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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言轉向”的性質和意義
論“語言轉向”的性質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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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哲學領域里發生的“語言轉向”,對哲學研究的對象、方法以及哲學論著的風格,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使它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在我國哲學界,相當多的人認為,“語言轉向”已經過時,甚至作為它的直接產物和結果的“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也已經過時了。他們還認為,這種結果是必然的,因為這場革命所賴以生存的基礎——數理邏輯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哥德爾定理宣告了形式方法是有矛盾的;語言分析的方法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哲學的根本問題,特別是形而上學問題是不能用這樣的方法來解決的。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些看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在國際學術界,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確實不像當初那樣新穎引人,而且也不像當初那樣幾乎是唯一的主要哲學流派;現代邏輯確實是有局限性的,它不能解決所有哲學問題。但是我認為,上述兩種看法有兩個根本的錯誤:一個是只強調語言轉向的“過時”,而忽略它所產生的結果;另一個是把語言轉向的平息歸為現代邏輯方法的局限性。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持這種看法的人往往對現代邏輯缺乏足夠的了解和真正的把握,因而他們只知道現代邏輯促成了語言轉向,但是不知道現代邏輯為什么能夠促成語言轉向;他們只知道現代邏輯使哲學問題的分析更細致更精確了,但是不知道現代邏輯在哪些問題上是怎樣根本地極大地促進了哲學研究的深入和發展;他們只知道現代邏輯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們并沒有正確地說明現代邏輯的局限性是什么。本文旨在論述現代邏輯的性質及其對哲學的重要作用,由此說明本世紀哲學領域中的“語言轉向”的性質和意義。
   一、“語言轉向”的動因
  “語言轉向”的最顯著的特征,一般地說,就是對語言進行分析。但是具體地看,對語言進行分析涉及三方面內容。一是論述語言的缺陷;二是探討語言和思維與實在的關系;三是從語言分析出發進行哲學研究。
  從哲學史看,這三種情況并不是本世紀才有的事情。在古希臘、中世紀和近代的哲學著作中,前兩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第三種情況雖然少見一些,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在亞里士多德、中世紀一些哲學家,以及康德等人的著作中看到。比如,最典型、最系統的語言分析研究是亞里士多德的范疇理論。在古希臘語言中,“范疇”的本義是謂詞或謂述。根據亞里士多德的研究,謂詞對主詞的表述不是一,而是多;根據不同情況,謂詞表達為本質(實體)、質、量、關系,等等。歷史上人們曾把這歸為亞里士多德的邏輯理論,但是,實際上它是亞里士多德的哲學體系,而且這個體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成為西方哲學討論的基礎,以至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它依然清晰可見。又比如在康德對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的分析中,在他對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的反駁中,也可以看到語言分析。因此一個比較直觀的問題是:語言分析自古有之,但是為什么過去的語言分析沒有形成“語言轉向”?問題的答案在于:過去沒有現代邏輯這一工具,而語言轉向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現代邏輯的產生;因為有了現代邏輯,人們才有了一種在哲學研究中對語言進行分析的科學的系統的方法。這里顯然隱含著這樣一層意思:單純的語言分析并不能導致語言轉向;以現代邏輯為工具進行語言分析才導致了語言轉向。
