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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中國近代的哲學轉型及其得與失
試論中國近代的哲學轉型及其得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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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近代(1840—1919)中國人民(以資產階級為領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言和精神依托,中國近代哲學必須獨樹一幟,最大限度地克服中國古代哲學的惰性、奴性和陳腐性,營造新的哲學構架和價值體系。這使中國近代哲學顯示了與古代哲學的對立和差異,帶有鮮明和濃重的轉型特征。
  1 自從盤古開天地到鴉片戰爭,中國大地上雖然屢經改朝換代,更名改姓,但始終是中國人支撐政權。這是一部中華民族自身發展的歷史,中國人始終是中國的主人。
  鴉片戰爭急劇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把近代的中國推進了半殖民地的屈辱深淵。亡國滅種的危險強烈地刺激和震撼了柔順的中國人,使他們痛感到唇亡齒寒、國破家亡的道理。為了保家、保種、保群、保國,近代的中國人民不僅在行動上同帝國主義進行了前仆后繼、不屈不撓的反抗,而且在思想上為反帝吶喊助威,高唱愛國主義、弘揚國家觀念、強化群體意識。這表明,中國近代的社會為近代哲學的轉型提供了深重的社會歷史契機,中國近代哲學必須實現從崇尚君權和夫權向推崇人權和國權的轉型,才能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
  同時,主權的喪失和外來商品的輸入,使近代中國開始了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艱難歷程。伴隨著近代中國向半工業文明的邁進,中國近代哲學在價值觀上必須實現從群體本位到個體本位的轉型。
  如果說中國近代的社會性質和經濟形態為中國近代的哲學轉型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那么,促使這種可能變為現實的直接動力則是中國近代歷史舞臺的主角——中國近代的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的階級,資產階級不論是在政治、經濟上,還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顯示出了與古代封建文化的格格不入,從而使標志他們思想文化最高成就的中近代哲學帶有鮮明的轉型特征。
  此外,哲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和深層文化,其嬗變、沿革不僅靠其內部的張力,而且依賴于外力的驅動。中國近代社會愈演愈烈的江河日下,尤其是鴉片戰爭的失敗,極大地挫傷了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熾熱感,使他們開始懷疑中國古代哲學乃是治國平天下的靈丹妙藥的說教,而渴望向外尋求真理。與此同時,隨著洋人大炮涌入中國的,不僅有西方列強的商品,而且還有西方資產階級的新文化。西學的東漸來華,打破了中國文化自身發展的程序和模式,與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融合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和接納印度佛教文化不同,近代中國大門的失守使中國文化兀然被拋到了世界文化的面前,從此華夏文化尤其是漢文化一統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復返。在文化傳播中生存競爭、弱汰強存的鐵的律令面前,如果中國哲學還是一味地恪守古代傳統而不及時轉型,已為時代所不容。中國近代就是一個先進的中國人不斷地介紹和宣傳西學、進而對中國傳統哲學加以變革和創新的轉型時代。
  2 哲學轉型的歷史使命和燃眉之急使清理和批判中國古代哲學,吸納和借鑒西方文化進而建構嶄新的中國近代哲學成為中國近代思想家所面臨的首要課題。經過他們的一番創新和重塑,中國近代哲學從本體論、認識論、歷史觀到價值觀都發生了從形到神的深刻變化,實現了中國近代的哲學轉型。作為這個哲學轉型的中心環節與核心內容的乃是本體論的轉型。
  中國近代哲學的轉型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從整體到個體——思維方式的轉型
