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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甲午戰后中國知識分子的三大變化
論甲午戰后中國知識分子的三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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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戰后,飽受侵略者蹂躪的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轉折和變化。中國舊式的封建士子們終于開始了向近代新式知識分子轉化的歷程。筆者以下將淺論甲午戰后中國知識分子的三大變化。
    一、文化心態的變化 
  經歷了甲午慘敗沖擊的中國知識分子,其文化心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下兩方面最為突出:
  其一,從“中體西用”到“中西會通”。這主要是指甲午戰后知識分子對待“西學”態度的改變。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這半個世紀中,知識分子對待“西學”的態度,基本上沒有超出“中體西用”,“中本西末”的范圍,但甲午戰敗卻不能不使知識分子們對“中體西用”這種中、西學關系的模式產生懷疑。人們希望了解和學習西方富強的根本,迫于亡國滅種的危機感而去反思傳統文化的不足與不適,這種心境,恰為他們改變對西學的態度提供了可能。
  當時,讀西書、譯西書、了解西方在知識界漸成時尚。而甲午戰后勃興的維新思潮又為這種局面推波助瀾。正如梁啟超所述:“數月以來,天下移風,千萬之士人……爭講萬國之故,及各種新學,爭閱地圖,爭講譯出之西書。”[(1)]許多人正是受甲午戰敗的沖擊而逐步走出傳統文化的樊籬的。章太炎先生在回溯自己思想發展過程時說過:“自從甲午以后,略看東西各國的書籍,才有學理收拾進來。”[(2)]譚嗣同也曾剖析自己說:“三十以后,新學灑然一變,前后判若兩人。三十之年,適在甲午,地球全勢忽變,嗣同學術更大變。”“三十前之精力,敝于所謂考據辭章,垂垂盡矣。勉于世,無一當焉,憤而發篋,畢棄之。”[(3)]遠沒有上面兩位有名望的孫寶xuān@①③,是一位亦官亦紳,亦學亦文的人物,他在甲午戰后對西學態度的改變,在當時頗具代表性。從已出版的孫寶xuān@①③的《忘山廬日記》中,我們很容易發現:甲午以前,他所讀的書不外乎“經史子集”一類舊書。但戰后,便大不相同。他在《日記》中提到的中國“古圣先王”、“名賢鴻儒”的名字越來越少,而“西哲”、“西儒”的名字卻不斷出現。諸如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孟德斯鳩、斯賓塞、赫胥黎、盧梭。以及黑格爾、康德、圣西門等等,都成了他仰慕贊賞的人物,盡管他并未讀到其中許多人的著作,但從各種介紹文字中他對這些人的事跡和學說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讀西書之時,他還總不忘與當時的時勢相聯系,如他曾用三天時間讀完嚴復所譯《天演論》,對其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理頗有感慨,在日記中寫道:“余為之掩卷動色曰:誠如斯言,大地之上,我黃種及黑種、紅種其危哉。”[(4)]讀過不少西書之后,他將“中學”和“西學”做了一番比較,認為“西人治學,無往而非天理。中人治學,無往而非人欲。西人日求理之明,故日進而智,中人日溺記之博,故退而愚。”[(5)]厚西薄中的傾向已躍然紙上。
  迎合于知識分子們讀西書的需要,當時社會上出現了近代第二次譯書熱潮。同洋務運動時期的第一次譯書熱潮相比,戰后所譯之書不再重兵學而輕西政,也不再重技藝而輕科學。甲午慘敗的劇痛已經告誡有見識的中國人應該把目光投向哪里。特別是嚴復等人把譯書之舉與救亡圖存、變法維新相聯系,使譯書熱潮更具近代文化的意義。所譯之書中。既有介紹西方政治、經濟、社會學說的,如《民約論》、《法意》、《代議政治論》、《獨立宣言》、《人權宣言》、《原富》、《社會通詮》等,也有介紹西方國家史地及發展概況的,如《五大洲各國統屬全圖》、《萬國史記》、《大英國志》、《俄史輯譯》、《聯邦志略》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介紹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書籍也大量出現,在當時的《申報》及其他報紙上,我們可以找到不少這類譯書的出版廣告,如《物體遇熱改易記》,《通物電光》、《熱學揭要》、《物理學》等。這些譯著范圍之廣泛,可謂第一次將“西學”比較全面地展示在中國知識分子面前,不但直接引起了他們知識結構的更改,而且導致他們認識論、科學觀的發展,從而又加深了人們對西學態度的改變。
