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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貧寒,名臣名將于集于一身的東晉柱石
出身貧寒,名臣名將于集于一身的東晉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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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侃(259-334),字士行(或作士衡),江西都昌人,東晉大司馬。初為縣吏,漸至郡守。永嘉五年(311),任武昌太守。建興元年(313),任荊州刺史。后任荊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諸軍事。他精勤吏職,不喜飲酒、賭博,為人稱道。 

  陶侃是一代名將,在東晉的建立過程中,在穩定東晉初年動蕩不安的政局上,他頗有建樹。他出身貧寒,又是江南的少數民族,在西晉風云變幻中,竟沖破門閥政治為寒門入仕設置的重重障礙,當上東晉炙手可熱的荊州刺史,而頗有治績。他是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晉書》、《世說新語》等史書中,記載著不少有關他的遺聞逸事。他還是個有爭議的人物,贊揚的,貶斥的,以及為他辯誣的人都有。 

家境貧寒,仕途艱難  

  陶侃,字士行(259―334),原籍都昌,后遷居廬江郡尋陽縣。魏晉南北朝時期,江南有許多少數民族。陶家遷居的廬江郡是盤瓠蠻即溪族雜居的地方。溪族因雜處五溪之內,又稱溪族。陶侃的相貌與漢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罵為“溪狗”,史書上也說他“俗異諸華”。可見,他是少數民族。陶侃的先輩,史書上記載不詳。其父陶丹,孫吳時曾當過邊將,官至揚武將軍。揚武,系雜號,地位不高。陶侃先世無顯赫仕宦可以溯記,年輕時又當過尋陽的“魚梁吏”,說明其家屬于“寒門”這類社會地位很低的階層。西晉滅吳后,中原人稱江南人為“亡國之余”,江東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這樣“望非世族、俗異諸華”的人,處境就更為艱難了。  

  陶侃少年時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貧”,與母親湛氏相依為命。湛氏是位很堅強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兒子出人頭地。在這種環境下,陶侃“少長勤整,自強不息”。湛氏對陶侃管教很嚴,并通過自己紡織資助兒子去結交朋友。后來,陶侃在縣功曹周訪的薦引下當上縣主簿,才開始擺脫充當賤役的地位。一次,鄱陽郡孝廉范逵途經陶侃家。時值冰雪積日,倉促間陶侃無以待客。湛氏截發換得酒肴,陶侃“斫諸屋柱”為薪柴,終于備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陶侃也傾心報答張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將迎醫于數百里。時正寒雪”,眾僚屬皆面有難色。陶侃獨請行,“眾咸服其義”。有了這樣的關系,陶侃即被張夔舉為孝廉。靠這種身分,陶侃可以進入洛陽與上層名流結識,去實現他的大志。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賈南風發動政變,獨掌大權。這是“八王之亂”的開始。由于執政的賈模、張華盡心盡力,此后的七、八年間朝野安靜,沒有什么大的動亂。  

  大約在296年,陶侃來到了洛陽。當時的洛陽,經過幾十年的修復、重建,又變得十分繁華、熱鬧起來。但是,京城的繁華卻沒有給陶侃帶來什么錦繡前程。實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晉在選官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世族子弟憑借自己的父、祖余蔭即可身居要津,并不為今后升遷而費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凌物。忠賢絕路,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這種情況下,名流士族們誰還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這種身分的人,沒有權門當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陽官場上站住腳的。因此,他去求見“性好人物”的司空張華。但張華卻“初以遠人,不甚接遇。”陶侃對張華的輕視并不灰心。幾次求見,“每往,神無忤色”。終于在張華的推薦下當上郎中。郎中有資格入選各類官職,但像陶侃這樣的窮賤之士是根本擠不進那些顯要的官位。“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之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官,召為舍人。”陶侃雖然得到一介官職,他的出身,以及與漢人不同的相貌,依然為洛陽的達官貴人所輕視。有一次,他與同州里的豫章國郎中令楊同車去見中書郎南人顧榮。途中與吏部郎溫雅相遇。溫雅問楊:“奈何與小人同載?”名士樂廣欲會荊揚士人,有人推薦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議。  

