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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洋務運動時期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群的形成
論洋務運動時期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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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的產生和形成是中國古老的知識界在經過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驟轉變的結果。洋務運動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歐風美雨的沖擊,一大批封建文人、學者官僚在洋務運動的浪潮中,挺身沖出封建營壘,接受洋務新式教育或直接投身于近代的工商業、近代的政治、軍事和科技文化事業中,由此產生了新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中有洋務派官僚、洋務派知識分子、洋務學堂培養的生員和早期的維新思想家等各類人物。本文旨在通過對洋務運動時期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群體的產生及其社會環境和條件的研究,闡述近代新式知識分子群體在形成過程中的歷史特征和地位,力求揭示近代歷史轉折關頭新式知識分子群產生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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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年——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強烈地震撼了清朝統治者中的一部分官僚士紳和社會中已經開始警醒覺悟了的知識分子。1861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資本主義列強紛紛進駐了北京,清政府被迫開放天津、南京、九江、漢口等11處沿海城市作為新的通商口岸。面對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對中華民族生存的嚴重威脅,清朝統治陣營中一部分官僚和社會上一些有識士紳紛紛提出了應變主張。李鴻章提出,“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外患之乘,變幻如斯,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疾,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①]薛福成說:“今則西人于數萬里重洋之外,飆至中華,聯翩而通商者不下數十國,其輪船之捷,火器之精,為亙古所未有,恃其作力,要挾多端,違一言而瑕釁生,牽一發而全神俱動,智勇有時而并困,剛柔有時而兩窮。彼又設館京師,分駐要口,廣傳西教,引誘愚民,此固天地適然之氣運,亦開辟以來之變局也。”[②]他認為,自古“華夷隔絕之天下,一變為中外聯屬之天下”,“環大地九萬里,罔不通使互市,雖以堯舜當之,終不能閉關獨治”。[③]如何抵御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生存的威脅,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開明官僚、有識士紳和督撫大員們啟動了使中國走向近代步入世界文明的歷史車輪。自“道咸以來,中國再敗于泰西,使節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時務者,觀其號令約束之明,百工雜藝之巧,水陸武備之精,貿易轉輸之盛,反顧赧然,自以為貧且弱也,于是西學大興,人人爭言其書,習其法,欲用以變俗”。[④]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一次向西方學習的洋務運動艱難而曲折地開展起來。
  為了造就精通西學的洋務人材,1862年7月,清政府在京師設立同文館,開始只設英文館,招學生10名,以后陸續增設法文館、俄文館、德文館、東文館、算學館、格致館等,學生也由初期的10人增加到100余人,開設的課程由最初的外語和漢文經學兩門,又增開了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地理、天文格致等。這是近代第一所培養洋務知識分子的綜合性學校。此后,各式各樣的洋務學堂在全國紛紛設立。1863年上海成立廣州方言館,1864年設立廣州同文館,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總局設立機械學堂,1866年福州船政局設立船政學堂,1881年天津開設北洋水師學堂。到1894年,在整個洋務運動時期,清政府共設立26所洋務學堂。這些洋務學堂大多數以西學為主,對學生進行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方面的培養教育,直接為近代軍事工業和工礦企業輸送人材。洋務運動時期,各類洋務學堂究竟培養了多少生員,目前尚無確切統計,但從洋務運動后期軍事、外交、工礦企業的技術骨干力量的出身分析,從洋務學堂畢業的生員占了相當的比重。
