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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小說中“進士與妓女”的母題之濫觴及其流變
中國古典小說中“進士與妓女”的母題之濫觴及其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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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典小說發展至唐代,出現了以表現士人與妓女恩怨聚散為題材的作品。嗣后,代有述造,迄民初不衰,在中國小說史上,構成了一道獨特的景觀。而其中所流露的審美趣尚、心理脈絡與文化蘊涵,皆有頗堪玩味者,甚且可藉以覘見或一時代之風氣淳澆、士行美惡,洵可為治文化史、社會史、文學史者提供考鏡之資。是以不揣谫陋,擘析如下,以期就正于達識通人。
      一、該母題產生的文化背景
  隋朝科舉制的草創,結束了持續三百余年的九品中正制,將魏晉以來一直由門閥世胄壟斷的銓選任官的特權收歸政府,使一批才堪濟世、學兼天人的庶族士人有機會被擢拔到政府各級職能部門,參預國家的管理。這既不啻為政府機構注入了新鮮血液,客觀上也使新興政權的統治基礎得以拓展。至唐,科舉制進一步確立,且日趨周備完善,尤自高宗、武后始,特重進士詞科。“臺閣清選,莫不由茲”(注:見《唐會要》七十六“貢舉”中“進士”條。)。“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注:《唐摭言》卷一“散序進士”。)諸科之中,進士獨尊,固然與武周政權拔起寒微以抵制舊日山東大族勢力的政治目的有密切關系,而此項舉措對于唐代社會風氣的影響則為力甚鉅。蓋這一類新進士人“重詞賦而不重經學,尚才華而不尚禮法。”(注: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艷詩及悼亡詩”。)孫@①《北里志·序》謂唐之應試舉人“率多膏梁子弟……仆馬豪華,宴游崇侈……鼓扇輕浮,仍歲滋甚。”其書雖成于晚唐,但士子們奢縱放恣,流連聲色的風習早在高宗、武后時已開其端。《開元天寶遺事》載:“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游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
  據筆者考定,中國青樓業形成全國范圍規模化的經營也正在此時。(注:見拙著《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章第一節。)它是因應唐代全社會對新興士子的尊崇而產生的新的文化消費場所。《北里志·序》云:
  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后可致于他處。惟新進士設筵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則倍于常數。
  妓女的一切技藝應酬皆以新進士人的好尚為準的,時髦動人的妝束,輕盈曼妙的舞姿,穿云裂帛的歌喉,博洽機趣的談吐,隨俗雅化,風情萬種,都對新興士人展現出不可抗拒的魅力。
  隋之取士,已有“文才秀美”科,當是在考核才學的同時,兼重形貌氣質。唐之吏部試,亦將“品貌”列入選官的考核范圍,更兼魏晉以來人物品評、風神識鑒的風氣至唐仍遺韻不絕,由此可以推知唐之進士不獨文才內美,儀表風度亦必多有可觀,這便使進士與妓女的交往先就呈現出一種直觀雙向作用的愉悅基調。
