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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革新派,晚年保守派,抵御西夏的北宋名臣
早年革新派,晚年保守派,抵御西夏的北宋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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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琦是北宋中期享譽政壇的著名人物。他出為良將,在軍中威名赫赫,與范仲淹并駕齊驅,人稱“韓范”;他入為賢相,在朝中舉足輕重,與富弼不相上下,人稱“富韓”,他輔立二帝,協調兩宮,內理諸政,外拒強敵,對北宋中期的政治穩定作出了重大貢獻。他老成持重,能謀善斷,被史家認為是可與漢唐名相周勃、姚崇媲美之人。 

少年榜眼、廉能官吏 

  韓琦(公元1007一1075年),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他才華橫溢,于弱冠之年考取進士第二名(榜眼)。據史書記載,殿試時,考官念到他的名字時,太陽下出現五彩云朵。 

  韓琦最初以將作監丞出任淄州通判,接著調直集賢院、監在藏庫。當時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好名次的人,多數直接担任顯要的職務,別人對他供職于府庫深表惋惜,他卻處之泰然。 

  宮中需要錢和絹,都由宦官直接領取而不用驗印,因此冒領之事時常發生。韓琦請求設立傳宣合同司,使收發雙方相互監督,以杜絕作弊作為。每批貢品送到宮中,須主管宦官清點,才算交接完畢。但宦官往往幾天不到場,以致物品暴露在檐下,既難于管理。又產生損耗。韓琦奏請減去這一程序。 

  此后,韓琦歷任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升至右司諫。韓琦對于不合理的事,必定直言不諱地提出。宰相王隨和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和石中立在中書無所建樹,韓琦接連上疏指責他們的過失,使四人在同一天罷官。韓琦又請求停止不經中書而由宮內直接下沼,抑制佞臣通過阿諛、迎合帝后而得勢。他常常把明辨得失、匡正綱紀、親近賢良、疏遠奸佞作為急務。先后上疏進諫70余次。王曾担任宰相時威望正高,很少稱贊別人,他對韓琦說:“現在的諫官不能恪盡職守,經常畏縮不言,有所顧忌,這對陛下有什么裨益呢?像你那樣進諫,可以說是恰當而不迂腐。”韓琦從此更加自信。 

  益州、利州發生饑荒,韓琦被任命為安撫使前往賑災。在這種特殊情況下,賦稅款額依舊繁重,郡縣催逼仍然緊急,以致市場上供應的絹布等各種物品的價格奇高。韓琦到任后,宣布減免和允許緩交賦稅,并懲治貪官污吏,裁汰數百萬多余的差役。在他的領導下,賑災工作卓有成效,救治饑民190萬人。 

  韓琦少年得志,為官十載就以勇于除弊、敢于直諫、善于恤民而名聞朝野,為日后建功立業奠定了基礎。 

抵御夏遼、捍衛疆土 

  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十月,元昊稱帝,建國號為大夏。宋朝公開宣布元吳為叛逆,宋夏關系惡化,西夏大舉進攻宋朝西北邊境。韓琦從四川回朝,談論西北軍事形勢很得體,因此被任命為陜西安撫使。不久,韓琦升任樞密直學士、經略安撫副使、招討副使。朝廷遣使敦促韓琦出兵進剿西夏。韓琦根據戰況權衡利弊,也企圖采取先發制人的策略,當時宋朝在邊境長期屯兵20萬,軍事上與西夏屢戰屢敗,士氣低落;經濟上軍費開支巨大,財政困窘。因此,韓琦制訂了進攻和防守兩種計劃,并親自進京陳述。他指出:“元昊雖然用盡國力入侵,但其兵員不過四五萬人。我朝各路屯兵分別防守,實力因分散而虛弱,遇到敵軍就抵擋不住。如果集中兵力勇往直前,乘敵人驕傲怠惰之機發動進攻,就一定能取得勝利。”于是朝廷命令郝延、涇原兩路共同出征。 

