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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兩種對外開放模式的比較研究
東亞兩種對外開放模式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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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的日益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利用國外資源及加速本國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對外開放已成為當代經濟發展戰略的主流。本文將考察東亞國家與地區采取的兩種不同的對外經濟開放模式,分析比較這兩種模式的效果以及對我國的啟示。
      一、“外貿主導型”與“外資主導型”開放模式
  回顧過去幾十年東亞的經濟成長,不難發現實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是東亞各經濟體的共同規律之一。然而,由于經濟社會條件和所處國際環境的差別,各國和地區采取的具體政策和措施并不相同,基本上形成了兩種對外開放模式:一種是以出口為經濟增長“引擎”的“外貿主導型”模式,另一種是通過引進國際資本推動出口增長和國內經濟發展的“外資主導型”模式。
  (一)“外貿主導型”開放模式
  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日本采取“外貿主導型”發展模式。其特點是“貿易立國”,即通過全力發展出口產業,搶占海外市場,獲取規模經濟效益,利用出口所得外匯進口原材料,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彌補國內資源短缺和技術落后的缺陷,實行進口替代戰略。與此同時,嚴格控制進口,限制外資流入,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控制尤其嚴格,以保護國內幼稚企業,發展民族工業。
  “外貿主導型”模式要取得成功必須解決好兩個問題:首先,在經濟發展初期,資源短缺的自然條件和技術水平低下的發展起點決定了對能源、原材料等初級產品和機器設備等中間產品的剛性進口需求,再加上出口能力不強,很容易導致經常項目赤字。即使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出口能力增強且國內中間產品制造業也已經發展起來時,經常項目赤字的壓力依然存在,國內經濟對國際市場仍會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其次,經濟發展的速度會受到國內儲蓄水平和出口能力的制約。根據錢納里的“兩缺口”模型,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公式中存在著兩個缺口——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在沒有外資流入的情況下,兩者的較大缺口將決定經濟發展速度。這就意味著要實現高速經濟增長,必須使儲蓄率和出口能力都相應提高。
  (二)“外資主導型”開放模式
  除日本以外的其他東亞國家(地區)基本上采用了“外資主導型”模式,其中東盟國家更為典型。可以看出,這種模式實際上包含了兩個循環流,一個是類似于“外貿主導型”模式中的商品循環流,另一個是通過引進外資形式的資本循環流。與“外貿主導型”模式中的商品循環流相比較,這一模式中的出口行業以加工組裝為主,通過進口零部件,出口制成品獲取外匯收入,這就意味著出口的擴大必須以進口的增長為基礎。因此,“外資主導型”發展模式的突出特點是以外資流入帶動外貿發展,以國外資本投入帶動國內投資需求增加,從而創造出新的投資能力,并且在國內中間產品制造業發展起來之前,這種外資帶動內資運動的方式不會改變。
  “外資主導型”模式的運行也存在兩個潛在的障礙:第一個是經常項目風險。在相當長時間內,不僅需要進口加工用的機器設備,還需要進口零部件,經常項目可能出現持續的逆差。如果能不斷完善國內工業體系和提高技術水平,特別是發展中間產品制造業,進口剛性就會逐步下降,經常項目風險會因而降低。第二個是資本項目風險。雖然這種模式突破了在“外資主導型”模式下國內儲蓄水平和出口能力對經濟發展速度的限制,但是任何形式的外資流入都是以將來的資本流出為代價的。因此,無論是外國直接投資、證券投資,還是對外借款,實質上都是一種負債,必須償還。而外資的償還又是以出口外匯收入為基礎的,一旦經常項目發生危機,資本項目難免不被波及,特別是在國際融資證券化使國際資本流動性大增的情況下,更容易出現大規模資本抽逃。同時,由于“外資主導型”模式在相當長時間內是以外資流入為發展動力的,在此期間內,如果外資流入發生困難,經濟發展就會受挫,資本項目危機又會反過來加劇經常項目逆差,形成惡性循環。因此,這種模式對外匯收入和外匯儲備的要求很高,國際收支的資本項目風險較大。
