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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少數民族遷徙原因探討
中國古代少數民族遷徙原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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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33X(2004)01-0071-05
    西方一些學者在研究人口遷移時,把引起遷移的各種因素歸納為遷出地的推力和遷入地的拉力。“所謂‘拉力’是遷入地的社會經濟自然條件優越于遷出地所形成的吸引力,而‘推力’則是由于遷出地的社會經濟自然條件落后所形成的排斥力,人口遷移過程往往是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但在這兩種力量中往往有一種力量占據主導地位,成為人口遷移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力量。”[1]
    國內學者對人口遷移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存環境和人為因素兩個方面。有的學者認為自然環境的惡劣、自然資源的枯竭和嚴重的自然災害是直接推動人口遷移的基本力量;戰爭、政治動蕩、民族沖突等人為因素是推動人口遷移的另一基本力量。[2]還有的學者提出,游牧民族的遷徙,主要是以畜牧為生的游牧民族人口的增加、騎馬術的發明和草原氣候的變遷。[3]除了從戰爭、政治、經濟等方面研究以外,許多學者注意到了氣候、環境的變遷對游牧民族遷徙的作用。特別是竺可楨先生在《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發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以來,對氣候變遷與民族遷徙的關系問題,學者們有了更多的關注。但總的看來,對游牧民族遷徙原因的全面探討還不夠。本文參考“推—拉”理論,以先秦至隋唐時期北方少數民族遷徙為例,分析游牧民族遷徙的主要原因。
      一、推力因素
    (一)生產力的發展。
    民族遷徙,從根本上說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恩格斯指出:“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歷史,而不是相反”。[4]生產力的發展,主要表現在游牧民族人口的增加與草場不足的矛盾上。根據現代養羊學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狀態下,草甸草原放養一只羊約需8畝草地,[5]則一平方公里草地可牧羊不到190只,只能供養6人生活。而游牧民族的牧場大小是不變的,并且隨著氣候的變遷和環境的惡化,草地還在不斷地縮小。于是,有限的草場與不斷增長的人口之間的矛盾愈來愈突出。一方面游牧民族為了本民族的生存,就會發生爭奪草場的斗爭,失敗的一方被迫遷徙,尋找新的游牧地;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南下農耕區,把農耕區變為牧場,或使一部分人改游牧為定居的農業生產。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草場面積是基本固定的,載畜量也是相對固定的,草原上的政權和民族可以不斷更替,但人口數量只能保持相對穩定,當人口過量,即所謂人口爆炸時,草原上的部落,或者聯合起來向外擴張,去奪取草場,或者發生內戰,將一部分部落消滅或趕走。”[6]因此,“在整個中世紀里,亞洲腹地草原地帶游牧民族一次次的大遷徙,對周圍農業地帶的入侵,也應是人口對生產力的壓迫的重要原因之一。”[7]如匈奴在公元前3世紀就已進入鐵器時代,到漢朝時匈奴人口在150萬—200萬之間。[8]匈奴對周圍民族的侵擾以及遷徙,與其生產力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多是有很大的關系的。
    (二)氣候、環境的變遷。
    游牧經濟,其特點表現為生產資料種類少,經濟結構單一,經濟基礎薄弱。正是這種經濟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使游牧民族對自然環境尤其是氣候有著高度的依賴性,其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極其有限,在自然環境面前常處于被動狀態。一旦受到天災的襲擊,水枯草死,往往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瘟疫流行,民不聊生,游牧經濟處在崩潰的邊緣。尤其是氣候變化影響游牧民族的主要生產生活資料——牲畜的生產。因為牲畜以牧草為食,氣候條件的好壞,影響到牧草的生長,而牧草的優劣,又是直接構成牲畜生產興衰的重要因素。[9]古代北方草原地區處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溫帶大陸性氣候帶,游牧民族深受突發性自然災害的影響,干旱、暴風雪冷凍、蝗災、瘟疫等是游牧民族生存的大敵。