  韓琦回到軍中后,積極備戰,招募了18000名民兵。慶歷元年(公元1041年)二月,元昊進攻渭州。韓琦命令懷慶路副部署任福統領主力部隊從懷遠城經德勝寨至羊牧隆城,繞到西夏軍背后截斷其歸路。臨行前,韓琦再之叮囑任福要按照計劃行動,并行文規定:如果違反命令,即使有功,也要處斬。但是任福急功近利,被一小股佯敗的敵軍誘離原定的進軍路線。結果宋軍人困馬乏,在六盤山下好水川遭到敵軍伏擊,損失9千余人。經略安撫使、招討使夏竦派人清理戰場時,在任福的衣帶問找到韓琦下達的檄文,因此上奏說戰敗之罪不在韓琦。但韓琦上表彈劾自己,于是降級担任秦州知州。 

  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正月,朝廷把陜西劃分為秦鳳、徑原、環慶、都延四路,由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各分領一路軍事。十一月,韓琦、范、龐被任命為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為了提高韓琦等人的威望,韓廷撤銷其它各路都鄙署、副都部署所帶招討使、經略使的名號,命令他們統一接受四路使司的節制。韓琦等人還被授予在不便申請朝廷的情況下,根據形勢自行決策的大權。 

  韓琦肩負重任,加倍勤勉地為增強防御力量而努力。他親自處理軍中日常事務,大力整頓軍隊。他贊同征召土兵入伍,代替禁軍駐守邊防,認為這樣既能節省軍費開支,又能提高軍隊的戰斗力。經過他與范仲淹的努力,朝廷最終同意了這一方案。他主持裁汰軍隊,去弱者,存強者,重新整編強壯勇敢的士兵,指定專人訓練他們,消弭兵將互不相識的弊病。 

  由于韓琦與范仲淹等人富有軍事才能,又精誠團結,因此陜西宋軍戰斗力增強,邊防守備空前鞏固。韓琦從顯赫的戰功威震西北,因此他年僅30歲就被稱為“韓公”,與范仲淹齊名。 

  英宗末年,西夏進攻大順城。韓琦主張停止供給歲幣,中斷和市交易,以制裁西夏的毀約行為。樞密使文彥博等人反對采取強硬措施,還舉出寶元、康定年間宋軍戰敗的例子。韓琦說:“諄祚是狂童,沒有元昊那樣的智謀,而且我國的邊防戰備比"當時強得多。如果我國立即派遣使臣責備他,他一定會順從。”不久諄祚果斷上表請罪,神宗對韓琦說:“完全像你預料的那樣。” 

  西北邊防的將領種諤未經朝廷允許,出兵攻占綏州。宋夏關系立即緊張起來,時刻有爆發大戰的危險。朝廷任命韓琦為永興軍節度使,負責指揮關西軍事。韓琦說:“邊防將領擅自行動,破壞了和約,埋下了戰亂的禍根。希望陛下召集中書(政事堂)和樞密院立即決定對策。”但西夏誘殺楊定后,韓琦改變了對形勢的看法,他上奏說:“敵人既然如此猖狂,現在就不能放棄綏州。” 

  慶歷中期,韓琦出任武康軍節度使。遼國邊民侵占天池廟地區.聲稱原來就歸其所有。韓琦召見遼國契丹人的頭領,出示他們以前請求修廟的檄文。契丹人理屈詞窮,于是歸還所占土地。不久以后,契丹人又強行在陽武砦耕種。韓琦命人開挖壕溝、樹立石碑以明示兩國界限,阻止契丹人進一步侵耕。先前潘美鎮守河東時為了避免契丹人的侵擾,命令邊境的宋人全部遷到塞內,因此忻州、代州、寧化等地有大片的荒廢田地。韓琦認為拋棄這些良田不僅可惜,而且給契丹人的內侵提供了便利  他把離兩國邊境10里的區域劃為禁地,在此以南地區則招募鄉兵居住和耕種。這樣既充分利用了土地資源,又有利于鞏固邊防。 

