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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縱橫』評價諸葛亮
『三國縱橫』評價諸葛亮
走馬襄陽     阅读简体中文版

 

  駁用人方面

  

  在這引用一下譚良嘯先生的《諸葛亮用人四論》。據譚良嘯先生所述,諸葛亮所任用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類人才,共計約有63人。如果從地域頒看,荊州28人,益州29人,兗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如果再以劉璋、劉備、諸葛亮三位不同時期益州最高領導人為中心來劃分,上述63人中,屬于劉璋舊部的11人、屬于劉備舊部的24人,屬于諸葛亮本人新起用的有28人,其中還包括曹魏降將2人。當然上述統計是否完全正確,還有待于考證。且雖說諸葛亮未必對上述63人之提拔皆有其功,然能充分舉賢用能亦非易事。諸葛亮的用人主張與劉備之“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功”(見《先主傳》)用人方法不無相同么?再與同時期“用人唯才”的曹操相比。曹操所獲得人才的方法不外乎有六種。即曹操的親族、征辟、人材的自我投效、再經人材的推薦、納降、強征。也就是說,曹操在用人方面,更多的是靠所謂的“愿者上鉤”,其本人對于開發人才方面并無多大作為,亦或說是不全是曹操一個人的功勞。這樣豈非將曹操的“唯才是舉”又一筆抹殺了么?

  

   順便論一下李嚴。正因為李嚴能出眾,非庸懦顢頇之輩,所以諸葛亮一開始也是很器重李嚴的。這里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劉備為何當年要將李嚴留鎮永安。李嚴是一個有著不錯軍事才干的人。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馬秦、高勝發動武裝起義,聚眾數萬,一直打到資中縣。當時劉備正在漢中激戰,國中兵力相當緊張,李嚴不曾向中央要過一兵一卒,只用自己本部五千兵馬就平定了這場叛亂。“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后來又擊敗了圍新道縣的南夷軍,展示了其出眾的軍事才能。為此劉備加李嚴為輔漢將軍,并“與諸葛亮并受遺昭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讓李嚴留鎮永安,正是想將李嚴的軍事才能用到防守東吳這方面上去。諸葛亮也稱李嚴為“部分如流,趨舍罔滯”。但是彝陵之戰后,由于諸葛亮對戰略方針進行了修改,放棄了荊州,聯合孫吳。隨著蜀吳兩國的關系日益好轉,李嚴在永安的作用與意義也就日益減輕。因此諸葛亮將李嚴“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李嚴因此感到了不滿,覺得是看輕了他自己。因此諸葛亮屯兵漢中,“欲得平(李嚴)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反而要求劃分出五郡做“巴州刺史”,換句話說,就是制造另一個中央,過一把“土皇帝”的癮。建興八年(公元230年),曹魏三路進攻漢川,諸葛亮命李嚴率二萬人赴漢中。而李嚴卻置國家的安危于不顧,要求像司馬懿一樣“開府辟召”。諸葛亮并不是不知道李嚴的為人。在陳震出使東吳的時候,陳震就對諸葛亮說李嚴“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但諸葛亮出于大局著想,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于不意。”(見《陳震傳》)。所以他雖未答應李嚴的主張,仍表奏李嚴之子李豐督江州,“隆崇其遇”。以致于群臣對諸葛亮的做法都有些不滿,認為諸葛亮有些循私舞弊。而諸葛亮卻認為,正當北伐大計,責李嚴之短,倒不如褒獎他,讓李嚴能夠知恩圖報。然而諸葛亮做夢也沒有想到李嚴竟然會腐敗蛻變到如此地步。他先曾秘密地寫信給諸葛亮,讓“亮受九錫,進爵為王”;再巧言伶塞,在后主與諸葛亮兩邊翻云覆雨,企圖想逃過“運糧不繼”的大過。可謂是罪大惡極,罪不容誅。然而諸葛亮考慮到李嚴為蜀漢政權也做過的許多貢獻,只“廢平(李嚴)為民,徙梓潼郡”。不可謂不是“法外開恩”了!(參閱《李嚴傳》)且與諸葛亮一同上書要求彈劾李嚴的還有劉琰、魏延、袁琳、吳壹、高翔、吳班、楊儀、鄧芝、劉巴、費文偉、許允、丁咸、劉敏、姜維、上官雕、胡濟、閻晏、爨習、杜義、杜祺、盛勃、樊岐共計有22人之多!!(見《李嚴傳》裴注引亮公文上尚書)。所謂“失道者寡助”,也由此看來,李嚴的罪行實已到了“眾叛親離”的地步了!

  再對于諸葛亮重用荊楚人士的問題上做一說明。

 

 

 作者:走馬襄陽  回復日期:2005-7-15 15:49:00 

 

  第一,荊州與益州兩地的文化水平優劣差異。

  

    先說荊州。首先,荊州具有優越的地理條件,其南北東西水陸交通極為便利。荊州大部分地區位于今湖北、湖南地區,位于我國地勢的第三階梯。地勢比較平和,水流也不如其上游那樣湍急。“隆中對”里這樣說道:“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其陸路由襄陽向北,經新野、南陽可出宛、洛;往南經江陵、長沙可至交州;向東則可乘長江順流而下,直到揚州;向西則可通過沔水(即漢水),從東三郡(西城、房陵、上庸)西入漢中。其次,這里又有富饒的土地。《漢書。地理志》上記載:“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火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蠃蛤,食物常足。故眾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水經注》上記載道:“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立為襄陽郡,荊州刺史治。邑居隱(殷)賑,冠蓋相望,一都之會也。”再次,這里還有比較安寧、平和的生活環境。這里既未受中原大混戰的太大影響,當時的荊州牧劉表,又做出一系列穩定荊州局勢的舉措,如收降張繡、消滅宗賊、撫和當地較有權勢的地主等。經過幾年時間,荊州無論從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較于其他各州來得安定、富庶。《后漢書。劉表外》上記載道:“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受到當時北方各路諸侯的大混戰及以上這三方面影響,當時來荊州避禍之人數相當多。衛覬曾書于荀文若道:“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余萬家”(見《衛覬傳》)。除了大批避難的流民外,其中不乏許多智謀人士。“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見《后漢書。劉表外》);“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杰也”(見《王粲傳》)。劉表又“起立學校,博求儒術”,因此荊州的人才很多。除了在蜀漢政權中一些為大家所熟知以人物外,比較有名的還有司馬芝、崔州平、徐庶、石廣元、孟建、王粲、司馬徽、龐德公、邯鄲淳、和洽、杜襲、趙儼、趙戩、尹默、杜畿。也由此看來,荊州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較高的。

