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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銘刻與文書研究五十年
中國古代銘刻與文書研究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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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甲骨文字存在時算起,中國已經有了3000多年的不間斷的文字史。這段漫長的歷史留下了大量帶有文字的古代遺物,從而形成了專門的古代銘刻研究。
  追溯中國近現代考古學的前身中國金石學,就是以研究古代銘刻作為主要內容。但是,傳統金石學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著重大缺陷,即只注重文字考釋,強調金石證史,而不能綜合利用考古發現的全部文化信息。因此,將文字考證與考古學研究方法相結合,成為當代考古學一個重要分支的古代銘刻研究便取代了金石學,并在近50年中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這里主要述及的是甲骨文與金文以外的古代銘刻文字材料的研究情況。根據材質與形制特點,可以將這些文字材料歸納成:中國古代(主要是戰國秦漢以來)的石刻磚銘、璽印貨幣、簡牘帛書、文書寫本等主要類別。
  自1949年以來,中國考古學步入了最輝煌的時期,在這50年間不絕于踵的重大考古發現中,有關古代銘刻文字材料的發現占有很大的比重。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出版社,1980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竹簡(注: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75年。)、湖北云夢睡虎地竹簡(注: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甘肅居延與武威漢簡(注:a.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3年。b.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文物出版社,1975年。c.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新疆吐魯番文書(注:a.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第10期。b.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吐魯番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1980~1991年。)、各地出土的歷代墓志、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石刻(注:陜西省法門寺考古隊:《扶風法門寺塔唐代地宮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0期。)、荊門包山楚簡(注: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乃至新近發現的湖南長沙三國木簡等(注:胡平生、宋少華:《新發現的長沙走馬樓簡牘的重大意義》,《光明日報》1997年1月4日。),都曾予以學術界沖擊,引起了各有關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熱潮。
  50年來新出土的銘刻材料數量驚人,其研究成果也令人嘆為觀止。由于很多銘刻材料涉及的范圍十分廣泛,遍及哲學、歷史、語言文字、法律、經濟及自然科學各個領域,有關專門研究無法一一列舉。在此只能就與考古學結合較緊密的研究情況作一簡要的概括。
      一、石刻磚銘
  在以往的金石學研究中,石刻(包括磚瓦文字)占有較大的比重,在1949年以來的考古發掘與調查工作中,又陸續發現大批重要的石刻。這些新材料大多具有明確的發掘記錄,因此,它們不僅能以銘文反映歷史,而且對確定有關遺址的時代及其文化內涵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由于它們帶有較全面的考古信息,對改進石刻研究方法也產生了全新的作用。
  綜觀近50年間出土的石刻材料,古代墓志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據有關統計,已經發表的墓志材料有近3000件之多。這些成果為有關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在此基礎上,考古文博界不僅對一些重要的人物墓志進行單獨考釋,探討了與之有關的歷史問題,而且開展了多方面的綜合研究。例如結合早期墓志材料與有關銘刻對墓志起源過程的討論;由北朝鄴城附近出土的北朝墓志對當地大族墓葬情況的研究;對洛陽地區北魏元氏墓志的綜合研究,對南京地區南朝墓志反映的當時墓葬制度、僑郡情況及有關士族人物的研究;由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墓志對高昌國史的研究;通過唐代墓志中的有關記載對西安、洛陽、幽州等主要城市建筑布局的研究,對唐代歷史、文化、有關人物及對士族大姓狀況的研究;對北京、遼寧等地出土的遼、金、元官員墓志的考證等(注:a.