  在“語言轉向”以前,哲學研究應用的方法主要是亞里士多德建立的邏輯以及后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傳統邏輯。傳統邏輯從內容到方法都是與哲學結合在一起的,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我曾專門論述過這一點(參見《論邏輯和哲學的融合與分離》,載《哲學研究》1995年第10期),這里不再重復。
  現代邏輯與傳統邏輯具有本質的不同。德國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萊布尼茲提出一個杰出的思想,這就是:建立一種普遍的語言,通過這種語言把我們的推論轉變成演算。他認為,如果發生爭論,那么只要坐下來,拿出紙和筆算一算就行了。他的這一思想令人歡欣鼓舞:在他的這一思想中,已經表現出現代邏輯的精髓。這就是建立形式語言和演算。德國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弗雷格在《概念文字》(1879)中建立了一種形式語言,并用這種形式語言構造了第一個一階謂詞系統,由此開創了現代邏輯。西方人對他這篇不足80頁的著作給予很高的評價,稱它為邏輯史上光輝的里程碑。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工作與萊布尼茲的思想是一致的。
  因此可以說,現代邏輯的主要特征是建立形式語言,并且在形式語言的基礎上建立邏輯演算。形式語言的作用在于可以消除自然語言的歧義,并且打破自然語言的局限性;建立演算的作用在于可以對一類一類的邏輯算子進行研究,從而系統地,即從整體上揭示和把握它們的邏輯性質。例如,命題邏輯刻畫了“如果,那么”、“并且”、“或者”、“并非”以及“當且僅當”這樣的命題聯結詞的邏輯性質;謂詞演算刻畫了“所有”和“有的”這樣的量詞的邏輯性質;模態邏輯刻畫了“必然”、“可能”這樣的模態詞的邏輯性質;時態邏輯刻畫了“過去”、“將來”、“直到”等等這樣的表示時間的詞的性質;存在邏輯刻畫了“存在”這一概念的邏輯性質;道義邏輯刻畫了“應該”、“允許”這樣的詞的邏輯性質,等等。在這樣的研究基礎上,現代邏輯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真正從哲學中分離出來,同時又為哲學提供了一種科學的分析語言的方法。因為首先,現代邏輯研究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方法不是經驗的方法,也不是哲學的思辨的方法,而是應用了數學的方法,它的定義語言的方法、證明定理的方法等都是數學式的,是極其嚴格的,而且也是獨特的,是哲學所沒有的。因此它為哲學研究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方法。其次,它對于一些概念和問題的處理不是個別的、局部的,而是對一類一類的問題從整體上系統地進行處理,深刻地揭示其邏輯性質。因此它為哲學提供了一種系統地研究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方法。第三,現代邏輯系統所探討處理的問題是與哲學密切相關的,而且是哲學中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和概念,比如量詞、存在、必然、可能、真,以及個體、對象、關系,等等。因此它在這些重大的問題上極大地推動了哲學研究的深入和發展。所有這些都是傳統邏輯無法做到的,因而也是傳統哲學所沒有的。不同的方法必然導致不同的研究結果。因此,現代邏輯導致哲學中的語言轉向,這不僅顯示了現代邏輯的根本特征和性質,而且還特別表明現代邏輯是哲學研究的一種極其重要的富有成果的方法,是一種無論如何不應該被忽視的方法。
   二、“語言轉向”的特點
  語言轉向的最大特點是以現代邏輯的方法對語言進行分析,其直接結果是形成了語言哲學。我認為,從語言哲學來看,可以說有三個最顯著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以句子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傳統哲學習慣于認為,語言表達思想,思想反映現實,現實是由個別的、具體的、客觀的事物組成的,而且這些事物具有不同的性質,是變化的;相應地,在我們的思想中,首先形成與事物相關的概念,然后形成與事物具有什么性質的相關的判斷;然后形成與這些判斷相關的推論。因此我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概念。但是在語言哲學中,句子成為人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這種考慮問題的方式與過去是根本不同的。
