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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嶺東學者楊毓輝、楊史彬的洋務思想
近代嶺東學者楊毓輝、楊史彬的洋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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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光緒中葉,上海崛起一座完全新型的學校——上海格致書院。主持院務的是著名思想家王韜,翻譯家、科學家傅蘭雅。參與命題、閱卷、評獎的有身居高位的李鴻章、曾國荃、劉坤一;有通曉時務名世的薛福成、鄭觀應、盛宣懷、周馥;有與西方世界接觸較多的通商口岸官員龔照璦(上海道臺)、聶緝@①(上海道臺)、吳引孫(寧紹臺道臺)、胡yù@②fēn@③(天津道臺)等。教學內容絕大部分涉及西學與時務。書院里有兩位嶺東青年學者楊毓輝、楊史彬。
  楊毓輝,楊史彬,潮州大埔人,約公元1889—1893年在校。他們的獲獎作品頗有思想價值,被王韜收編于《格致書院課藝》叢刊中。稍后的《皇朝經世文新編》、《皇朝經濟文編》也收入他們的部分著述。楊毓輝還編校了著名思想家鄭觀應的名著《盛世危言》(其中也收有楊氏的著作,或鄭觀應注明是引用楊氏的觀點),還著有《壽椿廬治平芻議》,《壽椿廬時務叢談》十卷。1986年,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大型資料叢書《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時,也輯入他們部分著作。現就涉獵所及,將他們的洋務思想簡述如下,從中可窺見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洋務思想水平,以及近代嶺東青年憂國憂民、追求新知,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熱忱。
      一 中西兼學,重在科學技藝
  楊毓輝主張中國教育必須改革,多設學堂,中西兼學,特別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1889年冬,他在《振興西學善策論》中說:“凡西學中之天算格致等學、每學設立學堂一所,延請真正名師,并購辦既翻譯及未翻譯各項西書,安置堂中。但須嚴定章程,凡學西學者,皆自華文始。譬如欲學算學,則需由《算學啟蒙》、《算法統宗》、《算式集要》以及《數學理》、《勾方表》、《代數學》、《對數表》、《三角數理》、《微積溯源》等華文之書始,然后再就西文書籍以廣之,引而深之。欲學格致者,則須由《格致匯編》、《格致啟蒙》、《格物入門》,以及《格致淺說》、《格物測繪》、《格物探源》、《博物新編》,與水火光聲電汽重等華文之書始,然后再就西文之書籍,深以造之,精以求之。其余各學亦然。務使各守一藝,各執一業,不得有紛營之念,不得存泛騖之心。中國果能如此講求,則四海從風,士習一變。于是精于西學者,并能精于中學,通于西文者,無不通于華文,不數年人才滿天下矣。”(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三輯,第779頁;第833—837頁;第829—833頁;第781—785頁;臺北版。) 為此,他又主張清廷設特科專考西學,派遣學生出洋深造。楊史彬于1893年冬作有《論仿西法振興技藝》,主張當道“宜仿武備學堂之例,設立技藝學堂。一設于北洋之天津,一設于南洋之上海,有成效后,再行逐漸推廣,由一縣而至數縣,由一省而至數省。開辦之初,延聘西國技藝名師,專司教習。凡聰穎子弟及有志之工匠,一概準其入堂學習”。他設想新式技藝學堂內設十所:奇珍所、格致所、圖畫所、化煉所、開采所、制作所、工程所、機器所、種植所、測量所,這些都是“振興技藝之學”,要精學技藝,“務使無一技不精,無一藝不巧,方可與西國爭衡也”,發展下去,“造成精奇物件者,果屬有裨于國計,有利于民生,更賞以榮耀頭銜,給以專利執照”。這樣,“制造可以多,夫而后商務無不盛矣”。(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三輯,第779頁;第833—837頁;第829—833頁;第781—785頁;臺北版。)他們都認識到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是振興中華與西方列強抗衡的基礎。特別是已經提出“專利”保護問題,這是中國較早的專利思想。這些認識是可貴的,因為當時還是鄙薄西學、鄙夷技藝的時代。
