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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小說中的城市書寫及現代闡釋
中國古代小說中的城市書寫及現代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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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討論中國古代小說與城市關系的文章陸續出現。①城市如何通過成為故事敘事中的重要元素,從而影響小說的寫作,小說中有關城市書寫包含了怎樣的文化內涵,仍然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學術課題。
  基于此,本文所探討的中國古代小說中的城市書寫,不是一般性地研究小說中所描寫的有關城市的內容,而是特別關注作為空間性存在的城市與小說的內在關系,將城市作為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所指出的,具有多重空間性特征的物質與文化存在來加以認識和思考。②在這一認知下,研究古人生活于其間的城市空間與小說敘事之間的相互關系,探索具有時代特征的城市多重空間對于小說的深遠影響,并盡可能地給予現代的闡釋,便是本文的目的和出發點。
  一、城市地理空間在小說中的展示和聚焦
  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種空間的結構,只是尺度更巨大,需要用更長的時間過程去感知。③
  ——凱文·林奇
  城市空間,作為一種物質性存在,不僅會影響作家的小說寫作,而且由于城市的變遷,作為不同時代的作家,在再現其城市空間以獲得真實感和現場感的時候,其城市書寫也就必然受制于具體的城市地理空間,從而使其書寫具有特定歷史時期的城市空間特征。
  在中國古代小說中,有不少作品都對所描寫的城市從整體上進行了描繪。然而,由于小說家畢竟不是地理學家和城市學家,他們對于城市整體的宏觀把握,往往比較籠統,除了一些專門性的地理類筆記,如《東京夢華錄》等之外,多數小說只是把城市作為人物活動和故事發生的背景來予以處理。但即便如此,由于小說文體的特殊性,其對城市的描寫并不缺乏細節的真實性。例如在《任氏傳》這則著名的唐代傳奇中,許多重要情節描寫都與唐代都城長安真實的城市地理空間聯系在一起:
  唐天寶九年夏六月,崟與鄭子偕行于長安陌中,將會飲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
  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升平之北門……④
  唐代都城長安,原為隋代起建的新都大興城,先制定規劃,修筑城墻,開辟街道,逐漸筑成坊里,采用嚴格而整齊的坊制。宋程大昌撰《雍錄》卷3《唐朱雀門外坊里》:“京都四郭之內,縱橫皆十坊,大率當為百坊,而亦有一面不啻十坊者,故《六典》曰一百一十坊也。”⑤新昌里,坊名,在長安城市東面延興門旁。宣平,坊名,東面緊鄰新昌里。升平,坊名,為宣平坊南面的鄰坊。⑥可以看出,鄭子所走的線路是符合長安真實的地理空間的。將會飲于新昌里。至宣平坊之南,推托有事離開,鄭子乘驢而南,入升平坊北門,于道中偶遇任氏等三婦人,鄭子隨之,東至樂游園,于是在任氏家中發生了一段“一夜情”。按:樂游園即樂游原,為長安游覽勝地,其位置正在升平坊東面的升道坊內。鄭子所經過的四個坊恰好在空間位置上形成一個“器”字形,左上為宣平坊,左下為升平坊,右上為新昌坊,右下為升道坊。鄭子走的是一條逆時針的線路。這里,可以說城市地理空間的展開一絲不亂,達到了驚人的真實;而在這真實地理空間中所發生的故事,則是人與狐的“一夜情”。小說以真實的長安為故事情節的發生地,以真實的坊市名稱來反映城市空間,小說中的人物就在這些真實的坊市之間往來活動。而小說中一個比較關鍵的情節是:“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各系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這一情節也真實反映了唐代的城市制度:唐代長安每天入夜即在承天門(宮城正門)擊鼓,各坊里閉里門,街上禁止通行。到五更三籌,再擊鼓,坊、里門才開,恢復交通。宋程大昌撰《雍錄》卷3:“自朱雀門南即市井邑屋,各立坊巷,坊皆有垣有門。隨晝夜鼓聲以行啟閉。……啟閉有時,盜竊可防也。”⑦坊門關閉后,街上就斷絕行人,否則就是犯禁,或者叫做“犯夜”。法律規定“諸犯夜者笞二十。”⑧小說中這一反映城市制度的情節正可以文史互證。
  在唐傳奇中,以真實的坊市名稱來描寫長安是比較常見的。然而,在這些早期的小說中,對于長安的描繪也只停留在僅僅提及坊里名稱的水平上,直到宋元以后,情況才有所變化。例如小說中的北宋首都汴梁的描寫,就遠比唐傳奇中的長安來得豐滿充實。如在《三遂平妖傳》第一回中介紹北宋汴州:“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朝間,東京開封府汴州花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門;有三十六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樓。”⑨在《水滸傳》第七十二回中描寫東京:“果然好座東京去處!怎見得:州名汴水,府號開封。逶迤按吳楚之邦,延亙連齊魯之境。山河形勝,水陸要沖。禹畫為豫州,周封為鄭地。層迭臥牛之勢,按上界戊己中央;崔嵬伏虎之形,象周天二十八宿。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邊四季花。十萬里魚龍變化之鄉,四百座軍州輻輳之地。靄靄祥云籠紫閣,融融瑞氣照樓臺。”⑩