  在興辦洋務的過程中,清政府還不斷地派遣官費留學生到英法美等國留學。1872年,清政府派陳蘭彬、容閎率首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學,1873年、1874年、1875年每年又派30名學生赴美,這是中國官派留學生的發端。1876年至1877年,清政府又從福州船政學堂挑選優秀生徒33人分赴英法兩國學習,時間3年。1876年,李鴻章派武弁7人赴德國學習軍事技術。1881年,李鴻章又奏派船政學堂的學生10人分赴美德學習。在辦洋務的三十年中,清政府對外派留學生雖然人數不多,但這些人在歐美接受了近代科學技術知識,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回國以后,倡導西學,加入了新式知識分子的行列。
  在民族危難的刺激下,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順應時代潮流,放棄或背叛了科舉道路,投身于西學,逐漸轉化成新式知識分子。江西無錫人徐壽與同鄉華蘅芳在西方侵略者剛剛沖開中國大門,士大夫們睡眼未開,“徒知侈張中華,未睹瀛環之大”,依然迷戀于科舉俗事而“皆恥言西學,有談者詆為漢奸,不齒不類”[⑤]的時候,放棄舉業,“專究格物致知之學”,“積歲勤搜,幾數學、律呂、幾何、重學、化學、礦產、汽機、醫學、光學、電學,靡不究原委而制器尤精”。[⑥]咸豐初年,為了進一步學習西方傳入的科技知識,徐壽和華蘅芳來到上海,師從于著名數學家李善蘭,后來學有所成,成為我國近代著名的科學家。鄭觀應、王韜、馬建忠等人也是在國難當頭之際放棄科舉舊業投身于西學而轉變成為新式知識分子的。在西學漸興,中國傳統的儒家經學面對曠古未有之變局無以應對之時,科舉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彭玉麟在《盛世危言》的序言中說鄭觀應“少倜儻有奇志,尚氣節,庚申之變,目擊時限,遂棄舉業,學西人語言文字,隱于商,日與西人游,足跡半天下,考究各國政治得失利病”[⑦]。鄭觀應在撰述自己的生平時寫道:“應雖不敏,幼獵書史,長業貿遷,憤彼族人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學西文,涉重洋,日與彼郡人士交接,察其習尚,訪其政教,考其風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⑧]這兩段史料記載了鄭觀應從一個追求科舉的舊知識分子向新式知識分子轉化的歷史軌跡。王韜出身于傳統的儒學世家,他家世代“讀書習儒業,有聲癢序間”,他的父親“著藉學官,邃于經學”,他本人18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縣學,世人稱其“文有奇氣”。但是他“自少性情曠逸,不樂仕進,又不喜帖括”。他在自述其放棄科舉道路時說:“時西人久通市,我國文士漸與往還,老民欲窺其象緯,輿圖諸學,遂往適館授書焉”,“荏苒至一十有三年”[⑨]。在同西人長時期接觸交往過程中,王韜逐漸地放棄了科舉道路,成為當時精通西學的先進的中國人的代表。馬建忠在自述其轉變時說,“外患方興,內訌@①至,東南淪陷,考試無由,于漢文之外,乃肆意于拉丁文字”,“少長又復旁涉萬國史事,輿圖政教、歷算度數,與夫水光聲電,以及昆蟲草木金石之學,如是者五六年,進讀彼所謂性理格致之書,又一二年,而后于彼國一切書籍,庶幾貫穿融洽,怡然理順,渙然冰釋,遂于漢文無異”。[⑩]1876年他隨同郭嵩燾出使英法兩國,詳細考察了各國的“公法和律例”,后來又考得了法國語言學、“格致”、“律師”、“政治”、“出使”諸科學位,成為當時通曉西學的先進的中國人。
  在外侮日烈,民族瀕臨危亡的年代,在時代潮流的裹挾下,舊式的官僚文人向新式的知識分子轉化也不乏其人。吳汝綸就是比較突出的一個。他早年接受正統的儒學教育,具有相當深厚的舊學基礎。同治七年(1868年),吳終于通過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先后出任深州知州、翼州知州等職。他的成長和入仕正是洋務運動的發展時代,與洋務派官員的廣泛接觸,他的思想深處開始了緩慢的轉化。他與戊戍變法時期的啟蒙思想家嚴復有較多的交往,嚴復曾經評價吳為“平生風義兼師友,天下英雄惟使君”。[①①]吳汝綸則對嚴復推崇備至,認為嚴“獨執事博涉,兼能文章,學問奄有東西數萬里之長,子云筆札之功,充國四夷之學,美見難并,鐘于一身,求之古往,殆邈焉罕儔”。[①②]吳還為嚴復的著名譯作《天演論》、《富國策》、《原富論》作序予以肯定,足見他對西學的認同和接受。當后來的戊戍變法運動真正開展起來以后,他對“朝政煥然一新”感到十分驚喜,表示要采取實際行動跟上變法的步伐。他寫信給家鄉紳士李光仙等說,“風氣大變,吾皖尚沾沾守舊,不能作新人才,此大患也”,并主張“智者謀事當先機獨斷,若至眾同見,則已措手不及,今天下汲汲謀新,豈可默守故見”。[①③]當維新變法運動夭折以后,京師盡復舊政如初,教育制又恢復原樣,吳寫信給李鴻章,斥責“時文最為虐政……誰為國家畫此計者,其將不得善終乎?”[①④]表達了他對舊的教育制度的憤慨和對新事物的惋惜。作為一個覺醒了的舊式文人他是力圖擺脫傳統成規的束縛,接受西式新學。1902年,他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同年出使日本考察日本中小學教育制度。回國以后,他即辭去總教習一職,返回故鄉在桐城創辦新式學堂,實現了一個舊式文人向近代知識分子的轉變。
