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人文精神 >>>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字體    

試論宋初“三先生”在儒學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
試論宋初“三先生”在儒學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依照傳統的看法,中國儒學自漢代至清初的發展,大略可分為漢學和宋學兩個階段。從漢學到宋學的轉變,唐末宋初是個關鍵時期。而被后世稱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夏、石介則是這關鍵時期的關鍵人物。據說,他們三人年輕時曾經在泰山同學10年,一道學習經術。(注:胡瑗、孫復、石介三人同學于泰山之說,首見于胡瑗的曾孫胡滌的記載,他說:“侍講(胡瑗)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于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兩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安定言行錄·規范第二》)后來,《宋元學案》等采用了這一資料。但今人有的不信此說。如徐洪興《思想的轉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說至少孫復與石介不是同學,因為石介《徂徠集》卷三《寄明復熙道》詩云:“今春來南都,明復去京輦。未識心相通,所懷恨未展。明復無羈縛,我有守官限。南走三百里,訪我殊不倦。”這里關鍵的是“未識心相通”一句,這個“未識”是“不知道”的意思,并不是二人不相識。《說文·言部》說:“識,知也。”宋蕭立之《偶成》中有“城中豈識農耕好,卻恨慳晴放紙鳶”語等都是如此。該句是說石介不知道孫復尋找自己這件事。其實,該詩恰恰說明孫、石二人此時已經相識,故雖不在一起,卻已“心相通”。如果二人從未謀面,“所懷恨未展”也很費解。再者,孫復如果是在士建中介紹后才初識石介,那么石介以后便全力鼎助孫復,而且是到泰山創立書院,并師尊孫復也于理不順。總之,胡滌稱胡、孫、石三人同學說當不是憑空臆造、毫無根據。)后來,他們都參加科舉考試,但只有石介榜上有名。在多次應試失敗后,胡瑗到吳中以教學謀生,相繼在蘇州、湖州担任教職;孫復則得到石介的幫助,在泰山構建書院,從事教學活動。以后,范仲淹興學,他們又都先后被延請到太學任教,成為國子監直講。他們教授經術影響很大。
  “三先生”作為宋明理學的先驅,人們評價其功績“上承洙泗,下啟濂洛”。就是說,他們為漢學向宋學的轉變打下了基礎,開辟了道路。然而,對于“三先生”,當代的專家學者多限于個案的研究或者對具體問題進行考證介紹,而未能把他們綜合在一起進行深入系統的整體把握。“三先生”雖然在很多方面各具特點,但其共同之處也很多。所以,本文對“三先生”的歷史地位合而論之,以期能夠對“三先生”在儒學發展中的作用進行客觀總結。
   一、“三先生”與“道統論”
  “道統”作為我國古代儒家關于思想傳承系統的學說,自韓愈首倡以后,宋代以來影響極大。“三先生”之前,雖然已有柳開極力引介韓愈,但從對后世的影響而言,似乎“三先生”中孫復、石介對儒家“道統”的申說更為重要。
  “三先生”中的胡瑗雖然沒有像孫復、石介那樣著力宣揚儒家“道統”,但他年輕時“即以圣賢自期許”,他后來從事教育,其宗旨也在于重新確立自魏晉以降迄隋唐數百年內業已衰弱的儒家“師道”。在這一點上,“三先生”是相同的,所以后人論“三先生”,也稱頌他們改變“師道之廢,正學之不明”的相同的歷史功績。實際上,“三先生”的“明正學”與韓愈的“辟異端”具有相同的“衛道”意義。明朝弘治年間的程敏政認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注:《月河精舍叢鈔·安定言行錄上》。)請以胡瑗和周敦頤等一樣從祀孔廟。嘉靖九年(1531)正式以胡瑗從祀,稱先儒胡子。這實際上是對他“衛道”功績的充分肯定,因為“道之正統,待人而后傳”(注:王懋hóng@①:《宋朱子年譜》卷四下。)。而“尊道有祠,為道統設也”(注:熊@②《熊勿軒先生文集》卷四。),這里的“祠”指的即是孔廟。孔子是道統之源,為后儒所宗,祭祀孔子是為了尊崇道統;孔廟之有從祀者,其意亦在“佐其師(孔子),衍斯世之道統”(注:王世貞:《yǎn@③州山人四部稿》。)。于此可見胡瑗在正統理學中的地位。
