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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及其美國因素
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及其美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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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冷戰結束以后,中國、俄羅斯同世界其他大國的關系總是經歷了這樣或那樣摩擦或曲折的話,那么相對來說,中俄關系的發展卻非常順利。從蘇聯解體到現在,已過去8年,在這期間, 中俄關系大體可分為這樣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1992~1994年。1992年12月,中俄宣布互視為“友好國家”,此后兩國雙邊關系得到全面發展。第二階段從1994~1996年。1994年9月,中俄宣布, 兩國關系已發展成為“建設性的伙伴關系”。雙方決心使兩國關系具有長期穩定的性質,并開始在國際上尋求共同點和進行合作。第三階段從1996年到現在。1996 年4月,中俄發表聲明,兩國致力于建立和發展“平等與信任的、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由此可見,1992~1996年,中俄關系連續上三個臺階。在其后的時間內,兩國關系進入新的發展時期,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內容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充實。
  本文的第一項任務是全面闡述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內容和實質。筆者在1997曾發表過一篇題為《試論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論文。但是,現在看來,對這個問題需要深入研究,這篇文章需要補充和完善。本文的第二項任務是對影響中俄關系的美國因素以及中、俄、美“三角關系”進行分析。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人們懷疑,現在是否還有這個“三角關系”。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和變化,這個問題似乎越來越難以回避。
  為了抓住中俄關系的主流,本文把視角放在中俄兩國的官方外交上,至于兩國學者關于兩國關系的思考和看法,兩國的民間交往,本文原則上不予涉及。與此相適應,本文使用的材料基本上是兩國的官方文件和領導人的公開言論,也就是說,本文的論點是以兩國官方的立場作為依據的。
      一 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內容和特點
  中俄宣布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并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空洞的宣言,而是有實際內容的。1997年4月23日, 江澤民主席在俄羅斯國家杜馬發表了題為“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演講中說:“當前,中俄兩國正致力于建立和發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這是一種新型的國家關系。它的基本宗旨是:深入發展雙邊合作,保持長久的睦鄰友好關系。促進兩國共同發展與繁榮,造福于兩國人民;密切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磋商和協調,維護各自的獨立、主權和民族尊嚴,維護各自在國際上應有的地位和正當權益;通過雙邊合作和共同努力,促進國際局勢的緩和與穩定,推動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和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中俄的這種新型關系,只是雙方的協作友好關系,而不是結盟關系。它不針對任何第三國,更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它有利于維護本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完全符合世界局勢與國際關系發展的潮流和需要。”(注:《人民日報》1997年4 月24日。)這是中國官方迄今為止對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內容和宗旨所作的最全面的闡述。這里,不妨根據江澤民主席和包括俄羅斯領導人在內的其他領導人的講話、中俄兩國簽署的文件,特別是結合兩國關系的實踐,對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內容、宗旨和特點再作如下具體的分析和歸納。
    (一)相互尊重和平等
  中俄雙方一致認為,相互尊重和平等是保持和發展正常、健康的國家關系的重要原則。
  1.平等和相互尊重首先表現為互不干涉內政,尊重對方國家人民的自由選擇。過去,中蘇兩國就意識形態的是非進行爭論,不管其本意如何,結果都導致對對方內政的干涉。現在,中俄已經吸取了這一教訓。中俄兩國領導人反復聲明,每個國家的人民都有權從自己的國情出發,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選擇社會制度、發展道路和模式(注:《中俄聯合公報》,《人民日報》1996年4月26日。)。 中俄兩國盡管改革的道路和方式大相徑庭,但是這并沒有妨礙兩國國家關系的發展。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利用蘇聯解體以及俄羅斯國內的危機和困難,對它指手劃腳,施加影響和壓力;俄羅斯也沒有利用中國國內的所謂“人權”和“民主”問題,伙同西方向中國發難。總之,在相互交往中,中俄雙方誰都沒有羞辱感。
  2.相互尊重和平等還表現在相互支持各自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所作的努力。例如,中國支持俄羅斯為維護國家統一所采取的行動,認為車臣問題是俄羅斯的內政,支持俄羅斯在實現獨聯體一體化方面所作的努力。與此同時,俄羅斯一直支持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1998年11月24日,在江澤民訪俄期間,俄方重申了對臺灣的“四不”立場,這就是:不支持任何關于“臺灣獨立”的構想;不接受關于“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的立場;反對臺灣參加聯合國和其他只有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不向臺灣出售武器(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訪問俄羅斯聯邦并與葉利欽總統舉行非正式會晤的聯合新聞公報》,《人民日報》1998年11月25日。)。
