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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兒童文學50年
中國兒童文學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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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8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623(1999)05—0044—08
      一
  1949~1999年,整整半個世紀,中國兒童文學跟隨著人民共和國建設步伐前進。面對千千萬萬“長在紅旗下”的少年兒童,兒童文學界一再討論它的教育性、兒童性。但是,兒童文學觀取決于兒童觀,而兒童觀能趨于正確,在于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
  眾所周知,偉大的中國是東方文明古國,56個民族兄弟般和睦共處在一個民族大家庭里,文化傳統源遠流長連綿不斷。但另一方面,歷史上封建制度延續兩千年,封建意識根深蒂固,造成各民族事務上的不平等很難消除。因此,是否能夠深刻地認識兒童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的問題,始終是影響中國兒童文學能否正常發展的重要問題。
  作為一個后進國家,中國兒童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是整個社會現代化的一部分。其發展的邏輯,有著不同于以美、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兒童文學現代化的特點。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化,主要不是自身文學現代性因素長期積累的一個自然結果,而是社會革命所引起的社會變動和外部現代化的強烈刺激的一種有意識的回應和選擇。現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現代化,中國兒童文學自覺地担當起了時代啟蒙和塑造民族性格的重任。事實上,新中國建立以來,無論是從舊時代走來的老一輩兒童文學作家,還是立志于兒童文學的年輕作者,都在一種改造思想、建立新的人生觀的時代氛圍中,以革命的、自信的文化心態,希望創立一種嶄新的社會主義的兒童文學。于是,新老作家都以絢麗的筆觸描寫解放了的新社會,歌頌中國共產黨、歌頌新中國、歌頌新的人和新的世界,如張天翼的兒童小說《羅文應的故事》、袁鷹的散文《丁丁游歷北京》、嚴文井的童話《蚯蚓和蜜蜂的故事》、秦兆陽的童話《小燕子萬里飛行記》等。從20年代以來就以描寫母愛、童心著稱的冰心也寫出了風雨困難壓不垮的《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和顯示新時代少先隊員心靈的《陶奇的暑期日記》等作品。而曾被魯迅先生譽為“給中國的童話開辟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葉圣陶,也寫出了異常清新浪漫的散文《一個少年的筆記里》和富于童情稚趣的兒歌《小小的船》、《金魚》等。新中國初創時期至50年代及60年代初的兒童文學小百花園里呈現出令人振奮的萬紫千紅的新氣象。革命勝利后人民的巨大熱情和對人民共和國未來展望的無比激情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契機。