  中國古代哲學注重整體,習慣于把混沌、鴻蒙的存在如氣、理、天、太極、同心等視為宇宙萬物的始基。建立在這種理論基石上的哲學大廈,其基本框架是先有全體后有局部,先有一般后有個別。具體地說,宇宙萬物和人的本性已經先天地存在于宇宙本體之中,它們是由于稟得了這種本體才得以存在。宇宙本體不僅決定萬事萬物的產生和存在,而且主宰著它們的變化和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說,世界萬物的本體都是宇宙本體賦予的,是宇宙本體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這注定了它們具有相同的追求目標即盡善醇美的宇宙本體——萬物復歸自然,人類與天合一。這種哲學在推崇世界的整體性和普遍聯系的同時,抹煞了萬物的差別和對立,從而束縛了人的個性和自由。
  與古代哲學相反,在近代哲學中担當世界本原的主要是以太、原子、元素(元質、原質)、細胞(生元)、心(個人的情感好惡)等具體存在。這些具體存在具有一個共同特征,即自身具有自性、運動、知覺和好惡,彼此之間不同數量、不同方式的組合構成了事物、個人、家庭、國家和社會。個體構成群體同幾何學中連點為線、積線為面、堆面為體相似。這一切表明,近代哲學的思維方式是先有個體后有群體,先有局部后有整體。整體和群體是由各自獨立的個體組成的,猶如社會由單個的個人構成一般,整體的屬性和功能是由個體和部分決定的。就人類社會而言,國家的強弱興衰取決于這個國家中每個公民素質的好壞。這些思想肯定了個人的地位和價值,為人格獨立、塑造個性提供了哲學依據。
  2.從恃天命到恃人力——哲學意蘊的轉型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天命論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天命論宣揚天、神或某種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是世界的主宰、本原和創造者,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萬能的天、神事先安排好制定好的。上天不僅決定了一個人的生死壽夭、道德操作,而且決定他的貧富貴賤、吉兇通塞。富貴通達是上天的恩賜,貧賤抑郁是命該如此。這樣,在天的強大威懾力面前,人顯得是那么渺小和卑微,誠惶誠恐、戰戰兢兢,完全喪失了自己獨立的人格和尊嚴,永遠只能做天命的奴隸,順天應命。面對這個無助無奈的天命,乞求上天的庇護和觀照、恃天命保福保壽便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的唯一企盼。
  中國近代思想家則斷言,心(心力)是世界的本原,人之心是世界的創造者和立法者。在天命與人力的關系上,不是天主宰人,而是人創造了天,創造了世界。自然界離不開人心的成毀、改造,人類社會也離不開人類心理的造作,外部世界的面貌是隨著人的主觀臆想的變化而變化的。這樣,人不僅創造世界,而且為世界立法。所謂的理只有人理而無天理。世界就是也只能是人的世界,離開了人、離開了人的作為,也就沒有世界了。基于這種認識,他們指出,國家的前途和個人的命運都是它自身努力和作為的結果。人們只要充滿信心、堅韌不拔,就會做出英雄豪杰的壯舉,行信于天下,達到其預想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只要自強不息、銳意進取,沒有辦不成的事。于是,他們得出了“國民恒立于其所欲之地”(注:梁啟超:《說希望》。)的結論。
  3.從拒斥到吸收自然科學——闡釋方式的轉型
  中國古代哲學歷來具有輕視自然科學的傾向,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被冠以“大學”的美譽,意即高深的、根本的學問。中國古代哲學家大都是歷史學家、政治家、文字學家,而罕有自然科學家。他們大多空談性理,對自然科學很少問津,這使中國古代哲學長期處于與自然科學相隔絕的狀態。
  這種學術傾向使中國古代哲學所運用的概念、范疇由于缺乏實證經驗而極其含混、模糊、晦澀。它們往往是某種恒常之物,隨著社會歷史的嬗變而內容日見陳舊。與此相應,中國古代哲學的命題論證和理論闡釋是通過對經書的注疏、考證、訓詁、辯偽進行的,留下的思想資料注疏考證和語錄方面的多,而短文尤其是自成體系的論文極少。注疏考證、引經據典的文化傳統在禁錮每位哲學家思想的自由馳騁、大力發揮的同時,也使他們的思想顯得支離破碎。通過只言片語表述出來的思想不僅不能充分表達自己的完整意圖,而且也給后人的研究帶來了困難。