  中俄兩國的輿論界普遍認為,中俄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礎上的伙伴關系堪稱為冷戰后大國關系的楷模。
    (二)建立新的安全觀和新的安全模式
  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還表現在摒棄冷戰思維,建立新的安全觀和新的安全模式方面。
  1.中俄成功地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把沖突的根源變成和平和合作的紐帶。中俄兩國擁有4300多公里長的共同邊界。長期以來,邊界爭端成為兩國關系發展的重要障礙。60年代發生的邊境武裝沖突,曾使兩國走到了戰爭的邊緣。中蘇關系實現正常化以后,雙方以現有邊界條約為基礎,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本著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分別于1991年5月16 日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于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1994年9月3日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中俄國界西段的協定》。1998年11月23日,中俄兩國家宣布,隨著東西兩段勘界工作野外作業的結束,兩國已勘定的邊界在兩國關系史上首次在實地得到準確標示。至此,除了兩小段以外,中俄邊界問題全部得到了解決,這為中俄發展長期和穩定的睦鄰友好關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在解決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的同時,中俄雙方共同致力于邊境地區秩序的整頓,特別是著力推動邊境地區經濟合作,使邊界成為促進兩國共同發展和繁榮的紐帶。
  2.隨著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建立。兩國不再把對方視為潛在的軍事對手,因而不再把增強軍事力量作為維護安全的主要手段。1996年4月26日,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國在上海簽署了《關于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根據協定,雙方部署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互不進攻;雙方不舉行針對對方的軍事演習;限制軍事演習的規模、范圍和次數;相互通報邊境100 公里縱深地區重要軍事活動情況;彼此邀請觀察實兵演習;預防危險軍事活動;加強雙方邊境地區軍事力量和邊防部隊之間的友好交往,等等(注:《中俄哈吉塔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人民日報》1996年4月27日。)。1997年4月24日,上述五國在莫斯科簽署了《關于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根據協定,將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裁減到與睦鄰友好相適應的最低水平,使其只具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不謀求單方面的軍事優勢;雙方部署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互不進攻;裁減和限制部署在邊界兩側的陸軍、空軍、防空軍航空兵、邊防部隊的人員(在邊界線各自一側100 公里范圍內,每一方保留的陸軍、空軍、防空軍航空兵的人員不超過13.04萬人)和主要種類的武器數量; 交換邊境地區軍事力量的有關材料;對協定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等。協定的有效期到2020年12月31日(注:《中俄哈吉塔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協定》,《人民日報》1997年25日。)。
  中俄雙方認為,五國簽署的邊境地區軍事領域信任和裁軍的協定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政治、軍事文件。中俄通過和平談判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通過建立信任和裁軍建立相互安全,這不僅是五國決心成為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這一愿望的生動表現,對五國相互關系的發展具有重大政治、經濟和戰略意義,而且在亞太地區是一個創舉,在世界范圍也有示范作用。中俄的安全觀和共同建立的安全模式同冷戰思維和冷戰時期的集團對抗的做法形成鮮明對照。眾所周知,冷戰結束以后,圍繞重建世界安全體制問題,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路線:一是像美國在歐洲和亞洲所做的那樣,加強冷戰時期的政治軍事同盟;二是像中俄兩國現在所做的那樣,建立軍事領域的信任和大規模裁軍,建立新的安全機制。中俄兩國的做法不僅同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水平相適應,而且符合冷戰后的時代潮流。
    (三)互補互利,共同發展
  關于中俄經貿和科技合作問題,這里只提及以下三點。
  1.中俄雙方都高度重視兩國的經貿和科技合作,把這一領域的合作當作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重要內容。“平等信任的政治關系和互利合作的經濟關系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就像一對車輪,將長期睦鄰友好的中俄關系帶入21世紀”(注:新華社評論員文章:《簡短的訪問 豐碩的成果》,《人民日報》1996年12月29日。)。中俄發展經貿和科技合作,目的是實現兩國互補互利,共同發展,并為兩國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奠定可靠的物質基礎。
