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人文精神 >>>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字體    

超語言學:走向詩學研究的最深處
超語言學:走向詩學研究的最深處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圖分類號〕I0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89(2001)01-0050-07
  巴赫金無疑是20世紀文論研究的一個里程碑。巴赫金的學術活動持久而豐富,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本文所關注的是,巴赫金詩學研究所突出強調的“形式主義”問題。在筆者看來,巴赫金詩學研究的價值在于,他試圖在俄國形式主義詩學之外重構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式的“形式主義”詩學,從而既避免俄國形式主義在純語言學基礎上建構形式主義的偏頗,又沖擊了當時普遍流行于蘇聯的庸俗社會學的詩學研究傾向。巴赫金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基點是他對傳統語言學的批判(另一個重要基點是對中世紀民間狂歡文化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的超語言學概念。可以說,超語言學的建構及其在詩學研究中的引入,使巴赫金詩學獲得了非同一般的理論特質。通過對巴赫金超語言學的揭示,我們將走進他的詩學研究的最深處。對此,擬從兩個部分進行研究:首先對巴赫金超語言進行線性勾勒,試圖指出超語言學與傳統語言的根本區別;其次進一步探尋巴赫金是如何把他的超語言思想引入到他的詩學研究的,并簡要分析這種引入的理論意義。
  一、超語言學對傳統語言學之超越
  超語言學與純語言學——超語言學的意識形態性——話語實踐的超語言學意義——超語言學的對話本質
  巴赫金超語言學是基于對獨白型傳統語言學不滿而試圖建構的一種具有全新意義的語言學。那么,什么是“超語言學”呢?巴赫金認為超語言學是對超出傳統語言學范圍之外的活的語言的研究。[1][250]這里的關鍵是一個“活”字。“活”是相對于“死”而提出的。“活”的語言研究所強調的是對語言使用的研究。從這一基本立場出發,巴赫金提出了一個根本性概念——符號——來劃定超語言學的研究范圍。與索緒爾試圖以語言學為樣板建構一個符號體系不同,巴赫金的符號概念是對傳統語言觀念的反動,是把傳統語言學觀念拋在一邊的一種努力。巴赫金認為,在物質世界之外存在一個“符號世界”。符號本身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它的物質性,也就是說,“符號也是一些單個的物體,就正如我們看見的那樣,任何一個自然、技術或消費的東西都可以成為符號,但是同時它又具有單個物體自身范圍內的意義。”[2][350]一是它的意識性,也就是說,“符號不只是作為現實的一部分存在著的,而且還反映和折射著另外一個現實。”[2][350]符號在某種意義上是意識的載體和表現形式。“符號只產生于眾多單個意識之間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之中。單個意識本身就充滿著符號”。[2][351]當然,巴赫金關于符號的這兩點界定似乎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但是一旦把它們放在超語言學的范圍之內,我們馬上就會發現,符號的這兩個基本特點可給人以非常豐富的思考空間。
  在劃定超語言學與傳統語言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圍之后,在初步確定了符號的基本性質之后,巴赫金從兩個方面進一步闡發了自己的超語言學思想:1,語言(符號)從根本上說是意識形態性的;2,話語(言語)在語言學中具有決定性意義。關于巴赫金超語言學的這兩個重要命題的討論,可以從以伏羅希洛夫名字發表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問題》一書中找到較系統的展開。(注:杰姆遜認為,伏羅希洛夫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一書是“對全部的語言學研究所做的迄今為止最好的概述。”(參見劉康《巴赫金的文化轉型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09頁。)克拉克和霍奎斯特指出,“《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最全面地論述了巴赫金的超語言學思想。”(參見凱特琳娜·克拉克邁克爾·霍奎斯特《米哈伊爾巴赫金》,語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頁。)
