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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本質的再認識
語言本質的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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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語言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語言學的發展從認識自已的研究對象開始。語言學的發展是伴隨著對語言認識的深化而進行的。在語言學史上,對語言的認識的質的飛躍也帶來了語言學的革命和質的飛躍。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1916年)中對語言的本質提出了全新的認識,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開創了現代語言學,并使索緒爾本人成了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
  人類的語言也是多學科所關注的一個重點。哲學,人類學,心理學,邏輯學,社會學,美學,信息論,控制論,人工智能學,宗教學等等,都在探索人類語言的本質。尤其是哲學,現代西方哲學,更是向語言轉向,于是語言哲學成了西方現代哲學中的一個最重要的流派。
  語言的本質問題,不僅是語言學的最中心的問題,也是多學科關注的重點。語言本質的揭示,是語言學家的中心任務,但決不是語言學一個學科所能夠解決的,它要求語言學家同哲學家,心理學家,邏輯學家,生物學家,人類學家,美學家,自然科學家等共同合作來加以解決。
  長期以來,我們對語言本質的認識是索緒爾加斯大林。從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1950年)那里,我們接受了“語言是種特殊的社會現象”的說法,一一駁斥,論述語言不是個人現象,語言不是自然現象。語言不是上層建筑,語言不是生產力,也不是生產工具,如高名凱主編的《語言學概論》(1962)便是一個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們又從索緒爾那里接受了“語言是音義結合的任意性的符號系統”的說法。然后加以論述,什么是語言符號,系統性和任意性。這就是近40年來我們對語言本質的基本認識。
  一方面現代語言學的發展促進了人們對語言本質的認識,作為對索緒爾的一種反動,社會語言學,話語語言學,文化語言學等的出現都促進了人們語言觀的更新;另一方面,現代科學的發展也促使人們重新認識語言,特別是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混沌學說,突變論,模糊學更直接影響了人們語言觀的更新;加上實際語言生活的新變化,也促進了人們對語言本質的再思考。
  對語言本質的再認識,是80年代中國語言學和學術界的一個新現象。1985年,邢公畹教授寫了《信息論和語言科學》,后拓展而成《信息論和語言科學及文藝科學》(《語言研究論叢》第五輯,南開大學出版社1988年)。邢先生明確指出:“語言是一種參考信息。”他寫道:
  前頭我們說過,語言是一種“信息載體,”意思是說,它可以裝載,或者說運載有關自然界的,社會上的各種信息。實際上,信息載體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信息。這種“信息感受”經過加工,變成語言,就是說,把這種“信息感受”再加上一種載體。那么,有了語言載體的信息就是加工的自然信息。把人類語言也理解為一種信息,就因為它是人從自然界,從人類社會,從全宇宙中攝取信息時所加進的“額外信息。”“額外信息”也可以稱作為“參考信息。”參考信息就是對有關信息所進行的編碼體系。從而使信息具備了高度的冗余度(redundancy)。這就是說,人類對所感知的各種信息都可以用一種編碼體系大量地儲存起來。編碼體系包含著許多信碼以及信碼結構模式。用語言學的術語來說,就是語素和語法結構模式。如果沒有這種編碼體系,信息就成為朦朧一片的,不能仔細分辨的東西了。這也就是說,人類認識客觀世界,除實際的感知作用外,主要是用語言去分析、領悟和認識的;所以人類的語言學習過程也就是對自然界,對人類社會,對人類積累的經驗的認識和學習的過程。(8─9頁)
  這是對我們傳統語言觀的一個重大的突破。可惜該文并未引起中國語言學界應有的重視。歷史地看問題,這篇論文是80年代中國語言學的重大收獲之一。邢先生是重新認識語言本質的先驅者。
