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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書與語言規范化問題
辭書與語言規范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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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紀下半期,國外辭書界發生了三次“戰爭”(這是各國媒體所用的聳人聽聞的語詞):60年代美國圍繞著韋氏國際英語詞典第三版(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Third Ed.1962)的問世而引發的一場大論爭;80年代法國圍繞著拉魯斯詞典(Larousse)和法語純潔運動引發的一場大論爭;90 年代的英國,因柯林斯詞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發起對以“標準”英語為標志的老牌牛津系列詞典(Oxford Dictionaries)的挑戰,拉開了大戰的帷幕。今年8月牛津辭書系列推出《新牛津英語詞典》(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以下簡稱《新牛津》),向柯林斯進行反擊,“戰爭”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人們注意到,牛津這部詞典的問世,同時也意味著它向自己的老牛津傳統開戰。這部詞典陸續在世界各地上市,果然引起很大的反響。正如外電所云,pro & con(贊許和反對)的都大有人在。
  三次“戰爭”所觸及的問題十分廣泛,其中包括語文的純潔性,辭書的典范性,新近更涉及信息選擇和傳播的有效性,檢索的科學性等等問題,但是論爭中帶有普遍意義的論題,簡單說來,則是辭書(特別是語文辭書)應當著重描述性或記述性編纂方法呢,還是應當遵循規范性和指導性的編纂方法。爭論的焦點即在descriptive和prescriptive 這樣兩個語詞,意即描述或規范。
  描述和規范,對于社會語言學家和詞典編纂家來說,當然是個老問題。在詞典編纂過程中,專家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意識到并且實際要妥善處理這樣一個矛盾統一體。毫無疑問,辭書大戰是由商業競爭引發的,出版社為了爭奪市場,不得不對自己出版的辭書推陳出新,標新立異,以便贏得盡可能多的讀者。但是論戰的結果卻是促進辭書的更新,以及編纂理論的深化。論戰的深層意義在于應當如何對待作為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文字——的變異與規范問題。經過一場不流血的“戰爭”,在辭書編纂領域往往會出現新思路和新方法,同時積極推進和發展了應用語言學(特別是應用社會語言學)的有關理論。
  在往下探討描述和規范問題之前,我想插說一下剛才提到過的《新牛津》詞典,這對我們思考有關描述和規范問題,是有益處的。
  牛津系列的辭書,無論是多卷本的OED,還是非常流行的COD(“簡明”),多年來一直是辭書革新派攻擊和挑戰的對象。牛津的形象既是保守的可又是標準的,也許就是規范的古典形式。牛津系列辭書一直維持著這樣一種傳統。可是兩個月前出版的這部《新牛津》,卻走得很遠很遠,多少有點“離經叛道”的氣味,因為在打破陳規習俗(不一定是“陋習”)這一點上,真可謂做到它所宣傳的“新牛津”(New Oxford),“新英語”(New English )和“革命性的新收錄編排方式”(revolutionary new entry style)了。
  這部《新牛津》的編成,是由一個總編輯帶領著30 個高級編輯,21個(其中一人兼任兩科)專科顧問,加上28個(英國本土以外)的英語顧問,花6年時間,投資300萬英鎊(約合4000萬元人民幣),以內涵1億個語詞(書面語和口頭語)的語料庫(The  English  NationalCorpus)為基礎,并且充分利用了牛津擁有的例證用語資料庫( The Citation Database)4500萬條語詞資料(據估計每年可增長450萬條),可以說,這部新詞典的內容反映了本世紀下半期英語的真實情況。
  想在短時間內簡明扼要地勾勒出它的編纂思想和編排方法,那是很困難的;我來前翻閱了一天,所得的印象,一言以蔽之,可以表述為在收詞、釋義、注音、例證和編排五個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至于這些突破是否得當,可能各有各的理解和意見。不論贊許或是抨擊,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它在詞典編纂各個方面都有所創新。今天先把我翻閱所得的粗淺印象給大家說一說。
