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世界經濟政治及文化 現化商業
字體    

“食貨派”的經濟史研究方法探討
“食貨派”的經濟史研究方法探討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圖分類號]K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332(2007)03-0077-07
  以陶希圣、鞠清遠、武仙卿、曾謇(曾資生)、連士升、何茲全等人為代表的食貨派,崛起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們針對社會史論戰陷入理論之爭的弊病,致力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為第一次中國經濟史研究高潮中的一股重要力量。①因食貨派所定的任務是重在史料的搜集,學術界一度目之為忽視方法論的單純的史料搜集技術人員,加以貶低。解放后又因食貨派的創始人陶希圣及主要成員的政治問題,對食貨派的學術價值未給予應有的重視。近年來,探討食貨派的文章日益增多,但主要集中于食貨派的史料搜集和中國經濟史領域的開拓方面②,未能對食貨派的治史方法進行認真探討。事實上,早在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就撰有《中國社會史經濟史研究的方法》一文,與《(食貨半月刊)宣言》一起刊載于北平《晨報·社會研究周刊》;1936年連士升和陶希圣又分別發表《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方法和資料》和《研究中國社會史的方法和觀點》,探討了經濟史的研究方法問題,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③他們注重從經濟史學科自身特點上探討研究方法,從而獲致了獨特的方法論視角。食貨派在經濟史方法探討方面身體力行,除在《食貨》半月刊上發表大量經濟史文章外,還有較具規模的經濟史著作,如陶希圣、鞠清遠的《唐代經濟史》,陶希圣、武仙卿的《南北朝經濟史》、鞠清遠的《唐宋官私工業》、《劉晏評傳》(附年譜)、《唐代財政史》等。鑒于目前現有成果較少論及食貨派的治史方法,本文擬集中論述食貨派關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這不僅為正確認識食貨派所必須,同時,也可深化對整個20世紀30年代學術界的認識。
  一、主張從問題入手、廣搜史料和尋繹結論
  在食貨派看來,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的研究者們最大的毛病,“是把方法當結論”,“各人既有了結論在心里,只有向書籍里去找印證,不必廣搜材料。”④為避免瞎引外國的方法和結論,陷入公式主義,食貨派認為非得從問題入手不可。陶希圣、武仙卿擬撰《南北朝經濟史》時,非常注意自己的問題意識。他們指出:一般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史的人們,總把秦漢至滿清劃成一個段落,以為此間的中國社會經濟差不多完全沒有什么變動。而他們認為“東漢以后,中唐以前,無論在經濟、社會、政治、思想上都自成一段落,與以前的秦漢及以后的宋明,各有不同之點。最重要的特征是大族與教會的經濟特權及政治特權。”雖然“中國經濟史本是未開的生地。‘斬之蓬藿荊棘,’是件最苦最難收效的事情。”⑤他們卻因獨有的問題視角,在廣搜南北朝經濟史料的基礎上,“發見東漢中唐以前的中國社會自有它的特點,可以自成一個段落”。⑥而何茲全撰寫《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一文,是因為“講中國佛教的只講到思想問題、宗教問題,從沒有人講到寺院”⑦。他從佛教寺院入手,關注寺院經濟,開辟了這一新領域。武仙卿則在《魏晉時期社會經濟的轉變》一文中抓住“魏晉為中國史由奴隸制轉入封建制的時代,南北朝為中國史之封建主義下的莊園經濟時代”⑧這一關鍵問題深入探討,指出魏晉時代社會的變遷,在學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曾謇的《中國古代社會》(上)一書研究古代的政治宗教和思想時,“首先就去研究古代經濟的發展與人類家族的結構,從這些關系里面去探求古代的政治宗教思想的起源及其演變”。緣此問題意識他在中國宗法制度方面獲致諸多創見。⑨由上可見,食貨派學人在經濟史研究中的問題著力點各有不同,但主張從問題入手,突出問題意識,卻是他們的共識。但是,他們的問題意識主要來自對社會經濟結構、社會形態的認識,很少關注基層社會,普通群眾的日常生活,問題視域不免狹窄。他們對東漢至中唐時期土地、賦稅、人身依附關系等具體經濟現象的考察,實際上大多是旨在闡發學派的魏晉封建社會說而已。
