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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五四知識分子群體的轉型
論五四知識分子群體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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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中國知識分子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初期,繼維新、辛亥兩大知識分子群體轉型之后,面對辛亥革命失敗、復辟勢力與尊孔文化的泛濫,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五四知識分子群體開始探索新的救國道路。首先,他們比較徹底地批判了維護封建專制的儒家傳統文化,對傳統倫理道德及其價值觀展開了批判,揭示其“吃人”的本質,提出以個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確立新的價值觀念。其次,把批判改造目標伸展到民族心理、性格與行為層次,提出社會變革必須把改造國民性作為根本任務之一,使中國的近代化運動提升到新的層次。再次,五四知識分子在改造社會國民性的同時進行了自我改造,實現了自我的同步轉型,同時,他們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促使大批知識青年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一代新型國民不斷生成。雖然五四知識分子群體由于社會歷史條件的局限,遺留下一些問題,但就近代意義而言,他們基本完成了由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歷史使命。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中國知識分子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初期,維新知識分子群體處于開拓階段,辛亥知識分子群體則將轉型提升到新的層次,但是,他們未能完成歷史重任,最終被時代所淘汰,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健將為代表的五四知識分子群體登上了歷史舞臺。本文將從批判傳統文化、改造國民性和自身轉型三個層面來闡釋這一群體的轉型,并理性地評估五四知識分子群體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歷史地位。
      一
  中國自近代以來,國家政局腐敗,列強侵略日益加劇,民族危機逐步升級,太平天國等反抗運動乘機勃興,清王朝幾被顛覆,中國陷入空前的動蕩局面。士大夫們對清王朝與民族的安危深切憂患,尋求自救自強之法,由朦朧的“師夷長技”構想到付諸實踐的洋務運動,貫穿了自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的半個多世紀。這期間,充分體現了時代與危機沖擊而產生的刺激效應,不過是部分士大夫在維護中國傳統制度與文化的前提下,對西方侵略作出的強制適應。他們雖然并非要改變或走出傳統,但這種努力卻為后來的先進知識分子提供了新的時代背景與活動環境。知識分子真正從傳統向近代的轉型肇端于甲午戰后,維新知識分子首次以群體姿態登上了政治改革與思想批判的舞臺,揭開了知識分子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序幕。但是,由于時代和自身的局限,維新知識分子群體無力獨立承担改造社會政治的領導角色,只能以傳統的方式來背叛傳統,進行“托古改制”的變法運動,沒有走出依附封建政權的“事業格式”,他們的轉型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辛亥知識分子群體則擺脫了傳統士人坐而論道的清談習尚,崇尚革命英雄主義,投身革命,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并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批判,初步實現了自身的同步轉型。但辛亥革命只完成了政治體制名義上的變更,中國社會實際上仍舊在傳統中徘徊,辛亥知識分子群體也在時代浪潮的沖擊下走向了解體,或淪為反動政客,或皈依宗教,回歸傳統,只有少數人仍然堅持探索。總的說來,維新派和革命派知識分子群體未能找到中國社會落后的癥結,更未能完成改造國民性的歷史重任。不過,他們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均進行了批判,對國民性問題也進行了初步的思考,為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奠定了基礎,為五四知識分子群體轉型準備了條件。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凱等軍閥為代表的舊勢力沉渣泛起,把中國推進新的災難深淵,動亂與復辟交相發生,在軍閥、政客的推動下,思想文化界的尊孔復古逆流洶涌翻滾。同時,日本乘亂而入,操縱軍閥,企圖加速滅亡中國的進程。新的內憂外患給知識分子帶來強烈的憂患意識,并喚起了他們新的使命感與責任感。