  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化很快受到了新的時代條件的挑戰。首先,由于當時把世界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并提出“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和“一邊倒”的口號,就使中國兒童文學作家無條件地傾向于對蘇聯兒童文學的借鑒。一段時間里,中國兒童文學確像小弟弟般地跟著蘇聯兒童文學亦步亦趨。《把一切獻給黨》的作者吳運鐸被稱作中國的保爾·柯察金,袁靜的中篇兒童小說《小黑馬的故事》也與班臺萊耶夫的作品有許多相通之處;任溶溶的兒童詩如《爸爸的老師》、《你們說我爸爸是干什么的》中的取材、表現,也與馬爾夏克、馬雅可夫斯基十分相近。如果說,50年代的中國兒童文學是實施著一種無選擇余地的借鑒的話,60年代中國對蘇聯的失望,則導致了全面的閉關自守。像社會生活中的其它各領域一樣,中國兒童文學進入一個狂熱地主張自力更生的時期。一切外來的思想文化資源都在反帝、反修的浪潮聲中被當作洪水猛獸拒之門外。對外國兒童文學現代性的阻隔,同時也就導致了對本國兒童文學創造性的長期遏制。“文革”十年,兒童們除了跟大人一起看樣板戲,便是看革命兒童與階級敵人斗爭的故事。其次,對“文藝為工農兵”、“文藝為政治”口號的提倡,一方面要求兒童文學作家們同樣投身于火熱的革命斗爭,深入到工農大眾生活中去,因此有了許多描寫革命兒童與鄉村兒童的優秀作品,如劉真的兒童小說《我和小榮》、《長長的流水》,胡奇的《小馬槍》、《海防少年》,徐光耀的《小兵張嘎》,任大霖的《兩個小漁夫》,任大星的《雙簡獵槍》,蕭平的《海濱的孩子》,楊嘯的《小山子的故事》等。而當歷史要求作家們將這些具有現代性的兒童文學作品向更廣大的鄉村牧區小讀者推廣時,又必然地有兒童文學民族化問題的提出。因為我國少數民族多聚居于邊陲的鄉野草原。那里的兒童受教育的狀況普遍低下,因此,當兒童文學作家們繼續尋求現代化途徑時,不僅需要關注和拓展兒童文學的民族化,還需要開拓中國兒童文學大眾化的前途,也就需要從民族本土文化中汲取文學的養分。一段時間內,有不少以民族民間文學為素材作改編的兒童文學作品,如阮章競的童話詩《金色的海螺》,任德耀的童話劇《馬蘭花》,洪汛濤的童話《神筆馬良》。一些有成就的少數民族作家意識到時代賦予的使命,開始創作表現本民族兒童新生活新思想以反映民族新面貌的作品,如蒙古族敖德斯爾的兒童小說《小岡蘇赫》,彝族蘇曉星的《阿爹與蕎蕎》,布依族江農的《血染山茶寨》等。漢族作家們也細心地描寫自己所熟悉的少數民族兒童形象,并著意于表現民族團結的主題。如胡奇的反映藏族少年兒童生活和西藏地區偉大變革的短篇小說《小扎西》、中篇小說《五彩路》;季康的描寫瑤族孩子蒙帕的善良、聰明、會畫畫的天才以及進了農業學校想要改變家鄉落后面貌的“幻想”的小說《蒙帕在幻想》;孟左恭的敘述蒙古族兒童阿尤勒反抗王爺、管家的《草原的兒子》等等。正是這樣,50年代至60年代初,被稱為中國兒童文學的黃金時期。但,不能不看到,這時的中國兒童文學往往過多地為政治所左右,以致在題材選擇、手法運用等方面都受到一種無形的束縛。
  “文革”的發生和它所造成的結果,在全社會引起很深的震動,更引起中國兒童文學界深沉的反思。新時期兒童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思想的解放、觀念的變革。兒童文學作為社會思潮的生動具體的表現,十分活躍和突出,它因此能夠突破歷史模式,獲得新的創造力。與50年代至60年代前半葉的那個黃金時期相比,中國兒童文學已由長期以來的專一的政治視角,轉向開闊的社會視角;由對兒童文學的教化功能的要求,轉向多樣的審美功能的需要;突破了單一的創作方法的局限,出現了創作方法多元狀態的變化;那種直露的、直奔主題的創作方式被摒棄;隨著整個國家向外部世界開放,新時期兒童文學作家也從向外部世界張看而開始其艱難旅程。當然,長期捆綁后的邁步,尚無大的膽略和氣魄。劉心武在短篇小說《班主任》中雖然透露了這一代少年期盼與外部世界的溝通的愿望,卻只小心翼翼地停留在主張可以坦率地閱讀在西方文學中其實并無什么地位的小說《牛虻》;雖然透露了變革的愿望,也只是謹小慎微地通過對一個很平面的少年人物形象——謝惠敏的出乎當時一般人意料之外的否定來達到。但由于我們長期視西方文學為資本主義文學而把優秀的西方文學作品也一律拒之于門外的緣故。正如劉心武同志在《近十年中國文學的若干特征》一文中所說:“它卻使身處廢墟上的中國讀者感到振奮,因為它樸素地呼出了‘外國也有好的東西’和‘改變一下我們原有的思維方式’的共同心愿。”這“改變一下我們原有的思維方式”其實就包含著對現代意識再一次的殷切呼喚,而“外國也有好的東西”則隱含了對外國兒童文學觀念、表達方式等方面的肯定。初期的肯定雖然是小心謹慎的,但國門一旦打開,這種肯定必然順乎潮流地衍變為對外國兒童文學的更大范圍的借鑒。短短幾年里,人們不僅在梅子涵的短篇小說《走在路上》和《藍鳥》中看到了西方意識流和荒誕派作品的影子,而且在同一作者的小說《我們的浪漫故事和老郁》和張之路的小說《暗號》中捕捉到了“黑色幽默”的氣氛;不僅在彭學軍的《染屋》、曹文軒的《古堡》、劉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中找到與西方象征主義小說之間的某種聯系,而且可以在班馬、金逸銘等人的作品中找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影響的痕跡。80年代以后,中國兒童文學對外開放是全面的。人們感受到一種寬容、開放的現代氣息和現代精神降臨于中國兒童文學領域。有意思的是,新時期兒童文學作家更多地表現出對兩次世界大戰前后發展起來的各種現代派手法的獨特青睞,使它們在短短時間內在中國兒童文學園地里花開花落了一番。
