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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口述史學漫談
中國口述史學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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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述史學義界
  人類原始發展期間,有一項重大的創舉,那就是利用語言。幾萬年以來,語言已成為人類文明重要的工具和標志。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傳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們口述流傳而來的。我們今天能夠知道有盤古開天地,有所謂燧人氏、有巢氏、庖犧氏、神農氏等老祖宗的事跡,也有宙斯眾神和諾亞方舟等傳說,正是多少代人口述流傳下來的。由口述流傳到有文字,文字又再寫到紙上,這是一個很長很長的過程。到今天雖已經進步到有多種專為信息用的工具,例如電腦,但一直還沒有人愚蠢地提出要取消語言。人們的嘴巴依然還是人類基本的信息傳遞工具之一。
  口述傳說(Oral tradition)各種知識,似乎象一種無形的口述制度,在從古到今的中國及世界許多國家中,一直有十分興旺的活力。我們很容易在各地民眾的習俗技藝和生活方式中,發現大量口傳方式和口述專用內容,真是世傳不輟,蔚為奇觀。這既與各民族的文化基礎有關,亦與口述傳說實際上在執行教育和合法性灌輸任務的特點有關。中國古人曾經留下許多格言,這里抄錄幾條為鑒: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詩經·小雅》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經·大雅》
  “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春秋谷梁傳》
  “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聽人以言,樂于鐘鼓琴瑟。”《荀子·非相》
  這種傳統的口述傳說方式和效果,是很難用行政手段來制度化的。只是越是不夠發達的民族,文盲越多的國家,其口述傳說越多。這種情況對于研究者來說,反倒是機會,他們更容易使用科學手段,深入口述環境,以取得將可能永遠消逝的史料。
  不過,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并不是口述傳說,因為它更偏向文學了。本文討論的是口述史學(Oral history),是屬于歷史學范疇。筆者作如下義界:口述史學又稱作口碑史學或口頭史學,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史學,從形態上與文字史學并列,在實質上與文字為主的史學一致。口述史料是指通過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錄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錄音為依據。以口述史料為主編寫成的歷史為口述史。
  筆者的基本看法是:口述歷史是受訪者與歷史工作者合作的產物,利用人類特有的語言,利用科技設備,雙方合作談話的錄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與文字史料相等,可以歸入檔案類別。將原錄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經研究加工,可以寫成各種口述歷史專著。判斷口述史書可以用兩個標準:一是要有原始錄音,以供核對;二是要符合史學的基本原則,排除幻想亂編的內容。口述史有如下五個特點:
  (一)口述能夠糾正文字的偏見,生動形象,特別適用于表述人類生活中各種基本聯系。口述的心理效果是遠勝于呆板的文字的;文字組成的一句話并不能夠反映其中語氣的深淺份量。當然口述史并不是要取代文字史,它們各有其適用度,它們可以互相補充和糾正。
  (二)口述史重視的是重現歷史,而不是解釋歷史。重現歷史是現代歷史學界的主流工作,尤其在假冒偽劣“歷史商品”太多的時候。
  (三)口述史所運用的口述史學方法,是一種獨特的方法。不能象傳統史學那樣僅在書房中翻舊書就可以研究了。口述方法是要田野作業和書齋作業相結合的,并且有一套國際通用規范程序。
  (四)口述史工作計劃可以多樣化,不論以人物為中心,還是以主題為中心,皆可以事前設計安排。
  (五)口述史是一種可取的學術方式,可以對某些學術界上層壟斷提出挑戰,因為普通的受訪者和訪問者都可以成為歷史角色。也就是說,人民群眾的歷史性和歷史的群眾性,都可以通過口述史來表述。而不再是停留在某些政治家的口頭上。
