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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研究與語言研究方法
語言研究與語言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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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學研究中,方法論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任何一次科學的發現或創新,實質上都是研究方法上的變革。語言科學的發展同樣依賴于研究方法的更新或變革。西方語言研究的歷史源遠流長,但是把語言作為科學來研究還只是本世紀初的事,尤其在過去近四十年的時間里,語言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呈現出研究方法各異,語言學流派林立,新學科層出不窮的局面。那么,如何認識和把握語言研究中的科學方法?本文擬就這個問題談幾點看法。
      一、關于語言研究的基本問題
  語言研究同哲學研究一樣,語言學家面臨種種問題需要給以回答。在諸多問題面前,語言學家,不管愿不愿意,也不管自覺不自覺,都必須回答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語言是什么的問題,正如哲學家首先必須回答世界的本源問題一樣。
  對于語言是什么這個基本問題的回答,似乎很簡單,其實不然,因為“語言”一詞的外延是寬泛的,比如我們有多種類型的語言:自然語言、人工語言、符號語言、形體語言、動物語言等等。語言學家所關心的是自然語言,是區別于其他非人類交際系統的語言,他們想知道人類自然語言有哪些共同特征,是如何區別于其他非人類語言的。
  語言學家觀察到,人類自然語言有其獨特的結構特征,這些特征使人類自然語言區別于其他非人類語言的交際系統。一般認為人類自然語言有如下幾個特征:(1)任意性(arbitrariness)。人類語言是有聲的,聲音是傳遞意義的,記載聲音的符號和它所指稱的對象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也就是說聲音和意義之間不存在邏輯上的內在聯系。(2 )雙重性(duality)。人類自然語言系統中存在兩套結構:聲音結構和意義結構。數量有限的語音單位(音位)可組合成大量的意義單位(詞),進而可組合成數量無限的句子。(3)創造性(creativity)。 人類自然語言中包含一套有限的語法規則,語言使用者可利用有限的規則構成和解釋無限的話語。一個說母語的人,不可能說過和聽過屬于該種語言的全部話語,但他可構成和理解從未聽說的新話語,知道哪些話語是合格的,哪些是不合格的。(4)置換性(displacement)。人類自然語言不僅能表達與直接情景相聯系的信息,而且能表達非直接情景的信息,也就是說,我們使用語言可表達現在所發生的事件,也可表達過去和將來所發生的事件。(5)文化傳遞性(cultural transmission)。人類自然語言是世代相傳的,語言的繼承不是像動物那樣簡單地生物遺傳,而是通過學習才獲得的,兒童學習母語的同時獲得了說該種語言群體的文化。因此,語言具有文化傳遞性。上述這些特征是人類自然語言所特有的,是其他非人類語言不具備的。在符號學的視角下,語言學家總結出人類自然語言有多種結構特征,這些特征至少說明兩個問題。(1 )對語言是什么這個基本問題絕非能用“是”或“非”簡單地給以回答的。(2)人類語言的本質呈現出多元性, 對語言是什么這個基本問題的回答因此也是多元的。所以,語言學家給語言下的定義有很大不同,反映出語言的復雜性。下面列舉的是萊昂斯(Lyons )曾介紹過的關于語言的幾種定義〔1〕。
  (1)語言是通過意志所產生的符號表達思想、 情感和想往的純人類和非本能的手段。(Sapir,1921. 8)
  (2)語言是社會群體用于交流合作的一種任意的聲音符號系統。(Bloth and Trager,1942:5)
  (3)語言是人類利用慣常使用的、 聽說的任意符號相互交際和作用的慣例。(Hall,1968:158)
  (4 )語言是符號系統……幾乎完全取決于純粹的或任意的約定俗成。(Robins,1970 a: 9—14)
  (5)語言是由一套有限的成分所構成的、 長度有限的無限句子的集合。(Chomsky,1957: 13)
  如果對上述五種定義稍加分析便不難看出,語言學家在回答語言是什么的問題時“視點”是不同的,有的把視點放在“功能”上,有的放在“系統”上,有的放在“慣例”上。這就造成了語言定義的不同。
  綜上所述,我們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對語言是什么這個基本問題的回答導致了不同的語言觀。
      二、關于語言的幾種基本觀點
  語言可從不同的觀點來加以研究,這是在回答語言是什么這個基本問題時語言學家所達成的共識。然而,在語言研究中,這個基本問題又直接引發了另一個問題:作為以語言為研究對象的語言學應該研究有關語言的什么?如果說對于前者的回答是多元的話,那么對于后者的回答更具有復雜性,因為后者要以前者為前提,語言學家在回答后一個問題時,必須對前一個基本問題的諸多答案加以選擇并作出取舍。明確這一點也許我們才會弄清為什么語言研究中存在著如此諸多的語言學觀點。
