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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分析哲學的芬蘭學派
論分析哲學的芬蘭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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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至1998年,我應邀到芬蘭赫爾辛基大學作訪問研究,對芬蘭這個國家及其哲學有所了解。芬蘭地處北歐,歷史上曾分別附屬于瑞典和俄國,1917年獲得獨立;現有陸地面積33.8 萬平方公里, 僅有人口500多萬,堪稱小國。但是在邏輯和分析哲學方面,卻足稱大國。 這是因為,芬蘭哲學在20世紀突兀崛起,在歸納邏輯、哲學邏輯、語言哲學、科學技術哲學、行動理論、文化哲學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出現了一批世界知名的邏輯學家和哲學家,其中最著名的是馮·賴特(  Gerog Henrik von Wright,1916)和享迪卡(Jaakko Hintikka,1929—)。在從世界各國遴選100位哲學家組成的國際哲學學院中, 目前芬蘭有六位哲學家,而中國只有一位。芬蘭人還先后担任過或正担任世界哲學團體聯合會副會長,國際哲學學院主席或副主席,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合會邏輯、科學哲學和方法論分會會長、副會長或秘書長,國際符號邏輯學會副會長等要職。一句話,在當今世界哲學舞臺上,特別是在邏輯和分析哲學圈內,芬蘭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分量很重。
      1 源流和代表性人物
  1640年,芬蘭第一所大學在土爾庫(Turku)成立, 有理論哲學(包括邏輯學和形而上學)和實踐哲學(包括道德和政治)兩個教授席位。直至20世紀前, 出現過兩個比較重要的哲學家:一是斯內爾曼(JohamVilhelm Snellman 1806~1881),享有芬蘭“民族哲學家”的美譽,屬于當時黑格爾學派的左翼;另一是韋斯特馬克(Edward Westermark1862~1939),屬于英語國家的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傳統。不過,埃諾·凱拉(Eino Kaila 1890~1958 )才是把芬蘭哲學推上世界哲學舞臺的頭號功臣。
  凱拉曾任赫爾辛基大學理論哲學教授,1948年當選為芬蘭科學院12名院士之一,是一位美學家和自然哲學家。他與著名的維也納學派有過交往,和卡爾納普、石里克等人一度過從甚密。他把當時新興的符號邏輯、邏輯經驗主義(據說是他最先使用這個詞)、現代科學哲學、歸納邏輯以及實驗心理學、格式塔心理學、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介紹到芬蘭,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雄辯的講演才能和深刻的著作影響了整整一代芬蘭人文主義者和科學主義者。他試圖建立一種“整體論的”世界觀,為此開始了范圍廣泛的學習與研究,但他的雄心勃勃的計劃最終并沒有完成。凱拉培養出三位有影響的學生,他們是司滕紐斯(Erik Stenius1911~1990)、凱托倫(Oiva Ketone 1913~)和馮·賴特,后者無疑是凱拉最杰出的學生。
  馮·賴特師從凱拉獲得博士學位,一度與維特根斯坦、摩爾過從甚密,是維特根斯坦在劍橋大學的教授職位繼任者,其三位遺囑執行人之一,后任赫爾辛基大學教授,美國康奈爾大學無任所教授,芬蘭科學院研究教授、院長等職。其研究領域涉及歸納邏輯、哲學邏輯、倫理學與一般價值和規范理論、行動理論、人文科學方法論、文化哲學、心智哲學、維特根斯坦研究等。其研究成果產生了廣泛的國際性影響,并給他帶來很高的國際性聲譽:先后被授予14個博士或名譽博士學位,是15個國家、地區或跨國科學院的院士,并曾任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合會邏輯、科學哲學和方法論分會會長,國際哲學學院主席。1989年,美國《在世哲學家文庫》出版了《馮·賴特哲學》卷。馮·賴特是第一位在世界哲學舞臺上真正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芬蘭哲學家。
