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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顏元的體育思想和實踐
試論顏元的體育思想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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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遼學刊:社科版四平72-75G8體育王明霞19961996 顏元由其切身感悟及對宋明理學的研究批判,提出了較為完備的體育思想,歸結起來主要有“文武相濟”、全面發展;“習行、習動”,強國強身兩個方面,他還注意體育實踐,他的體育思想及實踐在我國教育思想史上占有較重要的地位。  *          *          *  顏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清代直隸博野(今屬河北省)人,是我國十七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和愛國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實踐,特別是他的體育思想和實踐,在我國教育史上,開創了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發展的光輝先例,對我國近代乃至于現代的教育思想和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擬就顏元教育思想體系中的體育思想和實踐,做一粗淺探討,并以此就教于學界前輩。      一、顏元體育思想的形成  顏元體育思想的形成,源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其自身對生活經歷的體驗;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他對宋、明理學的研究與批判后的感悟。  顏元自8歲起就學于吳洞云先生,吳先生雖然不是什么教育家, 但他多才多藝,除對傳統的經、史、子、集有較深的研究外,還擅長騎射、技擊,通曉醫術、術數,對神機兵法等亦有獨到研究。在吳先生門下近3年的時間里,顏元受到了比較全面的教育和鍛煉。 雖然顏元沒有沿著啟蒙先生所引導的路數筆直地發展下去,但這段求學經歷,無疑對他后來教育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顏元從11歲起,由于受社會時尚的影響,開始學習八股文,致力科舉,用心仕途,并于19歲考中秀才。20歲時,家道衰落,顏元在家“耕田灌園”,“勞苦淬礪”[1], 挑起了全部生活重担。21歲時,顏元閱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研究國家興衰之跡,生民休戚之事,常廢寢忘食,遂厭棄八股,廢棄舉業,絕意仕途。顏元在22歲時,為了贍養年邁的雙親,同時也更為了掌握更多的“經世致用”、“扶危濟難”的本領,開始學醫,并鑒于“宋儒不知兵法,終至屈于遼、夏,辱于金、元”,從23歲時起,開始研究七家兵書,并學技擊之術,研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24歲時,顏元開設家塾,教授生徒,開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并從這一年開始為人治病。  艱苦的生活實踐,雖然使顏元意識到了讀書靜坐的危害性,但他卻未從此而遠離宋明理學,相反,在一段時期內,他竟被理學所迷惑,傾倒在理學家的腳下。  在顏元24歲的時候,偶讀陸九淵、王守仁的語錄,“始知世有道學一派,深悅之,以為孔、孟后身也”[2]。可在他26歲時, 又得《性理大全》一書,“見周、程、張、朱語錄,幡然改志,以為較陸、王二子尤純粹切實,又謂是孔、孟后身也。”[3]從此以后, 顏元“進退起居,吉區賓嘉,必奉《文公家禮》為矩yuē@①;奉《小學》、《近思錄》等書如孔子經文”[4],甚至當聽到別人對諸子存有疑義時,便“忿然力辨,如罵父母”[5]簡直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了。 直到顏元34歲時,他的思想才發生了徹底的轉變。在顏元34歲時,他的養祖母病逝,顏元不勝哀痛,他一絲不茍地按照《文公家禮》為其守喪,結果使得顏元連病帶餓,幾乎致死。  顏元根據切身的體驗,“頗覺有違于性情,已而讀周公禮,始知其刪修失當也。及哀殺,檢性理,乃知靜坐讀講非孔子學宗,氣質之性非性善本旨也”[6],認為理學家們論學參雜佛學,支離破碎, “空言無用”。顏元深“痛堯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生民之涂炭至此極也”[7],憤然作《存性編》、《存學編》,后又作《朱子語類評》,除系統地闡發其思想外,更對理學展開了尖銳而深刻的批判。  顏元的體育思想,也正是在他的切身經歷和感悟中,在他對宋、明理學進行研究、批判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并完善的。      