  在語言哲學中,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原子論思想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羅素認為,世界是由事實構成的,而事實就是某物具有某種性質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種關系。維特根斯坦認為,世界是事實的總和,而不是事物的總和。他們這樣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我們都承認,日、月、水、火等等是世界中的事物,太陽火紅、月亮明亮、水是無色透明的、火能燒毀房屋等等則是事實。這里的區別是,前者在語言中的表達是詞,后者在語言中的表達是句子。也就是說,事實是由句子表達的。羅素和維特根斯坦強調事實,這說明,他們是從句子出發來考慮問題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們的表達雖然沒有提到語詞或語句,卻非常典型地體現了從句子出發考慮問題的特征。
  在語言哲學中,有一條非常出名的語境原則,即必須在句子中考慮語詞的意義。它說明,不允許孤立地探討詞,而必須以句子為背景,在句子的上下文中考慮詞的含義。這條規則最初是由弗雷格為了研究數這一概念而提出來的,后來維特根斯坦引用了它,從而使它發展成為語言哲學中一條普遍的規則并得到普遍的應用,并由此導致形成了整體主義思想。顯然這條規則是從句子出發來考慮問題的。
  在語言哲學中,最重要的是意義理論。意義理論的核心是“真”,或者說是與“真”相關的問題。因為語言哲學不是空泛地一般地探討意義,而是圍繞著“真”這一問題來探討意義。但是,“真”是與句子相關的,而不是與詞相關的。語詞沒有真假,句子才有真假。比如,達米特認為弗雷格的意義理論有三種要素,一是“sense”,二是“tone ”,三是“force”。其中最主要的是“sense”,這是與句子中真假有關的東西。又比如,戴維森的意義理論主要是從塔斯基關于真的定義的語義思想出發,圍繞T—語句和T—約定,利用內涵語句的研究成果,建立一種絕對的真之理論。因此,這樣的意義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從句子的考慮出發的。
  在意義理論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關于意義和所指的討論。這個討論最初來自弗雷格。弗雷格雖然也討論了專名的意義和意謂(所指),但是他最主要的是探討和論述句子的意義和意謂。他的一句非常出名的話是:句子的意義是它的思想,句子的意謂是它的真值。因此,這里的討論主要也是從句子出發的。也有人認為,在語言哲學的討論中,專名的意義和所指是獨立的部分,與句子無關。但是除了這個討論來自弗雷格以外,還應該看到,它最主要的問題實質在于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句子的整體是如何由句子的部分決定的。具體一些說,一個句子的真是如何由它的意義決定的;一個句子的真是如何由它的部分的所指決定的;一個句子的意義是如何由它的部分的意義決定的。因此關于意義和所指的討論也是從句子出發的。
  從以上我們列舉的語言哲學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問題可以看出,語言哲學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主要是句子。因此,一個可以直接想到的問題顯然是,為什么語言哲學的討論會從句子出發呢?其實,如果我們熟悉現代邏輯,那么對這一點是不會感到奇怪的。因為現代邏輯的基礎是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而命題演算就是以命題為基本單位,對它不作進一步的分析,從而研究命題之間邏輯聯結詞的性質。應用這樣的方法進行哲學研究,必然會產生和形成相應的思想,這就是以句子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特別是,弗雷格和羅素是現代邏輯的創始人,維特根斯坦深受他們二人的影響,因此,他們提出上述的思想和原則是毫不奇怪的。推而廣之,現代邏輯是語言哲學的基礎,當人們用現代邏輯的方法來進行語言分析并形成語言哲學時,必然會以分析句子的意義為核心,或者說以句子為分析意義的基本單位。
  第二個特點是從語言到本體。傳統哲學主要是以思辨的方法探討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而語言哲學則主要是從語言分析出發探討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這種思維方式與過去是完全不同的。
  長期以來有一種誤解,認為語言哲學與傳統哲學研究不同的東西。實際上,語言哲學與傳統哲學的根本區別并不在研究的對象上,而是在研究的方法上。語言哲學同樣研究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只不過它使用了語言分析的方法。在語言哲學中,一種重要的分析方法是從句子出發,把語句分析為專名和謂詞,專名和謂詞分別有意義和意謂(所指),專名表示對象,謂詞表示概念,或者說表示對象所具有的性質。專名和對象形成一定的結構。它們分別相應于世界中事實的成分。句子相應于世界中的事實。因此可以從語言范疇出發達到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范疇,就是說,通過對語言的這種分析,就可以達到本體論和認識論方面的認識。