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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國民經濟核算的回顧與前瞻
世紀之交:國民經濟核算的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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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民經濟核算——20世紀經濟理論最大成就之一
  20世紀經濟科學領域里,最為顯著的進展是數量分析的興趣和實證研究傾向的日益增強。尤其在國民經濟領域內,這種轉變更為突出,成就十分輝煌。對于國民經濟而言,科學有效的定量、實證研究和調控、管理操作依據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建立適當的理論分析結構體系;二是具備系統完整的核算資料。因此,正如著名經濟學家里查德·斯通(R.Stone)所指出的,現代經濟科學是通過與核算科學的有機結合,在不斷縮小先驗理論與經濟研究之間鴻溝的過程中來謀求新發展的。這一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國民經濟核算理論與方法的產生與發展。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管理、調控與分析的必要和重要的依據與手段。
  在當今業已遴選出的44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直接對現代國民經濟核算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就有5位,他們是:西蒙·庫滋涅茨(1971年,國民收入統計和各國經濟增長)、瓦西里·列昂惕夫(1973年,投入產出分析與經濟結構研究)、詹姆斯·米德(1977年,社會帳戶和國際收支核算)、理查德·斯通(1984年,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和社會人口統計體系)和丁伯根(1969年,計量經濟理論與方法)。
  在國民經濟核算理論與方法的發展過程中,曾有兩種受國際組織推薦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一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該體系是以高度集中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下的計劃經濟過程和統一計劃管理要求設計產生和發展的,主要在蘇聯和東歐等十幾個國家實行。二是國民經濟帳戶體系(SNA)。SNA根據市場經濟理論和原則設計的,主要為市場經濟國家的國民經濟分析、政策制定和管理服務。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轉向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尤其是蘇聯解體和經互會(The Council of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縮寫CMEA)解散,使MPS失去其生存的土壤和發展的空間,逐步走向消亡。因此,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國際一體化局面形成,目前世界上基本上全部實行了SNA基礎上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MPS的壽終正寢是否表明其一無是處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MPS是在特定條件下,依據特定理論建立起來,它曾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的國民經濟管理和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導致其消亡的原因也正是使其產生的體制和理論,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二、SNA:生產、發展到壯大
  (一)早期歷史發展
  國民收入的首次估計在17世紀末,由英國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格利高里·金(Gregory King),法國的皮埃爾·布阿吉爾(Pierre Boisguille)、馬歇爾·威班(Marshall Vauban)完成。從那時到20世紀20年代,至少有其他12個國家的許多學者為了各種目的,如估計稅收,比較國家之間實力,以及評估收入分配,而分別估計國民收入。
  1925~1939年間,一些國家開始對國民收入作不間斷的官方估計,把這些估計作為政策決策的信息基礎。世界經濟大危機加速了估計工作的進程。在1939年的《世界經濟概覽》中,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第一次發表了26個國家1929~1938年整個時期或部分時期國民收入估計數據,其中9個國家數據是政府估計的。這表明,估計的數據不完全可比。聯盟的統計委員會認識到國際可比性問題,但解決可比性的工作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減慢速度。
  直到1940年,統計工作主要集中在國民收入估計和國民生產支出方較小的范圍內,或在一些分量上。以后的幾年中,綜合經濟核算體系的構造發生了大的飛躍。在理論與方法的發展上,經濟統計學者的工作和早期政府國民收入估計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生產帳戶為經濟核算奠定了基礎。
  雖然最早的國民收入估計建立在綜合生產概念上,但魁奈(F.Ques-nay)和法國的重農主義者企圖將生產范圍限于農業和其他采掘工業的產出。亞當·斯密(Adam Smith)反對這種窄派觀點,他認為,在加工原材料和經銷產成品方面,制造業和銷售業也是生產性的。但斯密也將服務排除在國民收入之外,因為服務業的勞動不能將自身固定在作未來資本的可銷售的商品中。李嘉圖(D.Ricardo)和穆勒(J.S.Mill)遵守斯密的定義。馬克思也贊同斯密的觀點,因為他很快創立了將剩余價值物化入資本的理論。后來,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國民經濟核算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中,貫徹執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直到蘇聯解體和由它控制的東歐終結。
  斯密的國民收入窄派概念在英國等國家受到了不斷的抨擊。馬歇爾(A.Marshal)在其《經濟學》(1879年)著作中,對這種概念予以最后的打擊。馬歇爾堅定地認為生產就是效用創造,把直接服務等同于有形商品。他也清楚地區分了國民收入總值和扣除折舊以后的凈值,以及扣除中間產品后的凈值。他在《經濟學原理》(1948年)中寫道:“一國的勞動和資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資源時,每年生產一定的純的商品總量,有的是物質的,有的是非物質的,各種服務也包括在內。”(注: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冊)》商務印書館.1965.196頁。)
  新古典經濟學家庇古(A.C.Pigou)將國民收入定義為能直接或間接用貨幣單位測算的貨物和服務,從而為國民收入估計指明了方向。一些統計學家試圖將未付酬的經濟活動納入估計范圍,如對家庭主婦服務的估計。但是,大多數官方統計機構對未付酬經濟活動的估計問題卻十分謹慎,它們把國民收入和生產估計主要限制于能在市場上買賣的貨物,非市場交易的虛擬值由市場上對應物的價值導出。因此,一般包括農民自產自用的糧食虛擬價值和自有住宅的租金價值,但是,不包括在家庭發生的未付酬經濟活動的價值(因為缺少準確而又連續的數據)。為了避免估計值不真實之嫌疑,統計機構全體成員盡量大可能使用真實(客觀)的數據,減小虛擬過程中的主觀判斷的種類。通過連續的經濟普查和不斷調查,政府對國民經濟核算可靠性的假定增加了更多和更好的基本數據的收集。
