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人文精神 >>>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字體    

論黃乃裳思想發展的階段性  ——兼談新發現的史料
論黃乃裳思想發展的階段性  ——兼談新發現的史料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黃乃裳(1849—1924)是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他以領導創建沙撈越“新福州”而蜚聲中外,至今仍備受東南亞華僑華人尊崇。黃乃裳又是中國近代史、革命史以及福建地方史上一個值得重視的名人。他參加過維新運動,創辦了福建近代第一張報紙《福報》;他追隨孫中山,投身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豐富的人生經歷使黃乃裳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在為祖國富強而不斷探索、奮斗的過程中,對社會的認識不斷深化,其思想也隨之演變發展。黃乃裳的思想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本文試就這一問題進行探討,并兼談近年來新發現的黃乃裳文章等史料,希望能夠比較準確地揭示其思想發展的脈絡及心路歷程,并向專家請益。
      一
  黃乃裳早期的教育救國思想,主要表現在1866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之前。他希望通過基督教會的宣教、辦學及其他文化活動,提高國民素質,進而使中國擺脫積貧積弱的困境。這一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對他的深刻影響。
  黃乃裳出身于“累世業農”(注:黃乃裳:《紱承七十自敘》。為省繁文,本文征引除另有他注外,無注者均出自該書。)的貧窮家庭,“少時半耕半讀”。由于勤學好問,他比較系統地接受了傳統教育。但是,家庭條件和社會環境束縛了他的成長。1866年,基督教美以美會的傳教士來到閩清六都。18歲的黃乃裳逐漸與傳教士接觸,后來還參加了他們的布道會。他發現傳教士“與塾師之教人者迥別”,“如慈父之詔其子,賢兄之勉其弟”(注:黃九美(乃裳):《薛牧師傳略》,《閩省會報》第255卷,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一出版。), 這樣更喚起了他的興趣。因此,每有布道,“必往聆其言論”(注:黃九美(乃裳):《薛牧師傳略》,《閩省會報》第255卷,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一出版。)。真正吸引黃乃裳注意的是宣教的內容。他對傳教士所說的“恃人力不能勝諸罪惡,以為語甚奇創,徐與究詰討論,藉知贖罪救靈要道”。經過幾個月的反復揣摩,黃乃裳皈依基督,成為閩清縣首批基督教徒。同時,他表示“誓至死之日,遇有機會,無論何等人,必對之闡揚贖罪救靈之大道。”
  入教后不久,黃乃裳即供職于教會。這對于他以后的政治生涯與思想發展至關重要。首先,有條件接觸西方的文化;其次,有機會擴大與社會各界的聯系。這些都有助于開拓他的視野。隨著時間的推移,黃乃裳對基督教的信仰日深。他認為,自十六世紀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來,基督教已臻于完美。他把哥倫布、麥哲倫、拿破侖、華盛頓及其他哲學家、科學家的出現,以及蒸汽機的發明、各門科學的問世,都叢納于基督教的功勞之中。他還認為,“無論曾受文化與未受文化各種族,一經改正教傳至其地,罔弗靡然從風,以增高其人民之品格程度,令其發生種種之新理想,而各欲作昂頭天外之觀”。這時的黃乃裳并未生活在真空中,他看到了祖國“外力之侵迫,國勢之孱弱,民治之腐敗,社會之頹落”,為祖國落后挨打而痛心,并時時“妄希有所效力于國家”。他認為,中國的積弱由于民智不開,而開通民智有治本與治標二法:辦學為治本之圖,辦報為治標之計。既然基督教有那么大的神奇力量,豈不是同樣可以適用于落后的中國?因此,黃乃裳相信:”如果吾中國自上而下一旦歡迎基督教,而受其化裁扶植者,安知不足駕歐美之上,而稱為世界最文明之國也。”
  基于這種認識,這一時期黃乃裳所從事的工作,首先是努力擴大基督教會的影響。他担任過傳道工作,但時間不長。即使不是直接的宣教,他也要用自己的言行喚起人們對基督教的信仰,以做到“自上而下”接受基督教的“化裁扶植”。黃乃裳“見夫流俗藐宗教中少文人學士,與夫上流社會之人才,乃勵志為八股,廿九歲以第二名入泮。”后來他又參加鄉試,中了舉人。當時有人勸他學英文,也有人勸他學西醫,但他“以讀書博科名以饜流俗,以拓教中青年之胸次理想”。求取功名,原非黃乃裳本意,他是鑒于基督教的不普及與受蔑視才參加科舉的。他希望通過自己的這一努力,為教會爭得一點榮譽,以擴大影響。
  其次,黃乃裳熱心于教會的辦學、辦報工作。基督教美以美會一向重視教會的教育。教會辦學自有它的目的,但在黃乃裳看來,都屬于開民智的治本之圖。教育振興了,國家就有救了。因此,只要教會辦學,他“無不竭力提倡而輔助之”。英華書院創辦之初,首任主理美籍教士武林吉(Franklin Ohlinger)主張中西文兼學, 但遭到在閩的許多美、英教士的反對。當時,在華的外國教士對中西文教育問題曾引發過一場爭論。黃乃裳認為:“曠觀環球商戰,與夫各國人才經濟彌滿之勢力、世界之潮流,知英文必大行于宇內”,因此支持武林吉。為了解決英文師資不足的問題,他要畢業于馬尾船政學堂的二弟黃乃英,辭去月薪30元的工作,到英華任教,月薪僅6元。 他自己也在很長時間里任教于福音書院與英華書院。總之,黃乃裳“于教育一部尤為注意”,并為此“在在出力”。此外,他還從事編輯會報工作,并主編過《郇山使者》月報。他發表過勸人種牛痘預防天花的文章,寫過《革除纏足論》。這些文章除了登諸報端外,還印成傳單,在閩江上下游散發。從中可見黃乃裳提倡文明、消除愚昧的迫切心情。