    

  再來看看益州。益州同樣也有著富饒的土地,與相對比較安定的環境。但卻有著一個極不利于人才成長和文化發展的致命因素,那就是對外聯系的問題。翻開地圖,我們可以看到益州基本處于我國地勢的第二階梯,治今四川、云南、貴州等地。益州北面橫亙著秦嶺、大巴山;其東面是湘鄂山區;南面則有廣闊而高低起伏的云貴高原。是個名副其實的四塞之地。諸葛亮在“隆中對”中一方面肯定了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也同時指出“益州險塞”。《通典。州郡典》中對于益州有這樣的描述:“益州土肥沃,無兇歲,山重復,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李白的“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更是生動形象地描述了益州之險。我想大家不能否定交通問題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吧?受交通的問題影響,益州的文化水平與之當時其他地區來說,應該是要差了不少。《漢書。地理志》上就記載道:“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益州與外界的聯系,無外乎通過兩條途徑。一種即為漢中與關中的通道;另一種則為順長江而下與荊州的聯系。本來隨著劉焉父子的相繼到來,南陽、三輔地區流入益州也有數萬家之眾。然而在劉璋繼位之后,由于和張魯結仇,漢中的通道就此關閉;而另一條則受我國地勢西高東低的影響,從四川盆地,到江漢平原,兩地海撥相差要有一千多米。海撥相差大,就意味著長江的水流落差很大,如果從下游的荊州要向上游的益州前進,對當時那還不很發達,全靠人力的航運業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史書上記載:“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當時人們把從荊州到益州,這種逆水向上視為畏途。這樣從客觀上,阻斷了不少人才由荊州向益州謀求發展的道路。

 

 

 作者:菊梔  回復日期:2005-7-15 15:49:00 

 

  。。。。。

 

 

 作者:無非晚風  回復日期:2005-7-15 15:49:00 

 

  1

 

 

 作者:胡三多  回復日期:2005-7-15 15:51:00 

 

  兩相比較,當時的益州,在文化水平上相較于同時期的荊州,應該是遠遠的落后了。雖然自古以來,益州中也出現過諸如司馬相如、揚雄這樣的俊才,而三國時期不乏如法正、黃權、張松這樣的天下奇才,但和荊州擁有如此眾多的人才相比,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上看,明顯還是處于下風。而且他們在諸葛亮執政前,基本上都已亡故的亡故,降敵的降敵,真正留在蜀國中,可供諸葛亮選拔,為蜀漢政權服務的卻所存無幾了。這也就等于無形中,迫使諸葛亮不得不從荊楚人士中,選拔賢才。而且諸葛亮曾長期生活在荊州與治理過荊州,他對荊州人才的熟悉程度要遠遠高于益州人才,這本身也是一種成功的用人方法。時值今日,這樣的選人方法也為我們所認同。看看我們對重點中學與名牌大學的趨之若鶩,再看看用人單位對名院高校畢業生的青睞有加。我們不可能要求用人者對于每一個人才都能一視同仁,那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對諸葛亮的用人之法而大加指責呢?

  第二:諸葛亮對于益州人士的使用與安排上,一貫是比較重視的。

  

    蜀國既在益州建國,就必須對于益州當地人才做出比較好的安排。在蜀漢政權建立初期,劉備就非常注意打拢當地人才。如果“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功。”(見《先主傳》)。這樣做既可以充分發揮各人才的能力,又緩和了主與客之間的內部矛盾。在諸葛亮執政時期,繼續貫徹好劉備的用人主張。《杜微傳》里有這樣的記載:“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杜微)為主簿。”劉備定蜀后,杜微自稱已為耳聾,團門不出。但諸葛亮也行“三顧”之禮,好不容易才請出杜微出仕,并拜其為諫議大夫。再如《楊洪傳》里記載道:“始洪(楊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詆,有才策功干,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犍為人楊洪當時只是犍為郡太守李嚴手下的一個功曹,但由于楊洪的出色才干,地位得以迅速上升。當楊洪做到蜀郡太守時,而李嚴仍為犍為太守。與當時的頂頭上司平起平坐了。再如何詆,原為楊洪手下的一個小典獄官。因為他才干出眾,亦得到諸葛亮的迅速提拔。先后做到成都縣令、郫縣縣令。后來,汶山地區的少數民族發生了不穩定的情況,諸葛亮又提拔何詆為汶山太守,汶山地區在何詆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詆出任廣漢太守和犍為太守。楊洪因此開玩笑道:“你的馬怎么跑得這么快?”何詆答道:“我是先生的故吏,怎么敢跑得比先生快呢。只是先生的快馬沒有加鞭罷了。”所以當時眾人皆對諸葛亮的“盡時人之器用”而感到佩服。

  