  簡單地回顧建國50年中國兒童文學自身發展與借鑒外來文化的歷程,不難看出,中國兒童文學對現代化的追求,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獨的兒童文學問題,它始終追隨著中國社會現代化的腳步并受其影響。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借鑒的重心,由只向著蘇聯到向全世界全面開放的轉化,正好與中國社會現代化由追求蘇聯模式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商品經濟社會的軌跡相吻合。仔細觀察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包括冰心、葉圣陶、陳伯吹等前輩在內的兒童文學作家之所以將自己的目光傾注于蘇聯兒童文學,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如蘇聯作家阿·托爾斯泰所說的,蘇聯兒童文學注重“發展兒童的幻想”,因為“沒有關于人類的幸福的幻想,我們的革命是不可能的”;注重“加強兒童對祖國的熱愛”、“培養和發展我們民族的一切特點”、“幫助我們的兒童成長為有自豪心的、有文化的強健的人”(蘇聯《文學藝術報》1943年2月27日), 這正是我們當時的需要。新時期兒童文學作家特別鐘情于西方現代派文藝的種種手法,理論的基礎也在于認為現代化必然伴隨著現代派。80年代初期,徐遲的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就題為《現代化與現代派》。雖然不是專談兒童文學的現代化,但文中所論及文學的現代化與經濟的、政治的現代化的關系,論及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事實上不能獨立于整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當整個社會現代化誤入歧途時,文學的現代化也必然遭受挫折等等,當然是包括中國兒童文學在內的。
  與兒童文學的現代化不同,50年來中國兒童文學的民族化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一直沒有建立起一個較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從實踐上說,兒童文學現代化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兒童文學民族化的過程。兒童文學作家們在對外全方位開放的同時即進行著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揚棄。這里所說的民族化,包括廣義和狹義兩個范疇。廣義的,是就中華民族整體而言,對外國兒童文學采取以“我”為主的“拿來主義”;狹義的,是指我國各民族兒童文學之間的交流、交融,這二者常常是疊合的。如土家族蔡測海短篇小說《孩子和割草的人》寫孩子的心靈和老人的心思,寫孩子的純真和老人的純樸,寫孩子的追求和老人的追想。那無名無姓的敘述,那有問有答的描寫,那一老一小的映襯,都十分空靈,顯然是借鑒了西方現代派藝術手法,但是,從作家所描繪的地域氛圍和老人的生活和感情中,又顯示著一種別無替代的民族性。而在祖孫隔代人的情感交流中,新生活的氣息又撲面而來,時代精神又滲透其中。作品富有詩意,又具有某種象征的意義。藏族意西澤仁的《瞧,那兒還有兩朵花》中,在廣袤、松軟,長滿了各色野花的美麗的草原上,已經八歲、會放牧、會帶妹妹、會獨自進城賣牛奶、會叫出草原上各種花朵的名字的藏族小姑娘德茜與她的妹妹、五歲的央茜,遇到了一群從縣城來的戴著紅領巾的小學生。