      二 發展工商,振興土貨,以收利權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用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之后,又接二連三掀起傾銷商品、掠奪中國資源的狂潮,中外貿易嚴重入超,利權外溢。怎么辦?楊毓輝、楊史彬主張發展工商,振興土貨,以收利權。1892年秋楊史彬作《論講求鐵政織務以收利權》,他說:“總而論之,今之時,非封關閉世時也。既難禁洋貨之不來,即難杜利源之不溢。使于此漠視之,恝置之,而不設法以轉移,流弊將伊于胡底!故鐵政織務皆當大加振作,以收利權,而最要者,無論鋼鐵織紡,不當僅資官用,并當趨乎時宜,以資商民之用;且不當僅資民用,并當投乎嗜好,以資外洋用。但使土鐵土布多銷一分,即洋鐵洋布多塞一分;外洋利息少贏一分,即中國利源少耗一分。雖漏卮尚未盡塞,而視昔之如水趨壑者亦自不同矣。”(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三輯,第779頁;第833—837頁;第829—833頁;第781—785頁;臺北版。 )在前引《論仿西法振興技藝》一文中,他具體說:“西人之于技藝,雖一絲一忽之細,無不賴機器之功,所由物美價廉,商務日旺也。今欲推廣機器,使工人盡造其精,莫如設機器所,以課生徒。先學造模之法,如鑄銅鐵、造螺輪等模,悉關緊要。機器則小而剪銅搓鐵,大而織布紡紗,以及打鐵爐、熔銅爐、倒焰爐,與凡制造所必需者,皆宜購備若干種,安置所中,備學生隨時揣摩,并由掌教親為提撕,明其制作之功,習其運動之法。學有成效,……可造成大小汽機,運往各處銷售,將見利權獨擅,國勢日新,何難駕西之上乎?”又說:設制作所,“專習大小工藝,……數年后,凡各種日用之物,皆能設局創辦,推廣銷售之路,擴小民之生計,即塞國家之漏卮也。”
  農業生產也要講求科學,主張設種植所,“專格農桑,凡土性之榮枯,地質之美惡,何種稻宜于潤下之區,何種麥宜于亢燥之地,如何壅田始不致苗而不秀,如何培種始可以豐而多收,水旱災荒宜何綢繆于事先,并如何補救于事后,桑則用何法培護,萎落方可無虞,蠶則用何法養烘,病疫方能盡免,凡此諸法,茍格以精心,究以實力,則種植之所自興焉”(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三輯, 第779頁;第833—837頁;第829—833頁;第781—785頁;臺北版。 )。這既是振興土貨挽回利權的一些辦法,也是農業的“科學種田”,即農業的現代化問題。
      三 設議院,以通下情
  1893年冬,楊史彬作《議院利害論》,采用辯論的文體,從十個方面系統地駁斥了所謂中國不必開議院,中國不能開議院,中國無法開議院等守舊論調。楊史彬寫道,在中國談開議院,“言其利者一人,言其弊者或十人;謂其益者百人,謂其害者千人,”守舊勢力遠遠大于革新勢力,“茍不舉其間利害,推闡詳明,將何以破浮言、成大局?”他將反對設議院的言論歸納為十條:一、開議院“則君無權,官無權,而權在議員”,于是,倒行逆施之弊就會發生;二、議院乃泰西之物,中國開議院,“蓋用夷變夏,賢者所恥也”;三、開議院,步西人之后塵,將為西人所輕視,有害無利;四、開議院,倘如法、美,不免弊端百出;五、俄國彼得大帝,曾私訪歐美各國,凡各國的有利之圖,無不仿行,獨不立議院,如果議院確實好的話,他為什么不仿行呢?所以中國也根本不必設議院;六、中國幅員廣闊,不同于西方,即使開設議院,也難通下情;七、西方議院,實權操于少數宰輔,君與民均無權,“所利者官耳,君民有何利哉?”八、茍立議院議員薪俸是個不小的數目,時事多艱,籌款不易,這筆錢從何而來?九、在中國,“天下之利,御史得據事直陳;天下之害,御史可危言相阻,是言官之設,利益良多,何須再立議院,以滋流弊乎?”十、利不大不圖,利不遠不為,“議院之設果能大而遠乎?”