  陶侃在洛陽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這期間,西晉的內亂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趙王倫廢賈后。第二年又廢惠帝自己稱帝。動亂就由宮廷內發展到宮廷外。洛陽內外已成為諸王軍隊沖突、爭奪之地。在這種情況下,寓居洛陽的江東士族紛紛返家避亂。此時陶侃已經認識到,在洛陽的這種門閥政治下,他是難于出人頭地的。又因受到江東士族紛紛返回家鄉氣氛的影響,他也準備南下了。適經朋友推薦,他得補 任武岡縣令。武岡是荊州南部的一個縣。陶侃打點行裝,匆匆上路了。這時的陶侃已經四十多歲。他想起自己奮斗經營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遠而又遠的小縣當縣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與太守呂岳的關系很緊張。他遂棄官回家。以后又當過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晉末江南的動亂給他以儕身戎旅的機會,恐怕他終生也只能當個縣令之類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軍功

  八王之亂引起江南動蕩不安的局勢,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機遇。西晉末年,秦、雍一帶的人民因天災和戰亂,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區就食。永寧元年(301)流民因不堪當地官吏欺壓,聚眾起義。西晉朝廷忙調集荊州武勇開赴益州進行鎮壓。被調發的荊州武勇,都不愿遠征,而又受到當地官吏驅迫,遂轉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義陽蠻張昌聚眾在江夏起義,不愿遠征的丁壯及江夏一帶流民紛紛投奔張昌。張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間,眾至三萬。  

  張昌勢力的發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劉弘率領軍隊前去鎮壓。劉弘上任,即辟陶侃為南蠻長史,命他為先鋒開赴襄陽,討伐張昌。  

  能受到劉弘重用,陶侃當然十分高興。況且動亂時從軍立軍功,也不失為仕進升遷的一條捷徑。  

  陶侃率軍進駐襄陽。劉弘軍卻在宛為張昌所敗。張昌轉攻襄陽不下,即沿漢水進入長江。一時間,荊、江、揚等州大部分地區為張昌所控制。劉弘命陶侃進攻張昌,連戰皆捷,終將這次起義鎮壓下去。在這個過程中,陶侃在軍事上顯示的才干使劉弘十分感嘆。他對陶侃說:“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后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晉吳對峙,他曾鎮守荊州近二十年,為晉更吳立下大功。劉弘自以年老難繼羊祜功業,因此希望陶侃在荊州有所作為。以后陶侃果然當上荊州刺史。劉弘的這番話對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勵作用。  

  張昌事定,陶侃等因軍功得到賞賜。荊、揚等州出現了一個暫時安定的局面。這時北方的戰亂已愈演愈烈,西晉朝廷名存實亡。廣陵相陳敏見北方大亂,朝廷無力控制江東,遂起兵占據揚州,并遣其弟陳恢沿江西上進攻武昌,以圖割據江南。  

  劉弘命陶侃為江夏太守,率軍抵御陳恢。陶侃與陳敏為同郡,又同歲舉吏。因此有人對陶侃居大郡,統強兵頗有猜疑。實際上,陶侃不會放棄已取得的功業去投靠一個在江東毫無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劉弘聽信這種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劉弘用人不疑,陶侃無后顧之憂,遂與陳恢力戰,所向必破。陶侃這兩次戰績,奠定了他在荊州地區軍事上的地位。這時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遠人”、“小人”,而成為頗有實力的地方將領。光熙元年(306),劉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職。陶侃在家守喪期間,江南的政治形勢又發生了變化。永嘉元年(307)西晉宗室瑯邪王司馬睿和大士族王導渡江進駐建鄴。司馬睿是“八王之亂”中最后一個權臣東海王司馬越的死黨。他看到西晉洛陽政權已處在崩解之勢,就利用司馬越派他鎮守建鄴之機割據江東。當時司馬睿占據的只是下游揚州一帶。上游的廣大地區有流民勢力在活動,也有洛陽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沒有穩固的上游,下游建鄴就無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馬睿以王敦為都督征討諸軍事,統甘卓、周訪等沿江西上。至江州,與華軼的勢力相遇。  