    像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許多。蜀郡人張裔,原做為戰俘被送至孫權處。諸葛亮令鄧芝與孫權處將其帶回,并委以重任。“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領丞相府長吏。后加為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見《張裔傳》)。諸葛亮一出祁山時,張裔與郭攸之、董允等人被諸葛亮委以“斟酌損益、進盡忠言”的重任。巴西人王平,他原來只是魏軍的一個下級官員。在漢中之戰投降劉備之后,任牙門將。在街亭戰敗的敗局已定時,王平命令其部下“鳴鼓自持”,魏軍大將張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趕。于是王平得以從容地收合諸營將士撤回。諸葛亮見其有真才實學,對王平特地予以褒獎:“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見《王平傳》)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數民族所組成一種戰斗力很強的部隊。巴西人馬忠。原來也只是丞相府的一個門下督。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封馬忠為翔柯太守。馬忠“撫育恤理,甚有威惠”。建興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治中從事”。后來馬忠平定南夷豪帥劉胄有功,加為”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見《馬忠傳》)。犍為人張翼,先后做過梓潼太守、廣漢太守、蜀郡太守。建興九年,又為來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為人盡忠職守,諸葛亮對此非常滿意。諸葛亮出武功時,“以張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見《張翼傳》)。建寧人李恢,在諸葛亮南征時,“軍功居多”,被封為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后又領建寧太守。永昌人呂凱,巴郡人張疑,也屬于此類。他們都坐到了蜀漢政權的重要職位,只是相對比起丞相、大將軍來要稍低一些。此外還包括南中少數民族的一些首領,諸葛亮也加以任命為官。如孟獲官至御史中丞,爨習官至參軍、孟琰官至輔漢將軍。在諸葛亮執政期間,益州本地人士與荊楚外來客居人士之間的關系,也遠較于劉焉、劉璋時期的東州人與益州人間的關系要好得多。“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見《劉璋傳》裴注引《英雄記》)。終蜀國之結束,益州人與荊楚人之間的矛盾(這里不包括同為荊楚人士的魏延與楊儀之爭),相較于同時期的曹魏與東吳國內的內部斗爭之激烈,也要緩和得多。蜀漢以益州一地,而能與強敵曹魏相抗衡,這與劉備、諸葛亮在處理益州人與荊楚人之間關系上所做出的重大努力,是不無關系的。

 

 

 作者:蜀故伎  回復日期:2005-7-15 15:51:00 

 

  第三,以劉備、諸葛亮為首的蜀漢政權,就必須以其自己政黨為主要執政黨。

  

    其實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值得做重點討論。試問有哪朝哪代,其執政黨的地位不與其執政者本身有關?別的不說,就拿我們中國所處的領導地位來說吧。中國是我國現在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一政黨。堅持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保證。中國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則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可又有哪些人,對此持有異議?(當然這其中不包括一些敵對分子)由哪位政黨人士執政,必然會使其所在的政黨在其國家中,地位得到顯著提高。在專制政體下,尤為如此。用我們后人的眼光來看,也許會得到諸如“厚此薄彼”之類的觀點,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行為是無可厚非的。再者言,重用荊楚集團,本不是諸葛亮的首創。在《華陽國志。李壽志》就記載道:“豫州入蜀,荊楚人貴。”再拿同時期的曹操與孫權相比,曹操的“唯才是舉”是非常有特色的。但曹操在位期間,國家的軍事大權始終牢牢得控制在曹氏親族的手里。非曹氏親族能得以成為軍事大員,是到曹丕執政時期才開始的。東吳方面情況也差不多。孫吳實行“授兵制”。東吳諸將,一般不過數百,最多不過二千。而宗室將領授兵一般又要多于外姓將,最多可至三千。東吳方面一般只在臨陣卻敵時,才委任大督,令其他諸將聽其節制。

  

    這里再談談為什么益州人不適合執掌蜀國大權。除了上面講到的幾點外,還與劉璋在位期間,對于益州治理不善有關。“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見《諸葛亮傳》裴注引郭沖五事)。由于益州當地的風氣不好,也養成了許多當地人士在品行上的不檢點。如法正的“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李嚴的“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立求名,無憂國之事”;彭羕的“姿性驕傲,多所輕忽、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而諸葛亮的用人,主張德才并舉,并始終是以蜀漢政權為出發點的。因此諸葛亮雖然對于益州當地人士加以選用,但對他本人的繼承者卻始終是從外來人員中培養選拔。此為其一。其二是因為益州人在本地總是容易養成自己的地方勢力,容易形成自己的黨派。這樣也容易引起益州黨派與客居他州的蜀漢政權發生矛盾。因此,蔣琬、費文偉、姜維能得以執政,除了他們本身有才干,品行優良以外,還在于他們是外來人,在益州沒有什么太大的地方勢力有關。再反觀同時期的曹魏與東吳兩國,在這方面就顯然做得不夠出色。魏文帝曹丕“以尚書令穎鄉侯陳群為鎮軍大將軍,隨車駕,錄行尚書事;尚書仆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后諸軍,錄后臺文書事。”(見《文帝紀》裴注引《魏略》)也從此打破了已住非曹氏親族不能充當軍事大員的慣例。而后魏明帝曹睿更是將軍事統兵大權,交由了司馬懿。司馬懿在南擒孟達、西拒諸葛亮、東討公孫淵之后,已經擁有了很大的威望。而曹丕、曹睿召司馬懿輔其嗣主,等于客觀上給司馬懿以后代魏打下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基礎。而東吳孫權稱帝后期,孫權與東吳重臣陸遜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最后基于陸遜是“世江東大族”,以及為身后之計,恐嗣主駕馭不了陸遜等因素考慮,有計劃地剪除陸遜親黨,如相繼流放陸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誅死“數與遜交書”的吾粲,最后再“累遣中使責讓遜”,以至于“遜憤恚致卒”,逼死了陸遜。(見《陸遜傳》)。而諸葛亮卻未雨綢繆地意識到這一點,并做出相應的對策,從而避免了蜀國后期內部爭權的斗爭。這又不得不歸功于諸葛亮本人的正確決策。

  

    綜上所述,對于荊楚人與益州人的安排,無論是從政治斗爭需要以及選才任用上來看,諸葛亮的作法都是非常英明與必須的。而諸葛亮在如何運用益州當地人才上,也做出了大量細致的工作。因此,過份強調諸葛亮重用荊楚人士,這種說法本身就存在著片面、武斷與不合理性!

