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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晚清知識分子的文化轉型
論晚清知識分子的文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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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81(2000)05-0052-09
  知識分子是文化的人格化代表,也是文化傳播的主體。從文化傳播學的角度考察,知識分子不但是文化(當作觀念意識形態的文化)的生產和創造者,也是文化的載體和文化傳播的媒介。晚清文化是在中與西、新與舊的氛圍中產生與傳播的,因此,知識分子在近代文化的傳播與變遷過程中,担當著二重角色:知識分子自身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角色和近代資產階級新文化的傳播角色。這種二重角色統一于晚清文化的發展與傳播的過程中。
  一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充當帝師王佐。古代中國的教育制度實際上是與文官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相對而言,傳統教育的文化傳播功能并不十分明顯。在以仕途為依歸的科舉制度的制約及其社會氛圍中,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受到很大的影響。他們治學或曰文化創造活動是為了實現人仕升官的目的,因此,他們所研習的都是官方所欽定的四書五經、八股文章,即使是歸隱山林、老死鄉野的鄉儒鄉賢,其著述立說也大抵離不了對四書五經的闡述和詮釋。所以,在中國古代,以研究科學為安身立命之職志的人是很少的,也不為一般社會所正視而被目為“末流”。基于此,在傳統社會中,中國的科學技術是不發達且不對社會生產和生活產生根本的作用。一般來說,在這種社會中存在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屬于傳統類型的。也就是說,他們所關注的,主要不是知識的不斷擴大與不斷的創新,不是文化的創造與積累,而是維護傳統社會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倫理道德規范。他們終生所追求的是由科舉而入仕,或由充幕而發達。因此,他們并不是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伴隨鴉片戰爭而來的近代社會的變軌,社會政治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機器大工業為標志的社會化生產方式的出現,科學技術的運用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日益加強,生產管理、社會管理和國家管理越來越依賴科學知識的應用,在西方社會與文化的比照系統下,中國知識分子面臨著由傳統向近代的轉變契機。并且,隨著這種轉變的逐步實現,中國知識分子才逐步由充當帝師王佐的傳統型角色轉換為創造和傳播文化的近代型知識分子。
  中國知識分子由傳統向近代的轉換經歷了一個漫長艱難的歷程。這一過程是與中國資產階級新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過程相聯系的。這種聯系不僅表現在知識分子的近代型轉變本身就是近代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而且表現在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新文化的成長有賴于它的創造與傳播的主體——近代知識分子的形成與發展。從這一基本的認識出發,考察知識分子的近代轉變過程,它大體經歷了前后兩個時期。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是中國知識分子從傳統到近代的蛻變時期,也就是一個過渡的、中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伴隨著鴉片戰爭而來的中國社會的變軌,政治經濟文化正在逐步地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作為社會最敏感成份的知識分子,在感受到社會的巨大“變局”的情況下,也開始了近代型的自身轉變。從文化的角度考察,這種轉變顯現出一種兩重性。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產生了一種“認同危機”,同時也對自身所担當的社會角色發生了疑慮;另一方面,他們在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的熏陶下,依然有著濃烈的對傳統的依戀情緒。這種文化的二重性,使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在價值取向上表現出“中體西用”的選擇模式。從魏源、林則徐到鄭觀應、薛福成,都反映了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
  首先,他們在西方器物文化的沖擊下,開始對傳統文化產生一種低級形態上的“認同危機”,即初步意識到中國文化在器物層面上的不足,進而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
  鴉片戰爭對中國文化的沖擊,主要體現在器物的層面上。知識分子通過鴉片戰爭所看到的西方文化也只是堅船利炮所代表的西方近代科技和工業文明。魏源、林則徐在鴉片戰爭的實踐中,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器物文化對中國的強烈沖擊的。林則徐主持過抗英斗爭。如果說,在最初的時期,林則徐的思想深處還存在著中國文化優越、試圖以天朝的聲威來抵拒西方的侵略的想法的話,那么,在接觸了西方的軍事與器物實力之后,林則徐在器物文化層次上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危機就表現得特別深刻。在他給朋友的信中說:“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后,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余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用得,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林則徐的浩嘆正反映了他在中西器物文化的對比下所產生的對傳統文化的一種淺層的認同危機的心境。這種心境,在鴉片戰爭后的知識分子中是相當普遍的。面對西方堅船利炮的轟擊,知識分子以往的那種天朝無所不有、無所不能的觀念被打破了。“內圣外王”的治國經邦的治術不靈了,伴隨而來的是一種強烈的失落感,一種近乎于悲壯的認同危機。左宗棠所說的“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馬而我騎驢”[1](P127),薛福成的“古今之變局”觀等等,都是這種心境的深刻反映。正是在這種認同危機的刺激下,進步的知識分子開始認真探索中西兩種文化的優劣差異,進而提出向西方學習的思想。從魏源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學習成為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洋務知識分子和早期的維新派,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提出,反映了知識分子的文化角色及其文化觀念的深刻變化。