  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時期的先進知識分子承担了繼續奮進、探索新的救國道路的歷史使命。他們痛感到理想與現實的深巨斷層,僅靠政治、革命或變動是無法消弭這一斷層的,關鍵在于傳統文化和國民性的更新,因而,他們寄希望于未來和青年一代,試圖透過對傳統文化和國民性的理性批判與改革,教育和培養新一代的青年,開創中國近代化新紀元。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在《敬告青年》發刊辭中,率先向各種傳統觀念發出挑戰,提出新青年的六項標準:即“自主而非奴隸的”、“進步而非保守的”、“進取而非退隱的”、“世界而非鎖國的”、“實利而非虛文的”、“科學而非想象的”,提出必須堅持“科學與人權并重”的變革方向。除了追求政治民主外,應當以近代科學文化教育青年,徹底改變傳統國民性,才能建立新的中國。此后《新青年》陸續發表了胡適、吳虞、魯迅、李大釗、周作人、錢玄同等人的各種論說,標志著新一代知識分子群體的覺醒與崛起。中國第一次規模浩大的批判傳統文化、改造國民性、創建近代新文化的運動由此發軔。
  五四知識分子首先對近代變革歷史展開深刻反思,從中探究屢次失敗的內在根由。陳獨秀把傳統文化視為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痼疾,指出: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污深積……此單獨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1 〕他揭示了“單獨政治革命”難以成功的深層文化背景。在陳獨秀看來,“若夫別尊卑,重階級,主張人治,反對民權之思想之學說,實為制造專制帝王之根本原因。吾國思想界不將此根本惡因鏟除凈盡,則有因必有果,無數廢共和復辟帝制之袁世凱,當然接踵應運而生,毫不足怪。 ”〔2〕因而,“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素質為之改善。”〔3 〕國民素質成了關系祖國前途與命運的根本課題,這就是陳獨秀的結論。
  陳獨秀認為,要改善國民素質,必須啟迪人的覺悟,更新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他說:“儒者三綱之說為吾倫理政治之大源。……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源,……此東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嶺也……。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吾敢斷言,倫理之覺悟為最后覺悟之覺悟。”〔4 〕陳獨秀的對策是以西方“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置換中國傳統的“儒者三綱之說”,這樣,中國國民才能按照新的倫理觀念思考與行動,從而實現最徹底的覺悟。
  新文化運動健將們把家族主義視為傳統倫理的頑固堡壘,提出“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5〕他們認為, “孝”是家族主義的核心,必須猛烈批判。早在1995年7月, 吳虞就寫了《家族主義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舉起反孔非儒的大旗。他以儒學中的“孝”為突破口,著力展開剖析評判,寫道:“孔子之學說,概以孝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為起點”,“蓋孝之范圍,無所不包,家族制度之與專制政治,遂膠固而不可以分析……夫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附”。〔6〕這種倫理觀造成嚴重的歷史后果, 使“吾國終顛頓于宗法社會之中而不能前進”,“其流毒誠不減于洪水猛獸”。〔7 〕李大釗則以西方價值觀念為武器,進一步揭示“孝道”的殘酷本質,他指出:“孔子所謂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個性,乃是使人犧牲他的個性。犧牲個性的第一步是盡‘孝’。君臣關系的‘忠’完全是父子關系的‘孝’的放大體。因為君主專制制度完全是父權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發達體。”〔8〕他的結論是孝、忠構成的封建倫理綱常摧殘無數人的個性, 殘害了中國人的國民性,它具有“吃人”的本質。因此,吳虞呼喚人們起來批判吃人的舊禮教及其鼓吹者,“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人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9 〕新文化運動的杰出斗士魯迅在著名小說《狂人日記》中,描繪了舊禮教吃人的殘忍畫面,痛切地揭露:“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魯迅號召人們奮起打破這“從來如此”的舊秩序,掀翻“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的“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的人肉筵席。周作人則從文化民俗的角度鞭撻中國的“吃人”制度。他們把吃人禮教與吃人的階級聯系起來展開深刻批判,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食人者與被食人者的尖銳階級對立。這樣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上升到階級沖突的高度,遠遠超出了維新派與革命派的批判水平。由此可見,新文化運動的某些健將已經不自覺地觸及到階級對立和斗爭的主題,從而為他們進一步轉向馬克思主義準備了一定的認識基礎。