參預新政、力事改革 

  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四月,西夏向宋求和,韓琦與范仲淹同時被調回朝廷担任樞密副使。這時,元昊聯合契丹向北宋施加壓力,提出難以受的條件。宰相晏殊等人厭戰,準備完全接受這些條件。韓琦認為這樣會助長西夏的氣焰,因此他堅決反對。他陳述當時急務七事:清理政治的基礎,重視邊防的籌劃,選擇優秀的人才,加強河北(黃河以北)地區的戰備以防御遼國,鞏固河東(黃河以東)地區以抵抗西夏,收攬民心,營建洛陽。隨后他又陳述拯救時弊的八事:選用將領;加強按察;增加賦稅;抑制奸佞;提升富有才能的官吏;罷黜昏庸無能的官吏;謹慎選拔吏員;裁減消耗俸祿而無所事事的冗員。他預見到完成改革任務的艱巨性,因此對仁宗說:“實行這些措施必定會招致誹謗,希望陛下把大政方針交給宰輔大臣,讓他們自由決策。” 

  慶歷三年九月,韓琦到陜西參與宋夏和談,迎使西夏歸還了以前侵占的領土。回朝后,他陳述安定西北邊境的四策,指出:“現在應當把和好作為權宜之計,把加強戰備作為實際任務。希望修理兵器,訓練士兵,營建城池,秘密制訂討伐的計劃。” 

  當時中書(政事堂)與樞密院二府合班奏事,每逢討論時韓琦必定積極發表意見。即使屬于中書管轄的事,他也知無不言。有的同僚因不理解而慍怒,他毫不在意。仁宗評價說:“韓琦性情耿直。” 

  韓琦與范仲淹志同道合,是革新派的主將。他們積極投身于慶歷新政,為改變國家的貧弱狀況殫精竭慮,大力推行以整頓吏治為中心,包括加強軍事建設和減輕民眾負担的改革。新政使消沉的國家恢復了活力,但招致保守派官僚的強烈反對。他們不能容忍恩蔭的特權被剝奪,醉心于因循守舊的磨勘制度,因此對新政發起了惡毒攻擊。保守派諫官指責范仲淹、韓琦等人結成朋黨,把持朝政。陰險的夏竦一手捏造了“謀逆大案”,最終把革新派推下了懸崖。韓琦竭力為范仲淹、富弼等人辯解,被保守派視為眼中釘。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五月,韓琦被排擠出朝廷,先后到揚州、定州、并州等地為官。 

策立二帝、協調兩宮 

  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韓琦調回中央朝廷,担任樞密使;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集賢殿大學士;嘉事占六年(公元1061年),進封儀國公。 

  仁宗的三個兒子先后死去,他本人也從至和年間起因病不能臨朝,朝廷內外惶恐不安。大臣們紛紛進言,立嗣君以固國本,包拯和范鎮尤其急切。仁宗猶豫不決,拖延了五六年,大臣們也就慢慢松懈了。一天,韓琦進見仁宗,在奏完政事后開始閑談。韓琦見仁宗興致勃勃,乘機說:“皇嗣關系到國家的安危,過去發生禍亂都是由于沒有及時策立。陛下年齡已高,至今還未策立儲君。為宗廟社稷考慮,何不選擇宗室中德才兼備的人?”仁宗說:“后宮將有人分娩,暫且等一等吧。”結果又生了一個女孩。 

  不久,韓琦把《漢書・孔光傳》進獻給仁宗,說:“成帝沒有兒子作繼承人,就策立了兄弟的兒子。能力一般的帝王還能夠如此開明,何況陛下呢。希望陛下效法太祖的胸懷,那么沒有什么不可以做。”他又聯合曾公亮、歐陽修極力勸說仁宗,司馬光、呂誨也相繼附議。在朝廷重臣的強烈要求下,仁宗被迫讓步,同意立宗實(即英宗趙曙)為太子。 