  2.為了推動兩國經貿和科技合作,中俄建立了兩國總理的定期會晤機制。為了協調兩國總理定期會晤機制的工作,設立以兩國副總理為主席的政府首腦定期會晤委員會(注:中方主席原為李嵐清副總理,現在為吳儀國務委員。)。在這個委員會框架內常設經貿和科技合作委員會、能源合作委員會、運輸合作委員會、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等。這說明,兩國總理定期會晤機制已將雙方主要合作領域納入兩國政府的宏觀協調和指導之下,這對推動這些領域的合作及中俄關系的深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3.中俄兩國毗鄰而居,有發展經濟合作的獨一無二的地緣優勢。現在,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同時,區域一體化的趨勢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看來,已經議論多年的“東北亞經濟圈”和不久前倡導的包括中國、俄羅斯以及哈斯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亞國家在內的“經濟共同體”并不是夢想。這兩項倡議都有可能成為21世紀區域經濟合作的現實綱領。國際社會預測,在不久的將來,從中俄接壤的遠東到中亞,繼而延伸到外高加索的這一廣闊的弧形地區,將會成為世界經濟新的增長帶。不能排除,目前中俄兩國政府積極推動的兩國省州之間的合作(注:根據中俄達成的協議,中國的省(市)同俄羅斯的州(邊疆區、共和國)可以建立直接經濟和貿易聯系。)有可能成為未來區域經濟合作和一體化的重要起點。現在中俄兩國正在繪制共同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能源資源的宏偉藍圖。這一跨世紀工程在東面將把日本和韓國吸引進來,西面將同中亞的能源基地聯成一體,進而同東南亞的能源網絡相銜接。可見,中俄在能源領域的合作不僅將促進兩國經濟的發展和繁榮,而且會推動整個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并為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以及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奠定重要的物質基礎。
    (四)共同促進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
  為促進世界多極化發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共同努力,這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重要內容。
  1.中俄在國際上有廣泛共同點,這就是:雙方都認為,冷戰結束以后,世界向多極化的方向發展,雙方決心致力于促進世界多極化趨勢,反對建立“單極世界”;雙方都主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指: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和其他公認的國際法原則作為處理國家關系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基礎,尊重各國人民的自由選擇,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雙方都主張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觀,擯棄冷戰思維,反對強化軍事集團,反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雙方都反對以“人權”為借口干涉他國內政;雙方強調要嚴格遵守1972年簽署的《反彈道導彈防御條約》,反對部署新的國家反彈道防御系統和地區反彈道防御系統;雙方都主張加強聯合國的作用,反對以其他任何組織取代聯合國的企圖等。
  2.在國際舞臺上,中俄不僅在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民族尊嚴和兩國在國際上的合法權益方面相互支持,而且就世界戰略問題、地區安全和合作以及迫切的國際問題進行積極對話和協作。在聯合國,中俄為提高聯合國的效率和行動能力,就裁軍、解決地區沖突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問題進行有效的合作。為了加強在國際領域的合作,中俄不僅在高層,而且在外交、軍事、公安、情報等部門建立了對話渠道和磋商機制。
    (五)高層領導會晤制度化、機制化
  中俄關系得以順利發展,這同兩國始終保持各個階層、各種渠道的經常對話直接有關,特別是領導人之間高層接觸和磋商對推動兩國關系的發展、 深化和加強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 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1992~1999年,兩國國家元首舉行了7次會晤,政府首腦舉行了6次會晤。中俄高層領導會晤制度化和機制化,這既是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重要內容,同時又是實踐和發展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重要保障。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定期會晤不僅有利于促進和鞏固兩個國家和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而且可以共同從長遠的戰略高度考慮和規劃兩國關系的發展問題。江澤民在談到兩國總理定期會晤制度時就曾說過:“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很好。可以著眼長遠統籌規劃,扎扎實實地推動雙邊合作,包括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項目。這符合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要求和方向。”(注:《江澤民會見切爾諾梅爾金》,《人民日報》1997年6月28日。)
    (六)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具有穩定性和長期性
  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期的方針。
  1.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具有穩定性和長期性,這主要是有賴于建立這種關系的兩國長期的國家利益決定的,而不是由暫時起作用的因素決定的,1997年11月,中俄兩國元首在莫斯科舉行第五次會晤,曾對過去兩國關系的發展進行了總結。江澤民主席說:“‘親仁善鄰,國之定也。’中俄世代的睦鄰友好不僅僅是兩國政治家的抉擇,也是兩國人民的共同心愿。”(注:《中俄關系將繼續全面向前推進》,《人民日報》1997年11月8日。)葉利欽總統說, 俄羅斯同中國睦鄰友好關系“具有長期的戰略性質,不受一時的政治因素的影響”。他還說,“兩國都在解決一項共同的任務——帶著強盛、繁榮和經過改革的經濟進入下一個世紀,為本國人民謀求美滿幸福的生活”(注:《加強俄中關系,開拓合作》,《人民日報》1997年11月8日。 )。目前和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中俄都在致力于國內的改革和發展。因此都需要和平與合作的國際環境,特別是穩定的周邊環境。中俄作為兩個相鄰的大國,除了建立和發展長期和穩定的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關系以外,沒有其他選擇。