  與許多人在有限的材料中作詭辯的論爭不同,食貨派認為經濟史研究不僅要從問題入手,同時還應該不“預有成見”的廣搜史料。食貨派不贊成利用省事的現成的《食貨志》、《通典》、《通考》等書中錄出來的史料,“來抽索自己所需要的社會或經濟變化的根據”⑩;認為史料的搜集,“以詳盡為主,兼收并蓄,細大不捐”,它應包括二十四史、十通、方志、文集、檔案、帳簿、古籍和錢幣等。(11)另外,他們還主張到社會生活中去搜集經濟史料。陶希圣說:“社會的生活處處都是經濟史的理論和材料。書只是一小部分的歷史遺跡,絕比不上一個都市一個村落的富于教訓。”(12)他本人就曾利用1935年4月初的春假到濟南、青島游玩的機會,作了一次經濟社會的調查,撰成《魯游追憶》一文發表在《食貨》半月刊第2卷第1期上,引起了經濟社會史家的極大關注。與濫用理論,輕視史料的研究者截然不同,食貨派在史籍中鉤沉出大量新材料來充實研究的內容,其經濟史研究以史料豐富見長。如鞠清遠的《兩晉南北朝的客、門生、故吏、義附、部曲》一文,因資料豐富,論證全面,陶希圣提醒“大家注意鞠清遠先生這篇論文”,“這篇論文已經搜集可搜的材料的大部了”(13)。此外,陶希圣曾撰文盛贊鞠清遠的《唐宋元寺領莊園研究》和何茲全的《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二文,認為他們對“中古時期教會財產及權威的敘述,可以算得最有特色。”“中國經濟史研究方法的論文漸漸注重到史料。”(14)食貨派的史學研究不尚空談,注意史料的搜集。但由于不具備全面搜集史料的人力、物力與財力條件,他們只是就正史、地方志及文集等各種成書進行搜集,并沒有把檔案、文書等列為搜集的對象。陶希圣認為,“這沒有物質能力的集合和刊物,還難有多方面的搜求”。“仍然沒打算把檔案列在工作以內”。(15)食貨派提出了搜集經濟史料的范圍,卻未能持續下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湯象龍等人卻在整理清朝故宮檔案的經濟史資料方面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值得注意的是,食貨派不“預有成見”地去搜集材料的時候,常犯兩個毛病:一是把史料割裂得太碎,發生歪曲其本質的危險。如他們為了遷就學派構建的魏晉封建說,即有曲解史實之處。皮倫在《評陶希圣、武仙卿著南北朝經濟史》中指出“這本書在中國經濟史上,固然有它的貢獻,但亦有可供批評或商榷的地方。這以第五章關于南北朝貨幣問題的論述為尤甚”。“作者因為要做到他的翻案文章,便不惜曲解史實,故意大大減輕當時錢幣停止使用的史料的重要性,結果自然要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16)袁永一評論《唐代經濟史》時亦認為,全書“每段都有精彩,且于材料之解釋,頗多發明”,尤其是“關于唐代租庸調與兩稅制的內容,作者見解頗為新穎,有它獨到的地方”,但多處“詮釋似頗牽強”,而且有史料“全然遺漏”之處。(17)二是搜集材料不從一個中心的問題出發,聯系各方面,而是無目的地,部分地,不加解釋地,隨見隨錄,與未經整理無異。杜若遺認為鞠清遠《漢代官府手工業》一文即犯有此病,鞠先生搜集了許多關于漢代官府手工業的分類,工廠的規模與分工,設廠地點,工人等項的材料。“而不引用理論和他種事實加以解釋和比照,雖見謹慎,可是也顯得太無成見了。”(18)
  為糾正不顧及本國史料,“把方法當結論”的風氣,食貨派不僅主張廣搜史料,而且強調要在“事實、例證”允許的范圍內尋繹結論。(19)鞠清遠在《唐宋官私工業》中論述唐宋歷史上市場交易的特點時,列舉了十幾條史料,卻首先指出對于缺乏史料的“市制及坊場制度不能祥述”,留待后人有了材料再來論述,只就已有材料主要論述“每日之市”。(20)他的《元代系官匠戶研究》一文被陶希圣稱為“精細矜慎。”(21)食貨派力圖以史料為依據來尋繹結論的治史方法和治史態度應值得肯定。他們注重從中國歷史的實際出發,通過對大量史料的具體研究和分析來尋繹中國經濟史自身所固有的特點和規律,而不是局限于已有成說。如唐代兩稅法的來源與變化由于唐代文獻未留下明確記載,使兩稅法處于不清不明狀態,鞠清遠對各種謬說進行了較全面的清理考證。“從兩稅法以前的賦稅制度,兩稅法本身,兩稅法實行以后的諸問題上來研究兩稅法,探討其內容,估定其價值。”澄清了許多史實,對兩稅的稅項內容及來源提出不同看法,提出“兩稅法于征收季節的改革外,承襲了以前的戶稅與地稅制度”的新見解。掃除了以前脫離前后的歷史事實來理解兩稅法的方法,改變了人們長期以來認為兩稅法具有“高深莫測的意義的改革”的認識。(22)兩稅法是由唐前期資產稅性質的地稅和產稅發展而來,兩稅是指戶稅和地稅的獨到見解亦成為了學術界的重要一派。(23)又如《南北朝經濟史》一書由于作者關于南北朝經濟史料搜集的辛勤,“對于中國中古社會的特色遂有確切和精彩的論斷。”“這和讀書雜志的中國社會史論比較起來,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出版以后,把過去人們忽略史料,以為秦漢至滿清的中國社會有長時間的停滯說法完全打倒,這在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上自然有很大的貢獻。”(24)