  中國近代思想家不僅在理論上闡述了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密不可分的血肉關系,而且如饑似渴地從西方自然科學中汲取新鮮營養來論證和展示自己的哲學。在中國近代哲學中,原子、以太、元素、細胞、原始星云等西方自然科學的新成果和新發現被升華為世界本體、宇宙始基,這使近代哲學的概念和范疇擁有了具體、清新、靈感和運動等特征。把這些宇宙始基,編配起來組成五彩繽紛的大千世界的則是牛頓力學和達爾文的進化論。
  初步植根于自然科學基礎上的中國近代哲學,不僅克服了古代哲學直觀和猜測的樸素性,而且使中國近代哲學的論述方式擺脫了古代的訓詁考證,開始運用歸納和演繹等邏輯方法,借鑒幾何學的公式推導,利用生物學、心理學以及進化論的原理來闡釋哲學問題已成為一種新的時尚。這使中國近代哲學的思想資料多了自成體系的文章,少了短句和語類。
  4.從求靜到尚變——價值框架的轉型
  在幾千年的遞嬗流變中,中國古代哲學盡管不斷地更換著表現形態,但其維護神權、君權、夫權和父權的社會功能和立言宗旨并沒有變。這決定了古代思想家談變,只囿于具體事物,而宇宙的本體天理、太極則是寂然潔凈、巋然不變的。在社會歷史領域,變化的只不過是帝王將相們禮樂典章的損益,而社會制度本身是萬古恒常的。在說明事物變化的動力時,將其歸于陰陽的矛盾推動。但又強調陽尊陰卑、陽貴陰賤,陽永遠處于主導地位,陰永遠處于從屬地位。陰陽斗爭的結果是達到一種永恒的和諧,在一片“仇必和而解”(張載語)中消除和融化了矛盾對立,進而泯滅了運動和變化。或者是把運動說成是循環,視之為封閉的圓圈。于是宇宙歸于恒靜,這才是宇宙和人類社會的最佳狀態。靜是動之根,動源之于靜,動歸于靜,這是中國古代的本體哲學;靜者善之本,人在行動中應該以靜處動,以柔制躁,這是古代哲學的人生哲學。
  利用達爾文的進化論和牛頓力學,中國近代思想家熱情謳歌了運動和變化,指出變是宇宙間不可逃循的必然法則,不僅自然界在永無止息地斗轉星移、滄海變桑田,而且人類社會也在進化之途。自然界的事物越進化越復雜、越高級,人類社會愈進化愈文明、愈美好。因此,變是正當的、合理的。一個人只有不斷地新陳代射、吐故納新,才能充實新鮮的血液和營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一個國家只有及時地變化日新、變法維新才能跟上時代,順應歷史潮流,變得強大興旺起來。這使談變成為中國近代哲學的熱門話題。中國近代思想家不僅剖析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種種驟變,而且為中國社會的未來設計了一幅幅的變化藍圖。
  5.從追求善惡到感受苦樂——人生追求的轉型
  在中國古代,性善論、性惡論、性三品論和雙重人性論盡管具體主張不同,但其本質卻只有一個:都把宗法等級制度和封建的倫理道德美化為善,而把人們求生存的物質欲望和生理需求斥之為惡。進而叫囂善與惡、義與利、天理與人欲的不共戴天,勢不兩立。要想超凡人圣,成為君子圣賢,就必須去惡揚善,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這套帶有蒙昧主義和僧侶主義的道德說教最后蛻變成為“去人欲,存天理”的反動口號。
  中國近代思想家認為,人作為一種生物(盡管是高級的),和其它生物一樣,具有刺激反應性,對外界的刺激會有適宜和不適宜的感覺。適且宜者神魂為之樂而受之,不適不宜者神魂為之苦而拒之。因此,追求幸福、逃避痛苦是人的天然本性和追求目標。人們的行為,社會的進步和文明的發展都是受“求樂免苦”這一動機支配的。在他們看來,沒有抽象的善惡,只有具體的苦樂。善惡是以苦樂的大小廣狹為劃分和衡量標準的。具體地說,一種法律政教倫理道德或社會制度,能給人帶來快樂的就是善,使人痛苦的便是惡。這就從倫理學的高度肯定了人的生理需求和物質欲望。這也是注重個體的本體論哲學在人性論中的具體貫徹和必然結論。
  3 中國近代的哲學轉型是一項空前的偉大創舉, 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1.因時制宜,及時進行哲學轉型
  中國近代是一個風雨驟變的多難之秋,它所面臨的是一個如何變而決非不變的問題。在這重大的歷史關頭,中國近代思想家愿意做識時務之俊杰,力排種種阻撓大膽地進行了哲學轉型。這種勇氣是令人欽佩的。從動機上看,他們進行哲學轉型是為了救國而非個人的好惡。具體地說,中國近代思想家不是不好中學,他們中的許多人如康有為、章太炎、梁啟超等都是國學大師;也不是沉醉于歐風美雨。這種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來調整自己的學術視野的精神使他們的哲學充分地發揮了自己的指導功能。
  中國近代急待哲學轉型。關于如何轉型?向哪兒轉型?中國近代思想家敢于面對現實,剖析利弊得失。采人之長,補己之短,走出了一條博采眾長、中西合璧之路。如何利用他山之石來建構和重塑21世紀的中國哲學,中國近代思想家在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深思和玩味。