  馮·賴特又培養了一位非常杰出的學生雅各·亨迪卡。亨迪卡先任赫爾辛基大學教授、芬蘭科學院研究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兼職教授,于1978年移居美國,任弗羅里達州立大學教授、波士頓大學教授。曾任或正任國際符號邏輯學會副會長、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團體聯合會邏輯、科學哲學和方法論分會會長、國際哲學學院副主席、世界哲學團體聯合會副會長等職。其研究領域異常廣泛,幾乎涉及邏輯和哲學的所有領域,在數理邏輯(分配范式、模型集、無窮深度語言)、數學基礎(IF邏輯及其革命性意義)、哲學邏輯(可能世界語義學、認知邏輯、命題態度、游戲論語義學)、方法論(歸納邏輯、語義信息)和哲學史(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笛卡兒、康德、皮爾士、胡塞爾、維特根斯坦)等眾多領域作出重要貢獻;先后出版個人專著20多部,發表論文300 多篇,編輯著作20多種。亨迪卡是當今國際哲學舞臺上極為活躍且極富影響力的哲學家。
  正如尼尼羅托指出的,“亨迪卡總是精力充沛,充滿新思想,在促進哲學研究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他是國際性雜志《綜合》和大型叢書《綜合文庫》的主編,后者已出版學術著作270多種。他教育、 培養了整整一代芬蘭邏輯學家和哲學家,例如下面這些人大都是他的學生:托梅拉(Raimo Toumela 1940~)、希爾匹倫(Risto Hilpinen 1943 ~)、皮塔瑞倫(Juhani Pietarinen 1938~)、尼尼羅托(llkkaNiiniluoto 1946~)、蘭塔拉(Veikko Rantala 1933~)、薩瑞倫(Esa Saarinen 1953~)、卡爾松(Lauri Carlson 1952~)、 桑朵(Gabriel Sandu 1954~)等,亨迪卡的影響貫穿在所有這些人的工作中,目前這些人正活躍在世界和芬蘭的學術舞臺上。如希爾匹倫現為芬蘭土爾庫大學和美國邁阿密大學教授,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合會邏輯、方法論和科學哲學分會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歸納邏輯、科學哲學、哲學邏輯和皮爾士研究等。尼尼羅托現為赫爾辛基大學教授、副校長兼哲學系主任,1975年以來任芬蘭哲學會會長,其主要研究領域為歸納邏輯、科學哲學、技術哲學、文化哲學等。
      2 主要研究領域
  (1)哲學邏輯  馮·賴特是哲學邏輯領域內舉足輕重的權威和大師,做了許多開創性和奠基性工作,主要有:早在1950年他就明確提出廣義模態邏輯的系統構想,并構造了三個后來證明與劉易斯系統T、 S4、S5等價的模態系統M、M'、M”;他是道義邏輯的創立者, 幾乎畢生都在從事道義邏輯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建立了一元道義邏輯和二元道義邏輯,并把它們與規范邏輯、行動邏輯、變化邏輯、優先邏輯、時間邏輯相結合;他還研究了語義悖論、衍推、邏輯真理、分配范式和實踐三段論等課題,提出了不少原創性見解。
  亨迪卡同樣是哲學邏輯領域的超級大師。他建立了一階邏輯的分配范式及其基本性質,并在推廣分配范式的語義基礎上發展了模型集(現被稱為“亨迪卡集”)技術。他把模型集用于研究模態邏輯特別是認知邏輯和道義邏輯的語義學,以及它對于一系列內涵性概念如命題態度詞和感知動詞的應用,因此成為認知邏輯和可能世界語義學的創始人之一。他從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出發,對邏輯和自然語言的語義學進行新探索,發展出“游戲論語義學”,在此基礎上與他的學生桑朵一道創立了所謂的“友好獨立的一階邏輯”(簡稱IF邏輯)。在其新著《數學原理的重新考察》(1996)一書中,他自稱IF邏輯將導致邏輯和數學基礎研究中的一場革命。