  這一階段黃乃裳思想的最大特點亦即最大的弱點,是濃厚的宗教色彩,因而是幼稚的、虛幻的、唯心的。以此作為出發點去尋求改造社會的良方,勢必要碰壁。到了后來,黃乃裳內心感到空虛,對自己的努力“有無影響于社會,概不敢知”。外患日逼,時事多艱,他對自己的思想愈發懷疑,進而對教會也產生了疑問,逐漸地對基督教持“不冷不暖之態度”。黃乃裳思想產生演變也就是必然的了。
      二
  黃乃裳思想發展的中期,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至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期間。這時期,維新思想占主導地位。黃乃裳認為,只要實行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中國就能走上富強之路。
  黃乃裳思想轉向維新,有內因,也有外因。其內因如前如述,在早期思想的后幾年,黃乃裳對曾經崇拜并寄于厚望的基督教產生了越來越大的疑問。教會遍布沿海內地,教會學校培養的學生也多了,其他的慈善事業也有了發展,但對國家有什么好處呢?反之,民族危機卻日益深重,直至于中日甲午戰爭慘敗的奇恥大辱。這些不能不使黃乃裳進行一番認真的思考,以致對基督教逐漸失望。他亟需找到一種新的思想取代被擯棄的舊思想。這時,以強調“變”為核心的維新思想正好適應他的需要。其外因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與《馬關條約》的簽訂。在甲午戰爭中,黃乃裳的三弟、北洋水師“致遠”艦副管帶黃乃模,與管帶鄧世昌及全艦官兵為國捐軀。黃乃裳集國恨家仇于一身。他為迫在眉睫的亡國滅種之禍而憂心如焚。中國的出路何在?這是每個憂懼危亡的愛國之士都必須作出回答的問題。嚴峻的現實,促使黃乃裳比較快地接受了維新思想。
  黃乃裳參加過1895年5 月的“公車上書”(注:有關討論見拙文:《關于黃乃裳研究中的幾個史實問題》,《福建論壇》1990年第6期。),康有為的維新變法主張對他影響很深。黃乃裳維新思想的首次表述,是發表于1895年6月《閩省會報》上的《英華格致書院關系國家說》(注:見《閩省會報》第258卷,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一出版。), 主張講求西法,培養精于西學的人才,發展民族工商業。在這篇文章中,黃乃裳認為,“居今日而欲振興我中國,非格致之學不為功”,“格致之盛于西瀛”,“此歐美所以富且強”。他分析了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去年因高麗之亂,中日失和,水陸交綏。日本無戰不勝,我國無戰不敗。其勝也,以精于西法勝;其敗也,以疏於西法敗。勝敗之何數嘗關乎兵之多、國之大耶”?當此之時,只有精求西學,“如日本二十余年來之所為,吾知近則數年,遠則十余年,必報此仇而克復所割之地”。同時,他還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廣開工藝廠,凡外國之所有,中國之所無者,任從民間制造,運往外洋售市”。他認為,“彼之工值數倍于我,我之資價不必如彼之昂,則利權不難為我所奪”。不然,“海禁既開,彼之學問日辟,商務日興;我之因循如故,委靡如故,國勢愈趨愈下,政治愈久愈衰”,且又新敗于日本,割地賠款,“國中準其設立租界,制造土貨。試合目思之,此后其將何以為國也”。他強調,要想講求西學,發展工商業與對外貿易,首先必須培養西學人才,重視格致教育。黃乃裳回顧了福州英華、格致書院開辦以來的情況,指出官府對此漠不關心,而縉紳之家、膠庠之士以科舉為正途,對此不加正視。入學的學生,有的學了幾年英語后就請求離校,做了洋行書寫或海關通事;就是修業期滿且成績優秀者,也不過由書院給照,或成為傳道,或成為書院副教習,七成為英美領事館的翻譯,“似書院中從未有一人出為國家效力者”。因此,黃乃裳深深感到要培養有用人才,得首先改革教育制度。同樣是提倡重視教育,他此時的思想比起早期在教會辦學的主張,已經前進了一大步。
  1896年4月,黃乃裳創辦的福建近代第一張報紙《福報》, 系統地反映了他的維新思想。從現存《福報》的五十六篇文章看(注:有關討論見拙文:《關于黃乃裳研究中的幾個史實問題》,《福建論壇》1990年第6期。),其觀點鮮明,說理透徹,筆鋒犀利,直抒胸臆, 針砭時弊淋漓盡致,給當時沉悶壓抑的福建思想界,沁進一股清新的空氣。黃乃裳的維新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多設報館,廣開言路。黃乃裳認為,“泰西要著,首重議院,次即報館”,“報館之權亞於議院”,“故泰西舉事最得風氣之先,即廣設報館之力也”。他還認為,“廣設報館,收摭新聞,俾政令沿革藉為萏蕘之采,上達樞府,下及節鎮,人人廣進言之路,人人獲聽言之益”,這樣,“報館益多則聞見益廣,聞見益廣則變通益速,變通益速則國勢益強”。因此,他主張“當今之計,唯無分南北,多設報館,交相易觀,事屬新聞,理堪互證”,“中土政事莫此為急矣”(注:《福州宜設報館說》,1896年4月28日、5月1日《福報》。)。 “今使天下之民皆知創立報館,公道之言得伸于時,豈非朝廷之厚幸耶”(注:《本館征事啟》,1896年7月21日《福報》。)?
