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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時期的一代藥王
隋唐時期的一代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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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醫門
  孫思邈(公元581―682年),京兆華原(今陜西耀縣孫家原)人。他自幼天資聰慧,七歲就學,日誦千余言,弱冠之年已通曉諸子百家,尤善談老子、莊子并且還喜好鉆研佛教典籍,曾被人稱為“圣童”。
  當時的社會風尚是“朝野士庶,咸恥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醫治之術,缺而弗論”。孫思邈目睹民眾缺醫少藥,回顧自己幼遭風冷之疾,屢造醫門,為治病而罄盡家產的痛苦經歷,遂志學做一名“蒼生大醫”,毅然放棄仕途。他以歷代名醫為榜樣,刻苦鉆研醫藥典籍。對于診療疾病的方法,采藥和制藥的法度,養生保健之術,凡有一事長于己者,他總是不遠千里,伏膺取決。在他二十歲左右時,便打下了一定的醫學基礎。
  孫思邈年長時,因避當時戰亂和朝廷征辟,曾隱居太白山,后又隱居終南山。唐武德年間與道宣律師相識,結為知交,每一往來,談論終夕,使他們在醫學上都得到裨益。佛教的“醫方明”也是有關醫學研究的學問。孫思邈的醫書佛教典籍中有關于印度醫學的“四大”――地、水、火、風學說,百一學說,耆婆、阿伽佗諸方,天竺國按摩等內容。而道宣的醫學知識對孫思邈是有影響的。相傳“天王補心丹”就是道宣發明的。
  據《華嚴經傳記》卷五所載:“義寧元年,高祖起義并州,邈在境內,高祖知其宏達,以禮待之,命為軍頭,任之四品,固辭不受,后游歷諸處,不恒所居。”但他曾與親友說過,待將來社會上出了賢明君主時,我可以出來做些濟世活人的事。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特將孫思邈召詣京師,準備授以爵位,孫思邈仍婉言謝絕。此次進京,他有更多的機會接觸長安醫家,閱覽各類醫藥書籍。孫思邈與甄權、甄立言兄弟關系密切。他推崇甄權的針法。深州刺史成君綽身患急癥,頸部腫脹,喉中閉塞,滴水不下已有三日,求治于孫思邈,孫思邈請甄權會診,由甄權針刺而愈。他還記錄下了甄立言治心腹冷痛五辛湯方,指出該方有良效。
  孫思邈不但重視書本知識,而且更注重實踐。他遍歷關中的山川,并在貞觀年間南下到四川考察風土人情、采集藥材、煉制丹藥、沿途施診。此行豐富了他的醫藥知識,開闊了視野,積累了實踐經驗。他曾在峨眉山道士處得高子良服柏葉法,在江州(今江津縣)治愈前湘東王的腳氣病,為梓州(今中江縣三臺)刺史李文博治愈消渴病。在此期間,他親自為六百多麻瘋病人作過治療,治愈者達十分之一。歸途上又為梁州(今陜西漢中)漢王李元昌治療水腫獲效,為隴州韓府君用馬灌酒治療風疾,還用瞿麥丸治愈了一位中流矢者,使其身上的箭頭經服藥后自行脫出。
  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孫思邈有感于醫方本草部帙浩繁,忽遇急癥求檢困難的情況,遂博采群經,刪裁繁重,務在簡易,結合他個人的學術經驗,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撰成了《備急千金要方》(簡稱《千金要方》)30卷。他認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故以“千金”兩字命名。該書較系統地總結我國自古以來至唐初的醫藥學成就:“上極文字之初,下訖有隋之世,或經或方,無不采摭。集諸家之所秘要,去眾說之所未至”。故被醫家和學者所尊崇。
  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李治召見孫思邈,欲授以諫議大夫,他辭謝不受。此年正好是《新修本草》問世。這次應詔孫思邈在長安達十六年之久,其間曾隨從唐高宗到避暑的勝地麟游九重宮等地。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孫思邈以疾病為由請求回鄉,朝廷賜以良馬代步,又將京城光德坊一所舊宅賜給他居住。于是孫思邈只得再次居留下來。當時的知名之士如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人,皆以孫思邈為師尊,請教學問。