  與邢先生的論文成了對照的是,我們語言學界某些先生在語言觀方面的混亂。如《語言文學應用》雜志1993年第4期上發表的奚博先先生的《語言屬于生產力范疇》一文。伍鐵平教授在《語言不屬于生產力范疇》的論文(《語言文字應用》1994年第3期)中已經論述得十分清楚,不復贅言。
  重新認識語言的本質,這要從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開始。這一工作,在80年代便已在中國語言學中悄悄地開始了。例如說,索緒爾說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這大大推動了語言科學的發展。然而氣功家們的實踐,又似乎告訴我們,語言符號似乎也并不是完全絕對任意的,似乎在語言符號和客觀世界之中也具有某種聯系的。到90年代,李葆嘉先生在《論索緒爾符號任意性原則的失誤和復歸》(《語言文字應用》1994年第3期)對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原則提出了三點質疑,也是對語言本質的再認識,重建新語言觀的一個有益的探索。在我們看來,語言符號系統同客觀的物理世界(包括精神世界心理世界)之間,并不是絕對完全的任意的,一方面它受物理世界的大系統的制約,受人類認識能力的制約,受人類發音能力和極限的制約,人類只能由人類的生理機制能夠發出來的聲音來制作語言符號,用什么樣的音響材料,同什么樣的概念或語義內容相結合,這受到多種制約,不可能是絕對任意的;另方面,語言符號并不直接同客觀物理世界接軌,它們是通過人類的文化世界而相互聯系的,換句話說,有什么樣的文化,便有什么樣的語言符號系統,音響同概念(語義內容)的組合也不是絕對完全任意、偶然的,而是一定的民族文化選擇的結果。我們之所以看到任意性,是因為在若干萬年之前,人類語言誕生,形成,發展過程中文化中介的軌跡逐步被時間磨滅的結果。如果我們承認,是民族文化中介物聯系著制約著語言符號的音響和概念的組合模式,選擇關系,那么,人類的語言符號系統,也是人類最古老最寶貴的遺產,是人類思維、文化的活的化石,它可以幫助我們揭示遠古人類的思維和文化之謎。邢先生認為語言是一種參考信息,也就是語言,語言符號同客觀世界有某種聯系,這參考信息便是文化。如果語言符號同物理世界之間純粹是偶然的,絕對任意的,那么它就不能給我們任何參考信息。
  80年代的中國,是氣功盛行的時代,氣功家們也參與了對語言本質的再認識,這是值得歡迎的。然而在氣功界,掀起了對語言的崇拜和迷信,這可以以柯云路為代表。他的《大氣功師》(1989年),以及《人類神秘現象破譯》(1991年),《新世紀》(1992年),《人體宇宙學》(1992年),《面對氣功界》(1993年)等,都宣傳了對語言的新的迷信。他寫道:
  語言本身就是宇宙的秩序。(《大氣功師》150頁)
  語言,無疑是物質世界的結構,運動,能量變換,相互作用,相互轉化,這里可以有一千個定規。(《大氣功師》151頁)
  思維即是語言;語言即是思維。行為也是語言和思維。(《大氣功師》177頁)
  “結構=語言=符號=場”
  “它認為思維即物質,所以整個宇宙這一物質世界,本質都是結構的,語言的,符號的,場的。”
  “‘發現和尋找’的努力過程本身就是結構,就是語言,就是符號,就是場。”
  “規律,本身也就是結構,語言,符號,場。”
  “我們的一切思維,研究,行動,都是語言的,宇宙的一切規律也都是語言的。”(《大氣功師》218頁)
  我們如果深刻了解了宇宙的結構,語言,那么我們就能真正了解人類交流所使用的語言了。反之,如果我們能夠破譯人類語言的全部奧妙,那么我們就能了解宇宙的結構奧妙了。(《大氣功師》224頁)
  總之,深入破譯語言,就能發現整個宇宙的規律。其實,規律即語言。(《大氣功師》225頁)
  簡單解釋,就是,使用語言、文字的過程,就是我們修煉自己的過程。就是我們解脫自己的過程。就是我們悟道、究道、得道的過程。(《新世紀》上,19頁)
  語言(狹義的),原本是宇宙的結構,運動的凝縮。我們與語言合一了,感覺不到“我”的區分了。我即語言,語言即我了。我們也便同宇宙合一了。
  如果使用最廣義的語言概念,我們便知道:人在一生中,其全部言語、書寫、表情、動作、操作、行為、思維、觀念,都是語言。一切皆語言。
  人生即語言。
  人可在一生的語言中修煉,思悟,悟道,得道,無為而無不為。(《新世紀》上20頁)
  柯云路大肆宣揚對語言的新的迷信,這不利于我們重新認識語言,重建新的語言觀,柯云路對他的語言觀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斷言,從而作出論證──也許在玄的層次上是不需要論證的;而且他所使用的術語大都沒明確的界說,含混,模糊而自相矛盾。這里只指出一點,一方面,他宣稱,語言即規律,即場,即宇宙,宣揚“順乎自然;”另一方面,他的巨著《人類神秘現象破譯》卷一第二章第十節標題是:
        超越語言的束縛
      便等于──
        超越規律的束縛  超越場的束縛  超越宇宙的束縛
  第一,如何超越?!這是大難題!
