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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本開新,圓融會通  ——訪復旦大學哲學系主任吳曉明教授
返本開新,圓融會通  ——訪復旦大學哲學系主任吳曉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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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本刊特邀記者就高等院校哲學系建設的相關問題,采訪了復旦大學哲學系主任吳曉明教授。以下是這次訪談的紀要。
  記者:《哲學研究》擬開設欄目,開展關于高校哲學教學和研究體制改革問題的討論,為此委托我采訪貴系。
  吳:《哲學研究》作為一個專業性的哲學學術刊物,能夠組織這樣的討論,是對于我們哲學系建設的支持,是令人高興的事,我們理當積極響應,密切配合。
  記者:我國哲學事業的發展,與高校哲學的教學和研究關系極為密切。20世紀就要終結了,同時國家也正在以相當大的決心和物力推動高校教育科研體制的改革。您在這個特殊的時刻担任復旦大學哲學系主任,有什么感受?
  吳:個人的感受首先是忐忑不安。復旦哲學系的歷史雖然談不上十分悠久(創立于1956年),卻曾擁有一批海內人望、學界耆宿,如胡曲園、全增嘏、嚴北溟、王遽常、陳@①如諸位教授,他們對中國現代哲學的建設都曾作出過相當的貢獻。哲學系現有的格局和基礎都是由他們奠定的。雖然這些元老已先后仙去,本系仍有一批在各自領域中卓有建樹、在海內外均有相當影響力的著名專家、學者。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比例很高(57%),其中有些還是從海外學成歸國的。人才濟濟對一個系當然是好事,但如何管理好、協調好,使本系在原有成就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這對我們無論如何是一種考驗。但來自國家、學校和本系教職員工的支持和鼓勵,使我們仍然有勉力工作的信心。
  記者:我國哲學事業的發展,與綜合性大學哲學系的教學和研究關系極為密切。在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大時代下,尤其在上海這樣一個商業化和國際化程度都很高的大都市中,辦好一個哲學系,做好哲學的教育和研究工作,也許面臨一些新的問題,有些特殊的困難吧?
  吳:毋庸諱言,當代世界正經歷著一場深刻變革,從社會結構、文化形態、政治經濟觀念、策略乃至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都如此。這場變革由來已久。從西方看,遠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近則可以回溯到一戰以后,特別是席卷經濟、政治、文化各領域的全球化浪潮。對中國來說,遠因是鴉片戰爭乃至“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社會、文化所面臨的“千古未有之變局”,近因則是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出現的許多新事物、新問題。中國并不在世界變化之外,上海正處于中國變化的前沿地帶。從整個世界歷史的視角看,哲學乃至整個人文學科確實正處于一個特殊的時期,面臨著新的挑戰和考驗,中國、上海是這樣,西方世界也是這樣。在這個大背景下辦哲學系,首先要有一個清醒的戰略性問題意識,那就是:在這樣一個大時代中,哲學的意義何在?大學制度本身的意義又何在?如果對這兩個問題沒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哲學系乃至綜合性大學本身都有從當代的社會—文化結構中淡出甚至沒落的危險。
  如果哲學乃至整個人文基礎學科不直面現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它們恐怕難免淪為象牙塔中精致古董的危險。雖然對于人類世界而言,精致古董也許仍不失為一種必要的裝飾。
  記者:那您認為哲學的當代意義何在呢?