  唐以前的小說表現男女戀情不外兩途,一是植根于現實社會,往往取材于稗官野史,此可以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故事為代表,估稱之為“聞琴解佩”式,唐人之《鶯鶯傳》、《非煙傳》,可視為其流亞。但因格于禮法,礙于環境、地位、身份,這種戀愛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常見,于是乃取資于非現實的虛幻情境,藉仙妖狐鬼以寄托人間的綺思麗情,遂有大量的志怪傳奇敷衍其事,其例不勝枚舉,是為第二種表現方式。
  青樓業的勃興使文人士子的浪漫情懷終于有了現實的用武之地。妓女的風情談吐、酬酢應和盡管都是迎合社會趨尚的牟利手段,卻與士人情愛理想中的異性伴侶標準暗合。而詳察唐代士人與妓女之關系,不難發現其中雖有功利成分,然亦不能排除審美因素。蓋因妓女固屬特殊商品,賴色藝以謀生,起始即被摒斥于禮教倫常之外。其聲名、地位、收入之黜陟升沉,全視士人之品題月旦,“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注:見范攄《云溪友議》卷中。)因此不得不提高修養、技藝水平以承接士人。《北里志·序》載平康里南曲、中曲云:“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語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衡尺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楊秉之惑。比常聞蜀妓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則薛濤遠有慚德矣。”然則旦夕與當日社會菁英相盤桓,飲博調侃,奉和酬答。士人的人生態度、價值觀念、主體意識乃至文采風度、浪漫情趣或多或少要在妓女身上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使妓女有可能傾向于以一種審美的態度甄量人物,發抒情感,品味生活,并進而去尋覓愛情。
  以士人的立場而言,其寄跡于青樓,留連于北里,一方面自然是為了獲得感官的愉悅。另一方面,青樓對于士人而言,又是使之擺脫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的最佳場所。士人游處其中,可以達致精神、心理的徹底松弛。面對舉措嫻雅,儀態萬方的妓女,油然而生眷戀之情,也自順理成章。如果我們承認戀愛是生命價值得以實現的標志之一,則青樓便是士人實踐戀愛憧憬的最便捷的場所。蓋因雙方都不必承担道德、倫理、家族的責任,無門第、宗法、貞節觀念之拘牽。妓女在士人心目中具有閨閣女子永遠無法企及的魅力。這也即是該母題自唐人始創之后便一發而不可收的內在原因。
      二、該母題之濫觴與成熟
  唐人小說中反映士人冶游經歷的始作俑者當推張@②的《游仙窟》。張字文成,為武后時八舉甲科的“青錢學士”,有文而無行。他的小說正代表了唐代新崛起的寒門士人的立場。小說以第一人稱敘作者奉使河源途中的一宵艷遇,雖名為“游仙窟”,實則卻與六朝以來盛傳之杜蘭香、萼綠華、嫦娥、織女一類故事迥不相侔。蓋因“仙”之一字,在唐代常指妖艷婦人,甚或可喻妓女,此點前賢時俊多有論述,無庸詞費。不僅如此,其顯證更在小說內部。作者雖賦予兩位女主人公——十娘、五嫂以顯赫身世,一為清河崔氏,一為太原公王氏第三女,而觀其二人與男主人公的酬答雅謔之詞,目挑心許之狀,則活脫是唐代青樓名妓的風范。就其思想內容而言,殊無可稱。開篇一段夫子自道,已可略窺小說旨趣:
  余以少娛聲色,早慕佳期,歷訪風流,遍游天下。彈鶴琴于蜀郡,飽見文君;吹鳳管于秦樓,熟看弄玉。雖復贈蘭解佩,未甚關懷;合巹橫陳,何曾愜意。昔日雙眠,恒嫌夜短;今宵獨臥,實怨更長。