  總之,食貨派強調從問題入手,廣搜史料,在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尋繹中國自己的經濟史,在當時確是勝過同時代人的識見,在今天也仍給人以啟迪。可是,食貨派堅持認為理論與方法應當從材料中產生才是正確的方法,這是“鑒于今后如果再空談方法,使方法論停留在觀念的王國里,方法一定沒有進步的可能。”(25)這種治學方法似乎對當時盛行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進行了自己的取舍,史學研究不愿完全以其為指導,將理論方法的探討和史料的考察視為有聯系但又相互獨立的兩個研究領域。由于忽視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作用,在當時“疑古”和“釋古”的學術風氣中,在運用理論方法解釋歷史時,食貨派略顯謹慎。陶希圣說:“依我的意見,單純的疑古固然也不能做到的事情,也有疑得過分的處所;單純得釋古更是不妥當的。古史的記載時代如果是漢,我們就漢人的記載,當做上古得事實來解釋,固然解釋的通了,也無非把上古社會解釋成漢代的社會。所以單純釋古者往往把古代社會估得太高。”(26)正因為如此,他認為,他們的眼光所要發現的史實,是與所存留的史實不一樣的。他們必須本于他們的眼光去重新的發見。(27)由于食貨派對唯物史觀的指導意義認識不夠,史學研究缺乏正確理論的指導,顯得不那么得心應手。“出版的作品都變成了技術的東西。內容非常干燥,非常貧乏!而且有時還發現很大的錯誤。”“許多人都變成簡單的技術人員了!”“著述工作變作了“排列”,著述的人變成了機械!”(28)這突顯了食貨派治史方法上的重大局限。
  二、強調借用西方經濟學理論和比照西方經濟史
  20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史的大量輸入,開闊了人們的視野,為中國經濟史研究方法的豐富和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與其時的經濟史研究者一樣,食貨派認為西方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史可以為中國經濟史研究提供全新的審視視角、思維方法和研究手段。連士升在《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方法和資料》中指出,經濟史雖是探討過去的經濟生活的問題,但“我們必須有經濟理論的素養,使我們能夠洞悉問題之所在。同時又能幫助我們解釋經濟史料。”而西洋經濟史名著“可以供給我們參考,如題目選擇,材料的駕馭,組織的嚴密,解釋的徹底,敘述的生動,書目的精詳,這幾點都是我國學者所缺乏的地方。”“精讀幾種西洋經濟史名著,采取他們治學的精神來研究具體的問題的方法。然后應用觀摩的心得來研究中國經濟史,自有左右逢源之樂”(29)。基于上述認識,食貨派進行了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史的翻譯與介紹活動。首先,在西方經濟學理論方面,食貨派特別推崇斯密亞丹。他們在《食貨》半月刊第2卷第12期上刊出的《〈原富〉出版160周年紀念征文啟事》中說:“斯密亞丹的《原富》是經濟學的基礎,同時也是經濟史學的先鋒。因為他嫻熟歷史,所以能產生徹底的理論,有了理論,更能進一步解釋歷史。”之后,在第3卷第3、4期上陸續發表了連士升、陶希圣的《斯密亞丹論中國》,連士升譯、費著的《論原富》的《原富》的紀念論文。其次,在西方經濟史方面,他們擬定了詳細的“搜羅”計劃,以作為研究的“參考資料”:(a)歐洲資本主義初發生發達時的各種現象,例如手工業作坊、訂貨制度、帳簿組織等。(b)歐洲及日本等處的封建制度。(c)封建制度初生時的現象。(d)中古歐洲的東部,與商業經濟同時存在的封建制度。(e)教會及寺廟財產制。(f)資本主義以前的帝國與資本主義發達時的殖民地侵略。(g)殖民地經濟組織的特征。(h)半原始種族的經濟社會組織。(30)在這大量的譯介活動中,連士升用力最勤,“担任各派治經濟史的方法論的介紹”(31),先后翻譯了溫文、陶尼、格拉斯、克拉判、桑巴德、西摩勒爾、約克曼、衛布思夫婦等西方經濟史名家的著述。而鞠清遠亦熱衷此項事務,翻譯了格拉斯著《經濟史之興起》和英國的《沙利曼的皇莊法》。(32)顯然,食貨派的譯介活動不是要從事西方經濟學和經濟史研究,而是試圖通過借用西方經濟學理論和中外歷史的比較對照,尋繹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特點與規律。陶希圣在其所譯科窐流夫等著《古代社會的經濟》的導言中指出:“我譯出這篇的意思,是想我們大家洗滌幾樣的成見,如以奴隸的數量為奴隸社會的決定條件,又如封建社會無須有奴隸社會先行等等。”(33)
