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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佼 先秦三晉思想文化杰出代表人物
尸佼 先秦三晉思想文化杰出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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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佼即尸子,先秦諸子百家之一,也是先秦三晉思想文化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中對于社會改革、對于哲學思想都有重大的貢獻。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尸佼,尊稱為尸子。約生于周安王十二年(前390年) ,約卒于周顯王三十九年(前330年)。魏國曲沃(令山西省曲沃縣)人。亦有魯人,楚人之說。最早倡尸佼為晉人說者為劉向。他說:“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又六萬余言。卒,因葬蜀。”劉向在這里敘述了佼的生平簡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時期在魏。時魏改革受阻,吳起,商鞅出走,晉人楚用、秦用甚多,商鞅與尸佼可能在這個時期在魏舊都安邑相識,并于此時入秦的。第二個時期在秦。此時商鞅受秦孝公重用,他從前360年到秦,執政選20年,尸佼為其“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提供重要決策意見,為秦國富強,統一六國,做山了自己的貢獻。第三個時期在蜀。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秦惠公處死商鞅,尸佼懼恐誅連,便離開政界,逃往了蜀地,在那里生活了近10年,便去世了。據《曲沃縣志》說:“尸佼,晉人,衛鞅客。立法理民,嘗與佼規。鞅誅,亡入蜀。著《尸子》二十篇。真西山謂《尸子》,晉書。”“真西山”即南宋時人真德秀,有《西山文集》。這里所本,亦為劉向《別錄》。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有“楚有尸子”一說,劉向以“疑謂其在蜀”為由,加以否定。《漢書・藝文志》中有:“《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這里又有尸子魯人之說。對此,清人劉繼培說:“《漢志》班固自注,又以佼為魯人,晉魯字形相近,未能定其然否云”似有否定佼為魯人之義。據此,尸佼便為晉曲沃人。


    尸佼的著述《尸子》,漢唐史籍的著錄,俱言合20篇,共6萬余言。唐代李賢等在注《后漢書》中說:“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這里不僅又一次陳述了尸佼的簡史,重要的是它說這部著作當時還存世,使人得知其20篇的內容中,19篇是論述社會思想文化的,一篇是論述自然界的。據汪繼培說,此書在宋代“全書已亡”,“只存二篇,合為一卷。”清代汪繼培、孫星衍在嘉慶年間輯刻為現通行本《尸子》。


    《尸子》一書,僅存十之二三,大多是一些互不相聯的片語只言,自然難以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尸子》全書在隋唐時還存世,漢唐時期廣為流傳,一些學者作為論證多所征用,以為立論的基礎。宋以后全書僅遺殘斷篇章,汪繼培在此基礎上,又將散見于諸書中的引語摘輯成書,所以輯佚本文字雖少,但十分精彩,多為至理名言,用世誓句之類。從中也能窺出作者的思想梗概和精神面貌。


    發展的宇宙觀。在先秦老子、墨子后學、惠施思想中,都有宇宙觀內容,論述也十分精辟。如老子提出“道”與“域” ,《墨經》有“久”、“宇”,惠施有“大―”、“小一”,使中國哲學思想,得到了不斷的充實和發展。但只有尸佼賦予“宇宙”以精切而簡明的界說。他說:“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說明整個空間就是宇,整個時間就是宙,宇宙就是具有時空屬性的運動著的客觀世界。


    尸佼對于空間觀還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說,“荊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這里說明荊地在中國具體方位座標點,具有上下四方這一空間特征。但擴而言之,中國之東西南北四方,亦存在著各自的東西南北四方,說明每―座標點上的方位,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是絕對與相對的統―。荊地亦然。還有,荊地是南方,但“其南者多也”,南方之南又是無限的,可見任何一個座標方位點所指的方位,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它是有限與無限的統一。尸佼這種以辯證思維的方法,揭示宇宙空間的內涵,研究和看待事物,這無疑是精辟的和正確的見解。