  而后以大量筆墨鋪衍男女三人調情的過程,展示各自的機鋒辯慧。所談頗涉性事,而因多用雙關、暗喻比附穿鑿,遂有羚羊掛角,不著一字之俏黠。若衡之以唐人筆記有關士人與妓女的記載,可知此種對話場面正是當日青樓的真實寫照。但張@②畢竟只是生活在士人與妓女遇合的初期階段,他的小說因此也只是停留在感性的淺表層次,未克向情感、心靈的更深領域開掘。
  逮至中晚唐,由于時勢遷變,仕途險xī@③,士人干謁事功的抱負受挫,而失意萎靡之感大增,于是借流連風月,逐舞征歌以排遣幽懷,與妓女接觸日多,這從中唐以后的詩作、詩題中亦可見端倪。盛唐多觀妓詩,中唐以降則送妓、別妓、傷妓、悼妓、懷妓之題層見迭出。青樓文化至中唐亦已沉積達百余年,其間不乏可歌可泣之事,于是乃有《李娃傳》、《霍小玉傳》等佳構出焉。
  霍小玉與李娃二傳一悲一喜,俱以情致委婉,摹寫細膩而為人艷稱。我則以為兩傳的價值還在于廣泛地觸摸到了唐代的諸多社會矛盾,兼涉科舉、仕路、家族、婚姻、男女等重大問題。據作品所示,霍小玉與李娃均未隸籍教坊,故其行動居處,營業方式亦有較大自由。可以隨意稅居住所,亦可同某位客人盤桓數載而志不旁鶩。然而這種生活方式本身即存在著一個悖論:一方面是維持這種生活需要大量金錢,一旦客人囊中金盡,就應與之了斷,琵琶別抱。青樓的原則是面向全社會的男性,而不專注于某一個。故妓女不應有專一的愛情。另一方面是妓女也是人,也需要愛情,而且因文藝的薰習可能更需要浪漫愛情的潤澤,尤其是對霍小玉、李娃這樣天真未泯、青春韶年的妓女而言,更易墜入愛河。受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她們看中的又都是倜儻風流的青年士人、大族子弟(一為隴西李;一為滎陽鄭)。這樣,她們的命運就不期然而然地同科舉、同士人乃至其家族的窮達休咎聯系起來。兩人結局的幸與不幸,實則也都是這種關系作用的結果。
  《霍小玉傳》中的李益雖然族望清華,科場得意,實則財力甚薄。盡管他本人“自矜風調”,按照個人的標準選中了煙花中的霍小玉,并欲與之偕老,但李氏家族卻必須要通過他與范陽甲族盧氏的聯姻來挽回自家的頹勢。所以,李益這個形象從一開始便處在個人意愿與家族利益的深刻矛盾之中。一味地譴責李益的薄xìng@④負心并無助于解讀這篇小說的奧旨,因為形象自身在在說明了他與小玉起初的“婉孌相得”,嗣后的盟山誓海,乃至小玉死后他的“哭泣甚哀”,“傷情感物,郁郁不樂。”均非虛情假意。他自“逡巡不敢辭讓”太夫人的婚姻之命后,便一直處于懺悔之中。他在愛情與婚姻的權衡中不由自主地選擇了后者,如果選擇前者則意味著成為整個家族與社會的叛逆。作者準確地刻畫出他在拋棄愛情,屈服于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之后的心靈痛苦乃至精神分裂,而這也正是該形象的典型意義之所在。
  至于《李娃傳》之喜劇結局,則似出于偶然。但從中亦可覘見科舉制度、士族興衰對它的影響。小說中滎陽生溺于美色,樂不思蜀,以至囊橐罄盡,流落街頭,以乞食、唱挽歌為生的描寫,客觀上揭示了北朝以來的閥閱世家至中唐已漸沒落陵替的歷史趨勢。而即在此時,曾與他歡好一載,既而又欺騙了他,將他棄之如遺的李娃忽然又發惻隱,把他延入家中,曲意扶持,終于恢復了滎陽生的本來面目,并使他一舉登第,步入仕途。
  李娃這種前后并不統一的行為根據或為憐憫,或為舊情復燃,又或如她自己所云:“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舍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佑,無自貽其殃也。”李娃后來的行為同霍小玉一樣,都違背了青樓的游戲規則。然而下場卻一衰一榮,一晦一顯。原因就在于霍小玉的愛情妨礙了李氏家族的利益和李益本人的仕途,而李娃則做了鄭氏家族殷殷矚望卻又無能為力的重振家聲之舉。滎陽公畢竟較其子深謀遠慮,他深知其子的丑聞已遍播長安,倘若縱李娃重操舊業,現身說法,必將不利于家門和其子的前程,所以他遣媒納聘,迎娶李娃入門。既化丑聞為美談,又避免了日后可能會糾纏其子的感情牽系,這才是李娃得以從娼門一步登天的內在邏輯。