二、顏元體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概括起來,顏元體育思想的主要內容為“文武相濟”,全面發展;“習行”、“習動”,強國強身。  顏元從他“目擊身嘗”中深刻體會到宋、明理學是一種“害心”、“害身”、“害國”之學。理學家們喋喋不休地告誡人們要“知學”,要“關了門,閉了戶,把斷了四路頭”[8],鉆進故紙堆里“窮理”。而為了“窮理”,則又告誡人們必須“主敬倡靜”。“靜者,謂心不妄動”[9],“敬,……內無妄思,外無妄動”[10],一言以蔽之,就是“非動”。理學家們把有益于人們身心健康的打球、踢球、放風箏等體育活動與惡棍賭博、紈绔籠養等相提并論,認為這些都是“不可為”的“無益之事”,并在學規中明確規定,絕對不允許打球、踢球、放風箏等體育活動跨入校門(見鄭端所輯的《朱子學規》),也就是不要運動,要“靜坐”;不要體育,要“讀書”。其結果,嚴重損害了人體健康,使一個個活潑可愛的紅面少年,都變成了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好端端的身體被理學折磨得筋弱骨脆。  顏元對此曾氣憤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無異于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11],并嚴正指出:“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千余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號)為之也”[12]。  顏元還進一步列舉實例來論證讀書靜坐對人體健康的損害:“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為害之巨也。吾友張石卿,博極群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為諸少年闡發書義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偃息,可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于己,卒未見成起一才。祁陽刁蒙吉,致力于靜坐讀書之學,晝誦夜思,著書百卷,遺精痰嗽無虛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聲。元氏一士子,勤讀喪明。吾與(王)法乾年二三十,又無諸公之博洽,亦病無虛日”,并痛切地說:“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脆弱,為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13]  顏元尤其對宋、明理學家重文輕武,從而給國家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感到深惡痛絕。他曾感慨地說:“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14]又說:“朱子重文輕武,……,其遺風至今日,衣冠文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15]在顏元看來,按著理學家們的教育思想所培養出來的人,只能是“弱人”、“病人”、“無用人”,而絕不會培養出“經天緯地之略,禮樂兵農之才”[16]。  顏元作為愛國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深深為國而担憂,他之所以放棄舉業,潛心教育,其目的就是為了給國家培養“經世致用”、“扶危濟難”的有用人才,因此,在他看來,一個人不僅要博學多文,又必須掌握治國理財的真實本領,同時還要有一副健壯的體魂,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建經世濟民之勛,成輔世長民之烈,扶世運,奠生民”[17],為此他提出了“文武相濟”、“兵學合一”,全面發展的主張,他說:“一學校也,教文即以教武”[18],即除了教授學生經史子集之外,還必須教之以射、御及兵、農、錢谷之事,這樣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在平時可以“修己治人”,在戰時則可“持干戈,衛社稷”,成為能夠“出將入相”的文武全才,在“文武合一”、“兵學合一”的教育過程中,達到文武相濟的目的。  在顏元看來,這樣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正如他所說:“論周公之制度,盡善盡美。蓋使人人能兵,天下必有易動之勢;人人禮樂,則中國必有易弱之憂;惟凡禮必射,奏樂必舞,使家有弓矢,人能干戈,成文治之美,而具武治之實。無事時,雍容揖讓,化民悍劫之氣;一旦有事,坐作擊刺,素習戰勝之能”[19]。  宋、明理學“主敬倡靜”,顏元反其道而為之,又提出“習行”、“習動”的體育思想。