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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常平倉思想對美國新政農業立法的影響
中國古代常平倉思想對美國新政農業立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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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92.2;D93/9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0289(2000)03—0042—09
      一 美國“常平倉”制度的提出
  30年代,美國國會先后通過了兩部《農業調整法》(AgriculturalAdjustment Act),第一部誕生于1933年5月。羅斯福執政之初, 面對愈演愈烈的農業危機, 很快通過了由享利. A. 華萊士(Henry AgardWallace)組織起草的這部農業調整法。 羅斯福在處理農業法案上雷厲風行的作風,反映了他和許多顧問的共同看法,即新政的成敗直接取決于它的農業綱領的成敗與否[1]。
  1933年農業調整法包括三個部分:(1)農業調整法;(2)緊急農場抵押法;(3)處理貨幣問題條款,核心部分是農業調整法。 它是一個滿足不同利益集團要求的妥協法案,主要思想是通過削減農產品產量,提高糧食價格。這是華萊士的父親亨利.C.華萊士(Henry C.Wallace)任哈定(Warren G. Harding )政府農業部長時所極力支持的麥克納里—豪根農業法案(McNaryHaugen Bill)的核心內容, 當時這個法案在1927年和1928 年兩次經國會通過, 但都被柯立芝總統(John CalvinCoolidge)否決了。1933年華萊士任農業部長后,還是想通過限制谷物產量,從生產環節開始,減少耕地面積,遏制糧食生產,進而減少供應,提高農產品價格,實現工農業產品的“平價”,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復蘇農業,進而復蘇美國經濟。
  1933年,美國農業部通過新成立的商品信貸公司,執行了一項農產品的無追索貸款計劃,它是針對參加農作物種植分配計劃的農場主的一項法律措施,具體做法是:政府以高于農產品市場時價,預購參加土地減耕計劃的農場主的農產品,在農作物收獲后,如果谷物市場價格高于預購價,農場主可以以預購價把自己的農產品贖回進行銷售,償還抵押貸款;否則這些農產品將歸政府所有。
  表面看,這個措施類似于我國古代的常平倉原理,然而二者之間有所區別,古代常平倉是通過控制剩余糧食流通來控制價格,實現糧食市場“平價”目的,既保護農民,又保護消費者。1933年農業調整法卻通過對農產品生產的控制來調節價格。這個做法在資本主義大農場生產條件下,似乎有所針對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國資本主義大生產的嚴密計劃思想。在談到其思想淵源時,華萊士[2]指出,
  我接任農業部長后,在最快的時間內敦促國會通過立法,把中國古代農業政治家的實踐——”常平倉”引入美國農業立法中。“常平倉”的名稱,我是從陳煥章的“孔子及其學派的經濟原理”一書中得來的。
  如果在此他是指1933年農業調整法,那么他是對借鑒中國的常平倉思想作了某種變化,以適應美國農業生產的情況。而明確提出建立美國常平倉制度的是1938年農業調整法。
  前已指出,1933年農業調整法是一個當時各個利益集團妥協的產物,經過3年的實施,也確實獲得了相當的成功[3],然而,由于各個壓力集團的利益格局在農業經濟形勢變化之后又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項法律還觸及了糧食加工集團的利益,遭到他們的一致反對,最后被美國國會判決部分條款違憲,停止執行。為了填補1933年農業調整法失效后的法律真空, 1936 年《土壤保護和國內農作物種植分配法》(The  SoilConservation and Domestic Allotment Act of 1936 )作為臨時性的替代法案,由農業部提出,很快在國會通過之后成為法律。這個法律的目的仍然是通過給予農場主一定的土地撂荒補貼,限制土地播種面積,減少糧食生產,這次只不過是以土壤保護的名義出現而已[1], 即通過給土地休耕的農場主休耕補貼,換得他們放棄種植,削減糧食生產。然而這個法律的局限性也是明顯的,在立法之初,華萊士就已經認識到,要根本解決農業危機,必須有新的辦法,所以在1933農業調整法停止執行之時,他就以全新的哲學,組織起草一個永久性的農業法律(注:這個過程長達2年,從1936年1月到1938年2月,參見Lechtenberg,1963。),試圖從根本上解決美國農產品過剩問題以及由之帶來的一系列經濟問題。1938年2月,新的農業調整法在國會獲得通過,并成為法律, 它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依據我國古代常平倉思想,把由對農業生產過程的控制轉向對剩余農產品的控制,從而從根本上解決美國農業生產過剩問題。
      二 中國常平倉:思想起源與制度發展
