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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唐朝詩魔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唐朝詩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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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815年,九世紀初葉的中唐,驛道之上,駿馬奔馳。衣襟飄飄的郵差懷揣一疊信件,快馬加鞭,經州過縣,用當時最快的速度奔走于城市鄉村之間。這位無名的郵差也許不曉得,他像《鶯鶯傳》中的紅娘一樣,為當朝兩位最著名的文學家――白居易和元稹――傳送著溫馨的問候。他不知道,這薄薄的書簡之內,有許多是后來流傳甚廣的詩篇。他更不知道,除了傳承著友誼的接力之外,他還幸運地担當了那場詩歌變革的新樂府運動的綠衣天使。


  此刻的元稹,倚門而立,北望長安。已經數月沒有音訊來,他真担心老朋友白居易有什么三長兩短。想當年元白二人同躍龍門,俱有才情,自此書信往來,相互唱和,引為知己。只因元稹年少正直(彈劾眾多貪官污吏,出差途中不讓宦官強占宿舍,并與之發生打斗),辦事又得罪當權者。于是一貶數千里,遠放外調。案牘勞形之余,唯一盼望的,是友人的詩書。


  這樣的書信來往,已經持續多年。郵差策馬而來,元稹一眼看見熟悉的筆跡,急急展書,頓時喜笑顏開。昨日夢見白居易,今天便收到他的信了。詩箋數頁,見字如晤,寄去的衣衫已經收到了,前些日還在吟詠白居易的詩句,原來友人在京城也念著自己的詩文。反復揣摩,反復把玩,遠隔千里,不見聲音,不見容顏,一幕幕舊情,因詩重現。“近來文卷里,半是憶君詩”,讀到這句,元稹笑了。相見不如懷念,通過詩書,他們彼此傾訴,記掛著對方。更多的信,其實是詩,以詩代筆,以詩為信,成了溝通心靈的最好交流方式。元稹被貶十年,百般煎熬,可以想見,白居易的書信成了他最為有力的精神支柱。


  招待信使稍歇。元稹以最快的速度讀了信,又以最快的速度回信。望著遠去的煙塵,元稹輕輕一笑,復又回身書房,捧讀友人的詩書了。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
  ……
  ――白居易《新樂府組詩第三十二・賣炭翁》


  讀詩畢,元稹拍案叫絕。他并不知道,此時的好友白居易,已經離開京城,被貶任江州司馬了。而他即將要收到白居易的一篇充滿悲憫與同情、反映社會底層辛酸生活的新作――《琵琶行》。他更不知道,白居易正在江州的官舍里,正在伏案埋頭給他寫信,而這封私人信件,將是開創詩壇新風的文學宣言。


  其時的中國,剛剛發生了一場震驚朝野的“永貞革新”,口眼歪斜的中風皇帝唐順宗李誦不幸被宦官所害,整個朝廷經歷了一次顛覆性的人事調整。不滿二十歲的唐憲宗李純開始接任執掌皇室。這位年輕的皇室繼承人在上任伊始,就立志效仿唐太宗和唐玄宗,開創一個盛世。就是這樣一個“納諫思理、渴聞讜言”的“好文之主”,終于在十多年的整飾吏治之后,取得了削弱藩鎮的巨大成功,中央政府的人氣與威望重新上升,實現了“元和中興”的局面。日漸清明的政治時局,又重新醞釀了文學史上的一次變革與發展。


  詩至盛唐,到了李白和杜甫,猶如一次火山大爆發,光焰沖天,熱浪襲人。此后數十年,由于國勢急轉,詩壇沉寂,無有頂尖的詩人出來接過旗幟。見證了盛世、創造了詩歌奇跡的詩人們,在經歷了“安史之亂”后,相繼邁入暮年,巨星相繼殞落:


  公元761年,王維卒;
  公元762年,李白卒于當涂;
  公元765年,高適卒;
  公元770年,岑參卒于成都;同年,杜甫卒……


  詩歌的種子畢竟有頑強的生命力,誠如白居易所說,“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詩在唐朝(或者前后的任何朝代里),一直像一面鏡子,真實地反映著滄桑與變遷。“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八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是中國文化史上新老交替的重要時期,詩歌巨匠紛紛謝世,而與此同時,一批詩壇新秀,也在這二十年間呱呱墜地:


  公元768年,韓愈生;
  公元772年,白居易生;同年,劉禹錫生;
  公元773年,柳宗元生;
  公元779年,元稹生;同年,賈島生……


  歷史有時就是這樣驚人的巧合。仿佛是為了承接某種歷史與文化的重任,這批誕生于八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秀們,在九世紀的“元和中興”的時代里,担當起了詩歌濟世的重任,迸發出了“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喜人景象。


  白居易等人的出現,是中唐時期的一次詩歌繁榮與振興,文學的花圃再次綻放如春,梅開二度,余香裊裊。當時的文壇,一派以韓愈為首,一派推白居易為尊,遙相呼應。韓愈一派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古文運動,白居易也以一個實踐者的身份,重振詩歌雄風。白居易以詩諷喻,針砭時弊,贏得了人們對于詩歌價值的新體驗。他與陳鴻等人同游馬嵬,相約撰寫這一重大歷史題材,陳鴻寫成《長恨歌傳》的小說體文章,而白居易揮灑自如,寫就《長恨歌》。就是這首詩,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甚至于一個歌伎在應聘時理直氣壯地夸口,我能背誦白學士的《長恨歌》,豈能等同于一般的歌伎?


  文學的功能是什么?詩歌的價值在哪里?白居易與元稹已經在來往的書信中不止一次探討過,他們深知《詩經》美刺諷喻的社會功效。反映民生的諷喻之作,表面上看起來與當政不諧,實際上,這樣的美刺,正是通過巧妙的文學社會化傳播方式,引起決策層的關注。白居易在任左拾遺期間,拜官百日,就獻疏言事:


  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于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萬一事有不便于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詩歌在白居易的眼里,不是附庸風雅、升官進階的工具,而是要“以詩補察時政,以歌泄導人情”,返璞歸真,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政、上下交和、內外相諧的目的。他將目光投放到民生疾苦上,將視角定格在包羅萬象的現實生活中。他的足跡遍布于長安城的大街小巷,耳聞目睹,用筆記述、抨擊著人間的不平之事。大小官員們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卻不知大旱之年的江南,饑民相食。那些王公大臣吃得酒肉穿腸,紅光滿面,卻不知牢獄中的囚犯,幾乎凍死。十首《秦中吟》,是民間的悲聲,民間的吶喊。他以庖丁解牛的方式,解讀下層百姓的悲慘遭遇,甚至,他還為上陽宮里的白頭宮女鳴不平。諸如《賣炭翁》、《杜陵叟》等五十首新樂府詩,也成了五十支憤懣的箭矢,射出了他心中的無窮激情。


  為文事小,做人事大。身為左拾遺的白居易,將這樣的文學理想,帶進了他的為官之道。遇有不平之事,即上奏折,希望做到“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起初,皇帝還能聽得進去,有一次進諫不聽,白居易竟然在大殿上脫口說出“陛下誤矣”的話來。弄得皇帝勃然變色。作為一個朝廷官員,如此大張旗鼓地抨擊時政,這不啻是一次冒險的行動。依白居易這樣的性格,除了得到士林的好評,當政權臣并不喜歡,自然不能在京城里久留。果然,在宰相武元衡遇刺事件中,他又立即上書,請捕刺客,但“執政方惡其言事”。執政方還找到了一個美麗的借口,說白母看花墜井死,而白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大逆不道,“甚傷名教”,奏貶為江州司馬。


  元稹終于等來了白居易被貶江州的壞消息。那一日,元稹在宅,郵差遞上一封遠信,他迅疾拆開,忽地淚流滿面,一旁的妻女驚疑不定,莫非又是什么壞消息?這是誰的信?細細思量,平常的元稹不是這樣的呀。一定是江州司馬白居易有信來了。