  魏源是最早提出向西方學習的思想家。鴉片戰爭所給予他的直接震撼,是西方的船堅炮利。因而,他所提出的“師夷”的主張,主要表現在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上。他總結的“夷之長技”包括三個方面:戰艦、火器和養兵練兵之法。雖然在后期,隨著他對西方了解的進一步加深,對西方的政治制度有所介紹,并產生了仿效的初步思想,但其思想主流,乃是學習西方的近代工業和科學技術。盡管如此,魏源起到了近代學習西方的前驅先鋒的作用。誠如他的思想繼承與實踐者的洋務思想家之一的王韜所說:“當默深先生時,與洋人交際未深,未能洞見其肺腑,然師長一說,實倡先聲。”[2]
  自魏源倡“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以后,向西方學習,成為此后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追求。許多以往只讀儒經圣訓的士子,開始轉向探求治國平天下的學問。這種探索的結果,便導致了士林風氣的新變化,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面,即學術上主張漢宋調和與經世致用;政治上主張變革。
  漢宋調和與經世致用,實際上是嘉道以來知識分子中就已經出現的一種新趨勢。漢宋之學,本是清朝官方的正統學術,但宋學崇尚義理、空談心性,而漢學則重視考據、繁瑣瑣屑。此二派實際都是以儒學為核心,但側重之處不同,因而互相攻訐,視同水火。結果,使士大夫陷入空疏無用的所謂“學問”之中,于社會民生毫無裨益。道光間,社會的危機日益嚴重,一些關心社會現實的有識之士,提出了漢宋調和論,以圖挽救儒學的命運,進而改變士林風氣,挽救社會危機。他們認為,士人爭執于漢宋之訟,造成人才無補于世,關鍵是學術不倡明。所以,他們主張拋棄漢宋之間的門戶之見,學問以“求諸實用”為標準,“貫經術、政事、文章為一”,“以求為有體有用之需”[3]。這樣,漢宋調和又自然引出“學以致用”的經世思想。道光六年,魏源與賀長齡編成《皇朝經世文編》,便是經世思想興起的重要表現。但是,在鴉片戰爭以前,經世派所追求的學問,除經學之外,還只是加上史學、輿地、朝章國故之類的學問。而鴉片戰爭后,所謂經世之學則引進了西學的內容。西方的自然科學,特別是軍事技術、工藝制造之術,成為經世派士人追求的目標。
  與學術上的經世態度相適應,這一時期士林風氣變化的另一表現,便是改革之議興起。其實,當王朝末期危象顯現之時,有識之士的改革之聲總是伴隨而來。鴉片戰爭前,要求改革的聲音也時有出現。龔自珍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不過,龔自珍的改革主張,大多是復歸于傳統,且當時舉朝仍沉溺于天朝夢幻之中,龔氏的呼聲淹沒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鴉片戰爭的一聲炮響,不但震破了守舊士大夫的幻夢,也給人們帶來了一些新的知識。從茲,變革的主張不僅日趨迫切,其內容也大為改觀。“夷夏之辯”和“用夏變夷”的古老信條被打破,學習西方、引進西學成為鴉片戰爭以后改革派的言論基本。從魏源、林則徐,到曾國藩、左宗棠,他們提出的改革方案,無不包括學習西方的聲、光、電、化,船堅炮利和工業技術,甚而有主張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主張。這一切,都反映出變化了的時代與變化了的社會觀念,而這些也正是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知識分子由傳統士人走向近代型知識分子的重要標志。
  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代表進步知識分子的魏源、林則徐等人,出現了上述的變化,既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轉變的跡象,同時又具有相當多的轉型時期的特征。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完全是接受傳統的教育成長起來的。他們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仍然是受著根深蒂固的傳統儒學的影響。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價值模式才體現為“中體西用”,即以西方的技藝,輔以中國的文物制度。他們的改革模式,也是以西學為枝末,培植中學的根基。李鴻章就明確地提出,中國的文物制度皆遠高于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這種認識,的確反映出知識分子在文化危機情況下的那種對傳統的依戀情結。
  二
  19世紀60年代以后,中國的變革進入了實際階段——洋務運動興起了。洋務運動,從其本質來說,只是傳統士大夫中的有識之士依據“中體西用”的價值模式對傳統社會進行修補的行為。但是,它一旦開始,便不可避免地引進了一些與傳統社會不相適應的因素,并因此而導致傳統士人的新蛻變,演進出新一代的知識分子。