      二、兩種開放模式的實際運行
  日本實施“外貿主導型”模式的具體策略可歸結為以下幾點:1.限制進口,大力扶植本國重化工業以降低進口需求。最初的限制進口措施主要是外匯配額制和進口數量限額制。有限的外匯收入優先分配給出口產業,用以進口原材料、機器設備和引進先進技術,奢侈品和與處于扶植過程中的新興產業相競爭的商品進口則受到嚴格限制。6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受到來自發達國家貿易自由化的壓力,日本轉而更多地倚重關稅手段保護國內市場。對貿易自由化的審慎態度使得日本的進口商品結構長期以初級產品為主,制成品所占比重很小。1965年,日本進口中初級產品比重為74.0%,制成品為23.3%,此后的大多數年份后者都在20%以下。(注:朱立南:《評日本從貿易立國向對外經濟綜合戰略的轉變》,《現代日本經濟》1992年第1期。)這種盡可能減少進口的政策,從商品流入方面降低了經營項目風險。
  2.全力振興出口。促進出口擴大的措施包括出口優惠金融制度、出口振興稅制和出口保險制度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推行出口導向戰略的過程中非常注意提高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出口所得利益迅速用于引進先進技術,用于設備更新和投資,有效地提高了出口型產業的生產效率,改善了出口結構。1960-1985年間,日本的出口額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1985年出口總額已居世界第二位。在出口產品中重化工業品的比重從1955年的36.7%提高到1965年的62.0%和1975年的83.3%(注:朱立南:《評日本從貿易立國向對外經濟綜合戰略的轉變》,《現代日本經濟》1992年第1期。)。
  3.限制對日直接投資,運用各種財政、金融手段動員國內儲蓄。為了加速企業資本積累,日本長期實行低工資、低稅收、高折舊率政策。對紅利和利息收入免征所得稅,而幾乎對任何商品都課征重稅,以抑制消費,促進投資和儲蓄。政府還通過發行建設國債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以充實社會資本,改善投資環境。在金融領域,采取高度保護與嚴格限制并舉的方針。這些政策措施與傳統文化相結合,使日本戰后的儲蓄率與積累率一直維持在很高的水平,1971-1973年平均積累率為39%,1974-1979年平均為34%,1980-1982年平均為32%(注:張鎖柱:《戰后日本高速度資本積累的主要途徑與特點》,《現代日本經濟》1990年第1期。),從而在嚴格限制外資流入的情況下(見表1),僅僅依靠國內儲蓄就完成了趕超美歐發達國家的任務。
  附圖F89B11.JPG
  以上三點戰略措施幫助日本克服了“外貿主導型”模式中的兩大障礙,使日本在短期內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但是也給日本經濟體系留下了一些后遺癥:
  1.“外貿主導型”模式強調出口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并且限制外資流入,因而伴隨鼓勵儲蓄、抑制消費以及政府為推動企業設備投資,大力扶植產業界發展,壓低公共投資和社會福利支出。由于輕視國內需求,日本國民在住房、環境設施、物價、勞動時間等生活質量方面缺乏像富裕國家那樣的感覺,顯然有違經濟發展初衷。日本經濟轉入低速增長后,有利的投資機會減少,由高儲蓄率和巨額貿易盈余帶來的資金便大量過剩。大量過剩資本追逐相對稀缺的投資機會,造成資產價格猛漲,成為80年代后半期“泡沫經濟”形成的重要原因。
  2.為了鼓勵國內投資,日本政府一方面實行低稅收、高折舊政策,另一方面又大舉進行財政投資,當收入與支出不相匹配時大量發行國債。國債發行確實有效動員了國內儲蓄,成為日本政府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基礎,但也使財政背上了沉重的負担。1996年度日本政府財政赤字占名義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7.4%,政府債務累計額占名義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也達88.8%。“國債依存型”財政體制使政府的宏觀調控難有作為。
  3.金融發展與改革的滯后,也是“外貿主導型”模式帶來的最為嚴重的副作用。與“外貿型”模式相適應的金融體制屬于政府主導型,它以對金融機構的高度保護和嚴格管制為特征。在資金不足、證券市場落后、金融機構實力弱小的條件下,這種體制對保證產業資金的充分供應尤其是向重點產業傾斜,推進以重化工業為中心的經濟高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也造成了資金配置以銀行為核心的局面,國內儲蓄特別是個人儲蓄的絕大部分集中于銀行。隨著日本國內資金供求狀況由超投資型轉為超儲蓄型,銀行資金開始大量過剩。為了替剩余資金尋找出路,各金融機構一面向海外擴張,一面向房地產和證券市場大量投資。然而,在長期保護與管制下成長起來的日本金融機構競爭能力弱,難以適應國際金融市場的劇烈競爭,投入國內房地產與證券市場的資金又因“泡沫經濟”的破滅大半化為不良債權,以致釀成金融危機,并成為當前經濟恢復的主要障礙。