這種分析方法的基礎恰怡是一階邏輯。我非常愛以“數”這個概念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因為我認為弗雷格的這個分析實在是太出色了,而且也是非常典型的。傳統的經驗主義者認為數是從一些事物抽象出來的性質。但是弗雷格不這樣認為。他認為數是個體,并從語言分析的角度證明了這一點。他認為,數在語言中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作專名出現,比如“2是素數”,“2+2=4”,另一種是作形容詞出現,比如“樹上有1000片綠葉”。由于我們習慣于認為專名表達的是個體,因此當數以專名出現的時候,顯然表達的是個體。當數作為形容詞而出現的時候,它與像紅、綠、硬、軟、冷、暖等等這樣的形容詞的意思是不一樣的。它不像這些形容詞那樣是其所修飾的東西所具有的性質,比如在上面那個例子中,“綠”是樹葉具有的性質,而“1000”卻不是樹葉具有的性質。在這樣的句子中,數可以轉化為專名,比如上面那個句子可以表達為“樹上的綠葉的數是1000”。由此也說明它表達的是個體。應該說,這樣的方法確實僅僅是一種方法,它確實不是唯一的分析問題的方法,但是它確實是過去所沒有的方法,而且是有效的。當然,人們也可以對這樣的論述表示懷疑,甚至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應該承認,這樣的研究畢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從語言到本體的方法,從而豐富和深化了本體論和認識論的探討。
  第三個特點是對一些重要的哲學概念和問題提出了深刻和詳細的說明。在哲學中,有一些基本和重大問題是人們一直討論的,甚至稱得上是永恒的問題。比如“存在”這個問題。我們都知道,存在是哲學中的一個基本概念,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圍繞它有許多研究和爭論。過去也有一些哲學家從語言的角度對它提出了批評,比如康德就認為,存在不是謂詞,并以此反駁“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但是康德的反駁所依據的東西僅僅是:斷定某種東西存在,并沒有增加我們對這種東西的了解。也就是說,康德依賴于對存在這個詞的字面的經驗理解和解釋,因此康德的反駁是沒有什么力量的。現代邏輯學家認為中世紀的這些證明是錯誤的,因為存在不是一個謂詞。從表面上看,這樣的論述與康德的論述完全一樣,因而也有人認為現代邏輯對于這個問題的探討是康德對這個問題的探討的繼續。但是,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在這里,現代邏輯與康德的結論雖然相同,卻是以根本不同的方式和論證得到的。現代邏輯的這個觀點實際上是來自弗雷格。他從邏輯和語言兩方面進行了說明。他認為,從語言方面說,德文“Es gibt ”(存在)后面只能跟一個概念詞。從邏輯方面說,“存在”是一個二階概念,只能作用于一個概念詞,因而說“上帝存在”時,“上帝”不是一個個體,而是一個概念,而一個概念只是一個函數,是需要補充的。因而“上帝”不可能是一個個體。所以“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是不成立的。這里弗雷格實際上是在他的一階邏輯的基礎上做出的論證,因此他是依據了一種科學的方法,他的論證是非常有說服力的。無論人們認為弗雷格的這種解釋對不對,首先都必須理解它。而這里理解的關鍵就是弗雷格的邏輯理論。根據弗雷格的理論,存在不能作用于個體。因此他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也就是說,他的邏輯理論刻畫了“存在不能作用于個體”這樣的性質。即使人們建立了存在作用于個體的邏輯系統,因而說存在也可以作用于個體,但是仍然不能說弗雷格的系統就是錯的,而僅僅說明,不同的邏輯系統刻畫了存在的不同性質。在這樣的背景下探討“存在”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考慮:它可以作用于概念,或者可以作用于個體;它的這兩種作用是不同的;由此產生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探討毫無疑問有助于我們把關于存在的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入。
  從以上我所總結的語言哲學的三個主要特點可以看出,現代邏輯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浸透了語言哲學,構成了語言哲學的基礎。所謂語言分析,并不是一般地分析語言,就是說,不是從常識觀念出發去分析詞義和句義,而是從現代邏輯這樣一種科學的眼界出發,運用它所提供的一系列科學的系統的方法來分析語言。這里,顯然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當我們閱讀語言哲學的文獻,研究語言哲學的成果時,如果沒有現代邏輯的知識,我們能夠深刻地理解這些文獻,正確地解釋這些成果,并且成功地把這些研究引向深入嗎?