  這里,小說對于汴京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城市建筑的富麗堂皇等都有所涉及,但也是十分籠統的,就如同中國傳統繪畫中的寫意畫,不在精雕細刻其形,而重在寫出一種整體的精神、意態和氛圍。這種城市書寫特征,在古代小說中是十分普遍的。如《紅樓夢》開篇第一回寫蘇州:“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11)《醉醒石》第一回寫南京:“南京古稱金陵,又號秣陵,龍蟠虎踞,帝王一大都會……其壯麗繁華,為東南之冠,……及至明朝太祖皇帝,更恢拓區宇,建立宮殿,百府千衙,三衢九陌,奇技淫巧之物,衣冠禮樂之流,艷妓孌童,九流術士,無不云屯鱗集。真是說不盡的繁華,享不窮的快樂”。(12)《儒林外史》對于南京市面的繁華、人氣的旺盛更作了細膩傳神的描繪:“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湊集,金粉樓臺。城里一道河,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滿的時候,畫船簫鼓,晝夜不絕。城里城外,琳宮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時是四百八十寺;到而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來,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處。……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上足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帶燈籠。”(13)
  可以看出,我國古代小說對于城市空間的整體書寫,多數是比較籠統的,只有少數作品著墨較多,顯示了細膩寫實的特點,但即便如此,也是無法與西方小說對于巴黎、倫敦等城市的細致書寫相比的。(14)
  小說中真實的地理空間描寫,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往往以城市地標為主要對象,圍繞著能夠代表城市特征的地標性建筑展開故事情節。這樣,城市的地標常常作為故事場景而經常出現,并逐步演變沉淀為一種城市意象。曲江是唐人小說里經常提到的長安景點,農歷三月三上巳節游曲江是長安的一大習俗,是時曲江邊麗人如云,許多士人勝日尋芳,一些愛情傳奇由此展開。如溫庭筠《華州參軍》:“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欲早孤,無兄弟,罷官,于長安閑游。上巳日,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半立淺水之中,后簾徐褰,見摻手如玉,指畫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15)從而引發了一段浪漫的男女戀情。唐人以城市地標為愛情故事的場景,開創了一個傳統,引領了后代小說中的一系列城市意象,如汴梁之有金明池,杭州之有西湖,南京之有秦淮河,蘇州之有虎丘,揚州之有瘦西湖等。周城《宋東京考》卷10引《歸叟詩話》:“王荊公有詩云:‘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16)北宋東京城市地標以金明池最為著名,在話本小說中往往成為城市市民游賞的去處和市井男女艷遇的場所。如《鬧樊樓多情周勝仙》的入話:“從來天子建都之處,人杰地靈,自然名山勝水,湊著賞心樂事。如唐朝便有個曲江池,宋朝便有個金明池,都有四時美景,傾城士女王孫,佳人才子,往來游玩。天子也不時駕臨,與民同樂。”而小說中所敘故事就發生在“春末夏初,金明池游人賞玩作樂。耶范二郎因去游賞,見佳人才子如蟻。行到了茶坊里來,看見一個女孩兒,方年二九,生得花容月貌。這范二郎立地多時,細看那女子……那女子在茶坊里,四目相視,俱各有情。”(17)于是一段市井愛情故事由此展開。《志誠張主管》的故事同樣從“清明節候……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游玩。張小員外也出去游玩……”開始。(18)
  明清時代南京的城市地標之一就是秦淮河了。《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時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凄清委婉,動人心魄。兩邊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卷起湘簾,憑欄靜聽。所以燈船鼓聲一響,兩邊簾卷窗開,河房里焚的龍涎、沉、速,香霧一齊噴出來,和河里的月色煙光合成一片,望著如閬苑仙人,瑤宮仙女。”第四十一回:“轉眼長夏已過又是新秋,清風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滿城的人都叫了船,請了大和尚在船上懸掛佛像,鋪設經壇,從西水關起一路施食到進香河。……到晚,做的極精致的蓮花燈點起來浮在水面上。又有極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獄赦罪之說,超度這些孤魂升天。把一個南京秦淮河,變做西域天竺國。”(19)《儒林外史》中描寫的諸多人物和故事,都是和秦淮河相關聯或以秦淮河為背景,而小說對秦淮河描寫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又是以前有關城市地標描寫的小說所遠遠不及的,它反映了我國古代小說有關城市書寫的不斷進步和深化。
  上述小說中故事發生的具體場景,往往是一個城市中真實的地名,皆有文獻筆記材料可征,這就給人一種感覺,即小說家分明是要突出和強化故事時空的當代性和真實感,故而才刻意地表現出一種寫實或仿真的創作意向。小說的時代感和真實性的增強,能夠使同時代的讀者對于故事世界產生一種感同身受的幻覺,從而激發起閱讀的興趣。
