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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于萬歷一朝的風流人物(明神宗貴妃)
活躍于萬歷一朝的風流人物(明神宗貴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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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氏(?~1630),明神宗朱翊鈞貴妃。大興(今北京大興)人。她是一個嗜權如命的女強人,野心勃勃,為達到總攬大權的目的不擇手段,詭計多端。她攪得朝廷內外不得安寧,腐敗墮落,人心渙散;她攪得萬歷江山危在旦夕,致使萬歷一朝宮廷斗爭波瀾起伏,成為明末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她可謂是活躍于萬歷一朝的風流人物。


爭立太子 費盡心機


  鄭氏的父親叫鄭承憲,官至都督同知。初入宮時,鄭氏位在淑嬪。她容貌艷麗出眾,并且機智聰敏,愛讀書、有謀略,更善于逢迎。因此,鄭氏不久即得到神宗的寵愛,并在萬歷十一年(1583)超晉加封為貴妃,地位甚至躍居已生有皇長子的王恭妃之上。由于鄭貴妃對神宗十分關心,鼓勵他親政,被神宗視為相見恨晚的知音。于是,無論于情于理,神宗對鄭貴妃的寵愛和倚重便都是無以復加了。


  萬歷初年,李太后為神宗娶的原配妻子是京師名門之女王氏。王皇后為人端謹知禮,伺奉太后用心周到,對神宗百依百順。但是神宗并不喜愛她,加上她也沒有給神宗生下一子,所以她對神宗尋花問柳之事并不介意,只求相安無事。


  萬歷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到太后處請安,發現服侍太后的宮女中有一個面容清秀的女孩,當時就臨幸了這位姓王的宮女。不久,這位王氏宮女生下一子,即皇長子朱常洛(后來的光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神宗無奈只封了王氏宮女一個恭妃的名號。按禮,母以子為貴,已生有皇長子的王恭妃,地位僅可略次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沒有一個有資格可以位居其上的;而鄭貴妃一入宮即受神宗寵幸,冊封為貴妃,位于皇后之下、諸嬪妃之上,顯然是于禮有違的。這是早已習慣封建正統禮法的朝廷百官們所不能接受的,于是為此鬧得舉國上下議論紛紛,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樣往京城宮中鋪天蓋地襲來,搞得神宗十分氣惱,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此時鄭貴妃卻從旁說了句:何不把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這些鄉巴佬還能怎樣?神宗一聽轉憂為喜,便采納了鄭貴妃的建議。就這樣,時間一長,果然奏章上的越來越少,漸漸地居然平息了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這樁事了。


  可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轉眼間鄭貴妃已有身孕,萬歷十四年(1586)生下一子,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母以子貴,隨之鄭貴妃又晉升為皇貴妃--皇貴妃是僅次于皇后的封號,在名分上高出皇長子母親恭妃兩級。這樣鄭貴妃在宮中地位更加穩固,其野心和私欲也就逐漸膨脹起來。在封建宮廷中,一個女子的最高愿望無非是爭得皇帝的寵幸,當上皇后,從而光宗耀祖,顯達門庭。鄭貴妃明白,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兒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后母以子貴,自己再做皇后;而此時最大的障礙就是皇長子朱常洛。