面對那個胖胖的調皮的藏族男生洛爾布的一副兇相,德茜冷冷地擺出了不可侵犯的姿態,另一個穿綠毛衣的少先隊中隊長,總是笑瞇瞇的漢族女孩李蘋,對她倆卻是那么友好,她勸德茜讀書,回答德茜提出的問題,讓她的同學來聽德茜講草原上各種花,因而縮短了小學生們與沒上學的小姑娘之間的距離。作品從思想和藝術的完美統一中呈現出民族精神、時代精神、兒童精神的渾然一體。作家對蒙太奇手法的運用、開頭兩個藏族小姑娘的亮相和結尾時寫藏族小姐妹的對話也都簡潔明快,雖是從外民族文學中“拿來”,確是恰到好處。可見,每一次對外國、外民族兒童文學借鑒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將外國、外民族兒童文學民族化的過程。進一步提出兒童文學的民族化,事實上也應當以兒童文學的現代化為前提和基礎。它所要求的,是以更為獨立的、以“我”為主的姿態實現兒童文學的現代化。由此回顧50年來中國兒童文學作家所走過的路是不無趣味的。50年代初,老一輩兒童文學作家或從解放區的鄉村進入城市(如袁靜),或由其它工作轉入專業(如陳伯吹),或自國外返回祖國(如冰心)。新起的作家如上海的任大霖、張秋生,北京的葛翠琳、王路遙,山東的邱勛,湖南的謝璞,浙江的沈虎根,遼寧的吳夢起等等,他們不論是哪個民族的作家,同外國、外民族兒童文學的關系恰好走過了一條由近而遠再由遠而近的軌跡。而50~60年代新時期,正好都是新中國兒童文學成就較大的時期。換言之,20世紀后半葉的中國兒童文學50年,正是現代化和民族交互的時期,兒童文學創作上的成就因此最大。顯然,要想使中國兒童文學屹立于世界現代兒童文學之林,必須在東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沖突與交匯中,甄別、選擇、揚棄、吸收,以達到廣采博取,揚長避短的境地。
      二
  20世紀行將過去,本世紀后50年的中國兒童文學也將成為歷史。回顧過去的歷史,縱觀目前的狀況,可以肯定,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化和民族化,在走過了曲曲折折的路程之后,已有相當的水平。總體上說,新時期兒童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程度已超過本世紀的任何一個時期。具體表現在:
  第一,從兒童文學的外部環境來說,新時期兒童文學發展到目前已進入一個真正的創作自由的時期。開明、開放的現代精神和現代意識已成為兒童文學的主旋律,這既是人們對本世紀后半葉中國兒童文學進行反思的一個結果,也是國家進入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一個必然。
  第二,與開明、開放的時代精神氣氛相適應,從80年代中期開始,兒童文學觀念和兒童文學創作都呈現出了令人驚喜和振奮的新氣象。對題材和體裁的各種各樣的選擇擺在作家面前。無可框定的審美意識和由此呈現的多樣化的創作風格炫人眼目。并且,因少數民族作家更深入地表現本民族兒童生活、反映本民族一代代新人民族心理素質的提高,而有了“民族兒童文學”的新名目;又因讀者對象年齡階段不同而被劃分為幼年文學、童年文學、少年文學。更由于嬰兒文學也受到關注,使兒童文學內部的豐富多彩的競妍爭輝常常突破了以往的理論范疇的局限。許多人數很少的民族作家走進兒童文學作家的行列以及中小學文學社團、青少年作者的涌現,都是中國兒童文學現代化、民族化的標志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作者創作的長篇小說在兒童少年中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強烈反響,如郁秀的《花季·雨季》、張天天的《真心英雄》,都再版多次。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評獎已把兒童文學獎正式列入。