  但這樁婚姻畢竟難以掩飾男女雙方門第出身不稱之尷尬,故作者不得不極力標榜女方的“節行瑰奇”,并使之受封“qiān@⑤國夫人”,“有四子,皆為大官,其卑者猶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用節行彌補身世低微的缺憾,借此為娼妓指示一條無上榮耀的出路,這種想法顯然缺乏現實的依據。盡管唐代在男女關系上相對開放,妓女與士人亦往往因才色的相互吸引產生感情的投契,然而一旦論及嫁娶,就不能不受社會輿論與市俗成見的拘制,而萬難克諧。有唐一代文獻,不乏載錄妓女從良,充當士人姬妾者,但罕有為士人嫡妻的記載。就此一點而言,《霍小玉傳》與《北里志》中有關“福娘”的記載更符合生活的真實。
  在小說情境的營造,細節描寫的手法和人物性格的刻劃方面,《霍小玉傳》和《李娃傳》都表現出相當的精巧與圓熟。兩傳的出現,標志“進士與妓女”的母題創作已趨成熟。此外,如《太平廣記》卷二七四引《閩川名士傳》所載之《歐陽詹》故事,同卷引《本事詩》所載之《戎昱》故事及《廣記》卷二七三引《唐闕史》所載之《杜牧》故事等,都不同程度地豐富了這一母題的創作。
      三、該母題之流變
  整體而言,宋人傳奇成就平平,未能踵事增華,發揚唐人敘事委婉、刻畫入微之美。揆其原由,當與宋人自閉內斂的心態走向和注重理性說教的創作傾向有關。反映在“進士與妓女”這一母題的傳奇作品中,尤其顯著。
  自北宋神宗始,“二程”性理之說大行,“洛學”初具影響。父子君臣之道,男女尊卑之義得到強化。程頤說:“陰陽尊卑之義,男女少長之序,天地之大經也。……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注:見《伊川易傳·序》。)“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注:見《伊川易傳》二。)這種思想經宋儒的倡揚,潛滋曼衍,逐漸成為左右女性日常生活的精神法則。“三從四德”、“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等一整套思想行為規范有效地限制了女性人格的自由發展,使她們習慣于按照貞婦淑女的標準來壓抑各種正當的欲望,以獲取男性社會的認可。
  妓女雖然被摒除于正常的家庭秩序之外,但她們既處于倫理觀念空前強化的社會氛圍之中,就不可能不受這種思潮的裹挾,而亟于擺脫朝秦暮楚、送往迎來的賣笑生涯,求得社會的重新承認。宋代傳奇《譚意歌傳》、《王幼玉記》、《甘棠遺事》等都不同程度地觸及到這一問題。《譚意歌傳》寫良家女譚意歌幼失椿萱,淪落煙花,風塵中結識潭州茶官張正宇,情好甚篤,因娶為外室。后張調官,逼于嚴親,別有所娶。意歌雖被棄,然堅意守節,治家清肅,親課其子。后三年,張妻謝世,張乃復來見意歌,乞修舊好。意歌使其通媒妁、行吉禮,否則不納。張無奈,卒以禮聘之歸。
  魯迅《唐宋傳奇集·稗邊小綴》曾指此傳情節大半剽襲蔣防《霍小玉傳》及元稹《會真記》。但以思想內容而論,兩傳意趣實相去甚遠。霍傳旨在表現女主人公的純情執著與妓女和士人間方枘圓鑿的愛情本質。譚傳則著力標榜“婦節”與“聘則為妻”的婦道。此點突出表現在張正宇再至意歌之門,求續舊情時,譚的一段告白中:“我向慕君,忽遽入君之門,則棄之也容易。君若不棄焉,君當通媒妁,為行吉禮,然后妾敢聞命。不然,無相見之期。”(注:見秦醇《譚意歌傳》,出劉斧《青瑣高議》別集卷二。)作者精心構造的正是女主人公的這種“覺悟”。為此而設置了前后對比的故事格局:始則私合,終于禮聘。因私合所以被棄;但尚能守節,恪守婦道,是過而能改,故卒成大禮,“終身為命婦”。