  當時,那些堅持封建正統“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朝中官員們,早已把皇長子朱常洛看作是未來的皇帝。鄭貴妃一心想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時常鼓動神宗立其子為太子;神宗也一向偏愛鄭貴妃和朱常洵,不喜歡朱常洛,又有立朱常洵為太子之意。但是因立其子不合禮儀,勢必要遭到眾人的反對,所以,神宗只好對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時機,事見《明史・神宗本紀》:“儲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請,皆不聽。”這也正符合鄭貴妃的心計。然而,鄭貴妃與神宗這種計謀瞞不過朝中大臣們。這一年,給事中姜應麟上書皇帝,提出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飛語。神宗看過姜應麟的奏章后,頓時大怒,在鄭貴妃的唆使下立舉圣旨,降諭道:“立儲自有長幼之分,姜應麟懷疑君主,顯擺耿直,應該降級到邊遠地區任雜職。”御旨一下,姜應麟即被貶往大同境內,但旨中有“立儲自有長幼”一語,這句話實際上等于肯定了皇長子的地位。神宗起初沒有察覺有此一失,待諸大臣要求皇上實現諾言,按照“立儲自有長幼”原則趕快立儲時,方才感到竟然如此地失策。但因此時圣旨既下,已無法挽回,經過與鄭貴妃的又一番密謀,決定還是使用慣常伎倆,拖拖看。于是神宗出面對群臣推說,皇長子方才6歲,年紀尚幼,這時候談立儲,實非所宜。神宗原以為,這么一說就能蒙混過去了,可反駁的奏章反而因此有增無減。這是因為神宗本人就是在6歲的時候被立為皇太子的,人們自然要以此為由來辯駁。此時,人多口眾,神宗如何能抵擋得了。拖了兩三年實在熬不過去了,最后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讓首輔傳諭諸大臣,說立儲一事應到萬歷二十年(1592)議行,要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為此驚擾圣上。“如果大家能遵守,我后年即行冊立太子;若再有人生事的話,就等皇長子長到15歲的時候再行大禮。”


  此時皇長子已經11歲了,本來也等不了幾年;但因此前神宗本人屢次失信于人,所以這次自定限期,仍有廷臣放心不下,惟恐他會忘記或者是裝聾作啞。因此,就在限期“后年”臨近的時候,工部主事張有德忍耐不住,便變了個法子進行試探,上疏請求把冊立太子的儀注先行訂出。沒有此疏還罷,此疏一出,神宗果然抓住了把柄,怒道:“我早已有話在先,如若瀆擾,便要延期。現在又來瀆擾,只有延期,以向天下昭示大信。如再瀆擾,還要再延。”


  此時立太子之事雖然又延了期,但鄭貴妃眼看形勢對自己不利,于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個“待嫡”之說,要神宗加以宣諭。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神宗在給朝臣的詔書中說他“想待嫡子”。因為抬出了嫡子,則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頭弟兄,都不是嫡子,也都沒有什么當立為儲的特權。但因禮法上所謂“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皇長子之所以不同于諸子,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無嫡立長”這一條的。所以這一說還沒等公議,就被廷臣們推翻了。鄭貴妃見此計不成,轉眼又想出了一招,請求神宗來個“三王并封”。


  所謂“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儲之前,先把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個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時封王,彼此就都別無二致。鄭貴妃讓神宗交與閣臣擬旨,大臣們仔細一研究,認為這又是鄭貴妃為抑制皇長子布下的一個陷阱,是鄭貴妃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鋪墊,這道諭旨當然也就不了了之。而且在這之后,朝臣又堅持讓皇長子朱常洛預教。萬歷二十二年(1594),神宗為朱常洛舉行了預教典禮。


  就這樣彼此你來我往互相較量了無數個回合,皇長子朱常洛在這場馬拉松賽中長到了20歲。神宗此時已被這場斗爭搞得精疲力竭,終于在萬歷二十九年(1601)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給他完了婚。至此,前后鬧騰了十幾年之久的立太子風波,才算告一段落。鄭貴妃在這一重大回合中終于慘敗了下來。


隨心所欲 腐化無度


  鄭貴妃不僅野心勃勃,一心想當皇后,而且對金銀財寶等財物也貪得無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礦監稅吏,賦予種種特權,到各處去搜刮金銀財寶。一方面,這些臭名昭著的礦監稅吏如陳奉、馬堂、梁永等都是鄭貴妃的心腹宦官,他們知道鄭貴妃受寵幸,無不極力巴結她。他們把從各地搜刮來的金錢和各地進貢的稅銀,進貢神宗與鄭貴妃大肆揮霍。僅供鄭貴妃和其他嬪妃使用的胭脂費,每年就支用白銀10萬兩,而萬歷初年全國的田賦收入每年才400萬兩。另一方面,這些宦官稱鄭貴妃為“內主”,他們倚仗著這個后臺在各地搜刮掠奪,殺人搶劫,無惡不作。雖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員也紛紛上疏要求懲辦這些宦官,但是神宗與鄭貴妃都極力為他們開脫,使他們逍遙法外。