  索緒爾有句名言:“語言觀創造了語言研究方法”。因此討論語言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進一步搞清關于語言研究的幾種基本觀點。
    1.語言的社會觀
  語言的社會觀,即從社會學的觀點認識語言。這種觀點的代表是現代語言學的創始人索緒爾。他認為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是社會的產物。他首先區分了語言與言語的不同,語言(Langue)是存在于同一語言社團成員大腦中的抽象系統,是集體心智的產物。而言語(parole)則是個人的行為,每個人的言語行為都要受語言系統制約。因此,區分語言和言語就是要區分什么是社會的,什么是個人的。索緒爾同時把語言視為符號學的一部分。社會中充滿著各種符號:服飾、手勢、體態、建筑等等,而語言是一種特殊符號。語言符號是聲音形象和概念的結合,作為整體的符號是由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兩個實體成分所構成的,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和線性兩個特征。語言符號系統的價值存在于符號的結構關系之中,這個系統中存在兩種結構關系:組合關系(syntagmatic relation)和聯想關系(associative relation)。索緒爾強調作為科學的語言學應研究語言而不是言語,即研究語言符號的共時系統,而不是研究語言符號的歷時變化。
  很顯然,索緒爾承認抽象實體的存在,語言這個抽象實體是社會事實。那么語言學要研究什么呢?答案很清楚,就是要研究社會事實。他提出語言學的對象是語言,而不是言語,實際上是主張語言可以獨立地作為實體對象進行研究,從而為語言學的科學地位奠定了基礎,開創了現代語言學。
    2.語言的心理觀
  語言的心理觀,即從心理學的觀點認識語言。這種觀點的代表是當代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他批判了建立在行為主義心理學刺激—反應理論基礎上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提出了關于語言本質的最根本問題。比如,人為什么會說話?人是怎樣學會說話的?人的語言能力或語言知識到底是什么?一個兒童為什么會說他/她從未說過的話? 為什么會聽懂他/她從未聽過的話?他認為靠對語言的描寫是無法回答這些問題的,因此創造性地提出了轉換生成語法理論,發起了我們所稱的喬姆斯基革命。
  簡單地說,喬姆斯基認為語言是一個受規則制約的系統。他區分了語言能力(competence)和語言行為(performance)的概念。 同索緒爾關于語言和言語的界定有些相似但本質上有較大差別。語言能力指語言使用者(理想的說話人和聽話人)關于母語的語言知識,語言行為指具體情景下的語言實際運用。語言使用者的語言知識即有關母語的一套語法規則。語法規則是有限的,而使用這些規則生成的語句是無限的,這說明語言具有創造性。這一點明顯受洪堡特語言具有創造能力思想的影響。他提出語言能力模式,主張對語言能力作出形式化描寫,開創了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語言的先例。語言能力模式表現為由深層結構生成表層結構的轉換過程。
  喬姆斯基發展了笛卡爾關于“固有結構”的思想,認為語言具有內 在的屬性,人類具有天生的語言機制或說普遍語法。兒童為什么從小就學會了說話?為什么放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下就能習得那種語言?其原因就在于人類與生俱來的習得那種語言的大腦機制。因此,研究語言的最終目的是揭示人腦機制的實質。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和普遍語法的思想成為當今發展心理學的理論基礎。
  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和索緒爾的“語言”有著本質上的差別。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是個人的,是人腦的特性之一,而索緒爾的語言是社會的,是集體心智的產物。如果說索氏把語言視為社會事實,那么喬氏則把語言視為心理事實。那么,在喬氏看來,語言學應研究心理事實。然而,不管他們的語言觀有何不同,但兩人都認為語言可以獨立地作為客體對象加以研究。
    3.語言的社會功能觀
