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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悲劇,命運坎坷的末代皇后
時代的悲劇,命運坎坷的末代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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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代皇后婉容(公元1906~1946年),全名叫郭貝爾・婉容,字慕鴻,號植蓮,是總管內務府大臣榮源之女;滿洲正白旗人。

  婉容生于清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原籍內蒙古自治區訥河市龍河鄉滿乃屯,達斡爾族,后編入滿族正白旗。高祖郭貝爾・阿爾景,是咸豐年間的副都統,并封為武顯將軍、建威將軍。婉容的曾祖父郭貝爾・長順曾任吉林大將軍并輔佐過清咸豐、同治、光緒三位皇帝,年輕時曾是咸豐皇帝的藍翎侍衛,因屢建戰功被提,二十多歲便領兵駐守西北。清同治八年因立戰功又被晉升為鑲紅旗漢軍副都統,賜一品頂戴;兩年后被晉升為烏里雅蘇臺將軍,担當起鎮守邊疆的大任。婉容的祖父郭貝爾・錫林布與曾祖父長順恰好相反,他沒有將帥氣魄,也未涉入官場,只喜歡讀書作詩。但由于有祖輩的功績,他世襲了一品大員的封號。

  到了婉容父親榮源持家的時候,清帝已經退位,無官可作,也沒有了朝廷的俸祿,他便開始學習經商并經常往返于北京、天津兩地。

  婉容的母親是愛新覺羅・恒馨是軍機大臣皇族毓朗貝勒的次女,人稱“四格格”,她是郭貝爾・榮源在原配夫人死后繼娶的妻子,是婉容的仰慕養母。她是一位端莊善良、精明強干、豁達開朗、敢作敢為、做事果斷并充滿智慧的女人,她對婉容一生的影響極為深刻。恒馨對婉容不但細心照料,甚至是寵愛備至,母女相處非常和睦。家中其它成員還有長婉容兩歲的哥哥潤良,小他六歲的弟弟潤麒。婉容的家住在北京東城地安門內大街帽兒胡同37號。

  婉容的父親內務府大臣郭貝爾・榮源是位開明人士,他一向主張男女平等,女孩子應該和男孩子同樣接受教育。他除了為女兒聘請家庭教師教她讀書習字、彈琴繪畫,還特意為她聘請了英語老師讓她學習英語。婉容作為一個達斡爾貴族家的小姐,優裕富足的生活環境,顯赫的家族地位,民族文化及傳統文化的教育,無疑都對她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1922年,已滿十七歲的婉容因其不僅容貌端莊秀美、清新脫俗,且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而在貴族中聞名遐邇。同年,被選入宮,成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然而婉容的當選并不是因為她的美麗與多才,而是因為宣統皇帝溥儀隨手在她的照片上畫了一個圈,同時也就圈定了婉容凄苦的一生。與婉容同時入選的還有另外一個少女――文繡,但是由于文繡家族勢力遠沒有婉容家大,所以文繡只得退而居其次,成為皇妃。

  公元1922年從婉容被冊封為皇后之日起,也就是她悲劇命運的開始,“一朝選在君王側”,從此使她走向一條不歸路。

  婉容婚后在儲秀宮生活了將近兩年,她到底是怎樣一位女士呢?有人說她“大有明星皇后的資格”,這似乎并不夸張,因為她不但有皇后的身份,而且有超越清朝歷代皇后的表現,特別是她西方化的思想傾向。正像一位美國人對婉容所作的評述:“雖然出身貴族之家,她的父親卻改營商業。她是一個滿洲美女,她和皇帝在思想上很對勁,而且也像他一樣,受過西方的新式教育,也取了一個外國名字叫伊麗莎白。”

  對于中國古典文學,婉容也讀過一些書。據在儲秀宮伺候婉容起居的太監趙榮升講,清宮里的寡婦妃子們每天生活都很無聊,平時閑得慌就練練字、繪繪畫而已,婉容年輕,還常常看書,對寫詩填詞也有興趣。溥儀出宮后,人們曾在儲秀宮發現婉容的若干作品,其中有兩首詞作:

  “人言相思苦,我言相思悅。思雖苦,心還慰,只有單思無了時。采蓮蓮花開,君王臥病帳不開。采蓮蓮葉長,桶役宮人來逞強。采蓮蓮結子,桶役宮人炊豆子。太不良,太不良,賽虎狼,賽虎狼。黑心腸,黑心腸,無法償,無法償。狂風揚,狂風揚,天地昏暗日無光。” 

  “桃花宮,桃花院,桃花院內桃花殿。桃花殿,桃花簾,桃花簾內桃花仙。桃花面,桃花面上桃花癬,桃花玉蔓桃花衫。桃花口、氣如蘭,桃花齒,似葉煙,桃花唇、似血盆,桃花媚舞桃花殿。”

  第一首,原詞無題,系閨中相思之作。詞句整齊、淺白,比喻貼切、新鮮、感情真摯,有如瀑布直瀉。也像一首朗朗上口的民歌。從內容看,可以品味出作者那種難以壓抑的憤怒,這憤怒顯然來自于不正常的婚后生活。第二首,原題《桃花歌》,用擬人的手法,宣泄了作者在情場角逐中的心情。她妒忌的對象,諷刺、挖苦的對象,就是淑妃文繡。

  在溥儀的歷史檔案中,尚可找到婉容的手跡,大多為鋼筆寫下的中、英文書札以及詩文作品和日記等,也有少數毛筆小楷字跡。語句文白相間,但錯別字不少。書法尚可一觀,只是沒有找到她的繪畫作品。據說她也和溥儀一樣,能繪幾筆畫。她與宮內外的畫家亦有交往,當年美籍華人女畫家楊令,曾進宮為婉容“寫真”,留下一幅末代皇后的肖像圖:婉容站在山水屏風前的地毯上,鳳冠鳳袍,全副旗人裝飾打扮,顯得高大、端莊和美麗。到天津以后,婉容還專門聘用了繪畫教師。

  婉容在清宮的那兩年常見外賓,這或許可以說是她的一樁正經事。

  莊士敦和任薩姆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他們把一批又一批金發碧眼的先生、女士帶進紫禁城,并介紹給早已喪失政權的中國皇帝和皇后。既然大婚期間那次非正式外國人招待會已經開了先例,男女無須回避的“外事活動”當然可以繼續下去。現存一張溥儀和婉容在養心殿前與外賓合影的照片頗能說明問題:溥儀夫婦居中而坐,站在他們身后及兩側的二十二個人中,除了受到接見的外賓,還有總管內務府大臣鄭孝胥、溥儀最信賴的師傅陳寶琛及皇族愛新覺羅・溥杰等人,莊士敦和任薩姆當然也在其中。可見這種接見形式已經得到小朝廷的公認。

  在新時代的條件下,清宮事實上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一些傳統的東西被洋味兒的東西取代了。比較起來,在天津長大的婉容,西化程度更甚于圈在紫禁城內的溥儀。她不但常給溥儀寫些抒情的英文短信,而且教會了溥儀吃西餐。

  西餐,當時稱作“洋飯”。作為中國的帝王,溥儀完全不懂這“洋飯”的“進”法。他在《我的前半生》一書里回憶第一次吃西餐的可笑情形說,他讓太監到六國飯店(今東交民巷新僑飯店)去買西餐。店里問:“要買幾份?”太監說:“反正多拿吧!”店里要派人來擺放餐桌、刀叉并布菜,太監說:“那怎么成!你們可不能到宮里去,我們自己擺!”好啊,大碗大碟擺滿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溥儀看見一碟黃油,粘糊糊的,不知道該怎么個吃法,就對太監說:“你們嘗嘗!”他們吃了一口連聲說:“太難吃了,太難吃了!”溥儀還記得,湯是用烏龜做的,也很難吃。正是婉容把溥儀從這個水平線上,教到會吃、愛吃,直到特赦以后還很喜歡西餐的程度。