  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立為太子后,朱常洵隨之被封為福王。按規制,福王朱常洵受封藩王后應該立刻到藩國就任,但他卻遲遲不肯前往。直至萬歷四十年(1612年),在群臣的一再呼吁和堅持下,鄭貴妃知道無法讓福王留在北京了,便以此為借口,提出了種種條件,想大撈一把。


  鄭貴妃提出要為福王在洛陽修建好藩邸方才就任。神宗一看大勢所趨,這次福王是非去不可了,只好命朝廷撥款28萬巨資在洛陽為朱常洵修建福王藩邸。然而,全部完工后,在鄭貴妃的縱容下,福王堅決不到洛陽就任。借此,鄭貴妃又要求劃給福王莊田4萬頃。按照明初規定,藩王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的同時,還把他的24個兒子和一個重孫分封為王,稱為藩王。他們一部分授以兵權,另一部分則駐于內地各省。在諸王中,以北方諸王勢力最大。除歲祿外,劃給的草地牧場多不過千頃,而鄭貴妃要求給福王的土地大大超過了此數。后來因群臣的堅決反對,神宗不得已只好減半。


  至此,鄭貴妃還是不滿足,又開始為兒子準備去洛陽的揮霍。如索要大學士張居正被籍沒的財產及四川鹽稅和茶稅,并要朝廷給淮鹽300引,讓福王在洛陽開店賣鹽,并壟斷洛陽的賣鹽權。神宗不僅答應了這些要求,又在福王臨行之時,把歷年來稅吏、礦吏所進獻的珍寶,大都交給福王帶走。福王到洛陽后,橫征暴斂,胡作非為,造成黃河南北、齊楚河淮騷動,河南數年大荒,人民相食。而福王藩庫有金錢百萬,竟然超過了大內倉儲。


  鄭貴妃自得寵后,其家族也大沾其光,飛黃騰達者前后有三代。神宗對鄭貴妃家人的賜封更是隨心所欲,超出常制。鄭貴妃的父親鄭承憲橫行地方,驕奢淫逸,為非作歹。然而神宗不僅不加過問,反而將他晉升為都督同知。鄭承憲死后,他的兒子鄭國泰超出父死子襲的常例,竟被神宗破格授予他都指揮使。對此,遭到朝廷中的許多官員表示反對,大臣們提出:“妃家蒙恩如是,何以優后家。”語見《明史・外戚列傳・鄭承憲》:“給事中張希皋言:‘指揮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優后家。’”顯然是懷疑鄭國泰兄妹陰謀篡權。果不其然,鄭國泰利欲熏心,后來竟策動宦官收買張差,企圖殺害皇太子朱常洛,但因為是鄭貴妃之兄,未受任何懲處,不久反而升遷為左都督。鄭貴妃的伯父鄭承恩更是一個慣于挑撥離間、誣陷賢良的小人。當鄭承恩得知給事戴士衡和全椒知縣樊玉衡與禮部侍郎呂坤有矛盾,并對貴妃專權不滿,便上疏皇帝說戴、樊二人離間皇室,攻擊皇帝和貴妃,應予嚴懲,結果使戴、樊二人不僅遭受庭杖之苦,而且還被流放邊地。


  神宗寵幸鄭貴妃后,就經常不上早朝。鄭貴妃見朝廷中有許多官員攻擊自己,也害怕神宗被這些官員說服,與己不利,便極力唆使神宗盡量少和朝廷中官員見面,于是神宗從萬歷十八年(1590)開始,不再上朝理政,終日與鄭貴妃廝守在一起,或是與太監、宮女做游戲,尋歡作樂。他們除了關心廢長立幼外,其他任何事都不愿與大臣商量處理,諸如地方和中央官員補缺、有關國計民生的措施,甚至到了宮廷失火都懶得過問的地步。