    英國史前考古學家柴爾德在談到農業和畜牧業起源的自然背景時說:當時大陸上的冰川收縮,大西洋的氣旋地帶向北移動,結果出現了逐步干旱的過程。面對這種變化,受影響的狩獵居民只有三種出路:一是追隨他們所習慣的氣候環境,追隨獵物向北或向南移動;二是留居原地,靠不怕干旱的生物勉強過活;三是仍然留在原地,通過馴化動物和從事農業,把自己從惡劣的環境中解脫出來。[10](P86-88)湯因比指出:“近年來氣象學方面的研究結果證明在比較干旱和潮濕的氣候之間好像有一種有節奏的循環,這種現象可能具有世界意義,它可能促成農民和牧民之間的彼此侵擾。當干旱過程達到了一定程度,當草原不再能為游牧民族所飼養的畜群提供足夠牧場飼料的時候,這些牧人就不得不撇下他們每年移居的定軌來侵入周圍的農業地區,為他們的畜群和他們自己尋覓食物。”[10](P212)氣候的變化導致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惡化,游牧民族通過遷徙故地來躲避災害。
    中國古代游牧民族的遷徙與氣候的變化尤其是與寒冷和干旱有很大的關系。據竺可楨先生《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國歷史上的氣候發展過程可劃分為四暖、四冷期:四個溫暖期是:公元前3000年到前1000年左右為第一溫暖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為第二溫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為第三溫暖期;公元1200年到1300年為第四溫暖期。四個寒冷期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前850年左右為第一寒冷期;公元初到公元600年為第二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為第三寒冷期;公元1400年到1900年為第四寒冷期。
    距今5000-3000年,我國南北地區平均氣溫約比現在高2℃至5℃,降水量也比較豐沛。正是在第一溫暖期,西北地區的原始居民發展了齊家文化、卡約文化、四壩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這一時期相當于夏、商和西周初年。此時位于西方的戎族雖對夏商有侵擾,但并不激烈,戎族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遷徙活動。到西周初年,受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東亞季風格局發生突變,西北季風勢力大大增強,從此進入一個相對寒冷、干旱、少雨的時期,導致環境惡化,水土生物資源退化,動搖了旱作農業和游牧業經濟發展的基礎,縮小了這些民族生存、生活的區域,出現了人口與生產資料之間的矛盾,迫使這些民族為了生存而不斷尋覓新的生存空間。西周是我國比較寒冷和干旱的時期。關于寒冷的情況,據《竹書紀年》記載,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周孝王時,漢水流域曾兩次封冰,公元前888年周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磨”。《詩經·豳風》也記載了當時寒冷的情況:“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bì@①發(喻寒風緊逼時發出的聲音),二之日栗烈(凜冽)。無衣無褐,何以卒年。……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陰凌(冰窖)。”從而證實這期間氣候確實寒冷。
    氣候的寒冷伴隨的也是長達近160年的干旱。蒙文通先生在《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一書中,根據《竹書紀年》和《詩經》等文獻的記載對西周末年的氣候情況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從周厲王起,經共和、宣王、幽王至平王時期(公元前9世紀初至8世紀中葉),西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持續不斷的旱災。這場持續百余年的大旱災,直接地引起了一場民族大遷徙。居于北方和西北方的以游牧為生的少數民族被迫離開原居地,來到平原江河流域,尋找新的水源和草地。《詩經·小雅》載:“xiǎn@②狁匪茹,整居焦獲,侵京及方,至于涇陽。”后來戎族更進一步南下,滅東周,勢力深入到關中和中原地區。
