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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偃 春秋時晉國的卿
狐偃 春秋時晉國的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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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偃(約前715年~前629年),春秋時晉國的卿。宇子犯,公子重耳(即晉文公)的舅父,亦稱舅犯(一作咎犯)。其父狐突,字伯行,為大戎狐氏(今山西交城卻波村人)。與晉同祖,是晉支族入主諸戎部落者。


    狐偃忙于大戎。其姊(或妹)狐姬嫁于太子詭諸(晉獻公)后,其父狐突“事晉為大夫”,狐偃即隨其父至晉都曲沃(今山西聞喜)。公子重耳少年時期便受教于狐偃,趙衰等。這幾個人“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 焉”,成年以后仍是如此。后來楚成王贊他“廣而儉,文而有禮”顯然是狐趙等人耳濡目染的結果。獻公八年(前671年),遷都絳(今山西新絳,一說翼城),狐偃隨重耳至絳。獻公十二年,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今山西隰縣西北),夷吾居屈(今山西石樓),狐偃又隨重耳至蒲。獻公二十一年,驪姬誣諂申生有弒君殺父之意,申生自縊身亡。狐偃保重耳“備守蒲城”,一年后出亡。有關狐偃這數十年的事跡,史載不詳。據考,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即己成人,狐偃寄人籬下,盡為父為師之勞,不會有大的作為,但對晉后期政局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文公染于舅犯,故霸諸侯,功名傳于后世。”評價中肯貼切。


    狐偃隨重耳出亡時,已逾花甲之年,仍不辭勞苦,夾輔重耳,為他出了很多計策,使重耳最終得以返回晉國,宏圖霸業。


    重耳一行離晉后,狐偃力主去狄。當時,齊國是中原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北杏盟約后,齊桓公實際上已成為中原盟主。楚國也是南方的經濟軍事大國。狐偃為何棄強投弱呢?因為他意識到,齊楚千里迢迢,沿途崇山大川,舉步維艱,倉皇出走又缺乏給養,即使能免于追殺,也會困死途中。且齊楚是否肯予接納,也有疑問。而狄近易達,又是重耳母國,納公子重耳應在情理之中。還有狄晉毗鄰,可以觀望動靜,蓄力待時。可見,這個決定不失為上策。


    重耳在狄十二年,狐偃反勸他赴齊。此時戎狄勢力大為削弱,己無力幫助重耳“成事”,齊桓公雖年已垂暮,但雄心猶在,欲借晉為助,與秦楚抗衡,維持霸主地位。且“管仲歿沒”,“哀而思始”“求善以忠”,定會收留人才濟濟的重耳一行。至齊后,果然受到桓公的熱情款待,對重耳更是深加恩渥。只是由于齊桓公卒,五子爭立,諸侯叛齊,內外交困,“子犯知其不可以動”,才毅然決定離開齊國。這時,多年的流亡生活已使重耳意志消沉。他枕于安樂,“遂無去心”,“有終焉之志也”。狐偃又與姜氏謀,“醉而載之以行”。如果不是狐偃機智果敢地迫使重耳離齊,重耳只能在齊國茍且一生,文公霸業將無從談起,春秋歷史形勢必會大變。


    重耳返國,時值晉動蕩之余。十數年間,晉內訌不已,國亂民憂。先是“驪姬之亂”,繼而獻公去世,里克、邳鄭殺奚齊、卓子,荀息身亡,晉惠公夷吾上臺后,又殺了掌握實權的里、邳等大臣,弄得人心惶惶,眾叛親離。對外惠公背信棄義,發動不義戰爭,使晉元氣大傷。


    然而,從公元前636年文公即位,到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戰,前后不到五年時間,文公何以能宣信諸侯,稱雄天下呢?《左傳》云,文公歷游諸國,備嘗“險阻艱難”,故返國后,知“勵精圖治”以求霸。事實上,這是狐偃、趙衰等股肱之臣,幫助文公“蓄愛百姓,厲養戎土”的結果,其中,狐偃更是出了大力。


    狐偃等幫助文公革新內政,迅速醫治動亂留下的創傷,從而奠定了與秦楚抗衡的物質基礎。主要措施有:―,選拔優秀人才治理國家,多年來,隨重耳共度患難的一批老臣都被委以軍國重任。二,提倡孝事父母,尊祖敬家,忠于國事,“以厚民性”。三,廢除繁重的徭役,減免苛捐雜稅,資助無力生活和生產者。四,鼓勵農耕,勸有分無,省滅國用,足財備兇。五,“大搜于被廬”,改上下兩軍之制為上中下三軍之制。這些措施對于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社會生產,推動工商業的繁榮,提高晉軍的戰斗力,起了積極的作用。從而使晉國呈現了“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的昌盛景象。文公四年,晉軍能在城濮大敗楚軍,一戰而成霸業,無疑是改革帶來的必然結果。


