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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與《易經》:溝通東西方文化的心理學嘗試
榮格與《易經》:溝通東西方文化的心理學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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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608(2006)01—0107—04
  一、引言
  文化一元與多元、絕對與相對的討論自近代以來時有起伏[1], 成為文化研究的根本問題之一。反映在與文化問題密切相關的心理學領域,即為心靈是否有其超越文化、國界、種族的本質層面這一跨文化心理研究的本原性問題。在這個方面,心理分析學說的開創者榮格已進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他借助德國漢學家維爾海姆的德文譯本,對中國古代哲學、宗教思想進行了獨特的心理學研究和闡述,力求建立“一種在東方和西方之間進行心理學理解的橋梁”[2]2。在他所論及的多本中國古代思想著作中,《易經》是地位最重要、古今著述最多的一部,其思想被視為“周秦之儒家思想之一最高之發展”[3]140。探討榮格與《易經》之對話, 更有可能全面、深入反映其東方心靈之旅所及與不及之處,開啟廣袤的溝通天地。
  對于《易經》榮格曾做過這樣的評價:“易經中包含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心靈;幾千年中國偉大智者的共同傾注,歷久而彌新,仍然對理解它的人,展現著無窮的意義和無限的啟迪。”[2]141 談及《易經》對自己分析心理學體系的深遠影響,榮格更是毫不諱言:“任何一個像我這樣,生而有幸能夠與維爾海姆,與《易經》的預見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夠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在這里我們已經接觸到了一個‘阿基米德點’,而這一‘阿基米德點’,足以動搖我們西方對于心理態度的基礎”[2]144。那么在榮格學說的發展過程中,釋《易經》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轉折點?其作用既然如此重大,為何并無一部論《易經》之專著傳世?榮格有關《易經》的直接論述集中于他為維爾海姆所譯《易經》之英文版所作前言[4]122—135,主要對他所理解的《易經》之占卜為何物、 他就《易經》在英語世界所可能引起的反響和自己的行為“請教《易經》”的求索實踐進行了介紹,在維爾海姆譯本的基礎上闡釋了“鼎”、“坎”與“井”三卦。盡管榮格在文中就《易經》對其共時性原理的影響也有所涉及,但并未展開討論。對于《易經》之直接論述甚少的原因,榮格在文中也有所提及,包括理解方面的困難,“要進入《易經》的蘊含的遙遠且神秘之心境,其門徑絕對不容易找到”;以及來自主流學術輿論的阻力,“在以前,對于如此不確定的事情,我絕不敢公開表露出來。”[5]222但縱觀其主要理論構建,《易經》所集中體現的中國文化源流則清晰可辨。
  二、“感而遂通天下”與共時性原則
  “感”必有“應”即物之感應是“易”,即變易的條件,“物必相應,而后成變易。相感則有物之來應或往應。故感應不可分。”[3]352 “易”乃《易經》之主旨,“感應”也貫穿《易經》及易學各家思想。《易經》咸卦彖辭“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應的集中闡釋。易學認為感應可使人既知于一切現在之事,也可知過往與將來之事,“平等的虛涵退觀遠者與近者,以往者與方來者”,達到“一無定限之心知”、“類似此神明之知”[3]148。而榮格在其心理治療的實踐中則遇到大量的“巧合”事件,①表現為“客觀的諸事件彼此之間,以及它們與觀察者主觀的心理狀態間,有一特殊的互相依存的關系”[5]209。并據此假設,是否心理現象所遵循的法則并不僅限于物理因果律。
  而促使他大膽質疑因果率的唯一性,并最終提出“共時性”原則的關鍵則是《易經》。《易經》的感應觀將天地萬物納入超越狹義時空之囿限的易道之中,“……由此感知之事,便知任何事物,皆原不自限定其用于一定之時空,其用乃恒溢出于一般所謂其所在之一定時空之外,而限為象,以見于其他時空之物之中者。”[3]150,從哲學和實踐上都給了榮格極大的支持。在此之前,由于無法對自己的研究假設如集體無意識原型等找到論據,他認為自己15年以來的工作是“非結論性,缺乏對比”的[2]3。正是通過與《易經》等集東方智慧于大成的典籍進行對話,他才真正獲得了原型假設的跨文化依據和進一步的研究突破。在晚年,他最終明確提出了“同步”或“相對的共時性”概念,認為這類分屬各自獨立的不同的時間演進系列,出現在不同的地方,不可能發生因果性的聯系,卻有著巧合性的對應關系的現象受制于共時性原理。可以說,正是在《易經》啟發下,榮格最終正視之前為同時代西方主流心理學研究所忽略回避,卻持續困擾其心理治療實踐的所謂“神秘心理現象”,并以“共時性”概念將《易經》之“感應”引介到西方。與此同時,他還就這種不同思維傾向所反映的文化差異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建立在共時性原則基礎上的思維方式,在《易經》中表現的最為充分,是中國思維方式的最集中的體現。而對于我們西方人來說,這種思維方式,從赫拉克利特之后,便在哲學史上消失,只是在萊布尼茲那里有了一些低微的回聲”。[2]128—132
  三、“陰”、“陽”爻的對立統一與原型思想