  繼韓愈之后,孫復、石介繼續推衍“道統”,從而也對佛、老進行了十分有力的批判。孫復認為,如果沒有孟子辟楊、墨,揚雄距申、韓,韓愈排佛、老,則“天下之胥而為夷狄”(注:《孫明復小集·儒辱》。),孫復以“異端之學蜂起”,“仁義不作”為“儒辱”,基于此,他便力辟佛、老,維護儒家正統。鑒于韓愈排斥佛、老的功績,孫復在推衍儒家“道統”時,也涵蓋了韓氏自身。石介與孫復一樣言“道統”、辟佛老、斥文弊,他說:“吾學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盜入主人家,奴尚為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反為盜所擊而至于死且不避。其人誠非有利主人也,蓋事主之道不得不爾也。亦云忠于主而已矣,不知其他也。吾亦有死而已,雖萬億千人之眾,又安能懼我也!”(注:《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五。)石介公開聲言,為捍衛儒家的道統可以不顧一切,甚至于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用石介的話說,“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孫復自謂勤學斯道30年。作為孫復的弟子,石介又把孫復推尊為韓愈之后的“道統”傳人。孫、石以后,宋代大儒如周敦頤、張載、王安石、二程、朱熹、陸九淵等等及其傳人,無不接受了“道統”之說,他們都希望自己創立的思想學說成為宋代新儒學的正統,于是,他們疊相摹擬仿效,排列儒家“道統”,以抬高自身地位,宣傳自己的主張。程頤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說:“周公沒,圣人之道不行;孟軻死,圣人之學不傳。……先生在千四百年之后,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先生出,倡圣學以示人,辨異端,辟邪說,開歷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為功大矣。”(注:轉引自《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哲學卷)。)直接將程顥接續于孟子之后,確立了他自己心目中的理學“道統”說。朱熹著《伊洛淵源錄》的目的也是如此。
   二、“三先生”與孟子地位提升
  “三先生”在強調“道統論”的同時,在孟子地位的提升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值得特別指出的。尤其是孫復、石介申論儒家道統,對宋代孟子地位的提升所起的作用很大。
  人們認為,孔子之后的儒家可分為兩大支,一支始于子夏,數傳而至荀子,主要講文獻之學;另一支始于曾子,經子思而至孟子,究義理之學。于是,荀子成為漢代經學家的先師,而孟子則是宋代以后道學家的崇敬對象。宋代以前,孟子、荀子地位相當,宋代以后,孟子其人與《孟子》其書的地位得以迅速提升。孟子地位的這種變化,周予同先生稱為“孟子的升格運動”(注:《周予同經學歷史論著選集·群經概論》。)。
  孟子地位的提升,其根本在于孟子本人的思想。宋儒有人說:“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辟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注:《宋元學案》卷四十,《橫浦學案》。)這四點,頗合宋儒的口味。另一方面,孟子地位的提升,也離不開有人提倡與宣揚,在這方面,唐人已有努力。后人有謂:“宋儒之尊孟子,其端發于楊綰、韓愈,其說暢于皮日休。”(注:趙翼:《陔余叢考》卷四,《尊孟子》。)而實際上,他們的呼吁并沒有受到時人重視,尤其五代十國的長期亂離,孟子的地位并沒有什么變化。孟子升格運動的重新喚起在慶歷之際,而真正極力推尊孟子的正是孫復和石介。孫、石師徒反復強調“道統”,對孟子推崇備至。他們都是透過韓愈以承受孟子的。孫復稱贊韓愈闡述孟子之功,言深且遠。石介也稱頌孟子,稱頌韓愈,稱贊他們“其智足以為賢”,而柳開等當時儒生,雖祖述韓愈而師尊之,“其智實降”(注:《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七。)。他斥責今儒,目的也是凸顯韓愈的地位。在他們的有力推動下,“尊孟”遂成為當時學者流行的學術取向。再后來,隨著儒家“身心性命”之說的興盛,人們在逐漸拋開了韓愈的同時,孟子的地位卻被繼續抬高了。當時,學統四起,學派不一,其政見亦多抵牾之處,但諸如當時頗有影響的二程“洛學”、張載“關學”、王安石“新學”等卻在“尊孟”這一點上都是異曲同工。
  由于資料的限制,“三先生”中的胡瑗“尊孟”言論所見不多。但可以肯定,他也是推崇孟子的一位健將。據《宋元學案》講,胡瑗在太學,開始時人們對他不信服,他讓弟子孫覺說《孟子》,于是“中都士人稍稍從游”。由于他的學生講解《孟子》,人們才改變了對胡瑗的態度,足見胡瑗對《孟子》一書的造詣。他的另外一位學生徐積還著有《荀子辨》,以辨荀子之非。其“非荀”正在于“是孟”;徐積還著有《辨習》,(注:《宋元學案》卷一,《安定學案》。)推崇性善之說,其尊孟的立場是顯而易見的。從這些情況分析,以胡瑗在宋代的巨大影響,其“尊孟”立場也會對宋儒產生較大影響。
   三、“三先生”與范仲淹
  我們論證“三先生”在中國儒學史上的歷史地位,還有必要對“三先生”與宋初的思想家尤其是范仲淹進行適當的比較,通過比較,能進一步說明他們的地位與作用。