  在小說中,反映城市地理空間的方式除了上述以真實城市空間為基礎的方式之外,還有大量的是以虛構的地理空間來展開敘事的。在虛擬的城市地理空間中,可以更自由地層開各種故事敘事;同時也有利于表現和建構理想性世界。《紅樓夢》所描寫的發生在京都賈府中的故事,便是在虛擬的城市地理空間展開的。在這樣的一個虛擬城市空間中,作者可以盡情施展筆墨,發揮豐富想象,演繹復雜曲折的故事,正如《紅樓夢》第一回卷首脂批所點明的: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著跡于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京為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也。”(20)《紅樓夢》故事的發生地似是在長安,小說第十五回寫王熙鳳弄權鐵檻寺,讓來旺兒找人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路程”可證。但小說中更多的是出現“都中”、“京中”、 “京都”、“神京”等字樣,是一座虛化了的都市空間,其實暗指的是北京。這種把真實的城市空間予以虛化處理的手法,更強化了《紅樓夢》“假作真時真亦假”的藝術特色和效果。
  小說中虛擬的地理空間,也可以是理想性世界的建構。《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就是這樣一個空間書寫。以往紅學家們孜孜不倦地找尋和考證“京華何處大觀園”,其實這完全是徒勞的,因為大觀園是一個虛擬的烏托邦,它與外部的骯臟世界相對立,而且被外在的世界所侵擾和摧殘。(21)這種虛擬空間的描寫,形成了作品虛幻的夢境式的藝術特征,而這些虛擬性描寫又往往與前述真實性的城市書寫結合在一起,真假相雜,虛實相生,豐富著小說的內涵與意象,體現著中國美學的精神和理想。因為正是在小說真實與虛擬的城市書寫的對立與對比中,展示了作者的社會理想與價值取向,體現了作者因為不滿足于當下的現實空間而對于理想空間的建構。這種理想空間也已不再是一個地理或者幾何學的存在,而是人類經驗和文化想象的產物。
  二、作為政治與文化表征的都市及其在小說中的書寫
  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征也。(22)
  ——王國維
  城市是人口最密集,也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然而,和西方的城市相比,中國的城市具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它首先是政治的中心,士人到都城來追尋自己的政治前途,即選擇了或者說無奈地卷入了城市中的政治漩渦和斗爭。
  發生在唐代最重要的政治空間——長安城中的,有著名的牛、李黨爭。唐穆宗、宣宗年間,以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為首,和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兩大官僚集團之間,展開了數十年之久的朋黨斗爭。自陳寅恪、岑仲勉一直到傅璇琮、黃永年等,眾多學者對此均有研究,成果豐富而聚訟紛紜,因與本文主旨無關,故不深論。本文關注的,是在運用小說進行政治攻擊的唐傳奇中,往往是聯系到長安的居住空間的描寫,來達到譏刺、攻擊甚至毀謗對方的目的。豐富而真實的城市政治生活,為小說敘事提供了曲折生動的素材,而牛李黨人在長安城中的居住空間,也成為政治斗爭的曲折反映:安邑坊在朱雀街東第四街,新昌坊在第五街,分列朱雀門南第四橫街的北邊和南邊。因此,李德裕在安邑坊東南隅的住宅與牛僧孺在新昌坊西北隅的住宅正好隔街犄角相望。(23)楊虞卿是牛黨重要人物之一,其宅位于靖恭坊,錢易《南部新書》卷丙:“咸通中,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并列門戟。”(24)靖恭坊正南與牛僧孺所在的新昌坊南北相對,正西與李德裕所在的安邑坊東西相對。
  李黨文人擅長以小說影射異己和毀謗對手,李黨文人所寫的《牛羊日歷》,《新唐書·藝文志》入小說家。《牛羊日歷》中有這樣的描寫:“[牛]僧孺新昌里第,與楊虞卿夾街對門。虞卿別起高榭于僧孺之墻東,謂之南亭,列燭往來,里人讀之‘半夜客’,亦號此亭為‘行中書’”。(25)作為牛黨領袖的牛僧孺與楊虞卿,在居住地理空間上夾街對門仍然不滿足,楊虞卿又別起高榭于牛僧孺宅之墻東,想必一方面更便于牛黨人物之間的聯系,另一方面也更便于監視和觀察街對面的李黨的活動情況。如此密切往來和對于李黨的監視,自然成為李黨政治攻擊的口實。而揭露牛黨“列燭往來”,一方面揭露了其政治活動的密切與頻繁;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出李黨對于牛黨活動的密切關注和監視,否則,又如何知曉牛黨之間“列燭往來”的情形?在如此特殊的城市居住空間中,提供了政治斗爭雙方近距離觀察對方的有利地形,彼此對對方人物的來往可謂洞若觀火,所以才會有以上借居住空間的生動渲染來攻擊的影射文學出現。