他說:“宋元來儒者皆習靜,今日正可言動”[20],在“動”的過程中,一方面可以使“心上思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的東西能夠得以在實踐中得到檢驗,而另一方面,是使人的身體在“動”的過程中得到鍛煉,即“健人筋骨,和人血氣,調人性情,長人信義”[21]。顏元更為可貴的是,他把強身和強國連在了一起,強身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國家,從而使國家強盛。他說:“動,小之卻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為其動生陽和,不積痰郁氣,安內捍外也”[22];又說:“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23]      三、顏元的體育實踐  顏元在他長達近50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終沒有忘記實踐他的體育思想。他在招收生徒時,便提出了要求,即“凡欲為吾徒者,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24],不僅要學文,而且必須學武。顏元除教學生讀書作文以外,還經常督率學生“習禮,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擊拳,率以肄三為程”,并經常和學生“討論兵農,辨商今古”[25]。  顏元晚年應邀主持漳南書院時,則進一步將其體育思想付諸實踐,他除將學院劃分為文事、經史、藝能等齋外,還特設有武備齋,專“課黃帝太公以及孫吳五子兵法,并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同時,在書院外還專設有“馬步射圃”,專供練習騎馬、射箭之用。顏元還在“講習暇,偕諸子或履橋,或拿舟入(院內水池),弦歌笑語,作山水樂”,[26]將體育活動開展得豐富多彩,有聲有色。  與此同時,顏元還十分重視其自身的體育鍛煉,對養生之道頗有所悟,他說:“養身莫善于習動,夙興夜寐,振起精神,尋事去作,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壯。”并說:“常動則筋骨竦, 氣脈舒”[27]。他從幼年時起即學會騎馬、射箭,從青年時起研究兵法,學技擊,直至晚年,一生習武,從未間斷,而且技藝很高。在他57歲時,曾與武術家李木天折竹為刀,比試武藝,結果“不數合,擊中其(指李木天)腕”,至老年仍經常練習舉石、擊拳、比賽射箭等,因此他的身體一直很健壯,直活到“古稀”之年。  總之,顏元是我國古代比較重視體育的教育家。他將體育和其它學科放在同等的地位來加以重視的體育思想和實踐活動,超出了古代以及和他同時代的教育家們,是他整個教育思想體系中的最為閃光的部分,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者:松遼學刊:社科版四平72-75G8體育王明霞19961996 顏元由其切身感悟及對宋明理學的研究批判,提出了較為完備的體育思想,歸結起來主要有“文武相濟”、全面發展;“習行、習動”,強國強身兩個方面,他還注意體育實踐,他的體育思想及實踐在我國教育思想史上占有較重要的地位。  *          *          *  顏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清代直隸博野(今屬河北省)人,是我國十七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和愛國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實踐,特別是他的體育思想和實踐,在我國教育史上,開創了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發展的光輝先例,對我國近代乃至于現代的教育思想和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擬就顏元教育思想體系中的體育思想和實踐,做一粗淺探討,并以此就教于學界前輩。      一、顏元體育思想的形成  顏元體育思想的形成,源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其自身對生活經歷的體驗;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他對宋、明理學的研究與批判后的感悟。  顏元自8歲起就學于吳洞云先生,吳先生雖然不是什么教育家, 但他多才多藝,除對傳統的經、史、子、集有較深的研究外,還擅長騎射、技擊,通曉醫術、術數,對神機兵法等亦有獨到研究。在吳先生門下近3年的時間里,顏元受到了比較全面的教育和鍛煉。 雖然顏元沒有沿著啟蒙先生所引導的路數筆直地發展下去,但這段求學經歷,無疑對他后來教育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顏元從11歲起,由于受社會時尚的影響,開始學習八股文,致力科舉,用心仕途,并于19歲考中秀才。20歲時,家道衰落,顏元在家“耕田灌園”,“勞苦淬礪”[1], 挑起了全部生活重担。21歲時,顏元閱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研究國家興衰之跡,生民休戚之事,常廢寢忘食,遂厭棄八股,廢棄舉業,絕意仕途。