  第二,即便是超越了規律,場,宇宙,這又不正如同柯云路所宣傳的“順乎自然”“無為”相對立,相矛盾了么?
  柯云路的這些書印數很大,流行極大,對某些語言工作者也頗有影響,所以語言學家在重新認識語言的本質的時候,也是不能,不該不考慮柯云路對語言的新的崇拜和迷信的。
  由此可見,語言本質的問題,雖然是語言學的中心問題,但也并不僅僅是語言學家的事。重新認識語言,就需要語言學家與多學科學者的合作。
  二
  認識和再認識語言和本質,往往同語言和言語的區分問題聯系在一起。語言和言語的區分是建立在對語言本質的新的認識的基礎上的,區分的目的也為的是更好地認識語言的本質,把握住語言學研究對象的語言。因此,五六十年代,我國學術界關于語言和言語區分的大討論,正是我國語言學對語言本質的新認識。在這場學術討論中,方光燾、高名凱等學者闡釋和發揮發展索緒爾的學術觀點,又用馬克思主義和蘇聯語言學家(如斯米爾尼茨基等人的學術觀點)來加以修正,對語言本質的探索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是應當充分地加以肯定的。
  1991年劉叔新教授在河北師大中文系作了題為《語言和言語問題的重新認識》的學術報告,講稿發表在武漢《語言學通訊》1992年第3、4期上,收入《劉叔新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說:
  可以充分看出,語言和言語的正確劃分,對于語言學各部門的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方法的合理確定,起巨大的、決定性的影響作用。而在各部門的研究中,具體如何有區別地而又密切相聯系地處理好語言和言語這兩種現象,是須要很好地加以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劉叔新自選集》4頁)
  語言和言語問題之所以如此之重要,就因為它在現代語言學中,不但是最重要的方法論原則之一,而且仍是科學語言觀的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只有妥善地區分和處理語言和言語,才能更好地把握語言的本質。
  然而我們對于語言和言語的區分,至今在許多方面還缺乏共識,還存在著許多的誤解。范曉先生在《漢語學習》1994年第2期上發表了《語言、言語和話語》,主要針對60年代方光燾的語言和言語的觀點和我的《語言的語法分析和言語的語法分析》(1984) 一文(見《語法研究和探索》(2)和《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批評我們為“二分論者”,“‘獨立存在’論者”,對于我提出的區分語言的語法分析和言語的語法分析的主張進行了批評,最后說:
  提出“語言的語法分析”和“言語的語法分析”,表面上看好象很科學,實質上是不科學的,是把語言的語法架空,搞亂和迷糊了語法的研究對象。(6頁)
  這里便提出了一個問題,語言和言語區分論者的目的是通過區分語言和言語更深刻地認識語文現象的本質,促進語言科學的科學化,而決不是要搞亂和迷糊語言學的研究對象。那么,怎樣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呢?