 

 

 作者:羅衣特地風寒  回復日期:2005-7-15 15:52:00 

 

  再來看下諸葛亮的政治和軍事才能

  從綜合國力來看。諸葛亮接手的蜀國,是一個剛剛遭受彝陵慘敗,元氣大傷的蜀國,是一個內憂外患的蜀國。彝陵之戰,蜀國喪失了數萬東出的精銳部隊,喪失了無數的軍資器械,喪失了傅彤、程畿、張南、馮習、杜路、劉寧、黃權、馬良這樣的將領人才,新生的蜀漢政權元氣大傷。再者,除了彝陵之戰,蜀國的其他人才也相繼損失。章武二年(222年),蜀國太傅許靖、尚書令劉巴、驃騎將軍馬超又相繼逝世,使得蜀國的人才危機雪上加霜。除了人才危機以外,南中問題也越來越需要處理。在蜀國建立初期,南中越崔夷首領高定率眾反叛,軍至新道縣結果被李嚴擊敗。而漢嘉郡太守黃元,聽說劉備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起兵反叛。次年三月,黃元又利用諸葛亮赴永安探望劉備的機會,率軍火燒了臨邛縣。最后被蜀軍所平。雖然這兩次叛亂都被平定,但由于蜀國建立時間不長,“南撫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得到執行。而且蜀國之主劉備又于章武三年病逝。彝陵新敗、元氣大傷、人才危機、黃元叛亂、南中問題以及新喪國主,這些都是蜀國的內憂。而蜀國的外患,指的孫劉聯盟的破裂。前面在分析“隆中對”時已經提到過了。東和孫權在“隆中對”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劉備、諸葛亮只是在荊州完全被奪,兩路夾擊中原的戰略意圖完全無法實施的基礎上,才愿意和孫吳做徹底決裂的。在彝陵戰敗后,新生蜀國的國力幾近耗竭,而這時與東吳的敵對關系卻仍未得以改善。這時的蜀國在前進的道路上不僅要面對宿敵曹魏,又多了一個強大的對手孫吳。如果長期與孫吳這樣敵對下去,蜀國就始終無法擺脫自己在外交上的被動與危機,而“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的目標,也就更難得到實現了。以“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的說法來稱之,實在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從政治角度來看。由諸葛亮治理下的蜀國可以說是三國之中,最有條理的一個國家。在其執政最初二三年時間里,采取閉關息民的方法,立求恢復蜀國元氣,隨后平定了南中,得用南中地區的富饒,進一步充實了國力,再加上以“嚴刑峻法”來打擊“專權自恣”的貪官污吏和地方豪強,蜀國上下呈現出一片清明、安定的局面。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優秀的。但是蜀國畢竟建國不久,如果從劉備取得益州開始算起,一直到諸葛亮逝世不過就20年時間。而與曹魏已歷三世前后40年的歷史相比,顯然不如曹魏歷史長久。再者,曹操、曹丕、曹睿三人的執政水平也是較高的。做為同樣是優秀政治家的曹操,他的執政能力和水平是有目共睹的,而其后的魏國政治總體框架也是基本由曹操構建的。曹丕在其執政的六、七年時間里,也相繼實行了一系列積極的政治措施,如頒布了一些有利或關心庶民的詔令;禁止婦人、宦官、外戚干預政事;選用智謀賢德之士;推行九品官人之法。曹睿則在諸葛亮逝世前,也表現出比較優秀的政治才能。如在善為軍計、明察斷獄、容人直諫、不殺諫臣等方面,都有過比較杰出的表現。因此,在曹操、曹丕、曹睿前期(指諸葛亮逝世前),魏國的政治情況也是較好的,但曹魏要比蜀漢早建立20年,這20年時間對于一個處于發展中的政權來說,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曹魏就總體政治局勢來看,仍要優于蜀漢,其統治根基也要比蜀漢來得穩固。

  

    從軍事方面來看。在古代冷兵器戰爭中,衡量一個國家軍事實力是否強盛,最主要的標準就是看該國的軍隊的多寡。而兵與民的關系又是密不可分的。它具體表現為:兵來自于民,民眾的數量制約著兵眾的數量,這是一個絕對數量指標;另一個是相對數量指標,指軍隊的絕對總量與民眾總數量的比例。因為兵是靠民養活的,所以兵與民之間必須要有個適當的比例。蜀國地寡人少。地不過一州,人口總數不過九十萬。而曹魏卻擁有九州之地。據《通典》上記載,魏亡時有人口440萬之多!當然是諸葛亮執政時期,魏國是否有如此之多的人數值得疑問。但退而求其次地說魏國有三百多萬人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蜀國當時的軍隊總數約有14萬左右,其平均不到二戶就要養一名士兵的比例,幾已到蜀國對軍隊承担力的極限。即使是這樣,仍然比魏國40多萬的軍隊,規模要小得多。故“蜀兵輕銳”這一情況,是客觀實在的。

 

 

 作者:走馬襄陽  回復日期:2005-7-15 15:53:00 

 

  從經濟上看。曹魏方面對于經濟問題,一貫是非常重視的。早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得兗州之時,其手下治中從事毛介就向曹操明確指出“修耕植,畜軍資”的建議,(見《毛介傳》)曹操對于毛介的建議非常贊賞。且曹操又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采納棗詆和韓浩的建議,在許昌試行屯田,并任命棗詆為典農都尉主持其事,當年得谷數百萬斛,取得了巨大成功。棗詆死后,任峻繼任典農中郎將,在所有州郡例置田官,招募流民,組織生產,推廣屯田。由于“屯田制”的實施,促進了曹魏的農業生產發展,增強了魏國國力,較好地解決了軍糧供應,減輕了農民運送糧草的勞役負担。史稱曹操屯田,“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見《武帝紀》注引《魏書》)這就為曹操統一北方和今后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原先許多不進行生產的流民、降卒轉變為了生產者,據《國淵傳》上所說,“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因此從一定程度上,“屯田制”還緩和了當時的階級矛盾。而做為曹操的后繼者,曹丕除繼續執行“屯田制”外,還專門設置了“專掌軍國支計”的度支尚書,負責籌劃軍糧,足食濟軍,進一步加強了對農業生產的重視程度。從蜀國來看,諸葛亮也同樣采取了一系列恢復經濟生產的舉措。諸葛亮針對蜀國新敗的情況,提出了“務農殖谷,閉關息民”的方針,令百姓安居樂業。又命李嚴移民2萬充實漢中,使由于曹操大量遷徙人口而致荒蕪的漢中,重新呈現出一片“男女布野,農谷棲畝”的景象。(見《蔣琬傳》)為了發展農業,諸葛亮十分注重興修水利。他專門設置了堰官,并令1200名士兵常年駐守在當時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對其進行保護和治理。諸葛亮還十分注重對工商業的發展。他非常關心鹽鐵業的生產,并花大力氣極大地利用和促進了蜀國的織錦業。諸葛亮一面身體力行,帶頭養蠶務桑,另一面設專職錦官,專門組織生產、調撥蜀錦。蜀錦是蜀國對外與魏吳兩國通商的主要商品,其質量之精美,遠勝曹魏。在增加蜀國國民收入的同時,諸葛亮又提倡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在諸葛亮的帶動之下,蜀國的絕大部分官員,都節儉成風。在諸葛亮實行了一系列開源節流的治國方針后,蜀國的經濟得到了很好的恢復和發展。就主觀努力而言,兩國都差不多,而蜀國可能在主觀努力上,還更勝一籌。但任何經濟活動的成效,也必須在一定的物質條件做為基礎的。天下十三州,曹魏擁有九州,地大而人多,人多而物博。而蜀國所據的益州雖有“天府之國”的美稱,但和曹魏相比,終只為一州之富。且曹魏也有同樣富饒的黃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因此,就經濟實力來看,仍是曹魏占有絕對優勢。