  語言的社會功能觀,即從社會功能的觀點認識語言,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是當今最有影響的語言學家韓禮德。他是當代語言學研究的集大成者,因為他從各家流派中吸取精華來建構自己的語言理論——系統功能語法。韓禮德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符號,是一個在社會情景中用于表達不同功能對語義進行選擇的多層次網絡系統。首先,他把語言視為一種社會符號。所謂語言是“社會的”暗含著同一語言社團成員共有有關這一語言的聲音和文字系統、詞匯語法、意義和情景的知識;所謂語言是“符號”暗含著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系統表達有關那種文化的意義,正如一種文化群體共同認同并構成那種文化的其他符號系統如服飾、建筑等能表達意義一樣。他指出使用語言不只是說話人自身講話,而是社會群體相互交談,    因此他提出語言具有三大功能:表義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際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 語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我們使用語言表達我們對世界的經驗,所以,語言具有聯系這些經驗的經驗意義和邏輯意義;我們使用語言進行相互交往,所以,語言具有人際意義;我們使用語言把我們的經驗、邏輯和人際意義組織成線性的、連貫的整體,所以語言具有語篇意義。這三種功能沒有主次之分,其關系為語篇功能為表義功能服務,表義功能為人際功能服務。也就是說在言語交際過程中我們總是使用一定的語篇結構通過字面意義表達特定的意圖。 韓禮德發展了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和弗斯(Firth)關于語境的思想, 認為情景語境以三種方式影響語言使用。情景語境包括語場,即實際發生了什么,包括言語事件的內容和目的;語旨,即涉及言語事件中說話人和聽話人之間的關系;語式,即語篇自身的性質及在言語事件中語言的情景特征,在語篇中產生并體現出來的。韓禮德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語言是由不同層面組成的系統,也可以說是系統的系統。作為社會符號的語言涉及兩大層面:超語言層面和語言層面。超語言層面(extralinguistic levels)包括文化語境和情景語境,語言層面(linguistic levels )包括語義內容(content)(語義層)和表達形式(expression )(詞匯語法層和音系層)。各層面之間相互聯系,構成語義選擇的網絡,低一級層面是對高一級層面的體現,比如超語言層面體現于語言層面,語言層面中對“意義”的選擇體現于對“形式”的選擇,對形式的選擇體現于對“實體”的選擇〔2〕。概括起來說,語境決定語義,語義決定形式。
  韓禮德區分了語言潛勢(linguistic potential)和實際語言行為(actual linguistic behaviour)一對概念。 語言潛勢指語言為人類表達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和現實世界的活動提供可供選擇的可能性,而實際語言行為是具體情景下對語言的實際運用。同索緒爾和喬姆斯基的語言觀不同,韓氏語言觀明確表明語言不能作為獨立的客體對象加以研究,他明確反對建立在個體主義基礎上的喬氏語言觀,指出語言高度形式化無法全面解釋語言事實。所以,韓氏認為語言不能同社會和文化相分離,必須研究語言的社會文化功能。
  前面曾提到過,語言觀決定語言研究的方法。既然存在著不同的語言觀,那么在語言研究中存在著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自然的了。
      三、關于語言研究的方法
  我們說語言觀決定語言研究的方法有兩層意思:一是對語言的不同看法導致了研究方法的不同,二是對語言的不同看法本身就包含著研究方法的區別。所以,討論研究方法問題既要從基本的語言觀出發,也要從語言研究的歷史發展來考察不同語言學派之間內在的聯系,從而找出共同的東西。
  1.從語言研究的歷史發展來看,語言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規定性的、描寫性的、解釋性的〔3〕。
  19世紀以前的語言研究可統稱為傳統語言研究,即從古希臘到18世紀這一歷史時期。傳統語法是規定性的(prescriptive),因為語法家試圖建立語言規范或使用標準來規定人們的語言行為。傳統語法主要以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為研究對象,把書面文字形式強加于口語說話形式,把受教育人掌握的拉丁語作為其他語言的范式。例如,規定語法家羅波特·屢斯(Bobert Lowth)于1762年出版的《英語語法簡論》一書,就是按拉丁語語法范疇來描述英語語法的。
  從18 世紀后期到本世紀的五十年代, 語言研究主要是描寫性的(descriptive),尤其是自索緒爾之后, 規定主義作為“非科學”已被拋棄。對語言進行描寫,就是對不同時期的個別語言的結構和使用進行全面、系統、客觀、精確的描述,重視語言研究的客觀性和系統性,按照語言的本來面貌來描述語言事實,語言是怎么說的就怎么描寫,而不是規定語言應該是什么樣。因此,口語語料分析給予了優先地位,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完全遵循描寫主義的研究方法。今天,描寫主義已成為語言研究的基本原則。
  到本世紀六十年代,語言研究已從描寫轉為解釋。所謂喬姆斯基革命就是指這種研究方法上的變革。喬姆斯基認為,我們無法對語言材料作窮盡的觀察和描寫,單純地描寫是遠遠不夠的,語言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語言的本質,解釋人類語法的普遍特征,即人腦機制。從此,解釋性(explanatoriness)成為當今語言研究的主要特點, 解釋力的強弱已成為判定一種理論是非的標準。