  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農業大國,幾千年來,倉廩體系是我國封建經濟時代獨特的財政制度,對于倉廩制度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歷代統治者無不重視有加。隨著封建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古代的倉廩制度建設也愈加完善,陸續出現了職能各異的倉庫,如太倉、軍倉、義倉、轉運倉、正倉和常平倉。在《周禮》中就有如下記載[5]: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①?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為法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周其急,而平其興。
  所謂“司稼”,職能就是根據農業年成的豐歉,決定市場上糧食的價格,而設立這個官職的思想,似可看作是后世實行常平倉制度的前身,或者說自從西周時期,我國已經出現了履行類似后來出現的常平倉職能的官吏,因此我們完全可推斷當時執行常平倉職能的相應機構的存在。就一般職能來說,“常平倉所以均貴賤也”[6]。而《管子》、 范蠡、李悝和桑弘羊也都曾經在各自的理論探索、經濟活動或執政政策中提出、接受或貫徹直接產生常平倉經濟思想的相應先行思想。
  西漢漢宣帝五鳳4年(公元前54年)“耿壽昌請于邊郡皆筑倉, 谷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常平之名起于此也”[7 ]。一般認為這是我國“常平倉”制度的正式設置[8][11—p104][ 13 —p25],但其必然有得到一致公認的先行思想和措施。“常平倉”的基本作用就是穩定市場谷物價格[9],但也曾經“設常平倉以給北邊, 省轉漕”[10],然而這只應看作是“常平倉”基本職能的延伸。至于說“常平倉”是為了“保證國家有賦役對象”[11],似更可看作是常平倉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個衍生職能。
  古代輕重之法和平準思想是常平倉的理論基礎,耿壽昌倡立的常平倉制度是把前人的平糴思想的具體化,并“綜合成與以往各說都有所不同的新制度”,以穩定農產品價格,保證糧食供應和便利邊地人民[8 ]。而平準制度的濫觴,有學者[13]以《周禮》“泉府”[4] 條中所記載的例子,收買“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待不時而買者,執行的是類似常平倉職能。總之,“常平倉”制度思想在我國已經有三四千年久遠的歷史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自西漢以來,我國“常平倉”制度時斷時續并一直延續下來直到近代。然而由于歷史因素或自然條件的影響,“常平倉”制度在各個時期發揮作用的程度也不盡一致。但是,綜觀歷史演變,作為我國長期實行的一種有效經濟制度,常平倉起過較大作用,它能夠長期延續下來就是最好的證明。
      三 華萊士與美國常平倉思想
  建立美國農業常平倉思想,是華萊士對美國農業的最大貢獻之一,無論是在他自己的演講、回憶錄、日記中,還是他的傳記中,無不特別指出這一點。Hadwiger[14]指出,華萊士對農業的貢獻遠不止建立常平倉一項,華萊士終生獻身于農業事業,通過立法保護他們的利益,他致力于穩定農業經濟,竭力倡導保護土壤,保護自然資源,不但通過科學手段,而且致力于從制度上保障世界糧食生產。但應指出的是,建立美國農業常平倉思想,在他的思想體系中一直占有核心的地位。
  與1933年農業調整法相比,1938年農業調整法在哲學思想上是個飛躍。前者曾經設計了通過減少耕地面積以限制糧食產量,從而控制農產品價格的辦法,但是由于美國農場大生產的急劇膨脹,農業技術的不斷進步,育種技術的開展,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施肥量的增加,糧食單產不斷提高。由于糧食的價格彈性很小,同期國內農產品的消費量沒有相應增加,世界市場也無法容納更多的剩余糧食。而1933年農業調整法規定,農場主自愿參加減耕計劃,也會使農民們根據個體利益最大,決定是否參加限制耕地面積的協議,因此,“一個自愿參加的計劃,無論組織的如何好,是注定失敗的。[15]”這也是華萊士從他1922年鼓吹限制農業產量運動失敗中得到的教訓,當時他已經認識到糧食過剩是造成美國農業地區貧困的直接原因,并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他在《華萊士農民》(Wallace'sFarmers)雜志上提出,“少種點玉米, 多種點三葉草,錢就會多起來”(Less corn,more clover,more money),號召農場主自愿休耕土地(注:早些時候,他提出,“少種點玉米,少點工作,錢就會多起來”(Less corn,Less work,more money)。當他意識到保護土壤的重要意義后,才提出“多種點三葉草”,呼吁農民休耕土地。)。他認為糧食價格應該由實際生產成本決定,決不能任由市場決定農產品的價格,那樣會導致一個活力旺盛的中產階級農業人口無法維持[16]。實際上,華萊士從20年代起就一直在《華萊士農民》雜志上鼓吹“常平倉”制度,以解決美國農產品過剩問題[17],Blum也認為,華萊士很早就有了建立美國“常平倉”的想法,但是在1938年以前他一直沒有機會實現這一理想。[18]