  再來看看戰爭的性質和人心相背的問題。在三國鼎立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形勢相對比較復雜,而當時效忠于漢室,仍不失為一面號召民眾的旗幟。所以曹操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備則居漢室正統奉衣帶詔討賊,而孫權為漢室去殘滌穢,三家都能在群雄割據,錯蹤復雜的形勢下,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政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興復漢室”這面旗幟的號召力,就越來越小了。曹、劉的相繼稱帝,已經無法再簡單地去區分誰是所謂的國賊了。到了公元229年吳蜀訂盟之后,“漢復漢室”已經完全喪失了其號召力,而逐漸轉向了一種“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的觀點。因此,戰爭的性質也沒有什么所謂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了。魏蜀吳三方都形成了割據一方的國家,哪一家的綜合國力最為強盛,哪一家就會得到士大夫和民眾的支持。諸葛亮在其“隆中對”中所講到的“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乎”,這是劉備集團若想興復漢室,所必須據有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群眾基礎。而在諸葛亮的歷次北伐中,除了一出祁山時,造成曹魏關中震動,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應亮,其余數次北伐,始終得不到曹魏士民的有力響應。而強敵曹魏在歷經孫劉兩家彝陵之戰實力都有所削弱后,實力顯得越發強勁。蜀漢與東吳雖然在雙方訂盟其后的一段時間里,頻頻東出西擊,但雙方又都盼望對方能替自己于火中取栗,難以造成曹魏真正意義上的兩線同時作戰。對于當時實力最為弱小的蜀國來說,此消彼長,北伐的成功可能性也就越來越小了。

 

 

 作者:胡三多  回復日期:2005-7-15 15:56:00 

 

  最后,再看看兩國的人才將帥。三國之中,以蜀國人才最少。袁子說過蜀國“小國賢才少”、“良將少”;孫盛指出“蜀少士人”;陳壽在談到蜀國人才情況時說到“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習鑿齒在對諸葛亮殺馬謖時,所持有的“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觀點,也說的是同一個意思。再看曹魏方面所派出與蜀交戰的對手,個個皆智勇兼備,謀略過人。以前看過不少人一直認為“司馬懿政治斗爭是一把好手,戰略上尚可,帶兵用兵,未必比孔明強多少,”這里顯然需要指出一下,司馬懿是一個極富有軍事韜略,善于用兵的強勁對手。說司馬懿軍事上運籌帷幄,機謀應變的才干,有兩件事可以說明。一件是司馬懿攻殺新城太守孟達之事。孟達在按照常規邏輯估算魏軍將在30天后到達之時,司馬懿得到孟達叛魏的消息后,當機立斷倍道兼行,僅用短短8天的時間便兵臨孟達城下,16天攻陷新城,殺了孟達一個措手不及。另一件是司馬懿征伐遼東太守公孫淵之事。司馬懿正確地分析了公孫淵所能采取的抵御措施,順利攻破了襄平,殺死了公孫淵,平定了遼東,如期完成了魏明帝所賦予其的使命。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出司馬懿料敵之智,用兵之法。張合,“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見《張合傳》)。郭淮,“方策精祥”(見《郭淮傳》)。曹真也是一位久經戰陣,經驗豐富的指揮將領。桓范曾稱贊其為“曹子丹佳人”(見《曹爽傳》注引《魏氏春秋》),可見其也是謀略過人的。陳壽說道:”所與對敵,或值人杰,加眾寡不侔“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正是因為曹魏方面有著像司馬懿、張合、郭淮、曹真這樣的強勁對手,使得諸葛亮的用兵方略,總是難以得到有效地發揮。

  讓我們再來看看在如此不利的形勢下,諸葛亮的歷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建興六年(228年)春,諸葛亮揚聲由斜谷道攻取眉縣,使趙云、鄧芝率一枝兵馬為疑軍,據箕谷。而諸葛亮自率大軍攻祁山。由于事出突然,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皆叛魏應亮,魏明帝曹睿遣大將軍曹真督關右諸軍,駐眉縣。令右將軍張合率五萬步騎增援隴上。蜀軍先鋒馬謖在街亭被張合所破,蜀軍進無所據,拔西縣千余家回漢中。此戰過后,諸葛亮自貶三等,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第二次北伐,建興六年(228年)冬,諸葛亮利用東吳陸遜在石亭大破魏大司馬曹休之際,復出軍攻魏。十二月,諸葛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因為曹魏方面已經有所準備,“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見《曹真傳》)。郝昭據城堅守,諸葛亮圍城20余日,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趕,被亮設伏所殺。

  

    第三次北伐。建興七年(229年)春,諸葛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還,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筑漢、樂二城。

  