  1.收詞。首先是打破了老傳統,實行兼收并蓄,舉凡在當代英語里使用的語詞,雅俗都收。其次,沖破牛津系列語文辭書只處理“語詞”(words)的慣例,大量收取表達“實事”(facts)的專名(人名、地名、機構名等),而這些詞條按照過去的慣例,留給百科詞典或百科全書去處理。它企圖做到普通人手執一冊,便可解決日常生活所遇到的種種疑難。這種辭書編纂思想其實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語詞兼收百科的體例。本世紀初到本世紀中,我國出版的《辭源》、《辭海》都采用語詞兼收百科這種方針,用戶稱便;沒有想到本世紀末《新牛津》又走上這條路。
  2. 釋義。用最常見的單詞和通俗的文體,簡明扼要而又不失其精確性地進行詮釋,一反過去常常使用比所釋的語詞更不習見的字眼作簡略(不是簡要)或壓縮的詮釋方法,同時也避免使用循環釋義的無效方法。它提出要著重詮釋每個單詞的中心語義(core sense), 至于它所派生出來的次要語義(subsense),稍加解釋便可融會貫通。單詞如有多個中心語義,則分別列項。
  3. 注音。凡母語為英語的讀者一般都知道怎樣讀的單詞,一律不注音(這一點我反對,因為對于英語非母語的讀者,太不方便了),只對有異讀或容易誤讀的單詞以及所有的外來語注音。
  4. 例證。不使用編纂者自己生造的例句,盡量在語詞庫和例證資料庫中尋求實際應用(在書面語和口頭語中)的句子或短語。
  5. 編排。主要的革新是,一反本世紀以來牛津系列語文辭書排得密麻麻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版面,取消了辭書習用的縮略記號,都排全稱(如名詞用noun,而不用n.,動詞作verb而不作v.之類),讓讀者取得即時的直觀效果。如牛津系列其他語文辭書一樣,沒有插圖。
  以上是我個人的粗淺印象。可以看出,這些改革中有些是受信息科學和神經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影響而采取的新措施,也有些措施對某些用戶并不方便。但是無論如何,這部新詞典對辭書編纂家來說是有啟發的;對探討描述與規范問題,也會引起很多思考。
  (追記)我在當天的飯桌上說:我國的“辭書大戰”,可能已經打響了。《現代漢語規范字典》的出版,向《現代漢語詞典》發出了挑戰的信號,明年《規范詞典》編成問世,則更意味著向《現漢》發起全線總攻擊。《現漢》如何迎戰,是一個很嚴肅的很有意義的現實問題。
  現在回到本題。
  首先一個問題,規范是什么?或準確地說,語言規范是什么?
  語言規范就是一個語言群體在一個特定時期一個特定空間,經語言群體多數成員所公認的標準表達形式,這個形式是根據(個人的或集體的)交際環境,包括所處的社會生活習慣,以及思維方式而自然形成或有意識地制訂的,其作用是在調節語言的社會功能。
  由于社會生活從來不是一池死水,甚至封閉性社會也不會是紋絲不動的,社會公眾所使用的重要交際工具——語言/文字,也就不是一成不變的。社會在變動,語言也在變動,語言中最敏感的部分——語匯更是時刻在變動著。凡是活的語言,即有生命力的語言,每時每刻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而引起變異。我這里用的術語“變異”,就語匯的層面來說,意味著新語詞的出現,某些過時的(或曇花一現的)語詞的消亡,某些語詞的語義和用法發生變化(縮小或擴大或轉化);當然還得加上特定的社會集團(如階級、階層、校園……等等)在一定時期習用的變異。語言的變異沖擊著公認的習用的語言規范,這是毫無疑義的。變異沖擊規范,這就使保衛語言純潔性的人們或被稱為語言凈化主義者感到極大的惱火,但是沒有一個人或一群人能夠阻止語言(語匯)的變異,很難想像,人類社會或客觀世界永遠存在著100%純潔的或凈化的語言。語言的凈化是一種理想境界,是虛擬的現實,任何時代都不可能實現的。47年前(1951-06-06)《人民日報》的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里面也用了“純潔”一詞,但縱觀全文,這個詞在這里的涵義只是當今說的“規范”的意思。為了調節集體行為和交際活動的效能,語言群體有必要制訂規范;考慮到語言變異,又必須辯證地看待規范,因為規范(語言規范和社會規范)不是永遠凝固,永遠不變的;而語言變異對規范的沖擊除了帶來消極作用外,還會同時起某些積極作用,這就是說,語言的某些變異成分豐富了語言,至少豐富了語言的某些表現能力。變異成分的沖擊好比把新鮮血液注入原來的語言軀體里,加強了語言的生命力。為調節語言的社會機能即交際功能,人們需要規范;但為了豐富語言,人們應當歡迎某些變異的沖擊,何況誰都沒有力量阻止變異。自然不是所有變異都能起積極作用,這就需要篩選——有時是經歷了時間的考驗,作出自然淘汰;有時也可以作人為的努力,提倡或抵制某些不適當的變異;其結果某些變異成了規范,某些規范卻變成了不規范,或作出某些修正后還是規范。這就是上面我說的,要辯證地看待規范和變異的問題。