  食貨派在推廣經濟史研究新的理論和方法上,除了在譯介方面不遺余力外,在他們的著述中斯密亞當的經濟學、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摩爾根的人類學、考茨基的宗教學的有關理論被他們大量援引,作為分析問題的工具,立論的依據。鞠清遠的《唐代財政史》有意識地運用近代西方的經濟學和財政學的理論,在財政收入和財務行政方面的歸類比較科學。“自創體例,考釋謹嚴,長期為治史者必讀,奠定了這一領域研究的基礎”(34),成為唐代財政史研究的開山之作,被崛敏一譽為“對于唐代財政問題的優秀概說性著作”(35)。曾謇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時,自稱摩爾根和恩格斯的著作對其影響極大。他理解中國的古代社會“多是以他們的學說為根據而參加我自己的主張的”(36)。何茲全致力于研究中國佛教寺院經濟,是受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礎》的啟發。“考茨基此書,主要是寫早期基督教教團的起源、組織和生活”,引起了何茲全“研究中國佛教寺院經濟生活和社會活動的興趣”。(37)以上表明,食貨派諸多經濟史研究新領域的開拓,無疑是借用了西方經濟學理論和受西方經濟史的啟發。但需要指出的是,與有些人喜歡把中國古代歷史比附古代希臘、羅馬和中世紀歐洲的歷史而沒有考慮兩者之間的歷史條件一樣,食貨派在以西方的歷史為比較而作出的研究中,難免存有以中國歷史比附西方歷史的情形。如何茲全后來對自己30年代關于漢魏之際唐中葉社會的認識中坦言:“這認識中有正確的地方,有教條主義、生搬硬套的地方”。他舉例說:“莊園制度是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時代的制度。這個名詞大概是從日本的譯文借用過來的。中國古史記載中有莊、有田、有莊田、田莊、莊宅等詞,沒有莊園。不能說沒有像歐洲式的莊園存在,但不典型。”“農奴也是如此。中國史書上沒有這個詞。用依附民,泛指一切身份高于奴隸、低于自由民的半自由的人是可以的,用農奴這個近乎歐洲中世紀專稱的詞來指中國歷史上中世紀的農民勞動者,似乎也不合適。不能說沒有像歐洲那樣的農奴的存在,但也不典型。”(38)食貨派在借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比照西方經濟史來分析中國歷史時有生搬硬套的缺陷,但他們從吸取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以及作中西比較的史學研究的思路無疑是中國經濟史研究中一種有效和必要的途徑。
  三、倡導“綜合研究法”
  食貨派認為當時存在兩種走極端的經濟史研究方法,亟需改進。陶希圣說:“近來的史學著作,自其材料與方法上說,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只有材料,而無系統;一種是只有系統,而無材料。有材料而無系統者,可以說是‘學而不思’,其弊為支離。有系統而無材料者,可以說是‘思而不學’,其弊為空虛。我總想有一班人做一些有系統有材料的書冊,使材料不失于支離,而系統不陷于空虛。”(39)連士升感嘆著述中國經濟史的書籍,“不是說空話,就是堆砌材料,離西洋的經濟史大師,如陶尼、格拉斯、克拉判、桑巴德等人的著作標準還很遠。”他認為其時的經濟史研究方法可分為三種:一、把經濟的史料搜集在一塊,然后按時代的先后排列起來作系統的敘述,這種敘述式的經濟史只注重具體的經濟事件的變遷,忽略經濟事件在社會上的作用;二、應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證明和解釋歷史,注重事件的因果關系,忽略經濟以外的條件;三、研究人類歷史中經濟元素和其他因素的相互關系,但不擁護經濟決定主義之絕對正確。并進一步指出:“敘述式的經濟史,長于考證材料,辨別時代,及研究問題,然而它的短處在于呆板,瑣碎,干澀。”“唯物史觀式的經濟史,長于解釋事實,富于趣味,及把握重要問題,然而它的短處在于容易把復雜萬端的歷史變成公式化、理想化、簡單化。”“綜合式的經濟史重視材料,而不忽視理論,有了理論,而又能善用材料。這種有統一性、聯系性的經濟史正是我們目前最需要的東西。”(40)
  在食貨派眼中,敘述式的經濟史,以敘述各時代零碎的經濟事實為能事,不懂經濟現象之間的關系,在探索中國經濟史特點和規律方面無所適從。而唯物史觀式的經濟史忽視經濟以外的因素;欲把中國經濟史硬嵌入某種經濟發展的公式。這種不重史料分析的公式主義的研究趨向對學術發展的阻礙作用尤其嚴重。陶希圣尖銳地指出:“把方法當結論,不獨不是正確得結論,其實這不過是外國社會史拿來代替中國社會史罷了。說了多少話,寫了千萬字,一點與中國社會史沒有干系。”(41)鞠清遠也批評道:“在移植外國理論的時節,在急于‘成一家之言’的時候,都往往只是粗疏地、朦朧地將輪廓抽畫出來,對于社會內容與實際情況,多不作精細的研究。”(42)在他們看來,既然唯物史觀式的經濟史在社會史論戰中已暴露出了諸多弊病,研究方法必須應時而變,否則史學研究不能繼續前進。為此,食貨派極力倡導綜合研究方法。這就是:“先劃定一個時代,然后把這時代里的中心問題有關的經濟材料作一網打盡的搜集、考證、分類。