  第三,從兒童文學主題的開拓和形式的探索方面說,當前的中國兒童文學也已經達到相當的深度和廣度。中國兒童文學走上現代化軌道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個人的發現。即不僅使作家從無形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更要使少年兒童從“左”的思想框架和“統一”的閱讀模式中解脫出來。使人的文學傳統復歸于中國兒童文學,并充滿了新的時代精神。對兒童天性與兒童地位的肯定,對兒童個性發展與社會規范的富有現代意識的重新思考,對兒童人格和獨立精神的尊重和理解,使中國兒童文學對人的主題的開拓進入了一個新的層面。在兒童文學形式和藝術技巧的探索方面,由于新時期兒童文學作家吸收了“五四”以來兒童文學的有益傳統,吸納了國內各民族兒童文學的鮮明特色,又吸取了海峽彼岸及外國兒童文學的成功經驗,不僅兒童文學中固有的樣式如童話、兒童小說、寓言、故事等更為豐富多樣,還有兒童詩歌的振興、兒童散文的繁榮、兒童報告文學的崛起、兒童科學文藝的飛躍、兒童影視文學的后來居上。近年來優秀的兒童長篇小說有許多部,如秦文君的《男生賈里》、董宏猷的《十四歲的森林》、黃蓓佳的《我愿做個好孩子》、曹文軒的《草房子》等。兒童詩歌則以其飽滿的生活激情、爛漫的兒童意趣和多變的格律音韻和因敘事、抒情的不同或長或短、或齊整或錯落的多樣化的排列形式而受到廣大兒童讀者的歡迎。清新美妙的新兒歌和高亢、昂揚的朗誦詩更因其良好的啟蒙功能和強烈的鼓舞作用而具有廣泛性。兒童科學文藝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獨特的藝術價值,兒童影視文學的深遠的美學意義,更是非語言可以形容。這些均說明新時期堪稱中國兒童文學50年總體藝術水平最高的時期。
  我們給新時期兒童文學特別是近10年的兒童文學以相當高的評價,并不意味著中國兒童文學可以裹足不前了。事實上,就整體而言,中國兒童文學仍處于現代化的初級階段。尊重兒童、確立兒童的獨立地位等現代意識誠然已占領了中國兒童文學作家的思維空間,但50年代、60年代初作家們曾給予猛烈抨擊的封建意識和極端個人主義思想也常常借各種名義進入兒童文學領域。兒童文學觀念和兒童文學創作的多元化誠然已成為中國兒童文學作家的共識,但過重地強調開掘生活底蘊的深刻和反映社會現實的復雜也常常會忽略了兒童的天性,忽視了兒童文學的特性。此外,目前中國兒童文學的總體藝術水平誠然已超過以往的50、60年代和進入新時期的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但迄今為止還沒有葉圣陶、冰心這樣的大師級作家出現,也少有《稻草人》、《寄小讀者》及被稱作“冰心體”的小詩這樣的經得起時間檢驗的重量級作品出現,這既與時代所提供的兒童文學創作的自由度極不相稱,也與大數量作品的紛紛問世形成較大的反差。所有這些,都將嚴峻地擺在即將進入21世紀的中國兒童文學面前。有哪些嚴峻的問題呢?
    (一)迎接市場經濟的挑戰,還是畏縮屈服?
  市場經濟的興起,給中國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帶來了更大的自由度,也給中國兒童文學作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擾。更大的自由度特別是外在的自由是顯而易見的,毋須多說。前所未有的困擾卻引起了人們浮躁的創作心態。“有錢能使鬼推磨”固然是一種夸大,但是,商海的潮漲潮落可以動搖“默默為兒童”的決心,書市的行情也可以影響作家們創作的價值取向。在老、中、青三代兒童文學作家中都有人在經濟的誘惑面前放棄了自己創作的自由。市場經濟時代的創作自由更多地體現為作家的心態是否自由。作家的心態不自由,其創作就有可能跟著市場的風向盲目地轉。前兩年,幾乎每一種兒童報刊都在搞“卡通”,都在講地球人與外星人的“戰斗”,而調查表明,中國廣大農村牧區的兒童更愿意看形象逼真的連環畫,更希望讀到反映他們的生活和心靈和作品。又一陣,因為年輕的父母們看好“世界名著”,許多出版社都盯住了這個“熱點”,有人就撇開著名翻譯家們精心譯出、精心審校的版本,重新“制作”,重新“組合”或稱“套書”,或叫“叢書”,把功夫下在“包裝”上。雖然,名著的大量出版也有其一定的價值,但不能不看到,粗糙的翻譯和粗劣的編校會給兒童帶來不良的影響,它們在商業上的成功遠遠大于對文學現代化的成功。這也就意味著,今后一切有志于為中國兒童文學現代化做出貢獻的作家,不僅得像兒童文學前輩鄭振鐸、葉圣陶那樣,堅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而且得像冰心那樣,全身心投入。她在《〈寄小讀者〉四版自序》中所說:“……我就以我的靈肉來探索人生……這書中有幼稚的歡樂,也有天真的眼淚!”是一種怎樣高尚的創作境界!市場經濟時代的任何一個兒童文學作家,如果不首先進入這樣一種境地,就很難回應時代對作家提出的要求。
    (二)是做真正的兒童文學作家,還是做以兒童文學為敲門磚的作家?