    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是我國氣候的第二個寒冷期,氣候開始變冷并逐步加劇,到公元三四世紀為最冷,以后逐漸減弱。竺可楨先生認為戰國時期的氣候比現在溫暖,但“到東漢時代即公元之初,我國天氣有趨于寒冷的趨勢,有幾次冬天嚴寒,晚春國都洛陽還降霜降雪,凍死不少窮苦人民”,根據竺先生繪制的“五千年中國溫度變遷圖’表明,秦及西漢的平均氣溫比今天大約高出1.5℃左右,而東漢時期的氣溫則比現在低0.7℃左右,前后氣溫變化幅度超過2℃。[11]史書的記載,也印證了這種寒冷的氣候,如西漢元封六年(前105年)冬,“匈奴大雨雪,畜產多饑寒死。”[12]西漢本始二年(前72年),匈奴“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13]寒冷造成匈奴人口、牲畜大量死亡,如西漢地節二年(前68年),匈奴“人民畜產死者十之六七。”[13]東漢光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在第二個寒冷期的幾百年中,原居住于我國東北、西北的少數民族匈奴、鮮卑、氐、羌等民族紛紛南下或西遷。到了西晉時,“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14]其中匈奴遷徙到內地的人口約有70萬。[15]我們常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民族大遷徙、大融合時期,其中氣候對民族遷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總之,少數民族的遷徙活動,與氣候的變遷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我國北部地區三四千年以來因氣候變化而引起的植物帶的移動,也就是農耕區的擴大或縮小,正同歷史記載中農、牧民族勢力的消長情況相契合。”[16]從西北少數民族遷徙的情況看,凡少數民族遷徙頻繁時期,基本上是氣候寒冷時期,而遷徙較少、規模不大的時期基本上是溫暖時期。“秦漢時期氣候由暖而寒的轉變”和“移民運動的方向由西北向東南的轉變表現出大體一致的趨勢。”[17]賈敬顏先生也認為,匈奴、突厥的西遷,除了階級壓迫、貴族內訌外,“自然災害對那些游牧國家給予的威脅和襲擊,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和導火線之一。”[18]
    (三)戰爭。
    這里的戰爭包括三層意思:一是因外族或政權的侵略、進攻,迫使戰敗的少數民族離開原游牧地或被強制遷往他方;二是本民族內部統治階級發生戰爭或糾紛,失敗的一方離開原游牧地而遷徙;三是既有外族的入侵,又有內部的斗爭,內外戰爭交困,被迫遷徙。從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因戰爭而遷徙的情況看,有遠徙他方的,但更多的是遷入內地降附,尤其是在中原王朝強盛時期更是如此。
    1.因外族的入侵而遷徙。古代民族之間常常因爭奪牧場、掠奪人口而發生戰爭,戰敗的一方被迫放棄故地遠徙他鄉,這是一種強迫性遷徙。這種遷徙在古代西北很普遍。在秦,漢時期,隨著匈奴的不斷強盛,在“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及畜產”后,又聯合烏孫“西擊走月氏”,占據河西走廊。大月氏被迫放棄原來的生活區域,由敦煌、祁連山間先遷到伊犁河流域,后來又遷到了大夏的領土上。而大月氏的西遷又引起了塞人的遷移。吐谷渾、黨項的遷徙與異族的戰爭也有關。如北魏先后發動了三次針對吐谷渾的戰爭,隋朝也不斷用兵,使大批吐谷渾內降遷徙。唐朝時期,吐蕃也對吐谷渾頻頻征戰,最終滅其國,其部眾四處遷徙散居在今青海、甘肅、陜西、寧夏等地。
    2.因本民族內部的斗爭而遷徙。這種斗爭一般表現為同一民族內的不同家族、支系或利益集團之間因紛爭,加上中原統治者的挑撥,導致失敗的一方遷徙,這種遷徙一般頻繁但規模相對較小。如匈奴統治者內部的矛盾和斗爭促使南匈奴貴族歸附漢朝。再如隋朝皇帝采取大臣長孫晟提出的“遠交近攻、離強合弱”的分化突厥內部的政策,先后勸說處羅、阿波內附,挑起阿波、達頭、貪汗、地勤察與沙缽略的矛盾,使突厥分為東、西兩部。
    3,因內外戰爭而遷徙。這種情況主要是外有異族進攻,內有統治集團爭斗,加上自然災害的威脅,迫使民族四散遷徙。這種遷徙是被動性的遷徙,并且遷徙的方向往往不定。如840年回鶻的遷徙就是這種情況。當時內有統治階級的斗爭,又遇到嚴重的自然災害,削弱了回鶻的內力,外有黠戛斯的進攻。可謂內患外憂,天災人禍交織在一起,導致回鶻汗國滅亡,其部眾被迫四處遷徙,遠的遷徙到西域地區。
    (四)強迫遷徙政策。
    統治階級為了從政治上加強對少數民族的控制,會采取一系列政治、軍事措施,迫使古代少數民族遷離故土,這成為一種外在的推力因素。如將少數民族遷離原游牧地,安置到內地或邊遠地區,被遷徙的民族,或繼續游牧,或變牧為農。這種遷徙以強制型遷徙為主,非強制招誘手段為輔,而統治階級往往二者兼而用之。如匈奴和羌族的內徙就是這種遷徙的具體體現。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后,匈奴大量向中原地區遷徙,并且主要由中原政府或地方政權安置,規模較大的遷徙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50年,南匈奴單于經東漢政府的允許將其部落分散居住于北方八郡,即從今甘肅慶陽以東至陜北、內蒙古、山西一帶;第二次是東漢末南匈奴繼續南遷,匈奴與漢族進一步雜居;第三次是西晉時期有30萬匈奴人入居內地。[19]再如羌族,在西漢景帝和宣帝時,統治階級為了斷絕匈奴與西羌的聯系,把羌人遷徙到塞內,使之實行屯耕。兩漢還設有護羌校尉,專門加強對羌人的統治和剝削。東漢時,為了防止羌族的反抗,對羌族進行了大規模的遷徙,先后把聚居于青海湖周圍的羌族部落遷到天水、隴西、扶風、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洛陽、安定諸郡,致使“西北諸郡,皆為戎居”。