  孫思邈晚年回到故鄉,住在罄玉山。這里山勢巍峨,古柏茂密,勝跡頗多。他繼續從事醫藥研究,堅持著述,于逝世前又撰成了《千金翼方》30卷,書名取“r相濟”、“羽翼交飛”之意,藉以對三十年前撰成的《備急千金要方》進行補充并對新的學術經驗作一總結。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年逾百歲的孫思邈與世長辭。臨終前,他囑其家人薄葬,不藏冥器,不須宰殺牛羊來舉行祭祀活動。但他“功在生民,則民祀之”。人們為了紀念孫思邈,尊其為“藥王”,將他晚年隱居的五臺山稱為“藥王山”。“簫鼓年年拜藥王”,已成了孫思邈故鄉人民千百年的習俗。
  孫思邈終生精勤不倦,著述很多,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還有《老子注》、《莊子注》、《枕中素書》1卷、《會三教論》1卷、《福祿論》3卷、《攝生真錄》1卷、《龜經》1卷等。
德識才學
  孫思邈學識淵博,在《千金要方・序例》中論述了作為“蒼生大醫”的兩個基本條件:“精”、“誠”。
  所謂“精”,是指精深的醫學造詣和精湛的醫療技術。他在《大醫習業》中指出:凡想學醫并想成為一名真正的好醫生,首先必須熟讀古代的醫藥典籍、熟記醫學理論和各家的學術經驗。如對《素問》、《甲乙經》、《黃帝針經》、《明堂流注》等書;對人體十二經脈循行及主病、三部九候的脈學理論、五臟六腑的生理病理變化、表里孔穴的位置、藥物學,也要了如指掌;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名醫的著作也要精讀,細心領悟奧妙。同時,又須妙解陰陽、五行、《周易》、相法等數術,只有這樣,才可能成為“大醫”。不然猶如“無目夜行”,“動致顛殞”。其次是讀醫書當尋思妙理,留意鉆研,這樣才有探討并與人切磋學術的起碼條件。另外,還須涉獵群書,必須具備除醫學之外的哲學、文學、史學和其他有關自然科學知識,才能使自己在醫學上精益求精。如對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孫思邈尤為推崇。在寫《千金要方》時,他未能看到該書全本而感遺憾。后經過幾十年的搜尋,終于在晚年時覓得。他在醫療實踐中首創以法類證、以方類證等研究方法。 所謂“誠”,就是對病家、對同道懷有一片赤誠之心。他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講了醫德問題,《大醫精誠》論述了醫德與醫術的辯證關系。他認為:“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終循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九候,動數發息,不滿五拾,短期未知決診,九曾無仿佛,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管窺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固亦難矣,此皆醫之深戒。”只有用心精細的人,才有從醫的資格,否則,虛而損之,盈而益之,熱而溫之,寒而冷之,只會使病情加重。所以孫思邈指出:“世有愚者,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故學者必須博及醫源,精勤不倦,不得道聽途說,而言醫道已了。”孫思邈回顧自己初學醫時,對治狂犬病無把握,治療輒不效驗。“自此銳意學之,一解已來,治者皆愈,方知世無良醫,枉死者半,此言非虛。故將來學者非止此法,余一一方皆須沉思留心作意,殷勤學之,乃得通曉,莫以粗解一兩種法即謂知訖”。他反對這種學不稽古,守株待兔的學風,認為這是“識悟非深”的表現。 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指出:凡大醫治病,必須安神定志,無私心雜念,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人們的疾病傷痛。假如遇到患有瘡痍、下痢、臭穢不可瞻視或人所惡見的病人,但發慚愧凄憐憂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 關于大醫之風度儀表,孫思邈認為:須得端莊,望之儼然,度量寬宏,從容不迫,不皎不昧,有涵養性。診斷疾病,專心致志,詳察形候,纖毫勿失。