  2.揭露、痛斥頑固派, 宣傳變法。 黃乃裳在《醒固篇》(注:見1896年5月15日《福報》。)中寫道:“今之士大夫縱論天下事者, 輒曰:‘國體至尊也,圣道至重也,外國之道至空闊無用也’。峨其冠,規其行,若道統悉系于士大夫之身者。而稍稍通達時務,能明中外之情,知得失之分,大則斥之為秦檜,小則斥之為扣馬書生矣。……不知此膠柱之見也。”他問道:“古者野處穴居,而既有棟宇以后,論復古者其還以野穴為是乎?”他強調:“蓋能變古者即所以善于學古,大泥古者萬不能治今”。“大敵四周,眈眈窺我,朝廷憂勞已極。而士大夫日在高厚之內,而蒙昧不省世局,漫以道統自任而恥言變法。夫不知而不變,猶曰性使然也;若既已知而固執己見,不肯降心以求實用,以冀國家之強盛,何也?”
   在《書山西巡撫胡中丞〈奏請變通書院章程疏草〉后》(注:見1896年8月28日《福報》。)中, 黃乃裳明確指出:“夫今日之所急者何事乎?曰:變法也。”“今地球以內無國不言格致,而吾獨守王荊公所創之制藝,以為先王微言絕學全在是焉,薄格致為夷人之學。……嗚呼!孰有如我中丞胡公者,所言公忠為切于時用乎!”在《崇變說》(注:見1896年9月25日《福報》。 )一文中更是鮮明地提出要改變政治制度、設立上下議院的主張,“……然則變制將如何?曰:上議院立,則外省上逮節帥,下及版尹,無敢隱匿弊竇,不恤民艱,則外政又一變矣”。
  3.學習西方,務求其實。《船政芻議》(上、中、下)、《船政續議》及《論西學務求其實》等文章都闡述了這一觀點。黃乃裳在分析了洋務運動的利弊之后,肯定了學習西方的方向,認為不能因為洋務運動的失敗全盤否定,因噎廢食,但必須革弊布新,務求其實。他總結了學習西方的教訓,指出弊端之一:“震西學之名,不求西學之實,上下相蒙,積習日深”;弊端之二:“今世所用洋務人員,……不問其才之所長,不問其職之所宜,上之人率然而命之,下之人率然而居之。為人擇地,不為地擇人。今日司水師,明日司制造。席不暇暖,又勘邊界。……安能勝其任哉”。為此提出:其一,“為今計者,宜大定其本,改弦更張,事事務以其實而已,一事權宜歸劃一,以責實效也”。其二,“急宜嚴定限制,成就人才,選之必極其精,用之必期其久,功績可錄者重其祿賜,優其職任,而勿易其業,如此而實學不出者未之有也”(注:《論西學務求其實》,1896年9月29日《福報》。)。
  4.發展民族工商業。黃乃裳認為,西方的強盛在于官與商合,“偶觸商艱,則國家之鏟除者不遺余力”。我國則相反,“利在我國尚讓人以執其權,設利在彼國更難躡跡以隨其后矣”。“利之既盡,何以立國”?他主張:“為今日計,且勿冀他國之利,當先匡本國之財,郵政、礦務、鐵路,當次第舉行;而練兵一著,即須捷隨其后。何者?無利不足以養兵,亦無兵不足以衛利。”(注:《砭愚篇》,1896年5月8日《福報》。)黃乃裳認為當時工商業面臨兩個危險:(一)“自馬關新約,洋人得入內地設廠所,置機器,則土貨之利洋人亦得而擅之,漏卮之甚將百倍于今日”;(二)“華民之旅居外洋者,英美各屬有逐客之意,新者自難續往”。同時又有官與商離、商與商離、商與地離、商與工離,以及困于吏胥之煩憂、困于華商之傾軋、困于洋商之憑凌、困于轉運之艱難的“四離”、“五困”的弊端。因此,黃乃裳提出了頗有見地的振興商務七策:(一)設專官以理商政;(二)創學校以益商智;(三)定律例以斷商獄;(四)謹權量以一商法;(五)造機器以裕商源;(六)給牙貼以勸商人;(七)開山川以通商道。他認為:“果能行此七策者,則商務既興,不特可保目前一時之利,并可收日后無窮之利;不特可擴中國固有之利,并可奪外國獨擅之利。不然者,生齒日繁,利源日竭,雖無敵國外患,亦難長治久安矣。”(注:《振興商務策》(上、中、下),1896年10月6、9、13日《福報》。)
  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黃乃裳的維新思想與行動最為活躍。他先是參加閩學會的活動。在光緒皇帝詔定國是、宣布變法后,他“奔走于六君子及講求新學諸京官之門”,“以討論變法維新事,興會淋漓”。他寄莫大希望于光緒皇帝,“滿望中國之衰弱,得賢君以振興之”。為此,他積極參與變法,多次上書陳政。據黃乃裳后來回憶,在此期間“曾八上書,其已批發僅請行簡字一折”,“此外有三折已批行而未發”。“請行簡字”折實為黃乃裳草擬、由安溪舉人林輅存具名上奏的《請行切音折》。黃乃裳是從國家富強的高度來闡述他的文字改革的主張的。他認為,我國文字艱深難學,知文知理者十不一二,“民智便無從啟發”,因此,以切音之法改革文字十分必要。他列舉廈門盧戇章、廣東王炳耀、福州力捷三等均著有切音字書,其方法便捷易學,足資參考。“庶幾極難之學業,變為極易,而四百余兆人民無不知學,則我國富強安知不從此致也?”(注:見力捷三:《閩腔快字》。)這一奏折引起了光緒皇帝的注意,他親筆御批:“著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調取盧戇章等所著之書,詳加考驗具奏。欽此。”(注:見力捷三:《閩腔快字》。)黃乃裳把文字改革與國家富強、民族前途聯系起來,頗有遠見卓識。