  (2)歸納邏輯 凱拉受維也納學派影響,比較重視歸納邏輯, 后者于是成為他的學生馮·賴特最早的研究課題。馮·賴特在歸納邏輯方面出版了兩本書,一是博士論文《歸納的邏輯問題》(1941),另一是《論歸納和概率》(1951),總起來說,馮·賴特在歸納邏輯方面主要研究下述四個問題:休謨提出的歸納問題和其他人關于此問題的各種辯護方案,歸納概率演算及其解釋,確證理論和確證悖論,排除歸納法的條件化重建。他對后一問題的處理已進入現行的各種邏輯教科書。
  60—70年代,亨迪卡把他的分配范式理論用于研究歸納邏輯的概率測度問題,提出了歸納方法的二維連續統、K維連續統、 歸納接受理論和歸納語義信息理論。他的一些學生如希爾匹倫、托梅拉、皮塔瑞倫、尼尼羅托、馮·柏拉圖(Jan von Plato 1951~)等人,參與、發展了他在這方面的工作,形成了所謂的“歸納邏輯的芬蘭學派”。芬蘭學派屬于邏輯貝耶斯派,主要是在修正卡爾納普歸納邏輯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具體進行了下述兩個方面的修正:一是使歸納概率主觀化,二是使歸納邏輯局部化,由此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概率邏輯系統,提出了歸納確證理論,還研究了全稱假說的語義信息問題。
  尼尼羅托和托梅拉在《理論概念和假設—歸納推理》(1973)一書中認為,卡爾納普和亨迪卡所發展的概念工具可以用于精確闡釋波普的逼真性概念。希爾匹倫則根據可能世界語義學(其中把世界之間的距離作為初始概念)定義逼真性。尼尼羅托意識到,假若用亨迪卡的構件代替可能世界,則可以明確定義世界之間的距離。這種“類似性探索”導致了關于逼真度的定義。逼真度適用范圍很廣,從單稱語句、概括命題、量化規律到一階理論。尼尼羅托在《似真性》(1987)一書中還提出了一種把逼真度看作相對于認知概率的期望值的理論,它是波普的逼真性理論、卡爾納普和亨迪卡的歸納邏輯以及萊維的認知決策理論的綜合。
  (3)科學技術哲學 自從凱拉以來, 科學哲學在芬蘭的學術共同體中就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這表現在活躍于這個領域內的學者占據了芬蘭哲學的主要教授席位;許多學科的學生都要學習方法論和科學哲學方面的課程,尼尼羅托等人所撰寫的有關教科書被廣泛使用;科學哲學方面的研究受到國家和各種基金會的贊助。他們在此領域內做出的具體工作撮要如下:
  70年代,亨迪卡把他的認知邏輯和游戲論語義學相結合,用于研究關于問題、回答和問答對話的理論,并逐漸發展出“探究的詢問模型”(interrogative model of inquiry)。簡單說來,這一模型的淵源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的設問法,它把探究看作是研究者不斷向自然發問,自然給出回答,研究者再根據自然的回答調整自己的研究策略以獲得成功的過程。亨迪卡具體把探究處理為數學博弈論意義上的二人零和游戲,最好的尋求信息的策略取決于所允許問題的復雜性程度。詢問游戲可以用貝思語義表列的變體形式化。亨迪卡本人認為,這一模型揭示了科學推理的真正邏輯,可在許多領域內獲得重要應用。他本人已把它用于邏輯教學,與人合著了一本邏輯教科書《假如……會怎麼樣?——走向卓越的推理能力》。這一模型已在國際科學哲學界受到很大重視。
  芬蘭哲學家還討論了理論的結構和動態發展機制問題,并捍衛了科學實在論的兩種不同形式。如尼尼羅托在《科學是進步的嗎?》(1984)一書中,把“似真性”(truthlikeness)概念建立在塔斯基的符合論真理觀上,并把科學進步定義為似真性的增長。托梅拉在《科學、行動和實在》(1985)一書中,拒絕了本體論、語言學和認識論意義上的“所與神話”,發展了一種可稱之為“因果內在實在論”的見解,其中根據“最好的說明”(best explanation)來刻畫“真”。欣托倫則使用結構主義或語義學的理論概念作為背景框架,去討論有關說明、理論選擇、簡單性和應用科學的問題。他把科學實在論精神與對探究的問題——理論方面的敏感性結合在一起。
  除一般科學哲學外,芬蘭哲學家和有哲學偏好的科學家還討論了各專門科學中的基礎問題,所涉及的專門領域有:希臘幾何學、中世紀科學、數學、天文學、物理學特別是量子力學、生物學、醫學哲學和醫學倫理學、認知科學、語言學、人文科學、社會學和人類學、行為科學、教育學、經濟學、媒體和大眾傳播、法哲學、婦女研究和女權主義,等等。此外,他們還探討了有關技術的哲學問題,如技術的變化,技術和人類價值,技術和環境,合理性和現代性等。他們還就公眾感興趣的問題展開論戰,成為大眾傳媒關注的熱點。