  與此相侔,《王幼玉記》中的衡陽名妓王幼玉夢寐以求的也是一個“良人妻”的名分。她說:“今之或工、或商、或農、或賈、或道、或僧,皆足以自養。惟我儔涂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財,我思之愧赧無限。逼于父母子弟莫得脫此。倘從良人,留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曰:‘彼人婦也’。死有埋骨之地。”
  同是描寫妓女從良的題目,唐宋傳奇的側重點卻頗有不同。唐妓從良,出于情者居多,一旦情有所鐘,便以終身相許,追求的是男女之間的情意和諧。宋代妓女看重的則是倫際、名分。至于“正名”以后的個人幸福、實際處境并不在考慮之列,這種盲目躋身于“君臣、父子、夫婦”倫理秩序中的沖動顯然與理學的教化有密切關系。
  《甘棠遺事》中的女主人公溫婉則已不僅是希圖一個良人妻的身分,而是親自担負起捍衛道統的義務,成為克制私欲,敦篤修養的典范。事載劉斧《青瑣高議》后集卷七,題下屬“陳留清虛子作傳”。略云:甘棠溫婉幼年喪父,寄養鳳翔姨氏家中,@⑥勉好學,姨氏甚喜,待如己出。十四歲時,欲擇人字之,而其母先已流為娼,至是來召婉歸,欲使同操賣笑生涯。婉至孝,知不可免,由是亦流為娼。然不樂笙竽,不茍言笑,舉措皆合于禮度,“遇士夫縉紳,則書《孟子》以寄其志,人人愛之。”聲名日著,至于宰相司馬光亦慕名來見。婉之母平日所接多商賈傖俗之輩,婉不能堪,私行至鳳翔,后轉徙京師,深居簡出,終得脫籍。
  溫婉這樣的妓女形象,是以前從未出現過的。其淪落為娼,是由于母命;及入煙花,更能端謹自持,“遇士夫縉紳,則書《孟子》以寄其志。”且“于孟子,不獨能造其義理,至于暗誦不失一字。”儼然女道學家。但隨之便自然引發了以下的問題:作者何以要在風月場中樹立這樣一位典范?士大夫們到青樓中去,就為了賞鑒這些一心皈依婦道的妓女的端莊容止嗎?慕溫婉之名而來的風流士人就真是要聽她大談其《孟子》嗎?
  根據宋人筆記、詞作所透露之消息,大略而言,宋代士人在生活方式和男女關系方面的蕩檢窬閑并不輸唐人,甚且有過之。狎妓冶游,更是士大夫階層樂為之事。發達的文官政治,臃腫的官僚網絡,繁榮的城市經濟與日益增長的市民意識似乎都為妓女與士人的結合提供了更適宜的土壤。而外侮頻仍,國勢積弱的形勢以及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的失敗,也使一代士人改革圖強的愿望徹底歸于幻滅。于是轉而寄情聲色,在青樓的粉白黛綠、霧鬢風鬟之間尋求心靈的麻醉。羅大經《鶴林玉露》云:“荷艷桂香,妝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于歌舞嬉游之樂,遂忘中原。”雖然所指為南宋臨安,但士大夫們征逐歌舞的風氣早在北宋的咸平、景德之后已肇其端。事實上《甘棠遺事》的作者與傳中提及的作者之友西河陳希言,便都是風月場上久經歷練的老手。陳希言于傳中自供曰:“家世居京師,京師之娼最繁盛于天下,仆無不登其門而觀之者。又嘗侍親游四方,四方之妓一一審較其優劣,視其所得,察其所操,如仲圭者(指溫婉),實未之有焉。”
  《甘棠遺事后序》有一段借他人之口所發的議論,有助于解釋作者為溫婉立傳的動機:
  娼者固冗藝之妓也,有不得已而流為此輩,所以藉賴金錢,活其生養其親而已矣。既有所藉,則不可以無取;取之有道,得之有義,是故君子之所貴焉。今天下之娼則不然,舉性乎淫而志乎利者也。但求少識夫義理者實鮮。且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追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樂,握手出肺腸相示,指天日泣涕,誓死生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計錐刀之利,稍不如意,則棄舊從新,曾不之顧。間有蒞官君子,承學之士,深惜名節者,亦甘心焉,折身下首,割財損家,極其所欲而后己。此雖夷狄禽獸之所不忍為,其人乃自視以為得意。……聞溫婉之風者可無愧死焉!