  伴隨著洋務運動而形成的這一批知識分子,既不同于早期的林則徐、魏源以及洋務派人士,也與甲午戰爭以后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相區別。他們從洋務運動中獲得利益,但又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洋務思想。所謂“早期的維新派”就是他們的代表人物。與林則徐、魏源那一批知識分子相比較,他們的經歷有相似之處,但更多的是不同之處。他們都受過傳統的教育,都有著對社會危機的深刻認識和強烈的愛國意識。但是,他們對西學的了解和認識程度存在差異,因而其思想也存在差異。魏源、林則徐的時代,對西方的認識還僅限于堅船利炮,并且他們自身對于堅船利炮所代表的西方近代科學與文化還缺乏切身的感受。19世紀60~80年代的這一批知識分子,生活在洋務運動正在興起的時代,他們大都是追隨洋務派官僚從事洋務活動的人物,如馬建忠、王韜、鄭觀應、薛福成與容閎。而且,他們當中還有不少曾游歷國外,并有從事近代報刊工作的經歷。這種有利的條件,使他們大量地接觸了西方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以至于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開闊了視野,因而能在更廣泛的層面、更深的層次上對中西之學進行比較和選擇。同時,由于他們不像洋務派官僚那樣身處高位,也沒有担負洋務事業的實際責任,因而能夠超脫洋務運動的局限,對洋務企業有比較客觀的評判。所以,他們在思想上又較之于洋務派更激進。同時,這一批知識分子成長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萌芽與發生時期,而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也曾經有過經商與辦企業的經歷,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們反映了萌芽狀態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人士的要求與愿望。
  19世紀60年代以后出現的這批知識分子由于具有上述不同的經歷及時代特征,因而其思想和價值觀念都具有新的特征,反映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由傳統到近代轉換過程的新的階段。
  首先,在對西方文化與科學的認識上,19世紀60年代以后的知識分子,較之于他們的前輩林、魏,有更深的認識。實際上,在經歷了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的幾十年之后,向西方學習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時尚。一般關心時務的知識分子,耳濡目染到西方“號令約束之明,百工雜藝之巧,水陸武備之精,貿易轉輸之盛”,對比中國的積弱積貧,“于是西學大興,人人爭言其書,習其法,欲用以變俗”[4](P181)。但是,這種時尚的內容,還停留在西學的“百工雜藝”、“水陸武備”、“貿易轉輸”的層次上,沒有超越器物文化的范疇。19世紀60年代以后的知識分子,則開始深入到“西法”——即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層次。在表達他們的學習西方的思想時,他們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模式。但是,其內涵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既不同于洋務派,也不同于后來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根本的區別,在于他們提出的“西用”包含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他們認為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論是“變器不變道”、“舍本逐末”,沒有學到西學的根本。故此,他們所界定的“中體”僅限于“綱常名教”,舍此,都是可以變更的。他們在政治上的主要意見是學習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在政治上實行“君民共之”,王韜、薛福成、鄭觀應等人曾游歷西方,對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有所了解,并認為是值得仿效的。他們認為,君主立憲,可以使“君民一心”、“上下一心”,且“定法、執法、審議之權,分而任之,不責于一身,權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5]。他們指出,西方之所以強大,在于它們“國之律法最尊,而君次之,君亦受轄于律法之下”[6],“如有非法自恣者,兆民拒之,不得謂之叛逆”[6]。因此,中國要自強,也必須設議院,“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注:參見《tāo@①園文錄外編》,“重民”下。),“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以致“強兵富國”、“縱橫四海”(注:參見陳熾:《庸書外編》,議院。)。與此相適應,他們主張在介紹和引進西方的學術文化之時,不能只局限于西方的自然科學和工業技術,而應當廣泛學習。有關西方國家的內政、外交“時政”,涉及“行政、治軍、生財、交鄰”即有關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的書籍及其所反映的西方思想,都應當介紹和引進[7]。這也超越了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論。
  其次,19世紀60年代以后的知識分子,還主張“以商立國”、“商戰固本”。發展近代的工商業,也是自林則徐、魏源提倡,并由洋務派付諸實施的思想傾向。但是,這一時期的進步知識分子的主張,與洋務派的不同之處是提出“與民共利”,即發展民間工商業,反對官方的壟斷,并把發展工商業提到“固本”——富強國家和抵抗外侮的高度。
  這一批知識分子有創辦洋務的實踐,因而對洋務主張的官辦企業的弊病有清楚的了解,所以得出洋務只是“遺其精義而襲其皮毛”,“舍本圖末”。因此他們主張應當準許民間自設公司,“一切聽民自主”,“無所禁止,或集股,或自辦,悉聽其便,全以商賈之道行之”[8]。同時,政府還應當“設商部”、“訂商律”,以保護民間工商業。
  早期的維新知識分子所提出的這種主張,是與他們對工商業的高度認識分不開的。他們認為,西方各國的強盛,乃在于它們的工商業之發達,所以它們才能以商品入侵中國,使中國日益貧困。因此,“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9],以“商戰”對付外國的入侵,所謂“習兵戰,不如習商戰”[9],“以固其本”。這種主張“民間自辦公司”、“商戰固本”的思想,實際上代表了19世紀70年代以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同時也說明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是與社會的政治發展相聯系的。