  (二)1939年以后經濟核算體系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以后的20年間,由于相關帳戶的綜合,如投入產出、資金流量帳戶和資產負債表,從而使國民收入估計向經濟核算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飛躍。
  佐騰·肯埃斯(Zoltan Kenessey)在回顧國民經濟核算發展史時指出,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是一位對國民經濟核算作出杰出貢獻的學者,理由是他在著作《資本與收入的性質》中提出使用復式記帳法。費雪也提出盡可能將單個帳戶綜合到國家范圍內推廣應用。
  30年代,美國的莫里斯·柯普蘭(Morris Copeland)和羅伯特·馬丁(Robert Martin)提出核算方法。接著,瑞典的林德爾(Eric Lindahl)和挪威的富利斯契(R.Frisch)受費雪核算理論的影響,紛紛加入核算理論研究的隊伍。
  在英國,希克斯(J.R、Hicks)也受到影響,首次使用“社會核算”一詞,從而受到理查德·斯通的高度贊譽。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英國國民收入和生產估計的具體工作建立起經濟核算方法。1939年12月,英國成立了經濟情報服務中心(CEIS),其任務之一是編制英國國民收入估計資料。鮑利(Bowley)教授及其助手編制出英國1924-1938年年度數據數列。作為國際聯盟的經濟學家米德(Jams Meade)加入CEIS,并于1940年采用復式記帳法編制出一份包括國民帳戶估計的秘密報告。當1941年1月建立中央統計局時,米德與斯通一起繼續用復式記賬法研究國民經濟賬戶估計。斯通在國民經濟核算領域的興趣受其劍橋的導師克拉克(Colin Clark)激發。他們的工作令凱恩斯滿意。1941年4月,凱恩斯建議,建立在國民帳戶估計之上的白皮書應與英國的預算掛起鉤。這是系列工作的第一步。雖然米德后來從事其他方面工作研究,但斯通畢其一生主要精力從事國民經濟核算研究。
  新的估計在方法論上是有意義的,它們總量不僅包括折舊,而且包括企業間接稅,以便估價能反映市場價格。更重要的,要素收入(成本)加上生產的其他支出和國民總支出作為復式生產帳戶的兩邊。政府收入支出的一致性估計值不僅對戰時計劃有意義,而且使得斯通與他在中央統計局的同事得出新思想,即通過借貸記帳法,將經濟每個主要部分的收支帳戶與國民生產帳戶不同部分相連接。這項工作的成果發表在1946年白皮書之中。
  在富利斯契(R.Frisch)和彼得·布威(Petter Bjerve)領導下,荷蘭的丁伯根(Jan Tinbergen)和挪威的德克森(J.B.D.Derksen)從事相同工作的研究。由于被德國占領,因此,荷蘭和挪威的體系戰后才出版面世。
  在美國,1843年首次從事國民收入估計。直到1932年才形成單個指標的連續數據,此時,國會授權商務部從事官方估計,并于1934年開始出版估計的結果。商務商在西蒙·庫茲涅茨的指導下工作。當時,庫茲涅茨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從事國民收入估計工作,他和其他幾位學者在30年代也開始研究最終支出的分量。在1940年初,他再幫助商務部從事估計工作。1941年12月美國進入戰時后,商務部僅花幾個月就出版了國民生產總值的收入和支出方面的年度資料,以及資源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分配的戰時計劃和其他政策問題。
  1942年晚些時候作出季度估計。1943年發表了一般政府部門的收入與支出、總儲蓄估計資料。1944年,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統計機構的代表聚會在一起,討論估計的理論和方法及其表達方式,以使它們的估計值具有可比性和更有效。接著,美國和加拿大加速發展部門聯系帳戶,并分別于1947年和1948年發表。
  為了在全世界可比基礎上加快發展經濟帳戶,1945年底,國際聯盟成立了一個專家組,試圖制定出一份指南資料。斯通根據他在英國工作成果而提交的備忘錄具有里程碑意義。該備忘錄出版成為國際聯盟統計專家委員會國民收入統計分會報告《國民收入測算和社會帳戶結構》(日內瓦,1947年)的輔助材料。該報告作為1952年形成的、并在1953年出版的SNA的基礎。除了為各國開展國民核算提供指南之外,SNA體系為眾多國家向《國民帳戶統計年鑒》出版物報告國民收入數據提供統一標準。在國民帳戶的發展過程中,聯合國統計委員會提供技術援助。人們逐步認識到,數量分析作為規劃與政策制定的背景,它必需經濟帳戶。
  1953年SNA為記錄和描述生產、消費、積累和對外經濟關系中的主要流量提供一個系統的框架。它有6個帳戶,超過了美國使用的5個帳戶,使生產和儲蓄—投資帳戶得到更加統一。在基本帳戶中,12個輔助表登記不同交易,并對這些交易加以分類。
  雖然有意識力求保持帳戶相對簡捷,但SNA的編制者們也希望建構一個可以在不同方面逐步完善的框架。到1952年,國民收入與生產的經濟帳戶取得了進步,如投入—產出帳戶、金融(資金流量)帳戶、資產負債表和財富表,以及不變價估計值。但是,聯合國統計委員會認為,幾種帳戶合為一體的時期不成熟,因為許多國家缺少這些帳戶,或這些帳戶處于發展的初期。在美國,1957年在美國預算局的統計標準處的要求下,以雷蒙德·戈德施密斯(Raymond Goldsmith)為首的國家經濟研究局的國民經濟核算評論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極力推薦一種整合幾種帳戶的體系。
  幾年之后,根據相關帳戶經驗,開展了國際性討論。聯合國的專家組發展與改進了SNA。理查德·斯通在這個項目中起領導作用。聯合國于1968年出版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修訂本,簡稱新SNA。
  1968年SNA前四章闡述目標、結構和概念。后四章以完整的定義和分類,將體系的框架制定成為標準的帳戶和表。最后一章建議,發展中國家應根據自身的需要和能力采用新SNA。
  (三)1993年SNA
  1975年,聯合國研究和總結了各國使用SNA的經驗。美國是少數幾個不采用SNA的主要國家之一,雖然它將投入產出矩陣納入生產帳戶。但是,它沒有包括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資金流量和資產負債表,雖然它制定與投資估計相一致的有形財富估計。
  SNA修訂計劃確定,不使主要概念變化或擴展,修訂版將完善1968年SNA,澄清、簡化1968年SNA的描述,協調SNA與其他國際性指南文件的關系,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國際收支手冊》修訂工作由聯合國與其他4個國際組織資助和規劃,建立由5個國際組織參加的綜合秘書處。1986年初,工作組安排了一系列專題的專家組會議,討論若干問題,并為修訂工作制定計劃。在地區會議和論壇上也廣泛討論一些問題,例如,國際收入與財富研究會。一些專家參加了所有的會議,成立最后修訂過程的協調小組。SNA修訂手冊于1993年2月提交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同年7月12日,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批準了該版本。1994年初,聯合國會同其他四個國際組織,以1993年SNA》為題出版了這份手冊。為了使《1993年SNA》具有可操作性,有關國際組織又提供了一系列更詳細的指南手冊,供各國參考。
  1968年SNA與1993年SNA之間一些區別在于統計單位、部門與子部門、金融工具、估價等4個方面的概念與定義的澄清、改進。1993年SNA附錄1“1968年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以來的變化”主要討論SNA發展過程及其與1968年SNA的區別與聯系。
  修訂版SNA中,GDP仍是關鍵指標,但同時反映GDP。由于GDP除了包括GDP的國內收入和其他支出外,還包括國外凈要素收入,它被視為收入概念,稱為國民總收入(GNI)。討論了緊縮兩個指標以消除價格變化效應的方法。為了緊縮國民可支配收入指標,建議使用國民最終支出凈值(最終消費支出加上資本形成凈值)的緊縮因子。