    第四次北伐。建興八年(230年)七月,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數道并進,會攻漢中。會天大雨三十余日,阻礙了魏軍的進攻。蜀軍以逸待勞,諸葛亮一方面積極組織防御力量,調李嚴率軍2萬增援漢中,自己親率大軍屯成固、赤坂迎敵。另一方面積極籌畫反攻力量。他令魏延、吳壹西入羌中南安界,大破魏后將軍費瑤、雍州刺吏郭淮于陽溪。

  

    第五次北伐,建興九年(231年)二月,諸葛亮率軍再次進圍祁山,以新造之木牛運糧,令李嚴總督后勤糧草。此時,魏大司馬曹真有疾,魏明帝令司馬懿代真屯長安,督雍涼二州諸軍事,統張合、戴陵、費瑤、郭淮,兵發祁山。諸葛亮率軍于上圭迎擊司馬懿,初戰諸葛亮擊敗魏將郭淮、費瑤,并乘勝大收上圭小麥以做軍糧。在上圭東與司馬懿想遇,懿斂兵依險,亮不得戰,引軍還。司馬懿引軍隨亮,至西城,始終不與諸葛亮交戰。魏將賈栩、魏平數請戰,懿不允。諸將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見《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五月司馬懿使張合攻蜀將王平于祁山南屯,自己率主力進攻諸葛亮。諸葛亮令魏延。吳班、高翔迎戰,大破魏軍,“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懿回營固守。祁山南屯方面,蜀將王平守備得法,張合進攻不克,亦回軍。六月,蜀軍因運糧不繼退軍,司馬懿強使張合追擊蜀軍,張合不得已,遂進。追至木門中蜀軍伏擊,張合中箭而亡。

 

 

 作者:蜀故伎  回復日期:2005-7-15 15:58:00 

 

  第六次北伐,諸葛亮鑒于每次北伐,皆因糧盡退軍,故于建興九年(231年)后,就勸兵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兵三年,以做戰時所用。建興十二年(234年)二月,諸葛亮調動所能征發的軍隊,出斜谷,遣使約東吳孫權同時出兵,共伐曹魏。蜀軍到達眉縣后,屯于渭水之南。司馬懿亦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亮。司馬懿仍沿用堅守不出,待蜀軍糧盡而退的辦法,而諸葛亮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兩軍相拒百余日,諸葛亮數次挑戰,懿始終不出。亮送巾幗婦人之服至懿處,懿故意上表請戰,以搪塞諸將。蜀軍與魏軍相持半年有余,于當年八月,諸葛亮積勞成疾,病逝于軍中,享年五十四歲。司馬懿得知此消息,率軍追趕。蜀將姜維令楊儀反旗鳴鼓,做反擊狀,懿不敢逼。蜀軍得以結陣而去,入斜谷后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能退生仲達。”懿因此自嘲道:“吾能科生,不便料死也。”(見《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及蜀軍退,懿巡視蜀軍營壘處,嘆道“天下奇才也!”(見《諸葛亮傳》)

    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諸葛亮先揚聲由斜谷道攻取眉縣,使趙云、鄧芝率一枝兵馬為疑軍,據箕谷吸引魏軍主力曹真部。而自己則自率大軍攻祁山。由于事出突然,加之蜀軍“戎陣整齊,賞罚肅而號令明”,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皆叛魏應亮。當時的形勢是:隴右五郡,三郡叛歸蜀軍,只有隴西郡和廣魏二郡不服。只要能切斷關隴通道,把這種優勢保持一個月左右,就會占領全部隴右地區。(參照《三國志·魏書·張既傳》裴注引《魏略》記載:“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由此可見,取得隴右的關鍵就在于切斷關隴通道,而切斷隴道的關鍵之關鍵就在于一定要守住由關中入隴的咽喉要地,街亭!諸葛亮令“才器過人,好為軍計”的馬謖率蜀軍先鋒部隊鎮守街亭,其用意就在于拒魏軍關東援軍于隴外,配合蜀軍主力攻占隴右。也就是說在具體戰術布置方面,諸葛亮做得面面俱到,實無可挑剔。街亭戰敗,完全是由于馬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舉動失宜”,且又剛愎自用,參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所故。諸葛亮所負有的,只是用人不明的責任,實與其具體戰術用兵策略無任何關系。以此而言孔明用兵不高,何其妄也?!

  

    再來看諸葛亮當時的情況。《諸葛亮傳》注引《袁子》道:“蜀兵輕脫,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不求近功。所以不地也。”袁子講得極為有理。蜀軍兵微將寡是任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諸葛亮一出祁山,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對曹魏的大舉用兵。彝陵戰敗后,諸葛亮苦心經營了五、六年,才有如今的這十萬北伐大軍。再反觀曹操攻打董卓第一戰時,由于不明敵軍底細而遭伏戰敗來看,諸葛亮在未知中原虛實的情況之下,采取的慎重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其一也。其二是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強行軍的結果,勢必造成部隊戰斗力的嚴重削弱。《孫子兵法·謀攻篇》里講到“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而隴西郡和廣魏郡早已被魏軍所占據,魏軍坐擁堅城固池,且又以逸待勞。用戰斗力遭受削弱的部隊去直接攻城,這本身就不是智者所為。其三,當時的魏軍并不同于劉備所率之軍民相雜,戰斗力不強的部隊。

  

    諸葛亮第二次的北伐,面對的是遭魏國修整一新的堅城陳倉,“為人雄壯,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的宿將郝昭(見《明帝紀》注引《魏略》)和早有準備的魏軍,因此無功而退。但郝昭所以全城卻敵者,正如胡三省在《資治通鑒》中所注的那樣,“其才非成于攻者也,客主之勢異耳。”而魏將王雙卻以為蜀軍軟弱可欺,想撿個“皮夾子”,便率軍追趕。王雙放棄堅城,而與蜀軍打野戰,這哪里是諸葛亮的對手?諸葛亮設伏,輕而易舉將王雙除去。

  