  宋初,柳開、孫shì@④等人也較為活躍,特別是柳開,他“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先”,后改名為柳開,也是“以為能開圣道之途”(注:《宋史·柳開傳》。)。柳開對“三先生”有一定影響,但這種影響是有限的,所以石介斥責時儒,柳開也在其列。另一方面,柳開的個性對他宣揚自己的主張也是一個限制,他本人說自己“塊然獨處,出無與交”,“行修而人不譽,辭成而眾不解”,以至于“市人目之為狂”,“農夫相詬而笑”(注:見《河東先生集》卷五《上大名府王yòu@⑤學士書》、卷六《上洪興州書》。)。從總體上講,柳開對后來的影響遠比不上“三先生”。
  范仲淹的情況則大不相同。范仲淹是北宋初年的大政治家、文學家。他也“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孝弟忠信”(注:樓鑰:《范文正公年譜》。),一生興學校,敦教育,積極提倡儒學。然而,他卻較少親臨教席,主要從事實際活動。人們評價他說:“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名數器。在朝廷則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非但一代宗臣而已。”(注:《范文正公集》第10冊,《贊頌論疏》。)這都是從其實際事功方面著眼的。若論范仲淹對北宋理學興起的貢獻,也主要是在實際工作方面,這便是他的慶歷興學活動和對當時學者的獎掖和提攜。朱熹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范文正公振作大夫之功為多”(注:《朱子語類》卷一二九。)。“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游”(注:《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一,《丞相范忠宣公》。)。顯然,相對于“三先生”,范仲淹對理學興起所起的作用是間接的,盡管這種作用極大而且極為重要。也許正因為如此,黃宗羲著《宗元學案》時,首列安定、泰山兩學案以述“三先生”之學,而未為范仲淹設學案,后來全祖望增補了敘述范氏之學的《高平學案》,但也是列在了《安定學案》和《泰山學案》之后。
   四、“三先生”與宋代以后的教育
  宋初“三先生”重視教育,興辦學校,把他們自己的道德、思想、學術傳授給一般讀書人,對于推動思想、學術尤其是教育的進步有實質性影響。那時,他們長期從事教育活動,由地方而京師,教育方法行之有效,教育成果豐碩無比,他們的弟子后學又以所學經術等內容相傳授,由此,對于宋及以后的教育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第一,胡瑗在東南地區的影響。宋初興學,以“三先生”最為有名,“三先生”當中,又以胡瑗之徒最盛。宋仁宗景yòu@⑤元年(1034),范仲淹創建蘇州府學,延聘胡瑗担任教授。胡瑗在蘇州府學制定了詳密的學規,嚴格要求學生。后來,蘇學越辦越好,名冠東南,成為諸郡學的表率。后人這樣評價胡瑗蘇學的地位說:“天下郡縣學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吳中。蓋范文正以宅建學,延胡安定為師,文教自此興焉。”(注:李銘皖等修:《蘇州府志》卷二十六,《學校》。)慶歷二年(1042),胡瑗被聘為湖州州學教授。在湖州9年,胡瑗教學聲名日顯,“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注:《歐陽修全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
  胡瑗在蘇湖地區長期的教學實踐中,制訂了一套獨特的教學方法——蘇湖教法,同時,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沉潛、篤實、淳厚、和易的學術風格。他的學生也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接受儒家道德規范。這樣,胡瑗和他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形成一個巨大的學術派別,因學者習稱胡瑗為安定先生,所以也就稱其學派為安定學派。其弟子眾多,教學之法又備,行之數年,故“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淮之南,學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學”(注:陸佃:《陶山集》卷十五,《傅府君墓志》。)。他們繼續傳授胡瑗之學,對于推動教育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第二,孫復、石介教育活動在山東的影響。孫復退居泰山之陽,設立講壇,授徒著書,以《春秋》為講授主要內容。孫復在講學時,以自己的理解進行講述,不守古訓,一反漢唐以來的治學方法。石介躬耕徂徠山下,以《周易》教授其徒,并且師事孫復。孫復、石介在泰山講學多年,同學生們一道研討學問,聯系時事,解答疑難,深受學生歡迎,開創了疑傳惑經、尊師重道、勤奮好學的學風。從而形成為北宋時期對理學的形成具有重大影響的一個學派,即泰山學派。