  對于這十條,楊史彬一一具體駁難,并藉此論述了中國開議院的重要性與可能性。其所述觀點跟時賢王韜、鄭觀應等洋務思想家不相上下,甚至有所突破。他駁斥開議院是“用夷變夏”的論點時,所據理論即是“禮失求諸野”的說法;駁斥開議院如法美則弊端百出的論點,所持理論也是沿襲了王韜、鄭觀應的君主制權偏于上,民主制權落于下,君民共主最為善美的那些通行說法。當然,他的駁論中也有一些是較有見地的。針對所謂中國幅員廣闊、議院難以行通的說法,他認為,這個問題并不是不能解決的,可以仿照英國立紳之法,“英之城鄉市鎮每一地段分立士紳一二人,將地方利病曲直隨時布諸同院而上陳之”,中國如照此法,于各州郡縣,遍立紳士,“隨時采訪情形,達諸議院,何難利益溥于天下乎?”針對所謂開議院后議員薪俸難于籌措的說法,他認為,上議院多王公大臣,他們本有養廉,不需增加開支,而下議院議員,所需薪俸不多,不難籌措,再說,興辦如此大事,于國家有大益,花一些錢也是理所當然的。針對所謂中國已有御史言官,無需再設議院的觀點,他指出,言官與議員是兩回事,言官既不明大局情形又往往揣摩時趨,專看皇帝眼色行事,而議員則“行見大局,不致束縛”,可以直陳胸臆,議論大發。御史是代表君主行使職權的,言官也是從根本利益上維護君權的,而議員則是代表民權的,這大致指出了專制制度下的言官與議院制度下的議員之間的本質區別。
  楊史彬還具體論述說,學習西方,哪能僅學科技,而將西方政治體制摒棄于外呢?“泰西之富強,大都由于議院。其始立議院者,僅一二國,繼而各國聞風興起,莫不創立,藉通君民之情。……且使議院為西法,而上有以利國,下有以益民,亦當采彼所長,補我所短。不然,電報輪船,西法也;造槍炮,用機器,西法也,何不聞一概絕之?可見事之有裨大局者,原宜創行,初不必分乎夷夏。”就是說,只要有利于國家的富強,有利于民眾的利益,西方的政治管理體制如議院,也不妨引進。引進民主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制呢?他進一步論述說:“法美之制,固不當從,可從者,莫如意荷英德之制”,即選擇君主立憲制。日本“近來尚設議院,勵精圖治”,可資學習。又說,“蓋必設立議院,政可以有得無失,官不敢舞弊營私,民間有疾苦之情,立能上達,天下遇災荒之事,不壅上聞,何難庶績咸宜,百廢俱舉。然則議院之利益,誠可謂無窮矣”。“可見議院之行,誠為當今之急務”。
  值得指出的是,楊史彬眼中的“意荷英德之制”,即君主立憲制,在近代是非常進步的。它與民主共和制一樣,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都是以天賦人權論、社會契約論、自由民主論、三權分立學說為基礎的。不過,他對這種政治體制的認識還是模糊不清,朦朦朧朧的。如議院職能,他認為主要是起咨詢、通上下之情的作用,而不是定憲法,興民權的立法機關。他說,設議院后,“中國政事,議員能辯論是非,而不能發號施令。蓋議員所司者,議事之職耳,朝獻一治安之策,夕陳一富強之謨,務使利害之關鍵闡明,得失之機緣無隱,是其所職。若事之行否,仍須國家批準,方可照行,否則議員無擅行之理,安得謂君無權乎?”可見他們眼中的議院制并非完整意義上的民主制,而主要是傳統的重民思想。他說:“蓋古之為政皆重民,《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言國以民為重也。又曰眾心成城,言既重民,斯能得民心也。設使堂廉高遠,下情或不能上達,雖欲重民而無自,雖欲得民而未能矣。故說者謂中國亦宜設議院,達輿情、采清議,以追鄉校之遺風。”(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三輯,第779頁;第833—837頁; 第829—833頁;第781—785頁;臺北版。)他們對西方議會制的精髓尚缺乏了解,主要用傳統的重民思想來附會議院制度。在那個閉塞的時代,要徹底完整地理解西方政治體制及其動作過程,以及與之相宜的社會文化土壤,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康梁變法之前,主張學習“意荷英德之制”的人實屬鳳毛麟角,是君主立憲論的先聲,仍然具有進步意義。
      四 去穢政,興公益,設善堂,實行社會救濟