    在諸葛亮以后的幾次北伐中,又相繼取得了不少局部勝利。這些又直接能反映出諸葛亮的用兵方略。我們來看看在北伐過程中魏蜀兩國所遭受的損失。從損兵損將來看,蜀軍除了第一次蜀軍先鋒馬謖部傷亡較大(但蜀軍主力卻未有所損失),第二次攻陳倉時部隊有些許損失外,其他的多次戰役,基本上都是能勝則勝,不能勝則全師而退,人馬的損失是不大的。而魏軍除了在街亭之戰中,大破蜀軍先鋒部隊馬謖外,其他幾次都沒有什么大的斬獲。相反在余后的幾次戰斗中,連遭重創,先被蜀將魏延、吳壹西入羌中南安界,大破其后將軍費瑤、雍州刺吏郭淮于陽溪。后又被蜀軍擊敗,蜀軍“獲甲首三千級”。蜀軍在整個北伐過程中,由于遭受作戰失利所導致損失的只有馬謖一人,況且即使這個馬謖也是被諸葛亮為明軍法所斬的。而魏軍的大將王雙和“以巧變為稱”的張合,卻是被蜀軍直接擊斃的。再從喪失城池與人口來看。蜀國方面未有城池和居民遭魏軍所擄。而魏國方面則丟失了武都和陰平兩郡,被諸葛亮“拔西縣千余家回漢中”。而武都,陰平對于蜀軍的占據關隴和從側面保護蜀國不受魏軍侵害,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作用。(后蜀國滅亡,就是被魏將鄧艾于陰平處偷襲成功)。從損失的戰略物資來看,蜀軍曾乘勝大收魏國上圭郡外的小麥以做軍糧,“獲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而且還利用在魏國土地生產出的糧食以供軍用,“是以分兵屯,久駐之基。

 

 

 作者:羅衣特地風寒  回復日期:2005-7-15 16:00:00 

 

  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見《諸葛亮傳》)。也就是說,如果單從作戰所受到的損失來看,魏軍所遭受的損失要遠大于蜀軍所受到的損失。諸葛亮處在兵少將寡和運糧困難的不利條件下,面對強大的魏軍和由司馬懿、張合、郭淮、曹真等魏之名將及所構鑄的堅固防線面前,仍屢次對魏采取主動性的進攻,并能給魏軍予重創,極大程度地消耗了魏軍實力,實屬不易。還使“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和富有軍事韜略的司馬懿任其自來自去,甚至受到“巾幗婦人之服”的羞辱,還被時人譏之為“畏蜀如畏虎”和“死諸葛能走生仲達”。而司馬懿曾說過“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見《資治通鑒》卷74景初二年)況司馬懿并非不想消滅蜀軍,且他曾兩次令魏軍追趕南撤的蜀軍,但都無功而還,反而賠上大將張合的一條姓命。若以此觀之,說諸葛亮用兵平庸,實難令人信服。

    諸葛亮的北伐雖未最終成功,但也不能算是失敗。因為失敗和未能成功還是有區分的。諸葛亮在北伐中,做到了“夫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而且戰爭本身就是“勝可知而不可為”的(《孫子兵法。軍形篇》)。從南征算起,到諸葛亮星落五丈原結束,諸葛亮一共才打了近十年的仗。在這十年時間里,諸葛亮雖說戰功不著,但終無大敗。反觀曹操,曹操在其最初用兵的十年時間里,雖說勝仗打了許多,但敗仗也打了不少。而且有些敗得還相當的慘,好幾次差點把命都給丟了。而諸葛亮在第一、第二次北伐中受到挫折后,并未一獗不振,相反吸取了作戰失敗后的經驗教訓,在以后的幾次戰斗中,始終未給魏軍以可趁之機。再看曹操,他倒是在一征張繡時,對其部下信誓旦旦地說到“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以后不復敗矣。”(見《武帝紀》)。可結果呢?曹操在二征張繡時還不是照樣敗在了同一個人的手上了嗎?不等于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記耳光嗎?有句話說得好,一個人在一個地方犯一次錯誤并不算什么,但如果同一個人在同一個地方再犯同一種錯誤,那他就有點問題了。諸葛亮即使再能用兵,只給他短短的十年時間怎么能完成北伐事業?要知道曹操在官渡之戰后消滅十萬袁紹軍,且袁譚、袁尚又兄弟不和,但曹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都用了八年時間來統一河北。況且諸葛亮所面對的對手,無論是從何種角度而言,要戰勝其的難度都要比曹操平定河北來得高得多。諸葛亮在各方面都不利于已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又伺機給予對手以重創,勝負相當且從某各意義上講勝還占得上風,僅從這點來看諸葛亮已盡了人為的最大努力了。而身為大軍事家的曹操,他在諸葛亮尚未輔佐劉備之時,已經稱霸中原,而當時的劉備尚無寸土之地。后及諸葛亮出山,曹操不僅未能消滅勁敵劉備,成就統一功業,反而令其一步一步取荊奪益,建立蜀漢基業與自己分庭抗禮,鼎足三立。若以此觀之,曹操之軍事能力未必便能高于孔明,且軍事成敗離不開政治、經濟、外交及個人綜合素質等因素影響。單方面以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來推斷孔明拙于用兵,實非定論也!

  最后再對于諸葛亮的軍事才能進行若干補充。

  

    第一,諸葛亮所指揮訓練的部隊軍紀嚴明,訓練有素,戰斗力強。

  

    《諸葛亮傳》里記載道:“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罚肅而號令明。”又道:“是以分兵屯,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在《諸葛亮傳》注引《袁子》中又說到“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而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罚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這些都講到諸葛亮的軍隊紀律很好,不隨意殺人和搔撓百姓的生活起居,不像曹操及其手下諸將常有屠城濫殺之舉。因為諸葛亮在治軍過程中,講究注重“教化”。他說:“為君之道,以教令為先,誅罚為后。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見《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教令》)諸葛亮治軍,其軍法軍紀甚嚴。諸葛亮認為對于像“輕軍”、“慢軍”、“盜軍”、“欺軍”、“背軍”、“誤軍”、“亂軍”這七種嚴重削弱軍隊戰斗力的表現,必須處于斬刑。(見《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斬斷》)。在嚴明軍紀的同時,諸葛亮又強調賞罚必須分明,他認為“賞罚之政,謂賞善罚惡也。賞以興功,罚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主張“賞不可虛施,罚不可妄加”(見《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賞罚》)正因為諸葛亮重教化,嚴軍紀、明賞罚,才能建立起一枝號令統一、紀律嚴明、勇于戰斗的作戰部隊,使得10萬蜀軍在魏境中始終來去有序、進退自如,“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