處方用藥,或施針刺,不得有誤。遇到危重急癥,要須臨事不惑,應當審諦覃思,不能在病人的性命大事上草率,或以此來夸耀自己,去追求虛名。到了病人家里,即使綾羅滿目,也不要東張西望,不要被音樂、佳肴、美酒所迷惑。更何況病人正在痛苦之中,醫生怎能分心去享樂呢?為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謔喧嘩,道說是非,議論他人短長,炫耀自己,惡語攻擊同道,妄自尊大。偶然治好一病,便仰首戴面,自以為了不起。這些都是醫家特別要注意的道德問題。 在《千金要方・道林養性》中,孫思邈還指出:即使醫生處于條件優越或簡陋的條件下,都應恪守醫德、堅定專業思想,不要以貧富易志改性。學有所得,不應當大吹大擂。有了突出的成就,也不要沾沾自喜,自我陶醉。
  孫思邈還列舉古代醫生相互嫉害的史事,如秦太醫令李醯妒賢嫉能,派刺客殺害了在秦國行醫的名醫秦越人(扁鵲)。以此告誡醫林中人,“不得使愚醫相嫉,賊人性命,甚可哀傷”。他還從正反兩方面論述醫德的重要性,指出:“愚醫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時之經,或用湯藥倒錯,針灸失度,順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滅亡。哀哉!蒸民枉死者半,可為世無良醫為其解釋。”孫思邈更進一步又把醫生分為上中下三等,從醫學與社會的高度來評述,認為上醫醫國,醫未病之病;中醫醫人,醫欲病之病;下醫醫病,醫已病之病。 學術成就
  孫思邈對醫藥學的研究及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繼承前代醫藥各家學派,發揚光大,通過實踐而注入新的學術內容。
  醫經學派研究的重點是關于醫學基礎理論如何指導臨床實踐的。孫思邈對此非常重視,在《千金要方》中系統地記載并論述了臟腑的生理、病理、診斷及治療。從卷一一至卷二○為肝臟、膽腑、心臟、小腸腑、脾臟、胃腑、肺臟、大腸腑、腎臟、膀胱腑,約占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學術淵源既遵循《黃帝內經》、《難經》、《中藏經》和謝士泰的《刪繁論》,又在研究整理中加入了自己的學術見解和方藥,以便實用。他把咽歸于肝膽,這與《內經》的說法不同,反映了他遵古又不泥古的思想傾向。在臟腑病診斷上重視四診合參,注重臟腑辨證和八綱辨證,在疾病癥型分類和治療方面,自成系統。 經方學派在漢唐之際主要是研究經驗方,稍后也包括對張仲景經論方的研究。孫思邈在這方面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擇其善者,或經驗證后著錄。他說:“吾見諸方,部帙浩博,忽遇倉卒,求檢至難。比得方訖,疾已不救矣。”于是,孫思邈平生都注意收集各類醫方,僅《千金要方》就載方六千三百余首。這些方劑都是他采諸群經、刪裁繁重而成的,其目的在于簡要實用,有些來自古代,有些采自隋唐當代,有些采自太醫院或皇室檔案中,相當多的方劑來自民間,如齊州榮姥方、韓光治療腫方等等。孫思邈認為:“多從舊方,不假增損,虛而勞者,其弊萬端,宜應隨病增減。”他在篩選治痢方時說:“古今痢方千萬首,不可具載,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對少數民族有效的方劑,予以推廣,對外來的方劑,使之中國化,為國人所接受并應用。孫思邈在“服菖蒲方”下自注說:“天竺摩揭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師拔摩來帝,以大業八年與突厥主使至。武德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為洛州大護德法師主矩師筆譯出。”特別是那些一方治多病的效驗方劑如阿伽陀圓(丸),可用于內、外、婦、兒等科五十余種病癥的治療,孫思邈尤為推崇。孫思邈目睹當時傷寒病流行,而時醫又多不解療,或亂投藥物或囿于經論,江南諸師秘仲景方不傳的不良醫風,盡力搜集張仲景方論,直到撰《千金翼方》時才見到《傷寒論》全本,遂創分類研究經論方之先例。 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將婦科列于各科之首,認為“婦人之別有方者,以其胎妊生產崩傷之異故也。是以婦人之病,比男子十倍難療”。并希望人們掌握有關婦女衛生保健的知識,教子女學習“婦人方”,令其精曉,以便實用。