  新SNA澄清了生產范圍,特別是住戶活動,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變化沒有明顯改變GDP的估計值。以前,生產主要依市場上交易的貨物和服務定義。關于住戶消費的貨物生產,生產范圍被拓寬,SNA手冊包括住戶自產自消費的貨物。住戶自用的服務生產仍然被排除在生產范圍之外,除了雇工提供服務和自有住宅的租金價值。基本原理是不能銷售的服務被排除在外,因為它們產生當期住戶消費,且難以測算,尤其在產出單位,非市場投入與產出都不能準確估價。
  人們認識到,住戶自用生產在所有的國家都重要,并且各國相關的變量不同,且隨時間變化。不同領域的經濟學家對非市場生產作了估計,住戶調查在準確性和范圍方面得到改進。1993年SNA建議“在衛星帳戶中,構造一個類似于GDP的概念,它基于擴大的生產范圍,包括住戶自用服務的生產的估計值在內。”(注: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564頁。)
  特別地,如果非市場交易的數字很大,為了滿足那些僅關心貨幣總量與分量的分析者的需要,1993年SNA介紹虛擬交易的分類和調整過程。然而,1968年SNA沒有涉及這些內容。家庭以外志愿者的勞動根據實際補償支付估價,即使它低于競爭市場的估價。
  1968年SNA沒有討論非法或地下經濟活動問題。1993年SNA明確指出,一項活動或交易的非法性不是將其排除在帳戶外的理由。實際上,如果合法支出是非法生產收入所產生的,那么,這種交易的兩邊必須包括,以保證核算的平衡。然而必須考察國家之間的差異,因為包括非法交易或非法交易份額的變化會影響國際比較。
  與1968年SNA比較,1993年SNA主要發展是引入住戶和政府的實際消費概念,以補充消費支出概念。它將政府支出劃為兩部分:(1)擴大私人消費的支出,由功能構成數據反映;(2)集體消費——提供給集體的服務。住戶消費支出加上政府提供的私人消費,加上私人非盈利機構服務住戶的支出,加上住戶消費,等于住戶消費。政府消費限于集體服務。
  較寬口徑的住戶消費概念有助于研究福利問題,特別是跨期比較和國際比較,盡管公共與私人混合有差異,例如,保健服務。
  1968年SNA沒有提供包括資產范圍的資產負債表指南。在1993年SNA中,生產資產不僅包括有形資產,而且包括無形資產,例如,礦物開采、計算機軟件、娛樂、文化或藝術創作。非生產資產包括有形資產,例如,土地、水、地下資產和未開發的生態資源;無形資產,例如,專利登記、租契和其他可轉換合同,以及商譽。資本構成包括獲得這些資產的凈支出,長期生產的資產存貨變化的價值,農作物、家蓄、培育資產的生長價值,以及貴重物品的購買價值。
  政府資本形成概念擴展到包括除武器外的軍事耐用品和作為庫存的所有貨物的積累。
  耐用消費品的購置仍然作為消費支出處理,雖然資產負債表中將耐用消費品存量作備忘項進入。
  對于研究與開發(R&D)支出是否記入投資,專家組作了重要的討論。雖然區別了R&D支出,并盡可能完美地制定衛星帳戶,但R&D支出沒有記為投資。人力無形投資,如教育和培訓,也沒有記為投資,形成的人力資本不反映在資產負債表中。
  為了概括交易,資產的其他變化,以及引起資產表變化的重估價,1993年SNA推薦凈財富帳戶變化的條款。重估價帳戶反映了金融與真實資產的價值變化,這些變化導源于相對價格和總價格的變化。
  三、MPS:從產生到消亡
  (一)MPS的概述
  可以從兩方面來討論基于物質生產理論的MPS。
  第一,MPS反映生產活動的經濟理論。該理論由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200多年以前創立的。在他的名著《國富論》中,斯密限制了生產勞動的范圍,認為價值是由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的。眾所周知,亞當·斯密之后的一個多世紀,即19世紀后半葉到20世紀前半葉,在發展的世界中,物質生產理論是國民收入概念和估計的理論基礎。許多杰出的經濟學家接受國民收入的理論基礎,并將這一理論原封不動地納入他們的著作之中。國民收入的基礎概念導源于斯密和馬克思的“勞動創造價值”理論。相反,在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和丁伯根的經濟理論建立在寬口徑的生產概念上,它是SNA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理論基礎。
  第二,MPS是一種統計工具。它由一組完備的、一致的、相互依存的帳戶、平衡表和相應概念定義、方法解釋組成,它們共同描述經濟的功能和發展。顯然,MPS中的基本統計概念建立在斯密和馬克思經濟理論上。然而,應該指出,作為一種統計體系,MPS在經濟流量和存量的覆蓋面、范圍和分類,以及它們的統計關系上,具有一定的自由度。
  MPS綜合統計體系的初版由蘇聯于20世紀20年代設計完成。1923/1924年財政年度中,第一次出版了國民收入和其他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數據資料。該體系基本上應用于蘇聯以后的經濟發展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該體系被與蘇聯有同樣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國家采用。
  (二)經互會成員國共同的體系MPS
  1.蘇聯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在蘇聯中央統計局局長波波夫(P.I.Popov)的領導下,1926年出版了國民經濟平衡表。該出版物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共350頁,描述數據的方法與分析;第二部分共275頁,描述具體統計數據。不過應當指出,這本書被蘇聯和其他經互會國家完全遺忘多年。
  在20年代后半期和30年代,國民經濟平衡表正式匯編,并連續、穩定地出版發行,它們在經濟、金融和社會計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可是,從30年代中期起,國民統計數字的范圍受到嚴格限制,僅僅出版一些不變價格的國民經濟產出總量數據,并且這些總量指標僅允許在限定的范圍內使用。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50年代后半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當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引入蘇聯模式的中央計劃體制時(1948-1949),它們也向蘇聯學習國民經濟平衡表的編制經驗。但是在早期,蘇聯沒有對平衡表體系的方法作詳細描述。因此,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統計工作者在莫斯科同蘇聯統計工作者互相探討,從而獲得了國民經濟平衡表體系的基本理論和實際操作方法方面的知識。這樣,缺乏國民經濟平衡表完整理論和方法的新興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出版其國民經濟平衡表的匯編資料,它們主要遵守“邊干邊學”的原則。
  在經歷了較長歲月之后,蘇聯才于1960年出版國民經濟平衡表資料匯編的官方經驗簡要說明。該書的作者是國民經濟平衡部主任索被勒(V.A.Sobol)。他介紹了那時建立的主要平衡表,規劃了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在這本書里,僅以小段篇幅論述波波夫1926年出版的著作,也沒有給該書和其他出版物的進一步閱讀文獻。然而,索波勒的書后來在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發展和經互會共同體系編制中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它以系統的方法提供了一組互相聯系的平衡表,并拓展了國民經濟分析的范圍。
  2.聯合國組織關于MPS的描述:1958~1964年日內瓦的討論
  聯合國統計委員會于1957年首次引入MPS,其動因是提高國民經濟總量指標的國際可比性,但有更特定的目標:國民收入的不同范圍嚴重影響聯合國成員國年繳納的會費(有一種較廣泛的觀點認為,使用MPS的成員國的會費應增加,因為這些國家的國民收入范圍比使用SNA的國家要窄,從而國民收入偏小)。
  聯合國要求歐洲統計學家會議(The Conference of European Statisticians)完成兩大體系的概念和數據方面的比較工作。在1958年第6次全體會議上,歐洲統計學家會議要求4個東歐國家和4個西方國家參與這項工作。這些國家分別是:
  使用MPS的國家:前蘇聯、前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
  使用SNA的國家: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
  同年(1958年),在第6次歐洲統計學家會議上,前捷克斯洛伐克提交了兩份文件給會議秘書長。一份(CES/83)討論國民收入編制的方法;另一份(CES/84)說明國民經濟平衡表體系的范圍和結構。這些可看作國際范圍內第一份MPS正式材料,以聯合國三種語言出版,代表經互會所有國家的利益。但MPS的描述十分簡潔,兩份文件合在一起不超過25頁。
  根據當時使用的SNA版本(1952年版)和上述前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兩份文件,以及東歐其他國家提交的研究成果,該工作組研究兩大體系主要概念的區別與聯系。當1964年兩大體系的完全版本出版時,4+4國家的代表共同完成的成果成為兩大陣營學習、研究和使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最好教科書。從足夠長的歷史眼光來回顧這段時期,可以有力地說明,當兩大體系繼續發展時,兩者的比較產生了顯著的相互影響。下面將依兩大體系的缺點,討論SNA與MPS的指標之間富有成效的影響。
  第一個例子有關人口消費定義。根據兩個體系中這個總量指標的概念討論,兩大陣營的兩個國家,即英國和匈牙利,于1962年著手合作努力。需要完成的任務是探明SNA和MPS之間在人口消費方面的數量差異。為了這個目的,匈牙利根據英國使用的方法定義這個總量指標,然后反過來,依本國使用的方法定義這個總量指標。比較兩種結果,兩國代表得出結論:兩種體系都不能適當地反映人口消費的“真實”范圍。在MPS中,由于許多關鍵性服務量(醫生和教師的勞動)的遺漏,導致數據的歪曲。在SNA中,國家預算資助的基礎服務(健康、教育)的遺漏,也扭曲了數據。由于這些觀察,兩國代表提出避免兩種不足的第三種理論概念,這個概念是“人口消費總額”。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概念在1963年提出,1968年納入MPS中,但在1993年才納入新的SNA(在“實際消費”術語中)之中。消費寬派概念的接受,不僅在市場與非市場經濟中,而且在市場經濟中,很大程度地提高了這個重要指標的國際比較能力。
  專家組揭示的另一個概念障礙與間接稅處理有關。SNA和MPS的國民收入比較表明,非物質生產領域產生的增加值不僅是將東方國家的國民收入調整到由SNA決定的國民收入水平的主要部分,而且必須在相反方向上作另外調整。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在1952年SNA版本中,國民收入的決定依據要素成本,即不包括間接稅凈值。另一方面,在MPS中,國民收入由最終使用者支付的價格決定,即包括間接稅。因此,如果經互會國家在編制國民收入中遵守SNA的規則,那么,最終結果與原先官方數字無顯著差異。因為非物質生產服務的凈增加值增加14~17%,然而,營業稅的扣除將使增加值減少20~25%。這是對關于增加經互會國家聯合國會費論調的有力反駁,使聯合國相應的委員會撤回其原先的提議。
  在4+4國的討論過程中,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國民收入中間接稅的處理不僅歪曲了東西方國家之間的比較,而且也歪曲了市場經濟國家之間的比較,因為在這些國家中,國民收入中的直接稅和間接稅份額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這個事實的認定后來反映在1968年SNA中,其時“國民可支配收入”概念被人們廣泛接受。該術語以市場價格定義,所以從那時起,它的數值被用于確定聯合國成員國的會費。
  歐洲統計學家會議的工作在1964年出現實質轉變,專家組的活動停止,組建了新的組織。在其第12屆全體會議上,會議成立了“國民經濟帳戶和平衡表工作組”,其最初任務是闡明這年聯合國統計委員會發表的SNA版本中的歐洲問題與利益。不過,除了這個重要項目之外,會議也包括下列兩方面工作:
  (1)MPS的描述:研究和評論MPS的基本結構。
  (2)建立SNA與MPS之間的聯系,起草歐洲國民帳戶和平衡表的統計規劃。
  必須提出,經互會統計常設委員會承担設計與出版國民經濟平衡表體系的工作,這個體系作為經互會成員國廣泛應用的一個標準。歐洲統計學家會議也十分清楚;SNA與MPS的修訂與發展,以及構建兩者之間聯系,不能限于4+4國家的代表考慮,這項工作是歐洲經濟委員會所有成員國都關心的,因此,所有的國家應該參加國民帳戶和平衡表工作組。
  3.1965-1969年經互會統計常設委員會在建立MPS方面所做的工作
  除了4+4國在日內瓦會議上提出的需要和要求外,經互會國家統計合作中有大量未解決的問題,因此,需要一個能被所有國家接受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文件。希望新體系能優于當時國內和國際范圍的各種文件。為了消除不同部門統計之間的不一致性,MPS與SNA一起在經濟統計調協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這項工作始于1965年。每個成員國承担MIS某章的修改完善工作,例如,前蘇聯負責“生產”一章,前民主德國負責“積累”一章,匈牙利承担“消費”一章,等等。根據原來的計劃,前蘇聯中央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司負責協調體系中的各章。第一輪工作之后,發現這種分散方法不能有效地完成連貫的核算體系。因此,工作計劃作徹底地改變:由前蘇聯統計局單獨制訂一個新的、相對簡捷的MPS草案,在這個草案中僅考慮一些國家提供的材料。最后,1968年回至月經互會第11屆統計常設會議批準了這個草案,它被作為一個共同的國民經濟平衡表體系在國際上使用。1969年蘇聯出版了這份體系。幾年之后,經互會秘書處把新通過的體系提交給聯合國統計委員會。1971年聯合國統計委員會批準了這個體系,決定出版這份文件,由聯合國作為一份在國際上適應的指南在全球廣泛傳播。因而,MPS成為了聯合國的出版物。
  在經互會共同的體系獲批準的時候,各國紛紛將其理論與方法應用于實踐。各國的自身需求十分不一致,大多數國家的需求超過了新體系設想的信息范圍。這些差異主要由經濟管理改革的進展程度不同造成的。到60年代末,幾乎所有國家都在討論經濟改革的新思想和建議,不少改革措施在一些國家付諸實踐。改革幾乎毫無例外地集中在企業的獨立性和自我管理的增強,以及市場條件和金融手段的發展上。所有這些改革需要經互會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提供不同的統計指標。匈牙利和波蘭十分強調體系的發展與改革。對MPS的不滿也受到在日內瓦參與處理SNA發展的國民帳戶和平衡表工作組會議的東方統計學家獲得的經驗影響。然而,當時是不可能調和各種觀點的,只能以共同的經互會體系為目標。因此,一系列妥協之后,一份相當嚴密和簡要的MPS文件受到采納,并得以出版。
  考慮到國際推薦的文本和國家的實際情況,70年代中期,德萊喬斯(Laszlo Drechsler)嚴肅認真地指出,SNA與NPS之間的區別類似于數學中最小公分母與最小公倍數之間的區別。他這樣說,意味著CMEA國家中每個國家的國民經濟情況都比MPS要求的信息寬和更詳細;也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國民經濟情況能完全符合1968年SNA。
  (三)1969~1986年NPS的發展
  當20世紀60年代末MIS獲準出版時,CMEA成員國在國民經濟統計活動方面已積累了許多經驗。但是,在MPS的第一個官方版本中,這些經驗僅小范圍地得到體現。
  在MPS誕生時,它就包括了一些概念和原則,但是,這些概念和方法偏離了傳統的物質生產范圍。下面具體討論。
  1.人口總消費納入MPS
  上面已討論了這個概念的歷史和作用。在MPS定稿時,CMEA成員國之間達成一個總協定:該指標應包括在新體系中,單辟一節“人口物質貨物和非物質服務的總消費”討論它。在這節中,有一段話值得引用:“計算總消費指標是明智的,……因為它非常完整地描述了個人需求的滿足,以及人口消費結構發生的變化。”(注:Peport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Conference of European Statistician/94.25 June 7 1958.)
