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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經濟倫理的比較分析
東西方經濟倫理的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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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教社會對現代化的適應過程
  東亞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在被動的接受了歐美文明的挑戰后才開始的,是一種后發外生形的現代化。19世紀中期,在驚異于擁有雄厚經濟實力和先進軍事力量的歐美文明之后,東亞各主要國家開始了學習歐美現代化的進程。最先進行的是接受先進的歐美式教育制度及其內容。在這方面,儒教傳統重視教育的文化氛圍和教育基礎對于接受新的教育制度和教學內容起了積極的作用,也就是說,大量學校的存在和社會對教育的重視,使教育改革很快大見成效,培養出大批新型人才。他們學到了歐美最新的科學技術,以及政治、經濟、社會三大領域的先進文化,這些人才在推動現代化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傳統的農本主義觀念逐漸被打破。隨著新興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新的生存觀念和利潤觀念吸引了人們,農本主義的基礎受到了極大的沖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從日本開始,臺灣、韓國、新加坡、東南亞和南亞各國以及中國都相繼采取了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發展戰略,最終在社會中確立了重商主義的觀念及其主導地位。盡管在這一過程中各國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曲折和斗爭,但總體來說,儒教社會是比較自然的適應了這一現代化進程的。
  再次,引進了民主主義思想。民主主義思想的引進,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起到了對社會表層進行民主改革的效果,并沒有改變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但是,這對國民意識的覺醒和社會動員卻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東亞各國政府都制定了現代化的目標和計劃,以行政為主導推動經濟的發展。從國家領導層到普通公民都逐步樹立起了具有現代性的國家意識。傳統的家族集團主義受到了沖擊,開始向國家本位主義觀念轉化,家長制下的人身依附關系也開始向平等互助的人際關系轉化。在現代的東亞各國,家族關系雖然不同程度的保留了下來,但在社會經濟領域中它主要只是一種形式,其內容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向現代平等的契約型人際關系的轉變。
  最后,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價值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作為傳統文化本質特征的忠孝一致的意識形態和人際關系被逐步取代,人們把對君主的忠誠不斷轉變為對國家的忠誠和義務責任感,這顯然是一次重要的轉變。孝也不完全等同于過去的孝了,它已經引入了父子互相尊重的新型的家庭關系。如同西方人也講究孝敬父母一樣,新型的孝道并不是盲從,而是維系現代家庭關系,使家庭保持和諧的一種人際關系。
  從根本上說來,歐美的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起源于個人主義的文化,而儒家文化卻是弘揚家族集團主義的,所以,東亞儒教國家在學習歐美的現代化過程中,必然會面臨巨大的文化摩擦和歷史性損耗。事實上,東亞儒教各國在西化與儒化、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上,在文化、政治和經濟領域都經歷過劇烈的角逐,有的還付出過慘重的代價。在歐美文化儒家文化的融合中,儒家文化發生了創造性的轉化,使自己適應了現代化的進程。這首先表現在經濟領域中。20世紀后半葉以來,儒教各國都很好的消化了歐美的經濟模式,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樹立了競爭與創新意識。當然,家族集團主義的某些人際關系形式和儒家經濟倫理的某些內容也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下來,但它們已經不是經濟發展的桎梏,而成為一定歷史條件下調和人際關系,促進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它們已經被有效的融入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之中,建立起了新型的儒教經濟倫理。這就使東亞各國的經濟發展與歐美一樣成為可能。
   東西方經濟倫理的內涵與演化
  經濟行為也是廣義的倫理行為。生產中的相互協助,交換中的信用,盡可能公平的分配,以及同甘共苦,這些都是從原始時代開始的、以人類善意為基礎而形成的倫理性經濟行為。經濟秩序正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遵循和維護經濟倫理規范才得以建立起來的。經濟秩序一經確立,就成為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一種模式,成為一種傳統和文化。在本質上,資本主義的經濟倫理和經濟秩序是相一致的,但是,由于歷史傳統和社會形態的差異,它們在不同的社會中會表現出不同的特征。