“產育者,婦女性命之長務,若不通明于此,則何以免于夭枉者哉,故傅母之徒,亦不可不學,常宜繕寫一本,懷挾隨身,以防不虞”。所以在其著《千金要方》中“婦人方”有3卷,在《千金翼方》中載“婦人方”4卷,收載了大量的醫論及方藥,論述了婦女的生理、心理、病理特點,探討了有關月經病、崩中帶下、求嗣種子、妊娠諸病、養胎宜忌、難產、產后諸病及婦科雜病。指出不孕癥當為男女雙方或有五勞七傷、虛羸百病所致,不能只責之于女方,在治療上男女皆治,則無不見效。同時還引述轉錄了前人關于婦科的方論,列舉了有關絕育、引產的方藥與灸療法。 孫思邈的醫著從排列體例上,體現了“先婦人小兒,而后丈夫耆老”的原則。認為“生民之道,莫不以養小為大,若無于小,卒不成大”。將小兒科分為初生出腹、驚癇、客忤、傷寒、咳嗽、癖結脹滿、癰疽瘰癘、雜病等門類。在序例中對小兒的發育、哺育、衛生及母病對小兒健康的影響,作了詳細論述。認為“小兒病與大人不殊,惟用藥有多少為異”。但他注意到小兒的生理特點,最早提出搶救新生兒窒息,防止新生兒肺炎、破傷風、臍部感染等措施。重視小兒營養和消化、皮膚、五官科諸疾,對不同年齡的小兒采用不同的藥劑,給藥途徑有內服、外敷、滴鼻等,尤重灸法在兒科病癥防治方面的應用。孫思邈《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使小兒科學有了獨立的學科內容,為兒科學家所遵循。 在內科病的防治方面,按臟腑病癥逐一論述,這是孫思邈對內科學的一大貢獻。將神經和腦血管病分為偏枯、風痱、風懿、風痹進行診治。記載了神經病人在認識、情感、思維、語言和行為等方面的障礙,在治療上按病癥分類用藥,如驚癇藥品、失魂魄藥品及其他療法。指出消渴病(糖尿病)患者要節制飲酒、房事、咸食及含糖較高的食品。在治療上不要使用針灸,以防外傷成瘡久不痊愈;除用藥物治療外,還要用飲食療法,如牛乳、瘦肉等食物。記述了數十種內科急癥,如癲癇、驚厥、眩暈、卒心痛、咯血、吐血、腹痛、瘟疫、尸厥等診治搶救。廣泛地使用黃連、苦參、白頭翁治痢;用常山、蜀漆治瘧。認為霍亂等傳染病并非鬼神所致,皆因飲食不節不潔所生。對于慢性消耗性疾病的防治和老年病,孫思邈主張用藥物、飲食、運動等調養方法。用含碘豐富的動物甲狀腺(靨)及海藻、昆布來治療甲狀腺腫(癭),用富含維生素A的動物肝臟來治療夜盲癥。用地膚子、決明子、茺蔚子、青葙子、車前子、枸杞子來防治維生素A缺乏癥。用谷白皮、麻黃、防風、防己、羌活、吳茱萸、桔皮、桑白皮、茯苓、薏苡仁、赤小豆來防治維生素B1缺乏癥。
  對于骨傷科病患,孫思邈提倡首先當復蘇、止痛,可用大麻根葉止痛、熱土熨等物理療法。重危創傷用燒烙法處理傷口,用蒲黃、阿膠、當歸、大黃、側柏、生地等服用以治內傷出血。用補血和活血化瘀法治跌傷昏厥癥。推廣小夾板局部固定骨折和按摩復位法。創用蔥管導尿法。用鹿筋漬軟,一端縈之為彈丸,一線系之吞下取除食道和咽部的異物。用瞿麥丸內服治療箭鏃入骨肉不出,從而免除了手術之苦。孫思邈還將疔瘡歸納分類為十三種,要求及早診治,并廣泛采用單驗方。他認為常見的疔腫,多由外邪侵入人體,或人體抵抗力不強,致使病邪頓折皮膚、流注于經脈,使腠理擁隔,榮衛結滯,陰陽之氣不得宣泄,變成為癰疽、疔毒惡瘡諸腫。同時又指出發背的原因,多為服寒石五石更生散,或單純服鐘乳石,或由上代人服石而遺傳病因于下一代者,避除發病的諸種因素,是減少疔瘡癰疽病的重要環節。 《千金要方》專列“備急”,記載了魘、中惡、自縊、中暑、溺水、凍爛瘡、醉酒,虎、蝎、蜂、蠼螋、射工、沙虱、水蛭、水毒、狂犬等動物所傷,從高墜下、竹木刺、惡刺、生漆引起的過敏瘡傷,金瘡、燒傷、燙傷、毒箭傷,諸種救急方藥和療法,特別提到上述許多傷病是完全有可能預防的。
  孫思邈把目、口、舌、唇、齒、喉、耳、面的疾病,統稱為“七竅病”,系統地總結了《內經》、《難經》和《傷寒雜病論》中對七竅病認識和防治經驗之精華,并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例如對眼病病因的認識,認為是由于“生食五辛、接熱飲食、熱餐面食、飲酒不已、房室無節、極目遠視、數看日月、夜視星火、夜讀細書、月下看書、抄寫多年、雕鏤細作、博弈不休、久處煙火、泣淚過多、刺頭出血過多”。對預防近視、失明及其他眼病提供了依據。列舉了“洗眼湯”、滴眼藥水方、眼藥粉、眼藥膏、濕敷法、藥枕等,均有較好的療效。采用中藥沖洗劑治療鼻炎、用油膏藥治鼻部干燥、用薔薇根治口瘡、用湯藥漱口治齒痛,同時還用外科手術治療鼻出血不止、胬肉攀睛等。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防治面部色素沉著、面上風、面無光澤、面皮粗澀、粉滓、熱毒惡瘡等病的面藥,如散劑、丸劑、湯劑、膏劑、泥糊劑、澡豆、散粉劑、挺(丹)劑、膠劑、酒浸劑等二百余首,分為內服、外用、熱冷熨各種給藥途徑。