  (一)語言(符號)從根本上說是意識形態性的。何謂意識形態?必須指出的是,巴赫金對意識形態的理解有別于傳統哲學對意識形態的理解。巴赫金由符號進入意識形態,而非由階段、集團、黨派進入意識形態。巴赫金認為,符號與意識的特殊關系決定了符號的意識形態性,因為既然符號具有“反映”和“折射”的功能,那么符號就可能歪曲或證實現實,這其中包含了一種評價標準。所以,巴赫金提出“符號的意義屬于整個意識形態”[2][350]。符號的意識形態性與意識形態的符號性是可以相互換置的。“一切意識形態的東西都有意義:它代表、表現、替代著在它之外存在著的某個東西,也就是說,它是一個符號。哪里沒有符號,哪里就沒有意識形態。”[2][349]巴赫金從符號介入意識形態,還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意識形態的形態性問題。“就在符號領域的內部,即意識形態領域的內部,存在著深刻的差異:要知道這里有藝術形象、宗教象征、科學公式、法律準則等等。每個意識形態的創作領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面對現實、以自己的方式折射現實。”[2][350]巴赫金還使用了“意識形態功能”(包括科學的、美學的、倫理的、宗教的諸種功能)和“意識形態現象”(包括繪畫、音樂、儀式、行為諸種現象)等術語來表述意識形態的形態方式。倘若我們要理解意識形態,只有具體深入到意識形態所表現的諸領域才有可能。總起來說,巴赫金把意識形態定義為人類活動行為或社會存在方式的符號化模式。
  既然意識形態不能脫離符號存在,既然意識形態表現為符號功能意義的諸形態,那么反過來說,語言如果離開傳統語言學規范,必然進入到意識形態王國中來。所以,當巴赫金把活的語言置于語言學研究的首位時,當巴赫金看到了語言應用所導致帶有的符號化特性時,就已經暗含著把語言本身納入到意識形態氛圍加以思考了。既然在現實世界之外存在著一個符號世界,既然符號世界是意識形態性貫穿始終的,那么活的語言研究必須面對傳統語言學研究不曾面對的語言現實性問題,也必須面對傳統語言學研究不曾面對的語言社會性問題。在巴赫金看來,符號的意識形態性最終要展示在或作用于語言現實性。
  任何意識形態的符號不僅是一種反映、一個現實的影子,而且還是這一現實本身的物質的一部分。任何一個符號思想現象都有某種物質形式:聲音、物理材料、顏色、身體運動等等。在這一方面符號的現實性完全是客觀的,它只服從一元論的客觀研究方法。符號是外部世界的現象。符號自身和有它產生的影響,也就是它在周圍社會環境中產生出的那些反映、那些行為和那些新符號,是在外部經驗中進行的。[2][350-351]
  巴赫金所強調的符號現實性或客觀性幾乎到了一種絕對程度,直接指向了符號物質性本身具有的外在影響力、它的物質屬性及其這種屬性在外在社會環境中的構造和行為能力。當然這里的含糊之處也十分明顯;符號的這種物質性是如何被納入到社會環境之中的呢?我們大抵可以猜想到,巴赫金這里所要強調的是,語言不僅是一種意識,而且是一種具有構造現實和對現實具有直接影響力的存在,或者說,符號世界就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甚至還可以引申一步,符號的這種現實性意味著人的一種存在方式,人與世界、人與人交往的方式,也就是語言的意識形態方式。這種交往方式的形態、內涵既是人的存在的一種反映,也是人的被存在的一種反映。這一思想對后來的法國結構主義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符號現實性是符號存在的外在形態和影響方式,表明它在現實世界中占有一定空間,但這種對空間的占有在更深層次上則意味著社會性可能,它呈現出了符號在發揮功能過程中所具有的環境意義和狀態。