  作為政治象征的都城往往并不在小說中正面展開,而是隱入小說描寫的背景,作為一種王朝政治中心的象征,在背景中被凸現出來,例如《水滸傳》和《金瓶梅詞話》中的東京,《紅樓夢》中的神京等。在《水滸傳》中,與東京相關的故事不少,但在魯智深相國寺出家、林沖被誘誤入白虎堂、楊志東京賣刀等故事中,東京的背景顯得極為模糊,在第七十二回“柴進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鬧東京”中,描繪了東京的一些城市面貌,也寫到了東京的元宵,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仍然是一種比較籠統的描繪。有關東京這一城市的描寫,只是起著烘托東京作為政治中心氣氛的作用,而并非實寫。《金瓶梅詞話》將東京的這種政治象征表現得更加充分,小說中共有三回文字寫到東京:第一次是第十八回,由于宇文虛中上參本彈劾蔡京、楊戩等,而禍及于西門慶,西門慶忙派遣家人來保,往東京打點。小說中僅僅簡單描寫來保到東京,向當朝右相李邦彥獻上金銀,李邦彥將“西門慶”改作“賈慶”,使得西門慶逃過一劫。第二次是第三十回,西門慶派來保向太師蔡京送上生辰担,蔡京接受重禮之后,給了西門慶山東提刑所理刑副千戶的官位,于是西門慶由一個橫行鄉里的惡霸、暴發戶,變成了掌握一方生殺大權的理刑官。第三次是第五十五回,西門慶親自往東京慶祝蔡京的壽誕。在小說中,對東京城市空間很少具體描述,但是東京作為君臨天下的政治權力中心卻始終對西門府產生重大的影響,關系著西門慶的命運和前程。隱匿的城市政治空間,作為一種權力象征,在西門慶的人生經歷和清和縣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無處不在的重大影響。《紅樓夢》中的神京也是如此,從賈雨村的復職到王熙鳳的弄權,它時時暗示作為政治權力中心的京城,其影響力是無處不在的,以籠統的神京掩蓋真實的京都地名,更賦予了京城象征符號的意義。
  因此,無論是東京還是神京,在作品中,更多地就像卡夫卡筆下的城堡,它是一個象征符號,是一種權力的象征,是整個國家機器的縮影。這個高高在上的城市政治空間,對于眾多士子和廣大百姓來說,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它似乎是一個虛無的幻影,一個抽象的所在,但同時它又確確實實地存在著,并且主宰著國家的政治生活、官員的身家性命和百姓的日常生活。這些京城意象,作為政治中心彌漫于整部作品之中,雖然未見確切具體的細節描寫,但你卻時時可以在作品的字里行間,強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真實存在和對于小說人物命運的巨大影響。
  西方城市學家芒福德指出:“城市……不單是權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歸極。”(26)城市作為政治空間的同時,也是一座文化的空間,而作為文化空間的城市,則承載著國家典禮、大型祭祀、節日慶典和人才選拔等文化活動,其中又尤以科舉選拔對于士大夫及其小說創作影響深遠。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長久影響著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思想、情感與命運。而決定命運的考試,都是在各級行政權力所在地的城市中舉行,參加科考的舉子在城市中的活動,也自然成為小說書寫城市所必不可少的內容。自中唐以后,進士科越來越受到統治者及士人的重視。通過進士科考試,博得功名利祿,是人生正途,是實現政治抱負及人生價值最主要的渠道。而在唐代,由于科舉還沒有形成宋代以后嚴格的考試制度,士子的名氣,在科考中有比較重要的影響,因此,為達此目的,士子們在京都競相上演著各種活動。
  一個著名而且典型的故事是《王維》。講王維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游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臬聲名籍甚,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臬為解頭。這時王維也將應舉,言于岐王,也想為解頭。岐王于是給他出計,赍琵琶,同至公主之第。令王維獨奉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大奇之。王維乘機獻懷中詩卷呈公主。公主既讀,驚駭曰:“此皆兒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岐王又乘機為王維說項:“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托張九臬矣。”公主便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王維遂如愿作了解頭,而一舉登第。(27)這則故事,雖然不符合歷史事實,(28)卻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具有歷史的意義與價值,從而為古代城市文化空間的展示,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細節和具體的生活情景。
  作為文化空間的城市,同樣也是市民節日慶典和民俗活動的場所。這里僅以上元節為例,來透視這一城市多重文化空間交織起的文化場域(皇權、士大夫、市民、游客)及其在小說中的書寫。
  中國古代小說中,許多發生在城市中的故事,都是以上元節為背景展開的。《包龍圖百家公案》中的《金鯉魚迷人之異》,是從“上元佳景,京中放燈甚多”生發出來;《東京判斬趙皇親》也是從“是時正月上元佳節,西京放燈甚盛”,劉娘子出門觀燈,引出一段悲劇故事;(29)而話本《張生彩鸞燈傳》,同樣是從張生元宵觀燈,引出一段佳話;(30)話本小說《戒指兒記》中的陳玉蘭,是在元宵燈夜聽到阮華吹出的簫聲清圓悠揚,“一時間春心搖動”,萌生“窺玉”之意;《志誠張主管》寫張勝與小夫人“鬼魂”的遇合,也發生在元宵燈夜……可見上元燈節,是引發和產生小說故事的不竭源泉。