  吳:這個問題很大。我想我們應該稍微謙遜一點,先從中國哲學開始。這無非出于兩個考慮,第一:中國的哲學工作者,無論各自的專業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好,西方哲學也罷,最終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建設當代的中國哲學。在一定意義上,那些專業全都只是途徑,而當代中國哲學的建設才是最終結果。比如我們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即使再深刻、再地道,做出的成就仍然屬于中國哲學而非西方哲學。其次,中國的現實仍有它的特殊之處,它需要哲學,需要具有真正的中國風格、解決真正的中國問題的當代中國哲學。如果您不反對,關于這一點,我想多說幾句。
  記者:愿聞其詳。
  吳:中國社會、中國文化正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一些不適應現代化需求的舊體制、舊觀念正經受著“實踐的批判”乃至無情淘汰。另一方面,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之路究竟應當怎么走,中國的現代社會、現代文化究竟應當是怎樣的,到目前,還沒有一個十分清晰、確定的答案。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提出的問題是多方面、多層面的。例如自由市場、市民社會、法治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社會轉型期的價值觀重建問題;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問題等等,都期待著思想界、理論界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事實上,近年來知識界也已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探討。其中,在經濟學、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領域發生的多次討論都很引人注目。但現代化是一個巨大的課題,它可以也應當接受來自不同視角、不同層面的考察和分析。沒有哲學層面的思索,對這個課題的研究無疑是不完備、不深入的。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哲學乃是我們時代的真正的當務之急。問題在于,與社會科學界相比,哲學界的有關探討顯得有些沉寂。這種情形既不利于對中國現代化的理論探索,也不利于中國哲學本身的發展。
  記者:那么從哲學層面考察,中國現代化問題的主要癥結何在呢?
  吳:恰當地提出問題已是問題解決的一半。究竟如何從哲學層面抓住最重大的現實問題,并用哲學概念概括它、表述它,這恐怕正是中國哲學界目前應當正視的最迫切課題。我認為,從19世紀下半葉直到當前,中國社會、中國文化面臨的最重大問題是處理全球化進程中的現代化和民族化的關系問題(亦或可概括為“古今”、“中外”問題)。請注意,這既是一個現實問題,也是一個理論問題。這個問題非常艱巨,要從哲學角度研究它,需要錘煉一種成熟的、有較強穿透力和處理問題能力的理論框架,需要拓展一種廣闊的、有較高包容能力的思想視域。這恐怕必須經過幾代學人的長期努力。因此,圍繞這一目標,儲備理論能量、培養理論人才是當代中國大學哲學系的戰略性任務。如果一個哲學系不將此任務當作教學科研的最終目標,恐怕是有些辜負這個偉大時代的。
  記者:作為一位哲學系主任,您能否談談,在這樣的目標和任務下,應當怎樣建設一個大學的哲學系?
  吳:哲學系的建設離不開哲學本身的建設。只有哲學站住了,哲學系才會站住。哲學是一項歷史性的共同事業。毫無疑問,哲學系應當將哲學研究、哲學教育當作自己的靈魂。當然,我不是抽象的“一個哲學系主任”,我屬于復旦哲學系。我想結合本系的實際談一些具體設想。當然,這些設想大體是本系教工的共識,我無非代為表達而已。
  首先,我們認為,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比,哲學具有更強的歷史性。偉大的哲人并不能被取代或包容。哲學研究必須建立在對那些不朽的思想資源的不斷挖掘和汲取上。當代中國哲學擁有三大思想資源、三大思想譜系: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二是中國傳統哲學,三是西方哲學。這正好對應了哲學下屬的三個二級學科。哲學的研究、傳承落實到具體工作上就是學科建設。我們正是以學科建設為龍頭,同時帶動科研、教學和梯隊建設。
  另一方面,正像剛才提到的,學科建設應當始終面對生活世界,應當始終將當代中國哲學本身的建設當成自己的終極目標,回答現實生活提出的問題。應當看到,當代中國現實是一個高度復雜、迅速變化的多方面整體。一方面,在當今世界經濟—文化—政治的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中國的現實和理論都不可能孤守一隅,自外于世界潮流;這意味著,當代中國哲學只能形成于和世界哲學特別是現當代西方哲學的對話之中。另一方面則應看到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辯證關系。對話并非“水乳交融”,中國哲學既不應當也不可能完全融入西方哲學之中。這就向我們提出了在當代思想視域中重建漢語思想傳統的理論任務。我想,只有當中國哲學實現了一種真正的自覺,真正擁有了與西方哲學保持距離、劃清界限的能力和底氣,中西哲學才能展開真正富有成效、相互啟發的對話與溝通。限于原本與譯本之間的“對話”是勉強的、無益的。總之,和其它精神形態一樣,民族的哲學才具有哲學的世界價值。
  最后,必須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于當今世界體系的適用性。在別的場合我已談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全球性和當代性(參見《天津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在這里, 我只想強調一點: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越是通過互聯網這種異化的最高形態日益陷入分析理性的牢籠中,馬克思的哲學就越能發揮它犀利、深邃的批判力量。全面深入地剖析世界尺度內的現代資本主義體系的能力,乃是馬克思哲學之真正的優越性所在。我們是將馬克思的哲學當成富有生機的思想資源來看待的。我們認為,與教條化的做法相比,這樣的態度能夠更好地堅持馬克思主義。
  總之,馬哲、西哲、中哲三大思想資源之間的視域融合,或許是當代中國哲學的希望所在。圍繞這一共識,我們的二級學科建設就形成了一點自己的特色——
  記者:這是否指加強二級學科間的對話和交流呢?
