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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之際北方儒學的繼承和發展
金元之際北方儒學的繼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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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文明史上,每當強大的外族勢力入侵并引起政權的更替時,不同文明形態之間的沖突、對抗就更為直接、更加激烈,這時原有國家或地區就面臨著固有的文化傳統的存亡問題,如埃及文化、希臘文化、巴比倫文化、印加帝國文化等,都由于外族的入侵而變質或毀滅。中原文化雖然從來沒有因為外來文化的沖擊而中斷,但是并不能說就沒有危機。就拿金元之際來說,假如沒有一批道統觀念極強的知識分子在為挽救儒家文化的命運而奔走的話,漢族文明所受的沖擊將會更大。儒家與佛、道不同,儒學是要講治國道理的,統治者是否用其人、采其說關系極大。故此,在這一時期儒學的繼承與發展是儒士們所肩負的極為重要的任務。從儒士們的活動來看,主要有兩條線索:
  (1)亡金士大夫致力于金代儒學的保存與繼承
  首先是儒學人才的保存。
  蒙古族統治者入主中原之初對中原地區社會秩序造成極大破壞,儒士和其他漢族一樣,毫不例外地遭受著被屠殺、被掠為“驅口”的命運,或是担負沉重的徭役,過著顛沛流離、妻離子散的生活。名儒竇默的遭遇就十分典型,《元史·竇默傳》:
  會國兵伐金,默為所俘。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其鄉。家破,母獨存,驚怖之余,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藁葬。而大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
  這種由于得不到應有保護而四處避禍的現象,是極為普遍的。為此,元好問見金朝大勢已去,于亡國前一年(1233)即作了著名的《癸已歲寄中書耶律公書》,內云“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以良相亦須群賢鼎助及儒士成才之難為由,薦“圣者之后如衍圣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等等共五十四人,并云:
  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tán@①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弊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于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1〕
  元好問于金亡之后不仕于蒙古,可知其此番薦舉并非向新政權表忠心,而是為了保護人才。其實耶律楚材何嘗不是存有此心呢?當初耶律楚材應成吉思汗之召于1218年投向蒙古時,除了功名思想的驅使外,更重要的是出于“潤色吾術唯恐后,扶持天下敢為先”的動機。〔2 〕但最初成吉思汗只是把他當作一名術士,他未能真正推行儒家的治道,有些失意,但仍表示:“人不知予我不憂,濯纓何必揀清流。良材未試聊耽酒,利器深藏俟割牛。”〔3〕后來得到窩闊臺信任時,即選拔, 起用了一批儒士,而那些受到提拔、保護的儒士如梁陟、趙著等等自然是竭力地推行儒道。其實也不只是亡金士大夫在作保護儒士的努力,如窩闊臺即位,依西夏人高智耀之請,西夏境內儒人取得免役權;憲宗二年(1252),汪古部人月乃合料民丁于中原,考試儒人,“通一經即不同編戶”,儒人取得免丁權,等。這樣就提高了儒士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在眾多人的努力下,憲宗元年(1251)蒙哥汗曾詔免海內儒士差役乃可嘉的成果。
  還須注意的是,一些漢族世候招攬儒士,在客觀上也起到了保護儒士的作用。王惲《史天澤傳》:
  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游依。若王滹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判、曹南湖、劉房山、段斷昌、徒單侍講,為料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4〕
  這些都是金末名士。依附史天澤的還有張德輝、楊果等;宋子貞、商挺、王磐、劉肅、徐世隆、李昶等則投奔嚴實,王鶚等投奔張柔。
  他們在經遭戰亂后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尤其是嚴實父子與宋子貞、徐世隆等于太宗年間在東平興學,行科舉,制禮樂,既保護、起用了一批來依的名儒如商挺、王磬、李昶、劉肅等等,又從東平選撥、培養了一批后來成為中統、至元間名臣的儒生如李謙、孟祺、閻復、王構、王惲等等,在山東地方透露出北方地區生機漸復、文治漸興的消息。
  其次是對儒學文獻的搜集、整理和刊行。
  1232年,張柔從睿宗伐金,“金主敗走睢陽,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于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實錄》并秘府圖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余家,衛送北歸。”〔5〕