  就在許多知識分子轉而去讀西書、譯西書、了解西學、西政之時,在思想文化界影響日益擴大的維新派提出了“會通中西”的模式,以非凡的膽識,深刻闡釋了中、西學關系的問題。梁啟超曾解釋過提出這一模式的原因:“康有為、梁啟超、潭嗣同輩,即生育于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思苦想,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6)]這種模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放棄以往“體、用”、“本、末”的界限,而強調“通”。如康有為主張:“泯中西之界限,化新舊之門戶。”[(7)]梁啟超也說:“舍西學而言中學”或者“舍中學而言西學”,“皆不足以治天下”,而要將中西學熔為一爐,以構成融合中西的“一國之學。”[(8)]盡管“會通中西”的模式具有很強實用主義傾向,顯示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軟弱妥協,以及傳統文化人“中庸”的思維定式,但其意義卻十分重要:統觀近代“西學東漸”的歷史,如果說“中體西用”是為封閉式的封建傳統文化打開了一扇“天窗”,則“會通中西”則為知識分子接受西方近代先進文化打開了一扇“大門”。它減弱了過去人們在接受西方文化時糾纏于“體”“用”而造成的文化心理障礙,從更深層的意義上顯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待西學態度的變化。
  其二,從“守舊”到“開新”。這主要是指甲午戰后知識分子們對層出不窮的新的文化形式的認同。當時思想文化界的許多有識之士為了救亡圖存和變法維新的需要,倡言新的文化形式,掀起了“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白話文運動”等風潮,使傳統的文化形態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如梁啟超“筆端常帶感情”的新文體便風靡一時。他把俚語、韻語、外來語熔為一爐,不受古來章法的限制,雖被守舊者視為“野狐禪”,但在士子文人中傳播之廣泛則是空前的。他倡導的這種新文體,實質上是在實施古代文體向近代文體的過渡。再如被稱為“詩界革命主將”的黃遵憲,號召人們寫詩要反映時事、反映社會,不要單單去尊古、復古、擬古,所謂“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他的許多詩歌都反映了甲午戰后救亡圖存這一時代主題,如他所作《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各八首,每首詩最后一字聯成“鼓勇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旅師定約,張我國權”六句戰斗口號,慷慨雄壯,催人奮發。此外,無錫人裘延梁創《白話報》,發出使用白話文的呼吁,在知識分子中也形成了一定的影響,蘇州、安微都有一批知識分子起來響應。盡管當時還沒在全國范圍內動搖文言文的地位,但其畢竟是20年后“五·四”時期白話文的先聲;還有宣傳維新、揭露清朝腐敗、社會黑暗的政治小說、譴責小說在甲午戰后也先后出現,它同以往曾經為文人名士們所欣賞的才子佳人、清官俠士、功名宿貴等等有很大不同。對上述這些新的文化形式的認同,實際上正表現了知識分子文化心態的潛移默化的,但又十分深刻的變遷,許多知識分子正是隨著文化形式的更新,而逐漸接受新思想、新觀念的。
    二、價值觀念的變化
  讀“經史子集”圣賢之書,參加八股科舉考試以求功名,是舊式知識分子的唯一“正途”,也是社會的普遍價值觀念。甲午戰后,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和維新思潮的興起,一些舊式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也開始發生動搖和變化。甲午戰后,八股科舉的危機進一步顯露,當時知識分子對科舉的不滿主要有兩大方面:其一,科舉功名之途擁擠狹窄。晚清的教育有一定的發展,除了各省州府縣學而外,“大小書院則達千數百處之多”,但科舉取士的名額卻沒有什么增加。時人埋怨說:“泰西掄才,皆無額也,而科舉則不問通否,惟額是副,吾粵南海、順德、新會、童試至五六千人,而學額僅四十;諸生試者萬二千余人,而諸生不得錄科者尚十之五六,監生不得錄科者以千數。會試則吾粵舉子五百余,而進士僅十六人……”。[(9)]其二,科舉考試內容與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國難當頭之際,科舉卻使人“自童生至壯年,國之以八股,禁用后人之書,不讀史書、掌故及當今之務。”“問以新世五洲之輿地國土政權俗藝,皆茫然無所睹。”[(10)]正由于這些不滿以及甲午戰后維新派對“廢科舉”的不斷鼓吹,使知識分子們不得不改變對待科學的態度直至改變價值觀念。
