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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末期被忽略的重要軍事家
戰國末期被忽略的重要軍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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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尉繚,魏國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姓失傳,名繚,戰國著名軍事家。他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來到秦國的,此時秦王政已親秉朝綱,國內形勢穩定,秦王正準備全力以赴開展對東方六國的最后一擊。
  當時的情況是,以秦國之力,消滅六國中的任何一個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六國要是聯合起來共同對秦,情況就難料了。所以擺在秦王面前的棘手問題是,如何能使六國不再“合縱”,讓秦軍以千鈞之勢,迅速制服六國,統一天下,避免過多的糾纏,消耗國力。離間東方國家,雖然是秦國的傳統做法,而且李斯等人正在從事著這項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為有利,則仍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消滅六國,統一中國,是歷史上從未有人干過的事情,年輕的秦王嬴政深知這一點,他不想打無準備之仗。
  另外,當時秦國還有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就是戰將如云,猛將成群,而真正諳熟軍事理論的軍事家卻沒有。靠誰去指揮這些只善拼殺的戰將呢?如何在戰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體的進攻計劃呢?這是秦王非常關心的問題。他自己出身于王室,雖工于心計,講求政治謀略,但沒有打過仗,缺乏帶兵的經驗。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實干少,真要上戰場,真刀真槍地搏殺,一個個就都沒用了。好在人不行,天隨愿。歷史老人適時地安排尉繚西入秦國,在軍事上幫助秦王嬴政完成統一的大業。
  尉繚一到秦國,就向秦王獻上一計,他說:“以秦國的強大,諸侯好比是郡縣之君,我所担心 的就是諸侯‘合縱’,他們聯合起來出其不意,這就是智伯(春秋晉國的權臣,后被韓、趙、魏等幾家大夫攻滅)、大差 (春秋末吳王,后為越王勾踐所殺)、⊥ (戰國齊王,后因燕、趙、魏、秦等聯合破齊而亡)之所以滅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愛惜財物,用它們去賄賂各國的權臣,以擾亂他們的謀略,這樣不過損失三十萬金,而諸侯則可以盡數消滅了。”一番話正好說到秦王最担心的問題上,秦王覺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計尋求的人,于足對他言聽計從。不僅如此,為了顯示恩寵,秦王還讓尉繚享受同自己一樣的衣服飲食,每次見到他,總是表現得很謙卑。
  前面已談到,嬴政這一手是他最厲害的一招,只要對他有用,他可以干出任何事情,甚至認干爹仲父也沒問題,所以他能成大事業。
  但是,這回嬴政第一次遇見不吃這一套的人。尉繚不愧為軍事家,不僅能夠把握戰局,制定出奇制勝的戰略方針,而且還能透徹地認識人、分析人。經過與秦王嬴政不長時間的接觸,他使得出了秦王“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謙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會輕易吞食人”,“假使秦王得志于大下,那么天下之人都會變成他的奴婢,決不可與他相處過久”的結論。
  這是嬴政自出生以來,第一次被人公開道出他的性格本質,第一次有人這樣評論他,而且切中要害,句句是真。從后來統一天下之后嬴政的所作所為來看,與尉繚所言毫無二致。
  尉繚認清秦王嬴政的本質,便萌生離去之心,不愿再輔助秦王,并且說走就走,真的跑了。幸好秦王發現得快,立即將其追回。國家正在用人之際,像尉繚這樣的軍事家如何能讓他走?于是,秦王嬴政發揮他愛才、識才和善于用才的特長,想方設法將尉繚留住,并一下子把他提升到國尉的高位之上,掌管全國的軍隊,主持全面軍事,所以被稱為“尉繚”。
  現在,心存余悸的尉繚不好意思再生去意了,只好死心蹋地地為秦王出謀劃策,為秦的統一做貢獻。尉繚的到來,使秦國文臣武將一應俱金,秦王政又是一位年輕氣壯、極富進取心的國君,這樣剩下的問題就是盡快滅亡六國,統一中國了。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關于尉繚的事跡,史書記載得非常少。早在司馬遷時代,人們對尉繚的了解就很少,所以在《史記》中韓非、李斯都有傳,而尉繚僅附在《秦始皇本紀》中,所載無幾。為什么這樣一個對秦的統一做出巨大貢獻的人,在史書上卻沒有留下較多的事跡呢?
  尉繚對秦統一的巨大貢獻體現在什么地方?體現在秦進行對東方六國最后一擊的戰爭中所使用的戰略方針上。這個時期,雖然不見尉繚的事跡,但秦軍所采用的戰略方針卻與尉繚的軍事思想十分吻合。
  尉繚的軍事思想表現在他的軍事著作 《尉繚子》之中。《尉繚子》一書,對今人來說不如《孫子兵法》名氣大,但是在古代,它是與 《孫子兵法》齊名的一部著名兵書。宋代時,它與 《孫子》、《吳子》、《司馬法》、《三略》、《六韜》、《唐李問對》一起被列為《武經七書》,成為朝廷頒發的七部軍事教科書之一。
  在(尉繚子》中,尉繚提出必須經過大規模的戰爭來實現國家的統一,而為了保證戰爭的勝利,必須加強治軍的手段,制定、頒發嚴格的軍紀、軍規,便所有軍官、士兵都知曉,一旦觸犯將處以重刑。具體來說,對于統領千人以上的將校,有進戰失利、防守投降、擅離陣地、棄軍逃跑罪行的,便宣布為“國賊”,不僅要奪官抄家、斬首示眾,而且還要掘其祖墓,把親屬充為官奴:對于統領百人以上的軍吏,若有上述罪行的,宣布為“軍賊”,也要奪官抄家、斬首示眾,親屬充為官奴。在以嚴刑懲處罪行的同時,還要用重賞獎勵有功,做到賞罚分明,即“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武議》)。這些措施與秦王嬴政一貫推崇的法家思想顯然是不謀而合的。
  在具體的戰術上,尉繚還實踐了當時最先進的方法,如在列陣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陣,有坐陣”(《兵令》)。這樣的陣法,錯落有秩,便于指揮。這一點在今人能見到的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中可以得到證明。
  當然,作為與嬴政不同的人,尉繚對戰爭的具體行為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軍隊不應進攻無過之城,不能殺戮無罪之人。凡是殺害他人父兄,搶奪他人財物,將他人子女掠為奴仆的,都是大盜的行徑。他希望戰爭對社會造成的危害越小越好,甚至提出:軍隊所過之處,農民不離其田業,商賈不離其店鋪,官吏不離其府衙。另外他還希望靠道義(即正義戰爭)、靠民氣(即人心的向背)來取得戰爭的勝利,等等。
  這些主張與秦王嬴政的思想顯然是矛盾的。所以,可以估計,在統一戰爭的具體進行過程中,秦王與尉繚會不止一次地發生沖突,或者在具體的戰役中,秦王不讓尉繚參與,而是親令受其思想影響嚴重的秦軍將領們依照秦國一貫的殘暴手段打擊六國。所以秦軍將領們在統一過程中個個都留下了“美名”,如王翦、王賁、李信、蒙武、楊端和、內史騰、辛勝等,而身為國尉、執掌全國車隊的尉繚卻在此時出現空白。統一以后,講政治,就更沒有尉繚的事情了。史書對尉繚記載甚少,是否與此有關?今人就不得而知了。
2013-09-10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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