  總之,黃乃裳這一階段的思想屬于中國資產階級初期的啟蒙思想。他能結合實際,提出許多改革的主張與建議,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且不乏真知灼見。與前一階段思想相比較,有顯著的進步。但是,黃乃裳的維新思想與整個維新思潮一樣帶有不成熟性。其一,他變法維新的基礎建立在“求新學”的官吏與“賢君”光緒皇帝的支持上,這是極不穩固的;其二,他的思想缺乏理論的系統性、完整性與深刻性,頗顯雜亂粗糙;其三,上述的原因又導致了他思想的軟弱性與不徹底性。因此,黃乃裳的這一階段思想注定要在嚴酷的現實面前破滅。與此同時,也導致了他思想產生新的發展。
      三
  1899年到1921年,是黃乃裳思想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即從維新思想轉向民主革命思想。這是他思想發展最重要,也是最光輝的時期。他從維新志士成為革命黨人。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后,維新隊伍發生重大變化。其中的一些人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發展成為保皇派。而另一些人則從變法失敗中醒悟,走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黃乃裳就是這些人的代表。究其思想演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對戊戌變法失敗的反思。在維新運動期間,黃乃裳是個十分活躍的人物,參加“公車上書”,創辦《福報》,參與變法,中國富強似是指日可待,可謂躊躇滿志。但是,時僅百日,慈禧太后便發動政變,新政煙消云散。這一切給黃乃裳以巨大的打擊。他多少年來所追求的祖國富強的理想,就在他看來最有希望實現的時候破滅了,“三十年之熱腸渴望,一旦飄于罡風”,以至于“嗒然若喪,不知當為何事”。這時,黃乃裳不能不進行一番反思。其結果最初反映在他為美國教士蔚利高(Myrone Wilcox)《大美國史略》所寫的序文中, 要點是民主政體的追求。文中盛贊美國共和民主政體,稱“傳子之天下,易而傳賢”,“君王之天子,易而民主”,“令士庶者有舉官及議政之權,是推陳出新之一大創局也”(注:[美]蔚利高:《大美國史略,黃序》,寫于1898年11月。),是美國“富甲天下”、超越歐洲各國的主要原因。他敬慕華盛頓領導抗英,“血戰八載,始能脫英羈勒,而開國美洲”(注:[美]蔚利高:《大美國史略,黃序》,寫于1898年11月。)。他感到國家政體是民族興旺的關鍵,他希望中國能有一個像華盛頓這樣的偉人出現。此后,黃乃裳產生了推翻滿清的種族思想。他認為,中國到了目前這種屈辱的地步,主要是滿族專制統治造成的。這就是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多次說到的黃乃裳的“種族革命”思想。總之,黃乃裳已經悟出,靠維新來振興中國顯然是行不通的。他后來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視察官場與社會及滿洲人狀態,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斃也。”
  (二)孫中山的影響。這是黃乃裳在該時期思想演變至關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述,黃乃裳思想已有所悟,但是這種“悟”還僅處于朦朧的階段。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時還無法找到一種新思想,來取代維新思想,因而才有了南渡沙撈越創建“新福州”墾場之舉,以實踐“利他主義”。1900年7月,經林文慶介紹,黃乃裳在新加坡結識了孫中山。 他敬佩孫中山為拯救祖國而堅韌不拔的奮斗精神。初次晤談,孫中山給他的印象是“謙沖鎮靜,學問淵博,滿懷悲憫,流露于言動舉止之外”。他們都憤于清廷腐敗無能,致使中國積貧積弱,頻遭列強欺凌的現實,倆人從民族危亡談到美國的自強。當孫中山得知黃乃裳曾為《大美國史略》屬文并寫序時,十分贊賞。他們的話題逐漸集中在倆人都敬佩的華盛頓身上。孫中山的談話側重于華盛頓領導十三州武裝起義,驅趕英國殖民者,幾經艱辛,終于使美國擺脫英殖民統治,建成獨立民主的國家。他強調,只有推翻清帝制,中國才有前途。后來連續三次晤談,則集中在斗爭的手段等問題上。臨別之際,孫中山還鼓勵黃乃裳一定要辦好“新福州”墾場,并贈言:“凡人欲為社會國家謀幸福喜樂者,須自愿從始至終貫徹悲哀痛苦之責。”
  結識孫中山,使黃乃裳受到很大鼓舞并深受影響。他感到了自己與孫中山之間的認識差距。如在議論華盛頓時,他的重點是國家的富強,孫中山則強調達到目的的手段,即華盛頓以武裝斗爭推翻英殖民統治,才有了美國的發展與強盛。中國要富強,首先要以武裝斗爭推翻清帝制。經過思考,黃乃裳接受了孫中山的這一觀點。這是他轉向民主革命思想的第一步。