    尸佼對于時間觀也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說:“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草木無大小,必待春而后生。人待義而成。”“人之生亦少矣,而歲之往亦逮矣。”尸佼的這些字句說明,時間是客觀事物的根本屬性。人、草木等一切有機體,它的產生,發展和消亡,都是通過時間的連續性呈現出來,都是在時間的連續性的運動過程,是一個有限與無限的統一。“人待義而成”,說明人不僅具有自然屬性,而且屬有社會屬性,重要的是他將這一內容,視為宇宙觀不可分割的―個組成部分,這是應該重視和值得稱道的。


    尸佼的宇宙論對中國理論思維彭響頗大,理學家對此也很重視。他的建立在唯物論與辯證法基礎上的宇宙觀,為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奠定了基石,連同他創用的宇、宙作為范疇,也波沿用了下來。


    “學積有生”的觀點,尸佼認為學問之道在于創造。他說:“生積成岳,則F楠豫章生焉,生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 亦有所生焉。”在這樣短短的一段話中,尸佼―連用了三個“生”宇,證明“學積有生”具有普遍意義。“學積有生”這一論斷,成為后人的座右銘,輾轉被引用,長期受到贊賞和正視。這段話最先被引用的是荀子的《勸學篇》。他說:“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循焉”此后在一些有影響的著作,都作了引述,如《文選》、《說苑》、《太平御覽》中,部使用了這句話,雖文字略有改變,其義―也。“學積有生”,亦有被改為“學積有出”,“生”與“出”都是表明學問之道在于創造之理,銳意開拓,推陳出新,是建立在既有的基礎之上,而突出一個“生”宇、一個“出”字,成為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尸子思想的傳播,并成為國人理論思維的自覺活動,其章義是無可估量的。


    “從道必吉”的革新觀點。尸佼認為事物發展有其自然規律。自然與社會都是沿著自己的規律向前發展。人必須順動,他認為順之則存,則發展;逆之則亡,則沒有前途。故而說:“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兇,如影如響”。他的社會變革的思想,就是以此作為思想基礎的。他認為從道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關鍵就是用賢使能。他說:“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賢是德智兼備之人。只有使用這樣的賢者,治之道才能得以暢,變革社會才有希望。因為“用賢,則多功矣。”用賢并充分發揮其才智,才能收到變革社會的實效。他還進一步指出,有才華之人,是社會的“良寶”,必須百倍的珍貴。他認為選馬不能以白黑為儀,而要以足力為準,擇玉不能大小為儀,而要以美惡為準,“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為儀,則管仲、伊尹不為臣矣。”他反對任人唯貴勢,主張不拘一格,廣收人材,任人唯賢。他還指出:“使進賢者有賞,進不屑者罪,無改進也者為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提出以被進者的實績,評判進賢者的才能,這樣必然使賢者云集,不屑者難以濫竽充數,使得變革社會的事業得到有效的發展。尸佼認為社會變革的根本保證是用賢使能,并將“從道”與用賢聯系在一起,視為社會變革的重要問題,這是有識之見,值得重視。