  這段話的表層意義,無非是要娼妓既安于賣笑的處境,又深通禮義人倫之道,也即一而作婊子,一而樹起貞節牌坊,它所反映的正是宋代讀書人一種扭曲的心理。然而,溫婉這一形象的塑造或許還有更深隱層次的心理背景。試想溫婉倘若處身良家,抑或作者只是初涉青樓的少年,那么這樣一個女性形象無論如何也難以激起人們的審美興趣。而對一個“跌宕不檢,不治生事,落魄寄傲于酒色間”的風月慣家來說(注:見《溫婉》傳,陳留清虛子序。),一般的冶葉倡條、酣紅膩綠已司空見慣,難以引發審美的快感了。一名妖艷媚俗的妓女給他心理上帶來的乏味也許同他面對自己規行矩步的妻子時的感受相差無幾,只有溫婉這樣舉措嫻雅、風范閨秀的妓女才庶兒可以滿足他搜奇獵異的偏嗜。也許這就是作者極力強調妓女要熟諳義理的隱衷。
  宋人小說中屬于“進士與妓女”母題的還有一類“變泰負心”型的作品。羅燁《醉翁談錄》辛集卷二所載之《王魁傳》與《青瑣高議·后集》中的《李云娘》、《陳叔文》皆此類。《王魁傳》本事分別見于張師正《括異志》、張邦基《侍兒小名錄拾遺》引《摭遺》及周密《齊東野語》等書,其事流傳甚廣,為宋元通俗文學大肆敷衍。事敘王魁秋闈偃蹇落第,于萊州結識風塵女子桂英,桂英深愛其才,傾心相待,供其衣食筆墨,勉其赴京再搏。臨歧之際,厚贈川資,又于海神廟歃血為盟,以終身相托。魁應試,唱第為天下第一,因承父命,別有所娶,棄桂英于不顧。桂英憤恚無告,揮刀自刎,鬼魂終索魁命以報。
  此傳情節亦略同《霍小玉傳》,而述事摹情遠遜于霍傳。宋季因倫理尊卑意識逐漸強化,妓女地位明顯下降,士人與妓女雖依舊盤桓往來,其間的浪漫氣息卻大為減弱。一名落拓之士同一名青樓艷妓才色相當,高下貴賤之分尚不顯著,或許較易相處。正如晚明思想家傅山所云:“名妓失路,與名士落魄,赍志沒齒無異也。”(注:轉引自李中馥《原李耳載》卷上。)但一句新科狀元與一個煙花女子卻決不可同日而語,尤其在特重禮法的宋代。故王魁的負心與桂英的遭棄,實乃必然結局。至于最后的鬼報,已是羼雜了市民意識的道德懲誡色彩。通過鬼報,使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都能滿足于一種道德情感的平衡,這其實是一種文化中庸意識的體現。
  然而,即使是“鬼報”,《霍小玉傳》與《王魁傳》的處理也迥然不同,霍小玉死后的形象依然哀婉動人,與生前的性格一以貫之。《王魁傳》中桂英死后則是“滿身鮮血”、“披發仗劍”,儼然厲鬼,聯系上述《李云娘》、《陳叔文》等同類故事中慘烈的報仇之舉,亦可見宋人小說重道德教化而忽視性格塑造的創作傾向。
  逮至元代,國祚綦短而雜劇方興,此母題之佳作大抵以雜劇出之。而宋元間勃興之話本,亦漸關注此一題材,如《清平山堂話本》所載《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熊龍峰刊《蘇長公章臺柳傳》,《醉翁談錄》壬集卷二之《崔木因妓得家室》及《警世通言》中《錢舍人題詩燕子樓》等宋元舊篇,多摭拾瑣屑或前朝軼聞,敘事中間雜市井之價值取向,已漸離士人創作之思維框架。
  明初都南京,朝廷設十六樓以處官妓,用備士夫縉紳不時之需。“諸司每朝退,相率飲于妓樓……解帶盤薄,牙牌累累懸于窗@⑦。竟日喧呶,政多廢馳。”(注:見侯甸《西樵野記》,《明人百家》本。)乃于宣德三年下令禁絕官吏狎娼。加以其時政治中心已移至北京,遂使南都官妓漸次凋零。直至嘉靖中葉,在資本主義萌芽和城市商品經濟的刺激之下,江南聲妓始得復蘇。萬歷以后,復臻極盛。而因黨社之崛起,個人解放思潮之@⑧洞與朝野內外諸多矛盾之激化,士人與妓女的交往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氣象。要而言之,約有三點:一、主體意識高揚與對禮法的蔑棄。二、男女平等思想嶄露頭角。三、文人與妓女的關系中融入政治斗爭、民族興亡的歷史主旋律。但這些內容多散見于筆記野史中,較少為小說家所取資。