  (三)經營“新福州”墾場的挫折。黃乃裳雖然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觀點,但并未立即投身于民主革命。此后的四年中,他的精力主要集中于經營沙撈越“新福州”墾場。黃乃裳從墾場選址、與沙王簽約、回國招募墾農,到帶領墾農赴沙、分配土地、組織生產,無不事事躬親。由于黃乃裳自墾場開辦以來禁止出售鴉片、禁止賭博,影響了沙英當局的稅收,引起了當局的不滿,加之貸款債務等問題,墾場陷入困境。從根本上說,沙英當局不愿意看到一個大規模、有組織并日益發展的華僑實體存在,因此,便以債務問題相要挾,實則令其離開。至此,黃乃裳不得不忍痛告別為之奮斗的墾場。這是他一生事業中的又一大挫折。在行前考慮今后的去向時,黃乃裳后來回憶說,南洋的革命志士“責余以革命要圖”。他在回國途經新加坡時,即與經常保持聯系的陳楚楠、張永福會晤,并參加了他們的革命活動。因此,離開“新福州”墾場,客觀上成了黃乃裳思想與行動完全轉向民主革命的催化劑。
  這一階段黃乃裳思想的表現形式,與以前兩個階段不同,主要是付諸具體的革命活動之中。概括起來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傳播革命思想,培養革命骨干。1904年7月, 黃乃裳離開沙撈越回國,在新加坡逗留。“此時適《圖南日報》出版有日,而不大銷流”(注: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黃乃裳君傳》,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版。)。《圖南日報》是南洋革命宣傳的第一張報紙,由陳楚楠、張永福創辦于1904年春。這時,黃乃裳根據自己辦報的經驗,提出許多改進的具體建議,為擴大該報影響起了很好的作用。當時,陳、張二人還翻印了鄒容《革命軍》2萬多冊,改名《圖存篇》。黃乃裳回國時,冒著被清政府搜捕的危險,帶回5000冊,并“密贈至罄,閩中有志之士相借傳觀,或手一書以熟誦,彌漫全閩,人心一變”(注: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黃乃裳君傳》,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版。)。馮自由說,黃乃裳“向紳學工商各界散播革命種子,不遺余力,所攜之《圖存篇》幾于人手一篇,閩中青年受其感化者,大不乏人”(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新福州建設人黃乃裳》,中華書局1981 年版。)。黃乃裳在加入同盟會之后,更以宣傳革命、喚起民眾為己任。他曾與張繼等先后在新加坡、檳榔嶼的華僑中講演,倡言革命,對保皇派則“暴其罪”,“揭其奸”,“入其窟穴而犁掃之”,“使之拖槍而遁”(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新福州建設人黃乃裳》,中華書局1981年版。),產生很大影響。福建革命黨領導者之一的鄭祖蔭說,“廈門革命種子之散播,實由黃乃裳先生主教同文書院始”(注:福州光復中學編:《福建辛亥光復史料》,連城建國出版社1940年版。)。黃乃裳特別重視培養革命骨干。許多熱血青年在他的教育與影響之下,紛紛投身于革命。如后來成為東軍都督的許雪秋,“以黃年高志壯,異常傾倒,遂結交焉”(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 集),《東軍都督許雪秋》,中華書局1981年版。)。后成為黃岡革命軍將領的陳宏生,也“從之游,故亦心醉革命仇滿之論,日以復國驅胡為矢志”(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 《潮州黃岡革命軍將領列傳》,中華書局1981年版。)。甚至被譽為“南洋革命黨第一人”的陳楚楠,“其種族觀念,亦多由黃啟導之”(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南洋革命黨第一人陳楚楠》,中華書局1981年版。)。福建漢族獨立會會長鄭權加入同盟會時,是由黃乃裳主盟的。有人說,“黃花崗一役,閩省死義者二十余人,就中黃忠炳、卓秋元等皆其門下士也”(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新福州建設人黃乃裳》,中華書局1981年版。)。也有人說,“至黃花崗失事,閩人死義者占二十位,其中為黃君之門弟子在半數”(注: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黃乃裳君傳》,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版。)。 雖然這兩種說法不盡精確,但足以證明黃乃裳組織、培養革命骨干的成績。