  應當強調,這個概念最初作為MPS的外來體,與基本體系的其他部分沒有有機聯系。在基本體系中,其作用和重要性與物質產品的概念一樣。然而,盡管這個概念將理論的不一致性帶人MPS,但在統計實踐中使用并沒有發生真正矛盾。
  2.客運劃歸生產活動
  根據物質生產概念的經典解釋,客運和日常通訊不能稱為生產活動。雖然有這種限制,但1968年通過的MPS將這些服務包括在生產活動范圍之中。此外,1968年MPS在生產部門分類中,用腳往方式對“運輸業”和“交通業”兩項作了具體的說明。腳注認為,“只有物質生產部門服務的貨物運輸業和交通業屬于物質領域。然而,為了實際的理由,有利于資料對比,我們將運輸業和交通業全部包括在物質領域內。”(注: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統計處《國民經濟平衡表體系的基本原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1年,5頁。)
  3.投入產出表補充MPS
  CMEA成員國投入產出表的協調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與MPS同步完善。1967年11月第9屆CMEA統計常設委員會在題為“統計投入產出表的基本方法原理和指標”的文件中,通過了國際推薦的第一版投入產出表。投入產出表的范圍與MPS基本體系定義的生產范圍一致,即僅物質部門納入投入產出表的“內部”象。投入產出表的操作需要弄清幾個方法論問題,這些方法也應用于MPS最終稿中。必須指出,投入產出表被廣泛地應用于所有國家的計劃編制和經濟分析。投入產出表推薦本的第一版本后來納入擴展的MPS中。
  4.非物質服務平衡表補充MPS
  與CMEA成員國的實際經濟和社會政策要求相比,以及經濟運行的國家和國際比較的需要相比,MPS的生產概念定義顯得越來越窄。
  在MPS框架擴展中,最大的擴展活動由CMEA統計部秘書處于70年代中期組織實施。目標是增添一組盡可能全面描述包括非物質生產領域在內的經濟活動全貌的指標體系。《非物質服務的統計指標體系及其計算方法》于1978年獲得CMEA統計常設委員會通過,并向國際推薦。該體系的采用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在這份文件中,服務的產出與投入及其貨幣流量如同物質生產領域國民經濟統計指標一樣方式表達,因而,它能很容易地與物質生產中的相似指標合并。由于這些文件獲得通過,CMEA國家可根據SNA的相應概念計算一些重要的總量指標。此時,僅剩下一個限制:總產出、GDP、增加值分量等不反映在一組聯系的表中。它們在兩組互相關聯的、不同的平衡表中表現。應當承認,從實踐的角度看,這個輔助體系仍不足以作最終結果,因為它的一些原則背離SNA,但它在基本體系擴展方面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5.人口收入“完整”概念的認可
  1979年取得非常重要的進步,這年CMEA統計常設委員會批準了一個覆蓋人口收入指標的綜合統計體系。這組完備的指標還包括與物質生產概念相連的一種收入指標,它稱作人口最終收入,被定義為人口消費的物質貨物總值,與國內使用的國民收入分量之一——人口最終消費完全一致。此外,與這個窄概念平行,另一組指標也被委員會接受,它反映在“人口的個人收入和總收入”項目之中。這些指標與SNA的類似指標相協調,也在CMEA統計常設委員會于1971年批準的人口總消費統計指標體系相協調。為了提供生活標準的基本要素的全部信息,匈牙利在20世紀60年代初設計出該體系的基本部分和結構。從那時起,這些數據定期公布在匈牙利的統計年鑒和一些特殊的出版物中。第一份出版物于1964年問世。
  (四)SNA與MPS之間的聯系
  如上所述,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人們就開始探索SNA與MPS之間差異。那是根據1952年版本SNA與還未形成文件的MPS比較。1964年歐洲統計學家全體會議明確表明的意圖是兩種體系的修訂應在緊密合作中開展,應竭盡全力使兩個體系相互接近。此外,還指出,修訂完成后,兩個體系之間的關系應能識別,以便建立兩種體系中總量指標互相轉換的紐帶。
  這項工作完成于70年代上半期。其成果發表在聯合國的兩份出版物中,這兩份出版物簡稱為文件“F.20”(注:United Nations.Compar-ison of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and the System of Bal-ances of National Economy.Part One:Conceptual Relations.Studi-es in Methods.Series F.No.20 New York,1977 Part Two:The Transformation of SNA Aggregates into MPS Aggr-egates and vice-versa in Selected Countries.Studies in Methods.Series F. No.20. New York,1981.)。
  概念關系的研究詳細描述了SNA與MPS之間最重要的差異,并對兩個體系中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主要理論概念的差異加以區別。采用三種轉換表反映由NMP導出GDP和由GDP導出NMP的必要步驟。第一張表從生產方面計算GDP(或NMP;第二張表反映初次收入分配分類的轉換;第三張表表明最終使用分類的轉換。
  該文件的第二部分,表明10個國家實際數據轉換成另外體系的步驟與結果。10個國家分別為:美國、英國、日本、澳大利亞、芬蘭、秘魯、菲律賓、贊比亞(這8個國家使用SNA)、匈牙利、南斯拉夫(這2個國家使用MPS)。
  今天,從歷史的眼光來評估,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期間,為建立SNA和MPS之間聯系所做的工作是有價值的。從60年代至1989年30年中,兩大體系平行并存、完全自由,似乎注定要持續至永遠。因此,在這個時期里,建立兩大體系之間的有機聯系有著重大意義。不僅從統計學的觀點,而且從東西方的政治經濟合作方面看,將數據從一種體系轉變另一種體系所做的努力確實收到巨大的效果。
  80年代末的情況完全不同了,國際社會出現了輕視MPS作用和前幾十年在SNA與MPS聯系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夸大SNA在當今和未來作用的傾向。歐洲和中歐的許多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認為,SNA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工具,希望更快更好地引入SNA,以便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市場經濟制度體系還沒有建立、價格不能真正反映供求關系、經濟結構嚴重扭曲的轉軌期,它特別有效。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難以提供經濟狀況已扭曲的經濟體的真實情況,也沒有可信的測度工具。
  (五)1986~1989年MPS的修訂
  CMEA統計常設委員會于1986年開始MPS的修訂工作。修訂的主要目標有三個:第一目標是將修訂的MPS和20年里圍繞基本體系批準的補充體系合并在單一文件中。第二個目標旨在使現行的方法體系更清楚,范圍更大。第三個目標是消除SNA和MPS之間的一些關聯差異。1986~1989年完成的修訂版取得了一些顯著的成績。上述所有的補充體系納入了核心體系。主要在涉及基本概念描述和展現物質產品來源與使用的概念和定義的物質平衡表的章節中,作了許多重要的闡述和附加的方法解釋。然而,收入分配過程的概念和定義沒有作實質性的修改,計劃推遲到1989年以后。實際上,SNA與MPS之間的技術差異和關聯差異沒有消除。
  改進和擴展的文件于1987年提交給了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委員會同意將這份文件也印刷成聯合國的一個出版物,供國際社會廣泛交流。相應地,聯合國出版了兩卷MPS修訂本。(注:United Ntions.Basic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ystem of Statistical Balanc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Volume Ⅰ and Ⅱ.Studies in Methods.Series F.No.17/Rev.1.New York,1989.)卷Ⅰ描述核心和補充體系的基本原理;卷Ⅱ包含國民經濟部門分類和社會統計指標體系。
  當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再次討論MPS近期發展和SNA與MPS聯系的工作時,正處于1989年初。在這些項目討論期間,出乎意料地產生了一個敏感的問題,這個問題20年來小心翼翼地避免。匈牙利代表提出:統計委員會既不要解釋兩大體系的差異,也不要構建兩大體系之間的短期或長期聯系,而應制定明確的方法用以綜合兩大體系。這一思想得到了委員會所有參與者的一致贊同。委員會報告指出:“SNA/MPS之間聯系工作……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現在,主要目標是在SNA和MPS趨同方面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最終目標是綜合兩大體系。”(注:United Nations.Official Record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Supplement No.3.(E/1989/21-E/CN.3/1989/25.)Para 61.New York,1989.)在這次會上,委員會贊同召開SNA/MPS綜合的專家組會議。該會議于1989年12月在莫斯科舉行,參加會議的專家來自東西方,范圍很廣泛。會議認為綜合兩大體系是一項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任務。如果CMEA國家的政治形勢保持不變。那么開展這項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可是,由于在1989年和1990年間,政治形勢發生根本性改變和基本制度的重建,所以,原先SNA和MPS綜合計劃顯得過時了。
  (六)MPS終結于1990年
  CMEA的一些國家(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早在80年代就成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它們必須按SNA的要求向這些國際組織提供其經濟運行的數據。但是,在這些國家(匈牙利除外)的官方出版物中,僅根據MPS提供宏觀統計數據。這種情況持續到1988年。
  在1988年和1989年,所有中歐和東歐國家實際上發生了分裂。這些國家的大部分統計局立即開始出版GDP和按SNA定義的主要指標的數據。蘇聯于1988年開始公布GDP數據,接著其他國家相繼發表GDP數據。
  產生這些難以預料變化的根源是,該區域在80年代后半期發生了劇烈的政治、社會和制度變革,這些變革于1989年達到了最高潮。政治的轉變也直接牽聯統計體制,以滿足市場經濟的未來發展。東歐和蘇聯劇變之后不久,西方國家給這些“轉軌國家”提供幫助,以推進這些國家包括統計轉軌在內的所有領域的轉軌。首先,歐洲統計學家會議于1990年夏天在日內瓦舉行了一次會議,在會上確定了轉軌中最緊迫的統計任務。其次,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ECD)主持下,于1990年9月在巴黎召開了一次范圍非常廣泛的會議。中歐和東歐國家所有統計機構都參加了這兩次高級別的會議。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發展方面,這些國家的統計官員在巴黎表明了他們的想法,即在短期內(2~3年)引入聯合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或歐洲聯盟提供的歐洲版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注: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European System of Integrated Economic Accounts(ESA).Second Edition.Luxembourg,1979.)