  1233年起,元好問在聊撰《中州集》,直至1249年方成,龍山趙國寶為鋟木,張德輝為后序。元好問“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已所當為,時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愿為撰述。奏可,方問館,為樂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為《中州集》百余卷。又為《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為記錄,雖甚醉不忘。于是雜錄近世事至百余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6〕魯迅曾贊許道:“元遺山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愿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7 〕后來元朝纂修《金史》時多本其所著。
  1235年,渾源劉祁《歸潛志》成,自序曰:
  獨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人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書,以志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
  1236年秋,順天賈輔建成“萬卷樓”,郝經于1244年春作《萬卷樓記》云:……侯(指賈輔)獨不然,息民保境,禮賢聚書,勸學事師而已,于是取眾人之所棄以為已有,河朔之書盡往歸之,故侯之萬者獨書焉。河南亡,眾人之所取者如金帛子女復各萬侯之書又得萬焉;淮南亡,眾人之所取者如初,亦復各萬,侯之書又得萬焉。故南北之書皆入侯府,不啻數萬卷焉。……方干戈壞亂,經籍委地,侯獨力為捆拾,吾道賴以不亡,雖孔氏之壁、河間之府不是過也。”同一年,耶律楚材“置編修所于燕京、經籍所于平陽,由是文治興焉。”〔8〕等等。 可以看出,一些有識之士都在致力于文化典籍及掌故的收集、保存,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使前代文化不因朝代的更替而中斷它的延繼。除了以上一些較為顯著的事例外,亡金士大夫及其后人、門生編輯個人的庥子也應屬于這一范疇。當然,通過書院、學校或家居授徒更是對儒學的保存和繼承,從郝經、白樸等等后輩大家身上可以看到優良文化傳統的延續;丘處機等借全真教以保存漢族文化,以其濟世精神亦為儒學贏得一脈尚存,這些,此處就不詳論了。
  (2)趙復等理學家對理學的傳播及探討
  《宋元學案》卷九十至九十五之“魯齋學案”、“靜修學案”、“草廬學案”、“靜明寶峰學案”、“師山學案”、“蕭同諸儒學案”已為元代理學勾畫了大致的面貌。然而,吳澄到至元年間才被征至北方,陳苑、趙偕則為江西、浙東陸學一脈,鄭玉為元中后期人,劉因、蕭、同恕在金元之際年歲尚小,蕭、同二人更是偏在秦中奉元一隅,所以屬于本文論述范圍的只有魯齋學案。
  趙復來到北方,是理學在北方大規模傳播的開始。就現有材料來看,在太極書院講學和載經南游是趙復傳播理學的兩個主要活動。太極書院的出現無疑是當時學界的一件大事,而在書院內宣講的程朱理學也就不能不引起北方儒士們的矚目,所以,除了由官方所選定的“俊秀之有識度者”為道學生外,還有聞訊“徒步往從”的人。然而,只在一處傳學不免有些局限性,何況當時的社會狀況還遠未安定,許多著名的儒士都分散在各個漢人世侯幕府,未能直接接觸到理學思想。因此,趙復載經南游是為了讓更多的人接觸到程朱理學,尤其是針對社會名流,想利用他們的名望為理學在北主的傳播推波助瀾。在這點上,趙復和同時被俘入燕的應城名儒硯彌堅不一樣。硯彌堅在“戊戌試”中選后,隨即定居真定,“著儒籍,專以授徒為業,”〔9〕培養了劉因、 滕安上等后輩名儒,是從底下做起。相比較而言,趙復的做法似乎更為有效些。趙復南游所載之經為《伊洛發揮》,即闡述發揮周程理學的宗旨;所經之地則有順天、趙、魏、東平、濟南等,其中尤其順天、東平、真定乃人文薈萃之地,此行盡管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傾心于理學,從接觸到接受總是要經過一段時間,許多人是半信半疑的,但從楊奐、楊弘道、元好問等對趙復的推重,以及郝經因趙復之言而名重的現象來看,趙復此行贏得了聲譽,擴大了理學的影響。后來,河南行省德安府安陸縣設有“江漢書院”一所,以紀念趙復。
  值得注意的還有輝州蘇門山的三星輝映現象。《元史·姚樞傳》:
  辛丑,……攜家來輝州,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注書以歸,謂其徒曰:“rǎng@②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
  《元史·許衡傳》:
  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已任。
  《無史·竇默傳》:
  ……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以為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
  姚、許、竇三人此時已十分傾心于程朱理學,(當然,竇默的接受渠道是來自孝感令謝憲子,但在與姚、許一同講習理學時,也可說間接接受了趙復的影響。)相互切磋、探討,所涉及范圍很廣,而終以程朱之學為指歸。姚樞原以官位知名,而棄官研習理學;許衡原以傳統儒學知名,而棄之以就理學;竇默則以理學而知名。這三人研習理學,也許他們自己最初也未意識到它的重要意義。他們相互講習,乍看只是發生在很小很小的圈子里的學術活動,但是到了后來,這一活動的深遠意義就顯露出來了。
  首先,姚樞等刊行、流布理學書籍,為程朱理學在北方的傳播推波助瀾。姚燧《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云:
  (姚樞)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版《尚書》、《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脫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為沈氏恬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說》諸書,散之四方。
  后來許衡到蘇門山所錄正是以上諸書,歸去以之授徒,流布更廣。