      二
  新文化運動的使命不僅在于批判傳統文化,更重要的是建設新文化,這樣才能實現從傳統向近代的文化轉型。不少先進知識分子以西方的價值觀念為本位,試圖探究與解決中國新文化建設的重大課題。李大釗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中說:“觀以倫理,……東人以犧牲自己為人生之本務,西人以滿足自己為人生之本務。故東方之道德在個性滅卻之維持,西方之道德在個性解放之運動”。〔10〕通過價值觀念比較,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缺乏獨立的個性價值觀和人權意識,盡管中國有著嚴密的道德規范與觀念,但卻是以泯滅個性為前提的,因此導致國民性的保守因循,國運的停滯落后。改變現狀的答案是變換價值觀念,解放人的個性,建立新的文化體系。魯迅對“二十四孝圖”展開系列批判,深刻揭露了中國傳統道德的虛偽與畸形,造成了人性的扭曲、迷亂與喪失。他主張立即革除“畸形道德”及其產生根源——封建家長制度,“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要除去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從而建立“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的新型價值觀,〔11〕希望這一代人立即行動,“清結舊帳”,“開辟新路”,革除婦女節烈、子女孝順等一類封建道德,“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敞明亮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2〕新文化運動健將們主張以西方價值觀念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層面,“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所向往,國家之所祈求,擁護個人自由權利與幸福而已。思想議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展也,法律之前,個性平等也”。歸根結蒂,必須以自由為道德核心的“個人本位主義”取代“家族本位主義”,〔13〕才能更新文化體系,使中國人從封建宗法束縛里解放出來,獲得人性的自由,享受各項民主權利。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新生,步入現代社會。
  值得注意的是,少數先進分子開始對中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深層展開探究。他們意識到了凝聚在心理深層的習慣、情趣、感情等因素往往比外在的政治思想與行為更加穩定與隱蔽,也更具延續性。傳統文化的長期積淀造成特定潛在意識,不時腐蝕著民族靈魂,這是改造國民性工程中的又一艱巨難題。魯迅對此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塑造出阿Q 這一藝術形象,同時撰寫了大量的雜文,從形象思維與理性剖析兩個方面,揭示了國民性中的雙重人格。在傳統社會和文化長期壓抑下,人被異化為主子和奴隸雙重角色,“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隸,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卻奴性十足。……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14〕具有這種雙重人格的國民十分卑怯,“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則即使如何鼓舞也不會有面臨強敵的決心;然而引起的憤火卻在,仍不能不尋一個發泄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眼見得比他們更弱的人民”。〔15〕胡適指出:“吾國之家族制,實亦有大害,以其養成一種依賴性也。……一人成佛,一族飛升,一子成名,六親啖之,如蟻之附骨,不以為恥而以為當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國之根也!”〔16〕把家族制度視為奴性的禍源,主張青年擺脫家庭束縛,消除奴性,獨立走上社會,成為自由的人。陳獨秀也號召青年,做“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人,擯棄奴性,成為獨立自主的新型國民。