  符號只能夠產生在個體之間的境域內,而且這一境域不是直接意義上的“自然的”……必須使兩個個體社會地組織起來,即組成集體:只有那時它們之間才會形成符號環境。個人意識在這里不僅不能說明什么,相反,它自己卻需要得到社會意識形態環境的解釋。[2][353]巴赫金所說的符號社會性,強調符號存在對個體性的超越,強調符號意義對個體心理的非依賴性,強調符號意義產生的語境性,而且這種語境是符號環境,也就是意識形態環境。這里我們可以把巴赫金與他的批判對象索緒爾進行一個簡單的比較。索緒爾曾就言語活動的基本模式給出一個圖示。索緒爾的圖示把言語活動區分為兩個基本方面,一是語音一物質,一是心理一意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圖示所表現出來的言語活動,似乎可以理解兩個單個的孤立的人之間的交流,沒有任何的語境化背景(見下圖)。(注:巴赫金對語言學史上產生的這兩種重要派別,尤其是對索緒爾的語言學思想進行了重點批判。索緒爾的語言學思想之所以受到巴赫金的格外重視,是因為索緒爾是現代語言學的開創者,被西方譽為現代語言學之父;而且不容忽視的是,索緒爾對20世紀早期的俄國形式主義產生過影響。這種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或許是促使巴赫金從馬克思主義立場思考語言學問題的一個動因。)
  附圖J11h02.JPG索緒爾的這種對言語活動的描述和認識,正是巴赫金所不能容忍的傳統語言學觀念的一個重要表現。盡管西方學界對索緒爾的語言學研究評價甚高,但巴赫金的批判也是不無道理的。巴赫金對語言意識形態性的強調,對語言意識形態性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性的強調,就是對索緒爾的這種個體性質的語言認知活動的一種克服。巴赫金說,“我們預先把意識形態現象及其規律性與個人意識相隔絕,就可以更牢固地把它們與社會交際的環境和形式聯系在一起。符號的現實完全由這一交際所決定”。[2][354]
  現在筆者為巴赫金超語言學的語言意識形態性作一個小結。語言意識形態性是活的語言的一種存在狀態或功能,具有本體意義;語言意識形態是符號化形態,是諸多的符號化模式的集合,它超越任何個體形式和心理形式;語言意識形態的“形態”之間的互動構成了語言生產的基本動力,也決定語言的意義內涵。
  (二)話語在語言學中具有決定性意義。話語是語言意識形態性的具體化和實現方式,由此巴赫金超語言學走到關鍵一步。傳統語言學(尤其是巴赫金重點批判的索緒爾語言學)認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語言,而且只能是具有結構意義的語言,因為言語是難以進行研究的,即使可以研究也是難以尋找出普遍意義的。所以,在索緒爾的語言學視野中,我們只能清楚地看到作為對象的語言,而言語本身只是他不得不涉及到的一種個體存在,一個模糊的背影。巴赫金認為,索緒爾語言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割裂了人與社會的聯系,從而割裂了語言和價值的聯系,這種對言語價值的忽視反映出形式主義者對語言的社會本質的無知。巴赫金所要做的是逆轉索緒爾語言學的排列順序。巴赫金不是從穩定恒常的系統出發,而是從具體言說出發,從活生生的對話事件出發,從具體的語言語境出發。“任何符號都建立于有組織的人們之間,在他們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之中。所以符號的形式首先既是由使用該符號的人們的社會組織,又是由他們相互作用的最接近的環境所決定的。”[2][362]正如筆者在上面提及的,巴赫金對話語的強調,絕不意味著對話語所包含的個人性(個人言說行為)的強調。對于言語的個人性質,巴赫金始終是持否定態度的,這反映在他對傳統的個人主觀主義語言觀的批判中。如巴赫金說,“對于個人主觀主義來說,獨白型表述也是最終的現實,是他們的語言思維的出發點。”(注:《巴赫金全集》第二卷,第433頁。關于這種所謂的“語言科學中的個人主義的主觀主義”的基本特點,巴赫金在該書的第二編第一章有如下四種概括:(1)語言是一種活動,一個由個人的言語行為實現的不間斷的創作構造過程;(2)語言創作的規律是個人心理的規律;(3)語言創作是一種類似于藝術的能被理解的創作;(4)語言作為一個現成的產物,作為一個穩定的語言體系(詞匯、語法、語音),是一個似乎死板的沉積物,是凝結了的語音創作的激情,是一個抽象地構造而成的語言學,以便在實際中把語言作為現成的工具來學習。第一種傾向的本質在于心理主義,認為語言是一種心理的事實,它的活動是一種個人的心理活動,其代表人物是洪堡。(參見《巴赫金全集》第二卷,第390-391頁。)獨白型表述的特點在于,它純粹是一種個人行為,它表現個人的意識、打算、意圖、動機和興趣等。盡管巴赫金把話語作為一個個具體事件和行為,但他把話語納入到既定語境之中,使得話語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是一種社會行為,一種個人交往對話的意識形態表現。巴赫金開始從個體語言交流進到話語實踐本身。