  《易經》卦象中的陰陽爻是“包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6]3,以大量的具體的二項對立事實作為感知基礎,高度抽象概括而成。陰陽符號正是一種對于萬物對立統一兩分特性的高度抽象,與八卦、五行一樣“為一通貫人之對事物性質之類概念與數概念之一種思想方式”[3]299。而在榮格看來,人類經歷漫長的歷史時期“無窮無盡的重復”積淀成了特定的心理經驗,“把這些經驗刻進了我們的精神構造中”[7]35—42;文明人的潛意識記憶則“蒸發”掉那些對原始人來說曾經是那么生動具體的心理內容,只保留這種心理經驗的建構模式中遺傳下來的“沒有意義的形式”即原型。原型“僅僅代表著某種類型的知覺和行動的可能性”[8]101,是集體意識活動所必然要遵循的一種“意識的公式”[8]5。在原型的闡釋上,榮格未曾明確論述過這一思想與《易經》的關系;其原型理論也一向以深奧繁雜而著稱。本文僅對其原型論述與《易經》陰、陽思想的交匯試做探討。
  從原型的形式來看,《易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間一切事物的變化現象,無不依其特定的時與位,或者成為陽剛,或者成為陰柔,這一陽剛與陰柔相互變化作用不息的法則,正是宇宙的法則,更是人性的真諦。榮格則以阿尼瑪和阿尼姆斯、陰影和人格面具這些原型的語言精辟地描繪了人格的兩極本質。他認為阿尼姆斯原型是女性內部的男性方面,阿尼瑪原型則是男性內部的女性方面,與面具原型(依照不同的情景、場合調整言行)和陰影原型(人性中未被意識到的一切激情與欲望)相對應。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對應于陰陽四象八卦的人格類型學說。
  從動態角度來看,陰陽的對立是萬物之始;陰陽感應、相互作用轉化則是“易”之源;在易學看來,世間的諸多問題皆可歸結為陰陽失調,就人自身而言,只知進不知退的陽盛陰衰者,其身體終將受損,心理亦會因長期緊張和焦慮而出現問題[9]134—142。榮格則一再強調潛意識中原型間的相互作用對于心理平衡和適應的重要意義。以人格面具和陰影為例,陰影的貪婪和盲目能量需要人格面具去抵消引導,而面具的異化和膨脹傾向使個體也離不開陰影中的創造力與激情,不至于混同于所扮演的角色而迷失了天性。論及轉化的本質或根本動力,《易傳》認為天地萬物為太極所生,以陰陽為本,宇宙從根本上是和諧統一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6]22 在榮格的“自性”核心原型中這種“和”,或者說“道”得到了直接體現。如果說阿尼瑪和阿尼姆斯、陰影和人格面具以及父神、母神等原型各具特性、彼此沖突,更多地反映了各種心靈內容與力量對立轉化的一面,“自性”作為集體無意識的核心原型則表明,榮格深信自我具有整合本質,并有望最終越過沖突實現自身完整與平衡。如果說共時性思想中榮格更多地強調了東西方思維、文化之差異。那么集體無意識的原型思想則體現了他對人類心理之共通基礎的探索,“它(人的心靈)也是超越了所有文化與意識的差別之外,而擁有一共通的底層。……它(這種無意識的心靈)所涵攝的,僅是一潛存的素質,這素質可以引發相應的反應。”[2]11—12
  四、詮釋《易經》的理性主義視野
  榮格雖受到了以古代中國宗教、哲學為代表之東方思想的深刻影響,卻并未像一些同時代學者那樣全盤否定西方基督教的理性傳統,成為所謂的“東方朝圣之鼓吹者(Pied Piper)”[4]127。在與東方心靈的對話碰撞中,他一直是有諸多保留的。在1935年的信中他總結說:“我首先是一個實證主義者,關注東西方神秘現象也是出于實證的需要。”[4]18 本著這一態度,他在論述東方思想時向來將之置于西方的時代背景和理性主義的實證傳統之中考量。在對《易經》共時性現象的研究過程中,為了進一步證明共時性中心物對應現象的存在,他曾進行過超感官知覺方面的統計實驗,試圖為共時性現象提供統計學上的實證依據。為了深化他的共時性法則,他還回顧了歐洲思想史,梳理了與共時性思想相關的西方有關哲學依據。可以說,榮格釋《易經》更多地是想證明共時性法則的存在、尋找古代思想中對于共時性法則的樸素解釋,接納非理性、非科學共時性現象之最終的目的依然是一個理性的解釋,他指出,“當‘上帝’或‘道’被稱為一種‘靈魂的沖動’或一種精神狀態時,所說的只是可知,并非不可知,對于不可知的事物,我們無從作出任何判決”[2]42,而是只能完全基于實在的經驗和實驗,使之服務于實際的心理目的。循此思路釋《易經》,榮格驗證了《易經》“衍生此物之生生不窮,與人之利用物之事之不窮之義”的巨大價值[3]145,他基于西方文化視角的全新闡釋更為古老的中國典籍注入了活力。與此同時,他力求客觀的研究態度和精細的分析方法使《易經》沖破了迷信神秘的曲解囿限,將其心理、哲學意義引入西方世界。在文中,他明確指出了“卦者,時也”[3]333,這一為易理所重的“情境”、“自忘其有知,自忘其有情,而自謙抑其心”的自省態度[3]141 等在達到自我知識中的重要運用[5]228。