  2.從語言學流派的基本觀點來看,語言研究可概述為形式主義和功能主義。
  形式主義(formalism)和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是當今語言研究的兩種主要方法,前者以喬姆斯基為典型代表,后者以韓禮德為代表。這兩種對立的研究方法,在歷史上分別與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觀點有著淵源關系〔4〕。
  英國語言學家利奇(Leech )曾對形式主義和功能主義的差別作過精辟概述。形式主義傾向于把語言看作心理現象,功能主義主要把語言看作社會現象;形式主義傾向于把語言的普遍現象解釋為來源于人類共同的語言基因遺傳,功能主義傾向于把語言的普遍現象解釋為來源于語言在社會中使用的普遍性;形式主義傾向于把兒童對語言的習得解釋為學習語言的內在能力;功能主義傾向于把兒童對語言的習得解釋為兒童在社會中交際需要的發展和能力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形式主義把語言作為自治的系統加以研究,而功能主義研究語言的社會功能〔5〕。 形式主義和功能主義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注重研究形式,后者注重研究意義,前者注重研究語言的內部規則系統,后者注重研究語言的外部聯系,前者強調語言的封閉性、規范性和客觀性,后者強調語言的開放性、選擇性和人文性。但韓禮德作為功能主義的代表與其他功能主義流派又有些不同,他試圖把形式和意義結合起來研究,也可以說他基本上采用綜觀的研究方法。
  3.從語言研究的現狀和發展的趨勢來看,多層面、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已成為主流。
  隨著語言科學的不斷發展,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語言研究單純地注重語言系統或拋開語言系統強調語言的使用都是不可取的。既然語言的性質是多元的,所以要進行多層面、多學科的交叉研究。
  語言是一個多層面立體網絡系統,它是由內層(語音層、詞匯層、語法層、語義層)和外層即語用層所構成的整體。內層中的每一層都與語用層相聯系,因此每一層都可聯系語言的使用加以描寫或解釋。這也說明了七十年代后會產生語用學的原因。語用學作為一門新學科是對語言的跨面研究,它和音位學、語法學、語義學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補充。這就打破了傳統上系統研究的封閉性,形成了各層面交叉研究的開放性局面。
  當語言研究打破自身的封閉性,探求它與外部的聯系的時候,語言學便具有了符號學性質。在符號學的視角下,語言既是社會的、心理的、認知的、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它與社會、心理、思維和文化等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當今人文學科中產生了諸如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神經語言學、人類文化語言學、應用語言學、計算機語言學等交叉學科。這些交叉學科研究有一個共同點,即從不同的領域認識和揭示語言的本質。
  這種對語言進行多層面、多學科的跨面研究的結果,必然使我們對語言性質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對語言是什么這個基本問題的回答也將越來越清晰了。
  概括起來,本文所要闡述的是,語言研究必須回答一個基本問題:語言是什么,對這個基本問題的回答導致了不同的語言觀,語言觀不同決定語言研究方法的不同。
  注釋:
  〔1〕參見John Lyons, ( 1981)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7.
  〔2〕〔4〕胡壯麟對韓禮德的語言觀作過深入研究,詳見《當代語言理論與應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51~64頁。
  〔3〕劉潤清在他的《西方語言學流派》(外研出版社,1995 年)一書中對此作了精辟概述,參見作者所寫的結束語。
  〔5〕見G. Leech,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gman, p. 46.
                   〔責任編輯 張樹武〕*
  
  
  
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長春72-76H1語言文字學張紹杰19961996 作者: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長春72-76H1語言文字學張紹杰19961996
2013-09-10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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