趙超:《墓志溯源》,《文史》第21輯,1984年;《唐代洛陽城坊補考》,《考古》1987年第9期。b.黃展岳:《早期墓志的一些問題》, 《文物》1995年第12期。c.李建麗、李振奇:《臨城李氏墓志考》,《文物》1991年第8期。d. 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 科學出版社,1958年。e.宮大中:《邙山北魏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f.新鄉市博物館:《北齊竇、婁、石、劉四墓志中幾個問題的探討》,《文物》1973年第6期。g.羅宗真:《南京新出土梁代墓志評述》,《文物》1981年第12期;《略論江蘇地區出土六朝墓志》,《南京博物院集刊》第2期,1980年。h.王去非、 趙超:《南京出土六朝墓志綜考》,《考古》1990年第10期。i.吳震:《qū@①氏高昌國史索隱——從張雄夫婦墓志談起》,《文物》1981年第1期。j. 王素:《北涼沮渠蒙遜夫人彭氏族屬初探》,《文物》1994年第10期。k.武伯綸:《唐萬年長安縣鄉里考》,《考古學報》1963年第2期。l. 陳久恒:《唐東都洛陽城坊里之考證——從唐代墓志看東都坊里名稱及數目》,見《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m.楊希文、陳忠凱:《唐代墓志中所載的長安坊里》,《文博》1988年第5期。)。
  近50年來,各地還出土了一些古代碑石。較重要的有漢代的張景碑(注:鄭杰祥:《南陽新出土的東漢張景造土牛碑》,《文物》1963年第11期。)、幽州書佐秦君石闕(注:邵茗生:《漢幽州書佐秦君石闕釋文》,《文物》1964年第11期。)、鮮于璜碑(注:天津市文物管理處考古隊:《武清東漢鮮于璜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3期。)、肥致碑(注:河南省偃師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偃師縣南蔡莊鄉漢肥致墓發掘簡報》,《文物》1992年第9期。)、 熹平石經殘石(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故城太學遺址新出土的漢石經殘石》,《考古》1982年第4期。)、 王舍人碑(注:于書亭:《新出土的漢王舍人碑》,《中國文物報》1988年3月18日。)等, 魏晉時期的三體石經殘石(注:劉安國:《西安市出土的“正始三體石經”殘石》,《人文雜志》1957年第3期。)、 司馬芳碑(注:段紹嘉:《司馬芳殘碑出土經過及初步研究》,《人文雜志》1957年第3期。 ),隋唐時期的智該禪師碑(注:秦珠:《長安發現唐智該法師碑》,《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4期。)、 東渭橋記殘碑(注:董國柱:《陜西高陵縣耿鎮出土唐〈東渭橋記〉殘碑》,《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4 期。)、回元觀鐘樓銘(注:馬驥:《西安新出柳書“唐回元觀鐘樓銘”碑》,《文博》1987年第5期。)、 唐重修內侍省碑(注:保全:《唐重修內侍省碑出土記》,《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4期。)、 周護碑(注:昭陵博物館、張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永泰寺碑(注:宮崇濤:《嵩陽書院大唐碑》,《中國文物報》 1994年5月22日。)、渤海國貞惠公主墓碑、貞孝公主墓碑(注:王承禮:《唐代渤海〈貞惠公主墓志〉和〈貞孝公主墓志〉的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1期。), 以及法門寺塔基中出土的啟迎岐陽真身志文、金銀寶器衣物帳(注:陜西省法門寺考古隊:《扶風法門寺塔唐代地宮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0期。)等,宋元以降的宋嘉yòu@②石經殘石(注:張子英:《河南開封陳留發現北宋二體石經一件》,《文物》1985年第1期。)、 西夏王陵殘碑(注: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園北端建筑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9 期。)、泉州伊斯蘭等宗教碑石(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泉州伊斯蘭教石刻》,寧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這些材料在發表時均對有關歷史、文字與考古發現情況作了專門研究。