  有一位英國學者托什(J·Tosh)寫道:“口述史的主要意義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實的歷史或作為社會團體政治意圖的表達手段,而在于它證明了人們的歷史意識是怎樣形成的。……人們的歷史意識就象一個戰場,在這里,互相競爭的思想體系和權威的正當與否可能受到考驗。”[①]還有湯普森先生對口述史的見解是:“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把歷史恢復成普通人的歷史,并使歷史密切與現實相聯系。口述史憑著人們記憶里豐富得驚人的經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描述時代根本變革的工具。”[②]這種見解很值得中國的歷史工作者借鑒。
   二、中國史學界的傳統方法之不足
  中國歷史學傳統悠久,自從司馬遷憤而著《史記》,左丘明盲而作《左傳》以來,形成紀傳和編年兩大寫史系列,千余年間寫出了世界上豐富的史籍群之一。所謂史家四德——史德、史學、史識、史才,絕不是憑空總結出來的,并且都是建筑在史料基礎上。古史中就有大量口述史料,例如因司馬遷在《史記》中廣泛使用,才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的介紹,有劉邦、項羽各自評價秦始皇的話語,等等,使得極其生動翔實的史書流傳至今。又如更早的《論語》,正是口述語錄體,典型的“君子動口不動手”的產物。我們不妨說,在中國古代的史學界中,口述方法是長期受用的;自然在西方古代史學中,口述方法也是受用的。到了清代,乾嘉學派因政治壓力而被迫致力于考據學,長年累月鉆故紙,使得史學脫離現實,不單扼殺了新史學方法的探索,結果就連老祖宗原先所擅長的口述史方法也棄之不用,似乎是“口說無憑”。這真是遺憾至今,正如顧頡剛先生所說:
  “凡是沒有史料(文字史料)做基礎的歷史,當然只得收容許多傳說。這種傳說有真的,也有假的;會自由流行,也會自由改變。改變的緣故,有無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國的歷史,就結集于這樣的交互錯綜的狀態之中。你說它是假的吧,別人就會舉出真的來塞住你的嘴。你說它是某種主義家的宣傳吧,別人也會從這些話中找出不是宣傳的證據。你說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責備。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們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傳下來的太少了,不夠做比較的工作。所以,這是研究歷史者所不能不過又極不易過的一個難關。”[③]
  近代中國變革需要新史學,大興疑古之風,新學與舊學形成強烈沖突,其中也包括迫使新人在史學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尋新史料。梁啟超先生就曾以狂飆言論橫掃史學界,他寫道:“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吾人做新歷史而無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④]在他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將史料分類,有一類正是“傳述之口碑”。其解釋為:“采訪而得其口說,此即口碑性質之史料也。”[⑤]梁先生是針對中國傳統史學界的“四蔽二病”而言,它們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六、能因襲而不能創作。”[⑥]在本世紀初,這種言論自是有理也有力,但在理論上則不足,因為作為史學工作者,如果將這“四蔽二病”反過來,知道了原先不知的“有國家”、“有群體”等等;反對原先知道的“朝廷”、“個人”等等,中國史學的進步依然很難說,毛病依然存在。本世紀的中國史學實踐就是明證,恰如顧頡剛先生自述那樣:“我常說我們要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國故,人家也就稱許我用了科學方法而整理國故。倘使問我科學方法究竟怎樣,恐怕我實知的遠不及我所標榜的。”[⑦]此話中有他自謙之意,但也是他的實際感嘆。問題就出在普遍存在的理論與實踐的脫節上,空頭理論家的空話太多,而實踐者往往受制于“理論家”,實踐所產生的“真知”被自封的理論所禁錮。
  中國史學的問題,文學家魯迅也曾寫過:“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涂飾太厚,費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身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大擺史官的架子。”[⑧]而史學家翦伯贊則說得更明白:“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為歷代的統治者,都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好話說盡,壞事做完;但是有了瑣言一類的雜史,則民間言語,亦獲記錄,而此種民間言語,則最為可信。”[⑨]翦教授把政府文告和民間言語絕對地對立,這恐怕過分了一點,關鍵還是具體的真實性。所以筆者比較注意姜蘊剛教授的一段話:
  “古史固然是由于傳說得來,便是現代史乃至新聞材料,也都傳說的。司馬遷的最好史料是‘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淮陰侯列傳贊)等,固是傳說;而現在成都正在鬧米荒問題,米荒的真正的內容怎么樣,也多半是傳說的,因為政府堂堂皇皇的布告著說米荒是由于四川人民之囤積不售,而人民則又說是由于政府中人之收買操縱。兩者都由于傳說,所以甚為含混。要是將來有人作史而根據這些傳說,甚至以為實錄的無過于當日報紙登載的新聞消息,則就無法明了這段史跡了。……因此若真要明了真相,恐怕還是如何去采擇傳說了。傳說畢竟還是歷史的動力,歷史的存在還是依存于傳說。”[⑩]
  今天的時代向歷史學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求解決大量過去沒有探索過的問題;要求面對現實而追索過去根由;要求更充分地體現各種人群的特征;要求內容更翔實、更生動、更能從多方面說明或探索歷史因素;要求不單有固定的、死的史料,還應當尋找活的、可能不穩定的、但遠非死資料所能代替的史料;要求歷史學者不單會在書房中尋找書本里的言外之音,還應該會田野作業,以豐富的多學科知識作武裝,從書本以外搶救新史料;還要求歷史學者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作更密切的有機聯系,依靠現代科學工具,同時又抵制外界非學術性的利誘。等等。總之,社會和讀者都向歷史學者提出更科學、更迫切又更基本的要求。
  現實明擺著與要求的距離相當遠,中國史學相當部分落在歷史的后面太遠了。就以近年十分熱門的中國文化史研究來說,大家很容易就看到:介紹外國文化理論多;介紹中國傳統文化概念多,(并且多是在50年前就介紹過的概念);而實實在在描述中國文化實況的書則太少,在文化理論方面則還沒有達到50年前黃文山教授的水準。為什么一些淺薄的抄襲反能夠嘩眾取寵?原因之一,正是認真地收集第一手中國文化狀態,并能夠客觀地描述出來的基本工作很少人去做。人人都知道了解文化基本狀態的重要性,人人都希望別人去提供調查,但很少人想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大缺陷,自己去下決心在史學上搞田野作業罷了。
   三、口述史學的重要性
  時代對當代史學者提出新的迫切的要求,當代世界上許多歷史工作者早已注意到了,并且紛紛在各自領域內探索新方法。口述歷史方法就是其中一種經過驗證的好方法,并且早已有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美國,早在1938年,芮文斯(A·Nevins)教授就提出了創議并進行了研究,終于在1948年錄音機商品化并有了雄厚財力以后,展開了大規模的收集與研究。到70年代形成高峰,有研究和收集口述史料的機構300多個,有口述史協會(OHA),協會的刊物為《口述史評論》,協會還出版《口述史書目》以及大量口述史書,其中包括有關口述史學方法及理論的各種書籍,并保留和整理了大量涉及許多方面的口述史料。在歐洲各國也有相似的團體和成果,口述史學成為歷史學界承認的一門新分支。日本也有類似的成果,他們使用在民俗學、社會學、生活史、女性史、技藝史等方面特別多,以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的早期工作為代表,其代表作為《遠野物語》(明治42年)。70年代日本出版了許多口述史書,例如:《被差別部落的傳承和生活—信州的部落·古老聞書》,柴田道子著;《證言米騷動》,北日本新聞社編;《新編我的昭和史》;《三十五年目的被爆者》;《花崗事件的人們—中國人被強制的記錄》,野添憲治著;《聞書—丹波的庶民史》,奧谷松治著;《啊!野麥嶺—制絲女工哀史》,山本茂實著;《民眾的座》,思想的科學研究會編;《海女》,瀨川清子著;《生女的痛哭》,廣田知子著;《日本的放浪藝》,小澤昭一著;《我是盲女》,大山真人著;等等。另外在1993年9月3日的日本《每日新聞》報紙上,介紹了國會圖書館公開解密的10個人的錄音帶,其中有町野武馬大佐在1961年口述的“張作霖爆死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將在1963年口述的“盧溝橋事件”、藤山愛一郎在1981年講的“日中關系”等。由新加坡政府管理的新加坡口述歷史館,也工作幾十年了,其中有工作者20多人,訪問了1千多人,收藏有錄音帶1萬多盒,出版有《新加坡先驅人物口述歷史訪談目錄》(1984年)、《新加坡多元種族社會》(1989年)、《口述歷史手冊》(1988年)等。
  現代最早搞中國口述歷史的專家,是美籍華人唐德剛教授,他從1957年開始參加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的工作。他完成的《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等書,在全世界發行百萬冊以上。他對口述歷史的見解是:“所謂口述歷史并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寫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學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水;非學術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口述歷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無對證的,口述歷史可以慢慢談,慢慢問,可以加以補充改正,而其他歷史就不能如此。”