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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元的實學思想與書院制度改革
顏元的實學思想與書院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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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697(2004)05-0114-04
    書院作為我國古代與官學相對的教育機構,經歷了一個跌宕起伏的發展過程。書院之名始于唐代,自宋以后,發展成為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是古代學者讀書和講學的特定場所。及至明代,官學居于主導地位,書院經歷了先衰后興的命運。由于理學的興盛和統治者的扶持,宋明時期書院盛行,一度成為當時學風的倡導者和傳播者,書院與理學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依相存的特殊關系。宋明書院多由理學家創建或主持,通過自學和講會闡發理學內蘊,講求身心修養的內在體驗,理學是書院講授的基本內容,理學盛行的地方往往是書院的集中地。
    宋明書院對當時的學術文化產生過極大的推動作用,并開思想界自由討論之風氣。然而,理學在成就書院文化特色的同時,又阻礙了書院的進—步發展,后期的書院教育流于空疏無用,“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的教育方法,使得書院的教育體制日益僵化。入清之后,書院官學化的傾向日趨嚴重,書院成了科舉考試的附庸,八股取士制度使得學子們只知埋頭讀書,一派“手無搏雞之力”的白面書生形象。
    清初實學思想家顏元針對宋明書院教育的積弊流毒,在主持漳南書院的時候,主張改革宋明書院的書本教育,獨樹一幟地提出了具有實學特色的書院教育,堪稱書院教育的一大革新,具有鮮明的啟蒙意義。
      一、實學思潮和價值理念的轉換
    明清之際是中國歷史上“天崩地解”的社會動蕩時期。隨著明王朝的覆滅和理學末流空疏之弊的暴露,出現了一般由虛返實、由理學轉向實學的經世致用的社會思潮。由宋明儒者的內圣之學回歸到原始儒學,成為時代發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然趨勢。“天崩地解”的社會情勢急切呼喚經世人才的出現,生當明清之際的實學教育家顏元,對理學家推行了幾百年的講讀靜坐的書本教育進行了空前的批判,是批判宋明儒學最為徹底的一個。
    顏元(1635~1704),字易直,號渾然,直隸博野人,清初顏李學派的創始人。顏元早年曾習理學,切身體會到理學教育對人的蒙騙和毒害之深,對理學積弊造成的亡國之害深感痛楚,指出專講道德性命和修身養性是空談誤國的禍源,將明亡的根源歸結為明心見性的內圣趨向。顏元積極回應清初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尖銳地批判理學教育的流毒之甚,培養出來的書生不但無力扶危定傾,反而以腐朽的明心見性之學加劇了社會危機,矛頭直指宋明書院的教育制度。
    隋唐以降的科舉制度致使士子們窮其一生于帖括制藝之中,明代八股制的推行愈發鉗制了士人的思想,學與仕判為兩途,學非所用,人才匱乏。因此,顏元堅決反對八股科舉制度,號召士子們沖破經書的藩籬,說:“非去帖括制藝與讀著主靜之道,禍終此乾坤矣。”[1]書院作為科舉考試的附庸,培養了一批不明經史、不通世務的祿蠹。對此,顏元提出書院教育必須“浮文是戒,實行是崇。”[1]力主教育應從經世致用出發,培養能夠平治天下的通經致用之才。由于理學的桎梏和八股時文的影響,宋明以來的書院教育徒事經書訓詁、八股帖括,整日靜敬空談、離事言理,培養的大多是些只會“以空言亂天下”、“以章句誤蒼生”的瘦弱書生,缺乏能夠經天緯地、康濟時艱的應世豪杰,正如顏元所說:“漢宋以來,徒見訓詁章句,靜敬語錄與帖括家,列朝堂,從廟庭,知郡邑,塞天下;庠序里塾中白面書生,微獨無經天緯地之略、禮樂兵農之才,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儻之氣,亦無之!”[1]顏元痛斥宋明書院讀書、靜坐的書本教育,力倡由虛空轉向務實。
    顏元進—步指出,宋明書院只重講讀思辯、不重習行的書本教育與佛、老并無二致,程朱、陸王皆師禪學實則背離了周孔正學之本意。因此,顏元主張回歸孔門圣學,力復圣人故道,并且不畏艱辛,獨樹一幟,力倡以“實文、實行、實體、實用”為內容的實學教育,與“全不以習行經濟為事”的理學末流公然對立,力主從明心見性的理學回歸到原始儒學的本然形態。
    原始儒學實為成已成物之學,以經緯天地和建功立業為價值目標,內圣外王的雙重路向是其本有之意,君子的“修己以安人”強調的便是內在德業與外在事功兼備的狀態,然而,由于宋明理學過度地關注內在心性,內圣層面成為理學的價值重心,宋明儒者在弘揚內圣之學、講求內圣之境的學術視野和學術形態之下,把內圣作為價值的重心和目標,形成了以內圣為價值根基的“道德之事功”的經世理念,亦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外王層面的缺失。出于實學思潮的經世理念,顏元把宋明儒者長久以來忽視的外王拉回到現實生活,把價值觀的重心轉移到了外王層面,注重開創盛大的外王事功。從而復興了周孔正學,回歸到儒學的本然形態,為明末清初的社會危機尋求一條可能的解決之道,即內在道德和外在事功都能得以確立和確證的融貫之道。