  晚清社會黑暗腐敗,弊政百出,各種怪現象層出不窮。厘捐為弊政中之至弊,厘局成為官吏搜刮民脂民膏的場所,尤應盡早清除。楊毓輝抨擊說,“厘局委員大則太守,小則縣令,……皆視厘局為利藪,鉆營者有之,奔競者有之,甚至賄賂公行,苞苴迭進,差一到手便以為此乃生財之地,機會不可失也。于是以多報少,百計彌縫,而司事差役又層層扣,其實數上解者大約不過十之三四耳。”厘金成為某些官員中飽私囊的項目,是吏治腐敗的根源之一。“終無裨于庫款,何如酌量減免反可惠彼商民!”(注: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第554-555頁;第529—531頁。)
  不但厘捐應裁減,嚴刑酷法也應酌改。1893年夏,楊毓輝又作《中外各國刑律輕重寬嚴異同得失考》,認為中律嚴西律寬,判刑輕重差異很大。如斷獄,“西律審訊案件,俱憑人證,從無刑訊之條。……中律不然,審案由官獨斷,原告被告俱須下跪,不論事之從違,動用刑訊”。除律載夾棍、拶指、枷號、竹板、擰耳、跪鏈、壓膝、掌責等刑外,“乃今之刑官,動用點錘、太平架、老虎凳板、罾吊、吃金餅,上鳳凰臺等刑,直出乎律之外,安得不嚴于泰西哉?”這也是應改革的,“為今之計,莫如設律例館,將中西各國律例逐條譯出,衡情酌理,匯為中西讞案一書”(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三輯,第779頁;第833—837頁;第829—833頁;第781—785頁;臺北版。 ),以資借鑒。這里他已提出借鑒西方法律,進行法律改革,特別是改革嚴酷的刑罚制度的問題,這在近代中國也是比較早的。我們知道,清政府借鑒西方法律,進行法律制度改革是1902年實行“新政”以后的事,比楊毓輝的提法晚了整整十年。
  楊毓輝還曾作《論泰西善堂》,主張仿西法,設善堂,實行社會救濟。他說:“自道光年間大開海禁,西人之工于牟利者接踵而來,操貿易之權,逐錐刀之利。民間生計皆為其所奪。未通商之前,大布衣被蒼生,業此為生者何可數計。自洋布、洋紗入口,土布銷場遂滯,紡績稀少。機軸之聲幾欲斷矣!帆船亦為絕大生業,當其盛時,北至天津、牛莊,南至八閩、百粵,凡舵工水手恃以養贍家口者尤多。自輪船入華,而帆船之失業日眾,帆櫓之影幾嘆無矣!近來中國貧民之多,職是之故。”“為今之計,非仿西法以設善堂不足安流民而歸久遠。”他認為西方善堂法良意美,很值得中國當道學習。方法是建立善堂,收留鰥、寡、孤、獨及其他難民,“教工藝,嚴部勒,潔居室,別勤惰”。其中,所謂教工藝,則男女不同,針對不同對象教給不同技能。男如做鞋、理破布、制木器、銅器等;聰明者教以印書、繪畫、制造、織造之細工;粗愚者,教以農工、種茶、種谷、墾地、肥地、興修水利等;女工,則教以紡線織布,刺繡縫衣,甚至讀書識字、烹飪等,讓他們掌握謀生技能,盡量自食其力。他還身體力行,奔走呼號,曾與江、浙、閩、粵有關人士籌辦直賑義捐,還參與倡設李鴻章批準的天津廣仁善堂,辦義學、施醫、施藥、施棺,且收養無業小童,教以工藝,織有藤器,刻有善書出售。他還奉勸世人,“竊觀各省富紳積財以貽子孫,不三代而盡散。何妨仿設善堂,收養萬人,立德立功,名垂不朽乎?”(注: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第554-555頁;第529—531頁。)表達了他心懷天下,憂國憂民,撫恤貧孤的善良社會愿望。而且這種積財不如積德的勸導,還是富有勸世意義的。
  此外,楊毓輝還非常推崇鄭觀應的洋務思想。鄭觀應也非常賞識這位青年學者。楊毓輝被鄭請去協助編校《盛世危言》,時為1894年。他在《盛世危言·跋》中稱譽“鄭陶齋觀察經濟才也,所著《盛世危言》高掌遠zhí@④”。讀其書,如讀“經世文編”,如披“名臣奏議”,“今之士大夫猶多鄙夷時務,有以西學用心者則譏之曰‘悖圣教’,有以西法相尚者則斥之曰‘攻異端’。……吾知斯編一出,世之不達時務者如聞晨鐘暮鼓,忽發省悟之心,如服玉札金丹,悉革聵聾之病,為斯人導其先路,使天下除厥弊端,不誠有裨于大局哉!”(注:《盛世危言·楊毓輝跋》,《鄭觀應集》上冊,第929—930頁。)。從《盛世危言》的社會啟蒙作用中,看到中國振興富強的希望。
  楊毓輝在維新運動時期,還著有文稿《權度考》,《壽椿廬治平芻議》,《壽椿廬時務叢談》十卷,內分《時務芻議》、《時務通考》、《時務新說》、《時務略論》、《時務要策》等,所論皆時務(即洋務),曾請汪康年《時務報》館代印代銷。今已難窺其全貌。
