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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基本內涵
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基本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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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廣大青少年進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教育,大力弘揚我們民族優良的道德傳統,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即是中國歷史上文化遺產中的精華。它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內容豐富,浩若煙海。大致地來看,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基本內容可以粗略地概括、梳理為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一是熱愛祖國,不屈不撓反對外敵侵略,維護祖國統一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我們中國人感受最深,最引以自豪的傳統美德。自古以來,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就深深地眷戀、熱愛和衛護著養育自己的祖國母親。每當祖國面臨內憂外患的嚴重關頭,就會象三元里人民、義和團英烈們和東北抗日聯軍將士們那樣,象屈原、文天祥、林則徐、吉鴻昌等民族英雄和先烈們那樣,為保衛祖國,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前赴后繼,浴血奮斗。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千百年來已經形成了一種牢固的道德傳統,鍛造了一顆鋼鐵般堅強的“中國心”,鑄就了一種為世界震服的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它以一種特有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崇高的使命感、深切的責任感、無比的感召力、強大的凝聚力和深厚的內動力,團結和動員著一代又一代的炎黃子孫,忠于祖國,報效祖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必須繼續和發揚這種愛國主義傳統美德,使之成為實現和維護祖國統一,振興中華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二是以民族、社會利益為重的高度責任感和無私奉獻精神。同愛國主義傳統美德相一致,中國道德史上早已形成了對民族、社會高度負責并以民族、社會利益為重和為先的無私獻身精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等名句,膾炙人口,家喻戶曉,千百年來激勵著有志之士和廣大人民為中華民族的進步奉獻著自己的才智和力量。不僅如此,許多志士仁人還從對民族負責的高度,強調社會的進步和社會風氣的轉變,應當成為每一個公民的責任。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原意中,就包含著這樣的意思。他在《日知錄》卷十三《正始》中是這樣說的:“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辯?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他是說,社會道德嚴重敗壞的“亡天下”不同于“亡國”,要想保住國家,就必須先保住天下。而保天下則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在我們今天的環境中,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負”的含義作這樣的理解和倡導,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是“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整體精神。中國的傳統道德,從《詩經》中提出“夙夜在公”,《書經·周官》提出“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賈誼的《治安策》提出“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等,都強調著一種“公忠”的道德原則和為國、為公的整體精神。正是從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才出現了追求“廓然大公”的高尚境界的道德要求和憂國憂民的道德意識。如“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蘇洵)。“位卑不敢忘憂國”(陸游)。“常思奮不顧身,而殉國家之急”(司馬遷)。等等。也正是從國家、整體利益的原則出發,在個人對他人、對社會、對群體的關系上,中國傳統道德強調“舍己從人”(《尚書·大禹謨》)、“先人而后己”(《禮記·坊記》)。當義與利相矛盾時,強調“義以為上”、“先義后利”、“見得思義”、“見利思義”,反對“見利忘義”,主張“義然后取”。這里所謂的“利”,主要是指個人的私利;“義”,一般來說主要是指堅持整體利益和反對自私自利的道德原則。從東西方道德傳統的對比來看,強調個人服從國家和社會的整體精神,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和優點。
  四是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自強不息,艱苦創業的奮斗精神。中國人歷來重視立志與奮斗。一旦立下鴻鵠大志,便要勤勞奮發。無論何等艱難困苦,也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鍥而不舍地奮斗。這種憤發志氣,自強不息,艱苦奮斗的精神,也是一種傳統美德。《周易·乾》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語句。荀子在《勸學》中說:“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而且按照中國的傳統,刻苦磨煉應該是一種自覺精神。如孟子所說:“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佛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1〕在中國歷史上,越王勾踐臥薪嘗膽; 祖逖劉琨聞雞起舞;更有司馬遷那樣許許多多自強不息、艱苦創業的優秀人才。我們要成就一番大事業,要完成空前宏偉的四化大業,更需要繼承和發揚前人這種自強不息、艱苦創業的傳統美德。