  在《阿Q正傳》中,魯迅深刻探求阿Q特定的生存方式和哲學,歸納出“精神勝利法”,從而揭示了中國人隱蔽的精神世界。他們生活在極端惡劣的環境里,倍嘗艱辛與凌辱,身心健康遭到極大損害,因而對現實苦難麻木不仁,但卻在自我虛構的美好境界中追求安慰,享受勝利者的樂趣,以平衡現實的痛苦與失敗。精神勝利法因主觀層面的膨脹和虛構致使人們不敢面對現實,更不敢用積極進取的精神去改變現實,因而,對社會變革采取冷漠旁觀的心態,構成沉重的精神惰性力。魯迅筆下的阿Q精神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與重視。同時,陳獨秀、李大釗、 胡適等也撰文闡述中國傳統文化中以退縮、回避、遁隱等方式對待現實生活的社會心理,號召人們拋棄消極、怯懦的生活態度與行為方式,求得新生。他們認為,雙重人格與阿Q精神,歸根結底, 都是傳統社會及其文化觀念對民族心理長期浸潤的產物,導致了國民性的嚴重弱點。陳獨秀痛切指出:“中國人民簡直是一盤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懷著狹隘的個人主義,完全沒有公共心。”〔17〕而魯迅則塑造出各式典型人物形象,將國民性的黑暗面暴露于眾:華老栓拿革命者的鮮血入藥,烈士刑場上站滿了愚昧無知的麻木看客。他沉重地寫道:“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18〕他們認為,國民性的麻木、冷漠和自私,是中國社會變革屢遭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五四知識分子對近代歷史的反思已深入到傳統文化與民族心理的深層,因此,超越了近代其他先進知識分子群體的批判深度。他們提出和論證的命題,使我們民族認識到在社會近代化過程中,應把國民素質的提高與升華作為一項根本的變革任務。只有正視阻礙近代化的民族弱點,敢于進行理性的自我反省,以尋求克服弱點與清除惰性力的途徑,建立新型的近代國民性格,才能達到改造社會與改造國民素質的雙重目標。
      三
  從群體內在結構考察,這一時期的先進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有所增強,他們已不再是重要的政治人物,而是一批教授、學者、記者、律師等各界專業人才,并有大學生為其群眾基礎,其科學化與知識化程度較高,屬專業型的近代知識分子,如陳獨秀、胡適、李大釗、蔡元培、魯迅、錢玄同、周作人等,他們擺脫了維新群體和辛亥群體的思辨方向和行為方式,把批判與變革重點由政治轉向了文化。陳獨秀曾指出:“批評時政,非其旨也”,主張從批判、改造國民性入手,加速中國文化從傳統向近代的轉型,以促成社會變革的完成。因此,他們集中力量,首先比較徹底地批判了維護封建專制的封建文化基礎——儒學體系。其次,對傳統倫理道德及其價值觀展開批判,揭示其“吃人”的殘酷本質,從而以個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以樹立新的價值觀念。再次,把批判改造目標伸展到民族心理、性格與行為層次,提出社會變革必須把國民性的變革作為根本任務之一,校正了單純追求政治變革的片面取向,使中國的近代化的歷程提升到新的層次,其啟蒙的意義與影響是十分深遠的。他們發動的新文化運動在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而且觸發起他們的社會實踐活動,許多知識青年走出舊式傳統家族,反抗包辦婚姻,追求戀愛與婚姻自由,新舊婚姻家族觀念的沖突不斷強化,頻頻反映于當時的新聞媒體,如巴金、丁玲等都是受五四啟蒙運動的影響而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知識青年通過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與范圍里,與傳統拉開思想和行為差距,不少人與其決裂;同時,知識分子的轉型不再僅限于政治意識的層面,而是深入到價值觀念與社會心理層面,他們的國民性也得到重大轉變,一代新型國民不斷生成。因而,先進分子還注重自我解剖,魯迅就在解剖別人的同時,更加無情地解剖自己。他意識到自己背負著“古老的靈魂”,雖然“反戈一擊”,〔19〕力圖背叛舊階級與舊傳統,但又不能完全擺脫它,必須“一面清潔舊帳,一面開辟新路”,〔20〕隨著時代變革同步前進。這里可以看到魯迅建樹的新型知識分子的奉獻觀念,他說:“我從別國竊得火來,本意是煮自己的肉”。〔21〕在政治文化實踐中,他堅持理性批判精神,不斷滌清傳統觀念遺留下來的影響,并且扎實地戰斗與工作,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從而成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最高代表,同時他又是向共產主義世界觀轉化的先驅,他參加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最終又超越了五四。
  當然,五四知識分子群體由于社會條件的局限,不可能根本解決新文化建設的問題,雖然他們提出了許多文化建設的構想,但歸根結蒂不外是兩種設想:一種是形而上學的“全盤西化”論,以胡適為代表,完全否定拋棄中國傳統文化,以西方文化來重塑中國文化,這顯然是無法實現的幻影,結果只帶來一場無休止也無結果的論戰。另一種則是力圖建構超越中西兩種文化的新文化,“吾人理想中之中華民國,乃欲躋諸歐美文明國家,且駕而上之,以去其惡點而取未及施行之理想”。〔22〕這雖然既突出了在傳統框架內盤旋的格式,又避免了西方文化的弊病,但是,這是力圖超越兩種文化,脫離了現實的人文環境,必然成為文化烏托邦。兩種設想從本質上說都是全方位抹煞傳統文化,實際上取消了民族文化的存在理由和未來地位。其次,五四知識分子對于新文化內容的闡釋也存在缺陷。五四知識分子群體打出了“民主”與“科學”的旗號,但對“民主”與“科學”未作形而上的理論建構,也未作全面而具體的闡釋,致使人們始終對“民主”與“科學”只有模糊而空洞的概念,沒有清晰而實際的理解,這導致了文化改造的變形與錯位。再則,五四知識分子在文化改造上多的是“破”,少的是“立”,甚至是一味倡導“破”。陳獨秀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主張,采取先破后立的方法對待傳統文化。但文化發展有其自身的延續性,并不一定完全遵循“先破后立”的法則,而恰恰需要邊破邊立,才能逐步以新文化替位傳統文化。在新文化尚未確位前即全面拋棄傳統文化,只能造成文化的真空與斷層,舊文化也會改頭換面重新活躍于歷史舞臺,民國社會文化曲折發展的史實正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缺陷的最好詮釋。