  盡管如此,我們仍能從上面敘述中看到他們的思想價值。而且這些思想反映了近代嶺東文化的開放性(向異域求新知、容納外來文化),務實性(檢討現實、改造現狀),民主性(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對未來美好社會的憧憬等若干特點,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84~89K3中國近代史范耀登199919991890年前后,在新式學校——上海格致書院里,有兩位令人矚目的嶺東潮州大埔籍青年學者楊毓輝、楊史彬。他們提出中西兼學,發展工商、振興上貨、以收利權;設立議院以通下情;去穢政、除厘捐、以便商民;仿西法、設善堂、實行社會救濟等洋務思想。值得加以評價、研究。楊毓輝/楊史彬/中西兼學/設議院/洋務思想  YANG Yuhui/YANG Shibin/promotion of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s setting up of parliament westernization ideas.The westernization ideas expressed by YANG Yuhui and YANG Shibin —— two youngsters in modern Ea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Liberal Arts College,Shantou University,515063At the new-type Gezhi School in Shanghai around 1890,thereemerged two brilliant young students YANG Yubui and  YANGShibin from Dabu County, Ea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Thispaper,  quoting rich materials,  itemizes those  points worthy of valuation the westernization ideas expressed by them as follows: study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leamings,develop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promote local goods so as to secure benefits and rights,set up parliament so as to find out the popular feelings and wishes, quit notorious politics and exorbitant taxes and levies so as to benefit merchants and the broad masses of people, imitate Western ways and set up social relief facilities,and so on and so forth.范耀登,汕頭大學文學院 515063 作者: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84~89K3中國近代史范耀登199919991890年前后,在新式學校——上海格致書院里,有兩位令人矚目的嶺東潮州大埔籍青年學者楊毓輝、楊史彬。他們提出中西兼學,發展工商、振興上貨、以收利權;設立議院以通下情;去穢政、除厘捐、以便商民;仿西法、設善堂、實行社會救濟等洋務思想。值得加以評價、研究。楊毓輝/楊史彬/中西兼學/設議院/洋務思想  YANG Yuhui/YANG Shibin/promotion of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s setting up of parliament westernization ideas.
2013-09-10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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