  應該指出的是,黃乃裳在宣傳革命思想的過程中,他自己的思想水平也不斷得以提高。如他在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期,種族主義思想占有相當大的份量。隨著認識的深化,特別是在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大論戰之后,黃乃裳感到應把滿洲貴族與一般滿族成員分別對待。推翻清朝專制統治,只是使滿洲貴族不再掌權,封建帝制不再延續,而漢族與滿族則應共同生活于共和國政體之中。顯然,此時他已擺脫了狹隘的種族觀念的束縛。
  (二)主張武裝斗爭,參加籌劃、組織武裝起義。孫中山極為重視武裝斗爭,黃乃裳深受其影響。1906年6月, 黃乃裳赴新加坡加入同盟會。他向孫中山匯報福建革命派的情況與自己所進行的工作后,還特別談到了武裝起義的主張。他不同意一些人“當從教育下手,五年后才可舉事”(注: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黃乃裳君傳》,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版。)的看法,認為這樣“時日太賒,不如一二年內即行大舉”(注: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黃乃裳君傳》,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版。)。他的意見得到孫中山的贊同。關于這件事,馮自由說:1906年,“曾對將來起事地點詳細討論,乃裳力主在閩粵邊區發動,然后與滇桂義師互相策應,總理深匙其議。其后雪秋之軍事進行,即奉行此計劃者也”,并說1907年的“潮州二度舉義,乃裳與有力焉”(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 集), 《新福州建設人黃乃裳》, 中華書局1981年版。)。
  在福州辛亥光復中,黃乃裳也參加了籌劃組織工作。1911年6 月春,以他為首組織了福州橋南體育會,借鍛煉身體之名,暗中準備武裝起義。參加者多為青年學生,后在起義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洋槍隊與炸彈隊的成員。起義前夕,革命黨人與新軍主要軍官舉行秘密會議,討論了起義時間、作戰布署、學生炸彈隊的配合以及新軍的薪餉等重要問題。這次會議為起義的勝利奠定了基礎。黃乃裳參加了這一秘密的重要會議。起義的前一夜,黃乃裳在家中組織學生炸彈隊。他后來回憶說:九月“十八夜(11月8日)十一句鐘,炸彈隊隊長李藩在余家編英華、福音、培元三書院生三十余人為隊遣之,是役頗得力于此。因自春間至起事,余為三書院教務長,略有所指授也。”起義中,學生炸彈隊表現十分突出,清福州將軍樸壽就是被他們抓獲的。
  (三)反對專制獨裁,反對軍閥割據。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竊取了勝利果實,并意欲消滅民主勢力,進而帝制自為,實行獨裁統治。當時身為福建軍政府交通司長的黃乃裳,鑒于袁世凱“摧殘民氣、屠戮忠良”及福建政務院長個人野心,憤而辭職。他因反對獨裁,革命態度堅決,1914年初被誣入獄。由于海內外輿論反應強烈,方幸免獲釋。他并未因此息影山林。袁世凱稱帝后,他又為國事奔走,欲圖與西南護國軍策應,只是不久后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而未成。袁世凱死后,黃乃裳又看到恢復民主政體的希望。革命黨人勸他再出面組織報館,他經過幾年的波折,也深感到有重申辛亥革命宗旨的必要,便欣然應命主辦《伸報》:“以為民黨被屈五載于茲,今得少伸其氣,言論當可自由,期以盡對內為國民,對外為國家之天職,俾稍可抒發生平之懷抱。”但是,北洋軍閥內部派系紛爭,握有軍權的地方軍閥也以獨立為名,擁兵自重,釀成割據混戰。《伸報》因反對割據,抨擊時政,言詞激烈,被投靠皖系軍閥的福建督軍李厚基查封。黃乃裳雖年事已高,但仍抱定“矢志盡我余生”,“不敢偷活茍且而已”。七十歲時,他自撰聯句:“問已往於世何裨,歷數二萬五千日以來,成甚事業;愿此后對天無愧,不虛六十有九年之外,再度余生。”字里行間洋溢著執著追求的熱情與鞠躬盡瘁的精神。1921年,年屆73歲高齡的黃乃裳接受孫中山之召,帶病赴粵就任廣州國民政府高等顧問。
  總之,這一時期黃乃裳始終認為只要推翻清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就能振興中國。但是,令黃乃裳深以為憾的是,直到他1924年逝世時為止,他還沒有看到一個富強的、真正民主共和的中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
  論述黃乃裳思想的發展,不能不談及近年新發現的史料,即黃乃裳于1899年11月至1900年8月在新加坡《日新報》上發表的8篇文章及有關資料,以及1922年寫給其四弟季遠(乃穆)的信。這些史料不但真實反映了這一時期黃乃裳的思想,而且還填補了有關問題的多項空白,因此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