  (4)行動理論和社會科學哲學  道義邏輯引發馮·賴特對行動理論的興趣,由此展開了他對行動的哲學或邏輯的研究。他一直嘗試建立行動邏輯、變化邏輯等,以作為道義邏輯的基礎。他認為,行動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意向性,由此可區分關于行動的因果論模式和意向論模式,這兩者之間的唯一差別在于說明人的行動時,是否需要如下形式的法則性陳述:
  (a)無論何時,如果某個人打算實現p,并且相信q對于實現p是因果必然的,他就會實現q。
  他本人主張意向論模式,并把后者稱為“實踐推理”或“實踐三段論”,討論了它的各種形式。后期他越來越重視社會制度性因素對人的行動的影響。
  行動理論又導致馮·賴特進一步去研究與理解:歷史解釋、決定論、因果性相關的問題,也就是導致他去研究人文主義、人文科學方法論與自然科學方法論之間的聯系和區別。他認為,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存在著深刻的方法論差異。前者根據原因和結果去解釋現象,它尋求一般規律,是“因果論的”。人文科學則根據現象存在的理由去理解現象,它們是“詮釋學的”或“解釋性的”。馮·賴特實際上信奉一種關于人的行動和人文科學的反實證主義觀點,他的論述在芬蘭以至整個斯堪的那維亞地區引起了廣泛關注。托梅拉、赫茲伯格(LarsHertzberg 1943~)和坡恩(Ingmar Porn 1935~)等人不同意馮·賴特的觀點,為因果論模式辯護,認為人的行為還是可以用需求和意向從因果關系上加以說明的,由此引發了一場相當熱烈的論戰。
  (5)維特根斯坦和哲學史研究  馮·賴特因某種特殊的機緣與維特根斯坦相識,后來成為他的教授職位繼任者和三位遺囑執行人之一,在維特根斯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著有《維特根斯坦傳略》和研究維特根斯坦思想的多篇論文,并結集為《維特根斯坦》(1982)出版;搜尋、整理和保管維氏遺著;單獨或參與編輯、出版維氏遺著十多種,所負責的《維特根斯坦全集》(文字版和手稿光盤版)正在出版中,等等。亨迪卡和他的前妻邁瑞爾(Merill B Hintikka 1939~1987)合著了《探究維特根斯坦》(1886)一書,此書已用三種語言出版,產生了較廣泛的影響。亨迪卡還著有多篇維特根斯坦研究論著,也是一位維特根斯坦研究專家。另外,司滕紐斯的《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1960)也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
  在芬蘭,哲學史受到廣泛的重視。亨迪卡就曾指出:“芬蘭哲學研究的特點之一就是生動的歷史感和對哲學史以及一般的思想史的極其尊重。”此話確實不假。芬蘭盡管是人口小國,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全集都已譯為芬蘭語出版,亨迪卡的《時間和模態》(1973)一書對亞里士多德的模態理論的解釋新意迭出。對中世紀哲學和邏輯的研究甚至也是芬蘭的一個強項,這方面有克努提拉(Simo Knnuttila 1946 ~)的《中世紀的模態理論》(1993)等著作出版。此外,近現代西方哲學史上的主要哲學家以及芬蘭自己的哲學史都有人在專門研究,并有相應的研究成果出版,有不少研究成果還產生廣泛的國際影響。
  (6)文化哲學 芬蘭哲學界有一個傳統, 即哲學家們不僅從事自己的專門研究,而且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對公眾感興趣的問題發表意見,例如司滕紐斯論自由思考,凱拉論生活的意義,馮·賴特論人權,凱托倫論大學政策,近期的例子是馮·賴特對西方科學技術文明的批判。