等這中心問題徹底了解之后,便進一步研究這問題對于同時代的其他問題的作用或影響。這樣一來,著述的內容有中心問題作線索,免得豐富的材料流于瑣碎、蕪雜,同時因為材料的詳備,免得高深的理論陷于貧乏、空疏。”(43)食貨派循此治史路徑與方法,注意“綜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學術價值極高,歷來為學界所重。如陶希圣的《王安石以前的田賦不均與田賦改革》和《十六七世紀間中國的探金潮》,武仙卿的《魏晉時期社會經濟的轉變》等篇,“都活用著所得的材料,每一條和問題的中心相連,有結論作解釋,不但用功甚勤,而且準備也很充足。”(44)又如《唐代經濟史》圍繞有唐一代經濟生活中田制與農業、交通與都市、工商業及財政制度等問題探討,由于“論述系統、材料充實,書中提到新見的莊園、草市、行會、色役與資課、鹽鐵、漕運與東南財庫、客戶、客商與邸店、柜坊與飛錢等問題,一直成為此后學界論述的重點,該書為治經濟史者的必讀之作。”(45)
  當然,以上食貨派對唯物史觀的批評,明顯地存在著簡單化的傾向。唯物史觀科學地揭示了經濟在社會結構和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和決定性作用,給予人們觀察社會和歷史銳利的思想武器,激發了人們研究社會經濟及其發展問題的重視,促進了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經濟史熱潮的形成。(46)食貨派對唯物史觀的批評顯然有失偏頗。這是其在方法論認識上不成熟的表現。唯物史觀并不是經濟史觀,它既強調經濟因素的決定作用,又兼顧到政治、文化等其他因素,反對割裂事物之間的固有聯系。唯物史觀被視為經濟決定論,是社會史論戰者因對唯物史觀的理論方法的過分崇拜而胡亂套用使然,非唯物史觀本身如此。但是,食貨派指出其時唯物史觀式的經濟史忽略經濟以外的因素,陷入公式主義,無疑又切中肯綮。食貨派還試圖糾正那種只重經濟因素,忽視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因素而流于經濟史觀的偏向。陶希圣在評價武仙卿的《南北朝色役考》時指出:“假如對于‘色役’本身,再加以分析,將它與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的復雜關系,將與‘色役’類似的一些東西,加以考察,或許對于南北朝社會的性質的理解,又要改變一些。”(47)曾謇亦在《古代宗法社會與儒家思想的發展》中認為:“一切的事物——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都有它們相互的聯系與依存。換句話說,就是它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東西。”可見,食貨派已深刻地認識到經濟史問題是相互錯雜,相互影響,人們在研究時必須要具有總體的視野。這也是食貨派之所以倡導綜合研究法的重要原因。
  綜上,活躍于20世紀30年代的食貨派,對社會史論戰中暴露出來的公式主義的流弊不滿,極力打破經濟史研究陷入理論之爭的局面,對經濟史研究方法展開了積極地探討。主張從問題入手、廣搜史料、尋繹結論,強調借用西方經濟學理論和比照西方經濟史以及倡導“綜合研究法”,形成了鮮明的治史風格。但其治史方法又存在著明顯的不足與局限,這主要表現在問題視域的狹窄,提出廣搜史料的范圍和途徑卻未能持續下去,尋繹結論時對正確理論的指導作用缺乏應有的重視,用中國歷史比附西方歷史等。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未能全面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他們的思想方法是:“接近唯物史觀,但卻不是唯物史觀。”所以食貨派并未像郭沫若、呂振羽等人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一樣,逐漸壯大自己的學派,發展為中國史學界的主流。
  [收稿日期]2007-03-04
  注釋:
  ①第一次中國經濟史研究高潮中有三股力量,除食貨派外,一是以郭沫若、呂振羽為代表的一批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一是當時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以及和他們有密切聯系的一批學者。見李根蟠:《中國經濟史學形成與發展三題》,收入侯建新主編:《經濟—社會史——歷史研究的新動向》,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②詳見李源濤:《20世紀30年代的食貨派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河北學刊》2001年第5期;黃靜:《禹貢派與食貨派的學術關聯》,《學海》2003年第3期;黃靜:《食貨學派及其對魏晉封建說的闡發》,《學術研究》2005年第2期。另外可參見黃靜:《抗戰時期史學流派(1937-1945)》,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楊祖義:《20世紀上半期中國經濟史學發展初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的相關章節。