  溥儀這樣回憶了婉容向他傳授西餐知識的情形:“結婚后,有一天我對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繡提議道:‘我們今天吃洋飯好不好?’當然她們都是極端贊成的了。于是就如法炮制,和上次一樣,把多得驚人的西餐端來擺滿一大桌子。正要舉箸(因為我尚不慣于使用刀叉)來吃時,婉容見狀似乎是吃了一驚,撲哧一聲笑了出來說:‘這樣吃法太老趕了,應當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盤子里吃!’于是就由分盛湯菜起一直到怎樣使用刀叉等,都做了技術上極其生動的說明,并做出了極富自信的實際示范動作。我固然覺得被這種技術問題束縛得很別扭,但從那次起就逐次體會到了其中的奧妙,而學會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領。”

  像婉容這樣一位講英語、吃“洋飯”,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長起來的貴族千金,怎么能夠受的了宮墻的禁錮呢?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她和溥儀是有共同語言的。于是他們想方設法,要從自己狹窄的生活中走出去。

  溥儀回憶那段歷史時說:“這時我已漸漸對于那種‘宮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厭倦,總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鮮景色。但由于‘陳規舊矩’處處拘束著我,有一次我的老師陳寶琛病了,我便以堂堂正正的‘探問師病’為理由,嘗到坐汽車走大街的‘快樂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試探著擴大訪問的范圍,如探望我的父親以及我的叔叔等等,最后則把范圍擴大到游頤和園和玉泉山了。當然我的每次出門,都得編成一列幾十輛的小汽車隊,并且每一次的開支也是大得驚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開開眼界’么,達到了這種愿望,便心滿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頤和園時,曾命司機把汽車加速開駛,在我屢次催促之下,竟達到每小時六十~七十公里的速度。這時可把隨我出游的‘內務府大臣’紹英老先生給嚇壞了,據說嚇得他在車中緊閉雙目,雙手合十,高聲大念‘南無阿彌陀佛’不止。”

  溥儀的回憶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心境。溥儀大婚后,出宮日漸頻繁,而且每次必攜一后一妃,恐怕不能說這與婉容無關吧。關于溥儀與婉容雙雙出宮的消息,也在社會上時有流傳。從當年的舊報紙上可以找到許多報道,也能夠反映皇帝和皇后宮廷生活的一斑。

  1923年6月3日《大公報》登載了《溥儀夫人省親》的消息:“昨午,北京地安門大開,道旁圍立多人,軍警鵠立,帶纓帽者幢幢往來。聞系溥儀夫人于是日午間赴西城帽兒胡同榮邸省親。午后四時還宮。故提署、警察兩方,派有軍警多名,以資保護也。”

  在紫禁城的兩年中,溥儀對婉容還是比較信任的。這從建福宮失火后溥儀要婉容為他守夜一事可看出來。1923年夏初,溥儀為查明珍寶失盜緣由,下令清查庫存珍寶。偷盜約太監們為銷贓滅跡,便放火燒掉了建福宮和附近十幾座樓臺亭閣。此時宮中又出現了太監報復傷人事件,溥儀想到平時他對太監的殘暴,怕他們對自己行兇報復,就想挑一個可靠的人來為他守夜,挑來挑去挑上了婉容,他讓婉容整夜守護在養心殿內為他壯膽。這段時間,兩人感情還是融洽的。

  婉容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皇后。每當地看到報紙刊出窮人挨餓或無錢救醫、無力安葬的消息時,自要派人送去幾元幾十元。據1923年2月12日《事實白話報》載:一群由窮苦無告者組成的“北京臨時窩窩頭會”,一次就收到皇后使者送來的六百元大洋,婉容的行善樂施在京城是出了名的,不少人為之感動。