[①①]這是他的經驗之談,可惜不能作為定義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教授領導時,接受了胡適先生和唐教授的建議,擬定了一個口述歷史的訪問計劃,“其目的在廣泛搜集當代人物的有關史料,為民國史留一忠實而深入的紀錄,并備將來之研究”。[①②]此計劃從1959年12月開始執行,至1972年9月,由沈云龍先生負責,訪問過70余位重要人物,一般每人談話幾十次,皆錄音和整理成記錄稿。此事成為該研究所當時一項重要工作,整理稿則從1982年開始,以《口述歷史叢書》形式發表,到目前已有30多本出版。該所于1984年1月26日又成立口述歷史組,繼續新的訪問工作,累計受訪者已達160人以上。他們還在1989年10月出版不定期雜志《口述歷史》,企圖成為“中國口述史學”的公開園地。他們的近況由于聯系中斷,難以詳述。總之,在臺灣的口述史學,由于近代史所的牽頭而得以形成和發展,他們一般采用美國式工作程序,以重要人物為訪問重點,已經積累了30多年工作經驗,收集到大量錄音及記錄稿。相比之下,我們內地雖有了一些零星的口述歷史整理,但尚無系統的工作計劃和措施;雖有了一些熱心的口述工作者,但缺少一個牽頭的學術機構來安排;而更主要的是口述史工作經費匱乏。(據說在美國,整理完成一盒錄音帶的平均費用是100至500美元)
  開發口述史學,是對死資料研究的一種互補。口述史料的重要性決不在文獻檔案以下,而且是檔案中的一種。當前更因欠缺過多,而形成“搶救”活史料問題!回憶60年代初始,全國政協周恩來主席呼吁老人們寫下自己親歷、親見、親聞之事情,遂產生大量回憶錄,以《文史資料選輯》名稱發表了100余部。限于當時情況,絕大多數回憶錄的書寫過程,沒有歷史工作者參加,而且主題內容有限定。到現在,了解20世紀前半葉中國的老人多已風燭殘年,此時不“搶”,更待何時?筆者就經歷過,兩天前的約會,因老人去世而作罷。而且,許多老人愿意把經歷介紹給年青一代,其中不少人是不愿意動筆而愿意講述。那么,只有依靠科技設備和訪問者合作,才可能獲得活史料。還要注意一點,現在有一些創作者,以老人為居奇可用的材料,編創一些像歷史的小說體傳記。例如茅以升院士在1985年告訴筆者:現在有一本寫他的書,書中的茅以升講了不少他自己沒有講過的話。本來口述文學在中國是相當發達的,但它與口述史學范疇不同,歷史的真假在史學中是不容混淆的,假得再合理也不能夠算是真的。
  總之,中國口述史學的展開和研究,已經急迫地提到日程上了。我們應該承担時代的責任,不能再假裝視而不見,更不能等待外國人來代替我們完成此項任務。
  筆者采用口述歷史方法已經十幾年,在國內走訪過80歲至100歲老人近200人,整理錄音,拍攝照片,經費自籌,設備是朋友贈送。今年完成一部口述史書:《早年留日者談日本》,起因是1993年筆者在日本客座研究時,深感中日間理解之困難。回國即向早年留日前輩18人請教,將其中14人的錄音整理出來成為此書。顯然,筆者的訪問計劃與前述臺灣近史所的計劃有一點較大的不同,即不是以人物生平為中心,而是以研究主題為中心,請不同的人來談同一個有意義的主題。筆者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是經費嚴重短缺而逼出來的辦法,不過這辦法頗有特色,很適用。
   四、口述史學的基本方法
  口述史學的方法是一種生動的綜合方法。對于每一位有志者來說,需要在基本訓練和認識觀念方面進行綜合培訓;在準備、進行、整理、著書等各個階段,需要掌握不同的條件與因素,以對應不同的難點;尤其在與受訪者進行錄音談話時,文化修養和聰明的頭腦會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得到驚人的效果;還有,對工具的運用也有多種技巧。可以說,當你決定嘗試用口述方法時,你已經開始沖破傳統方法的拘束,已經在進行嚴肅的分析和勇敢的探索,值得在筆記中記下來了。筆者曾經聽某人說過:“中國口述歷史還沒有提到日程上。”這是一種遁詞,是懶漢的時間表。筆者也曾經見人寫過,說是搞口述史學的人,要具備五大條件:(1)基本的史學素養。(2)足夠的近代史知識。(3)寫真傳神的大手筆。(4)繡花針的細密功夫。(5)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這幾條可是夠嚇人的,筆者要是在做這項工作之前看見,恐怕就會不敢干口述歷史工作了。倒是如果將時間先后反過來看,即通過搞口述史,在這五方面都會有長足進步,我是愿意自我作證的。