  華軼也是東海王越的親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華軼如此有勢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盡管同屬一個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們勢同水火。陶侃喪期滿后,也與東海王越拉上關系。司馬越以他為參軍,督護江州諸軍事。有了這層關系,再加上陶侃的聲望,華軼表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當了華軼的參軍。  

  華軼與司馬睿矛盾越來越尖銳,陶臻“懼難作,托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軼字)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瑯邪不平,難將作矣。’”陶侃覺得背棄華軼,有違忠義,因此十分生氣,“遣臻還軼”。陶臻卻偷偷跑到建康。這使司馬睿“大悅,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陶侃的“告絕”,使華軼元氣大傷。華軼兵敗被殺,陶侃也官升龍驤將軍、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資于事父以事君”,但關鍵時刻仍背棄華軼。對陶侃的這種行為,當時人無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詬病。這說明,兩晉時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門第利益為歸依的風氣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馬睿占據了江州。但上游荊、湘兩州的大部分地區為杜|率領的流民起義軍所占據。王敦即督陶侃、周訪等進擊杜|。時荊州刺史周訪被杜|圍困在尋水城。陶侃遣軍擊之,杜|退卻。陶侃對諸將說,杜|必由陸路偷襲武昌。因此率軍抄近路連續行軍三晝夜,在武昌周圍埋伏下來。杜|果然來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重。杜|敗軍退入長沙。王敦即表陶侃為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陶侃初戰即獲大勝,劉弘十余年前的預言竟得以實現,于是乎有些飄飄然了。沒想到他的部將王貢背叛了他。王貢聯合流民軍偷襲,侃兵大敗。再戰,陶侃的坐船也被叛軍鉤住。幸虧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脫。這次慘敗使他剛得到的官職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滅流民的起義,還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讓陶侃“白衣領職”。  

  陶侃率周訪等入湘,與杜|交成,所戰連捷。建興三年(315)杜|起義終于被陶侃鎮壓下去。這時,長江上游的荊、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馬睿割據江南的形勢已成。在這個過程中,陶侃無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當陶侃躊躇滿志準備赴荊州上任時,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舊劇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王敦不欲陶侃掌荊州,是怕其功高難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荊州處上流形勝,王敦正欲專制朝權,當然不愿荊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從弟王M為荊州。陶侃都將以王敦處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認為這是陶侃指使,“披甲執矛,將殺侃,出而復回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王敦佐吏提醒說陶侃的親家周訪正統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殺,周訪決不善罷干休。王敦才改變主意,設宴歡送。陶侃見得以成行,連夜便發。途經豫章,見周訪,不禁淚流滿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兩晉之際,門閥士族的統治秩序受到破壞。一些政治上受壓抑的寒門企圖利用這個機會在政治上樹立勢力。然而,由于門閥士族勢力依然強大以及他們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難逃失敗厄運。陳敏即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他們要想謀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勢力。這樣,他們就仍處在被驅使、受擺布的地位。陶侃的這一經歷正反映了當時寒門在政治上的處境。  

  陶侃將入廣州,逢杜|余部杜弘與溫劭等占據廣州。聞陶侃將至,杜弘企圖利用詐降偷襲。陶侃識破其詐,布兵設陣,一舉將杜弘擊潰。“諸將皆請乘勝擊溫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竟一封信將溫劭嚇跑。陶侃遂進據廣州。  

  廣州當時受戰亂影響較小,境內較為安定。陶侃自從軍十余年間,已功名卓著。雖然受王敦排擠,但他并不甘心于在邊州當刺史。他“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就這樣,他在廣州一直呆了十年。  

“忠順勤勞似孔明”