  2.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具有長期穩定的性質,這包含兩層意思:其一,這種關系不是著眼于當前,而是著眼于21世紀,著眼于兩國人民的世代友好;其二,這種關系不受兩國國內和國際局勢的影響,也就是說,不因兩國國內局勢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而變化。目前,中俄兩國領導人都一再表示,將努力使兩國青年一代能夠繼續擴大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并使之世代相傳。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已經得到實踐的證明。過去8年, 俄羅斯國內政治變化多端,國際形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中俄關系的發展不僅沒有受到阻礙,而且順利地向前推進。
    (七)不結盟,不針對第三國
  不結盟和不針對任何第三國,這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另一個重要特點。
  1.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具有自我保護性質。中俄一再聲明,兩國在國際領域加強對話和磋商,決不意味著兩國結成反對第三國的聯盟。中俄在強調雙方戰略協作的不結盟性質的同時曾明確表示,反對強化作為冷戰工具的軍事聯盟。在科索沃戰爭期間,中俄兩國外長發表了這樣的聲明:“中俄雙方發展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基本目標是,致力于建立多極化和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維護世界的和平、穩定與安全,促進各國的共同發展。雙方重申,中俄無意結成針對第三國或國家集團的軍事政治聯盟,并反對當前在世界一些地區擴大和強化軍事聯盟的傾向(注:《中俄外長發表北京會晤聯合公報》,《人民日報》1999年6月3日。)。
  2.中俄發展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并不意味著兩國結成針對第三國的聯盟。這是由中俄各自的國家利益和對外政策的性質所決定的。中俄兩國一方面要堅定地維護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利益,另一方面為了給國內的改革和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都要實行全方位的對外政策,特別要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建立和平與合作的關系。先前,俄羅斯推行親西方的外交政策,力圖盡快加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當然不存在聯合中國反對西方的問題。后來,俄羅斯推行獨立自主的大國外交,所追求的目標并不是同西方對抗,而是要同西方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因此也不需要聯合中國反對西方。正如葉利欽總統所宣布的,“俄羅斯不打算同任何國際力量中心對抗,也不打算單方面依賴任何力量中心”。(注:俄羅斯聯邦總統致聯邦會議的咨文:《關于國家安全問題》,〔俄〕《獨立報》1996年6月14日。)中國早在80 年代初就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一政策明確規定,不同任何大國或大國集團結盟。中國對其他世界大國的政策原則還是像鄧小平所說的:“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3頁。)“誰也不怕”,就是說“不容許任何國家損害我國尊嚴和主權,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自己的苦果”,“反對霸權主義,爭取世界和平”。“誰也不得罪”,就是說“中國對外政策獨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結盟”,“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一切國家建立和發展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關系”。(注:《人民日報》評論員:《一定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論學習“悼詞”,繼承遺志》,《人民日報》1997年4月2日。)所以,對中國來說,不存在同俄羅斯結成反對西方聯盟的問題。總之,中俄結盟或聯合起來反對第三國,這既不符合各自的國家利益,也不符合冷戰后的時代潮流。中俄建立和發展戰略伙伴關系,并不影響它們發展同其他國家的關系,其中包括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系。
  當然,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還包含其他一些內容和特點,這里只是擇其主要之點而言。
  從上述各點可以看出,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核心是:兩國在相互信任和平等的基礎上,為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民族尊嚴以及在國際上應有的地位和正當利益,為促進世界多極化發展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新秩序而密切協作。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是“全方位”的,協作的范圍不僅包括雙邊關系,而且也包括地區和世界范圍內的問題;不僅涉及政治、經濟,而且也涉及外交和國際安全。
      二 中俄關系中的美國因素
  中國和俄羅斯作為歐亞大陸兩個最大的國家,它們的相互關系不僅受到各自國內因素的制約,而且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約,特別是受到在歐亞大陸有重大利益和重要影響的世界大國的制約。20世紀前半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影響中俄(蘇)關系的主要國家是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到現在,影響中俄關系的主要國家是美國。所以,在考察中俄關系及其發展前景時,還必須研究影響中俄關系的美國因素,研究中美關系、俄美關系以及中、俄、美“三角關系”。