      二、實學理念與書院教育的改革
    (一)醇儒到豪杰的轉換
    與偏重內圣的經世理念相應,宋明儒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人欲凈盡,天理流行”的醇儒,倡導人人以醇儒自律,只有成為醇儒,才能成就“道德之事功”。作為宋明儒者理想的人格典范,醇儒偏重內在德性的涵養,要求人們窮理滅欲、主敬求誠,從而達致一種渾然天成的內圣之境。所以說,醇儒的理想人格是純粹向內的的心性體驗,其外王層面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內圣之學的視野和講究本體、追求超驗的品格,決定了宋明儒學很難培育出經世之材。豪杰人格便是針對醇儒人格外王層面的缺失而提出的,與宋明儒者的醇儒境界相對,顏元推崇的是自然生命充盈、具有經天緯地之膽略、充滿一腔豪爽倜儻之氣的豪杰,并賦予豪杰以完全不同的內涵。豪杰既非窮理滅欲的醇儒,也非溫文爾雅的書生,而是兼具內圣和外王雙重層面,涵具智、仁、勇(三達德)要素于一身的應世人才,豪杰人格確立的目的就在于扭轉醇儒人格單純內在的價值取向。
    通過對宋明“醇儒”人格的批判和否定,顏元實現了理想人格和價值取向的創造性的轉換,即由醇儒轉向豪杰,由內圣轉向外王,由虛空轉向現實,理想人格的價值重心從內圣傾向外王,確立起了一種融攝內圣和外王的經世致用的豪杰人格。本著從醇儒到豪杰的人格理想的轉換,顏元力主經世人才的培養,倡導實用之學。
    針對宋明書院空虛無用、鮮有人才的教育弊端,顏元專門作了一篇《論開書院講學》,對其講學風格大加批判:“嗟乎!何不曰道院,何不曰學堂,而直以書院名乎?蓋其實不可掩也,亦兩派諸先生迷而不之覺也。”[1]并告誡學子們“今不學,何講哉?學習、躬行、經濟,吾儒本業也。舍此而書云書云,講云講云,宋明之儒也,非唐虞三代之儒也。然則今日者,講之不學,是吾憂矣。”[1]痛斥了宋儒的空談心性,提倡習行經濟之學。有鑒于此,顏元晚年主持漳南書院時,從經世致用的實學宗旨出發規劃和治理之,將其建設成為一個以實學教育為特色的書院。
    由于宋明的書院教育嚴重脫離社會實際,學子們只知讀書、應舉,“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2]造成了“舉世無一真德真才”的可怕局面。顏元痛切地指出宋明書院教育貽誤人才的危害,主張廢除科舉,破除傳統的文字教育,而代之以“實學”、 “實用”的習行教育。他進一步指出只有推行習行教育,研習堯、舜、周、孔的“事物之學”,才能掃除宋明書院教育的空虛弊害,培育出能夠經天緯地的真豪杰。
    顏元對人才可謂推崇之至,特別強調書院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重要性,認為書院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各種經世致用的豪杰人才,并把“舉人才”做為平治天下的重要策略。從治國平天下的宏大視野出發,顏元明確指出書院、人才、政事三者之間的關系:“學術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無學術則無人才,無人才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平、無民命。”[1]“有人才則有政事,有政事則有太平。”[1]人才關系著國家政事和百姓安寧,沒有經世之才就不能開出盛大的外王事功,更談不上救世安邦。所以顏元指出,書院作為培養人才的地方,應當從社會現實出發培養能夠治國平天下的“實才、實德之士”,即內圣外王的豪杰之士,以期有朝一日“俾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群知所向,則人才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1]
    關于人才的標準,顏元認為人才重在對社會有用,并不強求“通儒濟濟”。顏元追求的豪杰人格不同于宋明儒者醇儒人格的單一模式,是在某一方面具有專門才干、在外王事功中創出一片天地的經世之材的多元模式,從而使得豪杰人格的實現具有了現實多樣性。在顏元看來,人格不必求全,只要具有某一方面的專門才干,并在實踐中加以具體的運用,便不失為豪杰,即“各專一事,未嘗兼攝,亦便是豪杰。”[1]他主張人才各專其業、各得其用,并說: “學須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賢一流。”[1]