   三、“語言轉向”的興衰
  如果把“語言轉向”的發生稱為“興”,把它的平息稱為“衰”,那么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應該看到這一興衰的重要結果。
  如上所說,語言轉向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形成了語言哲學這樣的哲學流派或哲學研究領域。但是它還有另一個、也是被我國哲學界忽視了的、而且在我看來是更重要的結果,這就是哲學家以及哲學界對于產生語言轉向根本原因的普遍重視。這種原因就是現代邏輯這種科學的方法,如果沒有這種方法,對語言進行分析就會是一句空話。重視這種方法就要學習、掌握和研究它,使它成為手中的工具。隨著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的發展,如今現代邏輯已經成為西方高校哲學系學生的基礎課和必修課,現代邏輯的知識對于西方哲學家來說已經成為ABC, 并且成為他們知識結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這種意義上說,語言轉向之所以過時,是因為現代邏輯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東西,而成為哲學家最普通的常識了;語言分析也已經不是什么奇特的本領,而成為哲學家手中最常用的方法了。然而這一點,恰恰是我國哲學界的一個重大缺陷。現代邏輯在我國還不是高校哲學系的基礎課和必修課,還沒有被廣大哲學工作者所掌握,更沒有成為我國哲學家的ABC, 因此語言分析的方法也還沒有成為我們廣大哲學工作者熟悉的方法。在我國哲學工作者以及我們培養的哲學后備人才的知識結構中,存在著缺乏現代邏輯的重大缺陷。在這種意義上說,在我國僅僅并且過分強調語言轉向的過時,而不大力宣揚、甚至無視現代邏輯的廣泛普及這一結果,其實是十分不明智的,因為由此會產生,并且實際上確實產生了許多不正確的看法。把語言轉向的“衰”歸為現代邏輯的局限性,認為現代邏輯沒有什么用處,就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錯誤觀點。
  我認為,正像任何一種方法都有局限性一樣,現代邏輯也是有局限性的。首先,它只能處理語言中一部分語言算子和句式,而與豐富而復雜的語言體系相比,這似乎是極其有限的。其次,它只能揭示所探討的概念的一部分性質,比如,“如果,那么”這個命題聯結詞在自然語言中前件和后件之間往往有因果關系、時間先后關系等等含義,但是命題邏輯所揭示的邏輯性質就不包括這些含義。但是應該扭到,現代邏輯并不是一般地探討語言,哲學也不是一般地探討語言,重要的是現代邏輯所探討的這些邏輯算子對于哲學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和作用。第三,應該看到,雖然現代邏輯并沒有揭示邏輯算子在現實語言中的全部含義,但是它卻揭示了邏輯算子的最根本的含義。以“如果,那么”這個命題聯結詞為例,現代邏輯對它的表達是“P→Q”,這種表達確實沒有揭示它在自然語言中所具有的那些表示比如因果關系、事件先后次序關系等等含義,因為它表達的僅僅是:“~(P^~Q)”,但是實際上,這種表達恰恰揭示了這個命題聯結詞與真假有關的最根本的含義,這就是:決不能前件真而后件假。而在哲學談論中,這種含義正是與證明和論證有關的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東西。正因為如此,現代邏輯才會具有這樣的作用,它才會極大地推動現代哲學的發展。此外,還應該看到,現代邏輯從經典邏輯到非經典邏輯的發展顯示了這門科學的旺盛的生命力,同時它的每一步發展都擴大了它的能量,而且事實表明,這種發展大有可為,遠遠沒有結束。因此,雖然我也認為現代邏輯有局限性,但是我絲毫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應該拋棄現代邏輯,也看不出語言轉向的“衰”是由現代邏輯的局限性造成的。
  此外,我認為,認識一種方法的局限性,必須首先要掌握這種方法,認識這種方法的性質、特點和規律,否則就無法談論其局限性。而我國對于現代邏輯的局限性的批評,大多出于想當然。比如,許多人根據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批評形式方法有局限性,因而認為應該拋棄這種方法。但是這些人并不明白哥德爾的不完全性定理是怎么一回事。他們不明白,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揭示了形式系統的內在局限性是由其本質決定的,是不可克服的,這本身恰恰是形式公理學和證明論的重大發展;沒有形式化的方法,就不可能有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又比如,許多人從馬克思主義出發批評塔斯基關于“真理”的理論只從形式方面來考察“真理”,而排斥“真理”的客觀內容和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從而沒有對“真理”進行動態地、歷史地研究,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是這些人根本就沒有弄懂塔斯基關于“真”(而不是關于“真理”)的理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們不明白,塔斯基的理論是關于“真的”這一謂詞的,這個理論所探討的問題與馬克思主義的真理理論所探討的問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類似這樣的批評還有許多,茲不一一列舉。