  人們對目前中國兒童文學的一個普遍感覺是兒童文學大家和兒童文學精品的匱乏。從兒童文學報刊和作家作品的數量看,新時期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可這種繁榮之下也隱伏著深刻的危機。目前,全國各地有不少剛從童年、少年走出,對當代兒童少年的內心有較深理解、與他們心心相通,并有著良好的藝術感覺的年輕作家。他們寫出了不同樣式的、受到兒童們喜愛的作品,可他們往往由于缺乏堅實的生活根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而缺乏一種大家之氣。新時期兒童文學也出現過一批較有時代感的、可讀性較高的中長篇小說,可不少小說也往往缺乏那種大家之作所具有的沉甸甸的思想蘊涵和獨具匠心的形式創構。有些看來很有發展潛力的兒童文學作家又常常在創作了一兩部較有影響的作品之后便轉入成人文學。有些看來很有抱負并潛心于兒童文學創作的作家也往往難以超越自己。這就使整個新時期兒童文學始終處于一種不斷有新人新作出現、不斷有獲獎作品推出,并常常在首都的大型研討會后引起一定范圍的關注和轟動,卻少有流傳廣泛、效應持久、令小讀者愛不釋手、難以忘懷的杰作和始終關心廣大兒童少年命運,并給他們留下很深印象的兒童文學大家。怎樣看待這一現象?怎樣評價新時期兒童文學中涌現的優秀作家、作品?我想,除了從兒童文學作家自身的內因來反省之外,一些看似與兒童文學作家關系不很緊密的外因,也是絕對不能忽視的。如我國現行教育制度的局限(升重點學校、應具有某項特長等愿望的驅使,使兒童少年很少有時間廣泛閱讀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我國當前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教育實施等方面的明顯差距(最多數的兒童少年生活在經濟、教育都相對落后的農村牧區)等等都會影響到兒童文學的普及面。比如在新時期最早傳達兒童心聲,作品中洋溢著濃厚的民主、平等氣息卻又富奇思異想的鄭淵潔的童話;最善于在幻想中反映社會現實生活,創作中滲透了濃烈的人性、民情色彩而又妙趣橫生的周銳的童話;最鐘情于描寫當代少男少女的心靈天地,構思中充滿了濃郁的快樂、輕松氣氛,竟又極深刻凝重的秦文君的小說;最先提出國民性格的塑造,刻畫中洇浸著濃重的象征、哲理意味,恰又是活潑動人的曹文軒的小說,都是新時期中屬上乘的兒童文學作家作品。但與中外兒童文學名著如冰心兒童散文、安徒生童話、凡爾納科幻小說等相比,這些作品的覆蓋面還遠遠不如。就是與我國如今還健在的前輩兒童文學作家如嚴文井、郭風相比,影響也不及。為什么?固然不能不看到作家生活積累、思想學養、文學才華等綜合實力間的差異,也必定要看到外部條件所造成的、非今日的兒童文學作家自身能改變的客觀的社會機制和習慣勢力的限制。相信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隨著國家和民族振興大業的逐步實現,隨著兒童教育事業的高度發展,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會擁有更大量的讀者群。優秀的兒童文學的作家也會更自覺地認識到自身的局限和創作的局限并能積極地做出調整。要成為兒童文學大家,深邃的思想、銳利的目光、淵博的知識、豐富的生活、美妙的童心,缺一不可。永遠躍動著的童心,更是任何一位優秀兒童文學作家必須具有的。
    (三)是只須有兒童生活體驗,還是須體驗兒童生活?
  認識到目前兒童文學創作的局限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有越來越多的兒童文學作家重新意識到生活與創作之間的緊密聯系。作為對于將兒童文學當作教育工具特別是又把這一觀念置于一定的政治背景中的逆反,新時期兒童文學創作曾一度出現疏遠現實生活的傾向。直面兒童命運的作品少了,向逝去的歷史和遙遠的夢幻尋求兒童文學題材的作品不少。有一些作品甚至流于因襲他人創作模式,或換湯不換藥,或新瓶裝舊酒,或沉溺于技巧的探秘并以此來遮掩兒童生活體驗的缺乏。但這不過是在糾正一種創作傾向時因用力過大而偏到另一邊,以致將兒童文學創作引入誤區。從80年代中期,秦文君的《少女羅薇》、曹文軒的《第十一根紅布條》、張之路的《靜靜的石竹花》等一批描述當代兒童少年的小說問世以后,中國兒童文學作家再一次將自己的目光轉移到兒童的現實生活中,秦文君在《男生賈里全傳》自序中提出,兒童文學應從“追求深刻厚重”而“走向豐富多樣”,因而,也同時借鑒西方現代主義多種流派在藝術表現上的長處。90年代紛至沓來的諸如董宏猷小說《一百個中國孩子的夢》、莊大偉童話《古怪城里的對抗賽》、范偉軍的散文集《希望我們彼此懷念》、薛衛民抒情詩集《白玫瑰·三角帆》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在于試圖用少男少女的視角來觀察喧囂而騷動的、當代兒童正生活其中的社會生活,恢復那曾一時疏離的兒童文學與社會生活的密切聯系,強化兒童文學對兒童的心靈、情感和千萬兒童現實生存狀態的關注。一位兒童刊物的老主編為一位自幼生活在農村的作家所寫的小說集作序時說,這方泥土給了他多維的營養,又賜予了他無限的情思。這就是他創作的源泉,也是他成功的基因。再次闡述兒童文學作家創作與生活的重要聯系。目前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兒童文學作家的生活積累和對生活的體驗更有其獨特與獨到處,即在對生活的體驗時必定得保持著天真的童心,必定得目中有兒童、心中有兒童。而這,不是提醒一下就能解決問題的。此外,在強調作家體驗生活的同時,更有必要強調兒童文學作家對當代兒童生活的體驗,體驗了兒童、少年的人生再來寫作品和為了寫作品再去體驗那童年、少年的人生大不一樣。有兒童生活的體驗與體驗兒童的生活,二者的內涵是不相同的,前者是指兒童文學作家長期深入兒童生活所獲得的經驗和體悟,是創作主體對兒童生活的獨特介入、思索和擁抱,后者則指兒童文學作家深入兒童生活的一種實踐。二者相輔相成。而作家具備深厚的生活根底和生活體驗,正是繁榮發展兒童文學的首要條件。也是出兒童文學大家的重要基礎。中國兒童文學50年歷程最生動地證實了這個最淺近而又最深刻的道理。試想,中華各民族兒童文學作家如果不扎根于本民族的生活土壤,如果不理解本民族兒童的情感,又怎樣談得上與國內外其他民族兒童文學的交流,又怎樣能實現兒童文學的民族化與現代化?