  話語是一種par excellence(獨特的)意識形態的現象。話語的整個現實完全消融于它的符號功能中。話語里沒有任何東西與這一功能無關,沒有任何東西不是由它產生出來的。話語是最純粹和最巧妙的社會交際medium(手段)。[2][354]話語意識形態性的界定,超語言學的最基本精神已經在這里初露端倪了,這也正是話語實踐在超語言學中具有決定性意義之所在——話語實踐必然產生對話。話語實踐是由兩個以上的人來完成的,或如巴赫金所強調的是由兩個“思想形象”來完成的,兩個思想形象的對接、組合、拼裝、整合,相互之間必然產生一種巴赫金十分期待和渴望的東西,那就是對話。所以,筆者上面提及的巴赫金的超語言學的符號化也好,符號的意識形態性也好,還有這里提及的話語實踐的超語言學意義,都可以是在為對話的出場做準備。對話也只有在言語意識形態性構成之際,在話語實踐可能之際,才出現,出現也才有意義,也才可能是巴赫金所追求的超語言學意義上的對話。
  對話是話語實踐的一種最基本的形式,也是巴赫金所提倡的超語言學的最有意義的語言存在。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第五章開篇著重指出了超語言學中對話的價值:
  語言學當然熟悉“對話語”這種結構形式,并且研究其句法亦即詞匯語義方面的特點。不過,語言學研究對話語,是把它看成為純語言學的現象,亦即從語言的角度來研究它,因此全然不會涉及交談者對話之間對話關系的特色。由于這個原因,語言學在研究“對話語”時,應該利用超語言學的研究成果。
  如此看來,對話關系是超出語言學領域的關系。但同時,它又絕不能脫離開言語這個領域,也就是不能脫離開作為某一具體整體的語言。語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間的對話交際之中。對話交際才是語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處。語言的整個生命,不論是在哪一個運用領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學、文藝等等),無不滲透著對話關系……
  對話關系又不可能歸結為邏輯關系,不可歸結為指物述事的語義關系;后兩者自身并不包含對話的因素。邏輯關系和語義關系只有形諸言語,變成話語,變成體現語言中的不同主體的不同立場,相互之間才可能產生對話關系。[1][252-253]對話是超語言學的真正追求,對話也成為超語言學惟一對象,對話也才使得超語言學具有超越的可能。
  總之,超語言學的話語實踐和對話追求從根本上改變語言學研究的方向,把語言研究的視野從語言的靜態存在引向了語言的動態存在,從語言的個體意義引向了語言的群體意義,從語言的單純表義性引向了語言的交流性,從一種不見言說主體的死的語言引向了一種主體進行言說和主體主導的活的語言,也就是在符號語境的交往過程中的對話性存在。在巴赫金看來,如果說對話不僅存在于超語言學而且也存在于傳統語言學的話,那么超語言學對話的特質在于,傳統語言學對對話關系的研究不涉及交談者自身的狀況以及由此形成的對話關系的特色,實質上對話關系是一種基于主體立場的話語實現。所以,在超語言學的視角里,對話性是語言的本質。
  二、超語言學與復調詩學批評之可能
  雙聲語的詩學地位——他人言語和直接引語——他人語言對傳統文體的發掘——超語言學與復調詩學批評
  當我們初步完成了對巴赫金超語言學基本特質的線性勾勒之后,當我們已經識別出巴赫金超語言學的意識形態性和話語實踐性所生成的對話性之后,巴赫金還使用了另一個更形象的術語試圖更清晰地界定他的超語言學思想,即“雙聲語”:
  我們要研究的對象,不妨說要研究的主角,便是雙聲語。雙聲語在對話交際的條件下,也就是在真實的活用語言的條件下,是必然產生的。語言學不懂得這種雙聲語。可據我們看來,正是這個雙聲語,應該成為超語言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1][255]如果說對話具有十足的哲學意味的話,那么雙聲語則可以說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對語言對話性的具體表述,雙聲語之受到巴赫金的如此關注而把它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其道理就在這里。此外,需要格外指出的是,雙聲語既可以說是話語形態之一種,由此歸屬于超語言學范圍;雙聲語又可以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語言形態之關鍵一種,由此又可歸屬于巴赫金詩學。所以,雙聲語這一概念的提出,既成為超語言學建構的核心,也成為巴赫金詩學建構的核心。雙聲語是巴赫金把超語言學引入詩學研究的重要途徑。