  巴黎會議發表的聯合聲明向世人宣布:MPS于1990年喪失其作為一份國際指南文件的功能,也就是說MPS在1990年消亡。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按MPS編制的所有統計數據在這一年消失,或在不遠的將來消失。MPS數據將不可避免地單獨或與按SNA定義的數據平行的在一些國家使用若干年。可是,1990年以后,MPS不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體系。它既留作歷史的紀念,又作為過去幾十年編制國民經濟數據的文件。可以這樣說,MPS的消亡之時是SNA在全球通用之日。
  如上所述,聯合國統計委員會關于MPS與SNA整合的決議早已失去其效力。90年代初,歐洲沒有國家對適合與SNA整合的MPS版本感興趣。相反,他們試圖用SNA取代MPS。20世紀末,中東歐所有國家的統計機構都盡可能快地使用SNA體系。
  四、21世紀國民經濟核算的發展方向——國民大核算體系
  (一)新世紀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
  1.知識經濟
  自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以來,世界進入了以信息技術為中心高新技術蓬勃發展的時期。繼信息高速公路之后,國際上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熱點話題“知識經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1996年科學、技術和產業展望》的報告中將它稱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并定義為“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1997年2月美國總統克林頓簡稱其為“知識經濟”。如今,在國內外無論是企業界還是理論,“知識經濟”的概念已被廣為傳播和接受。美國經濟學家羅默(Paul Romer)的“新經濟增長理論”指出,在計算經濟增長時,必須把知識直接放到生產體系中考慮,即把知識列入生產函數,而且認為對知識生產的投資不僅能夠增加知識的積累,還能增加其他經濟要素的生產能力。未來學家預計21世紀的核心產業將是知識產業,21世紀的社會將是一個以知識經濟為主導的知識型社會。在這樣一種社會經濟形態中,知識將成為經濟增長的原動力,知識經濟將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新方式。
  2.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提出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事情。作為一個術語,可持續發展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來了,而作為一種思想,則首先是由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于1987年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正式提出來的。這一思想一經提出,就很快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廣泛認同,在1992年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它被寫入《21世紀議程》,作為一種跨世紀的全球戰略而加以規定。如今,可持續發展問題已不再限于一種概念、一種思想、一種理論,而是世界各國普遍認同的一種原則,一種發展策略,不僅被各國政府和首腦所高度重視,而且廣泛地付諸于實踐,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目標。
  3.經濟全球化
  由于高科技的迅速發展,使世界經濟從主要依靠資源的工業經濟向主要依靠智力的知識經濟轉變,世界信息網絡使世界經濟一體化變得易于操作。1997年6月底在美國丹佛召開的7國首腦會議變為8國會議,克林頓在會議開幕的前一天發表了題為《21世紀的全球化市場》的講演,該講演成為此會議的基調報告。經濟全球化從90年代形成新浪潮,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等西方國家調整內外政策,社會生產力有了新的發展;隨著冷戰結束,世界局勢總體上趨向緩和,各國都把發展經濟作為首要任務;以信息技術為主要標志的高技術空前進步,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給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物質技術支持;世界經濟體制市場化已基本形成,這是經濟全球化的基礎;金融國際化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越來越大的作用;跨國公司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實體日益發展。這些因素決定了經濟全球化的總趨勢。如果世界市場變得更加一體化和更有競爭力,那么各國就能更好地發揮他們的相對優勢,提高他們的長期潛力,分享越來越繁榮的經濟成果。
  經濟全球化指的是生產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在全球范圍內流動,以尋求適應的位置進行最佳的資源配置。當前,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第一,貿易自由化的范圍正迅速擴大。第二,金融國際化的進程正明顯加快。第三,生產網絡化的體系正在逐步形成。第四,投資外向化的現象正日趨凸現。第五,區域集團化的趨勢正加速發展。
  4.金融全球化
  伴隨著固定匯率制度的瓦解,金匯兌本位制的結束,國際貨幣從單一貨幣走向多種貨幣,匯率出現波動。貨幣交易,投機因此而產生。由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工具新穎化、衍生品化、短期化和國際金融演變混合發展,80年代中后期以來,資本對利益的要求和擴張,便從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國際化、全球化,走向金融的全球化、國際化和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成為21世紀的浪潮。
  第一,資本流動自由化。包括取消外匯管制,外匯可以自由流進、流出,外資在國內投資的利潤可以自由匯出,短期資本可以任意流動。
  第二,業務范圍自由化。不同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可以相互滲透,銀行可以從事保險業務,保險業也可以從事銀行業務,銀行可以經營股票和有價證券,證券機構也可以從事銀行業務。日本自從1997年以來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就是向這個方向發展,與歐美國家一致。
  第三,機構自由化。放松對銀行、金融機構的審批限制,由許可制(或審批制)改為注冊制,包括取消在國內開業和設立分機構以及到國外設立金融機構的限制,國外到本國來享受同等待遇。
  第四,管理控制的自由化。在金融經濟活動和國際金融活動中,出于各種需要和原因,需要對金融活動加以管理和控制,比如對銀行資產的股權控制比例限制,一般規定外國機構不能超過51%的股權。對銀行持有或進行衍生品經濟活動在資產上有比例限制,比如股票資產不許超過50%,對保險公司的要求更嚴格,比如不許超過30%(日本),各種收費統一標準。所有這些,在自由化過程中都可能被(要求)廢除,或者被認為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自由化”準則,對金融投機的限制也是如此。
  此外,金融自由化還包括貨幣兌換尤其資本項目兌換自由化,衍生品交易、投機的國際化、自由化、金融活動的國際化等。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自由化的全球化。全球化是在國際化基礎上更廣泛的金融活動,是規則統一或被要求統一或提供國民待遇的金融活動。它實際表明的是金融從國內統一市場走向國際統一市場的過程或行為趨向。但是,由于這個統一市場是由各個國家的企業以及被企業要求的政府、國家所推動的,因此,這個市場是自由競爭的市場,在國家之間競爭的市場(包括企業、跨國企業層次)。其具體行為就是政府放松金融管制,金融衍生品工具和交易自由發展,不受約束,建立一個由資本支配的世界,而不是政府和人類道德支配的世界。
  上述四大發展趨勢中,可持續發展最為重要,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服務于可持續發展。
  (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
  1.建立在工業經濟基礎上,難以滿足知識經濟發展之需
  工業經濟有200年歷史,國民經濟核算僅百年歷史,也就是說國民經濟核算建立在工業經濟形態之上。因此,它著重對傳統生產要素核算,如設備、原材料的核算,不適應對智力資本、知識資本的投入產出核算。此外,傳統生產要素投入存在收益遞減規律,但知識作為生產要素不存在收益遞減規律。所以,知識要素的引入,使核算生產要素投入產出的傳統生產函數的科學性大大降低。