  對于諸如上元燈節這類發生在城市公共空間中的文化活動,巴赫金的狂歡節理論可給予深刻的揭示和解釋。巴赫金指出,在狂歡節式的節日慶典中,距離感消失在狂歡中,人們暫時從現實關系中解脫出來,相互間不存在任何距離,致使秩序打亂,等級消失,從而產生出一種烏托邦式的人際關系。人們在常規生活中為不可逾越的等級屏障分割開來,相互間卻在狂歡廣場上發生了隨便而親昵的接觸。“在狂歡中,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相互關系,通過具體感性的形式、半現實半游戲的形式表現了出來。這種關系同非狂歡式生活中強大的社會等級關系恰恰相反。人的行為、姿態、語言,從在非狂歡式生活里完全左右著人們一切的種種等級地位(階層、官銜、年齡、財產狀況)中解放出來。”(31)正是上元燈節中城市市民的狂歡,使小說人物打破了平時森嚴的等級秩序,為他們彼此親密和親昵的接觸提供了最佳的時機。而宋代社會經濟的繁榮與城市市民的急遽增長,也使元宵節的狂歡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龐大的消費群體。難怪眾多宋人筆記對元宵燈夜都有動人的記述,吳自牧《夢粱錄》卷1《元宵》載:元宵燈夜,汴京城里,“公子王孫,五陵年少,更以紗籠喝道,將帶佳人美女,遍地游賞。人都道玉漏頻催,金雞屢唱,興猶未已。甚至飲酒醺醺,倩人扶著,墮翠遺簪,難以枚舉。”周密《武林舊事》卷2《元夕》則記載臨安元夕,不僅“效宣和盛際,愈加精妙”,而且“終夕天街鼓吹不絕,都民士女,羅綺如云”。如果說筆記所載是一種歷史的真實,那么小說所寫則是藝術的真實,《大宋宣和遺事》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上元看燈的人叢里,一個婦人吃了御賜酒,將金杯藏在懷里,當下被拿住,有閣門舍人將偷金杯的事,奏知徽宗皇帝。圣旨問取原因。婦人奏道:“賤妾與夫同到鰲山下看燈,人鬧里與夫相失。蒙皇帝賜酒,妾面帶酒容,又不與夫同歸,為恐公婆怪責,欲假皇帝金杯歸家與公婆為照。”并有一詞上奏天顏。徽宗覽畢,就賜金杯與之,再令婦人做一詞。女子領了圣旨,口占一詞,徽宗見了此詞,大悅,不許后人攀例,賜盞與之。(32)無論是筆記還是小說,這些描寫都真實反映了在節日的狂歡中,顛覆了日常生活原來預設的禮法和時空秩序,打破了日夜之差,男女之防,貴賤之別,從而提供了男女相處的機會,于是許多小說中的幽會與艷情,便放置在這樣的公共空間中,演繹出種種悲歡離合的浪漫故事。透過小說元宵夜狂歡節的有關描寫,我們可以大略窺見作為文化表征的城市文化空間所蘊含的豐富內涵,以及作為這個空間主體的市民的夢想與追求。
  三、市民生活空間:城市的靈魂與血肉
  房屋只構成城鎮,市民才構成城市。(33)
  ——盧梭
  市民構成了城市日常生活的主體。然而,市民階層的崛起和壯大,是伴隨著城市空間由比較單純的突出其政治功能,到發生了西方學者所稱的“至北宋而達于頂點”的“城市革命”,(34)形成政治功能與商業功能并重的城市才出現的。正是市民日常生活的豐富性,使城市的空間變得更加生動鮮活。
  使城市變得鮮活的,首先是發跡變泰的平民夢想。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眾伎》:“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35)發跡指由卑微而得志顯達,或由貧困而富足。變泰猶言否極泰來,謂逢兇化吉,遇難成祥。發跡變泰可謂畫龍點睛,彰顯出了古代小說在反映市民日常生活方面的重要內容與特征。
  在城市,特別是京都,人員構成中普通士子和軍人是重要群體,他們無不夢想著一種好運的突然降臨,而城市即為他們提供了政治機遇和命運的轉機。《警世通言》卷6《俞仲舉題詩遇上皇》,開篇就點明了“司馬相如本是成都府一個窮儒,只為一篇文字上投了至尊之意,一朝發跡”的主旨,小說中重點講述的就是俞仲舉八千里路來到臨安,指望一舉成名。爭奈時運未至,金榜無名,于是無臉回鄉,流落杭州,飽受艱辛,在酒樓題詩后準備自盡。而上皇(按:指宋高宗)由于晚上忽得一夢,第二天就扮作文人秀才,帶幾個近侍官,行到豐樂樓,讀到俞的詩,認為此人正是應夢賢士,當下御筆親書六句:“錦里俞良,妙有詞章。高才不遇,落魄堪傷。敕賜高官,衣錦還鄉。”故事的結局是俞仲舉授成都府太守,加賜白金千兩,被“前呼后擁,榮歸故里。”而《喻世明言》卷11《趙伯升茶肆遇仁宗》,說的也是“有一個秀士,姓趙,名旭,字伯升”,他“下筆成文,是個飽學的秀才。喜聞東京開選,一心要去應舉。”就在狀元幾乎到手之際,只為一字之錯,被仁宗黜落,流落汴京。誰知命中該發跡,就在樊樓上,巧遇扮作白衣秀才的仁宗,于是拜敕授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這類小說中,士子的發跡都與巧遇皇帝聯系在一起,其發生的空間場所,豐樂樓是南宋都城杭州最著名的酒樓,杭州的地標性建筑;(36)樊樓則是北宋都城汴京最著名的酒樓,汴京的標志性建筑。(37)這兩個發生在都市空間中的故事,既反映了士子的心態,同時也參與了國家意識形態話語的建構與再生產。它們真實地反映了處于科考激烈競爭的士子,在都城政治空間中,幻想通過偶然機緣來獲得命運轉機的共同心理。
  城市也為市井下民的變泰提供了機遇。《初刻拍案驚奇》卷22《錢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刺史當艄》,寫的就是“貧賤之人,一朝變泰,得了富貴,苦盡甜來,滋味深長”的故事。《喻世明言》卷15《史弘肇龍虎君臣會》,講述了一個姓史,雙名弘肇,小字憨兒的軍兵,“合當出來,發跡變泰”,最終成為當朝四鎮令公,富貴榮華名標青史的故事。還有《醒世恒言》卷31《鄭節使立功神臂弓》,也記述了一個鄭州泰寧軍大戶財主人家孩兒鄭信,父母早喪,流落此間,后來偶遇機緣,得到神臂弓,到轅門投軍獻弓,后虧那神臂弓之用,收番累立戰功,十余年間,直做到兩川節度使之職的前后際遇。類似這樣寫市民發跡變泰夢想的作品在古代小說中不知多少,它們傳遞了同樣一個信息:作為城市主體的市民有關發跡變泰的種種夢想,不僅構成了城市的靈魂與血肉,成為城市活力的不竭源泉,而且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宋代以后,文化權利的下移和市民力量崛起的歷史軌跡。