  對于散存深山中的古代摩崖題記,在考古調查中也有一些重要的新發現,這些新發現有助于補充史載和進一步研究古代交通、宗教、經濟等專題。例如在黑龍江嘎仙洞中發現的北魏祭天刻辭與《魏書》記載相符,可以證實鮮卑拓跋的原活動區域(注:米文平:《鮮卑石室的發現和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1期。)。 又如福建泉州九日山的祈風題記(注:吳文良:《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物》1962年第11期。)、四川安岳臥佛溝的摩崖刻經(注:a.曹丹:《安岳臥佛院臥佛刻經與題記》,《四川文物》1990年第2期。b. 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藝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江西上猶的西晉摩崖題記(注:李坊洪:《上猶縣發現西晉摩崖題刻》,《江西歷史文物》1983年第4期。)、 西藏吉隆的大唐天竺使出銘(注:西藏自治區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吉隆縣發現唐顯慶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銘〉》,《考古》1994年第7期。)等,都是具有較高價值的考古資料。
  在有關宗教石刻的整理研究中,對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經的清理是一項宏偉的工程。云居寺石經自隋唐時期刊刻,歷時1000多年,中國佛教協會等將其發掘、整理,統計出全部刻石14620件(另有殘刻經420件,非佛經的碑銘82件),共刻寫了1100余種佛教經籍,并整理出版了《房山云居寺石經》、《房山石經題記匯編》等。除對佛教考古、佛教學術、佛經版本等方面的巨大貢獻之外,碑石上刻寫的歷代刻經人題名也有助于研究北京史。此外,在各地發掘古代城市建筑遺址與陵墓時,還出土了一批相關的石刻。例如在西安漢代禮制建筑遺址中出土有工匠題記的石礎(注:考古研究所漢城發掘隊:《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筑遺址群發掘簡報》,《考古》1960年第7期。), 在河南芒碭山漢梁國王陵墓中出土大量有文字標記的黃腸石(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漢梁國王陵與寢園》,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在西安唐代遺址中出土了刻有西明寺銘文的石碾子(注:馬得志:《唐長安城發掘新收獲》,《考古》1987年第4期。), 在陜西等地的塔基發掘中出土多件舍利塔銘與舍利函銘等。這些題記雖然簡單,但對于確定有關遺址的性質、年代,乃至建筑方式等重大問題都具有寶貴的參考價值。特別是在北京豐臺史思明墓、陜西臨潼唐憲宗太子李憲墓、河南洛陽唐宮城遺址等處出土了當時的玉冊(注:a.魯琪、葛英會:《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覽巡禮》,《文物》1978年第4期。b.陜西省考古研究所、 臨潼縣文物園林局:《唐惠昭太子陵發掘報告》,三秦出版社,1993年。c.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工作隊:《唐洛陽宮城出土哀帝玉冊》,《考古》1990年第2期。),對于了解唐代的冊命制度、 哀冊制度頗有俾益。
  歷代磚、瓦、陶文材料的發現也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有陜西臨潼趙背戶村出土的秦代刑徒墓瓦文(注: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秦始皇陵西側趙背戶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第3期。),咸陽、臨潼等地出土的秦代陶器銘文(注: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5年。),河南偃師等地發現的漢代刑徒磚銘(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東漢洛陽城南郊的刑徒墓地》, 《考古 》1972年第4期。),江蘇南京等地出土的六朝磚墓志、 墓磚銘(注: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出土六朝墓志》,文物出版社,1980年。),新疆吐魯番出土的高昌國與唐代磚墓志(注:穆舜英、王炳華等:《隋唐五代墓志匯編(新疆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河南洛陽含嘉倉城出土的銘文倉磚(注:滄清:《含嘉倉銘磚初探》,《考古》1982年第3期。)等。圍繞這些材料,學術界就秦漢的刑徒狀況、 有關法律與服役情況、墓志的起源、六朝時期的士族情況與僑郡分布、唐代的糧庫制度與糧食儲備運輸情況等有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取得了大量成果。
      二、璽印貨幣
  在考古學研究中,往往將歷代的璽印和貨幣文字材料劃分為兩個部分。秦代以前的璽印,一般稱之為古璽。戰國時期的貨幣銘文也歸入古文字研究中。