    文公元年(前636年),周室內亂,襄王弟昭叔(太叔帶)伙同狄人伐周,占洛邑。襄王避難于鄭,派使者簡師父,左鄢父求救于晉和秦。文公二年,秦軍至河上,將納王。由于晉大亂之余,百端待舉,國力尚薄,文公對勤王事宜遲疑不決。狐偃卻以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和遠見卓識,意識到這是晉成為諸侯盟主的天賜良機。當時,整個局勢對晉極為不利。遠在南方的楚國,自成王繼位后,不斷向北方擴張領土,公元前656年召陵之會后,楚加緊了北上的步伐,大有繼齊桓公之后而稱霸中原之勢。西秦也不偏安于邊陲,一直在覬覦晉國的領土。狐偃當然知道,只有南阻強楚,西扼邊秦,才能入主中原。而此時的晉國,積貧積弱,國步維艱,在經濟軍事方面尚無力與秦楚抗衡。為此,必須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諸侯的信任,提高晉的威望。況周王室同晉宗室有名義上的宗法關系,不納則失之于義。狐偃力勸文公:“繼父之業,定武之功啟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文公終于出兵勤王,殺王子帶于隰城(今山西汾陽),王入城周(今河南洛陽)。周王設宴款待晉文公,并賜樊、溫、原和攢茅等人邑之田給文公。


    勤王不僅擴大了晉國的疆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晉在諸國中的地位,為晉入主中原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狐偃不僅具有政治家過人的膽識,還具有非凡的軍事才能和大智大勇。文公三年(前634年)楚脅迫陳蔡攻宋,宋求救于晉。從當時的各諸侯國局勢看,晉楚兩國的直接沖突已經不可避免。但是,晉軍在數量抑或質量上都遜于楚軍。面對強敵,狐偃采取“調虎離山之計”,避其鋒芒,以智取勝。他提出:“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晉軍伐曹衛,取五鹿(今河南濮陽東南),三月攻占曹國都城,迫使楚軍撒出宋國。


    當楚軍復攻宋國時,狐偃毫不懼色。決心同楚國決一雌雄。他預言:“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無害也。”打消了晉文公的顧慮。狐偃戰賂上蔑視敵人,是以戰術上重視敵人為前提的。《呂氏春秋》云:“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曰‘楚眾我寡,為之奈何’,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以文,繁戰之君,不足以詐,君亦詐之而已。”在城濮之戰中,晉軍始終貫徹狐偃“詐”的策略。戰爭初期,晉軍“退三舍避之”,使楚軍更加驕橫輕敵。戰爭中間,狐偃、先軫命令晉軍以虎皮蒙馬,馬后拖著樹枝,揚起塵土,制造逃跑假象,“伐其木以蓋其兵”,迷惑楚軍,使楚軍處處被動挨打,以“敗績”告終。


    城濮之戰晉勝楚敗的結局,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它改變了春秋時期中原的政治格局,確立了晉的霸主地位,從此開始了晉楚爭霸中原的百年歷史。關于戰爭的指揮者,有學者認為主要是先軫。事實上,狐偃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于城濮。”是有道理的。連晉文公也盛贊:“偃言萬世之功”,給狐偃以極高的評價。


    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年),狐偃卒。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可以這樣說,狐偃為晉文霸業付出了畢生心血,無狐偃則無晉文霸業,此譽實不為過。狐偃的品行和才華受到各國諸侯大夫的推崇。宋公孫固稱孤偃“惠以有謀”;曹大夫僖負羈贊狐偃:“可謂賢矣”楚令尹子至見其卿才,甚至“請上狐偃。”狐偃同其父狐突,其兄狐毛還受到后人深切的懷念。原因是,狐偃具有中華民族吃苦耐勞和忍辱負重的傳統美德。流亡途中,歷盡磨難。所經各國,有禮遇,更多的則是冷遇和輕慢,甚至難免乞食,或有殺身之虞。狐偃為了返國大局,忍辱負重,唯力是視,受到時人的嘉許和后人的尊敬。其次,孤氏父子之人忠公體國,具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驪姬之亂后,狐突派其二子夾輔重耳,逃出晉國。在秦時,當狐偃聽到獻公命從重耳亡者返國,不返者“盡滅其家”的脅迫時,他大義凜然,拒絕回晉。其父狐突也仗義死節,伏劍身亡。兩漢、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歷代皇帝都以狐突忠貞報國為忠義楷模,及至宋代,宋徽宗封狐突為忠惠利應侯。七月十四日狐突誕辰日至今仍為交城一帶的傳統古節。最后,作為功績卓著的政治家、軍事家,狐偃在春秋發展史上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晉之卒成霸業,偃之力居多,”而晉文公稱霸,遏止了秦楚等生產力發展較為落后的國家的擴張,動搖了西周宗法統治秩序,有利于中原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那么.狐偃的歷史貢獻則就是顯而易見的了。

2013-09-10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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