  馮·賴特從青年時代就對歷史和歷史哲學感興趣,受斯賓格勒、湯因比等人的影響較深,并從60年代開始對當代文化的批判,重點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他認為,歷史的大單元是文化或文明,西方文明只是幾大文明之一,并且正在衰落,在其科學技術成就“全球化”的過程中正走向它自己的終點。科學技術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由此對物理環境和物質資源造成毀滅性后果,并逐漸對人類的生存造成威脅。緊隨這些發展而來的是政治的和社會的惡,例如由工作的自動化和機械化造成物質生產過程需要越來越少的人工勞動,并由此造成大量失業。社會正經歷著分裂的危險:一面是富有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少數;另一面則是貧困化和被邊緣化的多數。這最終會對民主和公正的社會秩序構成威脅。這些現象是馮·賴特的文化批判一直關注著的我們時代的某些惡。
  馮·賴特對科學技術生活方式的批判態度引起廣泛關注,許多芬蘭哲學家如皮塔瑞倫、尼尼羅托、艾拉克塞倫(Timo Airaksilum 1947~)等人都參與到相應的論戰中去,討論有關人、機器和自然之間關系的認識論和倫理學問題。由于蘇聯—東歐體系崩潰而引起芬蘭前幾年經濟衰退,由此產生一些社會問題,芬蘭哲學家們又討論有關價值和社會主義的問題。有的哲學家還在社會上扮演著多產的文化評論家的角色,討論從性、崩克搖滾、詩、美國生活方式、大眾傳媒、經營管理到“有意義生活的哲學”等范圍廣泛的問題。從80年代以來,芬蘭哲學會曾組織一系列主題為一個英文詞的國內或國際性哲學討論會,這些主題包括:真理、價值、愛、事物、自由、自我、美、變化、意向、藝術、意義、自然、情緒、理性、意志、知識和共同體。《愛的哲學》(1984)一書就是其中一次討論會上由21位芬蘭哲學家所提供的論文的合集。
      3 成功的原因
  芬蘭作為小國,其哲學在本世紀取得如此成功,在我看來,至少歸功于下面四個原因:
  (1)廣泛的國際交往 這里首先要說到語言問題。 芬蘭的官方語言是芬蘭語和瑞典語,也許是意識到使用這兩種語言的人口太少,若不會使用英語這樣的國際性語言,就等于把自己囚禁在一個異常狹小的圈子里,這無異于慢性自殺,因此幾乎每一個芬蘭人都會英語,更別說學術圈內的人士了。這就為芬蘭人參與到國際學術圈中去準備了條件,如進行跨國人際交往,用英語發表研究成果,對于芬蘭人來說是很平常的事,但對于很多中國人或俄國人來說恐怕就是一個大障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芬蘭也是很封閉的,對外部世界所知甚少。在40年代前后,情況開始發生改變。芬蘭優秀的知識分子意識到,如此少的人口以及由此而來的異常少的學者數目,對于從事哲學之類的學術研究來說是存在危險的,如狹隘、嫉妒、宗派主義、惡性競爭等。解決之道就是融入國際性的學術共同體,在國際大舞臺上去表演;具體辦法有兩條:“走出去”和“請進來”。在“走出去”方面,凱拉、馮·賴特、享迪卡、坡恩、托梅拉、希爾匹倫等多人長期在歐美大學里任職或兼職,并在國際哲學團體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職位,如國際哲學學院、世界哲學團體聯合會的主席或副主席。盡管如此,他們仍保留芬蘭國籍,與芬蘭國內保持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好幾代在國外任職的各個領域的芬蘭學者幾乎都是如此)。在“請進來”方面,經常在芬蘭舉辦國際性會議,大學講臺上也經常可以看到外國教授的身影。以我在那里一年的經歷為例。這一年間,舉辦了芬蘭—俄羅斯邏輯圓桌會議(每年一次)和主題為“現代邏輯的發展”國際討論會,參加者為歐美邏輯學家;先后有法國、奧地利、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西班牙等國的近十位邏輯學家或哲學家在赫爾辛基大學講學,短者講一次,長者講十幾天或一學期。這種高頻率或高效率的“走出去”、“請進來”的工作,使芬蘭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保持著十分密切的聯系。
  (2)第一流的學術帶頭人 對于芬蘭哲學的發展來說, 有三個人是當之無愧的大功臣,即凱拉、馮·賴特、亨迪卡,是這三個人把芬蘭從“人口小國”變成了“哲學大國”。凱拉通過他與維也納學派的關系,把當時的許多新學科或新信息介紹到芬蘭,并以他的人格魅力影響了整整一代芬蘭學人,還培養出三個杰出的學生即司滕紐斯、凱托倫和馮·賴特。馮·賴特以其在哲學邏輯方面的創造性工作以及與維特根斯坦的特殊關系,當上了國際哲學學院主席、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合會邏輯、方法論和科學哲學分會會長,至此芬蘭人第一次走上了世界哲學的前臺。在他之后,他的學生亨迪卡成為國際哲學學院副主席和國際邏輯、方法論和科學哲學分會會長,他的秘書希爾匹倫后來成為該分會的秘書長。亨迪卡更是一個思想極富沖擊力和創新精神的人,并且活動組織能力極強。他為芬蘭培養了一大批學生,并先后把他們推上國際舞臺。這三個人共同的特點是:開闊的知識視野,極強的創新精神,國際上良好的人際關系,很強的活動組織能力,以及優秀的教師,等等。