  表面看來,這時期的婉容悠閑快樂,其實她內心里面有難言的苦衷,接近她的人發現她時常愁眉不展,她的貼身太監孫耀庭曾回憶道:“起先皇后的脾氣挺好,皇上常到她屋里來,可是很少在她屋里宿夜,只是說會兒話,玩玩就走;后來。皇上來的次數少了,她的脾氣也變得不太好,有時候在屋里繡著花就停下來,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聲;每當這時,我們就得格外小心侍候。”可見,婉容雖在宮中有令人羨慕的高貴身份,卻不能象平民百姓那樣享受夫妻之愛和天倫之樂,在這種虛偽無聊的環境里生活,婉容內心感到郁悶,在某些人的引誘之下,她染上了抽大煙的毛病,每頓飯后都要吸上幾口。 

  1923年12月,婉容向北京“臨時窩窩頭會”捐贈大洋六百元,以賑濟災民,受到社會各界的贊譽。

  1931年,反常的氣候造成“南起百粵北至關外大小河川盡告漲溢”,全國性的大水災。當時全國受災區域達十六省,其中長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贛、浙、皖、蘇、魯、豫八省災情極為嚴重,是上個世紀受災范圍最廣、災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災。出宮已久的婉容,看到這樣的洪澇災害,立即捐出自己的珍珠項鏈及大洋。

  1931年盛夏時節,長江兩岸數省發生嚴重水災,當時溥儀捐贈一棟樓房,婉容捐了一串珍珠以販災民。這件事引起了社會上的轟動,京、津、滬的報紙上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大公報》以“溥浩然夫人捐珍珠販災”為題做了專題報導,原文如下:“昨日下午(一九三一年舊歷八月初九)陳曾壽先生至本社,據談溥浩然夫人對江淮災民極為關切,久思加以賑濟,只以手乏余資而末果。至昨為本社代收本埠賠款之最末一日,溥夫人遂慨然將其心愛的珍珠一串捐出,托陳先生送至本社變價助賑。并以鄂省災情最重,囑以珠價賑鄂,此珠串共有一百七十二顆,當初系以二千五百元購得。當由本社同仁偕同陳先生至金店變賣,因市價與原價較差,末便貿然處置。侯商得溥夫人同意再行辦理。珠串現存本社,附圖即此珠串之寫真。溥浩然先生方以樓房助服,溥夫人復捐珠串為災民續命,仁心義舉……社會上云闊太太不乏富逾溥夫人者,益聞風興起。”

  1931年11月,溥儀在日寇的策劃下,獨自一人秘密離津,逃往東北。直到兩個月以后,婉容在溥儀的兩個妹妹及弟弟愛新覺羅・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轉道大連再轉至旅順與溥儀團聚。但此時的溥儀已成為聽任日本帝國主義擺布的傀儡,更沒想到她自已也落入了陰謀的陷阱。在長春,一切都要聽從日本人的安排,連她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甚至不能走出大門一步。

  婉容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決意逃出這個人間地獄。

  在原國民黨第一任外交部長顧維鈞回憶錄里有這樣一段記載:“我們在大連停留了一夜,發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個隨從人員過去在北京當過警察,是我的四個衛士之一。由于1925年的炸彈事件,他留了下來給我保鏢。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認識很多人。當我在大連一家旅館里吃午飯時,他進來說,一個從長春來的滿洲國內力府的代表要見我,有機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猶豫,因為他說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隨從說,他在北京認識這個人,可否見見他。他告訴我,此人化裝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許他當過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門廊里,我們停在轉角處。此人告訴我,他是皇后(長春宣統皇帝的妻子)派來的。他說因為知道我去滿洲,她要我幫助她從長春逃走;他說她覺得生活很悲慘,因為她在宮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圍(那里沒有中國侍女)。她在那里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幫他逃走。我為這故事所感動。但是我告訴他,我的處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為我在滿洲是中國顧問的身份,沒有任何有效方法來幫助她。雖然如此,我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這個故事可以證實日本的意圖。”

  這次事件以后,婉容并沒有氣餒和放棄再次逃跑的機會。1933年的8、9月期間,當時偽滿立法院趙欣伯的妻子準備赴日,婉容便托她幫忙東渡。婉容明確告訴聯絡人,只要她逃走了,就一定幫助溥儀逃走。而當時正在日本的漢奸、三格格愛新覺羅・韞穎得知此計劃后,立即給溥儀寫信,詳細報告了這件事情的經過,結果使此次逃跑計劃失敗。