    基于此,顏元從經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出發,致力于對各行各業的專門人才的培養,以期為生民辦事。對于豪杰人才的培養,他特別強調專于技藝和學用一致,力求所學即所用,學一技用一技,提倡對專業人才的培養。他說:“雖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藝之一藝,不自失為儒也。”[1],認為只要具備—技之長,一專之能,就可以成圣成賢。如若不成“通儒”,“寧為一端一節之實,無為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止精一藝可也。”[1]顏元認為只要具備“一端一節之實”,精于—門才藝,就稱得上經世之材。由于學子稟賦不同,材各有異,顏元提出“全體者為全體之圣賢,偏勝者為偏至之圣賢。”[1]意即只要具備經世才能,即使稟質偏勝也可成圣成賢,并主張根據學子的不同“材質”因材施教,分別習禮、樂、書、律、數等,以便各盡其材,材盡其用,易收實效。由此可見,顏元的人才培養理念突破了儒家傳統中全圣全賢的人才培養,創立了一種專門人才的培養模式。
    (二)心性之學到事物之學的轉換
    顏元斥責宋明書院的心性之學脫離現實且遺害無窮,提出只要習行堯、舜、周、孔相傳的“六府”、“三事”、“三物”、“四教”等儒門正學,以“事物”之學代替“心性”之學,就能成為經世之才,進而成圣成賢。為了振頹救弊,顏元一掃宋明書院的講讀、靜坐,制訂了漳南書院教育改革的具體內容和教育方法。書院突出一個“習”字,以“習行經濟”為宗旨,推廣一種“實文、實行、實體、實用”的實學教育,力倡堯、舜、周、孔時代的“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學。顏元認為此種“事物之教”才是真才實學,其中的“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六德”(知、仁、圣、義、中、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四教”即“文、行、忠、信”。鑒于當時士人只知讀死書、談性命的不切實用的狀況,顏元還提出了禮、樂、兵、農四種實用之學。
    基于諸種“事物之學”,顏元在漳南書院設置了六齋。即文事齋:習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武備齋:習黃帝、太公以及孫吳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經史齋:習《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藝能齋:習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理學齋:習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帖括齋:習八股舉業。其中,文事、武備、經史、藝能四科,拋棄了宋明書院不言習行的空疏陋習,代之以講求實用、重視踐履的教育方法。 “理學齋”、 “帖括齋”的設置一方面作為實學教育的比較對象,更能顯見理學和科舉教育之固弊,絕非周、孔正學;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實學教育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懷,“以示吾道之廣”[1]。
    從漳南書院的教學內容和六齋設置上可以看出,顏元與理學家的教育主張大相徑庭,其書院教育具有鮮明的實學特色。顏元注重事物之學,主張培養文武雙全、德才兼備的實用人才。相對于理學家重文輕武的積習,顏元特別重視天文地理、兵農錢谷等方面的教育,經常與弟子們“討論兵農”、“辨商古今”,力求文武并習、全面發展。他認為這些“事物之學”是天下富強不可或缺的教養,書院培養的學生不僅能夠“修己治人”,還應具備“斡旋乾坤,利濟蒼生”的才能。
    在原始儒家的“事物之學”的人文精神之下,顏元發掘了儒家傳統的文化資源,并吸取了西方啟蒙思想的因子,在“事物之學”之外增加了西學的因素,充實了原有的“事物之學”。這既是顏元有別于儒家傳統的教學內容上的創新,也是顏元書院教育的特色所在。
    顏元對其進行明謂之際正當西學東漸和中西會通之時,顏元接受了西學思想的科學因素,并加以引進,以為己用。原始儒家的“六藝”之學,包含了德、智、體、美諸多方面,可謂文武兼備。由于受了西洋近代文明的影響,顏元特別注重習行六藝并對其進行改造,充實和發展了科技方面的內容,從而突破了傳統的“六經”教育的窠臼,講求兵農錢谷、水火工虞等科學知識的教育,正如他與門人制訂的《習齋教條》所言:“凡為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1]顏元對自然學科的實踐突出表現在水利、火學等方面,他對水學有所研究,頗有治水經驗。認為水學之用在于“審勢辨形”,火學之用主于“制器輔政”。他將此類學科列于專門,明顯襲用了西學的設置方法。與傳統教育不同,顏元還特別注重體育教育和軍事教育。鑒于程朱理學的“重文輕武”之害,顏元改造了“六藝”教育,把禮樂與兵農并舉,倡導文武結合,推行“人皆兵,官皆將”[1],的軍事教育。漳南書院設有“武備齋”,教授射、御、技擊等兵法課程,這在我國古代教育史上實屬首當其沖。顏元也看重體育教育,認為經常活動益于強身健體,他說:“常動則筋骨竦,氣脈舒”[1],并且帶領弟子們“學射”、“舉石”、“習刀”、“超距”、“擊拳”等,把動的哲學引入到了體育教育。梁啟超曾贊其“中國二千年來提倡體育的教育家,除顏習齋外只怕沒有第二個人。”[4]