  19世紀60年代以后中國知識分子在對待西學及工商業的態度上的變化,實際上反映出一些傳統價值觀念的轉變。這些觀念包括道器觀、義利觀、本末觀等等。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念中,一直是重道輕器、重義輕利、重本抑末的。所謂“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所謂“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所謂“農本商末”等等,一直支配著士大夫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而在這一時期,由于西學的傳播,近代工商業的發展,逐步改變了這些傳統的價值觀念。關于“道”與“器”的關系,王韜從中西比較的角度闡述了中西之道只有差異,沒有優劣之分的論點,認為,“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則先假器以通之,火輪舟車皆所以載道而行者也”,從而改變了傳統的重道輕器的觀念,把“器”的地位提高了[10](P1-2)。在義利的關系上,新一代知識分子大膽言“利”,反對空談義理,主張注重國計民生,計功言利,學以致用。在本末關系上,他們尖銳批判古代的崇本抑末、重農輕商的觀念,也指出拘守重本輕末觀念的思想,實際上是反對西方的科學技術、器物制造和工商之利。他們明確地提出要以商立國,認為“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疏暢其血脈也”[11](P607)。把工商業提高到關系國家存亡的高度,的確是對傳統本末觀念的徹底否定。
  價值觀念的變遷,也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模式的變化。在傳統社會中,由士而仕是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但在19世紀60年代以后,受到近代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開始舍仕途而從事其他在傳統社會中視為“末業”或“技巧演技”的職業。他們或投身洋務企業,或進入洋務學堂,或游學海外,或辦報譯書,甚至棄官經商(如鄭觀應)。這些都是專門型知識分子人才出現的標志。
  由上可知,19世紀60年代以后伴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和西學知識傳播的深入和擴大,中國知識分子正在逐漸地由傳統型向近代型轉變,開始逐步地從傳統儒學及價值觀念中解脫出來,面向社會和現實,顯現出近代型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文化創造與傳播的功能。這一切都表明,在近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深刻變化中,知識分子本身也在經歷著深刻的變化。但是,應當指出,19世紀60~8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只是轉型期的知識分子,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型知識分子,而是從傳統中分離出來,正在蛻變的士人。這種蛻變期的知識分子,既具備上述的價值、行業變化的特征,也有濃厚的傳統色彩。他們主張學習西方,但仍以“中體西用”規范之(盡管其內涵較以前有所改變);他們希望變革,甚至主張設議院,但仍然不敢非議君權。這些都顯示出轉型期的知識分子的社會特征,也是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直接反映。中國知識分子的近代性轉變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發生與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資產階級新文化發生與發展的重要內容。因此,它就必然受制于近代社會的發展。中國知識分子近代型轉變的完成,有賴于社會的進步。
  三
  甲午戰爭以后,亦即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的近代轉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就是近代型知識分子群體(史學界所稱“新式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
  近代型知識分子群體在這一時期形成,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與文化的背景。從其社會歷史背景來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的發展,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的階級力量正逐步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勢力。與之相適應,新興的資產階級日益要求在政治上、文化上表達其意愿。近代型的知識分子群體正是適應了這一社會歷史的趨勢而產生的。從本質上來說,近代型知識分子群體是反映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與要求的社會群體,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在文化上乃至政治上的代表,是屬于資產階級范疇的一個社會階層。從文化的背景來看,近代型知識分子群體的產生,乃是鴉片戰爭以來西學傳播、傳統文化逐漸衰落的必然產物。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觀念、價值觀念的傳播,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傳統士大夫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而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新式教育的興起,特別是清末科舉制度的改革、學校的興辦,造就出大批新式的知識分子。根據統計,在20世紀初年,留學生、全國高等學校、各專門學堂、各級師范學堂畢業和在校的學生已達15萬人之巨,加上在教育、新聞出版、醫療衛生及各種新式文化事業機構的從業人數,屬于新式知識分子范疇的人數,估計在20萬~25萬人左右。