  黃乃裳在《日新報》上發表的文章與有關資料,發現于新加坡,由葉鐘鈴先生首先披露(注:見葉鐘鈴:《黃乃裳與南洋華人》,《東南亞史料叢刊(4)》,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年版。)。黃乃裳的8篇文章是:1899年11月7、9、11、14日連載的《廣南洋華人宜大私以自保說》,同年11月8日的《譯西報英欽使談中英交涉事》,同年11月10 日的《論本報所載華人善兵事》,同年12月1、4日的《商學》,同年12月2日的《中西講學異同說》;1900年2月26日的《行孝乞兒》,同年7 月11—14、16、17、19、21、23、26日連載的《坡羅洲人物記》, 同年8月1日的《許蘭芳明經詩集序》。有關的資料是:《日新報》1900年2月12日刊載《大美國史略》的“出版消息”,同年3月27 日的《美史已到》的消息,同年8月2日的《節錄〈許明經詩集〉》,同年8月3日的《回梓聲明》。
  上述文章與有關資料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黃乃裳一生先后六次辦報(依次為《郇山使者》、《福報》、《日新報》、《福建日日新聞》、《左海公道報》與《伸報》),但是留存下來的文章不多,除了《福報》的50多篇、《左海公道報》10多篇和《福建日日新聞》兩篇被摘錄的部分內容外,其余的報紙連版式尚不甚清楚,更不用說刊載的文章了。這些新資料填補了黃乃裳辦《日新報》的空白,也為研究南洋華人報業史提供了實物資料。
  第二,反映了黃乃裳到沙撈越選擇墾地的活動情況。其主要表現在《坡羅洲人物記》(按:今譯婆羅洲)與《許蘭芳明經詩集序》中。《坡羅洲人物記》在《日新報》上連載十日,洋洋近兩萬言,詳細記載了婆羅洲(主要是沙撈越)的土著民族、物產資源,以及該地簡要歷史和英國人設治的情況。其中又以詩鵝(即今之詩巫)記敘尤詳。該文記述黃乃裳親歷沙撈越調查考察所見。每到一地,舉凡自然景觀、生態環境、風俗民情,無不觀察記錄,補充了《紱承七十自敘》中有關記載的不足。如,“余由沙撈越南游石廓、金山、柳巷,往返五百余里,見珍禽異鳥甚伙。又由越埠乘輪北行,八點鐘至羅讓海口(按:即今拉讓江口),有店屋數十間。沿江入二十英里,曰泗里街,皆粵人作小經紀與油木、紅木者,三四百口。再二十英里曰銀仔,共有小市肆十余間,閩人所設。再二十英里,則詩鵝也。有衙署、捕房、監獄,英官三員。沿江千余里之事,皆待治焉。署左右有民居百余家,土人與華人雜處者。店鋪五十余間,閩人所設,潮人僅三四間,專與丹、獵、加三族交易”。該文中,諸如“余見坡洲僑居之華人娶巫(按:泛指土著民族)女者頗多,而娶獵(按:指陸達雅克族)女尤多,所生子女與我華種無異”、“余曾拉友人登其木靠(按:指土著登樓的獨木樓梯),入觀其宅”這樣親眼所見的記載,比比皆是。這些都是研究當時華僑與土著生產生活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許蘭芳明經詩集序》中,記述沙撈越早期詩人許蘭芳(明經)的簡歷與作品。許蘭芳(明經)“日從事于筆墨,不屑作功名富貴想”。黃乃裳感到他是“南洋中不可多得之人”,因而為之作序,并于刊登該序的第二天,也刊出《節錄〈許明經詩集〉》。
  第三,反映了黃乃裳在新加坡期間的思想情況。這些新資料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
  首先,是兩條關于《大美國史略》出版消息的廣告,介紹了該書的主要內容與特點。1900年3月27 日的《美史已到》說“據美進士蔚利高先生來函:此書初次僅印五千部,現已無多,只能寄二十部前來坡中”,不管是否注重廣告效應,也可見備受社會關注。黃乃裳當然也有意渲染氣氛,極力向南洋的華人社會推崇該書。如前文所述,其目的正是為了宣傳改變國家現存政體的觀點。這一觀點是他4 個月后接受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基礎。
  其次,黃乃裳《廣南洋華人宜大私以自保說》一文,是在此前《日新報》發表天寥子的《南洋華人宜大私以自保說》基礎上,廣而說之。他的“廣”,是號召南洋華人團結一致,呼吁在不同的方言區域和籍貫的基礎上加強合作。在城市中的華人要組織商會,規模小的商會應聯合組成商務總會。鑒于南洋閩粵人士占大多數,他認為應在新加坡建立閩粵聯合商會。黃乃裳在該文中寫道:“始至星嘉坡,造華商閣訪友,以為館以華商名,必其合南洋閩粵之人,而與共之也。及詢友人,知只閩商時集于此,會議商務。而方其擬創之時,嘗邀粵人合辦,粵人不答。至于神廟、居家、行店,亦判然兩分。”有鑒于此,他認為“將欲聯絡南洋群島之華人為一氣,使之互為關顧,相與有成,則必先聯閩粵兩省散處南洋之商人為一上會”,“夫新嘉坡當東西洋之沖,為南洋群島之樞紐,最易傳集諸島商人畢集于此,共立規制,共計利害。故宜先聯坡中閩粵商設一公所”。黃乃裳的這個建議未得到時人響應,直到1906年清政府駐新總領事張弼士才倡設中華商務總會(注:見葉鐘鈴:《黃乃裳與南洋華人》, 《東南亞史料叢刊(4 )》, 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年版。),由此可見黃乃裳思想的前瞻性。