  同時,為了積極地配合和推動中國近代的哲學轉型和社會轉型,中國近代思想家提出了一套較為系統的轉型理論。關于變與不變,論證了轉型的正當性、合理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從思想上端正了對哲學轉型和社會轉型的認識;關于如何變,一方面闡釋了轉型過程中新與舊、破與立的關系,一方面在中西結合中把這種理論轉化為現實操作;在尋找轉型動力時,高揚主體意識,對轉型的光明前途做了種種設計和規劃。這些言論和創舉是中國哲學史上的空前現象,對于我國當代哲學的建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把提高人的素質奉為改造中國的關鍵
  中國近代哲學轉型的主要內容就是把中國古代哲學的尚同觀念改造為高揚個性,把中國古代哲學的恃天待命轉變為依憑人為。這體現了中國近代哲學對人的主體精神的膜拜與弘揚,也流露了中國近代思想家對人的人格和個性的向往與渴望。
  經過轉型的近代哲學,人成為宇宙的主宰和社會的核心。不僅自然界的成毀、好壞賴于人的改造,而且,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也靠人的奮斗進取。基于這種認識,中國近代思想家把改造國民奴性、塑造新民,提高中國人德智體各方面的素質奉為改造中國的基本綱領。在他們看來,社會是由一群單獨的個人組成的,人類組成社會群體就像細胞構成生物有機體一樣。生物有機體強弱取決于每個細胞的強弱,一國一群一社會的榮辱興衰取決于該團體中每個人素質的好壞,群體在性質、結構等方面的變化都是由個體所決定的。進而言之,如嚴復所言,國民素質的好壞主要取決于“血氣體力”、“聰明智慮”和“德行仁義”三個基本要素。三者強且優者國家必然富強興盛。反之,國家必然貧困衰微。為了改革和提高中國人的素質,中國近代思想家不僅提倡進取、毅力、自由、自尊、自信、冒險、平等、獨立、自助等私德,而且弘揚利群、愛他、愛國等公德,對主體重塑做了大量的工作。
  人永遠是宇宙的靈魂和生產力中最活躍的要素。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如何使人解除役化獲得最大自由?這是一切哲學都回避不了的問題。中國近代思想家們所做的工作反映了人性的啟蒙與覺醒。
  3.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哲學的指導功能
  中國古代哲學雖有“道德哲學”之稱,但它所關注的是個人道德提高和修身養性。不論是儒家束身寡過的“慎其獨”、“不貳過”,還是道家潔身自好的輕名譽、遠禮義,都是讓人順應現存的社會制度,而不讓人變革現存的社會制度。
  中國近代哲學直接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提供理論武器和精神支柱。這不僅表現在中國近代哲學的轉型是迫于現實斗爭的需要,而且轉型后的哲學所探討的內容和談論的話題都是圍繞著現實的政治斗爭這個中心展開和轉移的。與嚴復翻譯《天演論》是為了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一樣,孫中山提出“知難行易”是為了解決革命黨人輕視革命理論、畏慎革命行動的不良心理。
  哲學不僅回憶歷史,解釋現在,而且,更重要的是預測未來。作為一種深層的社會意識形態,哲學具有指導人們實踐的指導功能和預測價值。一種哲學只有沖出書齋、走向社會,腳踏實地地解決現實的社會課題,才能發揮自己的指導功能和預測價值,為自己找到廣闊的用武之地和操作空間,進而充分發揮理論的反作用,變成有用的、物化的、現實的東西。在這方面,轉型后的近代哲學比古代哲學前進了一步。但是,如何更好地發揮哲學的指導和預測優勢,為我國商品經濟提供切實可行的方法和原則,仍是一個重大時代課題。
  4 作為一次史無前例的嘗試, 中國近代的哲學轉型盡管不容低估,但其留下的缺憾和誤區也是毋庸諱言的。
  1.轉型不徹底,使中國近代哲學顯得龐雜和膚淺
  哲學轉型與文化轉型一樣,帶有古今今交錯,新舊并陳的性質。中國近代的哲學轉型體現了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過渡。由于思想來源的繁博,理論醞釀時間短以及近代中國思想家哲學修養的困乏和態度的曖昧,中國近代哲學的轉型是不徹底的。雖然他們對于中西哲學都曾下過一番選擇取舍的功夫,但由于他們不論是對中國哲學還是對西方哲學都缺乏深入的理解,因此,他們并未能對兩者做有機的綜合。他們所做的中西合璧的工作只是中與西、新與舊的雜拌,并未達到水乳交融的程度。這使他們建構出來的中國近代哲學不僅是中國古代的“經典”哲學與西方近代的新發現、新思潮同時并存、互競雌雄,而且唯物與唯心、實證與玄想、推理與比附、科學與宗教、進化與退化、激進與保守兼而有之,不一而足。每一位思想家所推崇的學說都千流百派、五花八門,其龐雜與繁博遠非人所能堪。