  近50年來,出版了大批璽印圖錄及羅福頤《古璽印概論》、王人聰《新出歷代璽印集釋》等一些專門著作。討論璽印、貨幣文字的論文達數百篇,其中在考釋文字和考察古代官職、地理、度量衡制度等諸多專題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如將古璽根據形制、字體及官名等特征劃分國別、地域并加以綜合考察,匯總大量材料對一系列字型加以考定,將貨幣上的地名與貨幣特征等予以全面排比并進行國別、地理以及商業等方面的考證等。這些研究,極大地豐富了有關璽印、貨幣的知識,增大了可確識的古文字數量,對深入戰國文字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注:a.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文物》1959年第7~9期。b.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c.朱德熙:《戰國陶文和璽印文字的“者”字》,《古文字研究》,第 1輯,中華書局,1979年。d.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考古學報》1980年第3期;《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 《古文字研究》第10輯,中華書局,1983年。e.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四篇)》,《文物研究》第二輯,黃山書社,1986年。f.吳振武:《〈古璽匯編〉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見《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1983年。g.曹錦炎:《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考古與文物》 198年第4期;《釋@③》,《史學集刊》1983年第3期。h.何琳儀:《古璽雜識》,《遼海文物學刊》1986年第2期。i. 湯余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15輯,中華書局,1987年。)。
  漢代以下的璽印貨幣文字一般容易識讀,不必進行專門的文字考證。近50年來,漢代以下的璽印貨幣文字材料出土較多,它們主要用于證明有關墓葬的年代及墓主身份,判定有關遺址的年代與性質等,同時涉及到對有關時期的地理、官制、軍事、人物等專題的考證。較重要的發現與研究有河北石家莊西漢“長耳”墓中印璽的出土與對“長耳”身份的討論,湖南長沙附近出土的一批漢印與有關官職、地理的討論,廣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璽印的考證,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中出土大量官印、封泥的研究,西安出土大量封泥的考證,對于金、西夏、元等時代的官印的研究(注:a.孫貫文、趙超:《由出土印章看兩處墓葬的墓主等問題》,《考古》1981年第4期。b. 周世榮:《長沙出土西漢印章及其有關問題研究》,《考古》1978年第4期。c.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d.《徐州獅子山漢楚王陵發掘獲重大成果》,《中國文物報》1995年11月26日。e.王愷:《獅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對研究西漢楚國建制及封域的意義》,《文物》1998年第8期。f.周曉陸等:《秦代封泥的重大發現》, 《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1期。)等。
  對于一些零散出土的收集品,如東漢廣陵玉璽、漢皇后之璽、北周皇太后印以及大量漢代、魏晉與宋元時期的軍將印鑒,也就其史料價值進行了有關考證。
  至于漢代以降的歷代貨幣材料,在考古學研究中主要是作為有關墓葬、遺址的斷代工具,著重于分析其形制特征與字體特征。如以漢代五銖的不同時期特點總結出的分期規律,在判斷兩漢墓葬的年代上起了重要作用。宋代以下各年號鑄幣更是具有明顯的時代意義。在這些材料上如何深入開掘,獲取更多的研究信息,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近50年來,在中原及邊疆地區出土了部分外國古錢幣,如東羅馬金幣、薩珊銀幣等,對它們的銘文也及時進行了釋讀與考證,有助于中西交通的研究。
      三、簡牘帛書
  在本世紀初,西北居延等地漢代簡牘的發現曾被譽為是改變學術界的四大發現之一。但是在近50年間,經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古代簡牘已經有近70批,總數約近20萬片,遠遠超過了居延漢簡的內含,其中多次發現具有震驚國際學術界效應的重要內容。簡牘帛書的考古發現應該是近50年間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
  在這些發現中,影響最大的有湖南長沙仰天湖楚墓(注:史樹青:《長沙仰天湖出土楚簡研究》,群聯出版社,1955年。)、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注: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湖北江陵天星觀楚墓(注: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 江陵望山楚墓(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江陵王家臺秦墓(注: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湖南慈利楚墓(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縣文物保護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10期。)