    顏元不愧為清初實學思想家,其“事物之學”的實學教育透射出了鮮明的啟蒙思想。通過對西洋之學的借鑒和發揚,他把近代科技因素引入到教育中去,是中國近代教育內容改革的雛形,稱得上是中國實學教育的先驅。
    (三)講讀到習行、靜坐到主動
    推究宋明書院培育不出經世人才的原因,顏元認為書本教育和習靜教育是導致人才大懷的根本所在。有鑒于此,他提出習行、主動的教育方法,強調學以致用。梁啟超曾概括顏元教育思想的特征是:“以實學代虛學,以動學代靜學,以活學代死學。”[5]頗為中肯。
    習行是顏元書院教育的核心,即凡事要親身實踐、付諸行動。習行的對象是禮樂兵農、水火工虞等“事物之學”。對于宋明士人一味沉溺于經書、不問世事的學習態度,顏元批駁道:“千余年來,率天下人入故紙堆中,耗盡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1]理學的講讀靜坐的書本教育導致士子們身體病弱,無心也無力關心國事。當然,顏元也不完全否定讀書,他所反對的是只讀不做的“死讀書”而已,他批判道:“一部《四書》,看活方有用,他人俱看在紙墨上,《四書》死矣。”[1]書只有讀活、讀通才有作用,完全陷于書本對人才的培養是有害無益的。所以他說:“讀書特致知之一端耳”[1],讀書只是獲得真知的一種手段,實地去做才能更有效地解決問題,他主張講讀與習行的有機結合,“讀書無他道,只須在行字著力。”[1]“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1],因此,顏元特別重視學習自然科學知識、軍事知識和技能知識,極力提倡“實學”、“實做”的工夫,革除宋明書院的書本教育。
    針對宋明書院教育“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1]的弊病,顏元提出“養身莫善于習動”[1],認為“動”的教育可以使人身體強壯,精神振作。而宋明書院的習靜教育致使士人身體贏弱,手無縛雞之力,更談不上治理國家政事。因此,他說:“凡從靜坐讀書中讀來的識見議論,便如望梅畫餅,靠之饑食渴飲不得。”[1]又說:“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行皆無用也。”[1]理學家的只說不做,無異于紙上談兵,毫無實際用處。顏元強調,只有習動才能健全體魄、國富民強,即:“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1]
    由于宋明書院教育過分注重讀書,墨守陳規,因而缺乏獨立思考和開拓創造的能力。顏元在漳南書院貫徹了實用教育的宗旨,反對因循守舊,提倡實行以激發學子的創造力,并指出創造的關健在于心活,他說:“看圣人之心隨便觸動,只因是個活心,見可喜便喜,可怒便怒”[1]心活重在實用,貴在力行,只有主動習行才能有所創新。此外,顏元還重視正面教育,主張以獎勵為主教育學生,他說“數子十過,不如獎子一長。數過不改也徒傷情,獎長易勸也且全恩。”[1]適當的獎勵可以激勵學生,增強教育效果。顯而易見,顏元作為一個教育改革家所獨具的先見之明。
      三、書院改革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明末清初之際,顏元“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3],另辟蹊徑,力圖以自己的“習行經濟”之學去改造宋明的書院教育,使之成為講求六藝實學的場所。他反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的無用之學,注重學習兵農水火等具有實用價值的科技之學。其立足現實的開創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堪稱前所未有的書院教育改革家。
    顏元的實學教育思想蘊含著近代學術思想的萌芽,他所提倡的水利、火學、工學等含有科學因素的學科,在當時社會無疑是富有啟蒙意義的先進思想。顏元一反宋明書院重文輕武的偏見,格外重視天文地理、兵農錢谷、水火工虞等學科的教育,特別提倡軍事教育和體育教育,并且身體力行教導學生。這些具有實學特色的教育思想對明末清初的理學流弊是—種有效的解決之道,且非常合于近代教育思潮,對后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啟蒙作用。正如蔡元培先生在《中國教育的歷史與現狀》一文中所說:“我們在源于早期學院而來的王陽明書院(大學)中,在源于古代教育發展而來的清朝的顏元(習齋)書院中,可以發現其顯著的影響。盡管這些制度已經過時,但是我認為它們的歷史對當前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仍有啟示。”
    及至當代,顏元的書院教育仍有其特殊的現代價值,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可以為我國當前的素質教育改革所借鑒。顏元主持的漳南書院包括了理、工、農、文、法、軍事等現代學科,規模已略具現代學校的雛形,他所推行的包含德育、智育、體育的全面教育,堪稱現代素質教育的先驅。頗元注重天文地理、農學、水利、醫學、軍事等自然學科的教育,實行分科設教,豐富了唐宋以來的某些實科教育和分科教育的實踐,其分科學習的方法也類似于現代教育中的綜合性大學。此外,顏元對專門人才的重視和培養也蘊含有現代職業教育的理念,促進了實業人才的興起。目前中國大學所欠缺的以創新為精髓的科學精神恰恰可以在顏元那里找到源頭,其對自然學科的重視也為現代科技發展和“科教興國”戰略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可以說,顏元的教育思想實開近代教育制度改革的先聲。