  再次,建議在新加坡開辦商學堂,培養商務人才,與歐美洋人爭謀商利。在《商學》一文中黃乃裳認為,南洋華商“圖遠大之業,則莫如講求商學,為開宗明義第一端”。他的建議很具體,如所設置課程,“先課以通行之語言文字”,主要是英文,“次則課以數學”,“再則課以各國土產”,“四課貿易源流”,“五課貨物品類”,“六課各國權衡斗斛,錢幣之參差”,“七課登簿規條清單則例”,“八課銀鈔會單”。倘能做到這些,“南洋各埠不過數年,商務之人材自多,商業必因之而漸盛;商業既盛,各等人材必因之而多,而所有制造農工諸學,莫不蔚然而興矣。是英人、荷人所能為之事,我亦得而為之;所能創之業,我亦得而創之。且英人、荷人所不能為之事,不能創之業,我或能為之,能創之,則南洋群島之利源,昔為他人握于掌中者,未始不能轉握我之掌中”。培養專門人材是黃乃裳歷來所重視的教育內容,同時也說明南洋華人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提出創辦高等學府的主張。
  其余各篇,也從不同角度宣揚了愛國思想和傳統觀念。總之,黃乃裳的這些文章及有關資料,體現了他從維新思想向民主革命思想發展的轉型時期特點,既有舊的思維,又有新的內容。
  黃乃裳給其四弟季遠(乃穆)的信寫于1922年(注:原件藏福建省閩清縣黃乃裳紀念館。),此時他正因病住在廈門救世醫院。這封信用鉛筆寫在一張不大紙片的正反兩面上,約一千多字,發現于閩清縣黃乃裳故居。在家中,黃乃裳為長兄,下有二弟乃英,但英年早逝;三弟乃模,已為國捐軀;唯四弟季遠(乃穆)不爭氣,染上黃乃裳深惡痛絕的賭博和抽鴉片。一位七十四歲的垂暮老人,給五十二歲的弟弟寫信,要他戒掉賭博和抽鴉片惡習,這原本就令人感嘆。信中既有痛心的指責,又有委婉的規勸,并用很大篇幅談基督教的事:講自己的信教,講許多有成就的人都信教,還講了他在醫院中如何以此教育一位吸鴉片的人改過。黃乃裳勸四弟向這些人學習,皈依基督教,以戒掉惡習。信的字里行間充滿對基督教的熱情,這就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因為從中日甲午戰爭前夕起,黃乃裳對原先所崇拜的基督教已失去熱情,持“不冷不熱態度”,并且在以后很長的時間里,也都如此。為什么卻在這時產生令人感到突然的熱情?
  筆者認為,這是黃乃裳民主革命思想再次受挫后無奈的表現。如前文所述,黃乃裳自民國建立后,依然經受一連串的挫折與打擊:孫中山辭職,福建軍政府內部傾軋而受排擠,被誣入獄,繼之福建軍閥割據,地方不靖,就是在廣州國民政府高等顧問任上,他看到的也是那些表面擁戴孫中山而實際貌合神離的軍閥。多次的思想轉變結果,卻是多次的碰壁。面對這些,年邁體衰的黃乃裳毫無辦法。在當時所處的環境中,他一時也難以接觸到先進的新思想。在這特定的條件下,他的精神只能寄托于基督教。黃乃裳對天下事無奈,對四弟賭博和抽鴉片這樣的家事居然也無能為力,實在是他的悲哀。這也許是對黃乃裳晚年思想狀況比較切合實際的解釋。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黃乃裳思想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早期教育救國的思想,中期的維新思想,后期接受并實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他從虔誠的基督教徒,成為維新志士,繼而又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黨人,貫穿其中的思想基調是愛國主義。他的思想發展演變固然有各種客觀因素的作用,但從根本上說則取決于主觀的思索、探求與演進,因而能不斷地深化認識,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由于時代的局限,黃乃裳為尋求祖國富強之路的嘗試一次次受挫,但他勇于修正、不斷進取的精神是值得贊揚與推崇的。應該指出的是,黃乃裳思想從維新改良轉向民主革命的演變歷程,在同時期探索救國道路的知識分子中有相當大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知識分子群體思想的分化與演變。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京71~80K3中國近代史詹冠群20002000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作者:華僑華人歷史研究京71~80K3中國近代史詹冠群20002000
2013-09-10 21:21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憲政專家民主理論大師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清末民初學者大師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