  吳:對!您概括得很好。我們的大部分二級學科,原先就有相當的基礎,其中的現當代西方哲學研究和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其地位可以說在國內哲學界是不遑多讓的。
  至于二級學科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可以舉一些例子來說明。例如,近年來,我們很是留意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現當代西方哲學的學科間對話以及中西哲學比較。已經有一批教師拿出了一些較有份量的成果,初步形成了一些研究特點。如特別注意在哲學根本問題域的層面、存在論的層面展開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話,用發展較為成熟的現代西方存在論的話語系統去挖掘、梳理馬克思哲學中所蘊涵的豐富、深刻的存在論思想,同時用馬克思的存在論哲學批判、清理、引導現當代西方哲學中一些消極、含混傾向。因而我們決不能同意某些西方學者將馬克思稱為“一流社會學家、二流哲學家”的判斷,相反,我們認為,馬克思對純哲學的貢獻是劃時代的,馬克思的哲學是當代思想必須加以認真汲取的資源。據我們所知,在純哲學層面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挖掘、開拓和重建,并在此基礎上展開與當代西方哲學的對話,這在國內哲學界尚不多見。我們將沿著這條對話之路走下去。
  記者:我想,你們這個做法無論對于大學哲學系還是對于專業的哲學研究部門都具有借鑒的意義。據我所知,某些哲學研究單位分支學科分得很細,至今還沒有打破學科間“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狀態,導致在某些共同性問題上缺乏共同語言。學科間沒有必要的對話,就會嚴重地限制人們的眼界,使思維僵化,看不到最有意義的時代性課題。這樣,也就不可能充分發揮您所說的馬克思哲學那種犀利、深邃的批判作用。
  吳:確實是這樣的。就拿馬哲和西哲之間的學科對話和交流來說,這種對話完全不是抹殺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現當代西方哲學的距離和界限。沒有距離和界限的東西是無須進行對話的。反過來說,對話非但是溝通、交流的條件,同樣也是真正劃清界限的前提。只有在對話商討、交互闡釋中,才能明白馬克思哲學之超越于現當代西方哲學的實質內涵與真正意義。
  當然,除了思想探索性的研究之外,我們同樣注重嚴謹、精細、深入的學術前沿研究。也許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在這方面復旦大學擁有較強的研究實力。并且有相關的研究實體。除了幾位長年在此領域學有專攻的學者之外,還擁有相當出色的硬件。尤其是擁有大量的第一手外文資料(包括英、德、法各種語言)。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國外出版的馬克思主義方面的書刊資料,那是相當全、相當新的。由于馬克思主義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當代性,對它的研究就決不能固步自封、坐井觀天。只有在世界性、當前性的開闊視域內,才能更好地掌握、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記者:那么,貴系的對話、交叉式研究,是否主要集中在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主要集中在哲學內部的分支學科之間呢?