  宗實因父親濮王去世而居喪,韓琦率領群臣奏請仁宗任命他為宗正。韓琦說:“事情如果已經開始進行,就不能中止。陛下親自決定后就不應該猶豫,請求內廷下達委任宗正的命令。”仁宗不想讓宮人知道,說:“只由中書傳達就行了。”任命下達后,宗實堅決推辭。仁宗又向韓琦問計,韓琦回答說:“陛下已經了解他的賢能并選擇他作為皇嗣,現在他不敢立即接受,是由于器量和見識遠大。這就是所說的賢能。希望陛下堅決起用他。”宗實居喪期滿后,仍然不肯受命。韓琦說:“宗正一職的任命剛剛下達,別人都知道宗實必然成為皇太子,不如就給他正名。”于是仁宗下詔立宗實為皇太子。 

  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六月,仁宗病逝后,宗實即位,是為英宗。封韓琦為門下侍郎、衛國公。 

  英宗突然患病,不能上朝,于是由曹太后垂簾聽政。英宗病得很厲害,言行舉止失去控制,對待宦官尤其刻薄。宦官們懷恨在心,一起造謠,離問皇帝和太后的關系。由于太后與英宗并非嫡親的母子,于是兩宮互生仇怨。韓琦奏事時,曹太后哭泣著訴說英宗的過失。韓琦說:“這是疾病引起的,病愈后必然不會這樣。況且如果兒子有病,母親能不寬容他嗎?”太后的怨氣稍微平息了一些。 

  幾天后,韓琦獨自拜見皇帝。英宗說:“太后待我沒有恩情。”韓琦說:“自古以來圣明的君主并不少,但唯獨稱舜為大孝,難道其他的都不孝嗎?父母慈愛而兒子孝順,這是不值得稱道的常事;只有父母不慈愛而兒子不失孝順,才值得稱道。我只怕陛下對待太后孝順得不夠,父母難道有不慈愛的嗎?”英宗認為他言之有理,完全醒悟,從此兩宮盡釋前嫌。 

  英宗病愈后,韓琦請求代乘輿出宮祈雨,人心于是安定。治平六年(公元1066年),英宗病重,韓琦借人宮探視之機說:“陛下長期沒有臨朝聽政,希望及早策立儲君以安定國家。”英宗點頭稱是,立即命令草擬制書立穎王趙頊為太子。治平七年(公元1067年)正月,英宗病逝。穎王趙頊即位,是為神宗。韓琦是連續三朝担任宰輔的元老,有人認為他的權力過重。御史中丞王陶彈劾韓琦不到文德殿押班,于是韓琦請求辭去宰相之職,堅決不到中書(政事堂)視事,神宗數次懇切挽留都沒有成功,于是策封他為司徒兼侍中,出任鎮安軍、武勝軍節度使兼相州知州。韓琦拜別時,神宗哭著說:“侍中一定要去,真是沒有辦法,今天已經下達制書了。”又問道:“你離開后,誰可以担當治理國家的重任?王安石怎么樣?”韓琦說;“王安石担任翰林學士綽綽有余,但處于宰輔的地位不行。” 

抨擊變法、自請辭官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兼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副主管,這意味著熙寧變法的開始。九月,王安石頒布青苗法,企圖通過國家貸款的形式支援農民的生產和抑制富戶的兼并,同時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但由于貸款的使用周期很短,以及借陳米還新麥等措施,實際利息特別高。而且官吏在實際操作中勾結富戶和奸商作弊,從中謀取暴利。韓琦極力指陳青苗法的弊端。神宗把他的奏疏出示給宰相看,說;“韓琦真是忠臣,雖然在外為官,不忘憂勤國事。我開始認為青苗法可以使百姓得利,現在竟然如此害民,使百姓受到這樣大的傷害。” 

  王安石堅持他的見解,并促使神宗讓步。王安石命條例司寫出批判韓琦的文章頒行天下。韓琦更加激烈地申辯,還請求解除四路安撫使一職。王安石為了打擊韓琦,就同意了他的請求。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韓琦又被調回故鄉相州担任知州。 