  其次,他們通過講學授徒,吸引了一批后輩儒生為忠實的追隨者,擴大了理學的影響。竇默、姚樞亦曾授徒,以經術名世。王磬曾于輝州授徒,后來因事入燕,便將所有學生托付于姚樞,以姚樞為師。〔10〕然而,還是以許衡門徒最多、影響最大。許衡在河朔、大名從學者甚眾,在姚樞處錄得程朱著述后,盡棄舊學改授程朱之學。中統、至元初,許衡幾次任國子祭酒,至元十年告老還鄉后,朝廷以其弟子耶律有尚等人“嗣領其學事。”在耶律有尚的努力下,至元二十四年,元朝“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廣增弟子員。”有尚升國子祭酒,“儒風為之丕振。”〔11〕《元史》又云:
  有尚前后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為先,而踐履必端愨。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圣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尊,以躬行為務,悉為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一遵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為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
  國子監學一直為許門弟子所把持,加之滅南宋后大量理學人才和書籍的流入,以及元廷下令在各地方學內設立小學加以推廣,程朱學逐漸成為學術主流。
  再者,竇、姚、許成為忽必烈重要幕僚,以所學直接作用于各種政策的制定與施行,并直接影響于蒙古統治者。竇默被召至潛邸,忽必烈詢問治道,竇默“首以三綱五常為對”。〔12〕忽必烈“一日凡三召與語,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哲去左右。”〔13〕竇默所奏建學立師等建議皆被采納。姚樞被竇默薦至忽必烈潛邸后,“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14〕激烈的政治斗爭中,姚樞審時度勢,出謀劃策,幾度為忽必烈消除政治隱患,穩固了忽必烈的地位;從忽必烈征大理時,力陳戒殺之意,為忽必烈嘉納。世祖即位后,被召赴中書議事,修定條格。世祖曾命皇子真金從竇、姚二人學習儒家經典,又曾對待臣感嘆道:“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15〕大加贊賞。
  世祖在為秦王時,就曾召許衡為京兆提學,以教化秦人。果然,“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16〕世祖即位后,許衡拜國子祭酒,至元二年又詔議事中書省,至元六年受命與徐世隆定朝儀,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至元八年征召其弟子王梓等十二人到太學中伴讀,以三綱五常教蒙古貴族子弟。
  由于竇、姚、許三人中統間與王文統有沖突,直到至元二年少年蒙古貴族安童入相,大力支持儒學,元朝才真正開始了有規模的儒治,一代典章,皆立于此時。許衡所上《時務五議》如行漢法、重農桑、設學校等有代表性的建議得到采納,儒學推布更為廣泛,《元文類》卷四十一“禮典·學校目”下云:
  我朝自太宗皇帝投戈講藝,建學于燕,四方諸侯,相繼興學;迨夫世祖皇帝……即位,以道建極,文軌混同,內設胄監,外設提舉官,以領郡縣學校之事。于是遐陬絕漠,先王聲教之所未暨者,皆有學焉。
  這與許衡等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至元十七年六月,許衡因病請求還懷孟,皇太子真金使東宮官員來告諭許衡說:“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的其善藥自愛。”〔17〕,真金是在忽必烈身邊眾多老儒的薰陶、培養下成長起來的,后來成為儒士們在朝廷中的政治靠山,如果他不那么過早去世的話,理學的官學化很可能會提前二十年。可知竇、姚、許三人對理學的傳播對象可說是朝野并重的。趙復等人在金元之際努力傳播理學,對于擴大理學的影響有巨大的作用。元代中后期直接以趙復、許衡、劉因、郝經、楊奐等人的別號或謚號為名的書院就有十幾所,許衡、劉因、姚樞、李謙等都曾受祀。當然,這都是后話了。
  總之,金元之際儒學繼承與發展的兩條線索并行發展,交互影響,組成了這一時期儒學發展的復雜面貌。而到了元滅南宋后,南方大批儒學人才和書籍流入北方,則不僅傳統儒學學者與北方新起的理學家之間存在著不同的學術團體,就在理學內部也有以許衡為代表的北方理學家和以吳澄為代表的由宋入元的南方理學家之間的粗陋與精微之區別,再加上陸學的介入,則就更為復雜了,此處不作詳論。
        (魏崇武 北京師范大學古籍所)
  [注釋]
  〔1〕《遺山集》卷39。
  〔2〕《和移刺子春見寄》,《湛然居士文集》卷3。
  〔3〕《感事四首》其四,同上卷5。
  〔4〕《秋澗先生大全集》卷48。
  〔5〕《元史·張柔傳》。
  〔6〕《遺山先生墓銘》,《陵川集》卷35。
  〔7〕《且介亭雜文·儒術》。
  〔8〕《元史·耶律楚材傳》。
  〔9〕《宋元學案》卷90。
  〔10〕姚燧《三賢堂記》、《牧庵集》卷7。
  〔11〕《元史·耶律有尚傳》。
  〔12〕《元史·竇默傳》。
  〔13〕同上。
  〔14〕《元史·姚樞傳》。
  〔15〕《元史·竇默傳》。
  〔16〕〔17〕《元史·許衡傳》。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饣(左)加顫去頁(右)。
  @②原字為曰(上)加襄去丶(右)。*
  
  
  
語文學刊呼和浩特5-9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魏崇武19961996 作者:語文學刊呼和浩特5-9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魏崇武19961996
2013-09-10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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