  吳:也不盡然。我們在哲學與其它學科的交叉滲透以及中西哲學比較方面也做了不少事情,目前也要推出一系列有關的科研、教學與寫作計劃。但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重要的問題在于基礎的積累,否則真正的對話是不可能的。對話所需要的基礎性條件,大體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學科本身已有較為成熟的研究成果,其二是對話要成為研究者自身的迫切需要。就此而言,我們的西哲和馬哲的對話條件最為成熟,其次是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開始有較大的進展。此外,我們嘗試建立一個研究中心以使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同現代科技的發展以及當代社會生活的變革形成活躍的相互滲透,并且設計了一個“哲學交叉學科”的建設計劃,其中包括歷史哲學、法權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哲學、社會哲學、道德哲學等等,以期開拓出交叉研究的新領域。當然,這樣一些意圖目前主要還是嘗試性的,還有大量工作要做。關鍵在于我們將對話、會通作為一種較普遍的研究取向。這個問題下面還要談到。當然這并不妨礙,相反是促進了學科之內的建設。實際上,如果我們在二級學科方面原先沒有較雄厚的科研教學力量,這種對話式的研究也是難以展開的。
  記者:能具體介紹一下貴系二級學科各自的特點嗎?
  吳:目前我們有四個博士點(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和科學技術哲學)和七個碩士點。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有兩個特點。第一是注重在本體論層面上對馬克思哲學的挖掘和闡發;其次則是注重對馬哲史(特別是馬克思的早、晚期手稿)的研究。西方哲學方面則特別以現當代西方哲學的研究見長,劉放桐教授所編的《現代西方哲學》多次再版,被公認為國內該領域權威性的教材。中國哲學則以宋明新儒學、中西哲學比較見長。我們的科學技術哲學專業較注重對科技與社會的關系問題的理論探討。在實踐上則注重研究上海這一國際化都市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有關問題。當然,我們的二級學科建設在結構上也有不甚合理之處,某些專業的教學科研仍然有待進一步加強。
  記者:與兄弟院校或國內其它研究機構相比,貴系的學科建設狀況的水準如何?
  吳:這個問題提得很尖銳。就具體專業而言,肯定是互有短長。就綜合實力說,復旦哲學系或可說亦屬一流,且發展勢頭較為強勁。我國第一批有資格建立哲學博士后流動站的就有我們。這也能說明一點問題。我們的態度是踏踏實實地做自己的事,同時也全面了解中國哲學研究的最新狀況,最近我們開始與《哲學研究》編輯部合作編輯《中國哲學年度發展報告》,那里會有一些我們對國內哲學研究狀況的總看法。不過總的來說,我們的著眼點是當代世界哲學,是自己的學科建設。保持這樣一個平和、進取的心態也許可以多做一些事情。
  記者:貴系在人才培養方面有什么特點?
  吳:這要從兩方面看。首先當然是對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培養。其次也包括梯隊建設,尤其是對青年教師教學、科研能力的培養。剛才已經提到,我們以學科建設為中心,同時帶動教學和梯隊建設。具體地說,復旦哲學系一向重視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基礎教學,其中特別重視培養他們親近哲人、研讀原典的能力。我們一貫認為,哲學研究入門須正,取法須高。在本科教學上,這一點就體現為特別重視圍繞馬哲、西哲、中哲三大思想資源的一系列配套課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西方哲學史——現代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史——現代中國哲學等)。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本科生在學習這套課程之前,有一門入門性的“哲學概論”課。原先我們也只是想嘗試一下,特意派了一個學養、口才都不錯的教師開此課程。結果反響之好出乎預料。非但本系學生反應熱烈、哲學思維的興趣大有提高,還吸引了大批外系甚至外校的學生。結果原先的教室人滿為患,只好換了一個最大的教室(可以容納200多人)。在研究生教學方面, 我們一向注重原典的研讀。我們專門開設了跨專業的原典研讀課。也就是說,凡是復旦哲學系的碩士研究生,無論攻讀什么專業,都必須在以下三門課中選上兩門課: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周易》。博士生則必須在《精神現象學》、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陽明傳習錄》中選擇兩門作必修課。為了保證全體學生有足夠的精神食糧,我們的資料室不斷地大量添置新的中外文書刊,并且從周一至周五(包括晚上)開放。同時,為了更好地引導學生的學術熱情,我們定期為本科生請來名教授舉辦“導師專題講座”,為研究生舉辦“學術沙龍”,營造師生平等研討的學術風氣。
  記者:這些教學措施的效果如何?
