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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的作者,有良史之才的西晉史學家
《三國志》的作者,有良史之才的西晉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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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壽(232―297),字承祚,又名長壽,巴西安陽(今四川南充)人。西晉時期杰出的史學家,史學名著《三國志》的作者。 
  
才高而命蹇

  陳壽出生在三國鼎立時期的蜀國,少年時期受學于同郡的經史大師譙周(就是蜀亡之際力勸后主投降的那位)。譙周潛研古史,著述甚多,尤以專為《史記》糾謬的《古史考》有名于世。在譙周的薰陶和教育下,陳壽自幼精讀《尚書》、《春秋》三傳、《史記》、《漢書》等古史,對史書的體裁和編纂方法有過深入的研究。幼時的努力為他以后所取得史學成就準備了條件。在譙周的學生中,陳壽是較為突出的一位,時人把他和文立、李虞、羅憲并列為譙門四大弟子。陳壽博聞強識,文思敏捷,能寫一手很漂亮的文章,因此有人將他比作是孔門四科中的文學子游、子夏。 

  益州的學者重視對于地方史的編撰。從東漢以來,蜀郡的鄭伯邑、劉彥信,漢中的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的王文表先后有巴、蜀《耆舊傳》傳世。根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在譙周撰寫的史書中有一部名為《三巴記》的地方志。陳壽受這一傳統的影響,寫史也是先從地方志做起。他不滿意前輩的著作,認為他們只是局限巴蜀一隅,很多鄉邦人物沒有被網羅進去。于是,他撰寫了《益部耆舊傳》十篇,將范圍擴大到益州的全部,彌補了前人的不足。此外,他還寫過《古國志》五十篇。非常可惜的是,陳壽的這兩部書都先后失傳了。 

  陳壽性格偏質直,不拘小節,對人不會曲意附和。譙周了解自己的學生,充分肯定他的才學,知道他將來一定能夠因此成名。但也為陳壽的為人担憂,估計會有很多的不幸與挫折,甚至影響到一生的仕途。陳壽后來的遭遇果真為譙周所言中。陳壽成年后,先后在蜀漢政權內担任過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和散騎黃門侍郎等職務。蜀漢末年,后主劉禪昏庸無能,宦官黃皓專制弄權,把持朝政。許多臣僚為鞏固自己的祿位,都向黃皓阿諛獻媚,只有陳壽鄙夷這種世風,不肯同流合污。黃皓十分嫉恨他,屢次借故進行譴黜。偏偏陳壽又不愿受世俗藩籬的約束,極易為人抓住把柄。在居父喪間,他因為有病,使用侍女侍奉用藥,結果觸犯了禮教,受到輿論的貶責,連續數年不被任用。 

  炎興元年(公元263年)魏兵攻入益州,后主劉禪投降。蜀亡之后,曹魏政權把劉禪連同大批蜀漢臣僚遷到京師,三十一歲的陳壽也隨之到達了中原地區。二年后,司馬炎代魏,建立西晉王朝。陳壽受到中書令張華的賞識,被舉薦為孝廉、佐著作郎,不久出補平陽侯相。這期間,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委托他撰述諸葛亮的故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陳壽編《諸葛亮集》二十四篇,上奏朝廷。他的同學文立又把《益部耆老傳》呈獻給晉武帝司馬炎。司馬炎十分贊賞陳壽的才能,提升他為著作郎,并兼領本郡中正的職務。 

別具一格的史著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晉滅吳,從而結束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分裂割據狀況,中國重歸統一。這一年,陳壽四十八歲。他著手整理三國的史實,不久便寫成了魏、蜀、吳三書,總其名為《三國志》。這套書始于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關東諸侯起兵討伐董卓;終于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吳國滅亡。共計《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全書六十五卷。 

  在《三國志》成書之前,記載這一時期歷史的書籍大致有官修和私修的兩種,前一種如王沈的《魏書》、韋昭的《吳書》;后一種如魚豢的《魏略》等等。這些書籍都為陳壽撰寫《魏書》、《吳書》提供了基本素材。但在寫作《蜀書》時,陳壽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這是因為蜀漢“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三國志・蜀后主傳評》)。蜀漢的史實全靠陳壽自己動手搜集,好在他是蜀人,對故國的史實比較了解,又曾寫過地方志和整理過諸葛亮的材料。所以經過努力,《蜀書》所收雖不及魏、吳兩書豐足,但也畢竟獨立成書了。 