  洋務運動時期,中國近代新式知識分子的產生是在新舊兩種教育制度的交替過渡狀態中實現的。一方面,科舉制度仍是清朝政府選拔和使用人才的重要制度,八股制文、小楷貼括仍是讀書士人必修的學業,舍此別無進身之途。另一方面,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洋務急需大量的新學人才,清朝政府和各地方相繼創辦了各類新式學堂,對外派遣留學生,大量翻譯西學書籍,為新式知識分子群的形成創造了適宜的環境和條件。在兩種教育制度并行的情況下,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的成長道路必然要打上深深的時代烙印:他們一方面希望接受西學,投身于洋務事業,另一方面又受到傳統科舉之道的束縛;他們一方面想通過西學拯救中國于危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參加科舉考試,以改善或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洋務運動時期中國的讀書士人進身的途徑除科舉別無選擇,一些洋務學堂培養出來的生員或留學回國人員,也必須重新參加科舉考試才能取得入仕的資格。嚴復早年投身西學,他留學歸國后長期在北洋水師學堂工作,只因職微言輕,“且不由科舉出身,故所言每不見聽”,轉而又決心通過參加科舉考試以改變自己的狀況。在咸豐同治年間,“仕由異途進者,鄉里恥之”;“鄉人嫁女,必予秀才”,“新翰林乞假南歸,所至鼓吹歡迎,斂材帛相贐,千里不賚糧;左宗棠“以舉人參楚南戎幕,敘功至郎中,加卿銜,曾國藩、胡林翼、宗稷辰交章論薦,堅就不官,乃欲請咨會試”。[①⑤]可見,在當時的讀書人和一般社會觀念中,科舉之道仍被視為正途,有無尚尊崇的地位和榮譽。新式知識分子要沖破這種傳統勢力的束縛顯得十分艱難,他們的成長道路必然充滿了曲折和險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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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務運動時期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前進過程中從新到舊、從封建到近代過渡的產物。洋務時代新式知識分子群在其初生形態下就表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征。
  第二次鴉片戰爭給中國造成的災難性結局,無情地打破了中國知識階層常規的“夷夏之防”的中央帝國的迷夢及華夏文明高于藩屬的優越感,舊式知識分子在傳統中華文明熏陶下形成的驕傲自大心理開始旁落,人們開始懷疑這種文化的有用性,即用一種比較客觀的眼光審視中西文明的價值,傳統的價值尺度在知識分子中發生了改變。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生取向始終循著讀經——科舉——入仕的運作模式前行。古老的書院制度使他們養成了“重理義、輕易事”的價值觀念。在治學上,“惟有篤信敏求如昔賢所云,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①⑥]其主旨是潛心鉆研儒家經書,加強自身修養,使自己的思想言行不超越禮法,不違背仁義道德之教。在做人上,也要遵循圣人仁義禮智教導,義理在舊知識分子中具有無尚的價值。他們認為治人之道,“抑末利而開仁義,然而義化可興,風俗可移”,若“興利廢義,則人各私己,爭奪風起,患不勝言”。[①⑦]洋務運動興起以后,出于“師夷之長技”的需要,大批青年涌入國內的新式學堂,甚至出洋留學。特別是洋務運動以來,近代工業在中國的發展,使得生產內容和生產方式都發生了變化。在沿海地區尤其是諸條約口岸,近代工商業的興起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新的生活選擇的可能性,這對中國知識階層傳統的義利觀、價值觀是一種強烈的沖擊。一些知識分子突破了傳統的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的圉限,紛紛言商人之利,他們公開主張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為民族國家爭利權,以抵制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如七十年代的鄭觀應、李fán@②、郭嵩燾都提出了“商戰”說,認為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通商二字盡之,“各國兼并,各圖利己,藉商以強國”,“兵之并吞,禍人易黨,商之掊克,敝國無形”。[①⑧]他們主張發展民族商業,提出中國只有以商敵商,發展商務,才能振興國勢,富強民生。洋務時期的部分知識分子不僅放棄了重義輕利的觀念,而且開始重視工商業的經濟利益,有些人還親身參加了商業謀利活動。鄭觀應是當時新式知識分子從事近代工商業的典型代表。他“初則學商戰于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①⑨]最終成為近代著名的民族資產階級企業家。一大批知識分子被卷入洋務運動,從事近代工礦企業,他們在新的經濟環境中,不斷地涉取全新的經濟生活技能和知識,也實現著自身從舊到新的轉變。如貴州創辦清溪鐵礦局的過程中,候選通判徐慶沅、三品銜補用道候補知府曾彥銓、補用府湖北候補同知陳世卿、同治銜浙江候補知縣王叔蕃、江蘇補用從九品嚴潤章、五品銜監生王慶祿等都以幫辦、會辦、文案等身份參與了近代企業的經營管理。洋務時期新式知識分子價值觀念的轉變反映了中國知識界在步入近代過程中一種進步的價值取向,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準備了條件。