  高天如在《試論語言的實踐性問題》(《名家論學──鄭子瑜先生受聘復旦大學顧問教授紀念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一文中批評我們說:
  可是在討論什么是語言、什么是言語的問題時,有一種見解,堅持把語言實踐中發生的具體語言現象排除于語言范圍之外,認為那是非語言的“言語”,而“語言”則被認作是抽象的“系統”,“本質”。他們說;
  “‘語言’是人作為原料的‘言語’中概括、抽象出來的。”“它們(反映語言和言語──筆者)的關系只是本質及其表現形式之間的關系,也就是一般和個別之間的關系。”(王希杰《略論語言和言語及其相互關系》,見《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64年第1卷第七期。)
  又說:
  ……其結果,就很可能扭曲事物的本來面貌,超越客觀事物本身而在概念的形式中兜圈子,甚至會將豐富的實踐著的客觀存在著的語言,顛倒為人們意識之中的主觀體系。從公開發表的文章看,已經有人這么說:
  “語言并不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是不能直接觀察的抽象的東西。”(王希杰《略論語言和言語及其相互關系》)(458頁)
  高先生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無產階級的領袖的話來為自已辯護,批駁我們: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早就說過:“‘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里表現為震動著的空氣滲入聲音,簡而言之,即語言。”(461頁)
  這本是我們講授語言學概論的人站在大學課堂上不斷重復的話。對這句話的理解,我們必須看到術語的差異,而在科學研究和論爭中,術語的規范和同一是頭等重要的事情,這里的語言是沒有區分語言和言語之前的語言,廣義的語言,決不是區分語言和言語之后的狹義的語言。我們知道,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出版于1916年,而馬克思則于1883年3月14日便已逝世了。因此馬克思決沒讀過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并未接受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區分開來的學術觀點,這一點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那么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廣義語言的論述,來批駁我們將廣義語言區分為言語和狹義的語言之后的狹義的語言,這既違背了學術論爭中的術語的同一性,也無的放矢。范曉的文章在批駁我們將語言和言語看作為一般和個別的關系的時候,同樣違背了學術論爭中的同一性,他所理解的語言和言語與我們所主張的語言和言語全然不是一回事,用他自已的語言和言語來批評我們的語言和言語之間的相互關系,這同樣是無的放矢的。
  在1964年,我說“語言并不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是不能直接觀察的抽象的東西”這話的時候,如果我指的是廣義的語言,區分語言和言語之前的語言,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語言,那顯然是荒唐可笑不合情理不符事實的。那時候我已23歲了,天天說話、聽話,也看書讀報,還寫點語言研究的習作,當然知道這語言是看得見聽得著摸得著的一種經驗的事實。問題在于我的論述中的“語言”一詞指的是區分了語言和言語之后的語言,狹義的語言。高先生上了“語言”一詞多義性的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怪不得高先生,這主張語言和言語區分論者一開始就沒有把術語搞好──
     ┌語言  (一般)
  語言 │
     └言語  (個別)
  這時候,“語言”便是一個多義的術語。我也曾多次考慮改變“語言”的多義性,但是一方面,學術術語有自己的傳統,不可以隨意更改,要從源從眾從俗,不宜過分地標新立異,保持學術術語的相對穩定性;另一方面,在現代科學、現代語言學中術語的多義性比較嚴重,這一時難以改變,這只好請學者自己小心謹慎一些了。例如:
  作為表示一般語言大范疇的話語或本義概念,即使在注重概念清晰性的話語符號學中也具有突出的歧義性,它往往可被當成包括上述之層次的綜合領域的通稱。這樣,“話語”就成為語言潛能,通迅行為,運用過程的通稱。(李幼燕《理論符號學導論》41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這種狀況也并不是某一個學者短時間內所能夠解決得了的。
  高先生所批評的我在1964年所說的那句話,現在我們可以重新表述如下:
  語言是語言世界中潛在物,而言語則是語言世界中的顯性的經驗的事實。
  把區分語言和言語之后的語言和言語的相互聯系,相互轉化同等的相互區別相互對立的一個重要方向便是:顯性和潛性的對立。這其實也并不是我一個人的獨特的觀點,其實是現代語言學,符號學中頗為流行的觀點。李幼燕是這樣來總結歸納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的區分的:
  現在我們把索緒爾這一對立的語言概念所各具的特性列表于下:
┏━━━━━━━━━━━━━┯━━━━━━━━━━━━┓┃  Langue (語言)    │  parole (言語)   ┃┠─────────────┼────────────┨┃  社會性(集體性)    │  個人性(意志性)   ┃┠─────────────┼────────────┨┃  同時性(空間性)    │  歷時性(時間性)  ┃┠─────────────┼────────────┨┃    結構性      │    事件性     ┃┠─────────────┼────────────┨┃    形式性      │    實質性     ┃┠─────────────┼────────────┨┃    意志性      │    受制性     ┃┠─────────────┼────────────┨┃    齊一性      │    多樣性     ┃┠─────────────┼────────────┨┃    內在性      │    外在性     ┃┠─────────────┼────────────┨┃    系統性      │    過程性     ┃┠─────────────┼────────────┨┃    規則性      │    事實性     ┃┠─────────────┼────────────┨┃    關注性      │    個別性     ┃┠─────────────┼────────────┨┃    潛在性      │    實在性     ┃┠─────────────┼────────────┨┃    靜態性      │    動態性     ┃┗━━━━━━━━━━━━━┷━━━━━━━━━━━━┛
  一般所謂的語言(Langage) 實由一者為潛在,一者為實在的兩個語言的紙面構成。(李幼燕《理論符號學導論》119—110頁)
  李先生文說:
  按照利科的說明,處于潛在地可以彼此替換關系中的諸詞形成了一種關系結構,而同時出現于言語鏈上的諸詞,只是實現了Parole的片段。索緒爾的相當依賴于語言經驗的說法,因此突出了聚合關系(聯想群)的潛在性和系統性以及組合段的實在性和過程性。(126頁)
  李先生認為索緒爾的語言中的langue(語言)的特征是潛在性,而parole(言語)的特征是實在性,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顯性,而廣義的語言乃是潛性語言和顯性言語的總體。我以為李先生的這一表述是符合索緒爾的原義的。我在寫作《略論語言和言語及其相互關系》的時候,也正是這樣理解索緒爾的。在索緒爾學術思想中,聚合關系(parodigma)和組合關系(syntagma)是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的,屬于言語的組合關系是顯性的,而屬于語言的聚合關系則顯然是潛性的。
  法國結構主義語義學創始人格雷馬斯(greimas.a)以索緒爾和葉爾姆斯列夫的學說為基礎,將符號學的對象分為兩大領域:潛在規則系統和顯在的記號序列。認為前者是“內在的結構組織,”是靜態的。“過多編于聚合軸的。”前者是后者的決定者,后者是前者的表現和產物。信息論符號學家本譯(bense,m)提出應當區分在抽象體系中潛在的記號和在本文中被實現的記號。李先生評述格雷馬斯的觀點時寫道:
  作為位勢和行動位的話語主體,可使語言的潛態(langue)變成實態(parole),它還包含許多其他相關的作用,因此它可以被看成語言系統“話語化過程”的機制實體。即依據語法條件構造話語時所涉及的一切機制。話語主體使語言之“存在”變為語言之“行為”,因此又被稱作為生產者。這樣的主體,一方面是使潛在langne“實現化”的位勢,另一方面,又是使實在的話語“潛在化”的位勢。(564頁)
  把潛在狹義的語言(langue)和顯性的言語(parole)相互聯系起來,把握它們之間的相互轉化關系,這便有利于深入揭示語言的本質。這同我們在《略論語言和言語及其相互關系》一文中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顯性和潛性的對立乃是語言和言語的最重要的最本質的區別。區別語言和言語在現代語言學方法論中的貢獻就在于,提出了語言世界顯性和潛性相互聯系相互對立的范疇,并形成了現代語言學的重要的方法論原則之一。喬姆斯基提出了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一對范疇,也成了現代語言學的方法論原則,也是喬姆斯基對語言學方法論的貢獻。這深層和表層的對立和聯系其實也正是語言世界中顯性和潛性對立和聯系這一大范疇內的一個重要內容。
  區分語言和言語而揭示了語言世界中顯性和潛性的對立、聯系和轉化,這便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到語言的本質。語言的本質并不是言語世界諸現象的簡單的記錄和描述,真正的人類語言指的是──
  潛性語言顯性化的過程和顯性語言潛在化的過程之總和,語言本身是運動著的開放的系統和過程。
  而語言學的目的乃是研究潛性語言顯性化和顯性言語潛在化的運動軌跡和自我調節機制,揭示其間的奧秘。
  三
  詩人們往往狂熱地歌頌語言的完美,哲學家們則是冷靜地客觀地理智地思考著人類語言的本來面目,他們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指出語言的缺漏性和不自足性。
  哲學家們說:
  尼爾斯·玻爾曾經表明,能夠以一種有限制的方式來采用“粒子的位置”和“粒子的動量”這類名詞,因為,以熟悉的方式來使用它們,看來是行不通的。……事實上,原子客體本身不能用“位置”成“速度”這類名詞來描述。(菲利浦·弗蘭克《科學的哲學──科學和哲學的紐帶》23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語言的含糊不清,是澄清理論討論的一種障礙。人類思想所儲存的概念的增長速度要大于表達這些概念的語言的增長速度。(托馬斯·門羅《走向科學的美學》48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
  在揭示語言的本質的時候,語言學家應當有詩人的熱情和豐富的想象能力,但更要具有哲學家的客觀的冷靜地理智地思維的本質。
  到目前為止,哲學家們所思索的對象仍然是作為經驗事實的人類的語言,語言學有們也是只是把經驗的事實作為自已的研究對象的,當代英國倫敦語言學派代表人物羅賓斯(Robert Henry Robins)說:
  我們還可以把語言學在科學領域里的地位說得更精確些。語言學是一門實證科學,其對象是可以憑感官覺察到的:言語聽得見;發音器官的活動直接看得見;說話人感覺得到說話的動作;而文字則看得見,可以閱讀。(《普通語言學概論》18頁,上海語文出版社1986年)這指的是語言世界中的顯性現象言語,雖說語言世界中的潛性現象狹義的語言人們不能直接地觀察得到,但它體現、投影、存在于言語之中,說寫者把語言言語化顯性化,聽讀者依據語言的規則對話語進行解碼,提取信息,那么對于說寫雙方,這語言世界的隱性的和顯性便同樣是一種經驗的事實,在語言社團中,在交際的雙方,語言都是作為顯性和潛性即語言和言語的整體而存在的,它們中間的任何一個都不單獨構成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從這一點而言,區分語言和言語只是一種理論模式,一個方法論原則,一個科學的假說。
  語言學家們早就注意到了一個事實──
  人類的發音器官能夠發出很多種不同的聲音,但在任何一種語文里,只運用相當少的一套聲音系列,這些聲音系列之間在功能意義上具有絕對的差異。(王士元主編《語言和人類交際》6頁,廣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這過去認為是任意的偶然的,在我們今天看來,這仍是多種多樣的人類文化的選擇的一種結果。現在的問題是──
  人類發音器官所能夠發出的聲音的最高極限是什么呢?如果這是全部的聲音都被用到人類的語言之中來,人類的最高極限語言是一個什么樣子的呢?