  從1938年農業調整法開始,美國政府開始通過控制剩余農產品的數量,實現農產品價格的穩定,把糧食產量的波動問題由國家加以解決。在豐收年,國家協助農民把多余的糧食存儲起來,到了歉收年景,再拿出來補足正常供應不足部分,這樣做既保證了糧食價格的不致大幅波動,還穩定了糧食生產,避免更大波動(實際上,當代農業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理論——蛛網模型指出,當農產品供給彈性的絕對值總是大于需求彈性的絕對值時,就會出現永遠達不到均衡價格的情況,即價格波動幅度越來越大,這樣就需要政府出面干預,這個思想也是在30年代提出的),當然,在美國資本主義大農業生產條件下,這項制度主要是解決糧食價格問題,達到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平價,提高農場主購買力,拯救大蕭條中的美國經濟。其思想實質與中國的常平倉思想是一致的。
  1938年農業調整法除了永久性地保留1936年《土壤保護和國內農作物種植分配法》的土壤保護原則(注:這里可以看出華萊士的農業政策思想是有連續性的,1936年《土壤保護和國內農作物種植分配法》直接繼承了1935年《土壤保持法》(The Soil Conservation Act of 1935)。),主要包含以下內容:(1 )繼續對農產品實行全面的價格支持;(2)授權發放無追索貸款,以建立農產品“常平倉”;(3)實施農作物保險計劃;(4)建立農業實驗室,開發農產品, 特別是過剩農產品的新用途,擴大農產品消費。國會在該法通過時,重申了政策目標,在可能的情況下,幫助農業生產者取得公平的價格和公平收入(注:華萊士曾經對羅斯福解釋實施本法的目的:(1)資源保護(2)保證糧食供應(3)穩定農業價格。參見Higgings,1998,Part 1:7 。 )。 縱觀1938年農業調整法全文,建立農業常平倉是核心,其余的幾個部分都有賴于常平倉制度的實行,如對農產品價格的全面支持和實行農作物保險計劃,措施依舊是依靠建立常平倉。
  那么什么是美國的常平倉呢?
  1938年農業調整法規定,由國會授權,政府應按照一定的供應條件和價格條件,向廣大的農場主發放無追索權的農業貸款(即農作物抵押貸款),同時政府要求農場主(主要包括玉米、小麥、棉花生產者)服從政府下達的農作物生產計劃,農業部把農場主每年按計劃生產的糧食的多余部分以倉儲的形式儲存下來,這就是華萊士倡導建立的美國“常平倉”(the Ever Normal Granary),當糧食豐收, 市場價格下跌時,農場主可以選擇歸還政府已經抵押的糧食,這樣農場主就不虧本;當收獲時,市場價格超過貸款時的價格,農民就可以在市場上出售糧食,獲得一定的利潤,然后歸還政府貸款和利息。實質是政府變相地通過收購多余的糧食,起到維持糧食價格的作用,不致出現“谷賤傷農”。但到了歉收年景,這些存糧就可以發揮作用。這也是我國古代常平倉思想在美國的繼續發展,盡管其形態是不同的,但是常平倉精神實質并未有絲毫改變。當時由于美國一直是豐收年,常平倉尚沒有發揮平抑糧食價格的作用,但是在日用品領域,常平倉的作用卻得到了體現[19]。
  Higgins[15] 在談到常平倉思想在華萊士政治和學術研究生涯中的地位時指出,“30年后,華萊士把常平倉視為‘我任農業部長最值得驕傲的行動’”。對于美國常平倉思想的淵源,華萊士個人的觀點[12]是毋庸置疑的,即常平倉思想的源泉在中國(注:參見沁清,華萊士與中國農業界,農業推廣通訊,6(8):39—48,1944。 該文全面記載了華萊士在中國訪問期間的講話,幾乎在各個場合他都表達了一個看法,即他的常平倉農業立法的思想淵源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有不少學者[20][21][22]都認為是來自中國,或部分來自中國[1], 也有人認為是來自于華萊士對《圣經》傳說的借鑒(注:這個觀點以Higgins(1998)為代表。)。
  關于美國常平倉的中國淵源說,當時美國農業部的官員也持這個觀點。如,曾經在華萊士領導下的美國農業部從事農業規劃評估和規劃發展工作的Louis H.Bean(注:Louise H.Bean.Reminiscence, ColumbiaOral History Collection,151。他是美國著名的新政農業經濟學家之一,曾在數量經濟學方面做出了較大貢獻(Karll A.Fox, “農業經濟學”,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Vol.I:A~D.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63)。原文為微縮膠卷,部分字跡已壞,文中以[]表示。)回憶說,
  有一次,我[碰巧]發現有一些中國人到他的公寓來,提出了常平倉思想,我感到很有趣,不知道這個思想可能是從某個中國留學生的研究中得來。 它正是哥倫比亞研究中出現的那個“Constantly  Ever-Normal Granary”(常平倉),華萊士用我們的語言稱為“the Ever-Normal Granary”(常平倉)。這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一個人具有某種思想,盡管有人[反]對,依然緊迫不放并接受了它。但是我相信他能作到這一點,因為在這個國家中有支持的環境。我從來不認為它是錯誤的思想。