  五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和人格尊嚴。這一名句,千百年來已成為一切有志之士崇尚的做人標準和獨立人格精神,也因此而成為中華民族最典型的傳統美德之一。多少人正是在這一精神的引導下,無論在什么環境下都表現了堅貞不渝的民族氣節和高尚德操。“富貴不能淫”,即“出淤泥而不染”,正道直行,正直廉潔,剛正不阿的獨立人格。象范仲淹的不為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的道德境界;象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寧折不變,不事權貴的一身傲骨。“貧賤不能移”,窮不外偷,人窮志不短,這是中國人民歷來奉行的做人的標準和生活準則。無論處于多么窮苦艱難的境地,無論有多大的利益誘惑,有志的中國人決不做喪失人格、國格之事。“威武不能屈”,這在千千萬萬的民族英雄身上和近現代億萬中國人民抗擊外敵入侵,尤其是八年艱苦抗日的英雄業績中體現得非常突出。岳飛“以身許國,何事不敢為”的英雄氣慨;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風亮節,也都表現了中華民族的這種傳統美德。
  六是以儉為榮,勤儉持家,吃苦耐勞,艱苦樸素的優良品質。儉樸、勤勞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內容,是中國人民相當古老的道德信條。《尚書》中即記有“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的語句。據《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周公姬旦大力提倡節儉品德,反對驕奢淫佚。春秋戰國時期,崇尚儉德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尚。先秦的百家諸子都是提倡樸素節儉的。孔子說:“奢則不遜,儉則固。”〔2〕他對“禮”是非常重視的,但即使對于禮, 他也認為“與其奢也,寧儉。”〔3〕荀子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4〕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5〕他又說:“圣人去甚、去奢、去泰。”〔6〕“去奢”、“去泰”就是要儉。墨子尚儉比孔子更甚,按墨子的看法,儒家搞的禮、樂那一套,都不合節儉的要求。他提出“儉節則昌,淫佚則亡。”〔7 〕法家也是提倡節儉的。韓非子說:“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 ”〔8〕管仲則更多地強調應當去奢從儉,“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9〕所有這些都說明,崇尚節儉, 在先秦時期成為一種美德,傳遍華夏大地。后來的理學家程頤更明確地提出了“節儉樸素,人之美德。”甚至有不少人還把節儉視為涵育其他美德的教育手段。如諸葛亮提出“儉以養德”。〔10〕還有人說:“儉以養性”、“儉以養廉”等。同時,自古以來,我國民間就傳誦著許多勤儉持家的格言。如,“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居身務期儉樸,教子要有義務。”〔11〕“常將有日思無日,莫把無時當有時。”“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艱。”〔12〕等等。歷史上眾多的家訓、家教都把倡儉作為重要內容,這是我們民族的一大傳統。今天,雖然我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改善,但是在世界上,我們還是一個窮國。要實現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還必須繼承和發揚我們民族勤儉樸素的美德;如果從反腐倡廉,端正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意義來說,那就具有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了。
  七是提倡人倫價值,強調孝敬父母,扶老愛幼的道德義務。中國傳統在人倫關系中,強調每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從《尚書》中最早提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開始,到孟子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關系,再到《禮記·禮運》中所強調的“十義”,即所謂“父慈、子教、兄良、弟悌、夫義、婦貞、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等,都從各種不同的人與人的關系中,規定了社會中最基本的人倫要求。如果剔除這些人倫關系中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糟粕,就其中所強調的父子有親,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賦予符合時代要求的新的人倫價值涵義,對于維護社會主義的道德秩序和改善人倫關系,會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孝順父母”和“撫養子女”,是中華民族傳統人倫關系中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儒家尤其重視“孝”的意義。把它視為一切道德的根本和所有教化的出發點。在儒家看來,父子關系是社會中一種最基本的關系。所以認為,從一個人對待自己的父母的態度,即可推斷他對他人、對國家、對社會的態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相反,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父母都不盡“孝”,那他就不可能對他人盡“善”,對國家盡“忠”。當然我們今天提倡繼承孝敬父母的傳統美德同封建社會家長制下的愚忠愚孝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應賦予“孝”以新的意義,強調在人倫關系中把“孝敬父母”,“尊老愛幼”作為立德的一個重要方面,承担不同社會角色所應遵守的道德義務,這對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倡導養老、尊老、敬老等新的道德風尚無疑是有積極社會意義的。
  八是重禮儀,講禮貌的道德風尚。中國素以禮義之邦、文明古國著稱于世。孔子就非常重視“禮”,很早就談到仁、禮關系。他把傳統的禮建立在仁學的基礎上,賦予外在的某些強制的規范以一定的道德精神。他認為禮是仁的外在表現,沒有禮,仁也就要落空。孔子還提出“文質彬彬”。文就是指禮的方面,質就是指道德精神的方面,兩方面要相互配合。禮的規定不僅體現仁,而且反過來陶冶人的情操,培養人的道德精神。荀子更是把“禮”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他說:“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13〕儒家講“禮”,當然有其政治意義,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但無論如何,重禮儀,講禮貌,禮尚往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必須繼承和發揚這一優良傳統,并且應當制定一套必要的禮儀規范,從青少年的教育和基礎文明教育抓起,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文明水平。