  歐美的個人主義文化在新教倫理中孕育了古典的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特別是這種文化在在追求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兩大特征的合理性和效率性時,使經濟發展成為可能,并構筑了歷史上最高程度的文明。但是,自20世紀后半葉以來,這種經濟倫理受到了挑戰。古典的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為了追求合理性,必須排除人本身所具有的與這種合理性不相符合的或曰非理性的要求;而為了追求效率,則必須忽視人的意志,這就是問題之所在。隨著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民主意識的增強,人們已不再愿意忍耐這種缺乏情感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秩序,終于出現了消極的和積極的抵抗。這種經濟倫理在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發生了摩擦,它不再是合理的和高效的了。
  自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始,一些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就提出了在經營管理中輸入情感因素的管理方式。經過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之后,這種管理方式得到了認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這種管理方式在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得以普及。
  東亞各國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的發展與西方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很快地接受資本主義的技術、設備和基本的生產方式,但它不能很快的改變人的文化觀念和經濟倫理,尤其是象儒家文化這樣一種有著長期歷史傳統和生命力的文化,更不能輕易改變。這樣,在儒教社會中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結構與原有的家族集團主義共存的局面。就表象而言,兩者似乎是矛盾的,資本主義生產所要求的雇傭自由、競爭自由與家族集團主義難以相容。但是,人們往往忽視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從來就沒有獲得純粹的發展環境,即使在西方,它也是在封建關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本身就很不徹底,以致使封建生產關系保留到20世紀初,而這時它已經渡過了資本主義的最輝煌的發展時期。美國一直到南北戰爭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差不多也是到20世紀初已經確立了自己在世界的領先地位之后,才比較徹底的擺脫了封建生產關系。法國大革命的所謂徹底性只是曇花一現,封建王朝的復辟使封建的生產關系并沒有受到根本的改變,而拿破侖三世和封建勢力的妥協恰是資本主義發展最迅速的時期。德國是在容克地主和資產階級聯合之下發展的資本主義。日本、俄國和奧匈帝國更是“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意大利的封建因素一直到20世紀上半葉都很濃重,否則法西斯主義就不會首先發端于此。從以上的情況來看,資本主義發展也是有一個過程的,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與不同的社會關系相適應,而這種社會關系則與一定的傳統文化相聯系;而且,在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和中級階段并不一定是發展環境越純粹越好,否則就難以解釋各國發展最迅速的時期并不一定是傳統的社會關系清除的最徹底的時期。這就是說,傳統文化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既有與其矛盾的一面,也有與其相適應的一面。
  與西方的傳統文化相比,儒家文化有更強的適應性、兼容性和生命力,更易進行創造性的轉化。這與儒家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階段經歷過很大的社會變動和文化融合以及資本主義侵入儒教社會的時間較短有相當的關系。在當代東亞的儒教社會中,其經濟倫理已經兼容了與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相一致的經濟倫理,如自由競爭和創新精神,追求利潤的意識,以及對天職意識和勤勉精神等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使其不再是以農本主義為基礎的經濟倫理了。近代引入資本主義企業和經營管理方式的同時,就不可避免地引入了資本主義精神,導致了兩種經濟倫理的碰撞和融合。其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倫理不可避免的滲入到了近代企業的經營和管理之中,以家族集團意識來破壞或者彌補受個人主義文化支配的經營意識,在摩擦和潤滑的交互作用下使資本主義經濟步履蹣跚地向前發展,從而使自身也不斷發生著轉化,最終越來越能夠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自20世紀初以來,西方以個人主義文化為基礎的經濟倫理發展的趨勢是增加了越來越多的情感的因素,而在儒教社會中,則是個人主義沖淡了濃重的家族集團主義,這兩種趨勢都對資本主義發展有利。
   東西方經濟倫理的功能與特色
  在對東西方的經濟倫理的變遷進行了一番歷史考察之后,再對當代東西方經濟倫理的某些具體特征進行比較和分析,可以加深我們對儒家經濟倫理的認識。