  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白居易《與元九書》


  元稹的夫人猜得一點也不錯,正是好友白居易有詩書寄來。能讓元稹為了一封信而動容的,也只有千盼萬念的友人詩書。那位領了賞錢歡喜而去的郵差也一定不知道,就是這封長達三千多言的《與元九書》,卻是奠定新樂府運動理論根基的重要論著。警言妙語,時見其中。


  這一封信,元稹讀了又讀,一場聲勢浩大的詩歌變革,由一封至情至性、鞭辟入里的私人書信,從此載入文學史冊。


  被貶江州,成了白居易人生重要的轉折點。對于白居易來說,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他可以靜心寫作,由諷喻轉向閑適,由崇儒轉為事佛,從千百年的文化積淀中尋求心靈的平衡。白居易詩如其名,直白易懂,流傳甚廣。自他被貶江州的三四千里途中,竟然一路在“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常常意外地發現自己的作品被人題寫于墻頭柱上,也親耳從“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中,聽他們吟詠自己的詩句。這也是寂寞貶途中,令其歡欣鼓舞的事情。


  相傳白居易每有新作,先讀給識字無多的婦孺下人們聽,聽不懂就改,一直改到別人明白方才作罷。今天我們讀白詩,一千多年的時空差異,絲毫沒有感到文字與情感溝通上的困難,仿佛其人就在身邊娓娓道來。不像今人的許多作品,憑空弄出一大堆噱頭出來,動輒洋洋百萬字,捧讀裝幀華美、價格不菲的煌煌巨著,閱后不知所言為何物,當世已經看不懂,實在叫人担心如何傳之于后世。白氏之詩留傳下來的詩有3800首,數量為唐人之最。可是,有誰知道,他少時發憤讀書,晝夜不息,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到了成年時仍然是瘦弱一書生,未老而齒衰發白。以文為生,終究是一件絞盡腦汁、皓首窮經的苦役差事,有多少人能吃得了這樣的苦?


  再后來,元稹到了越州,白居易到了杭州,在風光秀麗的江南,在相鄰的兩郡之間,兩位太守開始了更為密切頻繁的書信往來。截琊竹為筒,其內置詩,或為千言,或為數韻,互通心聲,一寄一讀,趣味盎然。實在忍不住了,兩人便相約境上,停車泊舟數日,吃酒吟詩,徹夜長談,盡興而歸。遠離朋黨之爭,遠離是非之地,白居易可以有閑情面對大好河山,盡情地享受人間春色。當然,作為具體的執事官員,他可以為老百姓做許多有益的事情了。杭州的西湖,即為白居易在任時修建,一個風景旖旎的江南人工湖,不但可供觀賞消遣,而且蓄水灌溉千余頃田園,官民兩便。閑暇之余,白太守常常醉臥西湖邊,其樂陶陶,不知夢醒何處了。


  晚年的白居易,苦樂參半,官升數級,老來得子,卻不過三年又痛失愛子。好在他得了一處幽靜的宅子,自號香山居士,與世無爭,隱逸不出,和劉禹錫等詩人相酬往來,與一幫僧侶結社交游,后來因病放妓賣馬,廣施家財開鑿龍門石灘,安閑地走完了人生第七十五個春秋。


  盡管元稹后來在官場生涯中,因為種種原因而有攀附權貴、負情薄幸的不雅之舉,白居易卻始終未改文人的本色。書信往來,談世事變遷,談得失成敗,談文學與生活,這樣的友誼保持了近三十年,直至元稹五十三歲壽終。在元白二人的詩集中,有數百首詩,記載了他們相互唱和的情景。誠如白居易所說,兩人“心源無異端”。白居易一度貧困,元稹分俸救濟;夜里互夢對方,彼此吟詠詩句;白有《長恨歌》,元有《鶯鶯傳》;元稹為白居易的詩集作序,白居易為元稹親撰《墓志銘》……令我神往不已的是,驛道之上,郵差懷揣詩書,奔波往返千里,那是兩顆友誼的靈魂,在一路舞蹈。

2013-09-10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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