  近代型知識分子群體與傳統士大夫的區別,在于他們的價值取向與知識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傳統的舊式士大夫的價值取向,概言之,即所謂“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12]。也就是說,舊式士大夫的根本的價值取向,是由士而仕,依附于皇權,上焉者為帝師王佐,下焉者為紳為賢,都希冀在封建統治的結構中找到合適的位置,以經義說解來幫助封建統治者駕馭民眾,以此來實現其價值,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不廢”,乃是舊式士大夫最高的境界。伴隨著近代資本主義而成長的新式知識分子群體,其價值取向有了根本的變化。他們與近代城市工商業聯系日益密切,與皇權日益疏遠。他們不再依靠皇帝的賜俸賜祿生活,而依靠自己的知識與技術謀生,因而獨立性日強。因此,他們不再以充當帝師王佐為依歸,也不再視由士而仕為正途,相反伴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政治要求的成長,他們致力于建立近代國家、立憲政府的趨向日益明顯。清末資產階級革命家陳天華在《論中國學生同盟會之發起》一文中說:“吾中國其真亡矣,吾中國其真亡矣!不亡于頑固政府,不亡于婪毒疆吏,不亡于列強之瓜分,不亡于各級社會之無知識,吾敢一言以斷之:中國之亡,亡于學生。……是得下一轉語曰:中國之興,興于學生。……充學生之勢力,無論內憂,無論外患,殆無不可摧陷而廓清之!”[13](P19-21)把國之興亡,系于自身,正是近代知識分子價值觀念轉變的根本體現。而這種慷慨激昂的言詞,在清末的進步書刊中隨處可見,這正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從封建的文化藩籬走向世俗化。從歷史的事實來看,清末的民主運動(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無不是知識分子為之先導,為之中堅。這種行為模式,乃顯現出新式知識分子群體的價值觀念的深刻變化。
  新式知識分子群體的知識結構也與舊式士大夫有著霄壤之別。漢代獨尊儒術特別是隋、唐開科取士以來,舊式士大夫的知識結構便日趨定型和僵化。釋儒解經,成為舊式知識分子的職責。所以,對四書五經的注、疏、解、釋,是他們的主要治學方式,由此而產生的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便成為傳統的正宗學術,傳統的史學、文學、哲學之類,無一不是為注經釋儒而存在。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知識被目為“末學”而為士大夫所不屑。但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的新式知識分子群體,其知識結構不再是以儒學為中心的詩書禮樂、經史子集了,也已經超出了甲午戰爭以前轉型期知識分子的那種“中體西用”的模式,逐步接受和形成了以科學為核心的先進的知識體系。近代的自然科學如數學、化學、格致學(物理)、醫學、工學、礦學,乃至近代的人文科學如法律學、商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等等,都不再是陌生的知識,而成為新式知識分子賴以安身立命的學問了。問題還不僅僅在于新式知識分子接受了這些具體的學科知識,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具體知識的學習,他們也逐步學會了貫穿于近代科學的本質精神——近代的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這種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的確立,無疑使他們從舊式士大夫所具有的那種“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盲從與依附的藩籬中掙脫出來,隨之而來的便是具有獨立意識和獨立的價值選擇的新的社會階層。近代型知識分子與舊式知識分子的另一重要區別是,前者已具備了新的行為模式。舊式士大夫的依歸于封建君權,以充當帝師王佐為職志,行為目標以維護封建的綱常倫理為中心,即所謂以“衛道者”自居。新式知識分子因漸具獨立的人格和價值觀念,并以近代西方的科學知識為實現自身價值的途徑,因此,他們的行為模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空談義理的務虛型轉向了務實,讀書作官不再是他們惟一的選擇,大批的新式知識分子進入了各種公司、企業等實業機構,或投身于文化、新聞、出版、教育、醫療、科學等行為,成為新的文化事業的載體。即使投身于政治的新式知識分子,也不以充幕人仕為惟一的選擇,更以不以維護封建道德為使命,而是逐步樹立了新的政治目標,即建立以憲法為基礎的立憲政府為目標,并不斷地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奮斗。清末社會不斷興起的愛國運動和政治變革運動,就是新式知識分子行為模式轉變的重要的反映。
  與舊式士大夫相比,新式知識分子群體具有了新型的價值觀念、知識結構和行為模式,這些新的特質標志著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成為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群體,不再是依附于皇權的官僚候補階層。這一深刻的轉變,對于近代文化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知識分子是文化創造與傳播的主體。傳統的舊式士大夫在封建社會結構中,與其說作為一個文化的創造階層,毋寧說是作為一個封建的官僚或官僚候補階層存在的。從隋、唐確立的科舉制度——傳統的教育結構和途徑,始終支配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因此,“學而優則仕”是舊式知識分子行為的目標,他們的最終目的,是進入官僚階層,而不是從事文化創造或生產活動,即使有,也不過是一種附屬的產品。可以說,在傳統中國社會里,是沒有一個獨立的、以從事精神文化生產為職志的知識分子階層的。所謂“士人”,只是試圖由科舉而進入官場的一個候補官僚群體。科舉上金榜題名者,成為大大小小的現任官吏,名落孫山者,或充幕,或捐輸,也成為各種大大小小的官吏。退而為鄉儒村夫者,或充塾師為造就新的科舉士人而盡力,或成為輔佐地方統治的鄉紳階層,真正從事于為統治者視為“末業”的科技或人文研究的士人,可以說微乎其微。所以,從總體上來說,傳統士人并不能說是一種近代意義上的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者。這種狀況,是與傳統的正當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相聯系的,長期的演化,便成為一種舊式士人的價值與行為導向的模式。
  與此相適應,在傳統中國社會,也沒有形成分工明確、獨立的文化生產的各種專門行業。一般說來,隨著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開始分離,并形成各種文化生產的專門部門,“從這里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14](P36)但是,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因為從一般生產勞動中分離出來的從事精神勞動的階層——所謂士人,只是作為政治的附屬物而存在,所以,傳統社會的各種精神生產部門也只能是以政治的附屬物存在和發展。學者治史習文,講經論道,都只是為了闡釋統治思想——儒學,而不是為了生產和積累文化。同時,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也沒有這種文化創造活動的需求。諸種因素的制約,使得各種文化生產活動及其成果——各種近代科學,如科學、技術、知識、理論、哲學、文學、藝術等等,不能在中國產生并形成專門的行業,而只能通過西學東漸的途徑,從西方傳入近代中國。