孫思邈還呼吁醫界,希望公開秘傳的面脂手膏、衣香澡豆,“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治”。 愛清潔、講衛生,孫思邈對此竭力宣傳倡導。他要求人們注意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要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多栽植樹木花草和種植既有觀賞價值又有藥用效果的藥物,如竹子、枸杞、百合、牛膝、黃精、牛蒡子、商陸、五加、甘菊、苜蓿、蓮、梔子、枳等。居家勤洗、外出攜帶備急藥,養成不隨地唾痰的習慣。要安不忘危,用調氣、導引、飲食諸法來增進健康、預防疾病。許多疾病可以食治,食治不愈,然后命藥,而針灸之功,往往過于湯藥。 在針灸學術上,孫思邈參考了隋唐名醫甄權的明堂人形圖,繪制了三幅經絡腧穴彩圖,十二經脈以五色作之,奇經八脈以綠色標出,正面二百八十二穴,背面一百九十四穴,側面一百七十四穴,這對于針灸的形象教學和針灸學術的傳播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闡發腧穴名稱涵意,使人們能夠在理解古人命名腧穴時所采用的形象、意會、解剖、醫學的方法,便于記憶穴名。還創用“指寸法”以確定人體穴位,對民間針灸經驗進行了整理。提出“孔穴主對法”,以利臨床實用。
  對臨床各科病癥的診斷與鑒別,孫思邈有許多精辟見解,認為:“為醫者雖善于脈候,而不知察于氣色者,終未盡要妙也。故曰:上醫察色,次醫聽聲,下醫脈候。是知人有盛衰,其色先見于面部,所以善為醫者,必須明于五色,乃可決生死定狐疑。”在《千金翼方・色脈》中具體列述了臟腑在正常和病理情況下的病人膚色、目色、脈象,以及重危病人的脈色。掌握診斷法還須會在臨床上應用。有的醫生不懂得水腫與蠱脹的區別,如“又有蠱脹,但腹滿不腫;水脹,脹而四肢面目俱腫,大有醫者不善診候,治蠱以水藥,治水以蠱藥,或但見脹滿,皆以水藥,如此者,仲景所云愚醫殺之”。因此,特別要求學醫者和經驗不多的醫生,要細細鑒別,慎重診治,萬無一失。對有些疾患,醫生應該詳細了解病史,才有利于診治,例如“腳弱”之病,自古至晉代少有,從永嘉之亂,北方人南遷之后,才開始有了此病,概由偏食精米所致。所以宋齊間釋門深師、仰道人、支法存等醫家留心經方,偏善治腳弱之疾,多獲全濟,而魏周之際的《姚公集驗方》、《徐王選錄》對此病語焉不詳,關西河北的醫生當時不識此病。孫思邈認為自然與社會情況都在變化、醫家應重視診療新出現的病,不能總是用老一套方法診治復雜的疾病。 在藥物學方面,孫思邈在廣泛深入地繼承前人學術經驗的基礎上,經常到藥源豐富的山區去考察、采集標本和地道藥材,及時吸收外來藥物。他強調采藥的時節性,指出采藥若“不知時節,不以陰干、暴干,雖有藥名,終無藥實,故不依時采取,與朽木無殊,虛費人功,卒無裨益。其法雖具大經,學者尋覽,造次難得,是以甄別,即日可知耳”。他對兩百多種最常用的藥物的采集都有論述。其次,論及炮炙,如烏頭、附子等有毒性的藥物,通過炮炙可降低其毒性,而對地黃,則分生、熟兩種,經過蒸制之后,可以改變生地黃的寒性為甘平,變平宣功效為溫補,并詳載蒸大黃的工藝過程。他強調干燥和封閉對貯藏與保管藥物的重要作用,以及對藥房建筑都有較完整的設計。對藥物的煎服很講究,要求用井華水煎藥,然后絞去藥滓,可盡取藥效,須注意服藥的時間、藥量、禁忌和藥后的護理。在研究藥物的基礎上,孫思邈更重視對方劑的收集、研究、化裁與創新。在兩部《千金方》中約載方八千余首,包羅之宏大,內容之豐富,為前世所罕有。孫思邈善于用煉丹術來增進方藥的研制,最早用砒霜來治療瘧疾,為了防止中毒,改用棗泥合藥。他還指出了服石的危害性以勸誡世人。 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在孫思邈的學術思想中,有一定的迷信和糟粕,如御女術、服石、禁咒等。但他的功績得到后世學者的高度評價。藥王山一座托名石碑上寫道:“鑿開徑路,名魁大醫。羽翼三圣,調合四時。降龍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師。”
2013-09-10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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