  雙聲語既然處于這樣一個樞紐地位,巴赫金也必然賦予它本身以極其豐富的超語言和詩學內涵。筆者覺得似乎可以從三個基本維度來剖析雙聲語:一是從巴赫金對話哲學來觀照雙聲語的內在精神;一是從巴赫金對中世紀民間狂歡文化研究來觀照雙聲語積淀的文體意味;一是從巴赫金超語言學中他人語言和直接引語研究來觀照雙聲語的形式特征。由于本文集中探討巴赫金超語言學與詩學之關系,所以前兩個方面這里只能略而不述。筆者在這里將直接進入到巴赫金超語言學研究中他人語言和直接引語的意義及其對雙聲語建構的影響。
  他人言語和直接引語研究是巴赫金超語言學中極為精彩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話語實踐的實質是對話性,而生成對話則需要對話人的參與。在巴赫金的詩學研究領域,對話人雙方的身份是作者和“他人”,對話也就是作者與“他人”之間的對話。顯然,他人言語的出場被設定在作者言語存在的前提之下,他人言語與作者言語密不可分。這種關系的構成必然是以他人言語被嵌入到作者言語語境中為基本狀態的。在作者言語和他人言語發生聯系之時,巴赫金敏銳地感到,傳統語言學研究的一個基本缺陷是,對他人言語被轉述語境的忽視,也就是說,對他人言語的存在條件和功能重視不夠。巴赫金指出,他人言語與作者言語之關系有兩種情形,一是轉述他人言語的線形風格。即:
  對他人言語采取積極態度的基本傾向能夠維護它的完整性和真實性。語言可以盡量創造他人言語的清晰而穩定的界限。在這種情況下,模式及其變體有利于更嚴格而準確地區分出他人言語,把它與作者語氣的滲透隔開,有利于他人言語個性語言特質的簡化與發展。[2][471]
  這一風格的最大特點是,在他人言語內部個性化削弱的情況下,建立其言語的穩定清晰的外部輪廓,使他人言語與作者言語處于一種平衡狀態。另一是轉述他人言語的描述風格,即:
  我們關注到一些直接相反的特質。語言不斷產生出一些更精辟透徹、更善于表達各種感情色彩的方法,使作者插語和評述注入在他人言語之中。作者語境力求達到分解他人言語的嚴密的封閉狀態。[2][473]
  所謂描述風格是指他人言語與作者言語的相互拆解,這種拆解又可能呈現兩個完全不同的情形:一是削弱話語與話語之間界限的積極性來自作者語境,作者語境以其語調、口氣(如幽默、諷刺、愛或恨、欣喜或蔑視等)浸入到他人言語之中;一是削弱話語界限的積極性來自他人言語,他人語境變得比圍繞它的作者語境更有力、更活躍,他人言語使作者語境失去自己所特有的更合乎常規的客觀性。這兩種他人言語與作者言語關系之情形,是巴赫金超語言學所極力要區分和研究的。這種區分的意義在于,描述風格中的后一種情況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發現的一種獨到的詩學風格,也是巴赫金力圖張揚的他的詩學基本原則。他人言語的風格狀態,使得他人言語與作者言語構造的相互理解、相互評價、相互辯駁的關系和積極的動態對話成為可能。
  巴赫金在他人言語基礎上還討論了直接引語。如果說他人言語是雙聲語的表現形式,那么直接引語就是他人言語的表現形式。巴赫金就是這樣把論題一步步引向具體層面的。對直接引語的探究使雙聲語原則更加穩固,語言對話性更加不可動搖。
  直接引語在俄語中具有獨特地位。巴赫金指出,在俄語中不存在笛卡爾式的純理性主義階段,也就是說,俄語中不存在那種充滿理性和自信的客觀主義的作者語境對他人言語的具體內容進行解析以建構間接轉述他人言語的復雜變體的語言現象。所以,間接引語在俄語中沒有發育起來,直接引語由此具有了突出意義。按照巴赫金的研究,俄語中的直接引語比較復雜,比如“有準備的直接引語”、“物化的直接引語”、“修辭直接言語”、“被替代的直接引語”、“準直接引語”等。盡管這種種直接引語的語言功能不甚相同,但巴赫金所強調的,不是作者言語轉向他人表述,把自己語氣貫穿于他人話語之中,而是相反,即他人表述貫穿和分布于作者所有的語境中,使其變得模糊和具有雙重意義。巴赫金的直接引語研究十分復雜,限于本文篇幅不可能展開來談。在此僅略提一下巴赫金關于言語干擾和他人聲音在作者語境中如何體現的論述。
  言語干擾存在于作為直接引語的他人言語與作者語境之間,是一種言語矛盾的表現。巴赫金認為,由于言語的修辭和評價作用,詞語的表現力通常會進入作者言語與主人公言語相互交叉的語境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我們先來看巴赫金的一個例子:
  那是一個冬天的夜晚,天氣晴好、寒冷;已經是一點多鐘了,可是在首都彼得堡一幢漂亮兩層樓房一個舒適、裝飾豪華的房間里,還坐著三位特別受尊敬的先生,他們正在就一個有趣的話題進行著引入勝很有氣派的談話。這三位先生都擁有將軍頭銜他們都坐在漂亮柔軟的安樂椅里,圍著一張小桌,邊侃侃而談,一邊安詳而又舒適地啜飲著香酒。[2][490]