顏元在22歲時,為了贍養年邁的雙親,同時也更為了掌握更多的“經世致用”、“扶危濟難”的本領,開始學醫,并鑒于“宋儒不知兵法,終至屈于遼、夏,辱于金、元”,從23歲時起,開始研究七家兵書,并學技擊之術,研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24歲時,顏元開設家塾,教授生徒,開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并從這一年開始為人治病。  艱苦的生活實踐,雖然使顏元意識到了讀書靜坐的危害性,但他卻未從此而遠離宋明理學,相反,在一段時期內,他竟被理學所迷惑,傾倒在理學家的腳下。  在顏元24歲的時候,偶讀陸九淵、王守仁的語錄,“始知世有道學一派,深悅之,以為孔、孟后身也”[2]。可在他26歲時, 又得《性理大全》一書,“見周、程、張、朱語錄,幡然改志,以為較陸、王二子尤純粹切實,又謂是孔、孟后身也。”[3]從此以后, 顏元“進退起居,吉區賓嘉,必奉《文公家禮》為矩yuē@①;奉《小學》、《近思錄》等書如孔子經文”[4],甚至當聽到別人對諸子存有疑義時,便“忿然力辨,如罵父母”[5]簡直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了。 直到顏元34歲時,他的思想才發生了徹底的轉變。在顏元34歲時,他的養祖母病逝,顏元不勝哀痛,他一絲不茍地按照《文公家禮》為其守喪,結果使得顏元連病帶餓,幾乎致死。  顏元根據切身的體驗,“頗覺有違于性情,已而讀周公禮,始知其刪修失當也。及哀殺,檢性理,乃知靜坐讀講非孔子學宗,氣質之性非性善本旨也”[6],認為理學家們論學參雜佛學,支離破碎, “空言無用”。顏元深“痛堯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生民之涂炭至此極也”[7],憤然作《存性編》、《存學編》,后又作《朱子語類評》,除系統地闡發其思想外,更對理學展開了尖銳而深刻的批判。  顏元的體育思想,也正是在他的切身經歷和感悟中,在他對宋、明理學進行研究、批判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并完善的。      二、顏元體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概括起來,顏元體育思想的主要內容為“文武相濟”,全面發展;“習行”、“習動”,強國強身。  顏元從他“目擊身嘗”中深刻體會到宋、明理學是一種“害心”、“害身”、“害國”之學。理學家們喋喋不休地告誡人們要“知學”,要“關了門,閉了戶,把斷了四路頭”[8],鉆進故紙堆里“窮理”。而為了“窮理”,則又告誡人們必須“主敬倡靜”。“靜者,謂心不妄動”[9],“敬,……內無妄思,外無妄動”[10],一言以蔽之,就是“非動”。理學家們把有益于人們身心健康的打球、踢球、放風箏等體育活動與惡棍賭博、紈绔籠養等相提并論,認為這些都是“不可為”的“無益之事”,并在學規中明確規定,絕對不允許打球、踢球、放風箏等體育活動跨入校門(見鄭端所輯的《朱子學規》),也就是不要運動,要“靜坐”;不要體育,要“讀書”。其結果,嚴重損害了人體健康,使一個個活潑可愛的紅面少年,都變成了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好端端的身體被理學折磨得筋弱骨脆。  顏元對此曾氣憤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無異于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11],并嚴正指出:“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千余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號)為之也”[12]。  顏元還進一步列舉實例來論證讀書靜坐對人體健康的損害:“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為害之巨也。吾友張石卿,博極群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為諸少年闡發書義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偃息,可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于己,卒未見成起一才。祁陽刁蒙吉,致力于靜坐讀書之學,晝誦夜思,著書百卷,遺精痰嗽無虛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聲。元氏一士子,勤讀喪明。吾與(王)法乾年二三十,又無諸公之博洽,亦病無虛日”,并痛切地說:“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脆弱,為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13]  顏元尤其對宋、明理學家重文輕武,從而給國家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感到深惡痛絕。