  與日本不同,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實施的是“外資主導型”發展模式。其中,東盟國家對引進外資尤其重視,繼七八十年代引入大量外商直接投資后,又于90年代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促進引資渠道多元化,以證券、借款等形式擴大引資規模。東盟各國的“外資型”模式在實際運行中表現出以下特點:
  1.外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出口行業中的作用更是舉足輕重。新加坡是東盟國家中最早開始大力吸收外資的國家,1987年外資在制造業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已達83.1%。80年代中期以后,其他東盟國家也開始積極引進外資。馬來西亞在1987-1993年間共計引資200多億美元,占其投資總額的60%左右。在泰國,日本人開發了汽車工業和家用電器工業,美國人提供了半導體工業,各外國公司建起了泰國的紡織業和玩具業,其合成纖維廠也大多是同外國企業合資興辦的。泰國投資中有1/4左右來自外國公司,出口總額中約有1/3由外資企業提供。外商投資主要集中于面向出口的制造業部門,1989年馬來西亞出口型外商投資項目的比重達到80.6%,印度尼西亞1990年時達到了73%,泰國日資企業的平均出口比率從1986年的71%上升到1990年的92.5%(注:[日]太陽神戶三井綜合研究所環太平洋研究中心《環太平洋商業情報》1991年4月號。)。大量外資的涌入提高了出口產品中制成品的比重,有力地推動了各國出口的增長,1980-1990年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的出口增長率分別達到了2.9%、3.5%、14.0%和10.9%,1990-1995年進一步提高到10.8%、9.4%、14.2%和14.4%(注:陳文鴻等:《東亞經濟何處去——’97東亞金融風暴的回顧與展望》,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出口結構的改善帶動了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使東盟國家相繼擺脫了農業國的身分,進入了工業化行列。
  2.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含量不高,對擴大工業基礎,深化工業層次幫助不大。外資大量涌入東盟的背景是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的海外投資規模膨脹,亞洲“四小龍”由于經濟轉型也開始向外輸出傳統的失去競爭力的產業。這些外資進入的目的是要利用東盟四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加強國際競爭力。因此,外資首先流向了那些投資少、見效快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制衣、電子裝配等。90年代初期以來雖然技術密集型行業有所發展,但卻以來料加工為主,中間產品制造業不發達,出口行業所需機械設備和零部件嚴重依賴進口。1980年以來東盟各國出口商品中制成品所占比重提高很快,但與此同時,進口商品中機械設備所占比重也不斷上升,機械設備進口增加還是造成進口制成品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這樣的進出口商品結構必然給貿易收支帶來負面影響。此外,各國還出現了外資流入額與利潤流出額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的情況。以馬來西亞為例,1985-1990年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183億林吉特,但同期流出的外資利潤和股息高達225億林吉特。(注:馬加力主編:《東南亞國家市場經濟》,時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頁。)外資利潤流出和貿易收支壓力使各國的經常項目持續為赤字(見表2),嚴重影響了國內經濟穩定。
  附圖F89B12.JPG