  ③連士升:《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方法和資料》,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1936年10月9日;陶希圣:《研究中國社會史的方法和觀點》,天津《益世報·社會研究復刊》1936年12月9日。
  ④陶希圣:《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1期。
  ⑤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經濟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自序。
  ⑥皮倫:《評陶希圣武仙卿著南北朝經濟史》,《文史雜志》1944年第4卷5、6合期。
  ⑦何茲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中國經濟》1934年第2卷第9期。
  ⑧呂振羽:《對本刊的批評與貢獻》,《食貨》半月刊1935年第1卷8期。
  ⑨曾謇:《中國古代社會》(上),上海新生命書局1935年版,自序。
  ⑩鞠清遠:《唐代的兩稅法》,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1936年第6卷第3期。
  (11)連士升:《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方法和資料》,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1936年10月9日。
  (12)陶希圣:《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11期。
  (13)陶希圣:《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12期。
  (14)陶希圣:《讀中國經濟史研究專號上冊以后》,《中國經濟》1934年第2卷第10期。
  (15)陶希圣:《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1期。
  (16)皮倫:《評陶希圣、武仙卿著南北朝經濟史》,《文史雜志》,1944年第4卷第5、6合期。
  (17)袁永一:《唐代經濟史》(書籍評論),《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1937年第5卷第1期。
  (18)杜若遺:《介紹〈食貨半月刊〉》,《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4期。
  (19)鞠清遠:《唐宋官私工業》,上海新生命書局1934年版,第4頁。
  (20)鞠清遠:《唐宋官私工業》,上海新生命書局1934年版,第81頁。
  (21)陶希圣:《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9期。
  (22)鞠清遠:《唐代的兩稅法》,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1936年第6卷第3期。
  (23)另一派以岑仲勉為代表,認為兩稅的內容依然是租庸調的正供,只因斂收以夏秋,故兩稅與戶稅、地稅并無關系。詳見張國剛:《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頁。
  (24)皮倫:《評陶希圣武仙卿著南北朝經濟史》,《文史雜志》1944年第4卷5、6合期。
  (25)陶希圣:《研究中國經濟史之方法的商榷(附注)》,《食貨》半月刊1935年第1卷5期。
  (26)陶希圣:《疑古與釋古》,《食貨》半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27)陶希圣:《常識之科學的解釋》,《食貨》半月刊,1935年第3卷第2期。
  (28)王毓銓:《通信一束》,《禹貢》,1935年4卷10期。
  (29)連士升:《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方法和資料》,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1936年10月9日。
  (30)陶希圣:《食貨學會本年六項工作草約》,《食貨》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6期。