  洋務運動時期,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向近代知識分子的轉變是在強烈的中西兩種文明的碰撞中實現的。在中西科學技術、中西物質文明和社會制度的對比反差中,中國舊式知識分子向近代轉化,在知識結構上還體現了中本西末、中體西用的特征。1861年,馮桂芬在《采西學議》一文中提出,國人須“以經史等學兼也”,主張學習應以中國的經、史等學為主,兼學西學,“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②⑩]他還提出學習西學的順序和內容:“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今欲采西學,自不可不學算。”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李鴻章對西學與中學的關系有過明確的表述。他在1864年致函總理衙門稱:“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于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他將中學的“明理”和西學的“精藝”加以區分,并且認為對西學只是“師其法”,以維護“事事遠出于西人之上”的中國文武制度這個根本。他在《幼童出洋肄業事宜折》專門論及學習西學問題時提出:“中學西學分別教導,將來出洋后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等書,隨資高下,循序漸進。每遇房、虛、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員傳集各童,宣講圣諭廣訓,示以尊君親上之義,庶不至囿于異學。”[②①]他的看法相當明確,在《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中表述的更為清楚,“顧經國之略,有全體、有編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標,非謂培補修養之方即在是也。”認為中國的文武制度不可動搖,是本;而西學不能說就是“轉危為安、轉弱為強之道”,猶如急病不得不用治標之方,是末。1862年,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為下手功夫,但使彼以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即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本,以“學做炸炮、學造輪舟”為末。郭松燾對待中學與西學的態度也十分鮮明,提出“時之應有常有變,而功之施有本有末”。“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吏擇人而任之,則立本矣”。“敬繹六條之議,如練兵、制器、造船、理財數者,皆末也”。強調本末不能分割,而應循西洋之法以求日進于富強,說“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故欲先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謂其未遑而始務其末者”。郭松燾的主張是本末一體,不能截然分開,認為西洋立國也是有本有末的,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等。1865年,薛福成在論及籌海防事宜時,寫道:“防之之策,有體有用。言其體,則必修政刑,厚風俗,植賢才,變舊法,祛積弊,養民練兵,通商惠工,俾中興之治業蒸蒸日上,彼自俯首貼耳,罔敢恃叫呶之戰態以螫我中國;言其用,則籌之不可不預也。籌之預而確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奪其所長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長有二:一則火器猛利也;一則輪船飛駛也……彼則技藝可學而能也……若是,則彼之所長,我皆奪而用之矣。”他將政刑、法制、風俗、育才等列為體,火器、輪船等列為用。在他看來,體和用是不能截然分開的,體中也是有用的,這就指出了體與用的相互轉化問題。早期維新派代表人物王韜認為:“西學西法,非不可用,但當與我相輔而行可已”,強調“明體達用,本末兼賅”。鄭觀應于1884年3月奉調廣東,他在《南游日記》中寫道:“余平日歷查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備。育才于書院,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練兵、制器械、鐵路、電線等事,此其用。中國遺其體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捍格,難臻富強”。