    “重民”的觀點。尸佼認為民為邦本,他說:“天子忘民則滅,諸侯忘民則亡。”欲保王位,絕不能忘民。這種“保民為王”的政治理論,比尸佼晚出的孟子也作過重要的闡述。


    尸佼為了說明重民的重要意義,他形象地將民喻為水。他說:“民者,水也。”又說:“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眾,故日猶水也”。他認為民之猶如水,水的習性是決諸東流而東流,決諸西流而西流。所謂可以教者的蘊義,就是水會按著指引的渠道而向前奔流不息的。這里述有另外一層含義,假如不以如水的習性進行疏導,它必然會員終沖決一切障礙,怒濤滾滾而往的。這也是他的“忘民則亡”的一個形象的說明。他還進一步指出:“君之為君”之理,猶如魚與水的關系一樣,“魚失水則死,水矢魚猶為水也。”這里又一次強調了民的重要性。尸佼“保民而王”的觀點,雖然是出于統治集體最高利益之所在,但他將民與王權的存在緊緊聯系在一起,如水與魚、水與盂、馬與御等,客觀畢竟有利于民的一面,這是勞動者一定程度解放的反映,表現了時代的進步。因此,尸佼的重民觀點無疑具有進步意義,應該給予肯定。或有認為秦亡于嚴刑峻法,自然晉入韓非、商鞅以及為之謀劃的尸佼亦有責任。其實井非如此,他們在秦所行的三晉之法,開拓了中國統一進步的局勢,秦亡于舊領主意識支配下的嚴刑濫法而已。漢承秦制是剔除了這一面的一些因素。因為尸佼與商鞅的重民思想,在秦地并未得到徹底的貫徹,他們一個被誅一個潛逃,便說明了這一切。


    尸佼之學在古代頗受重視,被列為諸子百家之一。劉向說“《尸子》,晉書。”這是有道理的,得到歷代學者的承認。說明尸佼其學具有先秦戰國時期三晉思想的基本內容和特征,他的《尸子》一書,含有他對在秦國社會改革總結的因素,實質上是對魏國思想的總結,集中體現了三晉思想的精神。


    兼融諸家之學,是尸佼思想的特點。《漢書》將《尸子》列入雜家,《宋史》改列為儒家,孫星衍又稱《尸子》為雜家,歷史上這種不同的評論,說明尸子之學有綜合各家的特點。孫星衍說:“尸子以為孔子貴公與諸子并論,不亦失言乎。”其實尸子并無失言,他將孔子之學視為二家之言,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班固說雜家就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其實,班固這里所說的是一般意義的雜家,尸佼的思想別是以三晉思想為基礎的“雜”,他的雜家性質具有自己的特點。其中主要的有兩點:一是顯示了三晉文化的超前性。神州大地有著共同的文化,但廣袤遼闊的古代中國發展是不平衡的,三晉地區在當時較為發達,走在前列,他的思想就是這種社會發展的反映。所以在三晉大地社會變革起步較早,著名思想實李悝、申不害和韓非都在晉地產生。尸佼思想就是這種思想的發展和繼續。他提出宇宙論的界說,標志著中國古代理論思維的重大發展,他的宇宙萬物發展的觀點,是他社會變革的理論基礎和出發點。二是他的思想的“雜”,是以三晉文化為基礎,汲取和改鑄他鄉文化結合的結果。他贊賞孔孟的仁義之說,坦作了自己的別解,他提出:“以財為仁,以力為義”之說,這顯然不是孔孟仁義的本義。“財”與“力”的內涵,說明他所重視的是充分發揮人的能動性,力求發展社會生產,增加財富,這是三晉思想文化的主體內容,但在孔孟思想中卻是很缺乏的,在“仁義”內涵中也是沒有的。但贊賞墨子“罷不肖”之說,但更重視的是以實功的用賢使能,任人唯賢,“不以貴勢為儀”的原則。而這些內容是對墨子“尚賢”的補充和發展。還有三晉地區是古代邏輯思維發展酌地區之一。他說:“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正名去偽。”正名則不虛。”他不同意以名正實的正名思想,主張名與實統一的正名原則,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名,實也。”這些觀點與《墨辯》是一致的。在這方面,他仍有自己的特色,他將名與實相統一的觀點,視為“治天下之要”,作為他進行社會變革的指導思想,貫徹了三晉文化學用一致的特點,而這一點在墨家思想也是缺乏的。由此可見尸子的思想之“雜”,是在三晉文化基礎上吸取和借鑒其它學派觀點而形成,可見他的思想是先秦戰國時期三晉文化總結者之一,他所撰寫的《尸子》與古代三晉文化并存。

2013-09-10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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