  (3)寬松、寬容的學術研究氛圍 寬松、寬容可以從兩方面說:一是政府方面,由于芬蘭是自由民主國家,沒有多少意識形態控制,學術研究相對自由。二是學術界內部,大多數學者的視野都相當開闊,研究領域非常廣,經常在不同的研究領域或研究課題之間竄來竄去,這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避免了派別和門戶之見以及由此造成的內耗。正如尼尼羅托所指出的:“作為一個小國,芬蘭未能在哲學領域內從事狹窄的專門研究,因此,芬蘭最優秀的學術代表人物也很容易從哲學的一個分支轉到另一個分支。同時,芬蘭的地理和文化位置也有助于建立不同哲學傳統之間的聯結。當前形勢的特點是不同哲學思潮令人感興趣的相互融合,以及在以往相互孤立的哲學流派之間彼此溝通。”根據我在芬蘭一年的感受,對于芬蘭哲學家來說,重要的不在于你研究什么,而在于你怎么研究;一切誠實的研究工作都會受到尊重,他們有時甚至也會參與其中。這種研究方式的好處就是思想不板滯、不僵化,常常能從不同的領域獲得靈感。亨迪卡曾深有體會地說道:“我發現,我的歷史研究與我在某個專門課題上的建設性工作是相互促進的。新的理論或技術常常有助于揭示、顯露某些歷史理論隱含的預設,發現人們從未意識到的新方面或新特征,從而提高歷史研究的精確性和質量。……另一方面,從歷史研究中所獲得的洞見又反過來啟發或促進我在某個專門問題上的建設性工作……”
  (4)相互切磋、合作的團隊精神 不同的研究方式和研究領域,如果能相互寬容和相互尊重,反而能造成相互補充與相互促進,形成一個高效率的學術團隊集體攻關,從而使一個國家的學術研究具有某種繼承性和累積性。亨迪卡曾指出:“由較年輕一代芬蘭哲學家的幾個成員所做的所有這些工作,體現了他們賴以彌補在一個人口數量很少的國家工作所造成缺陷的另一種方式。與芬蘭上一代學者相比,甚至與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可資比較的當代團體相比,在所提到的這些哲學家——亨迪卡、希爾匹倫、托梅拉、皮塔瑞倫、尼尼羅托、蘭塔拉、薩瑞倫、卡爾松——中間已出現了更多的協同合作。……芬蘭較年輕哲學家之間的合作遠遠超出了單純的主題和興趣的連續性或一般的相互啟發,他們的合作以及受共同權威指導的程度是罕見的。”這一群人的領袖實際上就是亨迪卡,后者在自傳中談到:他的長處和短處之一是他有太多的主意和想法,遠不是他自己的時間、精力、耐心,甚至常常是背景知識允許他自己去完成的。于是他就把這些主意或想法教給他的芬蘭學生或年輕同事,與他們合作研究,一道取得成功,由此帶出了一批國際知名的芬蘭邏輯學家和哲學家,形成了邏輯和分析哲學的芬蘭學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芬蘭哲學界的一些做法和經驗值得我們中國同行借鑒,以便使中國當代哲學早日走向世界,讓國際哲學舞臺上也能聽到中國哲學家的聲音,看到中國哲學家的身影。
自然辯證法研究京11~15,68B6外國哲學陳波19991999本文論述了分析哲學的芬蘭學派的形成過程和代表性人物、主要研究領域及其成就,以及取得成功的原因:①廣泛的國際交往,②第一流的學術帶頭人,③寬松、寬容的學術研究氛圍,④相互切磋、合作的團隊精神。陳波,1957年生,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郵編:北京100871 作者:自然辯證法研究京11~15,68B6外國哲學陳波19991999本文論述了分析哲學的芬蘭學派的形成過程和代表性人物、主要研究領域及其成就,以及取得成功的原因:①廣泛的國際交往,②第一流的學術帶頭人,③寬松、寬容的學術研究氛圍,④相互切磋、合作的團隊精神。
2013-09-10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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