    (四)追隨永恒:永遠地強調和重視兒童文學作家整體素質的提高
  一代代兒童文學作家的自身素質,永遠是提高兒童文學品位、質量的先決條件。沒有一流的作家,哪有一流的作品?而只有具備了高素質的作家,才能理解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并加以承揚;也才可能吸取外國、外民族文化中的精華,加以借鑒。然后,才能為今日的兒童讀者提供創造性的兒童文學作品,才能不斷地將兒童文學現代化和民族化引向深入。
  20世紀余下的時間已很短暫,在這短暫的時間里,中國兒童文學似乎已不能掀起更大的波瀾,也難以出現大師級的兒童文學大家。但時代已將歷史的選擇推到了中國兒童文學作家面前,提前做好心理上的準備和選擇,必將有助于中國兒童文學在21世紀少走彎路而再創輝煌。
內蒙古師大學報:哲社版呼和浩特44~5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錦貽20002000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問題,始終是影響兒童文學能否正常發展的重要問題。50年代及60年代初,革命勝利后的巨大熱情和對未來展望的無比激情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契機,同時也拓展了兒童文學民族化的途徑。新時期中國兒童文學在對外開放的同時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揚棄、現代化與民族化的交互,從而使中國兒童文學成績輝煌。兒童文學現代化/兒童文學民族化/現代意識/本土文化/借鑒/揚棄  moderniz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nationalization ofchildren's literature/ modern consciousness/ native culture/draw lessons from the past/  develop what is useful anddiscard what is notREVIEW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PAST 50 YEARS  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Sciences 010010  ZHANG Jin-yi  (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Sciences 010010)In China,  the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of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a question that affectsnorm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1950s andearly 60s, the great enthusiasm and the bright prospect of the future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marked animportant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widened the road to itsnationalization.In the new era, Chinese chidren's literature, owing  to the opening-up policy, deeply rooted in itsnational   cultural soil, developing what is useful  anddiscarding   what is not, and with mutual infiltrat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is going through anotherperiod of glory.張錦貽,內蒙古社科院,人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張錦貽(1935~),女,浙江省杭州市人,內蒙古社科院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兒童文學委員會副主任。 作者:內蒙古師大學報:哲社版呼和浩特44~5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錦貽20002000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問題,始終是影響兒童文學能否正常發展的重要問題。50年代及60年代初,革命勝利后的巨大熱情和對未來展望的無比激情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契機,同時也拓展了兒童文學民族化的途徑。新時期中國兒童文學在對外開放的同時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揚棄、現代化與民族化的交互,從而使中國兒童文學成績輝煌。兒童文學現代化/兒童文學民族化/現代意識/本土文化/借鑒/揚棄  moderniz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nationalization ofchildren's literature/ modern consciousness/ native culture/draw lessons from the past/  develop what is useful anddiscard what is not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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