  其時方興未艾的乃是世情小說與所謂“擬話本”。它們更關注市民的發跡變泰與悲歡離合,但其中亦透露出不同尋常的時代訊息。《金瓶梅詞話》第四十九回寫新科進士、兩淮巡鹽御史蔡蘊嫖妓董嬌兒,中介則為巨商西門慶,且事后又由西門慶為其補足嫖資。作者的春秋筆法已暗示出明代中葉以后商人地位的飚升,即使在狹斜領域,商人也開始了與士階層分一杯羹的嘗試。但數百年青樓文化孕育出的妓女卻往往并不因商人的萬貫腰纏而改易自己眷戀士人的情結,尤其是那些文化品味較高的妓女。宋元話本中廣為敷演的“雙漸蘇卿”故事與元雜劇中大量表現寒士與妓女離合的故事都反映了這種情結,至明代的“杜十娘”,則使這一類故事的主題得到升華。
  杜十娘故事始見于萬歷間宋懋澄《九yuè@⑨集》中的《負情儂傳》,馮夢龍輯入《情史》,朝鮮刊本《文苑楂橘》亦收入。《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初以白話小說敷衍其事。事本無奇,仍以士人對妓女的負心棄擲為基本情節,但可貴的是,它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命題——妓女的人格。當杜十娘得知李生以千兩銀子的身價將她轉賣與新安鹽商的時候,倏然醒悟,認清了維系兩人情感的紐帶是何等脆弱,而且看出了脆弱的根源就在于兩人身份的不平等。與新安人的邂逅雖具偶然性,但李生的動搖注定悲劇遲早會發生。李生的薄xìng@④不單單是個人的品質瑕疵,而是階級的屬性。杜十娘以死對李生人格作出的否定,實際也是對其所屬階級的絕望。她讓自己的生命連同那些價值不貲的翠羽明@⑩、夜明之珠一起葬于江底,以死來宣示自己人格的不可辱,來宣誓與這個世界的決裂。較之霍小玉的死,杜十娘的投江顯然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更接近于壯美。它可以說是一種主體精神的折射,一種“個人感的提高”。
  晚明戲曲家卓人月在他的《百寶箱傳奇引》中曾將杜十娘與伯夷、屈原相提并論。他說:“必可以生青樓之色,唾白面之郎者,其杜十娘乎!……忠而見疑,信而蒙棄,當此之時,即使哀陷于傷,怨流于亂,比伯夷之吁嗟,效屈原之chà@(11)傺,奚遽為《國風》、《小雅》罪人乎!”揭橥了晚明文學家特有的人文意識和嶄新的美學追求。
      四、馀論
  清初,懲于前明荒淫誤國,乃裁汰女樂官妓。至雍正三年,京師教坊遂無女子,各省亦無在官樂戶。(注:參《雍正會典·刑部·名例上》。)官妓既革,青樓遂不再承担為士大夫娛賓遣興的義務,妓女也無需含英咀華、濡染翰墨去迎合士大夫的雅趣。妓家的一切均以迅速贏利為依歸,青樓的本質已在悄然間產生了變化。而自唐人《北里志》始,記錄青樓韻事、追懷妓女風華的紀實體筆記歷朝不絕,元有夏庭之《青樓集》、明有梅鼎祚《青泥蓮花記》,清初有徐士鑾輯錄之《宋艷》及余懷《板橋雜記》。雖云紀實,亦不乏小說家言。個中尤以記錄明末秦淮舊院曲中佳麗之《板橋雜記》最富文采。至清代中葉以降,篇章騰涌,不一而足。僅乾隆末迄道光中即有:珠泉居士之《續板橋雜記》、《雪鴻小記》,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九,西溪山人《吳門畫舫錄》,個中生《吳門畫舫續錄》,俞蛟《夢廠雜著》卷十之《潮嘉風月》,捧花生《秦淮畫舫錄》、《畫舫馀談》,雪樵居士《青溪風雨錄》、《秦淮聞見錄》,張際亮《南浦秋波錄》,姚燮《十洲春雨》等。道、咸以降,又有芬利它行者之《竹西花事小錄》,許豫《白門新柳記》及《白門衰柳記》,周生《揚州夢》、楊恩壽《蘭zhǐ@(12)零香錄》,繆艮《珠江名花小傳》,王韜《花國劇談》、《海陬冶游錄》及《淞濱瑣話》等。