明宮三案 禍首鄭妃


  皇長子朱常洛被立為太子,福王朱常洵被迫遷往洛陽就任,這對鄭貴妃來說,不能不算是沉重的打擊。但就是這樣,這個女人也一刻都沒有因此放松對目標的追求,反而更加猖狂,狼子野心有增無減,致使新的宮廷斗爭愈演愈烈。鄭貴妃和她的父親鄭承憲、伯父鄭承恩、哥哥鄭國泰狼狽為奸,互相勾結,比以前更起勁地在暗中搬弄是非,挖空心思要把已冊立的太子給廢掉。他們的心里都清楚:只有廢了太子,他們才會有救,于是制造了“妖書”一案。


  所謂“妖書”案,還是在皇長子朱常洛被冊立以前發生的一件案子。當時刑部左侍郎呂坤寫了一本名叫《閨范圖說》事見《明史・呂坤列傳》:“坤撰《閨范》,獨取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媚鄭貴妃也。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見。”的小書,書中所載是歷代一些有賢德淑名女子的故事。這本圖說以漢明帝馬皇后為首,而馬皇后又是從宮女逐漸被晉封為皇后的,呂坤的用意很明顯是在向鄭貴妃獻殷勤,為鄭貴妃以后當皇后找個說法。神宗偶爾翻見到此書,也就把它賜給了鄭貴妃。賜者無意,可受者有心。鄭貴妃看過這本小書以后,覺得可以利用它來做點文章,于是自己又另外加上了12個人的圖說,并且為之作序,又印了一些散發以擴大影響。事見《明史・后妃列傳・鄭貴妃》:“侍郎呂坤為按察使時,嘗集《閨范圖說》。太監陳矩見之,持以進帝。帝賜妃,妃重刻之,坤無與也。”鄭貴妃之所以要刻此書,其意在于為自己的兒子朱常洵能立為太子找個先例,加以宣揚罷了。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大學士朱賡又發現京城流傳著一部名為《續憂危f議》的書,其核心是說太子雖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被廢掉,因為皇上是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不得已勉強冊立太子的,暗喻鄭貴妃的愛子福王必會成功之意。事見《明史・后妃列傳・鄭貴妃》載:“帝于東宮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賡內閣者,實寓更易之義。”不料此書的出現觸痛了鄭貴妃的心病,她哭鬧著要神宗追查寫書的人,于是大朝廷興冤獄,許多朝臣、百姓為此無辜受害,死于非命。然而,此案最終卻不了了之。


  種種陰謀伎倆均未奏效,鄭貴妃曾一度絕望過。但還有一個可能存在,那就是王皇后早日去世;如果王皇后真的死了,正宮一席非鄭貴妃莫屬,到時候“子以母貴”,母正位中宮,其子自然成為嫡子,皇長子的東宮太子也就當不成了。此時的鄭貴妃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線希望,于是又開始實施新計劃。只是王皇后雖說身體欠安,但卻因生性清心寡欲,對人對事都抱一種超然的態度,又加上李太后多方保護,居然熬了一年又一年,最終到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與神宗同一年去世。鄭貴妃一個個手段都用盡了,一個個幻想都破滅了,絕望之余,她要鋌而走險。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的二月,李太后去世,鄭貴妃再也沒有了顧忌,決定放手一搏。于是鄭貴妃等人采取了非常手段,這就是次年發生的“梃擊”案--此乃萬歷年間發生的明宮三大案之首案。


  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個不知姓名的漢子,手持棗木棍,悄悄地闖進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打傷守門太監,直到大殿前檐下才被內侍抓獲。擾攘多年的明末三大案以此為起點,終于發生了。


