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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 先秦著名思想家
荀子 先秦著名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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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約前325-前238)名況,時人尊而號為“卿”,故又稱荀卿,漢代避宣帝諱而改稱孫卿,戰國末期趙國(今山西南部)人,先秦著名思想家。


    荀子早年游學于齊,因學問博大,“最為老師”,曾三次担任當時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學宮之長)。約公元前264年,應秦昭王聘,西游入秦,稱秦國“百姓樸”、“百吏肅然”而近“治之至也”。后曾返回趙國,與臨武君義兵于趙孝成王前,以為“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 (《荀子・議兵》)。后來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為蘭陵(今山東蒼水縣蘭陵鎮)令。晚年從事教學和著述。


    荀子博學深思,其思想學說以儒家為本,兼采道、法、名、墨諸家之長。他以孔子、仲弓的繼承者自居,維護儒家的傳統,痛斥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為“賤儒”,對子思、孟子一派批評甚烈。其對孔子思想有所損益,政治思想中突出強調了孔子的“禮學”,頗有向法家轉變的趨勢,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李斯都出于荀子門下,并非完全偶然。


    由于荀子處在戰國末期的時代,諸子各派的思想學說均已出現,這使得他不僅能采納諸子思想,又可以進行批判和比較,所以荀子的思想非常豐富。可以說,宇宙論、人性論、道德觀知識論、教育觀、文學、政治學、經濟學、邏輯學等各個方面,荀子都有很大的建樹。


    一、天道觀:荀子認為,“天”就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界,“列星隨旋,日月 遞,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是之謂天” (《荀子・天論》)。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 (《荀子・天論》)。從承認自然界的客觀性、規律性出發,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觀點,“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荀子・天論》)。在主張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荀子進一步提出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制天命而用之”的控制、發行、征服自然的思想,“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頒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荀子・天論》)。荀子的這一系列富于唯物論性質的思想,在先秦諸子關于天道觀的爭辯中,獨樹一幟,它高揚了理性的精神,因此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二、認識論: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荀子・解蔽》),即認為世界是可知的,它通過人的形體機能而進行。認識的過程是通過“天官”(感官)接觸外界事物,再由“天君”(思維器官)進行理性的加工(“征知”),即主客體相結合。“心”(思維)是認識的重要階段,“也心,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認為,認識的片面性和主觀性是一大“蔽”,“蔽”的形式很多,有:“欲為蔽,惡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 (《荀子・解蔽》)要解蔽就須“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之謂虛” (《荀子・解蔽》)。如做到了“虛壹而靜”,也就可以達到“大清明”。在“知”與“行”的關系上,荀子以為“行”高于“知”,“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 (《荀子・儒效》)。   在“名”與“實”的關系上,荀子強調“實”是“名”的客觀基礎,提出了“制名以指實” (《荀子・正名》)的觀點。


    三、人性論:在人性論方面,荀子提出了與孟子“性善”論截然相反的“性惡”論的觀點。他認為,人性是與生俱來的、質樸的一種自然屬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 (《荀子・性惡》),表現為“鎧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 (《荀子・性惡》),所以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荀子・性惡》)。而人性的“善”則是后天人為(即“偽”)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荀子・性惡》)。“善”是后天環境和教化學習的結果,“禮義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才,謂之偽” (《荀子・性惡》)。先天賦予的“性”和后天學事的“偽”是一對矛盾,要解決矛盾通過“化性起偽”,就是通過學、事而改變“性”。“性”和“偽”是對立統一的,“無性則偽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只有做到“性偽合,然后圣人之名一” (《荀子・禮論》)。荀子的“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有極大的區別,但就通過所謂的“圣王之教”來教育感化民眾這一目的而言,他們又是一致的。


    四、禮論:“禮”的思想是荀子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觀念。荀子提出,   “禮”是“先王”為了調節人們的欲望、避免戰亂而制定出來的“度量分界”,“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荀子・禮論》)荀子認為,“禮”的內容雖包含“事生”、“送死”、“祭祀”、“師旅”等等,實質不外乎“養”(“養人之欲”)和“制”(“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強調,“禮”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和治國的根本,即“人道之極”,同時也是至高無上、永恒存在的最高原則,“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飾,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 (《荀子・禮論》)


    五、教育觀:荀子重視教育和學習的功能,這實際是他“天人相分”天道觀及“化性起偽”人性論的邏輯延伸。他認為,學習對人是至關重要的,“學不能已”,“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荀子・勸學》)。教育決定了人后天的成長,“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荀子・勸學》)。他指出,知識和德性修養是通過積累而成的,“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 (《荀子・勸學》)。荀子認為學無止境、后來者居上,“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為之,而寒于水”,并強調“學”的目的就在于“為”,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荀子・勸學》)。


    荀子一向被認為是儒家經學早期傳授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兼通諸經,應劭《風俗通》螳臂當車謂:“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清儒汪中著有《荀卿子通論》,認為“荀卿之學,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諸經”,并對荀子的“傳經”作了詳細考證,為經學史研究的學者所基本同意。荀子是先秦非常重要的儒學家、大學者,在中國封建社會前期,其地位比較高,但自宋代以后,理學家往往抬高孟子而貶抑荀子,將他從儒家“道統”中排除出來。但荀子的思想學說還是具有頗為深廣的影響,如張衡、王充、柳宗元、王夫之、戴震以及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響。

2013-09-10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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