  在《深化對語言的認識,促進語言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我們提出了這個問題:
  關于語言,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另一個層次,即從理論上看,語言的極限:
  根據人類的發音器官構造,人類所能夠發出的音素的最大可能性是什么?人類聽覺所能夠分辯的音素的最高極限在哪里?輔音、元音、音位、聲調的極限多大?音節組合的限如何?音節長度的極限如何?多義詞義項的最高值多大?雙關語的關數最高值多大?語素、句型的極限何在?動詞的向,名詞的格的極限多大?(《語言文字應用》1994年3期14頁)
  在這個更高一個等級的層次上,我們可以把言語和狹義、語言的總和都看作為一種顯性現象,而這個極限和由這個極限所構成的最深層次最抽象含義上的理論上推導出來的語言──最廣義的語言,又是更廣義上的潛性現象──
  顯性……言語+語言(狹義)……潛性
      └───┘
  顯性……語言(廣義)+語言(最廣義)……潛性
       └──────┘
           語言(最高層次)
  這一來,所謂語言的發展,也并不是無中生有,而只不過是潛性語言顯性化,而語言的消亡,便是顯性語言的潛性化。已經潛性化了的即消亡了的語言,是可以再度顯性化的,已經消亡了的古猶太語在猶太民族人為地推行之下便神奇的復活即再次顯性化了,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過分夸大最廣義的潛性語言的決定作用,我們便會導致語言發展的宿命論和客觀唯心主義,似乎這最廣義的潛性語言乃是黑格爾的理念世界,它才是永恒的不變的決定一切的本質,而顯性語言只不過是這個絕對理念的潛性語言的一個投影罷了。不,我們不這樣看問題。潛性語言和顯性語言是相互依存,聯系,對立,轉化的。顯性語言是對潛在語言的一個歷史的文化的選擇,潛性語言是從顯性語言中產生出來的,并隨著顯性語言的發展而發展著的,它并不是一開始就存在在宇宙間,并獨立于顯性的語言之外的,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已經告訴我們,人類的發音器官是歷史的產物,是不斷發展著的,早期的人類所能夠發出來的聲音是極其有限的,于是那時候的潛性語言的語音系統也是有限的簡單的,現代人類所能夠發出來的聲音的數量要大得多,于是現代人類的潛語言和語音系統也就要無比的復雜得多了。人類對客觀世界也是歷史地發展起來的,概念的總和是不斷地擴大,到現代形成了知識爆炸,信息爆炸,于是現代潛性的語言的語義系統便無比的復雜。潛語言語義系統的顯性化過程大大落后于人類認識活動的發展,大大落后于人類概念的增加,這便形成現代物理學家們所深切體味到的語言的痛苦──俄國詩人納得松說:人類最大的痛苦是語言的痛苦。因為,正如尼爾斯·玻爾1949年在《就原子物理學中的認識論問題同愛因斯坦商榷》一文所說:“不管這些現象超出古典物理學說明的范圍多么遠,對于一切證據的說明還是應當用古典的名詞來表示。”(轉引自菲利浦·弗蘭克《科學的哲學》240頁)建立最廣義的潛性語言的概念,有利于我們進一步地揭示語言的本質,更方便地描寫顯性語言,更有利于開發語言的資源。從最高層次來看,語言的本質就在于語言世界中顯性和潛性的依存,聯系,對立和轉化的運動,潛性顯性化和顯性潛性化的過程,方式,原因,條件,類型等等的揭秘便是語言學的對象,語言學家的任務。這潛性和顯性的對立也是語言研究中的重要的方法論原則,最廣義的潛性語言乃是描述顯性語言的參考框架,有這個參考框架,發現過程將大大的簡化,描述過程也可以同時簡化。把研究重點移置到顯性和潛性的對立和轉化上,這便可以提高語言科學的預測能力,不但提高了語言科學的科學品位,也大大有利于我們開發語言資源,促進人工智能科學的發展。對語言潛性面的發掘,將導致擴大語言學的廣度和深度,在更高的層面上更全面地把握語言,改變語言科學是單純經驗科學的格局,語言學是經驗的科學,也有演繹科學性質,這一認識對語言科學的發展恐怕是很有好處的。
  參考文獻
  1.王希杰:《修辭學新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年。《深化對語言的認識,促進語言科學的發展》,《語言文字應用》1994年第3期。
  2.李幼燕:《理論符號學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3.伍鐵平:《語言學是一門領先的科學──論語言與語言學的重要性》,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
  4.徐紀亮主編:《語言學名著選讀(英美部分)》三聯書店1988年。
              (作者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責任編輯 童山東]
  
  
  
云夢學刊:社科版岳陽60-67H1語言文字學王希杰19951995 作者:云夢學刊:社科版岳陽60-67H1語言文字學王希杰19951995
2013-09-10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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