  第二天,皇太子急忙把夜里發生的一切向神宗啟奏。神宗得奏以后,就命先將罪犯交由近處法司先行審問。審理此案的巡皇城御史劉廷元審問之后,向上奏報初審的大致情況:罪犯名叫張差,是薊州(今天津薊縣)人,自稱靠乞討為生,語無倫次,如同瘋癲,但是察看他的相貌,又像很狡猾的樣子。因為此人有謀殺太子的嫌疑,所以,此案接著又移交到刑部由御史劉廷元與刑部郎中胡士相等會審。此時鄭貴妃兄長鄭國泰密訪二人,經過一番協商,劉、胡二人便順著鄭國泰的意思上疏說:這個男子叫張差,患有精神病,應速處決,神宗也就同意了。然而,提牢主事王之u對此事甚為懷疑,就私下詢問張差,張差承認是受內侍指使。王之u深感事關重大,立即告訴了刑部侍郎張問達。一時間,有人要謀害太子的消息在京師迅速傳開。由于鄭貴妃蓄謀奪權已久,其兄鄭國泰又有秘密行動,朝議都指向鄭貴妃兄妹。神宗也察覺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下令十三司會審。張差經此一審,又供出自己謀害太子的行動是鄭貴妃的心腹宦官龐保、劉成所指使,龐、劉二人曾許諾張差事成之后給以厚賞,此案終于真相大白。


  此時,最緊張、最害怕的莫過于鄭貴妃了,她越想越害怕,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得不使出了女人的最后一招。于是到神宗面前,連哭帶嚎地要神宗給她做主,不然的話,就要死在神宗的面前。經她這么一鬧騰,果然神宗心酸起來,嘆息著對自己的愛妃說道:“現今既然已經鬧成這個樣子,恐怕是難解了,我出面恐怕反倒會壞事,現在只有一人能救你母子性命。”語見《明史・后妃列傳・鄭貴妃》:“帝曰:‘外廷語不易解,若須自求太子。’”鄭貴妃一聽連忙收住眼淚,急切地問道:“是誰?”神宗答道:“就是你要害掉的皇太子。”鄭貴妃一聽,不禁倒吸一口冷氣:“這如何使得?”神宗說道:“以他的出身、地位和目前的處境,我想也許會饒過你的,你去好好說說吧。”鄭貴妃低下了頭,迅速盤算著:看來也只能有這一招了。于是把心一橫,轉身親自去求太子。


  到了東宮,鄭貴妃先是裝出十分可憐的樣子,抽泣著,一見太子便俯身下拜。太子一見,受驚不小,連忙回拜。鄭貴妃順勢拉著太子的手,傷心地哭訴著,說她是如何如何地冤枉,只有太子能救她的命,給她辨明是非。太子畢竟年紀還輕,對宮廷這種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缺少經驗,對鄭貴妃還一向膽怯幾分,因而盡管深知鄭貴妃常欲加害自己,也無可奈何;再加上鄭貴妃有求于自己,倒認為這是緩和矛盾的好機會。經過鄭貴妃的這一番表演,皇太子很痛快地讓手下草擬了一道旨意,要朝中大臣們不必再為此事多加糾纏,既然兇手早已抓到,即刻正法就是了,不要再牽扯他人。鄭貴妃見此連連稱謝,又把太子好夸了一頓,才高興地離去。本來群臣認為必須揪出幕后指使人鄭貴妃一家,否則國無寧日、民無寧日;可是經太子這么一處理,大臣們看到連被危及生命的當事人對此都不加追究,當然也不便再追究到底。隨后,朝臣按旨意將張差處死,又把劉成、龐保秘密處決。這場興師動眾、人命關天的梃擊案就這樣草草了結了,自始至終導演這場鬧劇的鄭貴妃卻有驚無險地度過了一場危機。


  五年后,也就是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在八月初登上皇位,是為明光宗。可他在位僅30天。為什么在位只有這么幾天呢?這還得從明末三大案的第二樁大案--“紅丸”案說起。