  (31)陶希圣:《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8期。
  (32)鞠清遠:《經濟史之興起》,《食貨》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3期;《沙利曼的皇莊法》,《食貨》半月刊1937年第5卷第8期。
  (33)陶希圣:《古代社會的經濟》,《食貨》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9期。
  (34)張國剛:《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頁。
  (35)(日)崛敏一:《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9頁。
  (36)曾謇:《中國古代社會》(上),上海新生命書局1935年版,自序。
  (37)何茲全:《何茲全文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自序。
  (38)何茲全、郭良玉:《三論一談》,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頁。
  (39)曾資生:《中國政治制度史》,重慶南方印書館1943年版,陶序。
  (40)連士升:《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方法和資料》,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1936年10月9日。
  (41)陶希圣:《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1期。
  (42)鞠清遠:《唐宋官私工業》,上海新生命書局1934年版,第1頁。
  (43)連士升:《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方法和資料》,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1936年10月9日。
  (44)杜若遺:《介紹〈食貨半月刊〉》,《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4期。
  (45)張國剛:《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頁。
  (46)李根蟠:《二十世紀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
  (47)陶希圣:《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1937年第5卷第8期。
  (48)曾謇:《古代宗法社會與儒家思想的發展》,《食貨》半月刊1937年第5卷第7期。
  (49)陶希圣:《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版,第111頁。

史學史研究京77~83F7經濟史蘇永明20082008
食貨派/經濟史/史學方法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HIHUO School of Economic History  Su Yongming20世紀30年代的食貨派,針對社會史論戰陷入理論之爭的弊病,對經濟史研究方法展開了積極地探討。主張從問題入手、廣搜史料、尋繹結論,強調借用西方經濟學理論和比照西方經濟史以及倡導“綜合研究法”,形成了學派鮮明的治史風格。但其治史方法又存在著明顯的不足與局限,尤其是未能全面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作用,而是有條件、有限度地運用唯物史觀進行史學研究。食貨派學術生命過早的終結,與其治史方法自身的缺陷不無關系。
作者:史學史研究京77~83F7經濟史蘇永明20082008
食貨派/經濟史/史學方法
2013-09-10 21:25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傳統官僚翰林總統
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水竹邨人、弢齋。祖籍浙江寧波鄞縣。清末民初,曾為北洋政府官僚。1918年,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
高文費而隱 古德潔無華
楊霽園先生是民國時期寧波的一位大儒,一生致力于教育、述著,著作宏豐,在國學、文學等方面成就卓著,更兼他品行方端、至誠至孝,自1940年去世后,鄉人及門生一直追思不息。但楊....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