  巴赫金對此進行了如下分析:在總共只有幾行的描寫文字里,修辭語“漂亮的”。“舒適的”出現兩次,此外還使用了諸如“豪華的”、“有趣的”、“很有氣派的”、“引人入勝的”等修辭語,如果僅從一般修辭意義上,我們肯定會對這種蒼白無力的描寫風格進行批判,但當我們意識到,這些修辭語都可以作為作品主人公的言語而加上引號而以直接引語的形式出現時,它們的力量就顯示出來了。一方面敘述者好像與“將軍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好像是在向他們獻媚,另一方面作者又在極力對所有這些可能的和實際存在的表述進行有目的的諷刺和挖苦。這段話始終是作者與主人公之間,修辭語與評價語之間,作者言語與他人直接引語之間的矛盾糾葛。這種言語矛盾已經超出了一般修辭學而具有了超語言學的意義。
  他人言語的聲音如何在作者語境中體現出來,還是先看巴赫金的一個例子:
  為什么他,公爵,現在不親自走近他,而是轉身離開了他,好像什么也沒發現似的,雖然他們的目光已經對視了一下。(是啊,他們的目光對視在一起了!而且他們還相互看了一會。)他不是想親自拉著他的手,和他一道去那兒嗎?他不是想親自在明天去他那兒,對他說他去她那兒了嗎?他不是在去他哪兒的半路上,當他的心頭突然充滿了喜悅時,他自己不是斷絕了與自己的魔鬼的關系了嗎?或者在羅戈任心中有一某種感覺,即在這個人今天的整體形象力量,在他說的所有話語中,在他的舉止行動和眼神中,能夠證實公爵可怕的預感,能夠證實他的魔鬼的憤怒詛咒嗎?有一種東西他自己能親眼看見,可是卻很難分析和敘述,不能用足夠的原因來證實,不過盡管有這么些困難,有這么些不可能,他還不是能夠說出全部完整的和強烈的、能不由自主地轉入最堅定信仰的印象嗎?信仰是什么?(噢,這個怪物,這個有損尊嚴的信仰和這個卑賤的預感,是如何折磨公爵的啊!他又是如何自責的啊!……[2][522]這是一個兩種言語不被一種聲音同等轉述的例子。他人言語在作者語境中的體現關鍵在于作者視野轉換成主人公視野,這種轉換不僅是語調性的而且是聲音性的,它體現在言語個性化特點的全部內涵中。這里的整個段落可以被加上引號而成為一種直接引語,它由此成為主人公的語言,但是從括號中可以感覺到作者的存在,作者視角的存在,但這是作者言語已經退而成為背景,而主人公言語則成為一種充分的話語表現。“通過絕對充分的表演,在他人言語和作者語境之間形成了對話中的一種對白對另一種對白的相似關系。作者用這種方式就與主人公接近起來,他們的關系在對話中形成了。這一切都有必要會得出結論,那就是他人言語絕對充分地表演”[2][523]當然,這種轉換的成功不僅僅是個人的心理和修辭因素作用的結果,而且更是一種被言語內化的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
  巴赫金對他人言語的研究,對他人言語與作者言語關系的研究,進一步從語言學角度鞏固了語言的對話本質這一結論,但在詩學研究,似乎還需要再進一步。巴赫金難能可貴的是充分地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他開始嘗試把這種超語言學研究結果帶入到詩學文體的研究之中,從雙聲語視角對傳統文體進行重新思考。
  文體研究通常意義上是詩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巴赫金之前的文論史留下了大量的文體研究成果。巴赫金文體研究的意義在于,從超語言學角度重新發掘傳統文體研究所忽視的東西,把文體研究與詩學研究進行新的整合,把新文體現納入到以超語言學為基礎的復調詩學的建構中。不難理解,只有文體研究成功,只有超語言學成果體現在文體研究中,巴赫金復調詩學才可能建構成功,才可能有理論和實踐價值。巴赫金才可能真正把語言學和詩學整合起來,實現他的詩學建構的理論理想。
  文體以語體為基礎。語體大致可分三類:指物述事類,以使人直接了解事物為目的;被描述客體類,最客觀最典型的形態是直接引語,它既有指物述事的內容,又是需要表現的對象;修辭模擬類,它表征著確定的人、確定的社會地位和確定的藝術筆調具有修辭意味。在三類語體之上,巴赫金重點對文體進行了分析。如仿格體、講述體、諷擬體、暗辯體等。先來看仿格體。仿格體是指使別人的指物述事的意旨服務于自己的目的,服務自己的新意圖。仿格體把他人言語如實地加以利用,給人以客觀色彩。但巴赫金指出,實質上,由于新目的從內部左右他人言語使得仿格體的客觀性不再可能,呈一種虛擬語象;是該言語又不是該言語,是雙聲性。仿格體的虛擬性被傳統文體研究所忽略。與仿格體相似有講述體。講述體是指作品中沒有作者語言,由敘述人代替作者說話,此處敘述人之講述似乎比仿格體的客觀性更重。但巴赫金指出,敘述人語言永遠也不可能成為純粹的客體語言,因為作者的態度貫穿到敘述人的語言之中,作者并不真正把敘述人的語言拿給我們看,作者從敘述人語言內部加以操縱以便達到自己的目的,由此敘述人的講述或多或少帶上了虛擬性質。接下來要說的諷擬體與仿格體和講述體大不相同。與仿格體和講述體相同的是,作者借他人言語來說話;與它們不同的是,作者要賦予他人言語一種意向,并且同那人原來的意向完全相反。巴赫金認為,諷擬體里不可能出現不同聲音融為一體的現象,不同聲音不僅各自獨立,它們更是相互敵視,相互對立。所以,諷擬體成為兩種聲音爭斗的舞臺。最后是暗辯體(對語)。無論是仿格體還是諷擬體,作者都是利用他人言語本身來表現自己的意圖;在暗辯體中,他人言語卻留在作者言語之外而沒有直接進入作者言語,但作者言語必須時刻考慮他人言語的存在,并且總是是針對他人言語而言說,盡管他人言語處于作者語言之外,仍對作者語言產生影響,這樣或那樣起著左右作者言語。[1][260-270]
