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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笠”詩社的美學追求
論“笠”詩社的美學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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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笠”詩社是在臺灣六十年代形成并臻于成熟的一個頗具特色和影響的現實主義詩歌流派。三十多年來“笠”詩社以其豐碩的創作成果、多種多樣的文學活動、深入的詩學研討、成熟而獨特的藝術手法,在臺灣詩壇占據了極重要的位置。
  “笠”詩人在詩學理論和詩歌創作等方面都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有益的實踐。盡管他們的作品風格各異、色彩紛呈,但作為一個詩歌流派,他們對詩與現實的關系、詩歌藝術的表現手法等許多方面都有相當一致的看法。“笠”詩社中堅持人趙天儀在《現代詩的創造》一文中很明確地概括了“笠”詩社的美學追求:“我以為中國現代詩的方向,正是笠所追求的方向。而笠開拓的腳印,正是笠立了中國現代詩的里程碑。我以為現代詩的創造在方法上,是以中國現代語言為表現的工具,以清新而明確的語言來表現詩的感情、音響、意象和意義。而在精神論上,則以鄉土情懷、民族精神與現實意識為融會的表現”。[①]笠詩人自覺地執著追求詩歌與現實的結合,精神論和方法論的平衡發展,成為笠詩社詩歌理論的核心,也是笠詩人創作的顯著特色。這種詩美追求適應了臺灣新詩發展的需要,對現代詩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五十年代的臺灣詩壇鼎足而立的是“現代詩”“藍星”和“創世紀”,紀弦領導的現代詩社提倡“橫的移植”,全面引進西方的現代主義,“創世紀”詩社早期主張建設“新民族詩型”追求“中國風的、東方味”,最終演變為洛夫的超現實主義,而藍星詩人以余光中為代表則追求古典的抒情風格。客觀地說這三大詩社對臺灣新詩的建設和發展都起過積極的作用,但在對詩歌藝術的現實關系的看法上均有些偏頗。臺灣詩人和評論家杜國清曾指出他們“在創作態度上,由于脫離現實,表現出逃避現實的所謂超現實和純粹經驗”的傾向。“笠”詩人群以詩的自覺意識,推進了臺灣現代詩的轉型,在詩與現實的結合上獲得了新的進展。
  “笠”詩人執著追求詩與現實的平衡發展,既是對臺灣新詩流派創作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也是他們對現代詩學意識的自覺。李魁賢曾把“笠”詩社的這種詩與現實平衡發展的美學追求概括為“現實經驗論的藝術功用導向”以區別于“純粹經驗論的藝術功用導向”和“現實經驗論的社會功用導向”。“純粹經驗論的藝術功用導向”追求的是超現實的個人的生命體驗和詩歌表現形式的至上性,由于脫離現實容易產生虛無主義。而“現實經驗論的社會功用導向”則注重詩歌為現實服務卻貶低詩藝的獨立品格,而使詩成為現實的附庸和婢女。笠詩社所選取的“現實經驗論的藝術功用導向”則追求詩歌的現實性和藝術性的結合,既堅持詩作為藝術的自足性與獨立品格,又不拒絕對現實生活的介入,如趙天儀所強調的詩歌精神論和方法論二者并重。