  洋務運動時期洋務派官僚文人中體西用、中本西末思想的倡導和主張,對當時新式知識分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洋務時代各種關于科舉制度改革的主張以及洋務學堂的辦學思想也都接受了這一主張。如李鴻章說:“愚以為科目即不能驟變,時文即不能遽廢,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之道,似應于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即在傳統的考試科目中,增設西學一科。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新時代所需要的知識分子,不再是傳統的儒生、士人,所需要的必須是“通天地人”的儒生。所謂天學者,以天文為綱,而一切算法、歷法、電學、光學諸藝,皆由天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地學者,以地輿為綱,而一切測量、經緯、種植、車舟、兵陣諸藝,皆由地學推至其極者也。所謂人學者,以學為綱,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貨、制造、商賈、工技諸藝,皆由人學以推至其極者也。他要求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必須在傳統儒學基礎上通天地人之學,傳統儒學不是全部拋棄,而是棄其八股制文小楷帖括之術。傳統儒學能使人“通古今識大體”,天地人之學,“皆有益于國計民生”。儒學知識加天地人之學,于是“體立用行”。[②②]鄭觀應所提倡的實際上是中西學兼備的人才。洋務派創辦的各類洋務學堂基本上貫徹著“中體西用”“中本西末”的原則,在課程設置上中學和西學并舉。北洋水師學堂章程規定,生徒在入校前必須是“已經讀數年書,讀過兩經,能作小講半篇或全篇者”,入校以后,則只學習英國語言文字、地輿圖說、算學、幾何、代數、駕駛、重學、化學、格致等。京師同文館生徒須學習各國語言,“講各國地圖,詳各國史略”,講求格物、數學、機器、天文、化學、萬國公法等,也須講習漢文經學,“初學者每日專以半日用功于漢文”。[②③]福州船政學堂雖然功課主要為西學,中學未列入正課,但也不是全部棄之不問,學堂仍令學生“每日課外令讀《圣諭廣訓》、《孝經》,兼學策論,以明義理”。[②④]由于在辦學方針上貫徹“中體西用”的思想,并把西學作為生徒學習的必備課程,使洋務學堂培養出來的學生在知識結構上具有中西合璧的特征。嚴復幼年時曾入私塾讀書,但在1866年進福州船政學堂接受完全的西方自然科學教育,學成之后又被選派去英國留學兩年,廣泛地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所以他的知識結構中既有傳統的儒學內容,又有較為廣博的西學知識。王韜“自九歲適成童,畢讀群經,旁涉諸史,維說無不該貫,一生學業,悉基于此”,[②⑤]可以看出王韜的舊學修養是相當深湛的。后來,他入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創辦的墨海書館,學習西人象緯、輿圖諸學,又得以遍游“域外諸國,覽其山川之詭異,察其民俗之醇漓,識其國勢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強弱”,在長期的與西人交往和考察西國社會的過程中形成了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歷史、地理各方面的知識。洋務時代中國新式知識分子普遍的受到西學的影響,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學知識,使他們沖破傳統儒學的一統天下,眼界為之大開。
  在民族災難日重,中華民族處在“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情勢下,從傳統儒學營壘沖出來的近代知識分子,歷史賦予他們的共同使命就是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在探索救亡振興民族道路的過程中,他們愛國的民族主義思想特征也表現得十分充分。清政府在兩次鴉片戰爭中遭到慘敗,一批洋務知識分子率先覺醒,在知識界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救亡熱潮。他們主張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抵御外侮,強調中國要自強自立。他們當時多數人都把興辦洋務,“師夷長技”作為民族國家自強自立的途徑和方式。洋務運動的宗師、許多洋務新式學堂的創辦者李鴻章當時認為,中國面臨著被“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的聯合侵略,“一國生事,諸國構煽”,中國若不自圖富強,則“中國日弱,外人日驕”,“過此以往,能自強者盡可自立,若不自強則事不可知”。