  他在此非常確切地指出美國常平倉思想來自哥倫比亞的“中國留學生的研究”, 還評價華萊士“對于一個思想”,  盡管有人反對[opposition]仍然“接受了它”,而且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即他“從來不認為這是個錯誤的思想”(注:英語表達“思想”一詞常用 thought, thinking, ideology和idea等詞。)。 這里提到的中國留學生, 是1907年到哥倫比亞大學的陳煥章[24],他于1911年取得了哥倫比亞大學授予的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孔子及其學派的經濟原理”(注:陳煥章先生曾把這部巨著題名為《孔門理財學》,并準備譯為漢語,但未果。本書30年代曾經在美國重新出版,并引起轟動,可見其在海外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據胡寄窗. 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介紹,《美國歷史評論》為此作了書評,加以宣傳。)(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是第一部系統總結儒家經濟思想的優秀著作。這部長達700 多頁的巨著當年作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經濟和公法叢書”之一以第64卷112 號同時在紐約和倫敦出版。
  在此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這本曾經在海外極受關注的著作。全書除了“引言”部分,還包括消費、生產、公共財政和結論四部分內容,以9冊的篇幅論述先秦以來儒家經濟思想體系的主要內容, 即:孔子及其學派、經濟學與其他科學的關系、一般經濟原則、消費、生產要素、生產的各個分支、分配、社會政策以及公共財政等。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社會政策”一冊主要用于論述儒家的政治理想,如井田制、封建王朝的救荒政策,等等。其中在第30章“政府對糧食的控制”[21—p568 ~585]  中,  他詳述了中國古籍中記載的歷朝有關糧食“平價”(equalizing the price of grain)的做法。列舉了《周禮》、 《管子》、范蠡和李悝的糧食論述或對糧食生產的重視,或全面重視糧食平價制度建設的事跡,認為在中國, 糧食平價的原則經李悝和孟子[ 21 —p571]鼓吹,在漢朝以“常平倉”(the Constantly Normal Granary)的制度形式固定下來。他定義“常平倉”說,“當糧食價格很低時,倉庫用高于市場價格的正常價格而收購,以使農民獲利;而糧食價格太高時,糧倉以低于市場價格的正常價格出售,以使農民受益。這種倉庫就叫常平倉(the Constantly Normal Granary)[21—p571]。
  陳煥章還分析了“常平倉”的起源、理論原則、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實施的連續性等有關這套理論的各個方面,并認為這個制度在解決農業問題上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為歷朝歷代中國政府所效法,他也指出,“常平倉”制度實施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問題,如貪官污吏趁機利用權力從百姓手里大肆聚斂糧食,而由于糧食長期堆放,管理不善,在有的年代里造成霉變和浪費等,但這些問題,并不是常平倉制度本身的不足所造成的,而是人為造成的,因此,執行得當總是能夠避免的。總之,他認為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是一項十分完美而有效的經濟制度,只所以能夠長期實行,也是它的有效性的反映,他對“常平倉”制度的論述給人以強烈的印象。華萊士本人在讀到這篇論文后,他對用“常平倉”制度來解決美國農業問題是充滿信心的。因此,他最終把“常平倉”納入美國立法,還特別指出是受到陳煥章的啟發(注:Henry A.Wallace. Mr Wallace's speech atthe luncheon party given by Admiral Shen,June 22,1944.載唯明編注:華萊士在華言論集(Wallace in China),重慶:世界出版社,民國33年10月,錢存訓先生嘗言,“常平倉”法為1933AAA所采用, “乃羅斯福新政補救,1930年代前后美國經濟不景氣的一種重要措施,也是中國經濟制度在美國具體化的一個例證”。)。
  再看華萊士[18—p196]在日記里是如何記錄的,
  1943年2月25日
  蔣夫人告訴我她對農業是多么地感興趣,她已經聽總統講,我們的農業計劃部分根據的是中國哲學。然后我就告訴她我是如何從一本書,“孔子的經濟原理”得到“常平倉”概念的。
  日記里的蔣夫人就是宋美齡,1943年她曾代表蔣介石到美國籌集戰款,華萊士在日記中記錄了2月25 日當天她和羅斯福及華萊士的談話內容,又一次指出了“常平倉”的來歷。羅斯福同樣指出,美國的農業計劃部分是來自中國哲學,實際上他指的就是常平倉。