、湖北荊門郭店楚墓(注: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 1997年第7期。)、荊門包山楚墓(注: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云夢龍崗秦墓(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夢龍崗六號墓及出土簡牘》,《考古學輯刊》第8輯,1994年。)、 天水放馬灘秦墓(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漢墓群的發掘》,《文物》1989年第2期。)、 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注:四川省博物館等:《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四川青川縣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2年第1期。)等處出土的大量戰國、秦代簡牘,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 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注:紀南城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整理組:《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9期。)、 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注: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8期。)、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內蒙居延漢代遺址、甘肅敦煌漢代遺址、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武威旱灘坡漢墓、青海大通上孫家寨漢墓(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大通上孫家寨漢簡釋文》,《文物》1981年第2期。)、 河北定縣八角廓漢墓(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定縣40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1981年8期。)、 江蘇儀征胥浦漢墓(注:揚州博物館:《江蘇儀征胥浦101號西漢墓》,《文物》1987年第1期。)、江蘇東海尹灣漢墓等處出土的漢代簡牘帛書,以及湖南長沙走馬樓古井、安徽馬鞍山吳墓、新疆古樓蘭、尼雅遺址等處發現的三國晉代簡牘(注:a.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第10期。b.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吐魯番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1980~1991年。)等。這些簡牘材料,大部分已經過艱苦的整理工作予以考釋發表,部分尚在整理中。就已發表的材料已經開展了廣泛的研究討論,刊布了大量專著與論文。除有關圖錄、報告、釋文外,還有大量高水平的研究專著,形成了一個專門的學術分支。
  根據出土簡牘的內容及其用途,大致可以將它們劃分為遣策、官府檔案、法律文書、日書、地圖、各種經籍抄本以及各刺等日用品。有關研究涉及到古文字學、歷史、地理、宗教、法律、軍事、古籍校勘等眾多學科,引起了學術界極大的研究熱情,在古文字學、法學、古籍校勘與古代思想史、學術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成果,并在不斷深化。
  就與考古學結合較緊密的方面而言,主要收獲有兩點:一是對古代簡牘制度的綜合研究,全面總結了古代簡牘的制作、書寫、編連、使用等方法,揭示了古代法令中對簡牘使用制度的規定,如對詔書、法律文書、經籍等用簡尺寸的不同規定。這些研究,加深了對古代簡牘制度的認識,有助于區分與判定出土簡牘的時代與內容。其二是在結合發掘情況對簡牘內容進行綜合考釋時,研究當地的歷史地理情況。這一點在居延等地的邊塞遺址出土簡牘研究中尤為重要。如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御組織》等論文所做的工作。此外,在有關發掘報告中,還就墓葬中的出土隨葬品與遣策內容進行了對照、考釋和研究。但是這一方面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對照上,還有待于深入考查,與喪葬制度研究更好地結合起來。
      四、文書寫本