  口述歷史工作者除了有明確的思想性以外,還要運用復雜又細致的組織技巧。組織者—訪問者—受訪者—研究者,要從眾多因素的配合中爭取得到最佳收獲,絕非容易成功之事情。組織者必須能夠判斷口述史主題和訪問范圍,還要進行籌集資金及管理工作。例如一個有意義的、有可讀性的、可操作性的主題,也并不是一想就來的。組織者在主題范圍內,要安排對訪問對象的了解和制訂訪問計劃,還需要申請和控制適度經費,約集訪問者,配備設備,對訪問的事前訓練,訪問中的資料管理,對錄音的文字加工等一系列工作,組織者都必須照料到,任何一個環節出差錯,都會嚴重影響工作進程,其中包括對知識產權的法律安排;訪問者需要熱情又實在,有訓練的頭腦及配備現代工具,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要準備吃苦頭;受訪者一般年齡偏大,事情較多,干擾因素也偏多,所以應該做好談話的精神準備。又由于受訪者回顧經歷時,往往會受到事后經歷的影響,使原來事情增加了變形的色彩。因此,當受訪者與之談話時,訪問者警惕不要被動陷入受訪者的變形觀念中,但也不能夠與受訪者形成語言上的大沖突,這無疑是對訪問者的更高要求,因為他是談話的主導者;整理者及研究者在訪問結束之后,利用寶貴的錄音和相片,配合文字史料及遺物,將錄音的聲音提煉升華成口述文字稿,這是一種藝術性的工作,要將重復多余的言語刪去,要處理好談話中的矛盾不妥處,要處理好談話與文字史料間不一致的地方,既要保留受訪者談話特色,又要文字通順;最后寫成文字稿形式的口述史料,再經受訪者審查簽名同意,就可以為研究者使用或者編輯公開發表。以上各個環節,如果沒有“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和合適的方法,恐怕是難以成功的。這些相關人士如想完滿成功,最重要的是密切合作和嚴格的工作程序,因為調動不同資歷的老人為一個訪問主題而向你“口吐真言”,這本身就說明工作的難度和樂趣,其間很大程度是依靠訪問者的準備和現場的表現。
   五、中國口述史學目前的困難
  經過70年代國際上口述史學的發展高峰后,目前國際口述史學是進入軌道的平靜,他們抱怨的是錄音太多,多到了難以整理出其中有用的部分。
  筆者在1989年曾著文:“中國口述史學芻議”,[①③]呼吁將中國口述史學安排進國家研究計劃中,并希望至少有一個學術機構出面來承担。但是很遺憾沒有得到回應。1995年筆者又寫了兩個申請報告,也是如石沉大海。
  國內學術界中一些人對口述史學各有各的看法,有興趣盡管談,象彭衛、孟慶順、沈固朝等先生都發表過言論,關心中國口述史學發展的可行性,還提出不少方案,涉及社會史、生活史、婦女史、心理史、民族史、戲曲史等等方面。他們希望通過講述中國口述史的重要性來呼吁別人做此項工作,而筆者略有不同之處就在起而行,從幾個迫切的主題展開口述訪問工作。
  目前國內熱心的探索者太少,這恐怕與我們的學風有關系。學術界中坐而論道的學者頗多,評頭論足的也不少,深受門戶派別、官位職稱的干擾。要想認真嘗試田野作業與書齋作業相結合的實踐,用一用口述方法,尚非易事。因為只有歷史才永遠承認這種辛苦勞累的價值。
  其實很多人都明白,中國口述史學目前的關鍵困難,是缺乏經費。至于愿意進行中國口述史的朋友們,肯定都不會在沒找到經費前就去開展工作。但是,無論如何,都不要做昧良心的口述史。因為不管多少錢,都不能夠改變歷史的真實性。中國傳統有一種“刀筆吏”,總想把出錢人描繪成不食人間煙火的活神仙,只有大優點,頂多再附點小缺點。其實神仙沒血沒肉,在歷史上從沒生存過,誰要學習?口述史工作者的頭上是懸著真理之劍,責任重大,其成果是要對人類歷史負責的。
  ①見托什的文章:“口述的歷史”。譯文載《史學理論》1987年4期,P89。
  ②湯普森文章,轉引自沈固朝文:“與人民共寫歷史—西方口述史的發展及對我們的啟發。”載《史學理論》1995年2期,P103。
  ③見顧頡剛文:“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辯偽”。載《史學年報》2卷2期,1935年,P211。
  ④ ⑤見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一版,P148、P42—43。
  ⑥見梁啟超編著:《中國新史學》甲編“論中國之舊史學”文。公利活版所一次印刷,光緒年間,P3—6。
  ⑦見顧頡剛編:《古史辯》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P94。
  ⑧見魯迅著:《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四”。
  ⑨見翦伯贊著:《史料與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9月一版,P32。
  ⑩見姜蘊剛著:《歷史藝術論》。商務印書館,1943年7月一版,1944年12月再版,P4。
  ①①唐德剛文,載臺灣《傳記文學》45卷4期,1984年,P12。
  ①②見臺灣《口述歷史叢書》第一部上之“弁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82年。
  ①③拙文見《史學理論》1989年4期,P123—127。
   作者鐘少華,北京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100101)
   責任編輯:郭林*
  
  
  
學術研究廣州46-51K1歷史學鐘少華19971997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46-51K1歷史學鐘少華19971997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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