[②⑥]他提出“欲自強則莫于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李鴻章的這種主張當時固然有對付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一面。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商討學習西夷求自強之術時說:“目前之患在內寇,長久之患在西人。”[②⑦]到1864年太平天國革命已被清政府剿滅時,李鴻章的洋務自強主張的愛國民族主義色彩就非常明顯了。他認為“泰西各國,皆起于彈丸之地,創造各種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規劃如此之遠,拓地如此之廣,豈非其舉國上下積慮殫精,人思自奮之效乎?中國在五大洲中,自古最稱強大,今乃為小邦所輕視”。[②⑧]中國也應舉國上下積慮殫精,奮起直追泰西各國,“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強自立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早期的維新派代表人物馮桂芬、王韜、鄭觀應也是在強烈的民族自尊心的驅使下,主張向西方學習,以求得國家民族的自立自強。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是從事近代數學、物理、化學、機械制造研究的科學家,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表達了鮮明的愛國民族主義思想。李善蘭在為其《重學》一書作序時說:“今歐羅巴各國日益強盛,為中國邊患,推原其故,制器之精,算學明也”,“異日人人習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國,令震懾,奉朝貢,則是書之刻,豈淺渺哉!”[②⑨]徐壽是研究機械制造的,他致力于軍械的研究,以欲圖存自強。在他的影響下,他的兒子徐建寅勇敢地承担了研制無煙火藥的重任,渴望中國從軍事方面強大起來,終于于1901年3月為研制無煙火藥貢獻了一個愛國科學家的生命。
  洋務運動時代,處于發韌時期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們一般都主張學習西方,反抗侵略,抵御外侮,他們的思想發展軌跡經歷了從學習西方技藝到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轉變,在這一認識過程中,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思想也在不斷地深化、豐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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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務運動時代發生的中國新式知識分子,他們以敢為天下先的氣概,倡導并實踐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學習西方的近代化運動。他們引進了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創辦了中國最早的近代工礦企業,啟動了中國近代化的步伐,在中國近代史上發揮了重大的歷史作用。
  洋務運動時代新式知識分子對中國近代科技文化的發展曾作出過巨大貢獻。據資料統計,三十年間,同文館師生譯著近200部,江南制造總局二十余年間譯書達163種,另附刊32種,其影響很大的《西國近事匯編》季刊出了108期。西方近代的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學、礦物學、古地質學知識就是在這時通過他們的譯著傳播到中國來的。西方近代的政治、歷史等方面的書籍也被他們翻譯后介紹到中國來。如《公法便覽》,汪鳳藻譯;《富國策》,汪鳳藻譯;《俄國史略》,俄文館學生譯;《各國史略》,楊樞、長秀譯;《新加坡刑律》,汪鳳藻譯。這些譯著在中國的刊出與傳播,極大地豐富了近代中國文化的內容,推動了中國近代文化特別是科技文化的發展。
  在洋務知識分子的積極倡導和推動下,向西方學習的思想和實踐被一部分封建上層官僚士紳所接受,為后來的戊戌變法運動創造了一定的客觀環境和條件。光緒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公元1889年2月13日),翰林院掌院學士麟書奏呈翰林院編修丁立鈞之管見里說:“伏惟近年以來,正學不明,人心思動,讀書通籍之士,以立品為迂談,以放言為曉事,以圣書為無所用,以禮教事為不必拘,以先王之政治為不可行,以祖宗之章程為奉行故事,由是一倡百和,浸成風氣”;各地督撫大員,在上奏朝廷的文中,也多“欲棄中國數千年成法改從外國”,“曰中國近患在于貧弱,不如外國富強,故欲舍己從人,革積弊之政,求自強之效。夫此種議論,始特創之一二人,近今以來,幾于人習其說,雖有守正之人,心知其非,亦皆遷就依違,無敢直斥其謬”。[③⑩]雖然,丁立鈞、麟書等頑固派已經注意到漸成習風的維新變法呼聲,不完全是早期維新派的維新變法思潮,它包含了當時社會上各個階層對封建政治的改革建議和主張。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出,經過洋務運動三十年,由于洋務知識分子的倡導和實踐,維新變法棄舊圖新思想在當時中國社會已形成蔚然可觀的趨勢,它不僅為維新變法運動創造了一定的客觀環境,而且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其主張和實踐還成為維新變法的先導。如早期維新派及部分洋務派官僚對科舉制度改革的倡導,即直接沖擊了傳統的科學制度和教育制度,促進了新式學堂的出現和西學滲入科舉,成為戊戍維新時期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和興辦大中小學堂的前奏曲。戊戍維新時期的維新志士、帝黨和洋務派官僚正是在“批判繼承洋務運動時期科舉改革思想的基礎上,把科舉改革推向前進的”。[③①]