  不唯如此,孫復、石介在泰山構建書院,在書院教育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書院是中國歷史上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它是中國私學發展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的教育組織機構。
  北宋建立之初,朝廷在致力于政治統一的初期階段,尚無暇顧及教育,于是,一些有識之士便開始構建書院。私人創辦書院作為一種特有的學校制度逐漸確立。對于宋初書院之興的原因,朱熹、呂祖謙等都曾有過論述。朱熹說:“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注:《朱子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書院記》。)呂祖謙說:“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注:《東萊集》卷六,《白鹿洞書院記》。)宋代一些著名的書院如石鼓、白鹿洞、岳麓、嵩陽等書院如此,孫復、石介的泰山書院也是這樣。
  泰山書院作為山東較早甚至是最早的書院,它的建立并興盛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山東是儒學的故鄉,文化素稱發達,孫復、石介建立泰山書院后,“受此影響,在一些學者的倡率下,汶上圣澤(復古)書院、益都的白龍洞書院、莒州文學書院和鄆城岳麓書院相繼成立”(注:白新良:《明清山東書院述論》,《齊魯學刊》1992年第4期。)。金元時期,山東雖然長期處于少數民族王朝的統治之下,書院較之南方各省明顯落伍,但書院發展仍然不絕如縷。到明清時期,山東書院則遍布各地,發展更為迅猛。(注:上揭白新良文的《附錄》說:“經查閱各種山東方志,歷朝所建書院計宋5、金2、元20、明70、清142,另外尚有不詳建于何朝者62,共301所。”)
  泰山書院雖然只存在了7年時間,但其對后來的影響卻是深遠的。書院作為一種中高級的私學,在慶歷年間開始衰落后,到南宋時又呈大盛趨勢。從實質上講,書院是在理學文化氛圍中真正誕生的,而后它又成為理學大師們講經傳道的重要場所。南宋書院和理學興盛時期,山東泰山一帶為少數民族政權所統治,但是,由于胡瑗、孫復、石介曾在泰山苦讀10年,后來孫復、石介又在這里建立書院,所以泰山書院在后來便有重要的影響,人們不僅在這里建立“三賢祠”,祭祀“三先生”,而且這一帶以后建立的書院學校也每每標榜孫、石遺風。正像“三先生”與后來理學的關系那樣,泰山書院與后來的書院興盛也不無關聯。
  第三,“三先生”在太學任教的影響。“三先生”先后都進入太學,在他們教學時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這對后世教育的發展顯然會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
  慶歷新政之時,孫復、石介在太學任教,提出太學實行舉人發解要有聽課日限,放寬太學送考人數等規定,使太學大興,生徒由原來的二三十人驟增至數千名。程頤曾描述孫復講《春秋》時的盛況說:“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后謝之,立聽戶外者甚眾。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注:《河南程氏文集》卷七。)歐陽修謂石介“乃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注:《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十四,《墓志銘》。)。“太學由此益盛”(注:《宋史·儒林傳》。),造成一時“新進后學不敢為楊(億)劉(筠)(按:即四六美文),亦不敢談佛、老”(注:《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一引《呂氏家塾記》。)。
  胡瑗在太學時,由于前來求學聽講的人太多,使得“太學至不能容”,不得不“取旁官舍處之”(注:《宋史·儒林傳》。)。當胡瑗致仕東歸,出現了“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不絕,時以為榮”(注:《宋元學案》卷一,《安定學案》。)的場面。程頤曾在太學受教于胡瑗,《宋史·道學傳》、《宋元學案·安定學案》都有敘述。《安定學案》還說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知契獨深,伊川之敬禮先生亦至,于濂溪雖嘗從學,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稱也。”他還曾說研究《易經》須讀胡瑗的《口義》。程頤是著名的理學大家,也是著名的大教育家。程頤學于胡瑗,也曾學于周敦頤,但相比之下,他更加敬重胡瑗,這也反證出胡瑗在教育上的巨大成就。
   五、“三先生”開創了理學風氣
  宋代理學的興起,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而從思想淵源上,不能不談到宋初“三先生”,他們與理學的產生有著直接的關系。