      二、拉力因素
    (一)懷柔政策。
    中原統治者對少數民族上層往往以高官厚祿為誘餌,使他們遷往內地或者遷到容易統治的地區。漢朝對待匈奴就是采取既拉又打的政策。漢武帝在出兵攻打匈奴的同時,對于附漢的匈奴貴族和部眾采取優待政策。昆邪王歸漢后,對其上層則封侯、食邑、受賞賜,對其部眾則置五屬國安頓,并且對屬國“各依本國之俗而屬于漢”,[12]尊重其固有習俗和生活方式,并且不征租賦,遇有災荒還要“贍其衣食”,“供以牛羊”。屬國人民安定的生活,對塞外匈奴的遷入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隋、唐兩代統治者,繼續采取對少數民族上層優待、開放的政策。“由于唐君臣能以比較平等的態度對待周邊民族,中原對周邊地區的吸引力較前增強”。[20]唐朝規定;“樂住之制,居狹鄉者,聽其從寬;居遠者,聽其從近;居輕役之地者,聽其從重。”[21]就是允許從“狹鄉”遷入“寬鄉”,從邊遠地區遷往近地,從輕役之地遷入役重之地。因此,周邊各族紛紛“委身內屬,請同編列”。[22]唐政府對內附于唐的少數民族在其地置羈縻州進行管理。“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戶所領,著于令式。”[23]享有很大的自主權。如果所在地遭遇自然災害,這些移民同漢人一樣得到撫恤。唐太宗在打敗西突厥后,就將其部落遷入塞內,安置定居,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對于少數民族的首領、貴族則提供優厚待遇,賜予高官田宅,從政治、經濟上加以籠絡。對黨項人,在政治上,注意選派黨項聚居諸州官吏和節度使。同時直接任命一些有功的黨項部酋為州刺史或任其他官職,籠絡上層。在經濟方面,內徙黨項人還享受免征賦稅的待遇,如白居易在《代王泌答吐蕃北道節度論贊勃藏書》中說:“且如黨項久居漢界,曾無征稅,既感恩德,未嘗動搖。”[24]這無疑對促使少數民族遷徙內地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二)遷入地良好的生活、生產條件。
    遷入地先進的物質、精神文化,或安定的生產、生活環境,更是少數民族遷徙重要的拉力因素。
    漢族居住的中原地區,由于地理和歷史的原因,生產和社會的發展始終處于領先地位,其先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不可能不對周邊的少數民族產生一定的影響,這樣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種自然吸引力。“東亞的黃河流域……這些富裕的文明中心對歐亞中部大草原的較為貧窮的游牧部落來說,就像一塊磁石,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25]特別是唐朝時期,政治統一,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這無疑對周邊民族有巨大的吸引力。
    從地理位置上看,在北有大漠、西有高山、東有浩海的地形條件下,中國北邊的少數民族在其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又很自然地南傾于中原內地,由此產生了一種地理向心力。“由于地理環境的制約,周邊地區向內地發展這種向心力與上述凝聚力相結合,造成了中原農耕民族感染和吸引北邊游牧民族的重要因素,成為維系中原漢族和北方少數民族相互聯系的紐帶”。“由于漢族的形成,包容了原中原與邊疆各族,其文化原含有各族的共性之處,又因漢帝國的強大而具有威望,對邊疆民族產生了磁石般的吸引力。”[26]一旦中原地區出現有利于生產生活的條件,游牧民族就會乘虛遷入內地。
    安定的環境和優越的自然條件也是重要的拉力因素。如西晉末年,朝政腐敗,相繼發生了“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而涼州偏居一偶,地廣民稀,土地肥沃,宜農宜牧,社會又相對安定,因而鮮卑等族紛紛遷往青海、河隴一帶游牧。當時曾有一歌謠唱道:“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27]就是真實的寫照。
    (三)民族認同意識。
    主要是指遷徙民族與遷入地的居民在歷史上有淵源聯系,或姻親關系,或者歷史上本來出自一個部族,后來因各種原因分出而遷徙各地,但仍有相同的語言或風俗習慣,有民族認同感。“在遷入地,宗族的因素卻會起很大的作用,成為吸引外來同族人口就此定居的重要原因,完全是一種拉力。”[28]為什么有的民族遷往某地而不遷到其他地方,這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早在840年回紇大規模遷徙到河西地區之前,已有鐵勒之契bì@③部遷往甘、涼界。[29]這批回鶻人對以后回鶻的大批遷移有很大影響。