  2.以市場性為原則,不適應可持續發展需要
  SNA中的GNP、GDP等是基于市場交易量的常用經濟增長指標,是宏觀經濟政策分析與決策的基礎。然而,它們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如忽略收入分配狀況、忽略非市場活動及不能體現環境退化情況。就可持續發展而言,當前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國民經濟帳戶不能準確反映社會福利狀況,因為資產負債表中沒有完全包括環境和自然資源,因而這些資源的狀態的變化被忽略了。
  第二,人類活動所使用自然資源的真實成本沒有計入現行的國民帳戶。在生活活動中所耗減退化的自然資源如水、大氣、土壤、礦產及野生生物資源均未以現實成本或自然財富折舊的形式加以統計。因此,自然資源及其產品在市場上定價過低。附加值越低,最終產品價格偏離價值量也就越大。考慮到這一點,初級產品的出口國家存在實際上的價格補貼,而社會中的最貧困的成員如自耕農、無土地者由于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所付出的代價也就最大。目前,這種隱性代價或補貼尚沒有估計值。
  第三,污染防治和環境改善的活動通常需要耗費投入,但在國民經濟帳戶中卻為國民收入,而且環境損失卻未計入。對于私營公司來說,用于減少或避免環境損害的開支在最終附加值中做了扣除,但如果這種支出要是政府或消費行為,便計入了GDP。這樣得到的GDP值也就不正確。因為它忽略了有害產品的污染,以及低估了有關環境改善的有益投入的價值。
  3.以國民、國土為原則,難以適應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需要
  GNP、GDP等指標分別以國民原則和國土原則計算的,目標在于為一國國民經濟管理服務。SNA中雖然有對外經濟核算帳戶,但它立足于核算國家的經濟增長與發展,其核算方法和核算數據服務于國家國民經濟管理的調控。從全球的角度看,SNA存在兩大缺陷:一是由各國SNA資料匯總的世界經濟指標中存在著大量重復計算,夸大了人類社會發展水平和新創財富的規模,從而誤導國際組織的行為,使得國際性、地區性政策與戰略有失偏頗與公正。二是造成各國過份考慮本國社會經濟發展,對國際間經濟貿易、投資和金融等方面的活動考察不全面,難以滿足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金融風險與經濟安全監測預警的需要。
  (三)構建民國大核算體系
  如前所論,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轉向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因此,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國際一體化逐漸形成,國際上基本上全部實行1993年SNA基礎上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近年來,國際社會就SNA的發展與完善問題展開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取得了不少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環境與經濟綜合核算(SEEA)、國民財富核算(包括人造資本、非人造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核算)、知識經濟核算、隱性經濟核算和世界經濟核算等。這些成果雖然都有新意,但處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面,顯得支離破碎,未能從戰略的高度通盤考慮SNA的發展問題。針對這種情況,筆者認為應基于國民大系統思想,從全局出發,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建立適應知識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需要的國民大核算體系,并以此作為國民經濟核算發展與完善的目標。與現行的SNA相比,國民大核算體系的核算內容更加豐富、核算范圍十分寬廣。具體來說。國民大核算體系應包括兩大層次:
  1.第一層次:核算內容豐富的國民大核算體系
  核算內容豐富的國民大核算體系是SNA和社會核算、人口核算、科技核算、資源環境核算和隱性經濟核算的整合銜接體系。在多大程度上實現SNA、社會、人口、科技質源環境和隱性經濟核算的整合,對資料的表述模型和核算方法,有著一定的影響。國民經濟核算所具有的學科性質,主要應屬統計之列,但它比一般統計高明之處,在于充分體現社會經濟現象之間的聯系。統計核算反映的聯系,根據性質和程度不同,大體上將它們歸為三類:一類是嚴格的等量關系,比如分量合計等于總量、生產總額等于分配總額等于使用總額等;二是指標或變量間的相關關系,比如人口增長率和人均GDP之間的關系;三是兩個或兩個以上指標能直接進行對比的聯系。選擇哪一類聯系,大體上就決定著核算體系的緊密程度。國民經濟核算各個組成部分之間能夠確立起嚴格的數量等價關系,所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比較嚴密。核算聯系不是無中生有的,它只能是現實存在的社會經濟現象之間關系的反映,社會經濟統計資料系統化、一體化即以此為前提。
  國民大核算體系當然也要把解決各個核算系統的聯系作為重要目標,那么實現怎樣的聯系?這就是整合程度問題。筆者認為,社會、人口、科技、資源環境和隱性經濟核算與SNA之間的整合銜接有三種方案:第一種是把五種核算完全納入到SNA中,建立一個國民大核算體系;第二種是建立五個衛星帳戶體系,以補充SNA;第三種是建立五個與SNA平等的帳戶體系,同時五個帳戶體系中包含五個完整的社會、人口、科技、資源環境和隱性經濟指標體系。當然,展開這些方案的討論分析時,焦點往往集中在諸如GNP、GDP和NDP這樣一些現行指標的有效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對它們進行調整或保持不變等等這些問題上。
  根據第一種方案,必須對SNA的核心結構作根本性的改變,以適應社會、人口、科技、資源環境、隱性經濟信息方面的要求。這意味著將要求對社會、人口、科技、資源環境隱性經濟等賦予貨幣價值。顯然,這是一個富有爭議和挑戰性的問題。然而,人們又意識到,如果這五種核算沒有貨幣化以及沒有完全納入到SNA中,那么五種核算難以發揮其功能。另外一種考慮是國民經濟核算部門受到資金和人力的約束,如果不將五種核算納入SNA,那么國民經濟核算部門完成這五種核算有難度。
  第二種方案中,衛星帳戶作為一個附屬賬戶與SNA主要框架相連接,其目的就是提供各種未包括在SNA中的各種信息和經濟活動。就資源環境核算而言,衛星帳戶并不直接納入SNA,而是利用它們提供一些能用于產生一系列修改指標的補充信息,以擴大傳統指標的范圍和適應性。如“經環境調整的國內生產凈值(EDP)”等。1993年SNA就是采用衛星帳戶方式進行環境核算的。
  第三種方案中,平行帳戶是根據實物數據建立的獨立的存量、流量帳戶,其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帳戶,不與SNA或傳統的核算指標發生任何直接的聯系。這樣,人們就可以根據平行賬戶所提供的信息和趨勢分析,建立一個全新的指標體系。換言之,像SNA體系以及GNP和GDP這類指標將繼續保留使用而不作任何改變,伴隨和補充它們的將是有關社會、人口、科技、資源環境、隱性經濟,以及社會福利問題的指標體系。
  根據國內外國民經濟核算理論與實踐,筆者認為現階段宜采用第二種方案,建立國民大核算體系,但國民大核算體系的目標模式是第一種方案。為什么這樣說呢?理由有二:(1)滿足可持續發展需要。可持續發展與社會、經濟、人口、科技、資源和環境等于系統都有密切關系,一個國家乃至全球是否可持續發展取決于這些子系統運行狀態。因此,必須核算各子系統運行,建立評價指標體系。(2)順應事物發展規律。從SNA發展來看,由最初的國民收入估算發展到今天包括國民生產核算、投入產出核算、資金流量核算、資產負債核算和國際收支核算等在內的一個有機體系,這些核算也是在各自相對完善的情況下才納入SNA的。社會、人口、科技、資源環境與隱性經濟核算現在仍處于探索階段,還存在一系列情況,如強行將它們納入SNA,那會事與愿違,不僅不能實現對SNA的發與完善,還會使SNA自身機制受到破壞,使之難以發揮其宏觀調控依據與手段的功能。
  建立國民大核算體系的主要難點是SNA與各衛星帳戶的銜接問題。因為各衛星帳戶中基本上是以實物量作計量單位的,如何與貨幣化SNA相銜接呢?比較可行的方法是在SNA與每個衛星帳戶之間建立一個“銜接帳戶”。這個“銜接帳戶”使用兩種計量單位,即與SNA銜接端采用貨幣單位,與衛星帳戶銜接端采用實物單位。因此,銜接問題關鍵也在于如何貨幣化,這是核算理論與實踐面臨的重大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衛星核算尤如水中月,國民大核算體系就是紙上談兵。值得慶幸的是,經人們的不斷努力探索,已經提出了解決諸如資源與環境的貨幣化方法。例如,(1)市場估價法:用環境資產的市場價格作為估算用于經濟活動的環境成本。(2)維護成本法:指保持環境的數量與質量不變所需花費的成本。(3)或有估價方法:指人們為改善環境所愿意支付的代價。人口的價值計量可依據人力資本理論,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SNA與1968年SNA相比,前進了許多,但仍有待完善與發展之處。如,(1)經濟變化的成本核算問題;(2)作為經濟商品的信息核算問題;(3)投入產出方法改進問題;(4)“簡化”(compacted)核算及其結果問題,等等。(注:Postner,H.H.The 1993 revised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Where Do We Go from Here?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1995,Ser.41,No.4,459-469.)