  “笠”詩人特別注重詩的社會性即鄉土情懷,民族精神和現實意識。非馬把“社會性”看作成功的現代詩應具備的第一個特征,他說詩人“必須到太陽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須成為社會有用的一員,然后才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對他所生活的社會及時代作忠實批判和紀錄”[②];許達然則認為“詩發源民間、民間yǒng@①唱生活,社會生活構成最豐饒的詩土”[③],只有現代、民族、社會的詩才會輝煌,拾虹的詩觀更直接明了:“詩,除了象洪通作畫那樣令人感到爽快之外,它的價值就在于它投影在人間現實的深度吧!如果不能感動,不能與當世代的脈膊一同悸動,詩是不可能流傳下來的”[④];鄭炯明則說:“我寫詩,因為我關心這個社會”。“詩人的責任就是寫出他那個時代的心聲”。[⑤]從以上這些詩人的詩觀中,我們可以看出笠詩社對詩的社會性的重視,他們認為詩不能離開社會現實,詩是現實經驗的藝術傳達而非單純的自我表現或個人的情感渲泄。笠詩人強調詩的現實性,但不贊同機械地反映現實,而是主張把生活現實轉化為詩性現實。從現實經驗到詩,是一種質的飛躍,笠詩人十分強調現實與詩之間的藝術轉換的環節。可以說“詩性現實”概念的提出和深入研討是笠詩社對臺灣現代詩學的一大貢獻。
  笠詩人指出從生活現實到詩性現實的轉換不僅僅在于詩歌藝術表現方式,更重要的在于詩人的主體精神的功能。巫永福說“寫詩,要有詩的精神”他認為現實經驗只有通過詩人主觀的燃燒才能轉化為客觀化的純粹的詩的感受。周伯陽說:“詩是主觀的態度所認識的宇宙一切的存在,主觀的是詩,客觀的不是詩”。[⑥]趙天儀則指出:現實經驗“只有通過詩人的感動與表現,才能成為一種精神的實在”笠詩人已準確地認識到藝術僅僅是作為人的主體精神而達到經驗現實的。正如德國美學家黑格爾指出的:“詩要表現的不是事物的實在面貌,而是事物的實際情況對主體心情的影響,即內心的經歷和對所觀照的內心感想,這樣就使內心生活的內容和活動成為可以描述的對象。……這種觀照和情感雖是詩人個人所特有的而且作為他自己的東西表現出來的,卻仍然有普遍意義,”[⑦]笠詩人所強調的詩人的主體精神在生活現實轉化為詩性現實過程中的關鍵作用指的就是詩人的內心感情特征對外部生活特征的同化和滲透。因此笠詩人所提倡的現實性就不是純粹并完全屬實在性的東西,笠詩社所追求的現實主義更不是純客觀的寫實主義。
  詩歌的精神性是笠詩人美學思考中論述較多的重要方面,他們認為詩只有通過把感性要素轉化為某種精神載體才會成功,所以詩人必須首先把客觀現實轉化為感性存在,然后使這些感性存在充溢著詩人的主體精神即突破它的感性存在。笠詩人提倡詩要反映現實又不拘泥于現實,要用主觀擁抱客觀。笠詩人所倡導的詩的精神是一種主觀戰斗精神,具有批判現實性和理想主義的雙重色彩。
  笠詩人認為“現代是批評的時代,現代文學是批評的文學,現代詩也是以批評精神為其精神的詩……現代詩的世界也可以說是批評精神的世界”。(吳瀛濤語)詩人一方面要面對現代的極其復雜的現實世界,同時也要面對極深邃的心靈內面世界,批判精神是笠詩人認識和把握這兩個世界的依據和出發點。吳瀛濤在《現代詩的批判性》一文中明確指出:“作為一個對時代負責的現代詩人,寫詩是艱難的途徑,詩人對苦難的人類環境的掙扎,他所喚起對人類生存的批評,對現代生活的自省,他都難能可貴”。[⑧]對現實的批判性和反抗性的追求是“笠”詩人詩美追求的一個重要特征。陳千武曾把自己的詩觀概括為“認清現實的丑惡變為一種壓力,感受并自覺對其反逆的精神,意圖拯救善良的意志與美。探求人存在的意義,不惑溺于日常普遍性的感情,追求高度的精神結晶”。[⑨]笠詩社年青一代的詩人陳鴻森認為把生活現實轉化為詩性現實不是美和知性的單純發揮,不是靠一時的情緒及技術完成的,而是依靠詩人的批判精神來成就的,他說“唯有深入于俗的腐化里,始有菇狀的貞潔之價值可言”。笠詩人的這種批判精神既指向現實世界中的丑惡,也指向詩人的內心自我。陳千武等笠詩人始終把對現實和自我的批判作為詩創作的表現內容,他的代表作《信鴿》通過對死亡的復雜感受的抒寫,既表達詩人對日本侵略者的反抗和批判,也體現了詩人對自我的反省。