  首先,在西方的經濟倫理中,個人被看作是孤立的實體和重建社會的力量。例如,在社會交往的方式上,西方幾乎沒有什么現成的和規范化的禮儀行為。這種標準化行為的缺乏導致了一種困境,即人們從來不能完全確定應該如何舉止。每一次新的交往都要求某種程度的新的禮儀和新的行為方式。在這方面,社會有很高的容忍度。另一方面,在這種低禮儀的社會里,很難培養持久的、富有成效的人際關系。
  而在儒家社會的經濟倫理中,自我被理解為社會關系的中心。個人只有通過人們相互交往和相互關聯的形式,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四周群體的能量和意識,才能實現自我的尊嚴,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它倡導的不是個人主義,而是對一個較大的實體的承諾。這個實體可以是一個家族,一個公司,一個社會團體甚至是一個國家。與西方相比,東亞是一個高禮儀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人際交往大都遵循著得到社會明確認可的模式。當你不熟悉其禮儀時,可能寸步難行;而一旦熟悉了這套禮儀,則如魚得水。禮儀,使人際關系密切而富有人情味。這種禮儀的社會效應和企業效應,在與資本主義相融合之后,在自身實現了向現代性的轉化之后,逐漸由消極轉向積極。
  其次,在權利和義務方面,西方的經濟倫理中有一種強烈的個人權利意識,它促使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經常思考:“我的權利是什么?在合法的范圍之內,我能做些什么?”這使得人們對于自我的利益一清二楚。例如,有的學者把西方的社會關系稱之為“相抗衡的體系網絡”,其宗旨在于保護個人的權利,確認和支持個人的自我利益和競爭。因而它也是高度法制化的。
  儒家的經濟倫理則含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意識,它促使人們去思考的主要不是“我的權利”,而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在儒家的經濟倫理中,明白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比明白自己的權利重要的多。這種經濟倫理特別提倡相互合作,處于這種文化氛圍之中,人們習慣于把自己看成是一個群體中的一分子,人們是在一個特定的群體中來尋找自己合適的位置,以完成自我實現的。與西方競爭的模式相比,它更注重于和諧。東亞社會的這種經濟倫理關系被稱之為“信用社區的體系網絡”。在這個體系中,集體的利益被放在重要的地位。在社會實踐中,基本信賴是處理人際關系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準則。這種信賴表現為對于社會中可以分享的價值的承担,忍讓、調解、權威命令往往是處理人際關系的具體表現。
  最后,是由前兩個特點的延伸而帶來的另一個特點。在西方經濟倫理中,對個人權利的強調促成了一種普遍的超越個人現狀的要求,即對知識的渴望和追求推動一個人去探索新的疆域,而往往把信息的積累看成是獲得知識的主要途徑。在東亞的經濟倫理中,由于自我被看成是關系網絡的中心,人就有了一種紀律和約束意識。因此,在培養人方面,與西方經濟倫理注重知識的積累相比,它更重視人格鍛煉和人格修養,注重嚴格的行為和精神的自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自我實現。它試圖造就一種對于更大的、更持久的目標的追求和信念。例如,在企業管理中,西方的企業偏重業績。一般來說,如果西方的企業要購進一部價值100萬美元而年折舊率為10萬美元的設備,需要經過反復論證。而對任用一個年薪10萬美元的工程師,只要有以往的技術成果作為參考,就可以當場拍扳。東亞的企業與之相比,更重視人的作用。在起用新人時,除了考察業績之外,更注重考察其人格修養、群體意識、敬業精神等。
  西方的經濟倫理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確信人人機會均等,崇拜競爭,這固然促進了個人和企業充分地釋放能量,但由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利害關系,只能在契約的基礎上來維持,導致了協作精神的缺乏,人們之間的關系比較緊張,這很可能在人際關系的摩擦中消耗很大的能量,造成浪費。西方企業精神鼓勵人們選擇的自由,加之社會流動性大,人身依附弱,人們容易找到自己恰當的位置,實現自我。但有時極度的個人奮斗和缺乏群體的配合會限制其實現程度。東亞企業精神中含有緩解這些矛盾的因素。在東亞社會中,儒家倫理中的“德”與“禮”,特別是其中的愛和同情心,是聯系各個社會基本單位的“道義的網絡”;在企業內部,受“孝悌”思想的影響,企業主們模仿家族制度建立了類似“家”的人事制度。有學者認為,這種社會傳統在東亞緩和了現代資本主義引發的各種矛盾。例如,一般來說,東亞各國的勞資關系遠比歐美緩和。這是因為,在企業之中,家族關系緩和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在企業外部,商會和工會等中介組織與政府和企業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家族式的關系,它在企業與企業之間和企業與政府之間進行溝通的同時,也以家族關系緩和了它們之間出現的各種摩擦。東亞企業中的這種家族關系極大地強化了職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和穩定意識,從而在企業中形成了職工與企業的“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生活共同體”,使企業的凝聚力得到提高。
  (作者:李路曲 畢巍強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 030006 王冰 太原市委講師團)
   〔責任編輯 朱德真〕*
  
  
  
晉陽學刊太原49-52,26F11理論經濟學李路曲/王冰/畢巍強19971997 作者:晉陽學刊太原49-52,26F11理論經濟學李路曲/王冰/畢巍強19971997
2013-09-10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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