    (一)簡要的歷史回顧
  為了更好地理解冷戰后美國因素對中俄關系的影響,有必要簡要地回顧一下冷戰期間美國因素對中蘇關系的影響。
  冷戰期間,美國因素對中蘇關系的影響大體上可以分三個不同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60年代后期;70~8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蘇聯同美國從戰時的盟友演變為爭奪的對手。整個冷戰的歷史基本上就是蘇美爭奪和對抗的歷史。這一歷史過程一直延續到90年代初蘇聯解體才真正結束。1945~1949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陷入內戰,處在“兩種命運決戰”的時期。這時,蘇聯和美國都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采取爭取和拉拢的方針,雙方都不愿意看到中國倒向對方一邊。蘇聯按照1945年初同美、英達成的有關中國問題的雅爾塔秘密協定,以支持國民黨政府在中國的統治為誘餌,換取國民黨政府簽訂了有利于蘇聯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后者為了換取蘇聯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一方面依靠美國打內戰,另一方面對蘇聯采取妥協的方針,同蘇聯建立結盟關系。美國一方面幫助蘇聯實現雅爾塔協定規定的在華利益,另一方面對中國采取扶蔣反共政策,企圖通過控制國民黨政府把它的勢力擴大到全中國,排擠蘇聯的在華勢力。所以說,在這一時期,美國對中蘇關系的影響是直接的和多方面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美國是這一時期中蘇關系的幕后導演。
  美國采取的扶蔣反共政策促使新中國采取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初,中蘇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兩國建立了軍事政治同盟關系。蘇聯和中國把美國看作共同威脅和共同敵人,這是兩國結盟的政治基礎。
  到50年代末,中蘇關系開始出現裂縫,其原因之一是同兩國對美國的態度有關。當時蘇聯企圖緩和同美國的關系,并要求中國對此進行配合,對美國做出讓步。中國領導人對此產生懷疑,担心蘇美又會像二戰結束時期那樣,聯合起來出賣中國的利益。由此引發了中蘇之間關于“和平共處”能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總路線”以及如何認識“帝國主義本性”的論戰。美國密切注視中蘇矛盾的發展,并隨時準備打入楔子。60年代末,中蘇在邊境地區發生武裝沖突,雙方走到了戰爭的邊緣。中國感到來自蘇聯的威脅超過來自美國的威脅。與此同時,陷入越南戰爭的美國也感到來自蘇聯的威脅大大超過來自中國的威脅。于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了中美接近,聯合反對蘇聯的戰略三角關系。
  1982年中蘇關系從對抗走向緩和,這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美國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上臺前后,中美摩擦增多,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矛盾突出了。蘇聯看到這種情況,主動提出改善中蘇關系的倡議。中國出于改革開放和開展全方位外交以及在國際戰略中爭取更多的回旋余地的需要,對蘇聯的倡議作出了積極的反應。從此,中蘇關系開始向正常化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中美的“準同盟”關系逐漸淡化。
  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在整個冷戰期間,中蘇關系的變化,無論是結盟,還是對抗,還是從對抗走向正常化,美國都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二)美國因素和中俄戰略伙伴關系的形成
  蘇聯解體以后,中蘇關系過渡為中俄關系。如前所述,1992~1996年,中俄關系連續上三個臺階,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如同中蘇關系一樣,中俄關系的演變,后面都有美國的背景。
  冷戰的結束使中、俄、美三國關系的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蘇聯解體使中美失去了戰略聯合的基礎。中國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下降。1989年在北京發生“六·四”政治風波后,美國對中國實行制裁,利用“人權”問題干涉中國的內政,并且增加對臺灣的武器銷售,損害中國的主權。中美關系降到了自7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
  蘇聯解體使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消失。美國為了防止共產黨東山再起,全力支持俄羅斯的“民主派”按照西方模式進行激進的改革。俄羅斯“民主派”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充滿幻想。為了早日加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建立“從溫哥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歐洲—大西洋大家庭”,爭取西方對俄羅斯實行“馬歇爾計劃”式的援助,實行對西方“一邊倒”的對外政策。1992年4月, 俄羅斯外交部長安·科濟列夫在談到俄羅斯對外政策的重點時說:“顯而易見,俄羅斯應當步入發展最活躍的民主國家行列,以便在這些國家中占有歷史以及地理給予我們確定的應有位置。我們的鄰國有美國(通過白令海峽)、日本、西歐各國。我們同這類國家完全不存在任何不能克服的分歧和利益沖突,但卻存在著同他們建立友好關系和將來建立同盟關系的各種可能性。……第二個重點在許多方面同第一個重點相吻合,是同我們的周邊國家建立睦鄰關系。這還是美國、日本、西歐、東歐,當然還有獨聯體。……這個鄰國也許是南朝鮮”(注:《科濟列夫說:聯盟給我們留下了一筆糟糕的遺產》,〔俄〕《獨立報》1992年4月 11日。)。可見,在當時俄羅斯的對外政策重點中,并沒有中國的位置。