  2.第二層次:核算范圍拓展的國民大核算體系
  核算范圍拓展的國民大核算體系是將世界看作一個“工廠”、各國作為“車間”,運用國民經濟核算理論與方法建立的世界核算體系,實現對全球經濟運行全面、系統的計算、測定和描述,為國際組織和各國提供各種信息,滿足各層次決策與調控之需,服務于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之發展,確保全球經濟健康、穩定地運行,以實現人類有史以來最科學的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
  該層次的國民大核算體系建立在業已存在的四大國民核算體系之上。這四大體系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國際收支統計手冊(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簡稱BOPS)、貨幣與金融統計手冊(Manual on Goverment Financial Statistics,簡稱GFS)、政府財政統計手冊(Manral on Mone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簡稱GFS)。它們既相互獨立、自成體系,又相互聯系、相互補充,以其科學、系統、規范的結構和指標,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充分而系統地展示了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各種流量和存量及其相互關系。國民大核算體系不是四大核算體系簡單的累加,而是把全球看作為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將四大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建立世界經濟核算矩陣,以“全球原則”核算世界經濟水平和財富總量,實現對SNA中“國土原則”“國民原則”的總量指標的替代。因此,第二層次國民大核算體系既源于4大核算體系,又高于四大核算體系。
  (四)國民大核算體系的可行性
  國民大核算體系,難就難在“大”,新也新在“大”。整個社會宏觀核算活動,千頭萬緒,包羅萬象,有著不同目的,不同層次的需要,要在各種統計活動之間建立聯系,實現社會的經濟的統計資料系統化,使得各項資料都在社會宏觀信息網上各得其所,工作極為浩繁。更何況范圍擴大與內容豐富之后,對核算方法和技術以及處理變量聯系的手段,也要提出相應的改變和更高的要求。不管怎樣,把國民大核算看成宏觀統計技術方法上的一次大跨越,不為過分。大核算,是宏觀經濟核算的終極,是最高層次、最廣泛的核算,它的價值與SNA相比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通過制訂統一的分類標準、規范核算的基本單位,采用一致的概念和定義體系,使得從不同領域、不同方面搜集來的統計資料有了相互交換、相互補充、結合使用的可能,在此基礎上就能建立統計數據庫及其網絡,充分施展自動化信息技術的巨大功能,促進國民統計核算的現代化進程。現實中,從各個專項統計活動中單獨搜集的統計資料,由于沒有形成體系和聯系,造成指標的含義、口徑、范圍有差異,給統計資料的綜合開發利用帶來諸多不便,而大核算體系將為實現全社會統計資料信息共享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
  從舊SNA到新SNA,直到1993年SNA,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修訂,除了社會經濟條件變化的原因外,另一重要的起因就是核算技術和方法的發展。今后國民經濟核算將不再把資料的系統化表述作為主要的方面,而是進入分析方法研究時代。所以,大核算在方法上是有保障的。認識活動,就是對自然與社會的真實反映,經濟、社會、人口、科技、環境等日益密切的關系,表明國民大核算體系客觀上存在著現實的可能性。
  國民大核算體系,是相對于超越國民經濟核算而使用的一個通俗稱謂,其所指實際上與國家統計體系整體化、一體化沒有質的差別。或者說,它也就是國民統計整體核算、國家綜合系統核算。
  (五)以國民大核算思想統率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改革
  自建國以來,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而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以適應不同經濟體制下宏觀決策和宏觀監督的需要。這一變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52年至1984年,適應計劃經濟體制管理的需要,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基本上屬于MPS。這一階段的國民經濟核算體,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下的歷史產物,它適應了當時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需要,是符合我國歷史發展進程的。
  第二階段為1958年至1992年,適應改革開放的形勢以及經濟體制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轉換的需要,同時采用MPS和SNA的標準,建立《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1992》文本。這個文本是一個比較全面系統的核算體系,其主要特征是MPS和SNA相互并存,主要總量指標可以相互轉換,它的建立滿足了在當時經濟形勢下改革原有核算體系的要求,適應進行經濟分析研究和宏觀決策的需要。
  第三階段為1993年至今,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取消MPS,努力建立與聯合國1993年SNA接軌的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新版本。
  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發展史表明,我們是在逐步揚棄MPS、學習SNA的基礎上建立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如果只是亦步亦趨,一味追仿,那將疲于奔命。1953年SNA到1968年SNA,經過了15年時間,1968年SNA,到1993年SNA,間隔25年。我國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從研制到今,不過十多年的時間,卻又面臨著全面修訂和補充,究其原因,同經濟體制的迅速變化有關,但也不可否定當初沒有把統計核算放在一個更大的視野、更新的層次上進行設計。因此,我們應順應國民經濟核算發展的世界潮流,以國民大核算體系作為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與發展的戰略目標,爭取在較短的時間內進入先進國家行列,使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理論水平與方法體系同我國在國際上地位相適應。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經過理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的不斷努力,我國一定能早日建立起國民大核算體系。
《統計研究》F104統計與精算朱啟貴20012001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國民經濟帳戶體系/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國民大核算體系 作者:《統計研究》F104統計與精算朱啟貴20012001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國民經濟帳戶體系/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國民大核算體系
2013-09-10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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