 

 

 作者:襄陽走馬鬼  回復日期:2005-7-15 16:01:00 

 

  第二,諸葛亮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古代杰出軍事思想家。

  

    諸葛亮出生于山東瑯邪陽都。在這片齊魯大地上,先后涌現過姜太公、司馬穰苴、孫武、孫臏等杰出軍事家。諸葛亮自比于管仲、樂毅,從小就對兵家思想有過極為深刻細致的研究。在諸葛亮的軍事理論思想中,不僅繼承了前秦兵家的優秀理論,還有不少觸及并超越了前人所沒有注意到的可貴之處。最典型的要數諸葛亮對于士兵在戰爭國中所處的重要地位給予了充分的重視。諸葛亮認為“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見《諸葛亮集》卷2《兵要》)這里的“有制之兵”即是指政治素質高、戰斗力強的士兵。這樣,即使是將領的指揮才能稍差一點,也不一定會打敗仗。相反如果部隊政治素質差、戰斗力不強,作戰將領縱然優秀,也不一定會打勝仗。他還主張“興戰必用眾心”(見《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喜怒》)和“察眾人之心,揚士卒之能”(見《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治軍》)。在這里我特別把它和《孫子兵法》做個比較。《孫子兵法。九地篇》中講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使士卒“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孫子兵法》是想蒙弊士兵的耳目,使他們對軍事形勢毫無所知,像羊群一樣,只供將領驅使,而不發揮士兵的主觀能動性。兩者相比較,諸葛亮高度重視士兵在實際戰爭中所直到的作用,這不僅非常符合當時蜀國地處邊陲,良才稀少的具體國情,又較前秦兵家在對待士兵的作用問題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和完美的升華。從這點來看,與我們今天所倡導的要大力提高部隊整體作戰政治素質,實有異取同工之妙。

  

    第三,諸葛亮注重裝備、講求陣法。

  

    在冷兵器時代,小國寡民往往不是萬乘大國的對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兵力的寡不敵眾。管仲曾說過:“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蜀、魏相抗,蜀弱魏強。所以要想以弱蜀敵強魏,就必須在雙方對抗中始終做到揚長避短。蜀軍在軍隊絕對數量上,顯然是無法起過魏國的,唯一可取的,就是加強部隊的整體戰斗力。除了前面所講到的,諸葛亮在訓練軍隊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外,諸葛亮還通過改善部隊的武器裝備,以達到使蜀軍轉弱為強的目的。在三國時期的所有作戰指揮官中,沒有哪位比諸葛亮在這個問題上,花費了那么大的心血,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取得那么大的成效。陳壽稱其“長于巧思。”,又“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由諸葛亮改善過的蜀軍兵器有弩、刀、斧、匕首、鋼鎧、鐵蒺藜等。這其中給大家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連弩了。史稱其為“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見《諸葛亮傳》注引《魏氏春秋》)。連弩殺傷力很強,在當時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兵器制作革新。晉鎮南將軍劉弘贊嘆道“神弩之功,一斯微妙!”(見《諸葛亮傳》裴注引《蜀記》)。魏將張合就是死于連弩之下,可見連弩在蜀軍對魏的直接作戰中,所發揮出的巨大威力。不僅如此,諸葛亮還針對蜀道難行,糧運困難的情況,研發出新式運糧工具--木牛和流馬。由于木牛流馬的相繼研發成功,大大改善了蜀軍運糧困難的問題。諸葛亮在前幾次北伐中,每次北伐的時間一般不超過一個月。但在其研制成木牛后的第五次北伐中,卻從二月堅持到六月,長達四個多月。最后一次北伐,蜀軍將新研發成功的流馬投入使用中去,蜀軍也從二月一直堅持到了八月,若不是諸葛亮病逝軍中,蜀軍還將堅持下去。晉將劉弘贊之為“木牛之奇,則非般模”。木牛流馬在蜀軍北伐戰爭的運糧過程中,所發揮的重大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且陳壽在《諸葛亮集》中,祥細地記載了木牛流馬的制作方法,也為我們后人的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諸葛亮還“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諸葛亮在春秋時期所研制的八陣基礎之上,又有所突破與創新。余大吉先生在其所著有的《諸葛亮八陣圖及陣法試探》中講到:“它吸取前人八陣的優點,是八陣的集大成者,達到中國冷兵器時代集團方陣的一個高峰。”諸葛亮在其完成八陣圖后,也曾興奮地說道:“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見《水經注》卷33《江水》一)。及蜀亡,晉武帝司馬昭還令陳勰“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仗之法”。陳勰也很快掌握了諸葛亮的八陣之法及“甲乙校標幟之制”(見《晉書》卷24《職官志》)。在西晉時,晉將馬隆仍以八陣轉戰千里,平定了涼州羌人的叛亂。劉弘稱其為“推子八陳,不在孫、吳”。(見《諸葛亮傳》裴注引《蜀記》)

  

    如何才是評判一個人是否是軍事家的標準?相對而言,一個人用兵才能反而是最不能反映其主觀軍事才能的,因為評判用兵的優劣最主要的標準就是看其是否能打勝仗,而影響戰爭戰負的因素卻又是多種多樣的,并不單受個人主觀用兵方法的左右。由于天道不公和諸多客觀條件的限制,使得諸葛亮戰功不著。其實或許正如《后世紛紛說諸葛》的作者所講的那樣,諸葛亮并不能算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軍事家,因為對于一個杰出軍事家來說,赫赫戰功又是其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諸葛亮具備一個杰出軍事家的一切主觀素質,卻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2011-02-22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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