  但是,俄羅斯在國際上處處追隨美國,國內按照國際貨幣組織和美國專家的腳本推行的激進改革,給自己造成了嚴重后果。美國不尊重俄羅斯的利益,以及處處以“惟一超級大國”自居的“帝國表現”,引起了俄羅斯當局的不滿。俄羅斯領導人開始意識到,向西方一邊倒的政策是不可取的,只有在東西方之間保持平衡,才符合俄羅斯的國家利益。1992年10月27日,葉利欽總統指出,俄羅斯對外政策中有“許多錯誤和失誤”,其中就有,“在發展同西方關系的同時,沒有堅持不懈地開展對東方國家的工作”(注:俄羅斯聯邦外交部:《外交通報特刊》1993年第1期。)。1992年12月, 葉利欽總統訪華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實現的。俄羅斯作為蘇聯的繼承國和中國的最大鄰國,要同中國建立和發展睦鄰友好關系,正好迎合了中國的需要。中國同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建立的睦鄰友好關系,無疑有利于擺脫由于美國的反華政策給她所造成的孤立處境。
  葉利欽總統第一次訪華時,由于這一時期俄美之間的蜜月還沒有結束,所以中俄領導人這次會晤及其發表的《聯合聲明》沒有涉及國際問題。但是,到了1994年1月,葉利欽總統致信江澤民主席, 建議把兩國關系提升到“建設性伙伴關系”的水平。中俄“無論在雙邊關系中,還是在區域和國際方面都結成建設性的伙伴關系”(注:《中俄兩國外長舉行會談》,《人民日報》1994年1月28日。)。 葉利欽總統的建議得到中方的積極響應。9月,江澤民主席訪俄,舉行中俄第二次首腦會晤。同1992年第一次會晤不同,這次兩國元首在會談中以及中俄簽署的“聯合公報”中明確指出,兩國要“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包括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強調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建立對立的政治、軍事、經濟集團”(注:《中俄聯合聲明》,載《跨世紀的戰略選擇》一書,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無須諱言,這里所說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就是指美國及其推行的政策;“軍事政治集團”就是指正在準備擴大的北約和準備加強的美日同盟。
  中俄關系發展到在國際問題上進行磋商和合作,這同國際形勢特別是俄美關系和中美關系的變化有關。無論對中美關系來說,還是對俄美關系來說,1993和1994年都是重要的時期。在這期間,俄美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這主要表現在北約東擴和獨聯體一體化問題上。1993年上半年,北約在美國的倡議下,正式表示吸收東歐國家加入北約。俄羅斯意識到這是企圖“把俄羅斯趕出歐洲”,并將對俄羅斯的安全構成威脅。1994年底,北約不顧俄羅斯的反對,制定了東歐國家加入北約的時間表。在原蘇聯地區,美國極力阻止獨聯體的一體化進程,公開反對俄羅斯在獨聯體享有“特權”,警告俄羅斯不要在自己的邊界以外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與此同時加大對其他獨聯體國家特別是同俄羅斯矛盾較大的國家的支持。在這期間,俄美在波黑等國際問題上也出現摩擦。在貿易和技術出口方面,美國繼續實行岐視政策,引起俄羅斯的不滿。所以,盡管這一時期,俄羅斯國內特別是遠東地區圍繞“移民”和邊界問題掀起一小股反華浪潮,但是,葉利欽總統還是決定把同中國的關系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并在國際問題上尋求同中國的合作。俄羅斯學者當時這樣評價中俄關系的發展:“中國的意義以及同中國發展睦鄰關系的意義對俄羅斯的未來是不容置疑的。俄羅斯不得不在必須失去對西方的幻想和很有可能同美國的競爭更加激烈的情況下,同這樣一個中國打交道。”(注:E.扎涅金:《王牌》,〔俄〕《真理報》1994年第22期。)
  中國對俄羅斯的建議做出一拍即合的反應,這是因為中美關系繼續在低谷中徘徊。1993~1994年,盡管中美恢復了各個領域的對話,經濟貿易關系在不斷發展,但是兩國在“人權”和臺灣問題上,矛盾依然非常尖銳。在中國人看來,美國繼續對中國推行“西化和分化”政策。如果說,1989~1992年,美國指望中國會發生像蘇聯那樣的劇變,那么到1994年,隨著中國社會和政治的穩定以及經濟的蓬勃發展,美國輿論界則大肆宣傳起“中國威脅論”了。
  1995~1996年,俄羅斯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從美國獲得大量經濟援助和同美國建立真正的“戰略伙伴關系”在很大程度是幻想。美國一方面努力支持俄羅斯的市場改革和“民主”進程,另一方面,越來越明確地把俄羅斯視為潛在的威脅,企圖通過擴大北約加以遏制。對中國,美國一方面宣布對中國實行“全面接觸”政策,另一方面又把中國視為潛在的威脅,企圖通過加強美日同盟加以遏制,并通過在臺灣問題上作梗,阻撓中國統一,防止中國強大。這在客觀上就把俄羅斯和中國推入相似的戰略境地。在這期間,中美關系和亞太地區的安全形勢都出現了對中國不利的因素。1995年5月, 克林頓政府允許臺灣“總統”李登輝以私人身分訪美。中國對此做強烈反應,于1996年3 月在臺灣海峽舉行導彈演習。美國則派遣航空母艦到臺灣海峽附近示威,向中國施壓,使中美關系滑到了危機的邊緣。此外,美國在此期間,加緊同日本磋商修改和加強兩國安全條約,企圖把美日同盟變成亞太地區安全體系的軸心,這不能不引起中國的警惕和反對。1995年3月22日, 江澤民主席會見來訪的俄羅斯外長時明確指出:“中俄兩國都是大國,在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方面,負有重大責任,也存在共同利益。”(注:《人民日報》1995年3月3日。)葉利欽總統也認為,“俄中兩個大國對世界命運肩負著特殊的責任,兩國都反對強權政治、反對一國將其意志強加于別國”(注:《葉利欽高度評價俄中高級會晤》,《人民日報》1996年4月26日。)。在這種背景下,1996年4月中俄決定把兩國關系提升到“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水平,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1997年,中、俄、美、日等大國之間的相互關系通過舉行一系列最高級會晤,得到了積極的發展,使人們對大國能夠順應冷戰后的時代潮流,在平等和信任、照顧各方利益的基礎上發展它們的相互關系產生了希望。但是,到了1999年春夏,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斯拉夫聯盟的空襲以及北約“新戰略”的出臺,使大國關系特別是中國、俄羅斯與美國的關系發生了大倒退,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斯拉夫聯盟的空襲,轟炸中國大使館,這在俄羅斯和中國引起了全國性的反美浪潮。在俄羅斯,許多人提出,難道不可以設想,有那么一天它們會以車臣或獨聯體其他什么地方問題為借口,也像現在對待南斯拉夫那樣對待俄羅斯嗎?在中國,許多人提出,難道不可以設想,有那么一天它們會以臺灣問題為借口,也像現在對待南斯拉夫那樣對待中國嗎?科索沃戰爭給中美關系和俄美關系蒙上了濃重的陰影,使中俄兩國進一步靠近了。
    (三)新時期的中俄美“三角關系”