陳鴻森把這種批判性概括為笠詩人的反叛性格,他說:“體認了現代文明的陰晴,愛的隔離感以及死的荒漠,在我們內部,郁積著生的敗北的破滅感或原罪性的人類命運的苦悶;另方面我們卻又不甘的掙扎或覺醒地作不間歇的沖刺,唯立于這種反逆的性格和不屈的決心上,始有精神發揮和詩的真實的可能。”[⑩]笠詩人特別強調詩歌的這種批判功能,認為詩歌藝術正是在這種對現實和自我的丑惡和陰暗的否定中才達到了藝術的真實。拒絕詩的社會批判功能是臺灣現代派和新古典主義的一個傳統,笠詩人的創作態度,對臺灣現代詩的發展是一次強有力的匡正。
  西方的法蘭克福學派也特別提倡藝術的社會批判功能,阿多諾指出現代藝術通過其所追求的尚未存在的東西批判既存社會,這種文化批判創造出新的社會主體。具有批判功能的藝術能“中介性”地起到“拯救絕望”的作用。笠詩人對詩歌的批判精神的闡述與阿多諾的美學觀有較為相似的地方。他們都認為藝術批判現實是一種認識批判和精神批判,但笠詩人的文學觀更具理想主義色彩。陳千武把寫詩看作是一種救贖的方式,對自由的夢幻和理想鄉的憧憬和維護善良的意志與美,是陳千武等笠詩人共同的精神追求。他們都把廣泛的同情心與愛心作為理想中好詩的要件。笠詩社年青詩人陳明臺在《根源的回歸與尋覓》一文中深入地闡述了笠詩社的這種藝術思想,他說:“詩人總有兩個故鄉,一個是他所歸屬的,一個是他真正生存的……”一個是詩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現實的故鄉,另一個是詩人所憧憬的理想鄉,鄉愁和憧憬的張力構成了笠詩人的詩歌世界。李敏勇對笠詩人的理想追求闡述得最明確,他說:“只有詩能夠帶給人們現實中的安慰,詩能提供人們追求善美的力量,我們的詩才會有價值,詩人才會成為一個真正有用的人。”笠詩人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把詩人的內面世界與故鄉憧憬、歷史意識結合為一體,把理想主義和批判現實精神融合在一起,形成笠詩人詩歌創作的顯著特色。也是笠詩社詩歌理論的重要內容。
  生活現實轉化為詩性現實,現實經驗轉化為詩性經驗,詩人的主體精神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笠詩人強調通過詩人的精神追求來深切體驗現實和反映社會生活。他們主張把詩人的情感、意志、人生經驗通過選擇、聯想轉化升華為詩性經驗。對于笠詩人來講,詩既是現象學也是冥想錄,是經驗和想象力融合的結晶。笠詩社的詩學可以說是基于現實的素材,通過思考,將經驗和想象加以組合而提供的一項憧憬,他們提出詩人要從捕捉現實的顯象而深入現實的隱象,不能僅僅停留在表達顯在的單純的表象世界。
  黑格爾和別林斯基在論述詩的本質時都強調詩人主體精神的重要性,別林斯基認為詩歌表現的是詩人內在生活同化了客觀外在生活,詩人的這種內在生活把一切外部事物都化成了自己。黑格爾則指出詩人的主觀精神是通過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的兩種方式而得到表現的。笠詩人走的是由外而內的道路。笠詩人認為“內向觀點”即由內而外的方式,是“囿于非現實經驗的追求,直接進入現實的隱象,偏執于詩性現實的冥思”,沒有經過現實的顯象(外在的社會現實)到現實的隱象(詩性現實)的轉化過程,有淪為文學游戲的危險。而由外而內的方式即李敏勇所提出的“外向觀點”是以現實經驗為基礎,從“捕捉現實的顯象而深入現實的隱象”,用李魁賢的話來說就是從社會現實的異化到詩性現實的同化,通過“現象與冥想的合致,邁進現實經驗論的藝術功用導向”。這也是笠詩人所追求的詩歌的“即物性”的真正涵義。這種新即物主義既不同于現代派的自我表現也不同于新古典主義的濫情。