  清人的這些筆記,十九仿《板橋雜記》體例,多在篇前卷后寓箴規鑒戒之旨,實則“勸百諷一”,已不復有《板橋雜記》那樣的興亡之感、反省之味了。而因時勢遷變,國運將殂,這些筆記又共同表現出一種今不如昔、怨悔無奈的情緒,哀感頑艷的敘述語言與頹唐放廢的思想意識在這些作品中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光緒年間,始有人以長篇小說鋪衍“進士與妓女”的母題,其一為俞達之《青樓夢》,其二為魏子安之《花月痕》。《花月痕》命筆于咸豐八年,光緒十四年問世。此書設士人為窮達兩途,妓女劉秋痕、杜采秋亦因所遇不同而下場迥殊,一憔悴殉情,一錫封夫人。書中于韋癡珠、劉秋痕一條線索,多用實筆;而韓荷生、杜采秋一線,則純出虛擬。其虛實相生,雙線并行的寫法尚不失創意。不過,作者借韓、杜經歷所表達的人生理想仍是陳腐的士人模式——文能輔國、武能安邦、拜將錫爵、如花美眷,而并無絲毫反映時代精神的新思想。
  《青樓夢》乃模仿《紅樓夢》之作,蓋“知大觀園者已多,乃別辟情場于北里”。造作三十六美人,雖皆平康妓女,卻個個冰清玉潔,憐才若渴。男主人公金挹香則日日珠圍翠繞,享盡艷福。而后眾美凋零,金亦看破紅塵,皈依釋氏。此書不過是無聊文人的白日夢境。
  咸豐以后,海禁大開,青樓文化因時局巨變而漸與傳統背離。青樓成為社會交際場與信息場,達官政客的沆瀣一氣,巨賈富商的貿易往來,都要借助于花酒碰和的場面與左擁右抱的氛圍,青樓之商業化的本質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禮教與廉恥在金錢與資本的沖擊下,已微不足道,晚清的狹邪筆記與《花月痕》、《青樓夢》的出現,不過是“進士與妓女”的母題在近代的遺響而已。
  然而,人類的文化心理具有傳承性,有時并不因時代的遷變而斷裂。士人與妓女的母題創作,其流風馀韻直可追跡于當代的作家。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賈平凹的《廢都》,其中的男女主人公(如莊之蝶與唐宛兒)之邂逅盤桓,就都不能擺脫士與妓的影子。當然,兩者都已經過了變形。
  最后要說明的一點是:所有該母題的作品都出自男性之手,自然不可避免地充斥著男權意識。
華僑大學學報:哲社版泉州90~98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陶慕寧19991999中國文學至唐代出現了專事描寫妓女與士人盤桓酬酢的詩文小說,它是科舉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之后的產物,也是中古士人愛情生活的真實寫照。本文旨在剖析其文化背景及審美取向,并兼及其在后世的流變。中國古典小說/進士/科舉/妓女/母題本文所論妓女,特指隸籍教坊或寄身于商品市場之青樓內者,不包括屬于私人所有之家妓。進士為士階層之菁英,士之中與不中,其文化性格、價值取向、審美品味皆相去不遠,故本文所涉容有少量未第之士人。陶慕寧 南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作者:華僑大學學報:哲社版泉州90~98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陶慕寧19991999中國文學至唐代出現了專事描寫妓女與士人盤桓酬酢的詩文小說,它是科舉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之后的產物,也是中古士人愛情生活的真實寫照。本文旨在剖析其文化背景及審美取向,并兼及其在后世的流變。中國古典小說/進士/科舉/妓女/母題本文所論妓女,特指隸籍教坊或寄身于商品市場之青樓內者,不包括屬于私人所有之家妓。進士為士階層之菁英,士之中與不中,其文化性格、價值取向、審美品味皆相去不遠,故本文所涉容有少量未第之士人。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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