  中國近代哲學的龐雜不僅在理論上破壞了邏輯的嚴謹而自相矛盾,彼此抵牾,使其理論銳力大挫,而且在行動上極易引起混亂,叫人欲取不得、欲罷不能、進退兩難、無所適從,從而使他們的各項主張不能產生預想的結果,使希望值與滿意度相去甚遠。
  2.佛學的虛無主義陰影
  轉型后的中國近代哲學,其本體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宣揚萬法皆空、唯心是實的佛學,為了鼓吹心學,近代思想家斷言萬物都是虛幻不實的,都是人心的一種顯現和幻象,只有心才是宇宙間唯一真實的存在。為了破除人們對名譽物利的沾戀,鼓舞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近代思想家利用佛的“五蘊”說指出的人的肉體是由地水火風四大和各種化學元素構成的,是短暫的,終歸要消亡,是不足戀惜也無可戀惜的。
  佛學在中國近代為弘揚主體意識,鼓吹蹈死如飴的革命精神和純化革命道德曾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以這種宗教虛無主義為精神支柱,其后果則是不堪設想的。在對現實社會的分析上,佛學的虛無主義態度極易導致消極厭世、看破紅塵的悲觀頹廢情緒,許多革命黨人和維新志士放棄了自己原來的主張與佛學的消極影響不無關系。同時,假如一切如佛學所言,那么,敵人是虛幻的,西方列強是虛幻的,網羅也是虛幻的。它們不可怕,沒有畏懼的必要;它們也不可恨,沒有改變的必要。如此一來,一切維新的革命豈不是成了多此一舉的鬧劇!
  3.弘揚主體的錯誤傾向
  轉型后的中國近代哲學,其突出的特征就是高度推崇主體意識,這為中國近代哲學注入了人的生機和活力。然而,中國近代思想家對主體意識的理解是不正確的, 他們講主體意識存在著嚴重的理論缺陷:(1)夸大主體的能動性,忽視、淡漠乃至否認其受客觀規律的制約。在中國近代思想家看來,自心是世界的本原,自然界的成毀和人類社會的興衰均系于此。因此,精神、意識是萬能之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不受其固有規律的支配,而時時隨著人心的改變而改變。這使主體意識成了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2)不能正確對待困難、挫折和失敗。 由于把人的主體意識視為主宰一切的絕對,所以,一旦自己的舉措和計劃失敗了,便驚恐萬狀,百思不得其解。既不總結經驗,重做計劃,也不養精蓄銳,伺機再戰。(3)不能協調個人與群體的關系。 在追求主體意識時,中國近代思想家用人的自然屬性淡化了人的社會屬性,用人的生理需求淡化了人的心理需求,從而使人成為生物學意義上的單獨的個人。他們講他人、家庭、群體和國家,只是把之視為生存的外在條件和場所,利他們、愛他們只是為了使自己活得更好,這使他們不能協調個人與群體的關系。
  4.自然科學素養的膚淺
  為了重建中國哲學,中國近代思想家吸取了大量的自然科學知識來展開自己的論證,從而使中國近代哲學從形到神都實現了轉型。然而,在中國近代哲學中,中國傳統哲學與自然科學并不是可以等量齊觀的,在許多人的論著中,自然科學只不過是一種標簽、名詞即“代言”或“托詞”而已。許多近代思想家始終是用中國古代的傳統哲學去接受和容納西方自然科學的,西方的自然科學在中國近代哲學中只是一種注腳和論證工具而已。運用它們,是為了更好地給中國傳統哲學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其論證顯得繪聲繪色、有理有據,更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
  出于這種態度,中國近代思想家在接納西方的自然科學時,無暇探研其在西方自然科學中的真正含義是什么,而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對之進行了自己的主觀的猜測玄想、無端附會,乃至神秘發揮。例如,對于以太,譚嗣同在《仁學》中闡發為仁,嚴復在《天演論·真幻》安語中訓詁為氣,章太炎在《儒術真論·菌說》中解釋為阿屯,孫中山在《孫文學說》中比附為太極。這使中國近代哲學所運用的自然科學成為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不倫不類之物。
  這一切表明,近代的哲學轉型不是完成式的,而是進行式的,如“托古改制”的外衣或科學救國的極端等,都說明近代哲學的轉型只是一個開端,只是提出了任務,而沒有完成歷史所賦予的這一使命。
學術交流哈爾濱102~106B5中國哲學魏義霞19991999黑龍江大學哲學教授 作者:學術交流哈爾濱102~106B5中國哲學魏義霞19991999
2013-09-10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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