  3.開放資本市場,以短期外資彌補外匯缺口和儲蓄缺口。一般而言,彌補長期性的經常賬戶赤字有兩種方法:一是對本幣實行貶值,同時采取緊縮性的財政貨幣政策,以減少進口、增加出口;二是放開資本賬戶,以資本項目盈余彌補經常項目赤字。在“外資型”模式中,出口對進口有著強烈的依賴性,采用第一種方法難以奏效,只能采用第二種方法,其合理的運行軌跡為:通過引進外資提高國內制造業水平,從而降低進口剛性,增加出口競爭力,最終消除經常項目赤字。這就要求外資的使用必須富有成效,能夠提高本國的生產能力和出口能力,且應以流動性較低的外國直接投資為主。然而,東盟國家為了追求高速增長而忽視了這一點。結果,資本市場的開放確實使外資流入量大增,但是增加的多數是以貸款和股票投資形式進入的短期資金。短期外資謀求見效快的回報,大量涌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造成“泡沫經濟”。經濟過熱使出口成本上升和出口競爭力下降,使得制造業中的外國直接投資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出現了停滯不前的局面。在此種情況下,嚴重依賴外國資本的東盟各國只得更大規模地舉債,特別是短期商業貸款,這樣經常項目赤字就演化為資本項目危機。
      三、對我國對外開放模式的啟示
  我國的對外開放模式接近于東盟的“外資主導型”。這種“外資主導型”模式的歷史作用是不容否定的。然而,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更高級的階段,應調整對外開放模式,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更加充分暴露了這種模式內生的缺陷與風險。綜合以上對東亞兩種對外開放模式的分析,并考慮我國的具體國情,對外開放戰略的調整應注意以下問題:
  (一)關于外資和國內儲蓄
  進一步擴大吸收外資仍將是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主要內容。首先,由于引進先進技術、設備,進口關系國計民生的生產資料、稀缺資源和糧食等必需品的需要,我國的外匯需求會有較大增長。單靠出口創匯滿足需求,一方面受到我國出口能力有限的制約,另一方面,在90年代后期無論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還是資本密集型和高科技產品都出現了全球性生產能力過剩的局面,日本式的“外貿主導型”重商主義戰略恐怕難以繼續推行,更何況東亞金融危機使東亞一些國家匯率大跌,在今后一段時間里來自東南亞和韓國的產品將對我國出口構成強大壓力。其次,從日本經驗來看,要在短期內動員到足夠的國內儲蓄,迅速積累起實現工業化所需巨額資本,必須借助政府的力量,實施特殊的財政金融手段,包括大規模財政投資和金融壓抑。而這種“趕超型”的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在工業化初期效果很好,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升級,副作用會越來越明顯。
  然而,東盟國家的前車之鑒也說明過度依賴外資的風險很大。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主要依靠外資來發展經濟的想法也不切實際。所以,國內儲蓄應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事實上,我國雖然一方面存在資金缺口,另一方面國內儲蓄并未充分利用,這主要是因為融資渠道不暢,企業所需資金絕大多數只能通過銀行一條途徑獲得。因此,必須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疏通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渠道。
  (二)關于外貿與外資
  利用外資不是無代價的,外資流入的目的是在將來獲得更大的回報,因而外資使用的首要原則是必須能夠提高出口能力。將大量外資投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其結果只能是經濟泡沫化,以及由此帶來出口成本的上升。東南亞金融危機再次提醒我們在“外資型”模式下保持經常賬戶順差的重要性。但是,外資的使用也不能以“一切為了出口”為轉移。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東南亞國家的出口增長很快,結構也得到優化,出口商品中制成品的比重迅速提高。可是它們的制成品工業卻屬于較典型的簡單加工和組裝型加工工業,其特點是產業鏈條短,生產能力集中于下游產業,而零部件和材料過度依賴進口。這種加工工業對中上游產業的關聯度小,組裝環節的加工增值率低,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逐漸失去競爭力。我國出口存在類似問題。例如,近年來我國機電產品出口增長很快,外資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1996年機電產品出口額中外商投資企業占55.8%,但是這些出口中多數屬于加工貿易。在1995年的438億美元機電產品出口中,進料加工占50.5%,來料加工占19.4%,一般貿易僅占28.4%,而在來料加工貿易中我國僅收取7-10%的工繳費,進料加工的出口增值也只有20-25%。