  九是推崇仁愛原則,主張與人為善,人際和諧的為人態度。我們知道,孔子極力提倡“仁”,把它作為自己道德思想的核心,并第一個把“人”同“仁”聯系起來,把“仁”解釋為“愛人”——“仁者,愛人”。仁愛成為中國人處理人際關系的一種準則,成為為人處世的基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都是從“仁”出發的。正是在這樣的原則下,中國傳統的人際關系,總是強調人和精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人們把仁愛既當作一種最高的道德原則,又作為一種崇高的道德品質。“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善人者,人亦善之”(管仲)。只有從愛人、敬人、善人出發,才能達到彼此相愛的和諧關系。
  十是忠誠老實,恪守信義的處世原則。儒家推崇的仁、義、禮、信等道德規范,無疑是為維護封建秩序服務的。但它的合理的因素,在中國傳統道德中卻形成了許多不可否認的我們民族的美德。如在人們的交往和處世態度上,主張忠誠老實,寬宏大量,講求義氣,恪守信用等,就有不少應當肯定和倡導的道德成份。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14〕“與朋友交,言而有信。”〔15〕孟子也說:“朋友有信”;“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16〕他們甚至要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都是講的對人、對事、對朋友的忠誠與信義。近代孫中山先生,也特別倡導“信義”,他說:“講到信義,中國古代對于鄰國和對于朋友,都是講信義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什么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17〕即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的今天,講求信義的美德還是應當提倡的。另外,中國人的講信義,還表現在特別重視和珍惜朋友、知己,常常感嘆知音難覓。“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其一乎”(劉勰)。“鐘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漢書·司馬遷傳》)。等等。應該承認,消除封建性的因素,對友情的珍惜,對人、對朋友的忠誠、信用與義氣,不能不說也是一種美德。
  十一是助人為樂,成人之美,抱打不平,見義勇為的高尚品德。助人、利他的品質,實質上是儒家仁義和義利觀在又一側面的展開。這一傳統美德在廣大勞動人民和一些進步人士中有著充分的體現。鄰里之間,鄉親之間,親友之間,總是相互幫助,相互關照,扶老攜幼,并且以助人為樂,以助人為榮,歷來是中國人民的一種傳統和風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孔子)。也是人們樂于熱情助人的一種表現。許多人都以此為做人的原則。不僅如此,凡是有良知的中國人,即使路遇有人落難,也會挺身相救。若路見不平,則會抱打不平,甚至拔刀相助。見義勇為,本是一種傳統美德。但在今天一些自私自利的人眼里則不可思議。不是有人在討論大學生救老農犧牲生命是否有價值,出納員勇斗歹徒,以生命保護保險箱里的一千多元錢是否值得等問題嗎?社會上有些人甚至黨員干部,不是見死不救而心安理得嗎?這也從反面說明了倡導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意義所在。
  十二是重視修養踐履,追求完善人格的道德境界。中國的傳統道德非常重視道德修養,而且重視道德的主體能動作用,強調道德踐履。孔子提倡“克己”、“修己”。孟子提倡“養性”、“養身”。荀子注重“聞、見、知、行”,認為“圣人也者,人之所積也。”〔18〕直到宋代理學家們主張“尊德性”,明代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都特別強調道德的修養踐履功夫。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知善、行善,才能達到成賢、成圣的完善的理想人格。向往完善的理想人格,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這是中國優良道德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這種對完美人格和崇高道德境界的追求,又往往成為實現“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無私奉獻和愛國愛民的精神支柱。前面提到的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就是這種追求在人生價值觀中的體現。當然,要追求這種完善的人格和道德境界,對于一般人來說是很難達到的。然而,即是“雖不能至”,仍然要抱著“心向往之”的執著追求。正如孟子所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19〕“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20〕這種道德追求,在世界倫理道德史上的確是尤為突出的一大傳統美德。我們在道德修養中應當繼承這一傳統美德,不斷追求崇高的、完美的道德境界。
  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當然不僅限于上述幾個方面。中華民族浩瀚的文化淵源蘊藏著豐富的優秀傳統道德,千百年來眾多志士仁人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益行美德,是不可能在此總括成文的。這就需要我們做好進一步的發掘、收集、總結和研究工作,從教育青少年一代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現實需要出發,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注:
  〔1〕引自《孟子譯注》,第298頁
  〔2〕《論語·述而》。
  〔3〕《論語·八佾》。
  〔4〕《荀子·天論》。
  〔5〕《老子》第67條。
  〔6〕《老子》第29條。
  〔7〕《墨子·辭過》。
  〔8〕《韓非子·顯學》。
  〔9〕《管子·禁藏》。
  〔10〕《諸葛亮集》第28頁。
  〔11〕《朱伯廬治家格言》。
  〔12〕《增廣賢文》。
  〔13〕《荀子·修身》。
  〔14〕《論語·述而》。
  〔15〕《論語·學而》。
  〔16〕《孟子》。
  〔17〕《孫中山選集》下卷,第651頁。
  〔18〕《荀子·儒效》。
  〔19〕《孟子·盡心上》。
  〔20〕《孟子·告子上》。
            (作者單位:蘭州鐵道學院社科部)
                  (責任編輯:張玉斌)
  
  
  
蘭州學刊30-33B8倫理學劉義19961996 作者:蘭州學刊30-33B8倫理學劉義19961996
2013-09-10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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