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有許多,但是最根本的一條原因是這些人沒有認真學習和研究過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和塔斯基關于“真”的理論,這可能與他們缺乏現代邏輯的訓練有關。
  我國的哲學研究自有獨特的傳統和方式。從傳統上說,我們不習慣于分析的思維方式。雖然許多人長期以來堅信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邏輯,而且中國古代邏輯是世界上三大邏輯發源地之一,可以與亞里士多德邏輯相媲美。但是近年來,這一信念實際上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也就是說,一些研究表明,中國哲學缺乏西方那樣的形式邏輯和細致入微的分析方法。從現狀上說,雖然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但是我們并不排斥西方哲學的引進。黑格爾的思想不可謂不十分難懂,但是在我國也著實熱鬧了一陣子;薩特的存在主義談不上有多么深刻,卻可以在我國風靡一時;盡管海德格爾哲學無比晦澀,仍然有許多人對它如醉如癡;雖然后現代主義哲學極不成熟,人們卻依然對它趨之若鶩;但是唯獨對語言哲學——這種在本世紀幾十年間曾占主導地位并在今天仍然是一主要研究領域的哲學——我們表現出了出奇的冷漠和排斥,對它感興趣的只是極少數人。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在于我們缺乏現代邏輯的訓練,因而更習慣于脫離這種科學方法來考慮問題,更愿意以思辨的思維方式進行哲學研究,因而也更愿意接受那些不以現代邏輯為工具進行分析的哲學思想。應該承認,這是我們哲學研究中的缺陷和弱點。
  一種新的科學方法的出現,必然會帶來一種新的氣象,并產生重大影響。在1934年布拉格國際哲學討論會上,維也納學派第一次全部出席,他們以現代邏輯為武器,不斷地使用現代邏輯公式,與傳統哲學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而他們的最主要的論題是:形而上學的命題都是沒有意義的。出席大會的哲學家均非等閑之輩。但是爭論的結果是,傳統哲學家、康德主義者、黑格爾主義者、托馬斯主義者、甚至舊式的實證主義者等等都在維也納學派的強大攻勢下感到震驚并被征服。這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事實。因為那時候現代邏輯還不普及,還不是廣大哲學家手中的工具。但是在今天,世界哲學大會的討論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人們對于現代邏輯的應用已經不是那樣新奇,那樣畏懼,而是習以為常,游刃有余,現代邏輯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工具,已經成為哲學家們一種共同的語言。如果說1934年哲學大會時的情況反映了“語言轉向”的“興”,而今天哲學大會的情況反映了語言轉向的“衰”,那么我倒是認為這種“衰”是一種好事情。我們應該看到,這種“衰”實際上是表明,一種嶄新的科學方法在完成了它的最初的歷史使命之后已經變成一種普遍的方法,它為大家所用,必不可少,而且這一點成為了常識。我們絕不能以為這種“衰”表明現代邏輯這種科學方法的過時和被淘汰。
  相比之下,我國的哲學界既沒有經歷這種語言轉向的“興”,也沒有經歷它的“衰”。我認為,這樣大的一場哲學革命,尤其是它在哲學方法上所取得的變革,對于我國哲學研究,特別是對于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肯定會提供許多有益的借鑒和幫助。在普及和發展現代邏輯的意義上說,我倒是真心希望我國哲學界可以來一次這樣的“轉向”,盡管它比起西方來得有些太遲了!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責任編輯:李登貴*
  
  
  
哲學研究京57-63B6外國哲學王路19971997 作者:哲學研究京57-63B6外國哲學王路19971997
2013-09-10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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