  新疆吐魯番地區文書寫本的發現始于本世紀初,多為外國“探險隊”盜掘所得。自從50年代以來,新疆文博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的哈拉和卓、阿斯塔那等地進行了數十次考古發掘,清理了大批從西晉至高昌國及唐代高昌郡時期的墓葬。在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被制作成紙棺、紙衣、紙鞋襪及陪葬俑的古代文書寫本。至1975年的統計表明, 在近300座墓葬中,共出土了晉泰始九年(公元273 年)至唐大歷十三年(公元778年)間的文書2700余件。1975年以后, 在配合地方基本建設的考古發掘中,又陸續在阿斯塔那、交河故城、吐峪溝千佛洞、柏孜克里千佛洞等地發現了一些古代文書(注: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這些文書出土后,經過故宮博物院等單位專業人員精心揭剝處理,整理人員長期釋讀、聯綴和編排,已將1975年以前出土的文書編成《吐魯番出土文書》專著出版。1975年以后出土的一批文書,也編輯成《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一書出版。同時,以往流散到國外的吐魯番文書也逐漸得到整理和介紹,一些漢文文書也在國內得到出版介紹,如《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日本寧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文書》等。
  有關的研究工作中,首先是對出土文書予以分期斷代,并釋讀文書內容,確定文書名稱。整理工作中以有明確墓志紀年的墓葬作為標尺,參照保存有紀年的出土文書,從書體、常用文體、常用俗字別字、文書內容等方面加以綜合比較,建立了一定的斷代分期標準,從而將大多數文書準確地判斷出書寫時期,并盡力對殘缺文書予以拼合,這為正確使用這批寶貴材料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在此基礎上,史學界對高昌國的歷史進行了深入探討,對高昌國紀年、政府行政體制、官職設置、高昌國的行政制度與中原的關系等問題都有新的認識,并寫出了新的高昌國史。
  對吐魯番文書中的經濟材料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如研究土地租佃關系、商務貿易情況、官府的經濟管理活動、唐代均田制度的變遷、奴婢買賣等,關于均田制等有關土地制度的研究尤為熱烈。
  此外,有關吐魯番文書中涉及歷法、佛典、民族狀況、經典文學著作等內容的專題研究也取得了顯著成果。隨著研究中亞各民族語言的學術力量成長壯大,還開展了對吐魯番文書以及新疆其他地區出土文書中的非漢文文書(包括吐蕃文書、粟特文書、@④盧文書、吐火羅文書、回鶻文書等)的研究工作。除翻譯介紹有關資料以外,就其中涉及的西州民族關系、中外交往、經濟貿易等專題也有所探討。
  本世紀初震驚世界的敦煌文書的發現,造就了被稱作敦煌學的國際性學科研究。1949年以來,尤其是近20年以來,敦煌文書的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進展。流散至海外的敦煌文書已經或者正在被編出完善的目錄,并出版圖錄與錄文,為研究者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利用敦煌文書的研究主要有:對河西歷史的整理歸納,對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分析,對唐代法律文獻的研究,對敦煌與莫高窟歷史的研究,對地理資料的整理考證,對天文歷法以及文字音韻、文學、佛道教等方面文獻的研究等。中國學者在這些方面均取得了豐碩成果。
  本世紀初,俄人科茲洛夫的探險隊與斯坦因等曾在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的黑城地區盜掘走大量文書和文物,以后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黃文弼又曾在此發掘到一批文書。近50年內,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又在此多次采集、發掘古代文書。其中僅1983、1984年發掘所得文書就有近3000件。其中除大量漢文文書外,還有部分西夏文、畏兀爾體蒙古文、八思巴文、藏文、亦思替非文字與古阿拉伯文等文字寫成的文書(注: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科學出版社,1991年。)。
  黑城,是西夏國黑水城與元代亦集乃路的遺址。這里出土的文書以元代時期的遺物為主。學者們對這批漢文文書內容中反映出來的元代亦集乃路建制與居民情況,農牧業、商業、財政經濟、站赤情況,社會狀況,儒學文化情況與宗教信仰等專題分別進行了考證,并就元代的詔敕律令、票引契券材料作了深入分析。這些文書中還包含一些北元時期的史料,對此也進行了介紹與考證。
  由于這次科學發掘對文書出土的情況記錄全面,有利于了解文書原來的放置情況及順序,如在架閣庫遺址中出土的文書檔案就可以集中反映出元代文書檔案制度的原始狀況。此外,通過出土公文類文書可以了解元代公文的固定格式與公文往來制度,通過民間文書可以考察元代的社會經濟、民俗、文化等,而一些早期印刷品(如《大方廣佛花嚴經》、《孝經》、《尚書》、《孟子》等)尤其值得珍視。科茲洛夫、斯坦因等人盜走的黑城文書現也陸續有所介紹與研究。
考古京76~82H1語言文字學趙超20002000作者:趙超,北京市,1007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作者:考古京76~82H1語言文字學趙超20002000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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