  就五四知識分子群體自身的轉型而言,也不盡徹底。他們不僅受到時代熱點、政治信仰及社會現實的制約,而且還受到自身素質、心態的影響,他們生活在中國社會中,自幼受家庭、社會及傳統啟蒙教育的熏陶,浸潤了較多的傳統素質,同時又缺乏自我解剖與批判的理性精神,因而自身的心態與行為方式不時與近代化相悖。一生標榜自由主義的胡適,在五四時期大力倡導家庭革命,鼓吹婚姻自主,反對包辦婚姻,但他自己的婚姻卻完全屈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準則,由其母一手包辦。胡適私下告訴友人:“吾之就此婚事,全由吾母起見,故從不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23〕更有甚者,被胡適譽為“中國思想界的的清道夫”的吳虞,其女與男同學通信,他竟然痛斥為“不守規矩,不顧名譽”,如果再犯,“吾若知之,斷不能堪,置之死地,不能怪我”。〔24〕他主張一夫一妻制,卻一生連納三妾,并一度沉湎妓院,在行為與心態上與傳統士大夫并無二致,最終皈依佛教。五四時期一度大張韃撻傳統文化的周作人,也日益遠離時代潮流,回歸于傳統隱士生活模式,完全喪失了知識分子應有的理性批判的精神與勇氣,喪失了近代獨立人格。總體而言,五四知識分子未能實現群體全面而徹底的轉型,不久就發生劇烈分化:一部分以周作人為代表,脫離政治,回歸傳統;另一部分以陳獨秀為代表,轉向政黨政治,繼續進行徹底改造中國的斗爭;魯迅則依然執著于改造國民性與獨立人格的文化運動。
  縱然五四遺留下了不少問題,但是就近代意義而言,知識分子基本上完成了時代賦予的使命。近代歷史上的多次變革不乏政治思想層面上轟轟烈烈,但國民心理和素質上卻顯得冷寂沉滯。而五四時期,卻是從政治思想到社會心態都體現了黑格爾所表述的歷史發展與邏輯演繹相一致的態勢。正是他們承担著承前啟后的使命,終于培養出一大批新型知識分子。他們繼承與宏揚五四精神,勇敢奮進,向著共產主義世界觀挺進,給中國帶來了新希望的曙光。
  注釋:
  〔1〕《文學革命論》,見《獨秀文存》卷一,第137—139頁。
  〔2〕《袁世凱復活》,見《獨秀文存》卷四,第127—128頁。
  〔3〕《我之愛國主義》,見《獨秀文存》卷四,第87頁。
  〔4〕《吾人最后之覺悟》,見《青年》第一卷,第六號。
  〔5〕〔13〕《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見《青年》第一卷,第四號。
  〔6〕〔7〕《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見《吳虞文錄》上卷。
  〔8〕《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 見《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
  〔9〕《吃人與禮教》,見《吳虞文錄》上卷。
  〔10〕《守常文集》第39頁,上海北新書局1950年版。
  〔11〕《我之節烈觀》,見《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15頁, 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2〕〔20〕《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見《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30頁。
  〔14〕《南腔北調集·諺語》,見《魯迅全集》第五卷,第136 頁。
  〔15〕《墳·雜憶》,見《魯迅全集》第一卷,第209頁。
  〔16〕《藏暉室札記》,1914年6月7日。
  〔17〕《卑之無甚高論》,見《獨秀文存》卷二,第175頁。
  〔18〕《墳·娜拉走后怎樣》,見《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63 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寫在〈墳〉后面》,見《魯迅全集》第一卷,第286頁,1981年版。
  〔21〕《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見《魯迅全集》第四卷,第221頁,1973年版。
  〔22〕《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第319頁。
  〔23〕石原皋《閑話胡適》,第15—16頁,1985年。
  〔24〕《吳虞日記》,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
      (陳蘊茜,1965年生,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 
                   〔責任編輯:李子龍〕*
  
  
  
江蘇社會科學南京82-87K4中國現代史陳蘊茜19961996 作者:江蘇社會科學南京82-87K4中國現代史陳蘊茜19961996
2013-09-10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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