    *       *        *
  現在,我想就一個單字在辭書中的命運,描述出一幅錯綜復雜的圖景,引出一連串有關辭書與規范化值得思考和商榷的問題。
  我要說的就是“róng@①”字。如所周知,這個字如今很常見,常用,《中文之星》舊版漢字庫沒有這個漢字,因為國標基本集6763個字符中也沒有這個字。在計算機上使用《中文之星》舊版軟件的,碰到這個字,只好造字了。
  看看“róng@①”這個字在銷量超過三億冊的《新華字典》中的地位和命運,是很有意思的。
  《新華字典》初版本(1953)頁563,“róng@①”作字頭,為正字,括號中為“熔”字,注意:這里表明后來作為正字的“熔”不作字頭,失去了獨立資格。只是到了第二版(1957),“熔”卻變成正字,立了字頭(頁387),括號里的是“róng@①”字,釋義同,但例證除原有的“~鐵”外,加了“~點”。為什么?因為1955年文改會和文化部聯合發出的第一批異體字表,金旁的“róng@①”字作為異體字淘汰了。此后各版(從第二版到第八版)都如此。直到今年(1998)第九版才出現了新圖景。第九版頁424并列火旁和金旁這兩個róng字,金旁的一個róng下注:“同‘熔’”;火旁的róng不知為什么連括號()也省去了,人們看不出哪一個是法令淘汰過的字了。
  如果用戶簡單地機械地提問題,比方說哪一版符合規范化的要求?那么,答案是第一版就符合規范化要求,因為那時還沒有淘汰的異體字表,它依從慣例——或者準確地說,依從解放前銷行甚廣的《辭源》、《辭海》的處理方法。
  (追記)解放前《辭源》金旁火旁兩個róng字都收為字頭, 在“熔”字頭下注云:“與róng@①同。字書無此字。近科學中名詞,凡因火而融化者,多用此字。”但“róng@①”字頭下有釋義和書證而無注。
  解放前《辭海》兩個róng字均收為字頭, “熔”字下注云“俗字”,“róng@①”字頭處理如《辭源》。
  那么,《新華字典》第二版至第八版合乎規范嗎?當然合。那么,新版即第九版的處理合乎規范嗎?乍一看,不合。不合1955年的淘汰了的異體字表——那是部頒規范。或者可以說,它超越了規范。我說超越規范。我用超越兩字,意味著它不是故意違反規范,而是鑒于某些規范的規定已經落后于社會生活的需要,它不得不超越規范。用戶歡迎這種超越。如果它在“熔”字頭下加個括號(),里面放進一個1955年淘汰過的“róng@①”字,那就更加無懈可擊,完全合乎舊規范(須知那是43年前的規范呀!)。
  我暗暗想一想,《新華字典》第九版對róng字的處理, 豈不就是描述性的么?它描述了今日社會生活的變化引起的語言變化。但難道這不也就是調節語言的社會功能么?這不又是規范化么?于是,描述與規范真是矛盾的統一體。
  至于我提出超越規范的論點,是基于語言本身發展的現實。從理論上說,辭書不能完全等于國家標準,不完全等于國家規范。如果辭書完全等于國家規范,那就多印一點國家規范好了——何況國家不能把一切語言現象都列為規范,不能有那樣的眾多規范。更何況生活在前進,約定俗成的社會規范也在時刻發展著——保留,修改,變換。所以我提出一種觀點,那就是:辭書編纂必須依循國家規范,那是某種意義上的法令,但是同時必須睜大眼睛,注視著社會生活的變化和語言為適應社會變化而發生的變異。在適當的場合下,要敢于超越規范。我再說一句,超越規范不是反對規范,而是在規范指導下描述語言的新變化——在一定條件下,這種超越往往會促進有關的機構修正或補充規范條文。
  (追記)考察一下《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1996)和新版《現代漢語規范字典》(1998)對“róng@①”字的處理,是饒有興味的。
  《現代漢語詞典》:舊版不收“róng@①”,只收載在“熔”字頭的括號里,表明它是淘汰了的異體字(注意:括號中還記載了該字的繁體字,這種記述方法,二合一,容易引起混亂,不可取)。可是查找“róng@①”字的用戶,怎能知道它藏在“熔”字的括號里呢?新版有“róng@①”這個字頭,項下只有“同‘熔’”,無釋義。這告訴用戶此字應當到“熔”字那里去尋找釋義。
  《現代漢語規范字典》:金旁火旁都列為字頭。“熔”字頭下有括號,內注“róng@①”作為異體字,規定詞性為動詞。字頭“róng@①”注明詞性為名詞,且有附注,云:“‘róng@①’字在表示固體在高溫下變為液體的意義時是‘熔’的異體字;表示以上意義時〈指‘兵器’這個語義〉是規范字,類推簡化為‘róng@①’。”故這字頭下有括號,內為偏旁類推前的繁體字(róng@①)。這部字典確認金旁火旁是兩個不同的漢字,詞性也不一樣。在一定語義中,“róng@①”才是被淘汰的異體字。這當然是學術研究的結果,但是原來公布的異體字表卻沒有這樣的涵義。合乎規范么?可以說合乎,也可以說不,但符合我上面提出的論點:辭書應當超越規范。這不算違反規范。