  而另一方面,榮格釋《易經》主要是隨彖辭衍義、對其共時性概念進行論證,為《易經》及自己的研究辯護。那么如何實現天地人和諧的易之“感通”,或從一定意義上達到榮格之“共時”,這其中又涉及什么樣的精神內涵呢?易理將“無”、“通”視為易道之所在,“此太空之寂無,或此一寂無之境之念……即是道”“自此‘無’為事物所共由言,其由之,即通之。此通即是道。”[3]362“虛涵”自靜“則是“感通”之必需,“以虛受人,物乃感應”[3]352、“其(圣人)感應,乃廣大不可窮極。……正在其能以虛受人,而以虛靜為本。”[3]353 榮格論及此問題只強調一“真誠”之態度,“‘假如你是真誠的,在你的內心里你已成功。’……在此具有決定性的事物,并不是外在的危險,而是主觀的狀況,也就是說:人能否真誠。”[5]223 不難看出, 《易經》之義理與榮格所論在這里有著明顯差距。鑒于他的理性、科學思維與本質上的二元分立觀,涉及“無”、“虛涵“這類東方預設時他的理解一向不足。在他看來,這種終極的“無”是一種“無我”的超越性心理體驗。這種為東方圣哲所強調的形而上概念是不可能實現的,至少是西方心靈所不可企及的,并以此作為東西方心理的本質區別,“我不能想象一種意識的心靈狀態可以和主體、也就是和自我無關。……東方如此容易解消自我,似乎意味著他們所謂的心靈,與我們的并不相同。”[5]105—106在整個與《易經》等東方思想的互動過程中,“道”、“無”、“一”這些理性無法體證的終極性概念正是他的“保留”所在,一方面,通過占卜、卦象等象征表現我們可能間接觸及這些終極存在;另一方面我們又無法驗證它,也因此不可能擁有真正積極的有關知識。在一定程度上,這一矛盾也正是他溝通東西文化中進退維谷之境的反映,決定了他論述的繁雜、抽象甚至模糊之特征。對此他曾感慨道,“當人處在無邊無際的危險以及未經批判的思辨中時,必須要‘且止且觀’,否則人真是會在黑暗中迷路。”[5]223
  然而,正如《易經》有著無限的解釋可能,榮格釋《易經》有其不及之處但卻很難說有對錯之分;而他更不失反省之自覺,“我必須痛心地承認,我對于東方了解的不足是顯而易見的。”[4]60 較之具體闡釋上的不足,他對于東方精神所給予的理解和包容,對于自己闡釋的虛心與保留態度則是《易經》之“感通”、“虛涵”的一種現實注解。在溝通東西方文化的努力中,榮格體現了“知進知退”的“高于個人之知”,作為后繼者面對文化差異、促進文化互動的應有態度。正如易理所言,“此即可形成一人之觀自然界之物之相感之一態度。人能時時保此態度,則人不特可學于詩書禮樂等由歷史傳來之人文,亦可隨處學于自然,而見自然之變化無非教。”[3]166
  收稿日期:2005—10—22
  注釋:
  ① 可參見金圣甲蟲的案例,榮格:分析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三聯書店,1985,p.129。
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07~110B4心理學汪新建/俞容齡20062006
《易經》/榮格/心理學/文化/共時性  I Ching/Jung/psychology/culture/archetype/synchronic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Jung: Psychological Efforts Bridging the Occidental and the Oriental Cultures
Tracing Jung's dialogue with the I Ching, exploring Jung's way to the East, this paper highlights Jung's contributions to bridging the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psyches, to exploring a system that may contain mental phenomenon regardless of cultural borders. The impact of the I Ching on Jung is discussed in terms of synchronicity assupported by Jung's experiences with I Ching, Yin and Yang as a kind of archetypes. Both are fundamental constructs representing Jung's efforts in bridging the East and the West. On the other hand, a review on Jung's reservations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East is made, indicating his rational stand and his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blind spots. Jung's work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on bridging the Occidental and the Oriental cultures.
以榮格與《易經》的互動為管,能透析榮格在其心理學體系中汲取和融合東方文化的努力。《易經》的“感而遂通天下”是榮格提出“共時性”思想的關鍵所在。《易經》的“陰”、“陽”對立統一反映在榮格的“原型”理論中,是其尋求文化溝通可能的共同心理基礎。榮格從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視角對《易經》進行了獨特的詮釋和解讀,他與《易經》的對話是從心理學角度溝通東西方文化的有益嘗試。
作者: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07~110B4心理學汪新建/俞容齡20062006
《易經》/榮格/心理學/文化/共時性  I Ching/Jung/psychology/culture/archetype/synchronicity
2013-09-10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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