  吳:可以說相當好。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哲學系的課程(無論是本科生的還是研究生的)都能吸引相當數量的外系、外校學生。甚至有些外系本科生(包括主修國際金融、管理等熱門專業的學生)因此重新選擇了自己的學術志愿,到哲學系來攻研了。要知道,復旦學生的素質都很好、口味很挑剔,得到他們的肯定并不容易。也許對外校來說難以想象的是,我們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程一向很受學生歡迎。在20世紀末的上海,這可能是一個有點奇特的現象。應當特別提到的是,1995年以來,復旦幾乎每年都在正式高考之前招收一批素質極佳的高中生,分別組成文理科基地班。文基班的同學在前兩年中不分專業,學習人文學院的基礎課程,到了第三年則在中文、歷史、哲學之間擇定一個專業繼續學習。第一屆文基班的學生今年剛剛畢業,其中最優秀的學生幾乎都選報了哲學系的研究生,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們教學的成功。
  記者:這確實不太容易,特別是在現在這樣一個崇尚實用的時代。《哲學研究》在80年代的一些評論,就提倡以現實問題的研究帶動和促進基礎理論研究。你們是否贊同這個原則?這個原則能否在大學哲學系的教學和研究中有效地貫徹?
  吳:我們當然贊成這個原則。剛才我所說的問題意識實際上已經包含了這個意思。脫離了當前最重大的現實問題,基礎理論的學術探討也不可能有成效。再從培養人才的角度看,在當代社會,哲學系的本科生以后真能從事哲學研究的并不太多。我們也得為那些今后要從事其它職業的學生著想。基本的做法是在三年級時做一個意向調查,無意研究哲學的學生會得到一些更實用的通才教育,同時所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有參加社會實踐的機會。我們的社會實踐可是動真格兒的。一般是與市政府或區政府聯合,就一些迫切的社會現實問題進行大規模的科學調查。我們的“再就業工程調查”得到了一些相當重要的成果,被評為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一等獎(同類其它獎項都被市政府的專門調研機構獲得),目前我們正在進行國有企業的調查,并且與楊浦區政府聯合,建立了一個社會調查基地。這些實踐大大開拓了教師和學生的視野、提高了學生從事社會工作的能力。有些畢業生踏上工作崗位后,取得了比較驕人的成就。這種調查研究也實際地促進了基礎理論研究。因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理論和實踐的結合都是相當重要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它不應游離于社會生活之外,而應深入社會生活,把握時代的脈博,回答時代的重大課題。即便是基礎理論研究,真正的革新和創造也必定植根于時代的重大現實問題的解決,因而,當代中國哲學的任何一個有價值的成果也必定與這些問題的應答密切相關。至于對于從事各種行業的畢業生來說,關注現實問題研究的益處就更加顯而易見了。根據最近畢業生反饋的情況來看,參加過大型社會調查并且積極有為的學生明顯地受到用人單位的歡迎,因為他們能夠更加有效、靈活、妥實地運用所學的哲學理論。
  記者:這確實令人鼓舞。
  吳:當然不能盲目樂觀。但我們有理由說,哲學系已經走出了它的低谷期,90年代初各大學的哲學系都一度相當蕭條,有的還改換門庭,辦起了其它專業。當時,復旦有一位老領導說:“某些系科復旦可以沒有,但決不能沒有哲學系。”這話是極有見地的,也給了我們很大鼓勵。所以,那段時期我們的隊伍并沒有太大的削弱。現在的情況更好了一些。但還是那句話,只有哲學本身站住了,哲學系才能站住。最終還是要靠學科建設來決定一個系的前景。當然學科建設大家都在做,但復旦哲學系的特點也許在于,更加注意汲取大的思想資源,更加注重在哲學基本問題域的層面上關注現實生活世界,更加注意在新的思想境域中重建中國哲學,更加注意對話與交流。一言以蔽之,“返本開新、圓融會通”,“非曰能至,心向往焉”,不管我們最終的成績如何,哲學研究應當有這樣的氣象和境界。
哲學研究京51~56B1哲學原理本刊特約記者20002000 作者:哲學研究京51~56B1哲學原理本刊特約記者20002000
2013-09-10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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