  近代型知識分子群體的產生和形成,使這種狀況發生了變化,新式知識分子與舊式士人不同,他們逐步與政權相分離,不再是官僚階層的候補者,他們從事于各種近代化的文化行為,不以進入仕途為惟一的價值體現,并且以保持對政府的獨立批評者地位滿足。這就是新式知識分子逐步成為精神文化的生產者。大量的新式知識分子投身于教育、新聞、出版、金融、公司企業、商行等新式行業,使知識分子在做官的傳統“行業”之外,成為醫生、教師、記者、編輯、科技工程人員等各種專門人才,不僅在觀念上,也在實際生活中承担了文化生產和傳播者的角色。
  伴隨著新式知識分子的出現,中國文化的近代轉變更加顯著。文化從儒學的藩籬中掙脫出來,開始具有了近代的意義。其重要表現便是開始形成了分離于儒學而獨立存在的各種近代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人文科學等學科、并因此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教育界、文學藝術界、哲學人文科學界、科學技術界的專業領域。新式知識分子在這些領域中辛勤地耕耘,介紹和傳播西方的近代自然與人文科學知識,或者使中國古老的學科發生了近代的轉變,或者引進和建立了近代西方的各種專門學科,從而在整體上推進了中國文化的近代轉變。尤其重要的是,新式知識分子通過獨立的、近代意義上的文化創造活動,逐步而切實地改變著社會的心理結構和生活方式、價值系統,從而推進著近代中國的民族傳統、心理素質、思維方式等方面的變革,建構起新的文化觀念。
  四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鴉片戰爭以后的社會變軌過程中完成的從傳統型到近代型的轉變,經歷的大致就是上述以甲午戰爭為分水嶺的兩個歷史時期。這樣一種巨大的轉變,無疑是近代社會社會發展和近代文化的發展之必然。近代社會面臨的深刻危機促使士大夫階層萌發出強烈的憂患與變革意識,而近代西方文化的傳入則為他們變革社會提供了新式的武器,正是在這樣一種變革社會的過程中,知識分子自身也經歷了變革的過程,走出傳統的藩籬,邁進了近代的門檻,成長為獨立的文化創造與傳播的承担者。毫無疑問,近代中國社會始終處于一個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階段中,因而中國知識分子的近代型轉變不但是艱難的,而且還具有許多轉型時期的特征。
  首先,這種特征表現在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念方面,特別是中西文化觀上。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始終缺乏一個正確的認識。最初,他們從對外戰爭的失敗中產生了一種文化危機,開始認識到中國的器物文化不如西方,因而提出了向西方學習堅船炮利、機械鐵道之類思想,并由此而形成了“中體西用”的文化觀念模式。但引進西方的器物文明并沒有使中國擺脫危機,伴隨著西方近代觀念形態的傳入,他們又逐步意識到傳統觀念形態的不足,因而進一步有了對傳統文化觀念體系的抨擊與批判。但是,這種批判僅以西方觀念形態為參照系統,且他們對這種西方觀念形態又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這種批判往往是不深刻的,不是建立在對傳統文化的清理與揚棄的基礎之上,而是一種簡單的拋棄。近代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的這種認識過程,對他們自身的文化價值觀念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方面,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嚴酷事實,迫使他們不斷地懷疑和抨擊傳統文化,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伴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同逼來,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戒備與憎恨心理又影響了他們對西方文化的正確估價(還有傳播過程的因素)。諸方面因素的影響,使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處于一種模糊、依違的狀態之中。近代中國相當一批著名的知識分子,如嚴復、康有為、章太炎乃至五四時期的吳虞等人,都是以反傳統始,而以復歸于傳統終,這種奇特的文化“回歸”現象,正反映出轉型時期的近代知識分子深刻的文化矛盾心理。
  嚴復和康有為曾是戊戌維新時期主張向西方學習的維新思潮的主將。然而,當民國建立以后,康有為則成為帝制的鼓吹者,公然宣稱:“中國帝制行已數千年,不可驟變;而大清得國最正,歷朝德澤淪洽人心。存帝制以統五族,彌亂息爭,莫順于此。”[15]嚴復也發表尊孔讀經的言論,認為:“蓋不獨教化道德,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者,以經為原本”,原以為人、為國、為天下,均須合于“經”[16](P331)。在民主革命時期執輿論之牛耳的章太炎,到晚年也消沉頹廢,“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家”,大肆鼓吹“國粹”[17]。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高呼“打倒孔家店”、對封建專制主義進行過強烈抨擊的吳虞,在新文化浪潮向前發展之后,也落伍而淪為政治上的保守派。凡此種種表現,不能不引人深思。還有梁啟超,在戊戌時期曾大力倡言民權學就,主張建立資產階級性質的議會政治,但不到幾年,便倒退到“開明專制”論的鼓吹者。即使以革命先行者著名的孫中山,同樣也存在這種傾向。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他談到治國之道時說:“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經驗、舊手段者不可”,[18](P485)。在晚年,他更認為“要恢復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道德恢復起來”[19](P653)。為什么曾經對傳統進行過那么激烈抨擊的先進知識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回歸于傳統呢?