李魁賢指出笠詩社的“新即物主義”特質是:“著重現實意義,排斥不著邊際和逃避時代的自虐及自戀,批判社會上一些偏差,但以知性的分析而不作濫情的申訴和詰難。新即物主義采取明晰的語言,準確地傳達作者的意念,表達手法上力求純樸自然。”這種詩歌的新即物主義不是純客觀的自然主義,也不是純主觀的表現主義而是把現實生活特征、詩人的主觀情思和意象符號特征三者統一成藝術的整體。他們認為詩是主觀和客觀的統一,是表現和再現的結合,純客觀的不是詩,純主觀的也不是詩,如李魁賢所說的“現實是一種素材的事物,但是詩所追求的,是要在素材中,經過一種心象、意象的轉化以后,才會產生藝術性的詩。所以說,詩不是現實的直接事物。”笠詩人把完全的超現實的詩,看作是一種精神墮落,而把完全寫實的詩當作藝術的墮落。笠詩社所追求的即物主義實際上是現實經驗、主觀情思和意象符號三者的有機結合。他們詩歌所寫的社會現實,是生活經驗的提純、升華、綜合和結晶。笠詩人準確地認識到詩歌藝術的特性即以意象思維來把握現實。
  笠詩社的現實主義詩學既不同于現代主義也不同于傳統的寫實主義。在他們看來,現代主義追求的是所謂的“內在真實”,以詩人的純粹主觀經驗為基礎,脫離現實生活。而傳統的寫實主義要追求的則是外在真實,以記敘的方式來描寫外在現實,這兩種傾向都不能恰當地把握詩歌藝術的本質。笠詩社走的是二者結合的道路,非馬曾說其詩“比寫實更寫實,比現代更現代”指的就是這二者的結合。李魁賢則借用陳明臺的詩論集《心境與風景》的名稱具體地闡述此種詩學觀。他認為傳統寫實主義主要依靠記述的方法來摹寫現實,呈現的是風景的面貌,而現代主義則依靠想象來“塑造心境的情愫”。笠詩人追求的是風景和心境的組合,亦即再現和表現的綜合。笠詩人常論及的“詩性現實”指的就是這二者的結合,正如笠詩人陳鴻森所說:“所謂詩性現實,那并非意指純粹生活的投映,而是生活的外部現象和我們內部的心象之一種均衡。”
  上文已指出笠詩社特別強調詩歌的精神性。這種精神性是情感和思想的復合體,而非單純的情緒或純粹的理性。他們認為單純抒發情感的詩歌缺乏堅實、力度和實質性內涵,有的甚于濫情。而純粹的主知主義詩歌又會導致“抒情的自然景觀遭到破壞”,笠詩人主張知性的抒情,知性和感性的融匯和平衡是笠詩社詩學的一大特征。杜國清在《詩與情》一詩中明確地表述笠詩社的這種詩美追求:“美/知性與感性的均衡/融化出 優雅的趣味 知性時時閃耀/對生死往來 大空三昧/覺而不悟的智慧 感性頻頻觸發/淪海縱浪 不斷煩惱的/沖動與欲情”。可以說笠詩人并不反對抒情,甚至如郭成義所言笠詩人對于抒情詩傾向的選擇和經營保有較新的創造性和濃厚的浪漫氣質,護住了詩歌抒情的重要命脈。但笠詩人所追求的詩的抒情是一種客觀化的抒情或知性的抒情,首先要對抒情進行控制,更準確地說將直接的抒情轉化為間接抒發亦即將情緒錘煉成意象,簡潔講就是情感的意象化。笠詩人的抒情是由外向內,由物向詩人主體投射,以內在心象的造型完成表達的。其次所抒發的情感要蘊含思想與經驗,擁有內在密度和強度,知性的滲透使詩歌的情感變得堅實而有力度。這種知性即是指詩人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及自我的反省。笠詩社的這種詩學主張是臺灣詩學觀念現代化的產物也是笠詩人對詩歌本質的一種科學的界定。
  笠詩社的中堅詩人李魁賢把笠詩人的現實主義詩歌美學歸納為“現實經驗論的藝術功用導向”這種導向是生活、鄉土、社會和藝術的結合,既重視詩歌的現實精神,也強調詩歌的藝術性和詩人的創造性。此種獨創性在詩與時代的關聯性意義層面來看,就是詩人對現實的獨特的感受和發現,用笠詩人的話來說就是發現事物的新關系。杜國清提出“驚訝、譏諷、哀愁”的詩學的“三昧”,其中譏諷是指詩對現實的批判精神,哀愁是指詩人基于現實所表達的一種人類普遍情感,而“驚訝”指的就是詩人對現實的獨特感受和發現。