  太寧三年(325),王敦之亂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為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軍事、荊州刺史。元、明兩朝,王敦兩次興兵,陶侃雖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實際介入,更未在滅王敦對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鎮,實際是明帝的一種精心安排。  

  東晉建立后,吳人在政治上受到僑人的排擠。永昌元年(322)王敦兵進建康的過程中,江東士族多持觀望態度,并不介入這場僑人間的內訌。王敦專權后,委任親信,排斥異己,誅除不從。其中,也牽連了不少江東士族。僑姓士族和江東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損害。故明帝能收僑、吳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亂被平定,瑯邪王氏幾傾晉祚的教訓對司馬氏來說十分深刻。王氏在長江上游的勢力基本喪失,但王導仍居中樞。為避免重蹈覆轍,明帝決心改變元帝以來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鑒等人,制約王導的權力,同時拔擢江東士族,在僑、吳士族間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①,使方鎮互相牽制,收相維相抗之效。陶侃刺荊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陶侃入主荊州,“荊州士女相慶”。東晉政風仍承西晉之弊。“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大概與陶侃經歷有關,他對這種風氣深惡痛絕,聲言:“《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因此他“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陰,至于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后,是自棄也。’”每宴會飲酒,他有定限。常歡有余而限已竭。眾人勸更少進,但他決不再飲。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這樣。參佐僚屬有以談戲荒廢職事,不但嚴加訓斥或鞭打,還“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這種作風在東晉官吏中實屬少見。  

  陶侃治荊州,還很重視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產。王敦平后,荊州大饑,百姓多餓死。陶侃“至秋熟輒糴,至饑復減價糶之。士庶歡悅,咸蒙濟賴。”羊祜、劉弘在荊州勸課農耕使生產發展,頗得民心,這對陶侃影響不小。此外,基于自己鞏固地盤和發展勢力的需要,這也是必須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務勤稼穡,雖戎陣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于農稼,家給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這種說法顯然有夸大成份。但當時荊州社會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當是事實。  

  陶侃行事,小到竹頭木屑,大到設城駐兵,考慮頗為縝密細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將木屑和竹頭全部收集起來。眾人不知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聽事前余雪泥濘,木屑正好用來布地。幾十年后,桓溫為荊州刺史。桓溫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陶侃駐武昌時,不少人主張在江北的邾城駐兵鎮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與諸將佐察看形勢。陶侃為之分析說,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敵寇。即便派兵駐守,也無益江南。長江才是御寇的天險。眾將才恍然大悟。后荊州刺史庾亮卻對此不察。他派精兵萬人駐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趙遣兵來攻。邾城孤立無援,終于兵敗城陷,損失慘重。  

  陶侃“性纖密好問”,勤于調查訪問,人比之趙廣漢(西漢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職,善察訪,發奸`伏如神。在這方面陶侃也并不遜色。陶侃曾令諸軍營植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于己門。侃后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陶侃的才干頗為當時人所稱道。一個叫梅陶的人說:“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將陶侃比之曹操、諸葛亮,這確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別是當時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風氣下,他能勤于吏職,在東晉官吏中是極少見的。  

都督八州,懷止足之分

  太寧三年(325)明帝病死,五歲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輔政。庾亮對據上游、握強兵的陶侃頗為顧忌,一方面加強建康石頭城的防衛,另一方面派溫嶠出任江州刺史。在東晉荊、揚的矛盾中,處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調節上、下游關系的樞紐。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與朝廷關系密切,又要對荊州有所防備。明帝以陶侃為荊州,同時任應詹刺江州。應詹曾與明帝謀討王敦,又與陶侃同為劉弘部下。應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與陶侃書,望陶侃能“竭節本朝,報恩幼主”。可見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與溫嶠,本是“深交”。其使溫嶠鎮江州,用意與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歷陽太守蘇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醞釀中的荊、揚矛盾出現變化。蘇峻攻進建康,挾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時,憑江州兵難以平定蘇峻之亂。溫嶠遂邀陶侃率荊州兵同赴國難。明帝死時,陶侃因“不預顧命”一直懷疑是庾亮作了手腳。后庾亮修石頭城,也是針對他的。舊怨未消,又讓他來對付因庾亮處置失當引起的蘇峻之亂。陶侃“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溫嶠屢說而不允。后溫嶠“固請之”,其子陶瞻又為蘇峻所殺,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荊州軍至江州,議者咸謂陶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陶侃若殺庾亮,勢必影響與溫嶠的關系,從而可能導致平叛軍隊的分裂。時庾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庾亮有高名,為名士翹楚。他來謝罪,實出意外。陶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但仍憤憤地對庾亮說:“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庾亮、溫嶠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為重,捐棄前嫌,使諸軍能夠同心協力,終于平定叛亂。  