  文化的回歸現象與文化的離異現象一樣,是傳統文化向近代轉換過程中的兩種趨向。近代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其實質就是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參照系統下,對傳統中國文化的一種離異過程,一種向西方近代文化靠近的趨向。這種離異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是一種進步的文化潮流。而文化的回歸,則是在文化離異之后的一種返源尋根的表現。在西歐文化走向近代的過程中,也曾經經歷了離異與回歸的歷程。“那里的離異,主要表現為對于中世紀千年黑暗的批判與背離,那里的回歸,則主要表現為從希臘、羅馬古代精神文明中尋求人文主義的力量的源泉”[20]然而,在近代中國,這種文化的回歸,則表現出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深刻的文化矛盾心理。這種矛盾心理反映了知識分子的一種矛盾的文化情緒、文化自卑感和優越感的交織。文化自卑感無疑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沖擊而產生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失落感,希望中國能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改變這種被動挨打的局面。文化優越感則反映出知識分子的一種深層意識,即在潛意識中始終認為中國文化優越,有著一種深厚的依戀情緒。這是由于中國傳統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久遠的歷史、宏大的體系和無所不在的影響力而使中國人形成的一種文化心理積淀。這種心理積淀正是近代知識分子產生文化回歸現象的深層基礎。
  不可否認,近代有一些知識分子走向文化回歸,其動機是正面的,有著積極的因素。他們担心對傳統文化的離異和趨向于西方文化,會喪失獨立的民族精神,被西方文化征服和同化。因而轉向對傳統文化的回歸。章太炎就曾剖白他提倡“國粹”的目的所在:“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族的歷史。……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故必須“用國粹激勵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類似章氏這種想法的人物,在日本向近代轉型時期也曾出現。當明治維新時,“脫亞入歐”,再造日本文化的思想盛行,而當時的維新思想家福澤渝吉、中江兆民也担心這種情況將導致日本喪失固有的民族精神,因而大力提倡“日本主義”,保存國粹等等。可見文化的回歸的確是文化轉型時期難以避免的情況。然而,在近代中國,這種文化回歸表現在轉型期的知識分子身上,卻在大多數情況下表現為一種復古和倒退的傾向。這說明傳統中國文化所積淀的民族心理的深層結構是一種無形而又巨大的力量,它構成的傳統文化氛圍無時不影響著人們的潛意識,制約著人們的行為。像康有為、章太炎這種曾經有過舊學背景的知識分子自然不免被喚起回歸的情緒,即如嚴復、孫中山等在西學氛圍中成長的知識分子,一旦回歸故土,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回歸了傳統文化。近代知識分子的這種文化回歸,無疑對近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使傳統文化的離異過程短而不深入,導致了近代文化的發展不成熟,又反作用于近代知識分子,使他們成為一個不成熟的群體。
  其次,近代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社會始終處于一種危機的狀態之中,舊有的文化、政治與社會結構與觀念被打破,而新的結構與觀念一直沒建立起來。新與舊、沖擊與抵制、挑戰與回應始終存在于社會各個方面,危機四伏。這種社會意識給予正在轉型中的知識分子以深刻的影響,使他們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意識與現實的政治危機與民族危機相結合,造成的后果是:危機意識使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強烈感受到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和緊迫感,促使他們投身于現實的政治活動之中,政治意識極度高漲,而經濟意識和文化意識則相對地淡薄。近代中國許許多多杰出的知識分子都無疑是杰出的政治活動家。在每一次政治變革的過程中,都有著他們的參與。這種高度的政治化傾向,在某種意義上實際也是對傳統的一種回歸,執迷于政治上的斗爭,依附于某一種政治勢力,并企圖通過政治的方式將社會導入其理想的軌道之中。其結果,便是知識分子自身的獨立意識的喪失,其文化創造與傳播的功能減弱。
  再次,近代知識分子的這種高度政治化傾向,的確是對傳統文化的回歸。傳統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說是一種政治文化。專制政治的高度發展,吸附了整個傳統的社會生活,文化也不例外。這種政治所賦予文化的使命,只是詮釋和論證政治的合法性和權威性,而不是其他。因此,它決定了文化的發展方向、價值標準以及一切文人學士們的行為、價值的取舍標準。在這種其大無外、無所不在的政治文化氛圍中,傳統士大夫們無疑具有高度的政治化功能。歷代思想家設計一切思想學說,無一不是某一時期現實政治的注解或改造。歷代文人學士的最高理想無一不是成為帝師王佐。這樣一種文化傳統所具有的強大力量,當然不是轉型中的近代知識分子所能擺脫的。傳統政治文化在知識分子中根深蒂固的心理積淀,近代社會在政治變革方面的緊迫任務,無疑成為呼喚他們的政治意識蘇醒的號角,成為他們行為方式的指南。曾經以鉆研理學、崇尚清議(這本身也是一種政治文化行為)的曾國藩,在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席卷大江南北、清朝統治搖搖欲墜的形勢下,也不得不急切地放下理學家的矜持作態,組織湘軍,成為挽救清朝的“中興名臣”。在墨海書館介紹西方文化并深受其濡染的王韜,自幼就遠渡重洋、留學美國的容閎,都曾經向太平天國上書條陳,這也是他們力圖把自己的社會理想以政治的方式加以實現的表現。為了實現這種政治選擇,他們甚而不顧被政府目為“從逆”的危險,難道還不能說明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的政治價值取向是多么濃厚嗎?