  使城市充滿活力和魅力的,還有兩性相悅的市井傳奇。城市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是重復單調和平淡無奇的日子,對于不平常的愛情方式的渴望,成為讀者的一種普遍審美期待。而城市生活的流動性、集聚性和復雜性,又制造了產生不平常事件和生活傳奇的可能性與機遇性。《李娃傳》、《霍小玉傳》等唐代動人的愛情故事,都發生在長安城市空間之中。而隨著宋代市民階層的崛起,在都市的市井愛情傳奇中,一個最突出的變化,是市井商人逐漸取代了士人的地位,成為故事中的男主角。在《警世通言》卷23《樂小舍棄生覓偶》中,那個為了所愛之人,“為情所使,不顧性命”的,是南宋臨安府賢福坊安平巷家里開雜色貨鋪的樂和;在《醒世恒言》卷3《賣油郎獨占花魁》中,最終贏得花魁芳心的是臨安城清波門外開油店老人收養的汴京難民秦重;《二刻拍案驚奇》卷29《贈芝麻識破假形 擷草藥巧諧真偶》中,仕宦馬少卿樂意接納客商蔣生為女婿,還認為“經商亦是善業,不是賤流”;而《醒世恒言》卷35《徐老仆義憤成家》歌頌的,是義仆阿寄經商成功卻一文不取;這都從一個方面真實反映了伴隨著城市商業發展和市民文化繁榮,市民社會地位的上升與變遷。特別是我們將其與唐傳奇中的愛情故事相比,這種變化更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唐傳奇中,幾乎所有的男性都無一例外是出仕或未出仕的士子;而在宋元話本以后,男性則多為市井之人,上述例舉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當然,城市空間的集聚性和流動性,既為來自四方的士子、商人與城市中的女子相遇、相知、相愛提供了可能與機遇,也為《水滸傳》、《金瓶梅》中西門慶與潘金蓮、李瓶兒這樣的充滿罪惡與欲望的男女茍合提供了場所和條件。在城市日常生活空間,既上演著一幕幕催人淚下的浪漫傳奇,也進行著一出出人欲橫流的丑惡表演。《姑妄言》一部書寫了眾多城市中的奸夫淫婦,從南京應天府,以一尼一道開首,然后敘述杭州和大大小小城市中發生的一系列男女茍合的故事;《二刻拍案驚奇》卷38《兩錯認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楊二郎正本》更寫了北京城內一群市井男女你貪我愛,為此惹動官司的曲折事件;《繡榻野史》則講述了揚州秀才東門生、趙大里等人亂倫淫亂,金氏、麻氏狂淫致死的故事;而《僧尼孽海》更書寫了眾多城市中的僧尼穢行……在這里,人的肉體和色相全為本能所驅使,而被隨意拋撒和踐踏。情與性的追逐,既構成了城市日常生活空間中的情感維度,也瓦解著由這種維度所支撐著的社會道德秩序。
  除了發跡變泰的平民夢想,兩性相悅的市井傳奇,對于司法公正的內在渴望,構成了小說反映城市日常生活的又一重要內容。城市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為市民提供庇護與安全,然而,生活于其中的城市市民,卻往往并非可以高枕無憂,而是常常面臨著各種的不安甚至飛來橫禍。《喻世明言》卷36《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中,家住東京開封府、積祖開質庫的張員外,只為“慳吝”二字,惹出大禍,連性命都喪了;而秉公執法,緝拿罪犯的王七殿直王遵、馬觀察馬翰,卻被罪犯陷害,后來俱死于獄中,而“這一班賊盜,公然在東京做歹事,飲美酒,宿名娼,沒人奈何得他。那時節東京擾亂,家家戶戶,不得太平。”這里雖然說的是北宋東京,其實也概括出了古代城市中的一般安全狀況。《醉醒石》第九回《逞小忿毒謀雙命 思淫占禍起一時》中的開首交代;“至京師為輦轂之下,撫治有府縣,巡禁有五城,重以緝事衙門,東廠捕營錦衣衛。一官名下,有若干旗校番役。一旗校番役身邊,又有若干幫丁副手。況且又有冒名的,依傍的。真人似聚蟻,察密屬垣,人猶自不怕。今日枷死,明日又有枷的;這案方完,那案又已發覺。總之五方奸宄所集,各省奔競所聚。如在前程,則有活切頭、飛過海、假印、援納、加納、買缺、挖選、坐缺、養缺各項等弊。事干錢糧,上納的有包攬、作偽、短欠、稽延之弊。買辦的,領侵、冒破、拖欠之弊。嘗見本色起解,比征參罚,不恕些須。及落奸解奸商之手,散若泥沙。況功令森嚴,本色完納,極其苛刻。十分所收,不及一二。及至一不堪駁回,竟如沉水。茶蠟、顏料、胖衣,拖欠動至數年。買鐵、買銅、硝黃,拖欠動至數萬,弊竇百出。至刑名,在上則有請托賄賂;在下則有弄法侮文。都是拿訛頭光棍的衣食。所以京師訛棍盛行。”(38)更高度概括地揭示了官府普遍的黑幕,活畫了城市特別是京師生活的種種禍害和罪惡。正是在這樣的法制環境下,才發生著無數像《錯斬崔寧》的冤案,演繹著《金瓶梅》中西門慶的橫行霸道和《紅樓夢》中一系列草菅人命的故事,也因此才盛行著體現市民愿望的包公故事的流傳,表達著市井細民對于社會和司法公正的內在渴望。
  由于傳統偵破手段的缺乏,使得案件的偵破往往是依賴神人的暗示和個人的智慧運氣,因而,發生在城市復雜空間中撲朔迷離的破案故事,也就成為體現司法公正與傳統文化智慧的普遍模式。《警世通言》卷13《三現身包龍圖斷冤》講述了北宋兗州府奉符縣第一名押司孫文離奇致死,來年換個知縣,姓包名拯,此時做知縣還是初任。他夜間被托夢,通過猜出字謎而破案,揭穿真兇竟然是被孫文從雪地中救活并培養的小孫押司,他與孫文妻子有奸情并合謀害死孫文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二刻拍案驚奇》卷28《程朝奉單遇無頭婦 王通判雙雪不明冤》也講述了一個離奇曲折的偵破故事:明朝成化年間,直隸徽州府有一個富人程朝奉,擁著巨萬家私,所謂飽暖生淫欲,心里只喜歡的是女色。徽州府巖子街有一個賣酒的李方哥,有妻陳氏,生得十分嬌媚。程朝奉動了心,用金錢哄動他夫妻二人,同意程朝奉一夜偷情。臨到時間,李方哥已尋個事由,避在朋友家里。程朝奉因事耽擱,待到李家店中,只見滿地是鮮血,一個沒頭的婦人躺在血泊里。李方哥認定是朝奉殺了妻子,府里見是人命事,發與三府王通判審問這件事。經過一年偵探,王通判同時偵破了兩件沒頭案件。這篇小說,有奸情、有兇殺、有懸疑,故事曲折跌宕,情節峰回路轉,案中套案,謎中有謎,比較充分地展示了這一類型故事敘事的迷人之處。而從明代的《包孝肅公百家公案演義》這部匯集了包公斷案種種傳聞的短篇小說總集開始,公案小說不斷涌現,從明代《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皇明諸司公案傳》等書的暢銷,到清代的《三俠五義》、《施公案》、《海公案》等書的風行,都反映了作者與讀者對于這一類題材所折射出的司法公正和破案智慧的持續迷戀與熱情。