  1944年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夕,華萊士受羅斯福總統委托,從美國經蘇聯西伯利亞到中國訪問,在他起程來華前,他曾經專門隨身帶了一份陳煥章博士論文的摘要,以便到中國后進行實地考察和進一步研究中國的常平倉,他在日記中記載了這一事實[18—p326]。
  1944年4月29日
  文森特,作為國務院中國事務局的局長,似乎非常高興與我一起到中國去。他似乎在各方面都是一個很棒的人。我們討論了此次旅行的一些細節,而且我給他了一本孔子經濟學關于常平倉的中文節選。我告訴他了一些我希望在中國作演講的,需要認真準備的東西的梗概。
  一般而言,日記里所記述的事情都是主人真實的內心活動、想法或計劃安排或作為備忘錄,華萊士的日記也是一樣的,“記述了他在政界發展和對政策的政治影響”[18—p24],其可信性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到此我們對美國“常平倉”的中國淵源就沒有什么值得懷疑的了。
  現在還有一個小問題,那就是,在陳煥章的論文中“常平倉”一詞用了“the Constantly Normal Granary”,而華萊士用了“the EverNormal Granary”。實際上這兩個名詞沒有什么差別,只不過前者不如后者更美國化罷了[25],其實質是一回事,有時華萊士也有constantlynormal granary[26—p326]。美國著名歷史學家Schlesinger,Jr.[3]也曾經說,
  他最鐘情的一項計劃就是提高農業生產率;另一項就是更好地使用土地。他對于利用他所謂的, 從孔子那里借來的常平倉  (  先是constantly normal granary,后改為ever-normal granary)消除農業剩余非常關心。
  他的用詞要比Louis Bean準確,原因在于他是歷史學家,而后者只是數量經濟學家,對歷史名詞的把握不如Schlesinger,Jr.準確。 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的認識是一致的,即美國“常平倉”起源于中國,并且幾乎是完全照搬,從名稱到原理,并且實施的成果也是巨大的。
  如華萊士[2]演講辭說,
  由于實施了這項“常平倉”計劃,在1939年歐洲大戰爆發時,美國已經儲存了4億浦式耳的玉米和大約2億浦式耳小麥的額外儲備。以上存放在美國“常平倉”中的巨額額外儲備為美國人民提供了食物準備,其重要性不但對美國人民,而且對于交戰中的盟國都是決定性的。
  實際上,“常平倉”思想自在美國成為“具體化”的制度以后,其貢獻遠遠超出了農業方面。Frank Kingdom[18]指出,
  在大旱與余糧耗盡之后,華萊士于1934年建議了“常平倉”辦法。……這計劃可使供應和物價穩定,農民兼受其利。……
  這一計劃一直進行的很順利。它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過剩日用品公司”,該公司在1934—1937年間,曾將價值2 億元的幾百萬磅產品分配給城市與城鎮救濟機關。這些過剩產物如流入無管制的市場,勢將迫使農產價格跌到致人貧困的水平,并將因而引起另一次蕭條的重來。
  Kingdom不但認為華萊士早于1938AAA就實行了“常平倉”辦法,而且較為明確地指出,“常平倉”對于解決當時美國日用品過剩同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Blum[18]也曾認為,華萊士在美國戰時經濟領域運用了“常平倉”辦法解決經濟危機和戰爭物資的短缺問題。現在“常平倉”作為華萊士兩屆農業部長任內的主要政績,各界對此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由于這一政策的極為有效性,他多次設想并在不同場合談到要建立世界范圍內的“常平倉”,如他在1942年2月24 日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18 —p56] 中說正在進行一個“國際性的常平倉計劃”。 在1946年8月2日內閣會議上,他把當時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干事Orr 爵士建議成立世界糧食局的想法,總結為“國際常平倉”,這與他的一貫思想是吻合的[18—p607]。
  最后再看一下美國常平倉“《圣經》來歷說”。
  Higgins[15]和Lechtenberg[1—p225] 都曾經認為“常平倉”來自或部分來自《圣經》,如Lechtenberg著作的一個腳注說,
  華萊士的常平倉思想,部分是從閱讀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留學生的一篇孔子經濟學的論文中得來的。
  在這段文字的后面尚有另一個注解,Louis Bean,COHC,p. 150。實際上,Bean的口述史只說到“常平倉”的中國淵源[25]。
  以下我們看《圣經》[26—p41~43]的說法:
  過了兩年,法老做夢,夢見自己站在河邊,有七只母牛從河里走來,又美好又肥壯,在蘆荻中吃草。隨后又有七只母牛從河里上來,又丑陋又干瘦,與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邊。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盡了那又美好又肥壯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著了,第二回做夢,夢見一棵麥子長了七個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隨后又長了七個穗子,又細弱又被東風吹焦了。這細弱的穗子吞了那七個又肥大又飽滿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個夢。
  于是,法老讓約瑟給他解夢,因此他聽說約瑟會解夢。約瑟說,七只好牛和七個好穗,七只丑牛和七個干穗分別是七個豐收年和七個大荒年。神要法老在埃及的豐收年時,把“一切的糧食聚斂起來,積蓄五谷,收存在城里做食物”,以防備將要到來的七個荒年。后來治理埃及的約瑟果然遇到了七個豐收年和七個荒年,由于約瑟聚斂了埃及“七個豐收年的一切糧食,把糧食積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圍田地的糧食都積存在本城里”。后來,盡管“各地都有饑荒,惟獨埃及全地有糧食”,“約瑟開了各地的倉,糶糧給埃及人”。可見“創世記”的42~46節無非敘述了約瑟在埃及救荒的情況,全無任何關于常平倉的聯系,如果說到救荒,中國遠自先秦的豐富的救荒思想的實踐都是約瑟所無法比擬的[27]。
  實質上,約瑟的所作所為只是利用積存的糧食解救饑荒,全沒有任何類似我國常平倉“谷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的基本功能,而且從唯物主義觀點出發,《圣經》的記載是一個古代的傳說,缺乏真實可信的史料的記載,而我國的“常平倉”思想是一套已經非常成熟的理論體系,自從有歷史文獻記載以來,幾乎歷朝歷代均有具體實施的詳實記載,豈是傳說所能比的?當然,也不能說《圣經》對華萊士根本沒有影響,那是不現實的,因為他畢竟是在基督教文化中熏染出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事實上,華萊士本人篤信宗教終其一生,他年輕時起就試圖在宗教教義中找出人生的方向,他對多種西方宗教派別都做過探索,而且東方的宗教和哲學也曾使他非常著迷,對于常平倉思想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接觸的[18—p13]。 而他能夠有機會領導制定美國新政農業立法,也決不至于以一個農業科學家和農業部長的身份,把一個傳說視為法寶,用作制定法律的思想根據,因此“常平倉”思想的淵源也就不言而喻了。而對于何時“常平倉”思想進入美國經濟制度,可以認為1933年的農業調整法部分反映了中國古代的“常平倉”思想,但正式在美國經濟立法中體現這種思想是在1938年的農業調整法。
  總之,中國古代常平倉思想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華萊士,促使他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和政府要員,面對他和千百萬美國人利益所在的農業的極度不景氣,提出了在美國農業立法中運用并曾經在歷史上發揮過極其重要作用,同時又為每個普通人所理解的常平倉思想,為最終解決美國農業危機和30年代的美國經濟大蕭條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頑強生命力。
  [收稿日期]1999—8—24
復旦學報:社科版滬42~50D410法理學、法史學李超民20002000文章通過翔實的史料和多方論證,首次揭示了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新政期間,“常平倉”思想作為美國農業立法中《農業調整法》的思想基礎之一淵源于中國。隨著1938年《農業調整法》根本奠定美國當代農業立法基本框架,為解決美國農業問題發揮巨大作用,“常平倉”也作為中國古代經濟制度在美國具體化的一個寶貴實例,向世人展示了幾千年中國農業文明的卓越遺產對美國經濟思想的發展產生的巨大影響。常平倉/新政/農業調整法/中美文化交流  Ever Normal Granary/ the New Deal  /  AgriculturalAdjustment Act/Sino-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特別感謝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吳格研究館員給予本研究的多方面無私支持。感謝美國University of Chicago 東亞圖書館榮退館長錢存訓先生提供Asian studies in America:  A historical survey:  A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Summer Institute on Asia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1959一文,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張海惠女士,龐瑾女士,Ohio State University 圖書館總館的李國慶先生,Arizona StateUniversity馬季偉博士,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佟屏亞先生,中國科學院空間研究中心的李宏勛提供的大量原始研究材料,沒有他們的幫助就沒有本研究。