wentz(1975)對奇卡諾人的研究中發現,會話參與者比話題對語言的選擇具有更大的影響。此外,在談論與家庭(如照看孩子、親屬相處、膳食準備等)有關的話題時多用西班牙語,而談論體育、教育和美國節假日等話題時則多用英語。話題改變,與其相關的語言系統也迅速隨之而變。這時,“語碼變化”和“語碼混合”現象較為普遍。再者,社會環境(social setting)亦可影響語言的選擇,如在教室里主要講英語,在體育場主要講西班牙語,而在家中,或多講英語,或多講西班牙語。這種情況和費什曼(Fishman,1972)的慣例“域”說法(institutionalized"domains")相一致。
  與以上Mc Clure和Wentz的有關論述相悖,莫納敏(Mc Menamin,1973)在研究長期生活在加利福尼亞州帕杰羅峽谷地區的居民的語言使用情況后,對他們的雙語語碼轉換行為進行了客觀描述。調查的對象為農場的工人,他們的孩子或配偶,在三個年齡組(16-20,21-40,41-70)中,他發現,年青組和年長組比中年組更傾向于從西班牙語到英語的語碼轉換,在用英語講話時,只有年長組轉換至西班牙語。此外,他還從以下九個方面總結了語碼轉換的行為:1)語碼轉換,女性多于男性(與Mc Clure相反);2)受教育的程度與轉換頻率成反比;3)在非正式的、隨意的和自然的會話中轉換多于正式對話或會談;4)那些自稱西班牙語講得最好的,轉換的次數也最多,而英語講得最好的卻很少轉換;5)當問及從西班牙語向英語轉換的頻率時,接受調查者的估計和調查者的實際統計資料顯示基本相符;6)當問及從英語向西班牙語轉換頻率時,接受調查者低估了他們講西班牙語和講英語所用時間的比例;7)轉換頻率與講西班牙語和英語相對時間長短無關;8)詞、短語或從句平面上的轉換多于句子平面上的轉換,這一點與Gumperz和Hernandez(1969)所作的結論相左,Mc Menamin認為,此矛盾的產生可能同城市與鄉村或其它地理上的不同有關;9)轉換取決于會話參與者彼此的熟悉程度甚于種族因素。
  從Mc Menamin和其他語言學家的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沒有哪一種論述對語碼轉換這一社會語言學現象的描寫是面面俱到且無懈可擊的,但無論如何,通過他們的研究成果,現在我們可以說,雙語的語碼轉換行為反映了會話者的性別、年齡、雙語水平、地理背景、教育程度、社會域、話題和語體等因素,或者說,這些因素影響了語碼轉換的言語行為。
  6.結束語
  自然語言的語碼轉換是一種普遍且復雜的社會語言學現象,此領域的研究雖數量可觀,但在許多方面還未盡如人意。研究者所擁有的語料還很有限,調查對象的數量和范圍較小,典型性和代表性不夠,因而作出的結論往往缺乏普遍性和適用性。此外,對語碼轉換在社會語言學意義上的解釋在很多情況下只限于特定的情境,研究人員用以說明與轉換有關的各種現象的術語也有待統一。再者,對于與轉換相關的社會變項、語體風格和句法規則等方面的系統理論尚未建立。誠然,語言學家們對語碼轉換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要真正全面深刻地理解雙語現象和語碼轉換行為還須作更為艱苦的探索。
  收稿日期:2000-03-18
《外語教學》西安9~14H1語言文字學李剛20012001自然語言語碼轉換領域值得涉獵的方面甚多,如雙語現象類型的劃分,“語碼轉換”與“語碼混合”、“語碼變化”等概念的界定,語碼轉換行為在心理和語體、語用等方面的理據,名法規則系統對語碼轉換的制約以及社會文化因素對語碼轉換的影響等。本文將在語碼轉換的這些方面作初步探索。語碼轉換/雙語/社會語言學/句法規則code-switching/bilingualism/sociolinguistics/syntactic constraintsThis article sets out to investigate some aspects of code-switching in bilingualism,such as,the classification of bilinguals,the discrimination of certain relative concepts,certain syntactic constraints and social influence on code-switching as well as the psychological and pragmatic motivation of this linguistic phenomenon.李剛 徐州師范大學外語學院 江蘇徐州 221116 作者:《外語教學》西安9~14H1語言文字學李剛20012001自然語言語碼轉換領域值得涉獵的方面甚多,如雙語現象類型的劃分,“語碼轉換”與“語碼混合”、“語碼變化”等概念的界定,語碼轉換行為在心理和語體、語用等方面的理據,名法規則系統對語碼轉換的制約以及社會文化因素對語碼轉換的影響等。本文將在語碼轉換的這些方面作初步探索。語碼轉換/雙語/社會語言學/句法規則code-switching/bilingualism/sociolinguistics/syntactic constraints
2013-09-10 21:21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民族主義思想大師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學乘,字枚叔。嗣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中國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