  《三國志》的質量遠遠超出同時代其他人撰寫的三國史,與《史記》、《漢書》、《后漢書》并稱為四史,被人譽為古代紀傳體史書的代表作。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三國志》的成就,首先是陳壽為適應三國鼎立的歷史特點,開創了一種新的史書體例。自從司馬遷建立以帝紀為綱的體系以來,后世的史家莫不因相祖述。像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孔衍的《魏尚書》、孫盛的《魏春秋》、郭頌的《魏晉春秋》,把敘述大一統歷史的史書體裁生搬過來,只承認魏國為正統,視蜀、吳兩國為偏安割據的“僭偽”,未能正確地反映出當時歷史的本來面目。陳壽則把魏、蜀、吳三國的歷史分寫成三部書,視三方為互相獨立的國家。由于生活在繼魏之后統治中國的晉政權之下,他不得不采取以魏主為紀,以吳蜀兩國之主為傳的方式。故清人朱彝尊指出:“(陳)壽獨齊魏于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為正統。” 

  其次,《三國志》的成就是結構清晰,全書前后貫穿,事無重復。在全局安排上,陳壽頗費匠心,幾乎所有的選題都緊密圍繞著一個對三國歷史的總看法處理的。他以曹操等人的幾篇帝紀提挈這一時期的大事;分立三書以敘述三國鼎立的發端、發展和終結。他通過各個時期重要人物的傳記,記述了黃巾起義后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戰后曹操的天下無敵,赤壁戰后的三國并立,夷陵戰后蜀吳兩國的合作和南北對立;他還交待出魏明帝之后以幼主繼位和曹爽的失敗是魏晉替興的轉折,諸葛亮之死是蜀政變化的標志,孫權晚年猜忌好殺埋伏下了東吳敗亡的危機。陳壽作傳,照顧的方面很廣。凡是能代表三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乃至學術思想、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方面的重要人物,無不網羅無遺。但在具體行文上,陳壽并不平均使用篇幅,而是根據重要程度不同,或立專傳,或用附見。全書剪裁得當,表面上有似傳記的匯編,實際上卻服從于一個密針縫制的局度。 

  《三國志》通體簡約爽潔,無繁冗蕪雜的弊病。這種簡潔不僅表現為文字上的精煉,而且表現為取材的審慎。如當時關于曹操先世及早年的傳說很多,《魏書・武帝紀》一概不取。漢魏禪代之際的表奏冊詔,僅《三國志注》就載有二十余篇,而陳壽只選取了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冊命,即將這一重要的史實表述清楚了。他寫《諸葛亮傳》更是審慎斟酌。如《魏略》和《九州春秋》記述劉備與諸葛亮的最初相識,都是講諸葛亮自己去見劉備的。而陳壽則根據諸葛亮《出師表》的自述,采用劉備三顧茅廬的記載。另外,他還舍棄了許多經不住推敲的材料,如七擒七縱孟獲、陽平關設空城計等等。陳壽不錄《后出師表》,不只是因為它出自吳人張儼的《默記》,主要還是文章所敘的史實與思想都和諸葛亮其人的風格不大合拍。 

  陳壽不僅敘事簡要、取材精審,而且議論也有見地。紀傳后面的評,集中反映了他的意見。如他評曹操“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其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評劉備“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機權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評關羽、張飛“并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這些評論,褒貶適當,值得肯定。 

有關《三國志》的是是非非

  后人對《三國志》的批評,主要集中于陳壽在某些地方使用曲筆和有所回護。唐人劉知幾和清人趙翼分別在《史通・直筆》和《廿二史札記》卷六中,列舉事例證明《三國志》有為魏晉兩朝當權者隱惡溢美的地方。確實,曹操領冀州牧、為丞相、為魏公、為魏王,在陳壽的筆下似乎都不是他本人的強行所為,而是漢獻帝的感恩報德。以后的司馬懿為丞相,司馬師加黃鉞,司馬昭封晉公,司馬炎受禪即帝位,也像是出于曹魏皇帝的賞功酬謝。魏君曹芳被廢,本是司馬師的秘密行為,太后事先毫無所知,《魏略》對此記述十分詳盡。但帝紀反載太后之令,極言曹芳不孝當廢;魏君曹髦慘遭司馬昭毒手,陳壽但書其“卒”,絕口不談被殺之跡。曹爽從小以謹慎穩重為魏明帝所信賴,在反對司馬氏的政變中不幸失敗,成了晉朝否定的人物。陳壽作傳時,對曹爽的陰暗面也寫得多了一些。當然,陳壽的這種筆法是可以理解的。他身為晉臣,處境很難,不敢不為晉諱。陳壽的性格固然剛直,但屢受挫折,且又目睹了許多不與晉朝合作的名士的悲慘下場,這使得他不能不對直筆如弦的后果有所考慮。陳壽對統治者比較敏感的某些史實委婉其辭,很明顯是企圖避免司馬氏政權的迫害。同樣是有成就的史家,陳壽與不畏強暴、勇于暴露黑暗政治的司馬遷相比,則大為遜色了。但是,陳壽并不甘心,還是想盡辦法,在字里行間努力透露出一些歷史的真象,體現了一位史家的道德和良心。 