  梃擊案了結以后,鄭貴妃眼見皇太子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了,因而對自己的前途感到了担憂:一旦神宗去世,自己該如何自處?為將來著想,現在必須討好皇太子。于是鄭貴妃索性來個順水推舟,借著感激皇太子在梃擊案中的搭救之恩,極力接近皇太子,以改變長期的緊張關系。皇太子自幼不得寵,長年受到皇父及鄭貴妃的冷遇,生性懦弱,精神上受到壓抑,身體也欠佳。鄭貴妃就此抓住皇太子的弱點,使出一條妙計,暗想:此招一則定會使皇太子更加信任我、親近我,二則最主要的是能致皇太子于死命。果然不出鄭貴妃所料,這位皇太子真的掉入了圈套。鄭貴妃先是把自己最喜愛的珠寶獻給皇太子。皇太子得到鄭貴妃的禮物,又見鄭貴妃態度轉變,也就忘記了過去的私怨。李選侍是皇太子最寵愛的妃子,皇太子聽信李選侍的話,還要禮部為鄭貴妃加封。但終因遭到以禮部侍郎孫如游為首的一些官員的抵制而未能實現。


  同時,鄭貴妃又在自己的宮中選出八名最有姿色的美女,送給皇太子,讓她們盡心盡力服侍未來的皇上,使他心滿意足。皇太子開始放縱,整日耽于酒色之中,年紀尚不足四十,卻早已垮了身子。等到即位稱帝時,已病得很重了,沒過幾天就病入膏肓、臥床不起了。內醫太監崔文升開了一服瀉藥,光宗服后腹瀉不止,一天要拉三四十次。后來,鴻臚寺丞李可灼獻上一顆紅丸,自稱是仙丹,光宗服后覺得精神大有好轉。過了半日,李可灼又獻上一顆,光宗再服之后,睡到次日凌晨,竟然再也沒有起來。這就是所謂“紅丸案。”


  光宗死后,內外官員首先將其死因歸咎于李可灼,事見《明史・熹宗本紀》:“光宗崩,遺詔皇長子嗣皇帝位。群臣哭臨畢,請見皇長子于寢門,奉至文華殿行禮,還居慈慶宮。丙子,頒遺詔。時選侍李氏居乾清宮,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及御史左光斗疏請選侍移宮,御史王安舜疏論李可灼進藥之誤,‘紅丸’、‘移宮’二案自是起。”后來又知道進瀉藥而使病情驟然加重的崔文升,竟是鄭貴妃屬下的人,而李可灼又是方從哲帶進宮中的。原本二人都應處以極刑,但最后卻都從輕處理:李可灼充軍,崔文升貶放南京;方從哲和鄭貴妃也都躲了過去。“紅丸”案也就這樣收了場。


  光宗一死,鄭貴妃頓感搬去了擋在自己面前多年的一塊石頭,輕松了許多,認為實現自己的目標又有了希望,于是唆使光宗愛妃李選侍(西李)霸居乾清宮,釀成“移宮”一案。


  光宗死后,鄭貴妃企圖當太后垂簾聽政。她一面把皇太子暫時隔離起來,不讓他登基與群臣見面,一面又唆使李選侍不要搬出乾清宮,以便向朝臣發號施令。但朝中官員們不買她們的賬,聯名上疏指責李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指熹宗朱由校)仍居慈慶宮,這種名分倒置的作法,是借撫養之名,行專政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日”。并安排太監王安從宮內秘密接出太子,突然在文華殿升殿,接受群官朝拜。新皇帝即位,是為明熹宗。第二天,群臣又簇擁著新皇帝齊聚乾清宮,逼李選侍搬遷。李選侍見生米已成熟飯,只好離開乾清宮。不久,群臣又以熹宗名義宣布削去李選侍封號,對鄭貴妃也不予理睬。在東林黨人控制朝政的幾年,鄭貴妃勾結李選侍企圖垂簾聽政的美夢遭到了破滅。這就是所謂“移宮”案。


  明熹宗年間,鄭貴妃的權力欲望雖不減當年,但畢竟已年過六旬,力不從心了。崇禎三年(1630年)七月,這位一生享盡榮華富貴,連做夢都想做皇后的女人,最終未能實現自己的夢想而結束了頗富傳奇色彩的一生。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陰險、毒辣的貴妃,把大明江山攪得天昏地暗,竟與大明一朝相始終,遺禍之深為歷代罕匹;而她本人卻屢次有驚無險,竟安然地度過了余生,這種結局也算是“一奇”了。鄭貴妃死后,被謚“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埋葬在銀泉山。
2013-09-10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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