    另外,一些少數民族內遷與他們認同華夏民族也有關系。漢民族說自己的祖先是黃帝,或稱炎黃子孫。而在中原地區以外的一些少數民族也有傳說其祖先出自中原,有的甚至不承認他們就是中原以外的異族。《史記·匈奴傳》說,匈奴祖先出自夏后氏之苗裔,夏后氏也是黃帝之后。鮮卑族,他們認為:“魏之先出自皇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30]羌族出自塞苗縉云氏之后,縉云為黃帝官,其源也追溯到黃帝那里。至于遠古的這些傳說是否真實,暫且不論,正是各民族在心理上所擁有的共同民族淵源的認同,成為民族遷徙的拉力因素之一。
    收稿日期:200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武漢71~75D5民族問題研究李吉20042004古代少數民族遷徙的原因在于遷出地的推力和遷入地的拉力。生產力的發展、遷出地氣候和環境的變遷、戰爭以及統治者的強迫遷徙政策,是少數民族遷徙的推力因素;統治者采取的懷柔政策、遷入地良好的生活、生產環境和民族認同意識,是少數民族遷徙的拉力因素。古代少數民族的遷徙,往往是多種因素同時作用的結果。古代/少數民族/遷徙原因/推力/拉力
    ethnic group/migration/reason/driving force/pulling force本成果受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基金資助,為作者在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住所期間完成。洪瀟tíng@①/楊振宇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亭  LI Ji-he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Hubei 430074,China)The reasons for mig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ethnic groups a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driving force and the pulling force.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the changes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of the original places,the policies to compel to migrate and wars are the driving forces of migration while the policy of conciliation adopted by the rulers,the favorable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immigration places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are the pulling forces.李吉和(1963-),男;河南省社旗縣人,中南民族大學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民族學和民族史。中南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 作者: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武漢71~75D5民族問題研究李吉20042004古代少數民族遷徙的原因在于遷出地的推力和遷入地的拉力。生產力的發展、遷出地氣候和環境的變遷、戰爭以及統治者的強迫遷徙政策,是少數民族遷徙的推力因素;統治者采取的懷柔政策、遷入地良好的生活、生產環境和民族認同意識,是少數民族遷徙的拉力因素。古代少數民族的遷徙,往往是多種因素同時作用的結果。古代/少數民族/遷徙原因/推力/拉力
    ethnic group/migration/reason/driving force/pulling force本成果受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基金資助,為作者在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住所期間完成。洪瀟tíng@①/楊振宇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亭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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