  《三國志》雖然存在曲筆和回護的弱點,但陳壽的史德并不像《晉書・陳壽傳》記載的那樣差勁。關于陳壽索米不得于是不為丁儀兄弟立傳以及因父受刑而極力貶低諸葛亮的兩件事,純屬毫無根據的流言。后世學者對此歷來持懷疑態度,清代王鳴盛、趙翼極力為陳壽辨解,基本已經證明陳壽修史從不以私人恩怨好惡而施褒貶,兩種流言不足為信。 

  陳壽是正宗的封建史家,《三國志》表達了他的歷史觀點和政治態度。他相信天人感應和皇權神授。在《武帝紀》中他提出,曹操破袁紹五十年前出現的黃星,是曹魏代漢的天象預兆。以后曹丕稱帝時,黃龍見于譙縣,同樣是天意的反映。陳壽寫劉備稱帝,所列舉的符瑞圖讖多達十幾項。對孫權稱帝也不厭其煩地記錄了吳中的童謠。晉魏禪代,他認為是魏家“天祿永終,歷數在晉”,同樣符合天命。陳壽推崇周群、杜瓊、譙周幾位方士化的學者,通過他們的傳記宣揚皇權神授的觀點。如他把譙周所說的“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后主諱禪,其訓受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的說法同蜀亡聯系起來,認為這是譙周預言的應驗,陳壽完全繼承了老師的歷史觀。除了天命論外,他還強調英雄創造歷史的觀點。如他認為諸葛亮的奇策對三國鼎立起著重要作用。當人力與天命發生矛盾時,陳壽主張天命是無敵的,所謂“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諸葛亮傳》)。這些方面,都是《三國志》的糟粕。 

  同《史記》、《漢書》相比較,《三國志》在體例上有一個重大的缺陷:它沒有志和表。后世的學者多把原因解釋為陳壽手頭資料不足所致。 

  盡管《三國志》存在著缺陷與不足,但從整體上看,仍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史書。所以此書一成,凡是見過稿本的人都贊不絕口,稱贊陳壽善于敘事,有良史之才。張華更把陳壽比作是司馬遷和班固,并表示愿意把修晉史的任務交給他來作。當時,夏侯湛正在撰寫《魏書》,見到陳壽的書后,覺得自己的工作已沒有意義,便毀掉了自己的書稿。由于《三國志》是陳壽私人的撰述,所以當時它沒有能引起朝廷的重視。直到陳壽死后,朝廷才命人到他家抄寫。書稿抄好后被藏在內閣保存了起來。《三國志》并非人人喜歡,權臣荀勖讀到陳壽的書后,心情十分不快。原來他在魏時是由曹爽舉薦出來作官的,陳壽的《魏書》對曹爽有所詆毀,故有失他的顏面。再加上荀勖與張華有矛盾,張華喜歡陳壽,自然也成了陳壽的罪過。荀勖不愿陳壽在內廷為官,借故把他排擠到長廣去作太守。陳壽以母親年老有病為由,遲遲不肯去長廣上任。經過鎮南大將軍杜預的推薦,朝廷改任陳壽為御史治書。不久,遇到母親去世,他遵照遺囑葬母于洛陽,這在當時也是違禮的行為。結果,陳壽不以母喪歸葬入蜀,又引起輿論大嘩。清流譴責他有悖倫常,被朝廷罷免。數年之后,他被重新錄用為太子中庶子,終因年老病重,尚未就職,就病故了。這一年是晉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陳壽六十五歲。陳壽一生仕途坎坷,很不得志。所以《華陽國志・陳壽傳》說他“位望不充其才,時人冤之”。 

  陳壽去世后一百余年,南朝人裴松之為補救《三國志》文字過于簡略和沒有表志的缺陷,特地作注。裴注的字數和陳書字數相當,終于使《三國志》一書得到完善。除裴注外,后人研究《三國志》的著作還有杭世駿的《三國志補注》六卷,趙一清的《三國志補注》六十五卷,錢大昭的《三國志辨析》三卷,潘眉的《三國志考證》八卷,梁章鉅的《三國志旁證》三十卷,錢儀吉的《三國志證聞》三卷等。屬于補志的書有洪亮吉的《三國疆域志》,謝鐘英的《三國疆域志補注》,侯康的《三國藝文志》,陶元珍的《補三國食貨志》,王欣夫的《補三國兵志》。補表的有洪貽孫的《三國職官表》,黃大華的《三國三公宰輔表》,謝鐘英的《三國大事年表》,吳增僅的《三國郡縣表》等。 

  在北宋以前,魏、蜀、吳三書是各自成書的。《舊唐書・經籍志》以《魏書》為正史,將《蜀書》、《吳書》列入編年,分類極不科學,但當是時仍是互相獨立的三部書。北宋雕板刻書,開始將三書合為一書。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的國子監刻本。 

  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陳壽的著作還有《魏名臣奏事》四十卷,不過到今天已經遺失。
2013-09-10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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