  從上面的介紹中可以看出,冷戰結束以后到1994年以前,當俄羅斯熱衷于同美國建立“全面戰略合作關系”的時候,確實不存在中俄美戰略“三角關系”。但是,自1994年以來,隨著俄美矛盾的發展和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建立,中俄美戰略“三角關系”開始顯現。正如俄羅斯學者阿·伊凡諾夫所說,“即使蘇聯這個超級大國從國際舞臺上消失了,中美俄三角關系對全世界力量對比的影響依然沒有消失。”(注:〔俄〕阿·伊凡諾夫:《向東退卻》,《新時代》1996年4月26日。)
  在全球和地緣政治方面,俄美之間存在一些深刻的、看來在短時間內也難以克服的矛盾,這就是:其一,俄羅斯主張世界是多極的,而美國則竭力建立在它領導下的“單極世界”;其二,在歐洲安全方面,俄羅斯主張建立由歐洲各國共同參與的全歐安全體系,而美國則主張由它為首的北約來主宰;其三,在戰略核力量方面,俄羅斯力求大體上保持冷戰期間蘇美之間形成的平衡,美國則力圖打破現有的平衡,攫取單方面的優勢;其四,在原蘇聯地區,俄羅斯力求實現同其他獨聯體國家的重新一體化,而美國為了防止蘇聯和俄羅斯帝國的復活,則竭力阻止和破壞獨聯體國家的一體化進程。
  冷戰結束以后,中美關系盡管不斷有所改善,1997年雙方還宣布努力建立“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系”,但是,兩國間的基本矛盾根深蒂固,今后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克服。這些矛盾主要是:其一,中國決心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美國則不斷以“人權”和“民主”為借口,干涉中國內政。在中國人看來,美國的做法是企圖逼使中國走蘇聯解體的老路,至少是在中國制造不穩定。其二,臺灣問題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在中國看來,臺灣當局之所以長期拒絕同大陸談判和平統一問題,是因為后面有美國人的支持。中國力圖使臺灣早日回歸,實現祖國統一大業,而美國則千方百計阻撓這一進程,把臺灣視為它在遠東“不沉的航空母艦”,并作為牽制中國,阻止中國強大的籌碼和手段。其三,在亞太地區安全方面,中國主張樹立新的安全觀,通過亞太國家的協商、對話和合作,化解矛盾,避免沖突,反對冷戰思維。但是,美國強化冷戰時期建立的美日同盟,又同日本聯合研制和部署戰區反導彈防御系統,聲稱這是對付北朝鮮的。然而,在中國人看來,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矛頭是對著中國的。當然,在“多極”和“單極”問題上,中美雙方也存在著矛盾。
  至于中俄關系,前而已做了詳細介紹。總的來說,鑒于兩國邊界問題基本解決,簽署了關于在邊境地區建立軍事信任和裁軍的協定,兩國在國際問題上的立場也相同或接近,兩國間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重大的政治問題。
  對俄羅斯來說,同中國建立良好關系無疑有重要的戰略意義。1994年5月,時任俄羅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的阿·阿達米申就曾撰文說, “同歐洲、美國和亞洲這三個主要地區保持戰略上的平衡符合俄羅斯的利益。不管俄羅斯同西方的關系發生什么變化,同中國保持建設性的伙伴關系符合俄羅斯的利益。”(注:阿·阿達米申:《在對外政策上能取得一致嗎?》〔俄〕《莫斯科新聞》1994年5月8~15日,第5版。 )另一位當時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外長亞·帕諾夫直言不諱地說:“我們在東方的地位越鞏固,我們就能越有信心地和越有分量地在西方采取行動。”(注: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4年10月15日電。)毫無疑問,對中國來說,同俄羅斯建立和保持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關系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這可以使中國北部和西部長達7300多公里的邊界(注:中國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共同邊界長達7300公里。)保持和平和安寧,從而使中國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資源用于現代化建設以應付可能來自東部和南部的挑戰。
  應該指出,新時期的中俄美三角關系同70年代的中美蘇三角關系不同。那時中美聯合,共同對抗蘇聯。那種三角關系比較簡單,而現在的中俄美三角關系則錯綜復雜。就政治和安全問題而言,中俄在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方面,有共同利益和相同或相似的立場。但是,如果從經濟和科技文化關系方面來看,中美關系的發展規模大大超過中俄關系,俄美關系也在許多方面超過中俄關系。所以說,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既不同于50年代中蘇結成針對美國的同盟,也不同于70年代中美針對蘇聯的戰略合作。過去中美聯合反對蘇聯,中、美同蘇聯的關系是對抗性的。現在中美關系和俄美關系盡管存在嚴重矛盾,但是這種關系不是對抗性的關系,而是既有斗爭又有合作的關系。
  關于中俄發展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會不會發展成針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同盟問題,前面已談及很多。中俄兩國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國內的改革和發展,為此需要良好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同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發達國家建立和平與合作關系。俄羅斯新總統普京曾明確宣布:“我們的優先方向是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制定對外政策。事實上,應該承認,內部的目標高于外部的目標。……應該明白,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們的富裕程度以及我們的全部權利都取決于我們能否成功地解決自己的內部問題。”(注:弗·普京:《致俄羅斯選民的公開信》,〔俄〕《消息報》2000年2月5日。)。中俄都清楚,盡管兩國在經貿合作方面存在巨大的潛力,但是在引進資金和技術,實現國家現代化方面,現在彼此都不可能成為對方的最佳伙伴。因此,中俄兩國一方面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一方面又努力改善同美國的關系,俄羅斯力爭同美國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中國則努力同美國建立“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系”。再從美國方面來看,美國對中國和俄羅斯實行的是兩手政策。一方面通過“接觸”和支持,推動中俄向著它所設想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又準備對付15~20年后中俄可能會成美國的威脅。也就是說,美國目前還沒有把中國和俄羅斯當作敵人。既然如此,中俄也沒有客觀的必要結成反對美國的同盟,更何況中俄關系的發展還受到其他許多因素的制約。