而那些從西方學來了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并以反清為職志的知識分子之執迷政治的斗爭,當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普遍的危機意識還造成了另一方面的結果,這就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理性的價值選擇。傳統政治文化的導向、現實政治危機的緊迫感,催使他們拯救現實危機的急迫心理。西方種種新思潮,成為他們不斷“拿來”與“拋棄”的救世工具,不論這些新思潮是否符合國情。這種急功近利的價值選擇取向,缺乏科學的態度與理性的思考,也正是傳統文化重實利、非理性的思維方式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折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傳統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一種非理性的思維方式,它偏向于以經驗為基礎,進行直觀思維,并且融事實判斷、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為一體。對主客觀事物的認識,不是用清晰的邏輯來把握,而是借助體悟的認知方式,并以比喻和象征來表達所認知的主客觀事物的特征。這種思維方式具有的局限之一,就是較易為表象所迷惑,為實利所左右,從而促使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這種思維方式在近代社會政治危機嚴重的條件下極易得到人們的認同。凡此種種,使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成為一種成熟的、理性主義的社會政治力量,也使他們不能擁有深刻的社會基礎,成為真正指導社會前進的中堅與橋梁。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中不乏領導新思潮、新的變革運動的杰出人物,然而這些人物始終如曇花一現,為不斷涌現的新的變革、新思潮所淘汰,其根源即在于此。
  因之,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近代社會的變遷過程中,經歷的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既有深刻與深遠的社會意義,同時也具有不可忽視的種種弱點。這些正面的、負面的因素,無疑深刻地影響著他們在近代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而從近代中國文化傳播的角度來考察,近代型知識分子的形成,不但使中國知識分子具有了近代文化載體的意義,也進一步促使了近代中國文化的發展。
《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52~60K3中國近代史王繼平20012001晚清是中國社會、文化的轉型時期,作為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和文化的創造、傳播者的晚清知識分子,在晚清的文化與社會的轉型過程中,也經歷了一個痛苦的文化轉型過程,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念、文化心態和文化角色地位經歷了一個漸進的蛻變過程,由傳統型的士大夫轉變為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從而推動了近代文化與近代社會的轉型與發展。晚清/知識分子/轉型late Qing/intellectuals/cultural alteration收稿日期:2000-09-15On Cultural Alt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in Late QingWANG Ji-ping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Culture,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The lat Qing was a shifting period for Chinese society andculture.As the personalized represents and initiators andpropaganders of Chinese culture,the intellectuals in lat Qingexperienced a suffering cultural alteration,and theircultural concepts,attitudes and roles also experiencecl agradual exuviation.That the intellectuals in late Qing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scholar-officials into modernintellectuals promoted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shift and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王繼平(1957- ),男,湖南雙峰人,湘潭大學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湘潭大學 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作者:《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52~60K3中國近代史王繼平20012001晚清是中國社會、文化的轉型時期,作為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和文化的創造、傳播者的晚清知識分子,在晚清的文化與社會的轉型過程中,也經歷了一個痛苦的文化轉型過程,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念、文化心態和文化角色地位經歷了一個漸進的蛻變過程,由傳統型的士大夫轉變為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從而推動了近代文化與近代社會的轉型與發展。晚清/知識分子/轉型late Qing/intellectuals/cultural alteration收稿日期:2000-09-15
2013-09-10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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