  巴赫金稱仿格體、講述體等是“單一指向的雙聲語”,諷擬體等是“不同指向的雙聲語”,而暗辯體等是“積極型”(折射出來的他人言語)的雙聲語。巴赫金對三個細類的基本特點作了如此總結:
  我們不難看出,這里分析的第三細類(指“包括他人話語的語言〈雙聲語〉”——引者)同第三種類型(指上述的第三種語體——引聲)中前述兩個細類比較,大不相同。這一細類可以稱做是積極的,以區別于前兩種消極型。事實的確如此:在仿格體、講述體以及諷擬體中,他人語言被使用它的作者掌握在手里,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作者把不妨說是孤立無援的任人擺布的他人語言取了來,再將自己的意圖加進去,迫使它服務于自己新的目的。在暗辯體和對話體中則相反,他人語言積極影響到作者語言,強迫作者語言在其影響和左右下,相應地做出改變。[1][271]顯而易見,巴赫金的詩學文體研究已經在不經意中引入了超語言學思想。我們看到,在超語言學的觀照下,文體雙聲性的揭示使傳統文體具有了全新的意義,它們成為巴赫金復調詩學建構的基礎。更進一步,巴赫金基于自己的對話理想,突出強調了諷擬體、暗辯體在詩學中的意義,指出它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創造的基本文體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目的,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不怕雙聲語的不同指向都發展到極其強烈的程度。相反,這正是他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需要的。因為在他的小說里,多種聲音并存的現象不應該被取消,而應該大放異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他人語言所具有的修辭意義是巨大的。這里,他人語言在緊張地活動。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修辭上應重視的基本關系,是不同話語之間不斷發展的極其緊張的關系。這里說的話語,都是各自獨立、地位穩固的,各有自己的語義中心,而不構成某種統一的獨白,不受制于某種統一的風格和情調。”[1][280]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也更是巴赫金所追求的復調的詩學原則。
  巴赫金的他人言語理論從超語言學維度為其詩學的雙聲語設想提供了形式結構上的保證。從而我們可以明確地說,雙聲語的存在,雙聲語中對話思想的可能,無疑是因為在超語言中解決了作者語言、語境和他人言語、語境的關系。他人言語的獨立性、完整性和自我語境的設置,在作者語境之內存在,與作者語境相互影響,但并不被作者語境所消解;在某種程度上,他人言語的存在削弱了作者語境的影響力,使得它們之間有可能構成相互獨立、自由和平等的作用關系。這正是巴赫金所追尋的超語言學與詩學結合的理想境界。
  由于超語言學的確立,巴赫金為自己的詩學理論找到了學理基礎。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巴赫金對中世紀狂歡文化的研究和對超語言學的研究,構成了巴赫金詩學的最富有價值的雙翼。當然,倘若中世紀狂歡文化研究不落實到巴赫金反復強調的藝術的形式化方面,也還是與詩學批評的形式性本身存有某種距離,難以構成巴赫金復調詩學的有機內容。超語言學使我們直接看到了巴赫金詩學建構的可能,也更進一步理解了巴赫金復調詩學的革命性意義。
  〔收稿日期〕2001-01-09