  在平定蘇峻之亂中,陶侃以位重兵強被推為“盟主”。蘇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驍勇善戰。庾亮率軍進攻,為峻軍所敗,乃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而。’”陶侃對庾亮如此寬容,諸將誰不力戰。其次,陶侃能聽從建議和意見。如招郗鑒自廣陵渡江扼守京口,對于東西夾擊蘇峻起了重要作用。諸軍與蘇峻軍戰,數戰皆敗。溫嶠軍乏食,乞借糧,陶侃不欲借,并要撤軍回荊州。經人勸解,陶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并打消撤軍念頭。蘇峻之亂終于在諸軍合作下得以平定。東晉政局危而復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約和東晉政治格局的變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沒有出現大的動亂。社會的安定對江南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應該說,陶侃對于促進這一局面的出現還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蘇峻之亂后,陶侃因功而升為太尉、都督七州軍事,封長沙郡公,仍駐荊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劉胤為后將軍郭默所殺。執政的王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默為江州刺史。陶侃聞知此事,指責王導這種縱容作法,隨即起兵抵江州,將郭默等斬首。實際上,王導和陶侃對郭默的不同態度,反映了他們之間對江州的爭奪。王導對郭默擅殺劉胤表示的容忍態度,在于要籠絡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責王導并迅速出兵,是要將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奪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長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時他已為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其權力之煊赫,在東晉一朝也是屈指可數的。  

  《晉書・陶侃傳》稱侃曾“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認為陶侃一生盡心于國,“折翼”云云是《晉書》作者的誣枉。但通觀東晉一代,荊州刺史以其所處政治軍事的重要地位,或與中央對抗,或遙制朝權,陶侃也不會例外。況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廢黜執政的王導。所以,《晉書》所云陶侃“潛有窺窬之志”是有根據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總上流卻能“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這與陶侃的經歷和當時政治形勢的變化有關。  

  陶侃自稱“少長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門閥政治下掙扎奮斗幾十年,才得以出人頭地。但仍為士族們瞧不起。士族們不會允許一個寒門總攬東晉朝權的。陶侃明白自己的處境,也不敢輕易侵犯士族權益。其次,元帝、明帝兩朝荊、揚對峙,荊州占絕對優勢的形勢在成帝時已經發生變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鑒移駐京口,京口遂成長江下游重鎮。京口距建康僅二百余里,便于接應,從而大大加強了建康的實力。咸和五年,陶侃“嘗欲起兵廢(王)導”,事先征求郗鑒的意見,因“郗鑒不從乃止”。這種上、下游間實力的變化,使陶侃雖有“窺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陶侃晚年位極人臣,能“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對他個人來說,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這樣既可維持“家僮千余,珍奇寶貨富于天府”的家業,又可保住子孫的前途。然而,他還欲在北伐有所作為。荊州西臨成漢,北接后趙。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奧經營巴東,又遣桓宣收復為后趙占據多年的襄陽。襄陽為荊州北門。它起著阻止后趙沿漢水南下的作用,又是東晉經略北方的一個重要陣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因其病重而作罷。他的這種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喪失進取心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遜位,遣人將官印節傳等送還朝廷。他在離開荊州任所前,“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親交專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長沙。“朝野以為美談”。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時年七十六。根據他的遺囑,葬在長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2013-09-10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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