他曾感慨地說:“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14]又說:“朱子重文輕武,……,其遺風至今日,衣冠文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15]在顏元看來,按著理學家們的教育思想所培養出來的人,只能是“弱人”、“病人”、“無用人”,而絕不會培養出“經天緯地之略,禮樂兵農之才”[16]。  顏元作為愛國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深深為國而担憂,他之所以放棄舉業,潛心教育,其目的就是為了給國家培養“經世致用”、“扶危濟難”的有用人才,因此,在他看來,一個人不僅要博學多文,又必須掌握治國理財的真實本領,同時還要有一副健壯的體魂,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建經世濟民之勛,成輔世長民之烈,扶世運,奠生民”[17],為此他提出了“文武相濟”、“兵學合一”,全面發展的主張,他說:“一學校也,教文即以教武”[18],即除了教授學生經史子集之外,還必須教之以射、御及兵、農、錢谷之事,這樣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在平時可以“修己治人”,在戰時則可“持干戈,衛社稷”,成為能夠“出將入相”的文武全才,在“文武合一”、“兵學合一”的教育過程中,達到文武相濟的目的。  在顏元看來,這樣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正如他所說:“論周公之制度,盡善盡美。蓋使人人能兵,天下必有易動之勢;人人禮樂,則中國必有易弱之憂;惟凡禮必射,奏樂必舞,使家有弓矢,人能干戈,成文治之美,而具武治之實。無事時,雍容揖讓,化民悍劫之氣;一旦有事,坐作擊刺,素習戰勝之能”[19]。  宋、明理學“主敬倡靜”,顏元反其道而為之,又提出“習行”、“習動”的體育思想。他說:“宋元來儒者皆習靜,今日正可言動”[20],在“動”的過程中,一方面可以使“心上思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的東西能夠得以在實踐中得到檢驗,而另一方面,是使人的身體在“動”的過程中得到鍛煉,即“健人筋骨,和人血氣,調人性情,長人信義”[21]。顏元更為可貴的是,他把強身和強國連在了一起,強身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國家,從而使國家強盛。他說:“動,小之卻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為其動生陽和,不積痰郁氣,安內捍外也”[22];又說:“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23]      三、顏元的體育實踐  顏元在他長達近50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終沒有忘記實踐他的體育思想。他在招收生徒時,便提出了要求,即“凡欲為吾徒者,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24],不僅要學文,而且必須學武。顏元除教學生讀書作文以外,還經常督率學生“習禮,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擊拳,率以肄三為程”,并經常和學生“討論兵農,辨商今古”[25]。  顏元晚年應邀主持漳南書院時,則進一步將其體育思想付諸實踐,他除將學院劃分為文事、經史、藝能等齋外,還特設有武備齋,專“課黃帝太公以及孫吳五子兵法,并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同時,在書院外還專設有“馬步射圃”,專供練習騎馬、射箭之用。顏元還在“講習暇,偕諸子或履橋,或拿舟入(院內水池),弦歌笑語,作山水樂”,[26]將體育活動開展得豐富多彩,有聲有色。  與此同時,顏元還十分重視其自身的體育鍛煉,對養生之道頗有所悟,他說:“養身莫善于習動,夙興夜寐,振起精神,尋事去作,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壯。”并說:“常動則筋骨竦, 氣脈舒”[27]。他從幼年時起即學會騎馬、射箭,從青年時起研究兵法,學技擊,直至晚年,一生習武,從未間斷,而且技藝很高。在他57歲時,曾與武術家李木天折竹為刀,比試武藝,結果“不數合,擊中其(指李木天)腕”,至老年仍經常練習舉石、擊拳、比賽射箭等,因此他的身體一直很健壯,直活到“古稀”之年。  總之,顏元是我國古代比較重視體育的教育家。他將體育和其它學科放在同等的地位來加以重視的體育思想和實踐活動,超出了古代以及和他同時代的教育家們,是他整個教育思想體系中的最為閃光的部分,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2013-09-10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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