作者感謝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劃課題青年課題(JLI004號)和周松波中國經濟思想史獎學金的資助。本論文為課題階段性研究成果,文中觀點概由本人負責。The Influence of the Idea of Ever Normal Granary on Henry A. Wallace and 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in the New Deal  Li Chao-min  Dept.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 & Econ.,Shanghai, 200083With adequate historical data, this author tries to showthat the idea of the Ever Normal Granary in the AgriculturalAdjustment Act of the 1930s,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current American agricultural legal structure,originated from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in combating the Great Depression.It serves as an example ofthe applic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system in the U. S.It also shows to the world thousands of years the greatinfluenc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n  thedevelopment of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李超民,上海財經大學經濟系,上海 200083  李超民(1963— ),男,河南偃師人,上海財經大學經濟系博士研究生,從事經濟思想史研究。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滬42~50D410法理學、法史學李超民20002000文章通過翔實的史料和多方論證,首次揭示了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新政期間,“常平倉”思想作為美國農業立法中《農業調整法》的思想基礎之一淵源于中國。隨著1938年《農業調整法》根本奠定美國當代農業立法基本框架,為解決美國農業問題發揮巨大作用,“常平倉”也作為中國古代經濟制度在美國具體化的一個寶貴實例,向世人展示了幾千年中國農業文明的卓越遺產對美國經濟思想的發展產生的巨大影響。常平倉/新政/農業調整法/中美文化交流  Ever Normal Granary/ the New Deal  /  AgriculturalAdjustment Act/Sino-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特別感謝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吳格研究館員給予本研究的多方面無私支持。感謝美國University of Chicago 東亞圖書館榮退館長錢存訓先生提供Asian studies in America:  A historical survey:  A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Summer Institute on Asia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1959一文,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張海惠女士,龐瑾女士,Ohio State University 圖書館總館的李國慶先生,Arizona StateUniversity馬季偉博士,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佟屏亞先生,中國科學院空間研究中心的李宏勛提供的大量原始研究材料,沒有他們的幫助就沒有本研究。作者感謝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劃課題青年課題(JLI004號)和周松波中國經濟思想史獎學金的資助。本論文為課題階段性研究成果,文中觀點概由本人負責。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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