(注:秋人、王啟智:《追蹤中國外貿——發展格局及態勢》,《國際貿易》1997年第3期。)在這樣的貿易格局下,出口雖然增加了,經常項目的風險卻不會減小。與此同時,在作為一國經濟長期持續發展根基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中,我國吸收的外資卻很少。要改變這種局面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外資與外貿的關系和作用,在使用外資時除了注意提高出口能力外,還要利用它來完善制造業體系,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升級。
  (三)關于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
  無論“外貿型”模式還是“外資型”模式,其核心內容都是開拓國際市場,以出口帶動國內經濟增長。這是因為多數東亞國家和地區國內市場狹小,僅靠內需難以實現迅速發展。我國卻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市場開發還有很大潛力。在開放經濟中,內需和外需是支撐經濟發展的兩個車輪,就我國而言,內需承受的重量理應更大一些。而且依托國內市場也有利于更好地開拓國際市場,這是因為國內市場廣闊、規模經濟效應較強,重視國內市場可以使我國產品降低成本,獲得國際競爭優勢;國內市場可以吸引外資流入,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進而提高出口競爭力;國內市場是出口商品的“蓄水池”,可以減輕國際市場波動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國內市場還能對國外的貿易壁壘和不公平的貿易待遇起到抵制作用。因此,我們必須注意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平衡發展。
  據此,可以對我國對外開放模式做一個大概的構想。在這一模式中,國內儲蓄和外資都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并且內資的運動并不一定需要外資來帶動。外資通過兩條途徑實現其循環:一部分外資(主要是長期外債和直接投資)用于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并通過向出口行業提供中間產品得到償還;另一部分外資直接用于出口行業,通過出口創匯完成回流。在引進這部分外資時,應特別注意同時獲取外資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銷售渠道和營銷技巧,以不斷提高出口能力。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是這一模式中,用于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外資與用于出口行業的外資之間具有一種互動關系,基礎設施的改善和基礎產業水平的提高會使出口更加有利可圖,而出口產品的升級換代與出口數量的擴大又必然帶動基礎產業與基礎設施的發展。這一模式的另一特點是注重國內市場的開發,通過對國內市場進行合理保護和支持國內企業增強實力,實現以內需為主導的經濟增長。
世界經濟京9~13F8世界經濟徐長生/張茵19991999本文認為東亞存在兩種對外開放模式——“外貿主導型”和“外資主導型”,并且這兩種模式都存在著經常項目風險和資本項目風險。通過分析兩種模式分別在日本和東盟國家的實際運行情況,得出了關于調整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三點啟示,并據此提出了我國對外開放模式的大概構想。徐長生:華中理工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教授張茵:華中理工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碩士通訊處:武漢市華中理工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430074 作者:世界經濟京9~13F8世界經濟徐長生/張茵19991999本文認為東亞存在兩種對外開放模式——“外貿主導型”和“外資主導型”,并且這兩種模式都存在著經常項目風險和資本項目風險。通過分析兩種模式分別在日本和東盟國家的實際運行情況,得出了關于調整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三點啟示,并據此提出了我國對外開放模式的大概構想。
2013-09-10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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