詩人憑借想象力,知性和感性結合運作,把現實和自然的日常關系加以切斷,重新組合,換句話說即把不相關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事物嫁接組合在一起產生“驚訝”或“陌生化”的效果。笠詩人的這種詩歌主張是對波德來爾和日本的西肋順三郎的詩歌美學的繼承。西肋氏在其《詩學》中指出:“發現新的關系是詩作的目的。詩便是發現新關系時的喜悅之情。這種喜悅的感情向來稱為快感,或稱為美,稱為神秘,稱為驚訝……也叫做機智的喜悅。”郭成義極為推崇西肋氏的此種詩學,他甚至認為只有具備發現新關系的想象力的詩,才是笠詩人所需要的。與西肋氏所不同的是笠詩人并不把建立新關系作為終極目的,而是透過“新關系”的建立來使生活現實轉化為詩性現實,使日常經驗升華為詩性經驗,達到對生存本真的把握。
  海德格爾曾指出此在生存具有非本真的生存和本真的生存兩種現實樣式。非本真生存指的是日常俗世生活中自我的異化和沉淪,本真生存是一種詩性生存,是在日常生存中重又發現自己。詩歌是一種去遮敝重見陽光即發現真實的主要方式。笠詩人所追求的“新關系”的建立其目的就在于領會生存的真諦,如鄭炯明所說詩要挖掘現實生活里那些外表平凡的、不受重視的、被遺忘的事物本身所蘊含的存在精神,使它們在詩中重新獲得估價,喚起注意,以增進人類對悲慘根源的了解。陳千武對這一點表述得更為明確:“探求人存在的意義,不惑溺于日常普遍性的感情,追求高度的精神結晶。”從詩與自我的關系層面看,寫詩是詩人對日常俗世生存的沉淪的一種超越和救贖,而從詩人和現實的關系層面看,優秀的詩作必須是穿透現實華麗的表象來揭示人類生存的真實狀態。所以笠詩人認為詩首先求真、次求善、最后求美,從此種意義上看,笠詩人所追求的新關系的發現和建立就不僅僅是西肋氏所言的詩歌藝術的單純美感效果了。笠詩人就是從這種意義來看詩人的創新的,這種創新并不是標新立異,而是從“平凡的日常事物里找出不平凡的意義,從明明不可能的情況里推出可能”換句話說,是揭示事物被蒙蔽的意義,將人從深蔽不明和迷失中提升到澄明和敞開之境,達成對自我和世界本質的發現,從而產生“驚訝”或“機智的喜悅”。
  綜上所述,詩與現實的關系是笠詩社詩歌美學思考的出發點和理論核心。執著追求詩歌與現實的結合,精神論和方法論的并重是笠詩社的詩美特色。笠詩人主張現代詩必須具備現實性,而且強調原生的生活現實須經詩人的知性和感性的綜合運作轉化為詩性現實。同時他們堅持詩歌的藝術的創造性即詩人對現實的獨特感受和發現。笠詩社的詩學對臺灣現代詩的轉型具有較為重要的指導意義。
  注釋:
  ①趙天儀:《現代詩的創造》引自《民眾日報》1980.12.13
  ②非馬:《略談現代詩》引自《笠》80期
  ③⑨《美麗島詩集》223頁
  ④⑤⑥轉引自李魁賢:《臺灣詩人作品論》P178,P229,P42
  ⑦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P188
  ⑧《笠》11期
  ⑩《笠》55期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讠加永
  
  
  
華僑大學學報(哲社版)泉州086-090,09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小新19951995 作者:華僑大學學報(哲社版)泉州086-090,09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小新19951995
2013-09-10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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