  一座城市,僅僅有建筑,只是一個地理空間與物質空間;僅僅有赴考的舉子和節日的狂歡,只是城市的點綴甚至只是我們想象的點綴。城市日常生活的真實內容是由市民書寫的,他們才是城市的主角和最穩定的階層。正是他們的夢想、傳奇與渴望,才構成了城市日常生活最實在的內容,也構成了城市的鮮活靈魂與豐滿血肉。
  小說家很難完全憑空虛構和想象一個城市空間,他們往往憑借現實的城市進行書寫和敘事。但由于城市不僅僅是一個地理空間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經在這個空間中活動著的人,發生著的事,以及傳承著的歷史。因此,城市、包括小說中的城市,它展示給我們的,是遠比地理空間豐富復雜得多的政治文化表征和日常生活內涵。正如美國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學派所指出的:“城市,它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各種禮俗和傳統構成的整體。換言之,城市絕非簡單的物質現象,絕非簡單的人工構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種重要活動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39)
  事實上,對于小說中城市書寫的探討,不僅能夠拓展小說研究,并給城市史研究增加感性的歷史畫卷,更重要的是,可以從一個新的視角重新思考人類的城市生活和小說敘事,探求那些在傳統知識模式下被遮蔽或者被忽視的方面。城市的地理空間,構成了一個城市的物質存在,成為城市政治、文化與市民日常生活空間得以存在的基礎。就像著名城市史學家芒福德所指出的,城市為人類活動提供了一座舞臺。(40)而這座舞臺所蘊含的包括政治、文化與日常生活空間等在內的城市多維空間的存在形態,不僅極大地影響了小說多視角地對于城市的書寫,激發出豐富的小說敘事;而且對于這些小說有關城市書寫的閱讀、傳播和接受,也對城市共同體的建構,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41)唐傳奇以來對于長安與洛陽的書寫,宋元話本以來對于北宋東京與南宋臨安的敘事,明清小說對于北京和南京、蘇州和揚州的渲染,以及近代小說有關上海城市空間的描繪,一方面塑造了這些城市鮮明而各具特征的城市意象,同時這些意象又成為城市閱讀群體共享的生活體驗與文化想象,從而使生活于同一城市的市民獲得共同的文化認同和立場。
  注釋:
  ①有關城市與文學研究,首先在西方已經取得了比較豐富的成果,本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Richard Lehan的The City in Literature: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等,是公認的力作。伴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城市與文學的關系開始得到重視,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現當代文學方面。重要成果有李歐梵的《上海摩登》、趙園的《北京:城與人》、李書磊的《都市的遷徙》、吳福輝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等。對于古代中國城市與文學的研究,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專著只有方志遠的《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和葛永海的《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研究》等。較有影響的研究論文,有劉勇強的《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宋莉華的《汴州與杭州:小說中的兩宋雙城記》、孫遜與葛永海的《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東京故事”》和《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雙城”意象及其文化蘊涵》等。
  ②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ekwell Publishers, 1991.
  ③凱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曉軍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第1頁。
  ④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452《狐》六,中華書局,1961年,第3692頁。
  ⑤程大昌:《雍錄》,黃永年點校,中華書局,2002年,第52頁。
  ⑥參見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⑦程大昌:《雍錄》,第53頁。
  ⑧《唐律疏議》卷26《犯夜》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⑨羅貫中:《三遂平妖傳》,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1頁。