《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50~56J1文藝理論豐林20012001文章從巴赫金超語言學出發,試圖揭示巴赫金復調詩學建構的可能及其意義。巴赫金超語言學是建構在對傳統純語言學批判的基礎上的,它強調語言的意識形態本性和話語在語言中的本體地位。這種超語言學在詩學研究領域的運用,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詩學。巴赫金通過對他人言語、直接引語、雙聲語的研究,以及把這一系列超語言學觀念引入詩學,使得他的復調詩學獲得了比較完整的堅實的形態。從超語言學視角出發無疑可以走向巴赫金詩學研究的最深處。超語言學/詩學/他人言語/直接引語/雙聲語/文體/復調meta-linguistics/poetics/reported speech/direct discourse/double-voice,style/polyphonicMeta-linguistics:Toward the Deepest Level of Poetics StudyFENG Lin(Editorial Office of《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Beijing 100009,China)This essay demonstrates Bakhinian meta-linguistics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polyphonic poetics.Bakhinian metal-linguistics is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and emphasizes that ideology is internal to language and discourse as its origin occupies a crucial position in language.Reported speech,direct discourse and double-voice 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in meta-linguistics as well as introduced into poetics study have made Bakhinian polyphonic poetics much penetrating and integrate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linguistics the deepest level of Bakhinianpolyphonic poetics no doubt will emerge.豐林(1960-),男,遼寧沈陽人,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文藝研究》編輯,從事文藝理論和西方文論研究。 《文藝研究》編輯部,北京 100009 作者:《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50~56J1文藝理論豐林20012001文章從巴赫金超語言學出發,試圖揭示巴赫金復調詩學建構的可能及其意義。巴赫金超語言學是建構在對傳統純語言學批判的基礎上的,它強調語言的意識形態本性和話語在語言中的本體地位。這種超語言學在詩學研究領域的運用,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詩學。巴赫金通過對他人言語、直接引語、雙聲語的研究,以及把這一系列超語言學觀念引入詩學,使得他的復調詩學獲得了比較完整的堅實的形態。從超語言學視角出發無疑可以走向巴赫金詩學研究的最深處。超語言學/詩學/他人言語/直接引語/雙聲語/文體/復調meta-linguistics/poetics/reported speech/direct discourse/double-voice,style/polyphonic
2013-09-10 21:22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從國務總理到修道士
陸徵祥(1871-1949年),字子欣,一作子興,上海人。中國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也是著名的外交官。他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曾經在倫敦傳教會工作....
革命先行者民國之父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本名孫文,字載之,號日新、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是醫師、近代中國的民主革命家、中國國民黨總理、第一任中華民國....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