  洋務時代新式知識分子還以其親身的社會實踐活動,構建了新的人才理論,提出了一系列關于近代社會社會人才的觀點,如:(1)體用兼備人才論。所謂的“體”即“道德之蘊,忠孝之懷,詩書之味,此其體也”;所謂“用”,即是求“洞達時勢之英才,研精器數之通才,練習水陸之將才,聯絡中外之譯才”。薛福成說,“體用兼該,上也;體少用多,次也”。[③②](2)破格用人及專門人才論。他們認為,人才需各有不同特長,不可強求,“非但統將內善戰者不必善守,習水者不必習陸,未可相強;即通籌計,籌餉有籌餉之能,治軍有治軍之略,其細思謀略,措置施為,亦各具專長,用之得宜,則世無棄才。用之不當,則立形竭蹶”。[③③]他們主張根據個人所長,不論資格,不論言階,破格用人。這些關于近代社會的人才理論,突破了封建的傳統人才理論的域限,使人們對人才的認識步入了近代的層次。他們對傳統人才資格論的抨擊,對我們今天仍然具有啟示意義。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發生、發展及形成,即中國傳統知識界的近代化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由于洋務時代近代知識分子還剛剛在封建文化的土壤上發生,時代條件的局限,使他們本身還帶有明顯的封建性。主要表現在:其一,他們同封建時代的知識階層還存在著相似的面孔,他們雖然絕大多數沒有經過科舉考試,但是他們大多都具有科舉制度下科舉及第士人一般的官位和品第;其二,他們的經濟生活面貌同舊知識階層相比,仍無多大變化。其三,他們的思想雖然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特征,雖然已有了重商盈利的觀念,但并沒有完全走出封建專制主義的桎梏。因此,在這一代知識分子群身上,既有濃郁的近代氣息,也有相當的封建殘留。
  注釋:
  ① 《洋務運動》(一),48頁。
  ② 薛福成《庸庵內外編》文編卷一應詔陳言。
  ③ 《戊戌變法》(一),159頁。
  ④ 《戊戌變法》(一),181頁。
  ⑤ 沈謂濱主編《中國近代科學家》,153頁。
  ⑥ 《洋務運動》(八),22頁。
  ⑦ 《戊戌變法》(一),第39頁。
  ⑧ 《戊戌變法》(一),第40頁。
  ⑨ 《洋務運動》(八),第5—6頁。
  ⑩ 《戊戌變法》(一),第169頁。
  ①① 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癸卯條。
  ①② 吳汝綸《桐城吳先生全書》“答嚴幾道”1896年7月18日。
  ①③ 吳汝綸《桐城吳先生全書》三函三冊,第13頁。
  ①④ 吳汝綸《桐城吳先生全書》三函三冊,第35頁。
  ①⑤ 《近代稗海》第一輯,252頁。
  ①⑥ 《倭文端公遺書》(二),第693頁。
  ①⑦ 《倭文端公遺書》(二),第393頁。
  ①⑧ 《戊戌變法》(一),第83頁。
  ①⑨ 《盛世危言后編》八卷,第43頁。
  ②⑩ 《戊戌變法》(一),第28頁。
  ②① 《李文忠公全書》卷19,第9頁。
  ②② 《戊戌變法》(一),第47—53頁。
  ②③ 《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第71頁。
  ②④ 同上,第442頁。
  ②⑤ 王韜:《韜園文錄外編》,第319頁。
  ②⑥ 《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6,第30頁。
  ②⑦ 《李文忠公全書》奏章卷39,第28頁。
  ②⑧ 《洋務運動》(一),第54頁。
  ②⑨ 《碑傳集補》43卷,第9頁。
  ③⑩ 《洋務運動》(一),第251—256頁。
  ③① 苑書義《李鴻章傳》,第227頁。
  ③② 《洋務運動》(一),第259頁。
  ③③ 《洋務運動》(一),第56頁。
   作者單位: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責任編輯:孫文范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存
  @②原字王加番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6-213K3中國近代史徐紹清19971997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6-213K3中國近代史徐紹清19971997
2013-09-10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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