  價值觀念的改變表現為以下兩方面:其一,功名意識日益淺薄。當時,各種規模的新式學堂已在各地出現,在舊式書院中開設西學也成為時尚,這些都說明,當時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不把讀四書五經求功名視為唯一要務了。戰前,連嚴復這樣飽受西方文明薰染的人也熱衷于科舉,他曾于1885、1888、1889、1893年,四次參加鄉試,但到甲午戰后,1895年2月起,便只見他致力于譯西書以宣傳維新救國。其二,部分知識分子開始了職業轉型。甲午戰后,“實業救國”,“商戰”等思潮的勃興,以及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使一些知識分子走上“棄仕經商”創業的道路或選擇新聞出版、科學技術等職業,為新式企業效力。當時最有影響的當數“狀元辦廠”的張謇。傳統文化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輕商”,“重利輕義”等觀念是根深蒂固的。知識分子在投身實業之時需要為自己的行為作道義上的辯護,把投身實業與救亡相關聯在甲午戰后正是一種能說服別人和自己的理由。張謇便曾說過:“張謇農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見富貴人,……而以讀書勵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為職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憤中國之不振。四十年后,中東事已,益憤而嘆國人之無常識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謀新矣而不當。欲自為之而無力,反復推究,當自實業始。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而適違素守,又反復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恃,舍身喂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庶愿可達而志不喪。自計既決,義無反顧。”[(11)]把自己“棄儒從商”的行為稱之為“舍身喂虎”,并聲稱自己不是為了私利,而是為了“中國大計”,這種具有說服力的籍口,使知識分子們在職業轉型之時能夠克服糾纏于“義”“利”之說的心理障礙,進而加劇了這一過程。
    三、政治意識的變化 
  甲午戰后,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意識由于慘敗的巨創和維新思潮的興起而發生變化,最主要的也有以下兩大方面:
  其一,感悟危機與近代民族意識的覺醒。甲午慘敗,使危機意識成為整個知識階層的共識。當馬關簽約的消息剛剛傳到國內。士子們便越出康、雍、乾以來嚴禁知識分子干預時事的成規,紛紛上書朝庭,表述對戰敗簽約將帶來的災難的憤慨和憂慮。翰林院侍讀至華等155人聯名上書,認為日本提出的賠款、割地、屯兵各條款,是五洲未有之奇聞,三千年所無之變局,如果照此簽約,后果必然是“法人窺奧、英人窺滇,俄人西窺新疆,東窺三省,四夷交侵,各求所欲。”[(12)]奉天舉人春生等二十人呈文說:“割地賠款以求和。不惟大失民心,抑且有傷國體。與其輸巨款以飽寇仇,何如發重賞以勵將士。”[(13)]當時,正值全國各省的舉人會試北京,這些舉子們“莫不發憤,連日并遞,章滿察院。”[(14)]而件件皆極陳和約之害,亡國滅種的憂患溢于筆端,如“是不成議和也,直納降耳。從古中外和議未有要脅如此者,大傷國體,盡失利權,岌岌乎無以自立矣。”[(15)]據清宮檔案記載,先后上書者共計1581人次,37件。其中最具影響的當推康有為、梁啟超發起的,合18省1300余位舉人簽名上遞的“公呈”。這一被史家及后人稱為“公車上書”的壯舉,盡管“公呈”,由于某些朝臣的干擾而未能遞交,但康有為令梁啟超、李孟華等人“并日繕寫,遍傳都下,士氣憤涌。”[(16)]許多知識分子已大受震動。
  知識分子們對危機的感悟、焦慮以及挺身呼吁,盡管一時無法改變既成事實的危機狀況,但卻意味著一種深刻的改變已經發生,如梁啟超所言:“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17)]在社會歷史現象中,“覺醒”一詞的涵義應是主體對自身歷史使命的自覺意識。當危機意識成為知識階層的共識,當知識階層不再虛驕于“天朝上國”的舊夢,而群起為救亡圖存奔走呼喚之時,正是中國人近代民族意識覺醒之時。甲午戰前,中國已多次遭受帝國主義侵略,民族危機實質早已日趨嚴重。在當時的知識界、思想界,也曾出現過一些體現警悟的先覺者,但遺憾的是,在他們的周圍,并沒有形成同樣意識的群體,知識階層并沒有群起呼應,他們走得越遠就越孤獨。傳統文化心態強大的惰性力,封建專制統治對知識分子的高壓政策,使得大部分知識分子在內憂外患交迫之時仍能靜讀詩書,爭應科舉。直到甲午戰敗,中國敗給以前看不起的日本,再加上《馬關條約》喪權辱國程度之深,知識分子們無不感到震驚、憤慨、困惑和憂傷,進而在巨創之慘痛中驚醒。后來以寫小說得文名的包笑天,當時是蘇州城里一名19歲的秀才,他在晚年的一段自敘,便很能說明當時知識分子的情形。他說:“那個時候,中國和日本打起仗來,而中國卻打敗了,這便是中日甲午之戰了。割去了臺灣之后,還要求各口通商,蘇州也開了日本租界。這時候,潛藏在中國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發動起來。一班讀書人,向來莫談國事的,也要與聞時事,為什么人家比我強,而我們比人弱?為什么被挫于一個小小的日本國呢?讀書人除了八股八韻之外,還有它應該研究的學問嗎?”[(18)]