    作為我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書院以其不同于官學的教學手段,廣開自由討論和勤思好學之風,伴隨著理學的演變而發展。然而,理學本身固有的弊病卻又扭曲了書院教育的本意,禁錮了書院教育的深入發展。明末清初實學思想家顏元在理學盛行的時代,力圖將當時空疏無用的學風扭轉過來,提倡學以致用,主張學習切實有用的知識和技能,其充滿實學特色的書院教育可以說是書院教育史上的一大革命,成為 “中國十七世紀思想界中的一支異軍”[6],體現出超越時代的永恒價值。
    收稿日期:200零陵學院學報永州114~117B5中國哲學李偉波20052005宋明時期的書院教育對社會文化產生過一定的推動作用,后期的書院教育則流于空虛無用之痼疾。明清之際的的實學思想家顏元,基于反理學的實學立場,徹底轉換了宋明書院的教育理念,確立了內圣外王的豪杰理念,對傳統的書院教育進行改革。顏元致力于豪杰人才的培養,講求事物之學,提倡習行和主動。其書院教育蘊含著豐富的實學思想,對后世教育有著極大的借鑒意義。顏元/實學/書院教育/豪杰/事物之學/習行
    cllege education/hero/theory of things/practice/ initiative這篇文字或許應當加上一個副標題:從現象學的角度看。因為這里討論的主要是現象 學家對現象學與邏輯學的關系問題的看法。更確切地說,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對此問題的 看法。陳波
賈可A New Illustration of Yan-yuan's Innovation on College System
   LI Wei-b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China)College education in Song-Ming dynasty promoted the social civilization.But the upper college education fell into the chronic illness of inanity.Yah Yuan,a illuminative thinker,transformed the educational idea of Song-Ming college from a substaintial position.So he established an idea of hero and transformed the conventional cllege education.Yan Yuan applied himself to culture persons with abfiity.He paid attention to the real learning and advocated prantice and initiative.His college education contains plenty illuminative thought and has huge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to the afterworld.李偉波(1975-),女,漢族,山東萊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習明清思想史。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系,北京 100872 作者:零陵學院學報永州114~117B5中國哲學李偉波20052005宋明時期的書院教育對社會文化產生過一定的推動作用,后期的書院教育則流于空虛無用之痼疾。明清之際的的實學思想家顏元,基于反理學的實學立場,徹底轉換了宋明書院的教育理念,確立了內圣外王的豪杰理念,對傳統的書院教育進行改革。顏元致力于豪杰人才的培養,講求事物之學,提倡習行和主動。其書院教育蘊含著豐富的實學思想,對后世教育有著極大的借鑒意義。顏元/實學/書院教育/豪杰/事物之學/習行
    cllege education/hero/theory of things/practice/ initiative這篇文字或許應當加上一個副標題:從現象學的角度看。因為這里討論的主要是現象 學家對現象學與邏輯學的關系問題的看法。更確切地說,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對此問題的 看法。陳波
2013-09-10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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