  ⑩《水滸全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88頁。
  (11)《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第3頁。
  (12)東魯古狂生:《醉醒石》,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3頁。
  (13)《儒林外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第293頁。
  (14)參見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5)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342《鬼》二七,第2713頁。
  (16)周城:《宋東京考》,中華書局,1988年,第186頁。
  (17)程毅中輯注《宋元小說家話本集》,齊魯書社,2000年,第786-787頁。
  (18)程毅中輯注《宋元小說家話本集》,第725頁。
  (19)《儒林外史》,第297-298頁。
  (20)《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頁。
  (21)參見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1-55頁。
  (22)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卷10,《史林》二,中華書局,1959年,第451頁。
  (23)參見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
  (24)錢易:《南部新書》卷丙,《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9頁。
  (25)繆荃孫輯《藕香零拾》,好字冊,中華書局,1999年影印本,第104-105頁。
  (26)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宋俊嶺、倪文彥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年,第91頁。
  (27)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179《貢舉》二,第1332頁。
  (28)參見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5頁。
  (29)安遇時編集《包龍圖百家公案》,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7、163頁。
  (30)程毅中輯注《宋元小說家話本集》,第561頁。
  (3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白春仁、顧亞鈴譯,三聯書店,1988年,第176頁。
  (32)《大宋宣和遺事·亨集》,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77-78頁。
  (33)轉引自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第100頁,譯文有改動。
  (34)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中華書局,2000年,第23頁。
  (35)《都城紀勝·瓦舍眾伎》,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98頁。
  (36)參見周密《武林舊事》卷6《酒樓》(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441頁。
  (37)參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2《酒樓》(中華書局,1982年)第72頁。
  (38)東魯古狂生:《醉醒石》,第128頁。
  (39)R.E.帕克等:《城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嶺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第1頁。
  (40)參見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譯序。
  (41)小說對于建構共同體的重要作用,參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中國社會科學京160~17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孫遜/劉方200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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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國社會科學京160~17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孫遜/劉方20072007
古代小說/城市書寫/現代闡釋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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