      結論
  1.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本質上是既不結盟,也不對抗,而是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關系。可以說。20世紀90年代是兩國關系史中的最好時期之一。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既排除了意識形態因素,也排除了冷戰思維。從這個意義上說,中俄關系的發展水平超過了中美關系和俄美關系的發展水平。
  2.中俄關系得以順利發展是同兩國最高領導人特別是兩國元首江澤民主席和葉利欽總統的關注和積極推動密不可分的。兩位國家元首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倡導者和推動者。葉利欽盡管已于1999年12月31日宣布辭去總統職務,但是他在發展對華關系方面所做的業績是有目共睹的。葉利欽在發展對華關系方面,至少有以下三點值得稱頌:第一,當俄羅斯還在推行向西方一邊倒的對外政策,熱衷于加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時,在俄羅斯領導人中,葉利欽最早提出把對華關系列入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優先方面”。第二,在中俄關系出現問題和困難時,例如,當親西方勢力和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圍繞邊界、“移民”等問題,掀起反華逆流,散布“中國威脅論”時,葉利欽總是能夠不顧困難和阻力,堅定地把中俄關系推向前進。第三,如前所述,1992~1996年,中俄關系連續上三個臺階,即從“友好國家”發展為“建設性伙伴關系,然后又上升為“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要知道,“建設性伙伴關系”和“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都是葉利欽首倡的。當然,葉利欽作為俄羅斯最高領導人,他在發展對華關系時,追求的還是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但是,不可否認,中俄關系得以順利發展,是同葉利欽個人的貢獻分不開的。
  3.過去8年,中俄關系發展順利,但是這不是說, 兩國關系不存在問題和挑戰。例如,如果兩國經濟貿易關系長期處于落后狀態,將會嚴重影響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基礎。此外,由于兩國曾經有過相當長時間的不愉快的歷史,因此互不信任的種子難免還存在于某些勢力中,特別是在俄羅斯國內。
  4.冷戰結束以后,大國關系進入深刻的調整時期。這個時期看來還遠沒有結束。前面談到的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以及中俄美三角關系,都是這個調整時期出現的現象。同冷戰時期不同的是,除中俄關系以外,現在的大國關系盡管起伏不定,但是,總的來看,現在的大國關系具有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既相互防范又相互制約的特點。任何一個大國都不把另外一個大國視作公開的敵人,與其對抗,而只是視作潛在的對手,加以防范。各大國都還在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力圖使自己在大國關系中能夠左右逢源,處于最有利的地位。
  5.目前存在著兩種相反的力量,制約著大國關系的調整:一種力量是冷戰思維和冷戰工具的加強,另一種力量是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發展。第一種力量把大國關系向后拉動,第二種力量把大國關系向前推進。最近幾年,第一種力量的作用發揮得相當充分,從而對中、俄、美相互關系形成很大的沖擊。相比之下,第二種力的作用尚未充分地顯示出來。毫無疑問,第二種力量比第一種力量更強大,會對國際關系產生更長遠和更深刻作用。因此,對大國關系的發展,對世界的前途,有理由持樂觀點態度。
  
  
  
東歐中亞研究京3~14D6中國外交李靜杰20002000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核心是:兩國在相互信任和平等的基礎上,為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民族尊嚴以及在國際上應有的地位和正當利益,為促進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密切協作。中俄關系得以順利發展同兩國最高領導人的積極倡導和推動密不可分。在推動中俄關系發展方面,葉利欽是有功的。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形成有美國的背景。美國是影響中俄關系的最重要外部因素。現在確實存在一個中、俄、美“三角關系”,但是不同于冷戰時期的中、美、蘇“三角關系”。俄羅斯/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美國因素李靜杰,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歐中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郵編:100007 作者:東歐中亞研究京3~14D6中國外交李靜杰20002000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核心是:兩國在相互信任和平等的基礎上,為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民族尊嚴以及在國際上應有的地位和正當利益,為促進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密切協作。中俄關系得以順利發展同兩國最高領導人的積極倡導和推動密不可分。在推動中俄關系發展方面,葉利欽是有功的。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形成有美國的背景。美國是影響中俄關系的最重要外部因素。現在確實存在一個中、俄、美“三角關系”,但是不同于冷戰時期的中、美、蘇“三角關系”。俄羅斯/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美國因素
2013-09-10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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