  其二,社會批判和社會改良主張成為政治意識的一種時尚。甲午戰前,面對一個日益衰敗的社會,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只有代表不同階層的少數先進思想家,在呼吁和闡釋不盡相同的社會批判和社會改良主張。至甲午戰后,盡管整個知識階層沒有完全接受維新派的政治觀點,但以救亡圖存為前提的社會批判和社會改良主張卻成為知識分子們政治意識之時尚。因為甲午慘敗充分暴露清政府統治集團的昏庸腐敗,軍政要員的昏庸無能,封建統治機制的衰敗腐朽。有目共睹的事實,使維新派們在揭露清王朝封建專制統治的黑暗殘酷之時,不再象以往先進思想家那樣曲高和寡,或被視為“悖逆”之言。盡管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具有鞭撻封建末世的膽識,但戰后,為清王朝歌功頌德之作已大為少見。至于社會改良主張,在如何改良--即向西方學習什么的問題上,知識階層并沒有完全形成共識,但在是否要改良,要變革這一問題上,知識階層的觀點日趨一致。因為強敵日本當時提供了很有說服力的榜樣。日本崛起于島夷,最后跨海而來,將中國打得大敗,原因恰在于其“變政”之舉--明治維新。活生生的事實使士子們難免要對一直尊奉為神圣的“天不變,道亦不變”觀念產生懷疑和動搖。而這時維新派為了政治的需要,也在高唱“變”的哲學,宣傳各種變革理論,其中以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一書影響最大。書中告訴中國人的以西方進化論為依據的“變”,是中國傳統的循環式的歷史進化論中所沒有的,但這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對于甲午戰后中國人所面臨的變局,卻提供了一種易為局中人接受的解釋。于是,這種西方的自然觀,便成為當時特定歷史環境下一些知識分子獨特的社會觀。而持這種社會觀者,無疑是贊成改良或變革的。
  綜上所述,甲午戰后,遭受了空前的屈辱、空前的震驚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各方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對近代知識分子的轉化以及中國近代化過程本身,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注釋:
  (1)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第一篇,第二章;中華書局,1954年版。
  (2)章太炎《演說錄》,民報,第六號。
  (3)《譚嗣同全集》上,259頁,81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4)(5)孫寶xuān@①③《忘山廬日記》上冊,280頁,1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79頁。
  (7)《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295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8)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后序》
  (9)徐勤《中國除害議》,《戊戌變法》(三),130頁《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0)徐致靖《請廢八股疏》,《戊戌變法》(二),第339頁。
  (11)張謇《大生紗廠股東會宣言書》,《張季子九錄·實業錄》。
  (12)(13)《中日戰爭》(四)第12-13頁,第39頁,《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14)(16)《戊戌變法》(四)第130頁。
  (15)《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第42卷,19頁。
  (17)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附錄一,《改革起原》,第133頁,中華書局,1954年版。
  (18)包笑天《劍影樓回憶錄》,第145頁。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版。
                        〔責任編輯:李子龍〕
                  (岑紅,中國礦業大學社科系講師)
  
  
  
江蘇社會科學   南京  095-099     K3中國近代史岑紅19951995 作者:江蘇社會科學   南京  095-099     K3中國近代史岑紅19951995
2013-09-10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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