  漢代以來,儒家典籍被尊為“經”,漢儒治經雖然也講求經義,但大多囿于章句,著力于經書的訓詁和考證,致使章句愈趨愈繁,而對經典義理有欠發掘,更少創新,由此導致了漢代經學的衰落。魏晉以后興起的玄學經學和義疏經學雖然注重義理的發揮,卻又多流入佛、老之說,而且遠離社會現實。唐代科舉取士,也以章句之學為主。直到宋初,經師治經仍然沿用孔穎達《五經正義》,朝野謹守先儒們的注疏,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慶歷以后,風氣轉變,宋儒打破了章句師法,沉潛涵泳,證悟經典義理,從此,“世之儒者,以異于注疏為學”(注:《李覯集》卷二十六,《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啟》。),他們不再專注于經學,而是擴展到整個宇宙人生的各個方面。于是,注重義理的探研遂成為理學的顯著特征和普遍表現。宋明時期的各個儒家派別,皆可用“理學”一詞加以統攝,其原因也在于此。
  學界一致認為,注重義理,注重性理的探討,為封建社會的綱常倫理提供了精致的理論基礎,使儒家人生哲學進一步系統化,更加哲理化,正是宋明理學的重要特征。宋明理學的這些特征其實是在宋初“三先生”那里開始發端的。胡瑗的《周易口義》代替了王弼注和孔穎達疏,《洪范口義》批評了《偽孔傳》。胡瑗大量征引史事以證經義,進而闡釋他所理解的儒家思想的本質,最先探討身心性命義理。胡瑗的弟子徐積說:“安定說《中庸》,始于性情。”(注:《宋元學案》卷一,《安定學案》。)他的弟子們也都非功利而強調“六經”的所謂義理。孫復著《春秋尊王發微》,則拋棄三傳,全憑自己的理解解釋《春秋》,用自己的主觀體驗來把握圣人的“真正精神”,力圖對儒家經典中所蘊涵的“義理”重新加以闡發。痛斥漢唐各家注疏,要求重新疏解六經。石介的《易解》、《易口義》也對漢唐注疏深致不滿,對鄭玄之學給以完全否定。(注:皮錫瑞:《經學歷史》第八章。)石介還用“道”和“氣”的概念來解釋世界,認為“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氣也”,由于氣的變化浮動,導致了自然現象的各種表現。他認為“圣人之道”則至高無上,完美無缺,用石介的話說便是“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注:《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九。)。石介也談性、理,他認為“物生而性不齊”,應以“天吏”來“裁正物性”;人都有喜、怒、哀、樂之“情”,應以“道”控制“情”,以合乎封建的倫常。他的情理學說在后世理學家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總之,宋初“三先生”為了振興儒學,全力維護儒家道統,以孟子、韓愈的繼承人自居。他們興學校,敦教育,把自己的道德、學術、思想都貫穿于教育實踐當中。盡管“三先生”所營構的理學體系還不夠完整,但是,他們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啟發了后儒,從而對理學的形成具有開啟作用。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立加雄左
   @②原字钅加禾
   @③原字合下加廾
   @④原字大兩邊各加一個百
   @⑤原字礻加右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京100~106B5中國哲學楊朝亮20022002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為振興儒學,全力維護儒家道統,以孟子、韓愈的繼承人自居。他們興學校,敦教育,將自己的道德、學術和思想都貫穿于教育實踐當中。盡管“三先生”所營構的理學體系還不完整,但他們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啟發了后儒,從而對理學的形成具有開啟作用。楊朝亮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2000級博士研究生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京100~106B5中國哲學楊朝亮20022002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為振興儒學,全力維護儒家道統,以孟子、韓愈的繼承人自居。他們興學校,敦教育,將自己的道德、學術和思想都貫穿于教育實踐當中。盡管“三先生”所營構的理學體系還不完整,但他們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啟發了后儒,從而對理學的形成具有開啟作用。
2013-09-10 21:21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新與古典文化研究大家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