  從此之后,婉容再也沒有找到逃脫的機會,生不如死的她,便最終便選擇了自我毀滅。

  對于婉容,與世隔絕及離群索居的宮廷內景,社會動蕩帶給她的心靈沖擊,生活變故帶給她的巨大的震動,以及后來一系列不盡人意、失去人身自由的流亡生活給她造成的巨大精神創傷,使她的一生極富變化和戲劇性,同時也使她的人性開始了異化,她陷入了深層的內心痛苦和重圍中無法自拔,直至離世。

  溥儀與婉容關系的徹底破裂,是1935年發生了婉容與溥儀的隨侍李越亭發生暖昧關系而致懷孕的事情。溥儀當時遭到日寇“御用掛”吉岡安植的訓斥,婉容也為此遭到溥儀的暴打,因此婉容在精神空虛中投入了侍衛李越亭懷抱中。這件事激怒了溥儀,雖然一個可憐的女嬰剛剛降生就夭折了,但溥儀仍然認為這是婉容不可饒恕的過錯,從此將她打入冷宮。 

  經過這一次打擊之后,僅僅兩年的時間,昔日如花似玉的婉容竟成了一個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瘋子。她已經不懂得控制自己,不懂得梳洗打扮,整天喜怒無常。唯有一個習慣還保留著,就是每天還要吸鴉片。

  婉容被關在屋子里與外界隔離起來,溥儀派了兩名太監和兩人女傭伺侯她,病得最嚴重時兩腿已不能下地走路。由于長久關在房子里,本來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見不得光亮,要用扇子遮著從扇子骨的縫隙中看人。她偶爾也有清醒的時候,每逢這時,她就哭著罵她的父親郭貝爾・榮源,罵他為了自己要當國丈而斷送了女兒的一生。

  1945年8月,隨著蘇聯紅軍向日寇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已現端倪。侵華日寇開始準備退路,同時要溥儀帶著家人退守南滿,將“國都”遷到吉林通化。8月13日,一群喪權辱國之人倉皇逃到位于中朝邊境的通化大栗子溝,8月15日就傳來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溥儀原來還準備隨日寇經由沈陽轉赴東京,便于8月17日帶著愛新覺羅・溥杰等人匆匆離去,剩下的人只好各自另想辦法。11月份,天氣漸冷,這一行人由大栗子溝遷至臨江縣城住下來。不久,臨江解放,他們又隨著東北人民解放軍從臨江轉到通化,經過八個月顛簸流離的生活,于1946年4月又回到了長春。這時,婉容的身體更加虛弱,多虧福貴人李玉琴的同情和照應,才使這位遍嘗世態炎涼的昔日皇后得到了一些人際間的溫暖。但是,由于戰爭的動蕩,東北人民解放軍難以再帶著這么多皇族眷屬行軍作戰,所以讓他們自謀出路,于是人們先后離去,連關心過婉容的李玉琴也要走了。

  李玉琴事后曾憶及當時:“她看我來請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難忍,淚流滿面。她眼光露出驚慌焦急的樣子,嘴里發出兩聲‘呵!呵!’帶哭腔的凄涼聲音,含混不清地說了一句什么。她也流淚了……我給婉容扯平衣服,蓋好被,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轉過臉來看看我,一臉的痛苦表情。很快又變成冷淡的樣子,又轉過臉去。”

  其實,當時婉容在長春還有不少親友,他們當年靠國戚的身份得到過那么多的榮華富貴,但這時候卻沒有一個人出來來關注她。后來,東北人民解放軍撤出長春,李玉琴只得帶著婉容一起走了。不久,末代皇后婉容就病死在吉林敦化,終年四十一歲。

  婉容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而這個悲劇又是無法避免的,是萬惡的封建王朝和日寇將她推向了歷史的深淵,她是歷史的犧牲品。
2013-09-10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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