  契丹遣使要求割占代北之地,神宗下手詔征詢韓琦的意見。韓琦上奏說,我觀察近年來朝廷的舉措,似乎沒有考慮到強大的敵國的存在。契丹看到這種形勢產生疑心,一定認為我國有收復燕南的用意,所以采取先發制人的策略進行挑釁。導致契丹產生疑心的事情有七件:一是高麗臣屬于契丹,我國用高船誘使高麗來朝;二是用武力奪取吐蕃之地;三是在西山普遍種植榆柳,希望它成長以阻擋契丹騎兵;四是創建保甲組織;五是各州修筑城墻和護城河;六是設置都作院,配發新式弓箭和大刀,大規模造戰車;七是在河北設立三十七將。我曾經私下考慮,開始為陛下出謀劃策的人一定說治國之本應當首先聚積錢糧,從百姓中招募軍隊就可以打敗敵國。所以發放青苗錢,制定免役法、設置市易務,每天都在頒布新的制度,并且經常更改,以致官吏不能詳細地記住,在處理公務時茫然不知所措。現在農民在田地中埋怨,商人在道路上嘆息,官吏不能忠于職守,陛下不完全知道吧。企圖擊退敵人、營造太平盛世,卻先使國本動搖、民心離散,這就是為陛下最初謀劃者最大的過失。 

  我現在為陛下考慮,認為應當派遣使節向契丹回復,詳細說明近年來的舉措是建設武備的常規,并沒有別的意向;領土向來劃定,不能用這種借口制造事端,破壞了幾代的友好。對于可疑的舉動,如置將練兵等事,應當取消。只有更加愛惜民力,選拔賢能,疏遠奸邪之人,進用忠直之士,才能使天下信服,邊防守備日益鞏固。假如契丹果然主動背棄盟約,我國就可以振奮神威,恢復故疆,發泄幾朝舊有的憤怒。 

  在這篇奏章中,韓琦借回答對契丹外交政策的見解之機,從總體上評述了對熙寧變法的態度,他指責變法的宗旨,抨擊變法在實際操作中向農商聚斂的弊端,以及法令無常引起吏治昆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現實。他主張暫時維持同契丹在條約下的睦鄰關系,與北宋當時的軍事實力相適應;但因此要求取消一系列積極的軍事防御措施和軍事改革,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場上全面否定變法的錯誤傾向。而其反對向契丹割讓土地,堅決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具有進步意義。 

  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韓琦病逝,終年68歲。據載,前一天晚上,大星在治所旁殞落,廄中的馬因受驚而長嘶不已。 

  神宗停止上朝三天,賜給其家屬三千兩銀,三千匹絹供治喪之用,征凋兩河的士兵為韓琦營建墳墓,并在墓碑上刻上“兩朝顧命定策元勛”,追封他為尚書令,謚號“忠獻”,配享英宗廟堂。此后,朝廷還常命他的一個子孫在相州為官,以守護故墓。 

  韓琦一生中參預慶歷新政,抵御夏遼進犯,歷相三朝,策立二帝,是北宋中期屈指可數的政治家。 

  韓琦早年躋身革新派,是慶歷新政的倡導人,曾經積極投身于革除弊政的運動之中;晚年淪為保守派,是熙寧變法的批評者,但他的意見也并非一無是處。 

  在處理北宋與夏遼的關系上,他既反對縱容敵國的妥協政策。也不贊成破壞和平的戰爭政策,他鎮守陜西,通過加強宋軍的防御力量促成宋夏和解;為官并州,用和平的方式保衛北部領土。 

  在嘉佑治平年間,韓琦作為百官之首,主持策立新君,負責協,凋兩宮關系,處于易受疑忌的危境。有人勸諫他說:“您的作為確實正確,但是萬一有所閃失,不僅自身難保,恐怕全家受害。”韓琦嘆息說:“這是什么話!怎么能因為担心不成功而放棄努力呢?”由于他深謀遠慮,決策果斷,不僅自身得以保全.而且國家沒有發生動亂。因此,歐陽修稱贊他:“臨大事,決大議,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 
2013-09-10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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