  說到這里,我還想補充幾句話。語言的習慣勢力是很頑強的,甚至可以說到了頑固不化的程度。這種習慣勢力,不一定是堅持原來的老習慣,不一定堅持舊的東西,有時卻是死死守著新出現的東西,但保守舊事物則是更常見的。比方我國很多年前就全面推行公制度量衡規范,訂定了規范化的名稱,照理舊的叫法就不復存在了。前幾年我到副食店去買掛面:“我要1250克掛面。”店員睜大眼睛,反問:“什么?”我又說了一遍。“您究竟要幾斤幾兩?”我只得照舊式稱呼說:“兩斤半。”人們很久不習慣說多少克。很長一段時期,人們不習慣說1000克,寧愿說1公斤,或者索性說2斤(這個斤自然是市斤)。口頭語常常不符合規范的。現在食品的包裝上已經普遍使用幾百克或一千幾百克的字樣了,也許人們比較習慣了。辭書怎樣辦?不能因為推行公制(這是規范)而不收“斤”字,更不能不收“公斤”一詞,其理自明。
  請看看幾本辭書怎樣處理“克”和“公斤”,不止是饒有興味的,而且會很有啟發:
  克
  新版《新華字典》:“法定公制重量單位,一克等于一千克(公斤)的千分之一。”(這里辭書編纂家也不能不加上“公斤”這個不規范的語詞了,否則釋義將變成“一克等于一千克的千分之一”這樣的一句話,不是說了等于沒有說么?)
  《現代漢語詞典》新版:“國際單位制、公制的質量單位,1 克等于1千克(公斤)的千分之一。”舊版:“公制重量或質量單位, 一克等于一公斤的千分之一。”
  (按:舊版立“公斤”一詞并有釋義,新版無。)
  《現代漢語規范字典》:“法定計量單位中的質量單位,1000毫克為1克,1000克為1千克(公斤),1市斤等于500克。”
  這里列出的多種定義都是耐人尋味的。例如,什么是“國際單位制”?什么是“法定計量單位”?“克”表質量還是表重量或質量兼重量?如果您把書面語“1000克為1千克”讀出來,使人聽了不免發笑。
  上舉的例子,也許是極端的例子,但是其實質值得我們從辭書編纂的許多方面加以思考,比方在釋義的通俗性和準確性即科學性方面,口頭語習慣用法和規范化之間的關系,等等。采取簡單的機械手段來處理,固然省事,但用戶肯定不歡迎。如何妥善解決這樣的難題,應當是我們辭書編纂家的任務了。
  順便說一下,法國朝野很多人都是熱情的語言純潔主義者,他們經常為保護法語的純潔性而作不斷的努力。前幾年曾經倡議不讓幾百個英語詞匯原封不動地進入法語(至少不讓進入法國的官方文書),但是收效甚微,法國報刊還是充斥著例如week-end(周末),hot dog (熱狗),Hamburger(漢堡包)之類的美國英語詞匯。 社會生活迫使人們使用這些詞匯,實在很難阻擋的。
  新近,今年7月8日,全國名詞委(媒體給“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造的縮略語)發布了序號為101至109元素的中譯名和信息科學常用名詞。這自然是國家規范了。對此,海內外的術語界作出了不同的反應,也是有pro也有con的,這里不去論列,可是有兩點引起語言學界的注意:一是造了新漢字, 二是直接采用拉丁字母, 不用漢字譯音(如Java language定名為“java語言”。)
  辭書怎樣辦?
  辭書(特別是語文辭書)的規范作用是強有力的,是顯而易見的,是眾所公認的,但它不是強制性的,不具備法律效力。辭書不完全等同于國家標準,不完全等同于國家規范,辭書編纂家要在國家規范的指導下,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敢于超越規范。辭書有必要向用戶提供非規范的信息,或者換句話說,辭書在一般情況下(特定情況除外,例如給小學生用的小字典之類)可以給出當前規范所未能或沒有容納的描述或推論。(也許明天會納入規范!)在辭書編纂家的心目中,最好不要采取漠視社會規范的變化和它引起的語言變異,不要單純地采取“嚴防死守”老規范和語言凈化主義者的立場(當然要保持促使語言健康發展的立場),對待規范和非規范如同對待規范與描述問題,最好保持辯證的態度。
  (根據作者1998年10月20日在第二屆語文辭書學術研討會上發言記錄的第一部分整理潤色而成,刪去了原講話中關于辭書編纂在21世紀的趨向這部分內容。)
  (商務印書館 北京 100710)
辭書研究滬1~10H1語言文字學陳原19991999 作者:辭書研究滬1~10H1語言文字學陳原19991999
2013-09-10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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